【今日小满：北方一年中最舒服的季节 】
你的生活，是否依然美满呢？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
此时，夏熟作物的颗粒逐渐饱满还未成熟。
小满之后，没有大满。「满招损，谦受益」。「天道忌盈，卦终未济」。大满即缺，过满反遭祸殃。
正如莫言所说:「世界上的事情，最忌讳的就是个十全十美，你看那天上的月亮，一旦圆满了，马上就要亏厌，树上的果子，一旦熟透了，马上就要坠落。凡事总要稍留欠缺，才能持恒。」
小满之时，大热未至，偶有凉风，夏云多变，美丽的五月，做什么都美好，北方更是一年中最舒服的季节。
于人，小得盈满，也是人生最好的状态。向着更圆满前进。步履不停，人生一直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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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生活，是否依然美满呢？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
此时，夏熟作物的颗粒逐渐饱满还未成熟。
小满之后，没有大满。「满招损，谦受益」。「天道忌盈，卦终未济」。大满即缺，过满反遭祸殃。
正如莫言所说:「世界上的事情，最忌讳的就是个十全十美，你看那天上的月亮，一旦圆满了，马上就要亏厌，树上的果子，一旦熟透了，马上就要坠落。凡事总要稍留欠缺，才能持恒。」
小满之时，大热未至，偶有凉风，夏云多变，美丽的五月，做什么都美好，北方更是一年中最舒服的季节。
于人，小得盈满，也是人生最好的状态。向着更圆满前进。步履不停，人生一直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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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凤英唱腔初探（节选四）
□ 申非伊
（节选自《戏如人生严凤英》公众号同名文章 ）
济霖整理
四
要唱好一个段子，准确地把握住节奏、速度，是必不可少的。节奏、速度是由环境、气氛作用于人的心情而定的。换言之，一定的节奏、速度，反映出人物的心情，创造一定的环境气氛。
从鉴赏严凤英的唱腔中，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认识：她善于捕捉准确的节奏，并巧妙地运用节奏变化来渲染环境气氛，刻画人物感情，与曲作者的意图是吻合的，与乐队的配合是默契的。
下面举一些例子来说明：
抓节奏基调和总的气氛
一些生活小戏，描写一个事件，一个情节，必须抓住一个基调。《打猪草》写两个农村少男少女，在劳动中产生了一点误会，经过友好的争辩而冰释，唱着对花的山歌，高高兴兴地回家。她抓住了天真活泼、纯朴可爱的基调。《补背搭》写一对青梅竹马的干兄妹，通过补背搭沟通了相互隐藏的爱慕之情，她抓住了热情欢悦和向往的基调。《夫妻观灯》写一对年轻的农村夫妇，在灯会上的所见所闻，其中有新奇、惊讶，也有小小的不快，但总的基调的气氛仍是欢快和谐的。
通过节奏变化反映心情变化
《蓝桥会》中蓝玉莲上场自报家门的一段唱，速度稍快，节奏平稳，音色平直清淡，表现出终日劳碌虚度青春年华的压抑心情。在担水的路上，由于环境的变化，压抑的心情有所缓解，于是唱起了“报花名”的小调，随着“一子呀一哟”“咙的咙冬舍”的跳跃、跌宕，脚步显得轻快，速度虽无明显改变，却增强了节奏的弹性。音色转而明朗，透出了蓝玉莲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与追求。
《天仙配》“钟声催归”这段唱腔，有些演员无论在演出或清唱中，总爱把速度处理得很慢，似乎是“天宫岁月太凄清”的情绪延伸。而严凤英的速度处理却并不慢，尤其是开头两句还多少有些快，与众姐姐离去的速度是相同的。我以为她这样的处理很有道理。因为当时的环境是天宫钟声已敲响，大姐二姐连连催促并已带领众姐姐回去了，容不得她犹豫、仿徨，然而她对董永依然放心不下，决定再去看他一下。时间紧迫，心情急切，缓慢的速度便不能准确地反映这一特定情境。严凤英把握了此时剧中人的矛盾心理，从稍快的速度开始，直至看到董永后产生了无限同情，速度才渐渐舒缓下来。
准确的速度，反映出真实的生活(劳动)
在《蓝桥会》的结尾处，魏魁元唱:“助妹一担清泉水”，蓝玉莲接唱：“凉水上肩”，按曲作的规定是个结束句，应将速度放慢。严凤英在此处转腔极妙，似乎使人从唱腔中感觉到一担水桶压在她的肩上，那颤悠悠的扁担，既显出了重量，又显出了满怀喜悦之情。
速度的变化层次分明，合乎情理
《女附马·洞房》那段[三行]的唱腔，这段词曲俱佳的唱腔，素为人所称道，而严凤英的演唱尤令人击节赞赏。当我听过了另一些演员的演唱之后，才深深体会到她对这个唱段在速度上的处理，是十分准确而又层次分明。
这段唱在速度变化上，有三个紧要之处，一是“误你终身不是我”，这是对公主“大不该进宫来误我终身”的反应，严凤英唱时速度仍保持了公主演唱的原速，这样既符合当时的紧张气氛，又表达了冯素珍急于辨明是非的心情。二是紧接下来的十几句唱腔，从板式上要求由慢到快，因为是说理、申辩直至以死相求，这就需要演员的口齿伶俐—嘴皮子功夫，虽然这是个容易叫好的地方，但严凤英并不单纯追求剧场效果和热衷耍嘴上的技巧，而是压住速度，一字一句，清晰有力，说明自己迫于圣命无可奈何的苦衷，速度自然加快，回到了原来的速度，至“倘若公主不肯饶，我到金阶领罪刑，处死素珍……”达到了快速。……演员此时不仅要表达人物的急切心情，还要考虑到每句话的分量，如何去打动公主获得赦免。如果只顾加快，快到“糊涂一片”，观众就会出戏了。三是最后一句的“也甘心”三字，为全段的结束语，速度放慢到什么程度也值得斟酌。不放慢结不住句，而且亮高的尾音(叫好的地方)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但拉得太宽就会失去了分寸。此处虽是唱段的结束句，但不等于这场戏已结束，因为矛盾并未解决，如果为了亮嗓子任意放慢拉长，那就妨碍了公主接唱“听她言来有道理”的速度，戏就会显得不够紧凑。
因此，我有这样的认识：这一场戏的速度基调应与公主的速度相适应，这里的公主是决定命运(解决矛盾)的关键人物，冯素珍身处险境吉凶未卜，她既不能有半点言辞上的疏忽，也不能逾越君臣名分。慢，是申诉而不是评理，快，是恳求而不是斥责，必须考虑到特定的环境、气氛、情势，准确地运用速度。
□ 申非伊
（节选自《戏如人生严凤英》公众号同名文章 ）
济霖整理
四
要唱好一个段子，准确地把握住节奏、速度，是必不可少的。节奏、速度是由环境、气氛作用于人的心情而定的。换言之，一定的节奏、速度，反映出人物的心情，创造一定的环境气氛。
从鉴赏严凤英的唱腔中，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认识：她善于捕捉准确的节奏，并巧妙地运用节奏变化来渲染环境气氛，刻画人物感情，与曲作者的意图是吻合的，与乐队的配合是默契的。
下面举一些例子来说明：
抓节奏基调和总的气氛
一些生活小戏，描写一个事件，一个情节，必须抓住一个基调。《打猪草》写两个农村少男少女，在劳动中产生了一点误会，经过友好的争辩而冰释，唱着对花的山歌，高高兴兴地回家。她抓住了天真活泼、纯朴可爱的基调。《补背搭》写一对青梅竹马的干兄妹，通过补背搭沟通了相互隐藏的爱慕之情，她抓住了热情欢悦和向往的基调。《夫妻观灯》写一对年轻的农村夫妇，在灯会上的所见所闻，其中有新奇、惊讶，也有小小的不快，但总的基调的气氛仍是欢快和谐的。
通过节奏变化反映心情变化
《蓝桥会》中蓝玉莲上场自报家门的一段唱，速度稍快，节奏平稳，音色平直清淡，表现出终日劳碌虚度青春年华的压抑心情。在担水的路上，由于环境的变化，压抑的心情有所缓解，于是唱起了“报花名”的小调，随着“一子呀一哟”“咙的咙冬舍”的跳跃、跌宕，脚步显得轻快，速度虽无明显改变，却增强了节奏的弹性。音色转而明朗，透出了蓝玉莲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与追求。
《天仙配》“钟声催归”这段唱腔，有些演员无论在演出或清唱中，总爱把速度处理得很慢，似乎是“天宫岁月太凄清”的情绪延伸。而严凤英的速度处理却并不慢，尤其是开头两句还多少有些快，与众姐姐离去的速度是相同的。我以为她这样的处理很有道理。因为当时的环境是天宫钟声已敲响，大姐二姐连连催促并已带领众姐姐回去了，容不得她犹豫、仿徨，然而她对董永依然放心不下，决定再去看他一下。时间紧迫，心情急切，缓慢的速度便不能准确地反映这一特定情境。严凤英把握了此时剧中人的矛盾心理，从稍快的速度开始，直至看到董永后产生了无限同情，速度才渐渐舒缓下来。
准确的速度，反映出真实的生活(劳动)
在《蓝桥会》的结尾处，魏魁元唱:“助妹一担清泉水”，蓝玉莲接唱：“凉水上肩”，按曲作的规定是个结束句，应将速度放慢。严凤英在此处转腔极妙，似乎使人从唱腔中感觉到一担水桶压在她的肩上，那颤悠悠的扁担，既显出了重量，又显出了满怀喜悦之情。
速度的变化层次分明，合乎情理
《女附马·洞房》那段[三行]的唱腔，这段词曲俱佳的唱腔，素为人所称道，而严凤英的演唱尤令人击节赞赏。当我听过了另一些演员的演唱之后，才深深体会到她对这个唱段在速度上的处理，是十分准确而又层次分明。
这段唱在速度变化上，有三个紧要之处，一是“误你终身不是我”，这是对公主“大不该进宫来误我终身”的反应，严凤英唱时速度仍保持了公主演唱的原速，这样既符合当时的紧张气氛，又表达了冯素珍急于辨明是非的心情。二是紧接下来的十几句唱腔，从板式上要求由慢到快，因为是说理、申辩直至以死相求，这就需要演员的口齿伶俐—嘴皮子功夫，虽然这是个容易叫好的地方，但严凤英并不单纯追求剧场效果和热衷耍嘴上的技巧，而是压住速度，一字一句，清晰有力，说明自己迫于圣命无可奈何的苦衷，速度自然加快，回到了原来的速度，至“倘若公主不肯饶，我到金阶领罪刑，处死素珍……”达到了快速。……演员此时不仅要表达人物的急切心情，还要考虑到每句话的分量，如何去打动公主获得赦免。如果只顾加快，快到“糊涂一片”，观众就会出戏了。三是最后一句的“也甘心”三字，为全段的结束语，速度放慢到什么程度也值得斟酌。不放慢结不住句，而且亮高的尾音(叫好的地方)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但拉得太宽就会失去了分寸。此处虽是唱段的结束句，但不等于这场戏已结束，因为矛盾并未解决，如果为了亮嗓子任意放慢拉长，那就妨碍了公主接唱“听她言来有道理”的速度，戏就会显得不够紧凑。
因此，我有这样的认识：这一场戏的速度基调应与公主的速度相适应，这里的公主是决定命运(解决矛盾)的关键人物，冯素珍身处险境吉凶未卜，她既不能有半点言辞上的疏忽，也不能逾越君臣名分。慢，是申诉而不是评理，快，是恳求而不是斥责，必须考虑到特定的环境、气氛、情势，准确地运用速度。
非法集资犯罪的刑罚裁量应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民主与法制时报 2021-04-01
作者：□特约撰稿 尚勇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非法集资犯罪规制的修改集中在刑罚部分，突出表现为增设或者减少量刑档次，加重法定刑。这对维护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利益具有重大意义。但从严惩处并不意味着一律从严，非法集资犯罪的刑罚裁量还应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关于非法集资犯罪的修改集中在刑罚部分，突出表现为增设或者减少量刑档次，加重法定刑。例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增加一档法定刑，法定最高刑由原来的10年有期徒刑提升至15年有期徒刑；欺诈发行证券罪（注：原为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增加一档法定刑，法定最高刑由原来的5年有期徒刑提升至15年有期徒刑；集资诈骗罪减少一档法定刑，法定最低刑由原来的拘役提升至3年有期徒刑。这些调整反映出从严惩处非法集资犯罪的立法目的，对于维护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利益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可以预见，非法集资犯罪刑法条文修正后，相关司法解释会随之调整，但从严惩处并不意味着一律从严，非法集资犯罪的刑罚裁量理应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一方面，非法集资犯罪的刑罚裁量应当区分不同罪名，做到宽严有别。首先，集资诈骗罪的刑罚裁量总体上应从严把握，依法适用法定量刑情节，谨慎适用酌定从宽情节。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从严惩处集资诈骗罪，包括从严适用主刑和附加刑。其次，欺诈发行证券罪的刑罚裁量原则上应从严把握。近年来，证券制度的一系列改革意在放宽市场准入，突出市场主体自治，强化经营过程监督，加大违法行为处罚力度，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自主的另一面是责任，更大的自主性必须匹配更大的责任，包括刑事责任。证券发行主体在发行文件中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假内容会形成误导，导致广大投资者利益损失。对于欺诈发行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欺诈发行超过一次，或者转移、隐瞒所集资金，或者用所集资金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自然人和单位，依法适用法定量刑情节，慎用酌定从宽情节。最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刑罚裁量视情况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因为非法吸存情境中的投资者通常拥有更多自主性，利益遭受损害的可能性更低，所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社会危害性一般不及集资诈骗罪和欺诈发行证券罪；某些非法吸存案件甚至没有具体的个体受害人。对于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罚裁量应该尽量宽缓。另一方面，非法集资犯罪的刑罚裁量应当区分同一罪名的不同情况，做到宽严有度。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例，相关行为符合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和社会性四个特征便能入罪，出罪空间有限。鉴于此，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该罪的刑罚裁量进行调节，有利于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其一，向不特定对象吸收存款用于合法生产经营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刑罚裁量可以从宽把握。有学者认为，集资人基于生产经营之需而进行的吸存行为具备正当性，不宜作为犯罪处理，这在过去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公司设立条件放宽、证券发行注册制改革以及金融政策向小微企业倾斜的当下，市场主体通过正规途径融资的渠道愈发畅通，向不特定对象吸收存款以缓解资金压力的必要性大为减弱。事实上，合法生产经营也面临经营失败和资不抵债的风险，如果生产经营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风险一旦失控，众多投资者的利益损失将难以或者根本无法挽回。因此，司法实践认为即使把所集资金用于日常生产经营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此时集资人毕竟是将所集资金投入实体经济，对金融秩序的扰乱不甚明显，不一定实际侵害投资人的财产利益，故司法机关在裁量刑罚时应尽量从宽。此外，尽管集资数额达到司法解释规定的标准，但尚未造成损失或者现有生产经营设备、产品等足以抵债的，检察机关可以作酌定不起诉处理。
其二，吸收公众存款用于合法生产经营，但集资过程具有欺骗性的，不宜免除刑罚。如果集资人就其生产经营现状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假内容，比如在生产经营规模、债务状况、营利情况和集资的特定用途等重要事项上虚构或者隐瞒事实，即使所集资金的确用于日常生产经营，也会对投资人的财产造成重大危险，不法程度加深，故而不宜免除刑罚。
其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用于货币、资本经营的，刑罚裁量从严把握。我国对于货币、资本经营采用特许制度，并给予特别监管要求，包括从市场准入、审慎经营到特殊市场退出安排。在经济安全构成国家安全基础的当下，有必要严格限制非金融机构和个人充当从事货币、资本经营的金融中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用于货币、资本经营，可能同时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非法经营罪，二者是手段和目的关系，成立牵连犯，当择一重处罚。不过，非法经营罪的适用受到一定限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准确理解和适用刑法中“国家规定”的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审理非法经营案件，对于被告人的行为是否属于“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有关司法解释未作明确规定的，应当逐级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实施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法定刑与非法经营罪的法定刑尽管量刑档次存在差别，但二者在法定刑上下限方面基本相同。总体来说，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用于货币、资本经营的行为，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论处更为恰当。司法机关在裁量刑罚时应依法适用法定量刑情节，慎用酌定从宽情节；充分发挥罚金刑的作用，提高罚金数额，剥夺、削弱犯罪人的再犯罪能力，预防再次犯罪。
值得一提的是，刑法修正案（十一）在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增设第三款，规定“有前两款行为，在提起公诉前积极退赃退赔，减少损害结果发生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即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行为人在公诉前积极退赃退赔，并实际减少损害结果的事实作为法定从宽情节。这可以节约司法成本和最大程度挽回损失、维护社会安定和谐。从行为人方面看，积极退赃退赔是其真诚悔罪、人身危险性降低的重要体现。司法实践中是否从宽以及从宽的幅度如何，可以分别按照前述三种情形区别对待：集资用于生产经营且集资过程没有欺骗行为的，可以优先考虑减轻处罚；集资用于生产经营但集资过程伴随欺骗行为的，一般予以从轻处罚；而集资用于资本、货币经营的，在综合考虑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之后，可以不予从宽处理。就集资诈骗罪和欺诈发行证券罪等非法集资犯罪而言，可以把公诉前的积极退赃退赔作为酌定从宽情节，但在适用条件和从宽幅度上均应加以严格限制。
刑法规范的调整范围、刑事处罚的轻重程度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发生变化。金融犯罪的处罚力度会因金融安全形势、金融政策的改变而动态演变。立法机关在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的说明中指出，从严惩处非法集资犯罪的缘由系“实践中不法分子借互联网金融名义从事网络非法集资，严重扰乱经济金融秩序和极大侵害人民群众财产”，换句话说，若不加重刑罚则无以应对当下严峻的网络非法集资犯罪现象。但不同非法集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各不相同，因此非法集资犯罪的刑罚裁量应以事实为依据、以刑事法律为准绳，做到宽严有别、宽严有度。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法学院）
（责任编辑：金燕)
民主与法制时报 2021-04-01
作者：□特约撰稿 尚勇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非法集资犯罪规制的修改集中在刑罚部分，突出表现为增设或者减少量刑档次，加重法定刑。这对维护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利益具有重大意义。但从严惩处并不意味着一律从严，非法集资犯罪的刑罚裁量还应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关于非法集资犯罪的修改集中在刑罚部分，突出表现为增设或者减少量刑档次，加重法定刑。例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增加一档法定刑，法定最高刑由原来的10年有期徒刑提升至15年有期徒刑；欺诈发行证券罪（注：原为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增加一档法定刑，法定最高刑由原来的5年有期徒刑提升至15年有期徒刑；集资诈骗罪减少一档法定刑，法定最低刑由原来的拘役提升至3年有期徒刑。这些调整反映出从严惩处非法集资犯罪的立法目的，对于维护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利益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可以预见，非法集资犯罪刑法条文修正后，相关司法解释会随之调整，但从严惩处并不意味着一律从严，非法集资犯罪的刑罚裁量理应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一方面，非法集资犯罪的刑罚裁量应当区分不同罪名，做到宽严有别。首先，集资诈骗罪的刑罚裁量总体上应从严把握，依法适用法定量刑情节，谨慎适用酌定从宽情节。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从严惩处集资诈骗罪，包括从严适用主刑和附加刑。其次，欺诈发行证券罪的刑罚裁量原则上应从严把握。近年来，证券制度的一系列改革意在放宽市场准入，突出市场主体自治，强化经营过程监督，加大违法行为处罚力度，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自主的另一面是责任，更大的自主性必须匹配更大的责任，包括刑事责任。证券发行主体在发行文件中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假内容会形成误导，导致广大投资者利益损失。对于欺诈发行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欺诈发行超过一次，或者转移、隐瞒所集资金，或者用所集资金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自然人和单位，依法适用法定量刑情节，慎用酌定从宽情节。最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刑罚裁量视情况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因为非法吸存情境中的投资者通常拥有更多自主性，利益遭受损害的可能性更低，所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社会危害性一般不及集资诈骗罪和欺诈发行证券罪；某些非法吸存案件甚至没有具体的个体受害人。对于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罚裁量应该尽量宽缓。另一方面，非法集资犯罪的刑罚裁量应当区分同一罪名的不同情况，做到宽严有度。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例，相关行为符合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和社会性四个特征便能入罪，出罪空间有限。鉴于此，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该罪的刑罚裁量进行调节，有利于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其一，向不特定对象吸收存款用于合法生产经营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刑罚裁量可以从宽把握。有学者认为，集资人基于生产经营之需而进行的吸存行为具备正当性，不宜作为犯罪处理，这在过去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公司设立条件放宽、证券发行注册制改革以及金融政策向小微企业倾斜的当下，市场主体通过正规途径融资的渠道愈发畅通，向不特定对象吸收存款以缓解资金压力的必要性大为减弱。事实上，合法生产经营也面临经营失败和资不抵债的风险，如果生产经营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风险一旦失控，众多投资者的利益损失将难以或者根本无法挽回。因此，司法实践认为即使把所集资金用于日常生产经营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此时集资人毕竟是将所集资金投入实体经济，对金融秩序的扰乱不甚明显，不一定实际侵害投资人的财产利益，故司法机关在裁量刑罚时应尽量从宽。此外，尽管集资数额达到司法解释规定的标准，但尚未造成损失或者现有生产经营设备、产品等足以抵债的，检察机关可以作酌定不起诉处理。
其二，吸收公众存款用于合法生产经营，但集资过程具有欺骗性的，不宜免除刑罚。如果集资人就其生产经营现状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假内容，比如在生产经营规模、债务状况、营利情况和集资的特定用途等重要事项上虚构或者隐瞒事实，即使所集资金的确用于日常生产经营，也会对投资人的财产造成重大危险，不法程度加深，故而不宜免除刑罚。
其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用于货币、资本经营的，刑罚裁量从严把握。我国对于货币、资本经营采用特许制度，并给予特别监管要求，包括从市场准入、审慎经营到特殊市场退出安排。在经济安全构成国家安全基础的当下，有必要严格限制非金融机构和个人充当从事货币、资本经营的金融中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用于货币、资本经营，可能同时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非法经营罪，二者是手段和目的关系，成立牵连犯，当择一重处罚。不过，非法经营罪的适用受到一定限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准确理解和适用刑法中“国家规定”的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审理非法经营案件，对于被告人的行为是否属于“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有关司法解释未作明确规定的，应当逐级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实施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法定刑与非法经营罪的法定刑尽管量刑档次存在差别，但二者在法定刑上下限方面基本相同。总体来说，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用于货币、资本经营的行为，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论处更为恰当。司法机关在裁量刑罚时应依法适用法定量刑情节，慎用酌定从宽情节；充分发挥罚金刑的作用，提高罚金数额，剥夺、削弱犯罪人的再犯罪能力，预防再次犯罪。
值得一提的是，刑法修正案（十一）在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增设第三款，规定“有前两款行为，在提起公诉前积极退赃退赔，减少损害结果发生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即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行为人在公诉前积极退赃退赔，并实际减少损害结果的事实作为法定从宽情节。这可以节约司法成本和最大程度挽回损失、维护社会安定和谐。从行为人方面看，积极退赃退赔是其真诚悔罪、人身危险性降低的重要体现。司法实践中是否从宽以及从宽的幅度如何，可以分别按照前述三种情形区别对待：集资用于生产经营且集资过程没有欺骗行为的，可以优先考虑减轻处罚；集资用于生产经营但集资过程伴随欺骗行为的，一般予以从轻处罚；而集资用于资本、货币经营的，在综合考虑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之后，可以不予从宽处理。就集资诈骗罪和欺诈发行证券罪等非法集资犯罪而言，可以把公诉前的积极退赃退赔作为酌定从宽情节，但在适用条件和从宽幅度上均应加以严格限制。
刑法规范的调整范围、刑事处罚的轻重程度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发生变化。金融犯罪的处罚力度会因金融安全形势、金融政策的改变而动态演变。立法机关在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的说明中指出，从严惩处非法集资犯罪的缘由系“实践中不法分子借互联网金融名义从事网络非法集资，严重扰乱经济金融秩序和极大侵害人民群众财产”，换句话说，若不加重刑罚则无以应对当下严峻的网络非法集资犯罪现象。但不同非法集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各不相同，因此非法集资犯罪的刑罚裁量应以事实为依据、以刑事法律为准绳，做到宽严有别、宽严有度。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法学院）
（责任编辑：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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