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酷嗜读书，早在日本留学时候，他和周作人的勤学苦读就非常出名，甚至引起了当地媒体的注意，登在报纸上：清国留学生有周氏兄弟者，学问甚勤，日后必有大成。周作人曾在回忆录中写过，有次犯懒，日上三竿，犹在躬卧，鲁迅从外面回来，勃然大怒，厉声斥责，甚至挥以老拳，同寓所的人赶紧拉开了。
鲁迅白天从来不睡觉，看见“昼寝”的人深恶痛绝，认为虚耗光阴。孔子学生宰我白天睡觉，孔子骂他“朽木不可雕，粪土之墙不可污”，腐朽的木材不能下刀，成不了器；粪土筑成的墙不能抹，沾不住泥，都是恨铁不成钢的意思。古代人晚上无法照明，有效时间都在白天，因此时间又叫光阴。不像现在，晚上还能读书。
鲁迅白天也会困，但他不睡觉，坐在藤椅上闭着眼睛小寐一下，或者找点轻松的东西看一看，就算休息了。
回国之后，鲁迅的读书生活更是到了痴迷的地步。他的日常生活基本四件事：买书，读书，抄书，写书。
鲁迅刚到北京工作，月薪80元，每月买书就花20多元，除却必要的生活开支，剩下的全都寄回绍兴养家。书商们非常喜欢跟他做生意，因为这位买主不仅不挑，而且不好意思。书商拿一捆书上门，鲁迅本来没一本看上的，但也不让人家白跑一趟，凑合买上几本，还是高价，动辄五六块。那时候六元钱是教育部门卫一个月的全部工资。
鲁迅经常逛旧书市场，有时候一逛一整天，经常为买不到心仪的书叹惋不甘。看到想买的书赶紧买下，手头紧张就借钱买下。晚年寓居上海，跟内山书店老板是朋友，内山完造经常给他送书，一送一大摞，还是精装书，价格不菲，但是鲁迅全都留下了，虽然未必喜欢。他看重的不是钱，而是这份交情。
“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鲁迅说。
鲁迅买了书，有的未必看，摆在书架上，增点书香气。他在日记中写道：“下午整理书籍，已满两架，置此何事，殊自笑叹也。”看着满满两架书暗笑，要这么多书干什么啊。
当然，绝大多数书还是看的。买书就是为了读书，读书是鲁迅一大享受。
鲁迅读书很勤奋，到了不可须臾或缺的程度。有一次，天很冷，感冒了，“首重鼻窒似感冒，蒙被卧良久，顿愈，仍起阅书”。蒙着被子睡了一会儿，出了一身汗，感觉好了点，赶紧爬起来读书。为了有个良好的读书环境，他搬到吊死过人的屋子里，夜里能听到小虫说话的声音。
读书两种目的，一是消遣，一是研究。曾国藩说，刚日（单日）读经，柔日（双日）读史，读经就是研究，读史相当于消遣，跟看小说一样。史书就是各种各样的人物故事合集。
鲁迅读书，能读出书中的精髓。王朔说，有人读一辈子书，时时刻刻读，年年月月读，最多是个知道分子，没有自己的独见。古代叫两脚书橱，现在叫人脑存储器，只存储，不处理。鲁迅不同，深读，思考，领悟，写出心得。他的扛鼎之作《中国小说史略》，就是在极其丰富的阅读基础上写出来的，对每个历史时期每个作家的每一本书，都有令人叹服的真知灼见。
对读书人而言，书是奢侈品，根本没有那么多钱买。买不起，只能借。跟朋友借，跟图书馆借，或者跟朋友换着看。实在没办法，只能把看过的卖掉，换钱买新的。
那时候的书，跟现在不同。我们现在看的古书，都是经过专业人士校订辑注过的，看就行了。那时候不行，很多都是残本乱本，所以特别讲究版本，版本不行，书中就会谬误百出，不仅无益，而且有害。所以鲁迅读书，还有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把乱七八糟的书整理成善本。整理的主要手段，就是抄。
抄书是老读书人的基本功。一来可以练字，二来加深记忆，三来一旦原本不在了，还有抄本在。要是自己不想抄，就只能雇人抄。孔乙己就专门给人抄书混饭吃。鲁迅住在绍兴会馆，整整抄了六年书，据粗略统计，他抄录的古籍现存的就有5092页！
鲁迅抄书很杂，史书、志书、书目、文字学、诗文集、野史、传记、小说、杂记，以及佛教经典，道家、墨家经典，甚至有考古、山川地理、草木虫鱼之类。如此宽广的内容范围，令人觉得简直是随手拈来，根本无法捉摸他的思路。鲁迅在抄书的同时，常常请人装订抄稿或装订抄录的底本。
鲁迅的国学功底相当深厚，这从他创作的旧体诗可见一斑。正因如此，我们读鲁迅的文章，会感觉跟同时期别人写的白话文不同。鲁迅也说：“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
意即，他写的白话文有古文的意象和字句，这是从骨子里生出来的，改不掉。正因如此，我们看大先生的文章，才更有意趣，品格自高。
鲁迅的文章，冷静，清醒，犀利，温厚。少年人读鲁迅，只觉有趣好玩；中年人读鲁迅，方知深邃高远；老年人读鲁迅，彻悟豁达通透。品读鲁迅，神交鲁迅，收藏鲁迅，这是每个中国人的必备功课。
中国杰出的作家不少，但是鲁迅只有一个。
鲁迅白天从来不睡觉，看见“昼寝”的人深恶痛绝，认为虚耗光阴。孔子学生宰我白天睡觉，孔子骂他“朽木不可雕，粪土之墙不可污”，腐朽的木材不能下刀，成不了器；粪土筑成的墙不能抹，沾不住泥，都是恨铁不成钢的意思。古代人晚上无法照明，有效时间都在白天，因此时间又叫光阴。不像现在，晚上还能读书。
鲁迅白天也会困，但他不睡觉，坐在藤椅上闭着眼睛小寐一下，或者找点轻松的东西看一看，就算休息了。
回国之后，鲁迅的读书生活更是到了痴迷的地步。他的日常生活基本四件事：买书，读书，抄书，写书。
鲁迅刚到北京工作，月薪80元，每月买书就花20多元，除却必要的生活开支，剩下的全都寄回绍兴养家。书商们非常喜欢跟他做生意，因为这位买主不仅不挑，而且不好意思。书商拿一捆书上门，鲁迅本来没一本看上的，但也不让人家白跑一趟，凑合买上几本，还是高价，动辄五六块。那时候六元钱是教育部门卫一个月的全部工资。
鲁迅经常逛旧书市场，有时候一逛一整天，经常为买不到心仪的书叹惋不甘。看到想买的书赶紧买下，手头紧张就借钱买下。晚年寓居上海，跟内山书店老板是朋友，内山完造经常给他送书，一送一大摞，还是精装书，价格不菲，但是鲁迅全都留下了，虽然未必喜欢。他看重的不是钱，而是这份交情。
“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鲁迅说。
鲁迅买了书，有的未必看，摆在书架上，增点书香气。他在日记中写道：“下午整理书籍，已满两架，置此何事，殊自笑叹也。”看着满满两架书暗笑，要这么多书干什么啊。
当然，绝大多数书还是看的。买书就是为了读书，读书是鲁迅一大享受。
鲁迅读书很勤奋，到了不可须臾或缺的程度。有一次，天很冷，感冒了，“首重鼻窒似感冒，蒙被卧良久，顿愈，仍起阅书”。蒙着被子睡了一会儿，出了一身汗，感觉好了点，赶紧爬起来读书。为了有个良好的读书环境，他搬到吊死过人的屋子里，夜里能听到小虫说话的声音。
读书两种目的，一是消遣，一是研究。曾国藩说，刚日（单日）读经，柔日（双日）读史，读经就是研究，读史相当于消遣，跟看小说一样。史书就是各种各样的人物故事合集。
鲁迅读书，能读出书中的精髓。王朔说，有人读一辈子书，时时刻刻读，年年月月读，最多是个知道分子，没有自己的独见。古代叫两脚书橱，现在叫人脑存储器，只存储，不处理。鲁迅不同，深读，思考，领悟，写出心得。他的扛鼎之作《中国小说史略》，就是在极其丰富的阅读基础上写出来的，对每个历史时期每个作家的每一本书，都有令人叹服的真知灼见。
对读书人而言，书是奢侈品，根本没有那么多钱买。买不起，只能借。跟朋友借，跟图书馆借，或者跟朋友换着看。实在没办法，只能把看过的卖掉，换钱买新的。
那时候的书，跟现在不同。我们现在看的古书，都是经过专业人士校订辑注过的，看就行了。那时候不行，很多都是残本乱本，所以特别讲究版本，版本不行，书中就会谬误百出，不仅无益，而且有害。所以鲁迅读书，还有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把乱七八糟的书整理成善本。整理的主要手段，就是抄。
抄书是老读书人的基本功。一来可以练字，二来加深记忆，三来一旦原本不在了，还有抄本在。要是自己不想抄，就只能雇人抄。孔乙己就专门给人抄书混饭吃。鲁迅住在绍兴会馆，整整抄了六年书，据粗略统计，他抄录的古籍现存的就有5092页！
鲁迅抄书很杂，史书、志书、书目、文字学、诗文集、野史、传记、小说、杂记，以及佛教经典，道家、墨家经典，甚至有考古、山川地理、草木虫鱼之类。如此宽广的内容范围，令人觉得简直是随手拈来，根本无法捉摸他的思路。鲁迅在抄书的同时，常常请人装订抄稿或装订抄录的底本。
鲁迅的国学功底相当深厚，这从他创作的旧体诗可见一斑。正因如此，我们读鲁迅的文章，会感觉跟同时期别人写的白话文不同。鲁迅也说：“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
意即，他写的白话文有古文的意象和字句，这是从骨子里生出来的，改不掉。正因如此，我们看大先生的文章，才更有意趣，品格自高。
鲁迅的文章，冷静，清醒，犀利，温厚。少年人读鲁迅，只觉有趣好玩；中年人读鲁迅，方知深邃高远；老年人读鲁迅，彻悟豁达通透。品读鲁迅，神交鲁迅，收藏鲁迅，这是每个中国人的必备功课。
中国杰出的作家不少，但是鲁迅只有一个。
【农民纷纷进城负债买房，经济形势悄然发生变化，还要不要回农村？】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农民进城的步伐就没停歇过！从寒窗苦读跳农门迁户口变市民，到洗脚进城进厂务工做生意，早期买户口到后期买房迁户口变市民，一代代、一批批农民变市民，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大发展，成全了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可到了经济新的发展周期，农民能够安安乐乐地在城市生活下去么？
房地产繁荣离不开农民进城买房。农村曾经出现过不少阶段性的时髦，从时兴买自行车缝纫机到买户口进城，从买摩托车到建房买家电，从南下打工到在城市里买房。中国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史，居然是我们农民在唱主角。独具特色的中国“春运”是为农民量身定做的；各地城市新区建设是为农民准备的；大量如蜂巢状的钢筋混凝土”窟窿“也主要是为农民建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主要是我国曾经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全国十几亿人口，其中农民占了8亿多。在当今城市生活的人口中，不论户口改为“非农”与否，他们的前身或者上一辈人基本是农民。这样的群体，如果刨除那些大学生入职人员，很大一部分还是来自农村呆在城市里做生意或务工的人。随着国家工业制造强国地位的成功打造，我们城市建设速度得以提速进行，大量城市的就业岗位吸引了众多的农民。
城市的财富机会让富裕起来的农民做起了在城市的长远打算，城市管理者们也通过建立起优质的医疗、教育等资源“锁”住了农民老小两头，让他们安心地在城市呆下去，当更多城市把户口的限制取消，或者把买房与安家落户联系起来的时候，广大的农民买房落户城市就成了这个时代最时髦的主旋律了。
国内外经济形势逆转，农民正在隐性失业。世界的经济形势陷入了衰退周期已经是不争事实，很多国家的失业率是高居不下，就拿美国这样的超级发达国家来说，不少城市出现了很多失业而流落街头的人。反观我国，虽然经济还能一枝独秀，在疫情爆发以及世界局势动荡的时期能让经济增长率还出现正增长，但是在世界不容乐观的大环境和疫情反复的持续困扰下，经济的下行压力也无法回避。
即使这样，我国统计的人口失业率是无法和他国相比的。因为在城市的很多人口中，占比很大的人口是来自于农民！农民可以离开工厂，可以关掉摊位，但他们不会成为失业人口。因为 农民的最终职业是务农，最终归宿是在农村，每家每户都分配了山林田土和宅基地，他们不会成为流落街头的失业人口，既有家可回，毕竟农村老家还有房屋；也有业可务，薄田几亩还可产粮果腹，不至于挨饿受冻的。
前提是，这些异化了的农民不要太过留恋城市，有一颗奔赴农村的决绝心，否则，一旦“失业”那也真是失业啊！
农业难挣钱，回得去的农村容不下的尴尬。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农村迎来了土地承包责任制，几乎所有农民家庭都有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分田到户时每个农村人能分到的责任田数，俚语中就用来指代农家的责任田了），那个时期，每家每户就靠着在责任田上种田，能够为家里老人求医问药、孩子上学和一家人吃饭穿衣提供收入来源，如果还养了家禽家畜，拓展的副业还能让农家殷实起来，熬过几年，居然能够让土砖瓦屋变身红砖新屋，逐步添置上自行车、黑白电视、吊风扇这类，让农民过上了好日子。当一市斤米能值一元钱，这一元钱可以买好几斤糖和盐，或看场电影，或坐好远的轮船时，我们的农民种着自己的责任田就能够感觉日子还挺滋润的。
当一市斤米仍然值一元多的钱，而这一元钱掉在地上，连小孩都不大主动去捡了，因为现在的一元钱，吃不了一个早餐，买不了几颗糖，坐不了一趟车，一句话，现在的一元钱可真不值钱了！更进一步的说，是一斤米不值钱了，农民种田没效益了。
社会变迁，物价飞涨，粮食等农产品价格却长时期保持稳定，也就是变相跌价，让农业再也无法成为农民家庭赖以生存发展的经济收入来源。这是新世纪以来亿万农民不得不离开土地进城务工谋生的时代缩影！
农民进城并融入了城市，特别是赶上了在城市买房的时髦，变没变真正的市民暂且不论，每月还房贷当起了房奴是没多少争议的。一旦城市里没有了稳定收入来源，农村老家的几亩薄田莫说还房贷，连养家糊口都续不上，他们又怎能轻易离得开城市？
三农领域在未来或会成为就业和财富的机会。在经济学领域有个蓄水池的概念。就是当国家为刺激经济增长增发大量货币，或者吸引大量外资热钱，就必定要让国内有个能够吸纳大量资金的行业、领域，才能够让这样的天量资金良性进入国内的经济循环，否则就会产生严重的通货膨胀，造成社会经济秩序的紊乱。一直以来，我国的房地产行业就充当了这个资金蓄水池的角色，不论是历史上国家做出的刺激经济增长的几万亿投资计划，还是中国稳定的社会环境、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发展速度所吸引的世界投资热钱涌入，统统需要通过国内房地产行业来消化，助推了一个城市接一个城市的房地产市场繁荣。带动了地方土地财政收入增长，拉大了地方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规模，推动了钢铁、水泥等产业的发展，让城市的各大工厂、基建工地持续加班加点，最终让涌入城市的农民工获得了就业和财富机会，让国家的经济链条持续健康的转动。
现在世界却在悄然变化，包括我国在内，房地产行业正在步入寒冬，接连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暴雷似乎昭示了这样的变化。也就意味着，一个国家资金的蓄水池不得不转换了。
如果房地产业不能作为社会资金的蓄水池了，又有哪个行业适合承接呢？
通过分析比较，似乎只有三农领域才有这个潜质！
三农领域体量更庞大。不论是能聚集的人口数，土地数，房屋数，还是能够形成的市场，三农领域应该比房地产行业更为庞大。再巨量的资金，要到农村找到吸纳的地是一点都不成问题的。
例如将来集体土地能够上市交易的话，其土地总数要比城市国有土地高出不知道几个数量级；城市道路交通、沟渠及山塘水库硬化护坡，能够投入的固定基础设施消耗资金，来多少就能给你耗多少！在农村不单单只种田产粮，还有乡村旅游、康养休闲、植树造林或光伏产业搞碳排放交易，层出不穷的衍生产业，能够让资金在三农领域持续转动发酵，使财富的翅膀尽情的飞舞起来！
如果这样的推测能够成立，那就不难判断国家指挥棒将会促成资金、人力等等资源要素向三农领域流动，那将来就业和财富机会终将出现在农村的时候，我们的农民也就会心甘情愿、义无反顾地再次回农村当上了新时代的农民了！
感谢您的阅读点赞、收藏转发，更多内容请关注“原生态乡村”！
房地产繁荣离不开农民进城买房。农村曾经出现过不少阶段性的时髦，从时兴买自行车缝纫机到买户口进城，从买摩托车到建房买家电，从南下打工到在城市里买房。中国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史，居然是我们农民在唱主角。独具特色的中国“春运”是为农民量身定做的；各地城市新区建设是为农民准备的；大量如蜂巢状的钢筋混凝土”窟窿“也主要是为农民建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主要是我国曾经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全国十几亿人口，其中农民占了8亿多。在当今城市生活的人口中，不论户口改为“非农”与否，他们的前身或者上一辈人基本是农民。这样的群体，如果刨除那些大学生入职人员，很大一部分还是来自农村呆在城市里做生意或务工的人。随着国家工业制造强国地位的成功打造，我们城市建设速度得以提速进行，大量城市的就业岗位吸引了众多的农民。
城市的财富机会让富裕起来的农民做起了在城市的长远打算，城市管理者们也通过建立起优质的医疗、教育等资源“锁”住了农民老小两头，让他们安心地在城市呆下去，当更多城市把户口的限制取消，或者把买房与安家落户联系起来的时候，广大的农民买房落户城市就成了这个时代最时髦的主旋律了。
国内外经济形势逆转，农民正在隐性失业。世界的经济形势陷入了衰退周期已经是不争事实，很多国家的失业率是高居不下，就拿美国这样的超级发达国家来说，不少城市出现了很多失业而流落街头的人。反观我国，虽然经济还能一枝独秀，在疫情爆发以及世界局势动荡的时期能让经济增长率还出现正增长，但是在世界不容乐观的大环境和疫情反复的持续困扰下，经济的下行压力也无法回避。
即使这样，我国统计的人口失业率是无法和他国相比的。因为在城市的很多人口中，占比很大的人口是来自于农民！农民可以离开工厂，可以关掉摊位，但他们不会成为失业人口。因为 农民的最终职业是务农，最终归宿是在农村，每家每户都分配了山林田土和宅基地，他们不会成为流落街头的失业人口，既有家可回，毕竟农村老家还有房屋；也有业可务，薄田几亩还可产粮果腹，不至于挨饿受冻的。
前提是，这些异化了的农民不要太过留恋城市，有一颗奔赴农村的决绝心，否则，一旦“失业”那也真是失业啊！
农业难挣钱，回得去的农村容不下的尴尬。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农村迎来了土地承包责任制，几乎所有农民家庭都有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分田到户时每个农村人能分到的责任田数，俚语中就用来指代农家的责任田了），那个时期，每家每户就靠着在责任田上种田，能够为家里老人求医问药、孩子上学和一家人吃饭穿衣提供收入来源，如果还养了家禽家畜，拓展的副业还能让农家殷实起来，熬过几年，居然能够让土砖瓦屋变身红砖新屋，逐步添置上自行车、黑白电视、吊风扇这类，让农民过上了好日子。当一市斤米能值一元钱，这一元钱可以买好几斤糖和盐，或看场电影，或坐好远的轮船时，我们的农民种着自己的责任田就能够感觉日子还挺滋润的。
当一市斤米仍然值一元多的钱，而这一元钱掉在地上，连小孩都不大主动去捡了，因为现在的一元钱，吃不了一个早餐，买不了几颗糖，坐不了一趟车，一句话，现在的一元钱可真不值钱了！更进一步的说，是一斤米不值钱了，农民种田没效益了。
社会变迁，物价飞涨，粮食等农产品价格却长时期保持稳定，也就是变相跌价，让农业再也无法成为农民家庭赖以生存发展的经济收入来源。这是新世纪以来亿万农民不得不离开土地进城务工谋生的时代缩影！
农民进城并融入了城市，特别是赶上了在城市买房的时髦，变没变真正的市民暂且不论，每月还房贷当起了房奴是没多少争议的。一旦城市里没有了稳定收入来源，农村老家的几亩薄田莫说还房贷，连养家糊口都续不上，他们又怎能轻易离得开城市？
三农领域在未来或会成为就业和财富的机会。在经济学领域有个蓄水池的概念。就是当国家为刺激经济增长增发大量货币，或者吸引大量外资热钱，就必定要让国内有个能够吸纳大量资金的行业、领域，才能够让这样的天量资金良性进入国内的经济循环，否则就会产生严重的通货膨胀，造成社会经济秩序的紊乱。一直以来，我国的房地产行业就充当了这个资金蓄水池的角色，不论是历史上国家做出的刺激经济增长的几万亿投资计划，还是中国稳定的社会环境、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发展速度所吸引的世界投资热钱涌入，统统需要通过国内房地产行业来消化，助推了一个城市接一个城市的房地产市场繁荣。带动了地方土地财政收入增长，拉大了地方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规模，推动了钢铁、水泥等产业的发展，让城市的各大工厂、基建工地持续加班加点，最终让涌入城市的农民工获得了就业和财富机会，让国家的经济链条持续健康的转动。
现在世界却在悄然变化，包括我国在内，房地产行业正在步入寒冬，接连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暴雷似乎昭示了这样的变化。也就意味着，一个国家资金的蓄水池不得不转换了。
如果房地产业不能作为社会资金的蓄水池了，又有哪个行业适合承接呢？
通过分析比较，似乎只有三农领域才有这个潜质！
三农领域体量更庞大。不论是能聚集的人口数，土地数，房屋数，还是能够形成的市场，三农领域应该比房地产行业更为庞大。再巨量的资金，要到农村找到吸纳的地是一点都不成问题的。
例如将来集体土地能够上市交易的话，其土地总数要比城市国有土地高出不知道几个数量级；城市道路交通、沟渠及山塘水库硬化护坡，能够投入的固定基础设施消耗资金，来多少就能给你耗多少！在农村不单单只种田产粮，还有乡村旅游、康养休闲、植树造林或光伏产业搞碳排放交易，层出不穷的衍生产业，能够让资金在三农领域持续转动发酵，使财富的翅膀尽情的飞舞起来！
如果这样的推测能够成立，那就不难判断国家指挥棒将会促成资金、人力等等资源要素向三农领域流动，那将来就业和财富机会终将出现在农村的时候，我们的农民也就会心甘情愿、义无反顾地再次回农村当上了新时代的农民了！
感谢您的阅读点赞、收藏转发，更多内容请关注“原生态乡村”！
【#书评# | “小镇做题家”何以成为“985废物”？】近两年在国内，“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等词汇在网络热传，成为一些高校学生自嘲的标签。这些学生往往出身小城镇，他们埋头苦读、擅长应试，因此考入顶级高校，但又自觉缺乏一定的视野和资源，也因此在学业和工作上受到一定阻碍。
在美国，也有类似的群体，他们通常被称为家庭里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们成长于贫困的家庭、混乱的社区，凭借天赋与努力考入精英大学。但进入大学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发现自己很难融入这里的环境，他们在与同学和教授的交往中感到困窘和局促，也不知道怎样利用学校里的资源。
“在一个属于有钱人的校园，做一名穷学生，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助理教授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关注的问题。他用三年时间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书中称为“英杰大学”）展开田野调查，面对面访问了上百位本科生，积累了几百小时的访谈资料。他发现，在寒门子弟占少数的美国精英大学，政策和环境正把穷学生一步步推向边缘，阶级和文化的差异驱动着不平等的再生产。
这些访谈故事和思考构成了《寒门子弟上大学》一书。在书中，杰克将寒门子弟群体分为寒门幸运儿和双重贫困生两类，前者幸运地通过奖学金项目进入精英私立高中，提前领略了富有阶层的生活，掌握了与同学和教授的相处之道；而后者从凋敝的社区、破败的高中直接升入精英大学，他们既有经济上的穷，又有文化上的困。而一旦涉及经济问题，比如春假期间学校食堂关闭时，这两类学生又回到同一困境之中。
在《寒门子弟上大学》译者、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田雷看来，在中国，这个问题更多地体现在文化的困上。
“精英大学里的各种‘玩法’，对于有些学生来说平淡无奇，不过是‘顺义妈妈’或者海淀家庭教养孩子的日常，故而他们能从容不迫、如鱼得水，与各类资源分配者谈笑风生。但对于另一些学生而言，可能就是‘我来了，我震撼了，我退缩了，我废物了’。”田雷在该书“译后记”中写道，“作为大学老师，我们要关注学生群体中的文化资本不平等问题。”他希望，这本书的出版有助于关于“小镇做题家”的讨论再纵深些、再宽广些。
《中国科学报》：在《寒门子弟上大学》之前，您已经翻译了另外两本关于美国教育的书《我们的孩子》和《娇惯的心灵》。作为一位法学学者,您为什么对教育议题感兴趣？
田雷：在当前的中国社会，谁又能对教育问题不感兴趣呢？我的研究领域是法学，但同时我也是一个大学老师、为人父母，关注教育是自然而然的。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翻译，为关于教育的公共讨论提供一些不同的视角和素材。
作为一个法学学者，我理解美国是从研究它的宪法开始的。可是现在，人们常说越来越看不懂美国社会，其实就是因为缺少对美国社会图景的了解，而教育就是其中戏剧张力最强的一个舞台。翻译这三本书，也让我从“教育”这个领域重新发现了美国当前的社会图景，一方面更深刻地理解美国社会，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从中受到启发，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
《中国科学报》：1998年，您从家乡江苏沛县考入南京大学。那时候，您有感受到冲击吗？
田雷：如果那时有“小镇做题家”这个词，我就是。从家乡的县中到省城大学，当然会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发现身边很多同学都比自己优秀，但我属于比较迟钝那种，或者说当时大家都不懂什么是焦虑。我是“小镇做题家”，但这个词当时并不自动等同于“985废物”，我们那代人都是这样，我们更像朴树当时唱的New Boy。我想是因为那时候从学校到社会，都没有对大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能考上一所重点大学已经很好了。这跟现在的状况有很大不同。
《中国科学报》：与现在的状况有什么不同？
田雷：从“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的流行就可以看到，大学生越来越焦虑，而平民子弟受到的文化冲击越来越强了。
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太着急了。大学生从刚入校开始，就要面临各种考核和选拔，对于很多寒门子弟来说，当你开始懂得大学生活是怎么回事时，也许就为时已晚了。我观察，现在的大学有明显的“先发优势”，从大一开始很快能适应大学生活的学生，通常能把优势保持到最后。
另一个现象是“胜者通吃”。你会发现，拿奖学金、得到各种资源和机会的基本上是同一批学生——极少数被拔出的尖。为什么有些学生用生命去“卷”？因为不“卷”就没有机会，现在都要用绩点的小数点后两位来分高下。“小镇做题家”不是不努力，而是他们的努力难以被发现或不再被承认。
《中国科学报》：《寒门子弟上大学》这本书里写到的美国贫困学生的处境，与国内学生有何类似的地方？
田雷：我觉得文化上的困是比较接近的。如果一个学生在原生环境里没有接触过大学里与师长、同学交流的方式，他到了大学可能就会不适应，会产生文化上的冲击或者说震撼。
《寒门子弟上大学》里写到，很多寒门子弟不知道“办公室时间”（教师专门预留出与学生交流的时间）为何物。我所在的学院也有制度，本科生进校后，会分配一个学业导师，但很少有学生会与导师联系交流。
书里写，双重贫困生不知道怎么与老师打交道，甚至认为自己找老师是在打扰老师、耽误老师的时间，而富家子弟和寒门幸运儿则会把这当作自己的正当权利。国内也有类似的情况。我希望学生知道，不要觉得找老师交流是占用老师的时间，了解你们是谁、在想什么，对老师来说也很重要。
《中国科学报》：两者又有何不同？
田雷：我觉得经济上的穷不太一样。书里写到，美国孩子考上常青藤大学，有时候父母甚至不让去上，觉得去了就是抛弃他们。这一点中国人很难理解。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父母来说，孩子考上好大学，是要举全家之力支持的，甚至亲戚朋友都会支持。
在中国，高校对贫困学生的支持也是很多的。书里写到春假时，学校食堂会关闭，穷学生没饭吃、饿肚子，我想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是不太可能出现的。最近，美国有好几本书在探讨美国大学生的学业贷款还款问题，他们在毕业后相当长时间里要去还这笔钱，可见是很大的经济负担。
当然，我们作为教师，未必能设身处地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想，也许很多孩子的困窘只是没有表现出来。在书里，杰克写的一段话让我很感动。他说，富有的同学会说，去吃龙虾吧，才30美元一盘。当穷人家的孩子捉襟见肘没法去时，他常常需要找个理由为自己解释。“为什么穷孩子需要解释，而富孩子从不需要解释？”我们需要像杰克一样，去追问这背后的原因和它产生的影响。
《中国科学报》：书里写到高校也会采取一些措施改善贫富差距带来的影响，比如发放“奖学金+”券使贫困学生也能参与校园的文化和艺术活动，但发放过程却在不断强化贫富、种族等标签。在您看来，这反映出什么问题？对于高等教育研究者和管理者，又有什么启发？
田雷：我们对寒门学子的帮扶要做得更细致、更人性化一点。行政体系的运转有它自己的逻辑，有时会倾向于敲锣打鼓。但如果我们学生的心态也像杰克所描写的那样，认为穷是一种可耻的现象。那么，我们就要警惕在帮扶他的同时，别再给他贴上一个身份的标签。
同时，我们需要关注一个特别容易被忽视的群体，那就是贫困且成绩表现不好的学生。在“绩点为王”“胜者通吃”的环境下，他们可能会遭遇双重打击。但他们就是失败者吗？我们需要在文化意义上对他们有一种承认或者说信任，给他们一些机会。
我之前翻译《我们的孩子》，作者帕特南就讲到，美国历史上也有个人主义和集体意识比较平衡的时代。书名《我们的孩子》就是指，“二战”后的五六十年代，当美国父母谈到“我们的孩子”时，不是指自己家的孩子，而是指社区里所有的孩子。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共同的东西，而现在，这种共同消失了。
在中国，我们还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在。如果班级里有家庭遭遇变故的学生，老师和同学都会觉得自己在道义上有义务去帮助他。但现在，在不断竞争和拔尖的环境下，同学变成了竞争者。我们不应该去摧毁这种共同的东西。全文：https://t.cn/A6xegJpR
在美国，也有类似的群体，他们通常被称为家庭里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们成长于贫困的家庭、混乱的社区，凭借天赋与努力考入精英大学。但进入大学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发现自己很难融入这里的环境，他们在与同学和教授的交往中感到困窘和局促，也不知道怎样利用学校里的资源。
“在一个属于有钱人的校园，做一名穷学生，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助理教授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关注的问题。他用三年时间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书中称为“英杰大学”）展开田野调查，面对面访问了上百位本科生，积累了几百小时的访谈资料。他发现，在寒门子弟占少数的美国精英大学，政策和环境正把穷学生一步步推向边缘，阶级和文化的差异驱动着不平等的再生产。
这些访谈故事和思考构成了《寒门子弟上大学》一书。在书中，杰克将寒门子弟群体分为寒门幸运儿和双重贫困生两类，前者幸运地通过奖学金项目进入精英私立高中，提前领略了富有阶层的生活，掌握了与同学和教授的相处之道；而后者从凋敝的社区、破败的高中直接升入精英大学，他们既有经济上的穷，又有文化上的困。而一旦涉及经济问题，比如春假期间学校食堂关闭时，这两类学生又回到同一困境之中。
在《寒门子弟上大学》译者、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田雷看来，在中国，这个问题更多地体现在文化的困上。
“精英大学里的各种‘玩法’，对于有些学生来说平淡无奇，不过是‘顺义妈妈’或者海淀家庭教养孩子的日常，故而他们能从容不迫、如鱼得水，与各类资源分配者谈笑风生。但对于另一些学生而言，可能就是‘我来了，我震撼了，我退缩了，我废物了’。”田雷在该书“译后记”中写道，“作为大学老师，我们要关注学生群体中的文化资本不平等问题。”他希望，这本书的出版有助于关于“小镇做题家”的讨论再纵深些、再宽广些。
《中国科学报》：在《寒门子弟上大学》之前，您已经翻译了另外两本关于美国教育的书《我们的孩子》和《娇惯的心灵》。作为一位法学学者,您为什么对教育议题感兴趣？
田雷：在当前的中国社会，谁又能对教育问题不感兴趣呢？我的研究领域是法学，但同时我也是一个大学老师、为人父母，关注教育是自然而然的。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翻译，为关于教育的公共讨论提供一些不同的视角和素材。
作为一个法学学者，我理解美国是从研究它的宪法开始的。可是现在，人们常说越来越看不懂美国社会，其实就是因为缺少对美国社会图景的了解，而教育就是其中戏剧张力最强的一个舞台。翻译这三本书，也让我从“教育”这个领域重新发现了美国当前的社会图景，一方面更深刻地理解美国社会，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从中受到启发，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
《中国科学报》：1998年，您从家乡江苏沛县考入南京大学。那时候，您有感受到冲击吗？
田雷：如果那时有“小镇做题家”这个词，我就是。从家乡的县中到省城大学，当然会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发现身边很多同学都比自己优秀，但我属于比较迟钝那种，或者说当时大家都不懂什么是焦虑。我是“小镇做题家”，但这个词当时并不自动等同于“985废物”，我们那代人都是这样，我们更像朴树当时唱的New Boy。我想是因为那时候从学校到社会，都没有对大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能考上一所重点大学已经很好了。这跟现在的状况有很大不同。
《中国科学报》：与现在的状况有什么不同？
田雷：从“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的流行就可以看到，大学生越来越焦虑，而平民子弟受到的文化冲击越来越强了。
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太着急了。大学生从刚入校开始，就要面临各种考核和选拔，对于很多寒门子弟来说，当你开始懂得大学生活是怎么回事时，也许就为时已晚了。我观察，现在的大学有明显的“先发优势”，从大一开始很快能适应大学生活的学生，通常能把优势保持到最后。
另一个现象是“胜者通吃”。你会发现，拿奖学金、得到各种资源和机会的基本上是同一批学生——极少数被拔出的尖。为什么有些学生用生命去“卷”？因为不“卷”就没有机会，现在都要用绩点的小数点后两位来分高下。“小镇做题家”不是不努力，而是他们的努力难以被发现或不再被承认。
《中国科学报》：《寒门子弟上大学》这本书里写到的美国贫困学生的处境，与国内学生有何类似的地方？
田雷：我觉得文化上的困是比较接近的。如果一个学生在原生环境里没有接触过大学里与师长、同学交流的方式，他到了大学可能就会不适应，会产生文化上的冲击或者说震撼。
《寒门子弟上大学》里写到，很多寒门子弟不知道“办公室时间”（教师专门预留出与学生交流的时间）为何物。我所在的学院也有制度，本科生进校后，会分配一个学业导师，但很少有学生会与导师联系交流。
书里写，双重贫困生不知道怎么与老师打交道，甚至认为自己找老师是在打扰老师、耽误老师的时间，而富家子弟和寒门幸运儿则会把这当作自己的正当权利。国内也有类似的情况。我希望学生知道，不要觉得找老师交流是占用老师的时间，了解你们是谁、在想什么，对老师来说也很重要。
《中国科学报》：两者又有何不同？
田雷：我觉得经济上的穷不太一样。书里写到，美国孩子考上常青藤大学，有时候父母甚至不让去上，觉得去了就是抛弃他们。这一点中国人很难理解。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父母来说，孩子考上好大学，是要举全家之力支持的，甚至亲戚朋友都会支持。
在中国，高校对贫困学生的支持也是很多的。书里写到春假时，学校食堂会关闭，穷学生没饭吃、饿肚子，我想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是不太可能出现的。最近，美国有好几本书在探讨美国大学生的学业贷款还款问题，他们在毕业后相当长时间里要去还这笔钱，可见是很大的经济负担。
当然，我们作为教师，未必能设身处地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想，也许很多孩子的困窘只是没有表现出来。在书里，杰克写的一段话让我很感动。他说，富有的同学会说，去吃龙虾吧，才30美元一盘。当穷人家的孩子捉襟见肘没法去时，他常常需要找个理由为自己解释。“为什么穷孩子需要解释，而富孩子从不需要解释？”我们需要像杰克一样，去追问这背后的原因和它产生的影响。
《中国科学报》：书里写到高校也会采取一些措施改善贫富差距带来的影响，比如发放“奖学金+”券使贫困学生也能参与校园的文化和艺术活动，但发放过程却在不断强化贫富、种族等标签。在您看来，这反映出什么问题？对于高等教育研究者和管理者，又有什么启发？
田雷：我们对寒门学子的帮扶要做得更细致、更人性化一点。行政体系的运转有它自己的逻辑，有时会倾向于敲锣打鼓。但如果我们学生的心态也像杰克所描写的那样，认为穷是一种可耻的现象。那么，我们就要警惕在帮扶他的同时，别再给他贴上一个身份的标签。
同时，我们需要关注一个特别容易被忽视的群体，那就是贫困且成绩表现不好的学生。在“绩点为王”“胜者通吃”的环境下，他们可能会遭遇双重打击。但他们就是失败者吗？我们需要在文化意义上对他们有一种承认或者说信任，给他们一些机会。
我之前翻译《我们的孩子》，作者帕特南就讲到，美国历史上也有个人主义和集体意识比较平衡的时代。书名《我们的孩子》就是指，“二战”后的五六十年代，当美国父母谈到“我们的孩子”时，不是指自己家的孩子，而是指社区里所有的孩子。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共同的东西，而现在，这种共同消失了。
在中国，我们还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在。如果班级里有家庭遭遇变故的学生，老师和同学都会觉得自己在道义上有义务去帮助他。但现在，在不断竞争和拔尖的环境下，同学变成了竞争者。我们不应该去摧毁这种共同的东西。全文：https://t.cn/A6xegJpR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