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和Ta该继续走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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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目特稿丨河南村镇银行“取款难”储户：#维权路上的红码#】6月15日，天目新闻记者从被赋“红码”的河南村镇银行储户处了解到，目前大部分储户的“红码”已转为绿码，然而即使拥有绿码，储户们仍面临各种困境。
6月14日，天目新闻报道多名村镇银行“取款难”储户，在近日前往郑州沟通存款事宜时遭遇赋“红码”事件。随着舆论发酵，许多储户又很快从“红码”变回了绿码。对于“红码”是否仅针对储户，郑州12345工作人员曾表示具体情况并不了解，但经过查证是因大数据信息库出现了一些问题。
据悉，今年4月18日起，河南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河南柘城黄淮村镇银行、河南上蔡惠民村镇银行、河南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四家村镇银行储户陆续发现自己不能正常取款转账。此后，四家银行陆续发布了《系统升级的通知》公告，并关闭线上取款及转帐服务，截至目前仍未恢复。#河南村镇银行储户不能正常取款转账#
已离开郑州 但仍是“红码”
6月15日，已经从河南郑州返回广州的何先生告诉天目新闻记者，自己今天上午扫郑州当地的二维码，仍是红码，“如果一直是红码，下次我要再来郑州，就会非常麻烦，可能根本进不来郑州。”#河南卫健委调查储户被赋红码#
6月11日，何先生从广州坐火车前往郑州，在6月12日抵达，“当时在火车站扫码还是绿码，当天也顺利入住了酒店，但是入住当天就有民警到酒店找我了解为什么来郑州。”
在郑州酒店入住两晚，何先生表示民警及当地银保监局工作人员多次前来了解情况，由于一个人在郑州，无奈之下，何先生同意先返回广州，“但是14日我到火车站的时候一扫码，才发现自己‘红码’了。”
何先生表示“红码”后，曾在火车站隔离点停留，直到自己所要乘坐的火车要开车了，才有工作人员将其单独送上车，“我14日下午两点左右到的广州，今天扫郑州当地的码还是红码。”
对此，何先生表示担忧，“我计划近期离职，然后到郑州继续找回我的存款，若是情况允许会先在郑州找一份工作，但是因为现在还是‘红码’就很担心再来郑州会很困难。”
何先生表示自己多次拨打红码页面显示的电话，但均未接通。而申请转码页面需要当地社区开证明，不在当地的何先生也开不了证明，所以何时能变回绿码，何先生也并不清楚。
2020年，何先生将自己的大部分存款存入河南郑州几家涉事村镇银行，今年年初何先生将其中一部分存款转出，但仍留了7万多元在银行中，“后面就发现取不出来了，虽然钱数目不大，但是对我来说是需要好几年才能存出来的钱。”何先生原计划用这笔钱结婚，但如今结婚也因“取款难”被延期了。
截至发稿前，何先生告诉记者他的现场码已变绿，但豫康码还是红的。
另一位储户刁先生在离开郑州后重新拿回了绿码，“我11日晚上到达郑州东站后是‘红码’，后来在社区的帮助下曾改回过绿码。”
刁先生称，刚发现“红码”后，他曾前往当地医院做核酸检测，在酒店的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后台系统将其健康码改回了绿色。但第二天打车时发现又被赋了“红码”。当刁先生想再与社区工作人员沟通时，社区工作人员称是因为其在酒店入住填写信息时填成了境外人员。但据刁先生反复回忆，他输入信息时，并没有境外这个选项。
随即，天目新闻记者致电郑州郑东新区祭城路街道办事处千宁街社区，工作人员向记者确认了曾经帮刁先生修改健康码一事，他回忆称，刁先生的第一次“红码”是因为太久没有做核酸，在做了双采核酸，并签订承诺书后，他将刁先生的健康码改回了绿码，“他说住在我们这酒店，我就说行，你既然来了，我不可能不给你改。”
但为何刁先生第二天又变成了红码，该工作人员称，是其填写时填了境外，“我看系统上显示是国外的，我直接就没给他改。”
因是“红码”，刁先生和妻子被送往了青龙山庄，与其他一同被赋“红码”的储户们一起“隔离”。14日早上，刁先生和妻子在当地公安的护送下，一路“绿色通道”通过高铁检查，离开了郑州。
“没有取到钱我不会回去”
2021年，成都的李女士经历了恶性肿瘤手术。在获得商业保险赔款后，今年2月，李女士将自己的赔款及所有积蓄都存入了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没想到今年4月就无法取款了。”
6月15日，李女士告诉记者，在“红码”近三天后，自己终于在昨天转回绿码，“目前正在当地民警安排的宾馆等银保监会的工作人员来和我们沟通存款的事情，若是一直等不到，下午可能会直接到银保监会门口看看情况。”
用李女士的话说，6月12日乘飞机落地郑州后，经历了“奇幻的三日”。“落地后，我扫码就是直接‘红码’了，赋码原因显示为‘正在实施集中或居家医学隔离观察的入境人员’，但其实疫情后我一直没有出过国。”
李女士回忆称，当时机场工作人员通过她的身份证等个人信息确认其没有出境记录后，曾尝试帮助改回绿码，却并不成功，“身边很多其他旅客都可以很顺利改成功，就我不行。”
随后，李女士前往郑州市人民医院做核酸，希望能将自己的绿码找回，“毕竟‘红码’意味着寸步难行。”然而，在等待了几个小时后，即使已有核酸阴性证明，“码依然是红的”。
由于“红码”，无法住酒店，无法到餐馆就餐，“我们在路边买了饼，在郑州市人民医院的大厅将就了一晚。”李女士告诉记者，13日凌晨，当地公安、银保监局及信访局工作人员找到了她，几个小时后当地社区主任也一同出现。
“他们向我了解情况，希望我能回去，社区主任告诉我若是我能回去，‘红码’的事情可以商量，在我表示不回去后，就希望我能去他们安排的宾馆。”由于一直是“红码”，李女士无奈地同意前往民警安排的宾馆。
“他们让我24小时不要出房间门。”李女士表示，期间民警多次来沟通希望我们能回去，但她都拒绝了。14日晚，再次有民警来了解情况，“我说我还是‘红码’，他便登记了我的个人信息。”
6月14日，多位储户在社交媒体上曝光被赋“红码”一事，引发广泛关注。李女士也在15日上午终于拿回了绿码。
截至发稿前，李女士表示自己已经顺利离开宾馆，正在寻找新的住处，“没有取到钱我是不会回去的。”
自驾储户：进不去的郑州
6月11日，三辆私家车，十余人一同从浙江出发赶往河南郑州，“我们要去取回我们的存款。”其中一位储户龚先生接受天目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最终这趟“取款”之旅以失败告终。
6月13日，龚先生一行人选择在河南郑州中牟县的中牟东站高速口下高速，“因为我们从其他储户处了解到，在郑州的高速口可能下不去，就选了县城的高速口。”但令龚先生一行没想到的是，在高速口扫码的时候，有几位同行储户出现了“红码”。
“高速口的民警就不让我们下高速，要我们回去。”龚先生表示，行车两天才到河南，“我们不甘心，我们就改变方向，选择在开封市的一个高速口下。”
下高速后，龚先生一行马上前往当地的一家涉事银行，想到现场了解情况，“但因为发现银行门口有民警值守，就也没有成功。”龚先生表示，一行人商量后决定第二日走省道进入郑州，“为了第二天能顺利出行，当晚我们所有人都在开封当地医院做了核酸，都持有核酸阴性证明。”
6月14日，龚先生一行三辆车在不同时间出发，尝试通过走省道的方式进入郑州，“但结果是我们还是都被民警的检查站拦住，这个时候再扫码，基本上只剩三四个人是绿码了。”
龚先生称，当时他们被先后带去了隔离酒店，“他们说要是我们回去可以马上变绿码，若是不回去就继续在这边隔离，按照他们的隔离政策要隔离7天。”龚先生无奈表示，他们去郑州理由其实很简单，就是希望能要一个说法，“我们的存款到底什么时候能取，有个明确的说法，我们都可以回去。”
最终，在僵持几小时后，龚先生一行人选择返回浙江，“其实有点后悔，应该再坚持一下的。”
龚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在当地银行柜台办理的银行卡，共存入800多万元积蓄，“这么多年做生意的钱，现在余额都查不到了。”
“药用完了，只能先回家”
6月15日，备受媒体关注的浙江杭州储户，尿毒症患者高老先生告诉天目新闻记者，自己当天下午已在返杭的动车上，“今天银保监会一位副处长来找我，告诉我会尽快向上反映，主要是我的药水用完了，只能先回家再说。”
据高老先生介绍，自己年轻时在河南从事纺织贸易行业，2019年开始在当地几家村镇银行存款，此前存取均正常，“事情发生后，我现在做人都不好做了。”
截至今年4月18日，高老先生分别在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存了560万，上蔡惠民村镇银行300万，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400万，三家银行合计1260万，其中有400万是亲戚朋友的。
6月12日17时许，70岁的高先生独自踏上了前往郑州的火车，只为了能将自己存在河南三家村镇银行的存款取回，“这次来的目的一是希望能够尽快兑付，二是要告诉我时间。”
然而令高先生没想到的是，在他到达郑州站后被赋了“红码”，自己也被几名工作人员带到郑州市财贸学校的图书室。“现场有防疫部门、公安、银保监会、政法委的工作人员和我们谈话，‘劝返’我们。”据高先生回忆，一起被带去图书馆的有11人，都是村镇银行储户。
2021年，高先生确诊尿毒症，需要频繁做透析，“我和他们说，再不透析要有生命危险。”6月13日晚上，在高先生的要求下，两位工作人员带他到附近一家宾馆自费住宿。在宾馆里，高先生用自带的进口盐水做腹透，可以暂时替代透析达到排毒效果。
在宾馆住了一晚后，高先生于6月14日再次被两名工作人员带回图书馆，“在图书馆的时候我和银保监会的工作人员说了自己的情况，他们也很同情我，表示会去汇报我的情况。”高先生告诉记者，自己于14日下午拿回绿码。
“红码”到底是谁赋的？
6月15日，天目新闻记者致电郑州12320卫生健康热线，接线工作人员表示，对于储户被赋“红码”一事目前并未收到相关通知，建议“红码”人员在线上申诉。
对于到底哪个部门有权利赋“红码”，该工作人员表示可以联系大数据局了解情况，“如果要是郑州赋的话，郑州会有个单独的大数据，是专门管相关数据分析、数据赋能的，应该也有相对应的省大数据。”
在记者表示多次拨打河南省大数据局电话无人接听后，该工作人员向记者提供了一热线电话，并表示该热线电话工作时间为早8点至晚10点。截至发稿前，记者多次拨打该电话，均无人接听。
随即，天目新闻记者致电郑州疫情防控指挥部，接线值班人员告诉记者，赋“红码”的情况需要向河南省大数据管理局了解情况。
针对被访储户的疑问，6月14日，海报新闻记者曾电话联系到了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工作人员，据其介绍，变码的政策和疫情防控指挥部有关，但具体操作由各部门归口管理，建议记者联系郑州市当地大数据管理局。
郑州市大数据管理局回应海报新闻记者称，郑州疫情防控指挥部下面有一个社会防控部，他们为健康码管理的直接机构，制定赋码的规则，赋码、解码都是他们负责的。
6月15日，一新闻报道网络截图在储户维权群中流传，该图片显示，有媒体记者从河南卫健委了解到，经疫情防控指挥部和技术服务等部门的调查，初步确定负责豫康码开发运维的公司，在更新外省人员入豫风险判定规则时，由于程序员违规操作，错误使用了过期的规则，导致部分外省入豫人员被错误赋予红码。但天目新闻记者并未搜索到该报道原文。
据企查查显示，正数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客户包括河南省大数据管理局、商丘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洛阳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等多家河南政府单位。6月14日至15日，天目新闻记者多次致电正数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但电话均未能接通。#胡锡进称健康码只用于纯粹的防疫目的#
6月15日，天目新闻记者以储户身份从其中一家村镇银行的现场负责人处了解到，目前该村镇银行仍在营业中，线下业务都在正常开展。该负责人表示，因“公安侦破需要”，目前线上业务仍未开通，所以储户目前仍无法取钱。“因为线上的业务需要等案件结束，由官方发声以后再说。”
对于储户来河南后被赋“红码”一事，该负责人认为也许只是因为“疫情影响”，他告诉记者，有从外地前来了解情况的储户并没有被赋“红码”，“他们来我们单位问一问都走了，跟他说在家耐心等待。”
6月14日，天目新闻报道多名村镇银行“取款难”储户，在近日前往郑州沟通存款事宜时遭遇赋“红码”事件。随着舆论发酵，许多储户又很快从“红码”变回了绿码。对于“红码”是否仅针对储户，郑州12345工作人员曾表示具体情况并不了解，但经过查证是因大数据信息库出现了一些问题。
据悉，今年4月18日起，河南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河南柘城黄淮村镇银行、河南上蔡惠民村镇银行、河南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四家村镇银行储户陆续发现自己不能正常取款转账。此后，四家银行陆续发布了《系统升级的通知》公告，并关闭线上取款及转帐服务，截至目前仍未恢复。#河南村镇银行储户不能正常取款转账#
已离开郑州 但仍是“红码”
6月15日，已经从河南郑州返回广州的何先生告诉天目新闻记者，自己今天上午扫郑州当地的二维码，仍是红码，“如果一直是红码，下次我要再来郑州，就会非常麻烦，可能根本进不来郑州。”#河南卫健委调查储户被赋红码#
6月11日，何先生从广州坐火车前往郑州，在6月12日抵达，“当时在火车站扫码还是绿码，当天也顺利入住了酒店，但是入住当天就有民警到酒店找我了解为什么来郑州。”
在郑州酒店入住两晚，何先生表示民警及当地银保监局工作人员多次前来了解情况，由于一个人在郑州，无奈之下，何先生同意先返回广州，“但是14日我到火车站的时候一扫码，才发现自己‘红码’了。”
何先生表示“红码”后，曾在火车站隔离点停留，直到自己所要乘坐的火车要开车了，才有工作人员将其单独送上车，“我14日下午两点左右到的广州，今天扫郑州当地的码还是红码。”
对此，何先生表示担忧，“我计划近期离职，然后到郑州继续找回我的存款，若是情况允许会先在郑州找一份工作，但是因为现在还是‘红码’就很担心再来郑州会很困难。”
何先生表示自己多次拨打红码页面显示的电话，但均未接通。而申请转码页面需要当地社区开证明，不在当地的何先生也开不了证明，所以何时能变回绿码，何先生也并不清楚。
2020年，何先生将自己的大部分存款存入河南郑州几家涉事村镇银行，今年年初何先生将其中一部分存款转出，但仍留了7万多元在银行中，“后面就发现取不出来了，虽然钱数目不大，但是对我来说是需要好几年才能存出来的钱。”何先生原计划用这笔钱结婚，但如今结婚也因“取款难”被延期了。
截至发稿前，何先生告诉记者他的现场码已变绿，但豫康码还是红的。
另一位储户刁先生在离开郑州后重新拿回了绿码，“我11日晚上到达郑州东站后是‘红码’，后来在社区的帮助下曾改回过绿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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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为何刁先生第二天又变成了红码，该工作人员称，是其填写时填了境外，“我看系统上显示是国外的，我直接就没给他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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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红码”，无法住酒店，无法到餐馆就餐，“我们在路边买了饼，在郑州市人民医院的大厅将就了一晚。”李女士告诉记者，13日凌晨，当地公安、银保监局及信访局工作人员找到了她，几个小时后当地社区主任也一同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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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口的民警就不让我们下高速，要我们回去。”龚先生表示，行车两天才到河南，“我们不甘心，我们就改变方向，选择在开封市的一个高速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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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龚先生一行三辆车在不同时间出发，尝试通过走省道的方式进入郑州，“但结果是我们还是都被民警的检查站拦住，这个时候再扫码，基本上只剩三四个人是绿码了。”
龚先生称，当时他们被先后带去了隔离酒店，“他们说要是我们回去可以马上变绿码，若是不回去就继续在这边隔离，按照他们的隔离政策要隔离7天。”龚先生无奈表示，他们去郑州理由其实很简单，就是希望能要一个说法，“我们的存款到底什么时候能取，有个明确的说法，我们都可以回去。”
最终，在僵持几小时后，龚先生一行人选择返回浙江，“其实有点后悔，应该再坚持一下的。”
龚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在当地银行柜台办理的银行卡，共存入800多万元积蓄，“这么多年做生意的钱，现在余额都查不到了。”
“药用完了，只能先回家”
6月15日，备受媒体关注的浙江杭州储户，尿毒症患者高老先生告诉天目新闻记者，自己当天下午已在返杭的动车上，“今天银保监会一位副处长来找我，告诉我会尽快向上反映，主要是我的药水用完了，只能先回家再说。”
据高老先生介绍，自己年轻时在河南从事纺织贸易行业，2019年开始在当地几家村镇银行存款，此前存取均正常，“事情发生后，我现在做人都不好做了。”
截至今年4月18日，高老先生分别在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存了560万，上蔡惠民村镇银行300万，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400万，三家银行合计1260万，其中有400万是亲戚朋友的。
6月12日17时许，70岁的高先生独自踏上了前往郑州的火车，只为了能将自己存在河南三家村镇银行的存款取回，“这次来的目的一是希望能够尽快兑付，二是要告诉我时间。”
然而令高先生没想到的是，在他到达郑州站后被赋了“红码”，自己也被几名工作人员带到郑州市财贸学校的图书室。“现场有防疫部门、公安、银保监会、政法委的工作人员和我们谈话，‘劝返’我们。”据高先生回忆，一起被带去图书馆的有11人，都是村镇银行储户。
2021年，高先生确诊尿毒症，需要频繁做透析，“我和他们说，再不透析要有生命危险。”6月13日晚上，在高先生的要求下，两位工作人员带他到附近一家宾馆自费住宿。在宾馆里，高先生用自带的进口盐水做腹透，可以暂时替代透析达到排毒效果。
在宾馆住了一晚后，高先生于6月14日再次被两名工作人员带回图书馆，“在图书馆的时候我和银保监会的工作人员说了自己的情况，他们也很同情我，表示会去汇报我的情况。”高先生告诉记者，自己于14日下午拿回绿码。
“红码”到底是谁赋的？
6月15日，天目新闻记者致电郑州12320卫生健康热线，接线工作人员表示，对于储户被赋“红码”一事目前并未收到相关通知，建议“红码”人员在线上申诉。
对于到底哪个部门有权利赋“红码”，该工作人员表示可以联系大数据局了解情况，“如果要是郑州赋的话，郑州会有个单独的大数据，是专门管相关数据分析、数据赋能的，应该也有相对应的省大数据。”
在记者表示多次拨打河南省大数据局电话无人接听后，该工作人员向记者提供了一热线电话，并表示该热线电话工作时间为早8点至晚10点。截至发稿前，记者多次拨打该电话，均无人接听。
随即，天目新闻记者致电郑州疫情防控指挥部，接线值班人员告诉记者，赋“红码”的情况需要向河南省大数据管理局了解情况。
针对被访储户的疑问，6月14日，海报新闻记者曾电话联系到了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工作人员，据其介绍，变码的政策和疫情防控指挥部有关，但具体操作由各部门归口管理，建议记者联系郑州市当地大数据管理局。
郑州市大数据管理局回应海报新闻记者称，郑州疫情防控指挥部下面有一个社会防控部，他们为健康码管理的直接机构，制定赋码的规则，赋码、解码都是他们负责的。
6月15日，一新闻报道网络截图在储户维权群中流传，该图片显示，有媒体记者从河南卫健委了解到，经疫情防控指挥部和技术服务等部门的调查，初步确定负责豫康码开发运维的公司，在更新外省人员入豫风险判定规则时，由于程序员违规操作，错误使用了过期的规则，导致部分外省入豫人员被错误赋予红码。但天目新闻记者并未搜索到该报道原文。
据企查查显示，正数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客户包括河南省大数据管理局、商丘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洛阳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等多家河南政府单位。6月14日至15日，天目新闻记者多次致电正数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但电话均未能接通。#胡锡进称健康码只用于纯粹的防疫目的#
6月15日，天目新闻记者以储户身份从其中一家村镇银行的现场负责人处了解到，目前该村镇银行仍在营业中，线下业务都在正常开展。该负责人表示，因“公安侦破需要”，目前线上业务仍未开通，所以储户目前仍无法取钱。“因为线上的业务需要等案件结束，由官方发声以后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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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大扩招来了！2022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人数首次突破 13 万人次，5 年间直接暴涨 50%。
近年来，有关博士扩招的新闻层出不穷：专业型博士扩招、医学博士扩招、直博生扩招......每一次有关扩招的风吹草动，都牵动着广大医生的心绪。
2017 年，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首破 200 万人大关，达到 201 万。到了 2021 年，这个数字竟来到 377 万，5 年间翻了近一倍。在硕士生疯狂扩招的大趋势下，近年来，关于博士扩招的呼声也越来越多。
今年两会期间，郑州大学法学院博导沈开举把聚焦点放在了高校博士招生名额制度改革上。他表示，目前高校博士生招生指标存在着名额限制过严的问题。「很多高校的博士生导师一年还不能保证一个博士生招生指标，新设置的博士点指标更少。」
沈开举还指出，希望能够通过放开博士生招生指标，让学校招收的博士生数量能够适应社会需求，进而更好地服务好国家发展。
2020 年 9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 2020～2025 ）》。
《方案》提到——到 2025 年要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到硕士研究生招生总规模的 2/3 左右，并且要大幅增加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数量。
2020 年，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大学化工学院教授刘昌俊提出建议要优化研究生结构、提高博士生招生比例；
2019 年，全国人大代表、中山大学校长罗俊院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山大学「师」多「生」少，博士生招生规模亟须扩大；
2018 年，国家三部委联合发文《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适度扩大博士研究生规模，加快发展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在政策的扶持与大佬们的提议下，各大高校在博士扩招上自然是不遗余力。
上海交通大学 2022 年的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显示，该校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已由 2021 年的 2800 名左右（含医学院），上涨至 3000 名左右（含医学院）。
有了各大高校的推波助澜，博士扩招的浪潮已然涌起。博士招生在 2017 年后便进入快车道发展，每年增幅都维持在 10% 左右，2022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人数更是首次突破 13 万人次，5 年间直接暴涨 50%！
扩招浪潮来势汹汹，博士扩招当然是好事，可扩招背后的许多问题也不能忽视。
乍看之下，扩招给了有志读博的同学更多机会，但实际情况却往往事与愿违。横亘在所有想读博同学面前的最大最直接的问题，就是考博难度的暴涨。
在新冠疫情和复杂国际形势的双重影响下，近年来选择出国读博的人数明显下降，大量同学只能选择国内读博，同时屡屡传出扩招的风声也在进一步刺激着同学们的读博意愿，如今考博人数的增速要远高于扩招的速度。
有浙大的同学表示，2021 年的考博复试非常激烈，近 50 人竞争 15～20 个名额，报录比达到了 3 : 1；
有清华的同学则表示，他们学院收到了 300 多份申请材料，其中不乏哈佛一类的世界顶级名校，更有甚者的推荐信是诺奖得主写的，最终却只有 40 多位被录取，报录比是惊人的 8 : 1；
更夸张的当属厦大医学院，排除本校的硕博连读后，最后有 170 多人竞争剩余的 10 个名额，可以说是卷上天了......
如今博士扩招看似火热，却难掩同学们深陷内卷的内心悲凉。而除了考博难度的变化，扩招所引发的博士培养制度改革也正影响着每位科研人。
近年来最显而易见的变化便是申请考核制的全面普及。
据统计，截至去年 8 月底已有超过 9 成的双一流高校实行了「申请-考核」制，新制度虽然有着统考所不能比拟的种种优势，但在国内的人情社会大环境下，其是否真的能够遵循公平公正原则依然有待时间和招生结果来考量。
另一项影响深远的变化则是学制延长。
据统计，全国 140 所院校公开招考的博士研究生中，有超过 7 成学制为 4 年。4 年制崛起的背后，既是高校处理「博士延毕率偏高」问题的一种温和手段，也是对广大身处象牙塔内的超龄博士的一声警钟。
除此之外，「博士分流」制度的加速落地也让许多人感到不寒而栗。
2020 年 9 月印发的《关于加快新时代早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中，就明确支持高校加大博士研究生分流力度。此后多所知名高校发布了「博士分流淘汰制」细则，例如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等。
为了适应时代的变化，博士培养制度不断变革当然是好事，但对于想要读博的同学而言可就不一定了，毕竟在全新的规则下摸着石头过河，一不小心就会踩空。
博士扩招，不光同学们面临挑战，其实许多高校也没有做好准备。
近些年来，不少高校都爆出了与宿舍有关的争议话题，究其原因，在于部分高校推动硕博扩招时，全然不顾配套设施的扩建，盲目扩招。
2021 年 6 月，江南大学通知，学校不再提供 2018 级前硕士与 2017 级前博士的住宿，要求学生们尽快办理退宿；
同年 6 月，哈工大（深圳）硕博士被要求更换宿舍给将入学的本科生，引起了学生们的强烈反对；
更早的 2018 年，北大就在新入学的博士生中试行住宿申请制，鼓励有条件的博士生自行解决在校期间的住宿，一度还引发了学生的抗议......
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博士生教育是一个漫长且复杂的体系，小小的变革就会牵动整个系统的变化。扩招虽好，但同样带来诸多盘根错节的挑战，且短期内很难得到彻底解决，这是留给所有想要读博人的一道难题。
对于个人而言，是否读博要慎重考虑，因为现在读博不光卷，而且就算卷上岸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读博后面临的挑战一点也不比考博时候少。
近年来，延期毕业逐渐成为常态化现象。2002 年至 2009 年，中国博士未正常毕业率在 60% 左右徘徊，2010 年起，中国博士生未正常毕业率就稳居 60% 以上，其后波动中小幅增长，如今已经来到了 66%。
越来越难毕业成了摆在所有在读博士生们面前的第一座大山，而且稍有不慎还要被分流制度制裁。能顺利毕业的博士生，都是天选之子。
另一座大山则是就业难题。内卷时代下，高校、研究所能提供的学术岗位已经趋于饱和了，进入「非学术」就业市场便成了很多人的选择，「去深圳高中的面试教师一半都是博士」这样的话题在以后将越来越常见。
多元化的就业对学制延长下好不容易熬过毕业的博士们而言，其实并不友好。读完博士后大多青春年华已逝，年龄劣势凸显，再加上买车买房、结婚生子的压力，想在一线城市找份轻松体面工作真的很不容易。
博士大扩招的时代已然来临，想读博的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
近年来，有关博士扩招的新闻层出不穷：专业型博士扩招、医学博士扩招、直博生扩招......每一次有关扩招的风吹草动，都牵动着广大医生的心绪。
2017 年，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首破 200 万人大关，达到 201 万。到了 2021 年，这个数字竟来到 377 万，5 年间翻了近一倍。在硕士生疯狂扩招的大趋势下，近年来，关于博士扩招的呼声也越来越多。
今年两会期间，郑州大学法学院博导沈开举把聚焦点放在了高校博士招生名额制度改革上。他表示，目前高校博士生招生指标存在着名额限制过严的问题。「很多高校的博士生导师一年还不能保证一个博士生招生指标，新设置的博士点指标更少。」
沈开举还指出，希望能够通过放开博士生招生指标，让学校招收的博士生数量能够适应社会需求，进而更好地服务好国家发展。
2020 年 9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 2020～2025 ）》。
《方案》提到——到 2025 年要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到硕士研究生招生总规模的 2/3 左右，并且要大幅增加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数量。
2020 年，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大学化工学院教授刘昌俊提出建议要优化研究生结构、提高博士生招生比例；
2019 年，全国人大代表、中山大学校长罗俊院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山大学「师」多「生」少，博士生招生规模亟须扩大；
2018 年，国家三部委联合发文《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适度扩大博士研究生规模，加快发展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在政策的扶持与大佬们的提议下，各大高校在博士扩招上自然是不遗余力。
上海交通大学 2022 年的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显示，该校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已由 2021 年的 2800 名左右（含医学院），上涨至 3000 名左右（含医学院）。
有了各大高校的推波助澜，博士扩招的浪潮已然涌起。博士招生在 2017 年后便进入快车道发展，每年增幅都维持在 10% 左右，2022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人数更是首次突破 13 万人次，5 年间直接暴涨 50%！
扩招浪潮来势汹汹，博士扩招当然是好事，可扩招背后的许多问题也不能忽视。
乍看之下，扩招给了有志读博的同学更多机会，但实际情况却往往事与愿违。横亘在所有想读博同学面前的最大最直接的问题，就是考博难度的暴涨。
在新冠疫情和复杂国际形势的双重影响下，近年来选择出国读博的人数明显下降，大量同学只能选择国内读博，同时屡屡传出扩招的风声也在进一步刺激着同学们的读博意愿，如今考博人数的增速要远高于扩招的速度。
有浙大的同学表示，2021 年的考博复试非常激烈，近 50 人竞争 15～20 个名额，报录比达到了 3 : 1；
有清华的同学则表示，他们学院收到了 300 多份申请材料，其中不乏哈佛一类的世界顶级名校，更有甚者的推荐信是诺奖得主写的，最终却只有 40 多位被录取，报录比是惊人的 8 : 1；
更夸张的当属厦大医学院，排除本校的硕博连读后，最后有 170 多人竞争剩余的 10 个名额，可以说是卷上天了......
如今博士扩招看似火热，却难掩同学们深陷内卷的内心悲凉。而除了考博难度的变化，扩招所引发的博士培养制度改革也正影响着每位科研人。
近年来最显而易见的变化便是申请考核制的全面普及。
据统计，截至去年 8 月底已有超过 9 成的双一流高校实行了「申请-考核」制，新制度虽然有着统考所不能比拟的种种优势，但在国内的人情社会大环境下，其是否真的能够遵循公平公正原则依然有待时间和招生结果来考量。
另一项影响深远的变化则是学制延长。
据统计，全国 140 所院校公开招考的博士研究生中，有超过 7 成学制为 4 年。4 年制崛起的背后，既是高校处理「博士延毕率偏高」问题的一种温和手段，也是对广大身处象牙塔内的超龄博士的一声警钟。
除此之外，「博士分流」制度的加速落地也让许多人感到不寒而栗。
2020 年 9 月印发的《关于加快新时代早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中，就明确支持高校加大博士研究生分流力度。此后多所知名高校发布了「博士分流淘汰制」细则，例如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等。
为了适应时代的变化，博士培养制度不断变革当然是好事，但对于想要读博的同学而言可就不一定了，毕竟在全新的规则下摸着石头过河，一不小心就会踩空。
博士扩招，不光同学们面临挑战，其实许多高校也没有做好准备。
近些年来，不少高校都爆出了与宿舍有关的争议话题，究其原因，在于部分高校推动硕博扩招时，全然不顾配套设施的扩建，盲目扩招。
2021 年 6 月，江南大学通知，学校不再提供 2018 级前硕士与 2017 级前博士的住宿，要求学生们尽快办理退宿；
同年 6 月，哈工大（深圳）硕博士被要求更换宿舍给将入学的本科生，引起了学生们的强烈反对；
更早的 2018 年，北大就在新入学的博士生中试行住宿申请制，鼓励有条件的博士生自行解决在校期间的住宿，一度还引发了学生的抗议......
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博士生教育是一个漫长且复杂的体系，小小的变革就会牵动整个系统的变化。扩招虽好，但同样带来诸多盘根错节的挑战，且短期内很难得到彻底解决，这是留给所有想要读博人的一道难题。
对于个人而言，是否读博要慎重考虑，因为现在读博不光卷，而且就算卷上岸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读博后面临的挑战一点也不比考博时候少。
近年来，延期毕业逐渐成为常态化现象。2002 年至 2009 年，中国博士未正常毕业率在 60% 左右徘徊，2010 年起，中国博士生未正常毕业率就稳居 60% 以上，其后波动中小幅增长，如今已经来到了 66%。
越来越难毕业成了摆在所有在读博士生们面前的第一座大山，而且稍有不慎还要被分流制度制裁。能顺利毕业的博士生，都是天选之子。
另一座大山则是就业难题。内卷时代下，高校、研究所能提供的学术岗位已经趋于饱和了，进入「非学术」就业市场便成了很多人的选择，「去深圳高中的面试教师一半都是博士」这样的话题在以后将越来越常见。
多元化的就业对学制延长下好不容易熬过毕业的博士们而言，其实并不友好。读完博士后大多青春年华已逝，年龄劣势凸显，再加上买车买房、结婚生子的压力，想在一线城市找份轻松体面工作真的很不容易。
博士大扩招的时代已然来临，想读博的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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