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经041【功德者，功指修功，德指性德。】
这是“功德”两个字的定义。我们要知道现在这两个字用得很多，可是很多人错解，也错用了，以为到寺庙里捐几个钱就有了功德；或者是念念佛、打个普佛、拜个忏，这就有功德了。你看看这个解释：
“功”是指“修功”，修什么？修正我们错误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这样的功夫叫做“修功”。我们拜了一堂忏，《大悲忏》短，一天拜完；如果《梁皇忏》，要拜七天；《水陆大忏》，要拜好多天。拜完之后，你那些错误的想法、看法，是不是都修正过来？果然修正过来，你就有“修功”，你有没有“德”那是另外一桩事情。
“德”是指“性德”。真正真实功德在修行当中，破一品无明、见一分真性，那是真实功德。参禅明心见性，功德；念佛得一心不乱，是功德。
所以要晓得，在念佛法门里面来讲，下品的“功德”是“功夫成片”；中品的“功德”是“事一心不乱”，上品“功德”是“理一心不乱”。你得了哪一种功德？不是说我们做些好事就是功德，没有，那叫“福德”；“福德”跟“功德”要分清楚。
所以，当年达摩祖师到中国来的时候，见梁武帝，梁武帝是我们佛门的大护法、虔诚的佛教徒。他以他的地位、以他的势力建筑佛寺，在江南、在他自己管辖的地区建了四百八十座寺庙，他就喜欢人出家，而你出家了，他供养。度了多少万人出家，自以为功德很大。达摩来看他，他就向达摩夸耀、炫耀他自己在佛门做这么多功德：我做这么多好事，问达摩法师）：我的功德大不大？达摩是个老实人，不懂得察言观色，说了一个老实话：并无功德。梁武帝被他泼一盆冷水，不理他了、不护他的法了，他到少林寺去面壁九年，过那个苦日子。
如果达摩祖师说：功德很大。梁武帝一听，尊他为国师，那供养还得了，那一定是最好的礼遇。达摩祖师说实话：没有功德。如果他要问的是：我的福德大不大？那一定是甚大、甚大！他修的是福德，修的是福报，没有功德。“功德”要明心见性。
我们常讲“因戒得定”，“戒”是功德；“因定开慧”，这个“定”是功德；如果持戒不能得“定”，持戒是”“福德，不是功德。戒律精严有没有功德？并无功德，有福德。
“持戒”要得“定”，那是功德。他“戒”的目的是得“定”，“定”的目的是开慧，修“定”一定要开智慧，那是功德。修“定”不开智慧，也是福德，那个享福就是在四禅天、四空天去享福，享天福去了。
这是我们要清楚、要明了。别人问，要能说得出来。做好事，修福，得人天福报。得人天福报，做好事还要严持戒律才能够得人天福报。“五戒”得人身。
你自己持“五戒”，自己冷静想一想：我持戒要打分数，能不能打到八十分？如果“五戒”能打八十分，你不会失人身，你来生还会在人道，而且来生一定比这一生好，比这一生有福。可是一般人自己跟自己打分数，靠不住！才有个五分、八分，赶紧就报上八十分、九十分，自己骗自己。必须懂得“戒相”，“戒体”、“戒相”、“戒行”，你要真正了解，知道“开、遮、持、犯”，依教奉行，那才能做到“持戒”。
自己持净戒，不要管别人持戒不持戒；要管上别人，你就是修善，而且善都不圆满，果报不太好，也会生天、也会到人间来。为什么不好？到天上人间都当阿修罗去了。
阿修罗前生持戒修福，瞧不起别人，贡高我慢，那个人破戒瞧不起他，那个人不持戒，没看在眼里，他持戒修福，这样的心态就变成阿修罗、就变成罗刹。阿修罗有大福报，怎么来的？这么来的。想想我们自己持戒修福，是不是这个心态？打个水陆，一定要当水陆头，你出一百万，我出一百二十万，我在你之上，这种人将来干什么？当阿修罗去了，当罗刹去了，好胜心强，好胜、傲慢，福报再大，不能出三界。
享福的时候，未必不造恶业，造作恶业，将来必定堕三途，何苦来？所以这个德是指性德。性德是至善，真正的善。
【福德与功德，同乎、异乎？】
底下这段要辨明这个事情。
【福德感果报，功德显体用。】
不一样！“功德”里面一定有“福德”，“福德”里头没有“功德”。
【福德多就有为言。】
多半都是从“有为”，“有为法”。
【功德每就无为言。】
“功德”从哪里显？从清净心。《金刚经》教你“离相”、“离见”，这是功德，让你“真心”本性自自然然显露，这是功德。
【修功德而着相，则功德成为福德。】
就变了，变质了。
【修福德而不着相，则福德即是功德。】
“功德”、“福德”的差别：一个是清净心修的一切善，“功德”；染污心所修的就是“福德”。染污的心修禅定也是“福德”，修“般若”也是“福德”，这个诸位一定要知道。念佛不能生净土，都变成了“福德”；念佛要是往生净土，全是“功德”。这个一定要清楚、要明了。
这是“功德”两个字的定义。我们要知道现在这两个字用得很多，可是很多人错解，也错用了，以为到寺庙里捐几个钱就有了功德；或者是念念佛、打个普佛、拜个忏，这就有功德了。你看看这个解释：
“功”是指“修功”，修什么？修正我们错误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这样的功夫叫做“修功”。我们拜了一堂忏，《大悲忏》短，一天拜完；如果《梁皇忏》，要拜七天；《水陆大忏》，要拜好多天。拜完之后，你那些错误的想法、看法，是不是都修正过来？果然修正过来，你就有“修功”，你有没有“德”那是另外一桩事情。
“德”是指“性德”。真正真实功德在修行当中，破一品无明、见一分真性，那是真实功德。参禅明心见性，功德；念佛得一心不乱，是功德。
所以要晓得，在念佛法门里面来讲，下品的“功德”是“功夫成片”；中品的“功德”是“事一心不乱”，上品“功德”是“理一心不乱”。你得了哪一种功德？不是说我们做些好事就是功德，没有，那叫“福德”；“福德”跟“功德”要分清楚。
所以，当年达摩祖师到中国来的时候，见梁武帝，梁武帝是我们佛门的大护法、虔诚的佛教徒。他以他的地位、以他的势力建筑佛寺，在江南、在他自己管辖的地区建了四百八十座寺庙，他就喜欢人出家，而你出家了，他供养。度了多少万人出家，自以为功德很大。达摩来看他，他就向达摩夸耀、炫耀他自己在佛门做这么多功德：我做这么多好事，问达摩法师）：我的功德大不大？达摩是个老实人，不懂得察言观色，说了一个老实话：并无功德。梁武帝被他泼一盆冷水，不理他了、不护他的法了，他到少林寺去面壁九年，过那个苦日子。
如果达摩祖师说：功德很大。梁武帝一听，尊他为国师，那供养还得了，那一定是最好的礼遇。达摩祖师说实话：没有功德。如果他要问的是：我的福德大不大？那一定是甚大、甚大！他修的是福德，修的是福报，没有功德。“功德”要明心见性。
我们常讲“因戒得定”，“戒”是功德；“因定开慧”，这个“定”是功德；如果持戒不能得“定”，持戒是”“福德，不是功德。戒律精严有没有功德？并无功德，有福德。
“持戒”要得“定”，那是功德。他“戒”的目的是得“定”，“定”的目的是开慧，修“定”一定要开智慧，那是功德。修“定”不开智慧，也是福德，那个享福就是在四禅天、四空天去享福，享天福去了。
这是我们要清楚、要明了。别人问，要能说得出来。做好事，修福，得人天福报。得人天福报，做好事还要严持戒律才能够得人天福报。“五戒”得人身。
你自己持“五戒”，自己冷静想一想：我持戒要打分数，能不能打到八十分？如果“五戒”能打八十分，你不会失人身，你来生还会在人道，而且来生一定比这一生好，比这一生有福。可是一般人自己跟自己打分数，靠不住！才有个五分、八分，赶紧就报上八十分、九十分，自己骗自己。必须懂得“戒相”，“戒体”、“戒相”、“戒行”，你要真正了解，知道“开、遮、持、犯”，依教奉行，那才能做到“持戒”。
自己持净戒，不要管别人持戒不持戒；要管上别人，你就是修善，而且善都不圆满，果报不太好，也会生天、也会到人间来。为什么不好？到天上人间都当阿修罗去了。
阿修罗前生持戒修福，瞧不起别人，贡高我慢，那个人破戒瞧不起他，那个人不持戒，没看在眼里，他持戒修福，这样的心态就变成阿修罗、就变成罗刹。阿修罗有大福报，怎么来的？这么来的。想想我们自己持戒修福，是不是这个心态？打个水陆，一定要当水陆头，你出一百万，我出一百二十万，我在你之上，这种人将来干什么？当阿修罗去了，当罗刹去了，好胜心强，好胜、傲慢，福报再大，不能出三界。
享福的时候，未必不造恶业，造作恶业，将来必定堕三途，何苦来？所以这个德是指性德。性德是至善，真正的善。
【福德与功德，同乎、异乎？】
底下这段要辨明这个事情。
【福德感果报，功德显体用。】
不一样！“功德”里面一定有“福德”，“福德”里头没有“功德”。
【福德多就有为言。】
多半都是从“有为”，“有为法”。
【功德每就无为言。】
“功德”从哪里显？从清净心。《金刚经》教你“离相”、“离见”，这是功德，让你“真心”本性自自然然显露，这是功德。
【修功德而着相，则功德成为福德。】
就变了，变质了。
【修福德而不着相，则福德即是功德。】
“功德”、“福德”的差别：一个是清净心修的一切善，“功德”；染污心所修的就是“福德”。染污的心修禅定也是“福德”，修“般若”也是“福德”，这个诸位一定要知道。念佛不能生净土，都变成了“福德”；念佛要是往生净土，全是“功德”。这个一定要清楚、要明了。
#钱学森回国半年提交中国导弹奠基之作# 【钱学森：毕生为强国】1956年春天，钱学森、吴有训、竺可桢、王淦昌等600多位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制定“十二年规划”大会。作为火箭技术专家，钱学森与王弼、沈元、任新民等合作，完成了第37项《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议》，将喷气技术和火箭导弹事业纳入国家长远规划。
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人说，你们搞航空工程的人应该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最弱的就是没有自己的飞机，所以你们应该制造飞机。钱学森在会上说，不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飞机制造材料和发动机等方面的技术，需要从国外买，花钱太多；应该先搞导弹，因为导弹不会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导弹技术”。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自此，我国的导弹研制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3月14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周恩来委托聂荣臻领导航委工作。聂荣臻很快提出建导弹研究机构的方案，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在北京车道沟兵器招待所，聂荣臻宣布：开展导弹研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他鼓励大家：“在座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虽然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
4个月后，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任命钱学森为五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周恩来曾嘱咐聂荣臻：“好好对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聂荣臻将五院的工作方针定为：“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果。”聂力在书中说：“实事求是地讲，建国之初，苏联曾给予中国较大的帮助。”早在1955年4月，中苏达成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7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1.2米直径回旋加速器的协议；1957年初，苏联同意从中国留苏学生中抽出70多人改学导弹新技术专业。
1957年9月7日，由聂荣臻任团长，宋任穷、陈赓任副团长，钱学森、李强等为团员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飞赴苏联。
飞机上，聂荣臻和钱学森讨论苏联P-2导弹。钱学森判断说，苏联的这种导弹是从德国的V-2火箭演化而来的。
下面是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造它，你有把握吗？”聂荣臻问。
“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钱学森说。
“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
“不是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吗……”
10月15日，中苏代表团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签字仪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这是两国历史上有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也称为《10月15日协定》。
这时，苏联和美国都已爆炸了氢弹，并成功研制了洲际导弹。而此前一天，10月1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了。
钱学森身兼五院院长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异常繁忙。这时，一位得力的同事和朋友来到了他身边。
1939年，郭永怀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加拿大留学，并于1941年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与钱学森相识、相知，两人曾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1946年，钱学森推荐郭永怀到康奈尔大学，担任新成立的航空工程学院副教授。在钱学森的鼓励下，1956年10月，郭永怀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祖国，出任力学所副所长。
钱学森与郭永怀最相知，1957年，当有关方面询问谁最适合担任我国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的人选时，钱学森推荐了郭永怀。
郭永怀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事业贡献了全部心血乃至生命，1968年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1999年被追认为“两弹一星元勋”。
1960年7月，正当我国仿制P-2导弹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导弹研制遇到困难。毛泽东果断决定：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尖端技术。聂荣臻指示五院：“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仿制P-2导弹决不能动摇，无论如何一定要搞出来。”
我国将仿制的P-2导弹称为“东风一号”，射程达590公里。1960年11月5日上午9时，“东风一号”在酒泉发射基地试射成功。聂荣臻在庆祝会上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大约一年半后，五院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进行首次试射，失败了。聂荣臻指示：失败了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提出“五院在技术上应由钱学森当家”。经过多次大型地面和发动机试验，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全程试射圆满成功。
3个月后，1964年10月15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6日深夜22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人民日报》随即在北京各地散发了套红大字的《人民日报号外》。
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曾写道：“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蘑菇状烟云是怒放的中国民族的精神花朵；那以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的万金家书。”
在“东风二号”的研制过程中，聂荣臻提出要把它与核武器结合起来。他在1963年9月3日指示：“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
但此时，“两弹结合”仍是一个梦想。
因为装到导弹上的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体积和重量都要大大缩小，要求也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难度很大。聂荣臻提议钱学森和钱三强共同主持这项工作。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中国的科学家们就解决了导弹和核弹头结合的问题。下一步就是试验。
这是一项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试验。当初，美国、苏联搞类似试验，都是把弹头打到国土以外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但中国只能打在自己的国土上，稍有差错，就相当于在自己的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将伤及祖国和人民。顶着这样的压力，钱学森在基地上连续工作了100多天。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整，在酒泉导弹发射基地，核导弹喷射出橙黄色火焰，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拔地而起，划破云霄，冲向蓝天，9分14秒时，精确击中目标。
第二天，即1966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的文章写道：“一位20年前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次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讽。1950～1955年的5年间，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拘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外电评论，罗布泊的巨响震动了全世界，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
这一年，我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3个月，美国也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受到巨大鼓舞，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人积极倡导中国也造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
这一年，中科院成立“中国科学院581工作小组”，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协调和计划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工作。所谓“581”，表示研制卫星是中科院1958年的头号任务。
8月20日，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卫星的事：“大型卫星上天是洲际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
但由于受之后3年经济困难的影响等，卫星的研制被搁置了。1964年底，“两弹结合”试爆成功后，沉默许久的卫星又被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1965年1月，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向周恩来递交一份建议书，谈到应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的事。差不多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我国应重新上马人造卫星的研制。5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部的报告，将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因为提出搞人造卫星建议的时间是1965年1月，于是，该项任务的代号被确定为“651”。
这时，钱学森提出不要专为发射人造卫星研制运载火箭，而是将导弹和探空火箭结合起来，组成卫星的运载火箭。1965年，“长征-1号”和“东风-4号”火箭同步开始研究。
这一年9月，中科院组建卫星研究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然而，“文革”给刚起步的卫星研制造成灾难性影响。
1968年2月，在聂荣臻的支持下，根据钱学森的建议，中央军委责成国防科委组建成立了空间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卫星工作得以在“文革”的风暴中坚持。但也就是在这时，作为中国人造卫星的倡导人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含冤去世。钱学森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等在酒泉发射基地，成功利用“长征-1号”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乐曲时，不仅中国而且世界也听到了歌声。三天后出版的《费城问讯报》写道：“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钱（学森）做了这项工作。”
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全文：https://t.cn/A6MXsZKg
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人说，你们搞航空工程的人应该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最弱的就是没有自己的飞机，所以你们应该制造飞机。钱学森在会上说，不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飞机制造材料和发动机等方面的技术，需要从国外买，花钱太多；应该先搞导弹，因为导弹不会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导弹技术”。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自此，我国的导弹研制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3月14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周恩来委托聂荣臻领导航委工作。聂荣臻很快提出建导弹研究机构的方案，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在北京车道沟兵器招待所，聂荣臻宣布：开展导弹研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他鼓励大家：“在座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虽然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
4个月后，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任命钱学森为五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周恩来曾嘱咐聂荣臻：“好好对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聂荣臻将五院的工作方针定为：“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果。”聂力在书中说：“实事求是地讲，建国之初，苏联曾给予中国较大的帮助。”早在1955年4月，中苏达成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7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1.2米直径回旋加速器的协议；1957年初，苏联同意从中国留苏学生中抽出70多人改学导弹新技术专业。
1957年9月7日，由聂荣臻任团长，宋任穷、陈赓任副团长，钱学森、李强等为团员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飞赴苏联。
飞机上，聂荣臻和钱学森讨论苏联P-2导弹。钱学森判断说，苏联的这种导弹是从德国的V-2火箭演化而来的。
下面是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造它，你有把握吗？”聂荣臻问。
“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钱学森说。
“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
“不是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吗……”
10月15日，中苏代表团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签字仪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这是两国历史上有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也称为《10月15日协定》。
这时，苏联和美国都已爆炸了氢弹，并成功研制了洲际导弹。而此前一天，10月1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了。
钱学森身兼五院院长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异常繁忙。这时，一位得力的同事和朋友来到了他身边。
1939年，郭永怀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加拿大留学，并于1941年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与钱学森相识、相知，两人曾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1946年，钱学森推荐郭永怀到康奈尔大学，担任新成立的航空工程学院副教授。在钱学森的鼓励下，1956年10月，郭永怀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祖国，出任力学所副所长。
钱学森与郭永怀最相知，1957年，当有关方面询问谁最适合担任我国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的人选时，钱学森推荐了郭永怀。
郭永怀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事业贡献了全部心血乃至生命，1968年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1999年被追认为“两弹一星元勋”。
1960年7月，正当我国仿制P-2导弹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导弹研制遇到困难。毛泽东果断决定：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尖端技术。聂荣臻指示五院：“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仿制P-2导弹决不能动摇，无论如何一定要搞出来。”
我国将仿制的P-2导弹称为“东风一号”，射程达590公里。1960年11月5日上午9时，“东风一号”在酒泉发射基地试射成功。聂荣臻在庆祝会上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大约一年半后，五院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进行首次试射，失败了。聂荣臻指示：失败了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提出“五院在技术上应由钱学森当家”。经过多次大型地面和发动机试验，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全程试射圆满成功。
3个月后，1964年10月15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6日深夜22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人民日报》随即在北京各地散发了套红大字的《人民日报号外》。
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曾写道：“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蘑菇状烟云是怒放的中国民族的精神花朵；那以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的万金家书。”
在“东风二号”的研制过程中，聂荣臻提出要把它与核武器结合起来。他在1963年9月3日指示：“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
但此时，“两弹结合”仍是一个梦想。
因为装到导弹上的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体积和重量都要大大缩小，要求也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难度很大。聂荣臻提议钱学森和钱三强共同主持这项工作。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中国的科学家们就解决了导弹和核弹头结合的问题。下一步就是试验。
这是一项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试验。当初，美国、苏联搞类似试验，都是把弹头打到国土以外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但中国只能打在自己的国土上，稍有差错，就相当于在自己的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将伤及祖国和人民。顶着这样的压力，钱学森在基地上连续工作了100多天。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整，在酒泉导弹发射基地，核导弹喷射出橙黄色火焰，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拔地而起，划破云霄，冲向蓝天，9分14秒时，精确击中目标。
第二天，即1966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的文章写道：“一位20年前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次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讽。1950～1955年的5年间，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拘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外电评论，罗布泊的巨响震动了全世界，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
这一年，我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3个月，美国也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受到巨大鼓舞，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人积极倡导中国也造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
这一年，中科院成立“中国科学院581工作小组”，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协调和计划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工作。所谓“581”，表示研制卫星是中科院1958年的头号任务。
8月20日，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卫星的事：“大型卫星上天是洲际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
但由于受之后3年经济困难的影响等，卫星的研制被搁置了。1964年底，“两弹结合”试爆成功后，沉默许久的卫星又被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1965年1月，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向周恩来递交一份建议书，谈到应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的事。差不多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我国应重新上马人造卫星的研制。5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部的报告，将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因为提出搞人造卫星建议的时间是1965年1月，于是，该项任务的代号被确定为“651”。
这时，钱学森提出不要专为发射人造卫星研制运载火箭，而是将导弹和探空火箭结合起来，组成卫星的运载火箭。1965年，“长征-1号”和“东风-4号”火箭同步开始研究。
这一年9月，中科院组建卫星研究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然而，“文革”给刚起步的卫星研制造成灾难性影响。
1968年2月，在聂荣臻的支持下，根据钱学森的建议，中央军委责成国防科委组建成立了空间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卫星工作得以在“文革”的风暴中坚持。但也就是在这时，作为中国人造卫星的倡导人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含冤去世。钱学森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等在酒泉发射基地，成功利用“长征-1号”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乐曲时，不仅中国而且世界也听到了歌声。三天后出版的《费城问讯报》写道：“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钱（学森）做了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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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羽# #2020汤尤杯# #2021苏迪曼杯# 国羽“双核”总结三大团体赛：突破极限，扛住了检验
2021年的10月注定成为羽坛史无前例的大赛月，从苏迪曼杯到汤尤杯，三大团体赛因为疫情被无缝衔接在三周内举行。
中国羽毛球队在全运会结束后第二天就赶赴欧洲，迎接此番绝无仅有的新挑战。月初在芬兰万塔，他们成功卫冕苏杯；月中女队时隔5年重新捧起尤伯杯，陈雨菲、黄东萍、贾一凡等11名队员梦圆丹麦奥胡斯；男队再度闯进决赛，虽遗憾摘银，但新人、新组合收获的经验与动力让人满怀期待。
在这支以“95后”为主的年轻队伍里，有7月底就征战东京不曾停歇的8位奥运选手，亦有在9月陕西西安披荆斩棘的各队主力。他们在23天的极限挑战中团结一心，拼搏忘我，勇敢释放，以两冠一亚的成绩诠释了不畏强敌、勇攀高峰的青春之歌。全队下一站是在欧登塞的丹麦公开赛，之后国羽将回国备战12月初在西班牙韦尔瓦举办的羽毛球世锦赛。
昨晚，当汤尤杯落下帷幕，我们采访了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双打主教练张军，以及副主席、单打主教练夏煊泽，在点评比赛得失之间，也分享了“强国有我，团结拼搏，敢打敢拼，为国而战”的团魂感悟。
张军：23天极限挑战，三大团体赛扛住检验
苏迪曼杯、汤尤杯这三大赛第一次安排得如此紧凑，对队员的体能、心理、技术战术方面都有很大的挑战。因为此前还有奥运会和全运会，这次出征的强度和密度也是史无前例的。对于队员们的表现，我也是满意的。为了着眼巴黎奥运会，本次三大团体赛我们以年轻队员为核心，力求让他们在实战中接受锻炼。因为过去17个月的时间，这些年轻选手都没有国际赛事的检验，也希望他们能够尽快地
成长起来。
时隔5年我们的女队重新夺回了尤伯杯，她们在场上的出色表现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决赛中，日本队对我们发起了非常猛烈的冲击，因为东京奥运会上的失利，让她们憋足了劲想卫冕尤杯。虽然可能在外界看来，中国女队现在实力更强一些，但是，在我们来看优势并没有那么明显。像陈雨菲从奥运到全运的夺冠，身体、精力上的疲劳还存在，而且，如今她也成为各国冲击的首要对象。另外，陈清晨/贾一凡同样也是奥运和全运发挥出色，再到尤伯杯决赛时，身体已经出现了极限反应。那场117分钟的鏖战确实让人感动，当贾一凡到达极点后，陈清晨不断鼓励着她。在那么不利的情况下，她们靠着对胜利的渴望，对尤伯杯的向往，拼出了超越极限的表现。整个女队的表现非常优秀，她们值得这份荣誉的加冕。
男队同样也是收获很多，像从未参加过如此顶级赛事的李诗沣、翁泓阳、王昶、邸子健等年轻队员，能够跟着队伍不管是在场上还是在看台上，经历过这样规模的赛事洗礼，他们肯定收获得了很多的经验和信心。从历史上来看，本届汤杯上的阵容属于年轻人当家。和目前的丹麦、印尼相比，我们的男单、男双都是抱着拼的姿态上场。决赛的三场球，陆光祖、李诗沣面对的金廷和乔纳坦都是比自己经验丰富很多的强手，他们都是力拼了三局；双打的何济霆与周昊东经过半决赛的苦战，决赛中也是顶着身体的疲惫在拼搏。虽然是银牌，但是相信这一次的经历会成为小伙子们在未来前进的更大动力。我也相信明年我们将会再次向汤姆斯杯发起冲击。
经过这次比赛，队伍也进入了奥运会之后的重新调整阶段。双打方面,从苏杯到汤尤杯有新的组合、新的尝试，教练组会根据运动员的特点发展以及意愿进行调整与磨合。另外，这一次王懿律和黄东萍在苏杯时出战混双表现出色，之后，他们也分别进入了汤姆斯杯和尤伯杯的阵容。主攻混双前，他们就是非常出色的男双和女双选手，现在队员需要他们的时候，二人能够马上转换角色为了男团和女团而奋斗，这一点也是为队伍增添了能量。
因为这段比赛都是在欧洲进行，我们的用餐都是由组委会安排的一日三餐，对于我们的队员而言并不是很对胃口。为了给队员们补充营养，队伍也是在遵守防疫要求的前提下为大家炖点汤。转战到了丹麦奥胡斯后，队员们也是在封闭的气泡管理下进行训练比赛和生活。条件虽然有限，但是队员们都十分自律。此行让我最有感触的还是整个团队的凝聚力，男队为女队加油，女队为男单助威，不论是场上比赛，还是场下的啦啦队，大家的表现无时无刻不在传递着这支队伍积极的力量与强大的团魂。
夏煊泽：中坚力量越发成熟，新人潜力可期
紧接在苏迪曼杯之后，我们在汤尤杯上收获了一冠一亚。这三周的时间里，三场如此规模的顶级团体赛事让年轻的队伍得到了难得的检验与锻炼。特别是在汤尤杯的比赛中，单打组启用了此前一年多没有国际赛经历的新人，从真正的实战检验中让他们有所历练和收获。
汤姆斯杯遗憾摘银，但是决赛中我们在原本一单石宇奇有伤的情况下，面对印尼的金廷、乔纳坦，首次参加团体赛的陆光祖、李诗沣都打满了三局，他们在场上分分紧咬的拼搏与士气都是值得肯定的。当然，输球我们必须要总结问题，为了之后更好的成长。
在小组赛中，陆光祖有不错的表现，他顶着大比分1比1的压力，在与印度队维尔玛的决胜局中力挽狂澜了3个场点，并加分拿下宝贵一分。“00后”李诗沣从1/4决赛开始担纲二单角色，表现不俗。此前他没有赢过泰国选手昆拉武特，通过苏杯的观赛，研究技战术对策，他也实现了一次突破。而后，他在半决赛掀翻日本选手常山干太，决赛也给乔纳坦制造了足够的威胁。尽管距离胜利欠了那么一点，但是发现问题去继续补足前进，我相信明年我们将会有不一样的变化。
尤伯杯，我们的姑娘们表现得非常突出。对单打来说，何冰娇从苏杯开始就一直在请战，到了尤伯杯确实建功。对她来说，不管是身处幸福的二单位置，还是去做队伍中最强的二单，这次比赛中经受住了考验，标志着她日渐成熟。
目前来讲，陈雨菲已经从当年的冲击者变成了各国女单选手冲击的对象。近3个月以来，她先后经历奥运会、全运会的巅峰状态，在苏迪曼杯上她也是屡屡建功，尤其是对阵丹麦队，她拿到的1分起到了事关生死的作用。虽然两场决赛她未能拿分，但是处在一单位置上的压力，肯定是推着她在今后训练中找寻创新与突破的动力。
这一次我们大胆启用年轻运动员，给他们机会和舞台去展示和检验自己。也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让他们继续在实战中积累经验。我们这一次还有没上场的顾俊峰、韩千禧，对他们来说，在看台上为队友们加油也是促进他们尽快跟上团队的步伐。
不论是我们苏迪曼杯、尤伯杯的胜利，还是汤姆斯杯的银牌，在我来看，队员们肯定收获了许多的经验与体会。希望在之后的训练与比赛中，大家朝着更高的要求前进，这样我们的队伍将更具有强大的实力与凝聚力。
2021年的10月注定成为羽坛史无前例的大赛月，从苏迪曼杯到汤尤杯，三大团体赛因为疫情被无缝衔接在三周内举行。
中国羽毛球队在全运会结束后第二天就赶赴欧洲，迎接此番绝无仅有的新挑战。月初在芬兰万塔，他们成功卫冕苏杯；月中女队时隔5年重新捧起尤伯杯，陈雨菲、黄东萍、贾一凡等11名队员梦圆丹麦奥胡斯；男队再度闯进决赛，虽遗憾摘银，但新人、新组合收获的经验与动力让人满怀期待。
在这支以“95后”为主的年轻队伍里，有7月底就征战东京不曾停歇的8位奥运选手，亦有在9月陕西西安披荆斩棘的各队主力。他们在23天的极限挑战中团结一心，拼搏忘我，勇敢释放，以两冠一亚的成绩诠释了不畏强敌、勇攀高峰的青春之歌。全队下一站是在欧登塞的丹麦公开赛，之后国羽将回国备战12月初在西班牙韦尔瓦举办的羽毛球世锦赛。
昨晚，当汤尤杯落下帷幕，我们采访了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双打主教练张军，以及副主席、单打主教练夏煊泽，在点评比赛得失之间，也分享了“强国有我，团结拼搏，敢打敢拼，为国而战”的团魂感悟。
张军：23天极限挑战，三大团体赛扛住检验
苏迪曼杯、汤尤杯这三大赛第一次安排得如此紧凑，对队员的体能、心理、技术战术方面都有很大的挑战。因为此前还有奥运会和全运会，这次出征的强度和密度也是史无前例的。对于队员们的表现，我也是满意的。为了着眼巴黎奥运会，本次三大团体赛我们以年轻队员为核心，力求让他们在实战中接受锻炼。因为过去17个月的时间，这些年轻选手都没有国际赛事的检验，也希望他们能够尽快地
成长起来。
时隔5年我们的女队重新夺回了尤伯杯，她们在场上的出色表现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决赛中，日本队对我们发起了非常猛烈的冲击，因为东京奥运会上的失利，让她们憋足了劲想卫冕尤杯。虽然可能在外界看来，中国女队现在实力更强一些，但是，在我们来看优势并没有那么明显。像陈雨菲从奥运到全运的夺冠，身体、精力上的疲劳还存在，而且，如今她也成为各国冲击的首要对象。另外，陈清晨/贾一凡同样也是奥运和全运发挥出色，再到尤伯杯决赛时，身体已经出现了极限反应。那场117分钟的鏖战确实让人感动，当贾一凡到达极点后，陈清晨不断鼓励着她。在那么不利的情况下，她们靠着对胜利的渴望，对尤伯杯的向往，拼出了超越极限的表现。整个女队的表现非常优秀，她们值得这份荣誉的加冕。
男队同样也是收获很多，像从未参加过如此顶级赛事的李诗沣、翁泓阳、王昶、邸子健等年轻队员，能够跟着队伍不管是在场上还是在看台上，经历过这样规模的赛事洗礼，他们肯定收获得了很多的经验和信心。从历史上来看，本届汤杯上的阵容属于年轻人当家。和目前的丹麦、印尼相比，我们的男单、男双都是抱着拼的姿态上场。决赛的三场球，陆光祖、李诗沣面对的金廷和乔纳坦都是比自己经验丰富很多的强手，他们都是力拼了三局；双打的何济霆与周昊东经过半决赛的苦战，决赛中也是顶着身体的疲惫在拼搏。虽然是银牌，但是相信这一次的经历会成为小伙子们在未来前进的更大动力。我也相信明年我们将会再次向汤姆斯杯发起冲击。
经过这次比赛，队伍也进入了奥运会之后的重新调整阶段。双打方面,从苏杯到汤尤杯有新的组合、新的尝试，教练组会根据运动员的特点发展以及意愿进行调整与磨合。另外，这一次王懿律和黄东萍在苏杯时出战混双表现出色，之后，他们也分别进入了汤姆斯杯和尤伯杯的阵容。主攻混双前，他们就是非常出色的男双和女双选手，现在队员需要他们的时候，二人能够马上转换角色为了男团和女团而奋斗，这一点也是为队伍增添了能量。
因为这段比赛都是在欧洲进行，我们的用餐都是由组委会安排的一日三餐，对于我们的队员而言并不是很对胃口。为了给队员们补充营养，队伍也是在遵守防疫要求的前提下为大家炖点汤。转战到了丹麦奥胡斯后，队员们也是在封闭的气泡管理下进行训练比赛和生活。条件虽然有限，但是队员们都十分自律。此行让我最有感触的还是整个团队的凝聚力，男队为女队加油，女队为男单助威，不论是场上比赛，还是场下的啦啦队，大家的表现无时无刻不在传递着这支队伍积极的力量与强大的团魂。
夏煊泽：中坚力量越发成熟，新人潜力可期
紧接在苏迪曼杯之后，我们在汤尤杯上收获了一冠一亚。这三周的时间里，三场如此规模的顶级团体赛事让年轻的队伍得到了难得的检验与锻炼。特别是在汤尤杯的比赛中，单打组启用了此前一年多没有国际赛经历的新人，从真正的实战检验中让他们有所历练和收获。
汤姆斯杯遗憾摘银，但是决赛中我们在原本一单石宇奇有伤的情况下，面对印尼的金廷、乔纳坦，首次参加团体赛的陆光祖、李诗沣都打满了三局，他们在场上分分紧咬的拼搏与士气都是值得肯定的。当然，输球我们必须要总结问题，为了之后更好的成长。
在小组赛中，陆光祖有不错的表现，他顶着大比分1比1的压力，在与印度队维尔玛的决胜局中力挽狂澜了3个场点，并加分拿下宝贵一分。“00后”李诗沣从1/4决赛开始担纲二单角色，表现不俗。此前他没有赢过泰国选手昆拉武特，通过苏杯的观赛，研究技战术对策，他也实现了一次突破。而后，他在半决赛掀翻日本选手常山干太，决赛也给乔纳坦制造了足够的威胁。尽管距离胜利欠了那么一点，但是发现问题去继续补足前进，我相信明年我们将会有不一样的变化。
尤伯杯，我们的姑娘们表现得非常突出。对单打来说，何冰娇从苏杯开始就一直在请战，到了尤伯杯确实建功。对她来说，不管是身处幸福的二单位置，还是去做队伍中最强的二单，这次比赛中经受住了考验，标志着她日渐成熟。
目前来讲，陈雨菲已经从当年的冲击者变成了各国女单选手冲击的对象。近3个月以来，她先后经历奥运会、全运会的巅峰状态，在苏迪曼杯上她也是屡屡建功，尤其是对阵丹麦队，她拿到的1分起到了事关生死的作用。虽然两场决赛她未能拿分，但是处在一单位置上的压力，肯定是推着她在今后训练中找寻创新与突破的动力。
这一次我们大胆启用年轻运动员，给他们机会和舞台去展示和检验自己。也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让他们继续在实战中积累经验。我们这一次还有没上场的顾俊峰、韩千禧，对他们来说，在看台上为队友们加油也是促进他们尽快跟上团队的步伐。
不论是我们苏迪曼杯、尤伯杯的胜利，还是汤姆斯杯的银牌，在我来看，队员们肯定收获了许多的经验与体会。希望在之后的训练与比赛中，大家朝着更高的要求前进，这样我们的队伍将更具有强大的实力与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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