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食恢复才一周！丰台区限令才解除没几天……【天堂超市】让一个多月的疫情防控（社会面清零）崩盘了～芭比Q了！
[委屈]芳城一区上午封控了！唯一庆幸的是我们楼没有还能下楼………[裂开]还记得上一次是五月底BOP原因“密接/时空密接”都被居家隔离两周，那时候小区是开放的（只是外卖快递不能进）
……
今天又得把货囤起来……[黑线][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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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评唐山为何一月三次热搜#【光明日报：围殴女性、种地道歉、铁丝锁门，唐山为何一个月三次热搜？】昨天（6月10日），唐山某烧烤店发生了一起恶性伤人案件。案发时，犯罪嫌疑人对店内正用餐的四名女子中的一人进行骚扰并殴打对方，随后其同行人员冲入店内对受害人进行殴打，并将受害人拖至店外继续殴打。目前，当地警方已抓获两名涉嫌寻衅滋事、暴力殴打他人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及三名涉案人员。
案件性质如此恶劣，放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情境下看如此令人震惊，放在扫黑除恶大环境下看更是让人匪夷所思。因为挑衅社会法治和道德双重底线，这个案件已经产生了传导效应，使所有屏幕前的人们感受到了一种剧烈的不安。人们的愤怒与困惑非常合理：唐山不是法治社会的一部分么，何以“法”这个字没有任何震慑力？唐山没有有效的社会治理么，何以“当时有顾客报警，警方已介入处理”，十余小时后警方才抓捕到主要犯罪嫌疑人？要知道，这是在常态化的疫情防控之下，十多个小时的时间已经远远超过了寻找和锁定密接的时间。
暴力案件具有偶然性，是的。但其预防措施、极端程度、应对机制、处理效率却和一个地方的综合治理水平密切相关。老生常谈海恩法则:一次严重事故之前必有300起未遂先兆；人们也都有这样的经验：某些荒唐事发生在某一特定地域，会显得“合情合理”，因为后者提供纵容、默许此类事情的社会环境。不妨回忆一下，唐山曾在一个月的时间多次登上微博热搜，除了此次恶性案件，另外几次是什么？
5月初，唐山一位老农在疫情防控期间着急下地干活，被当地巡察人员看到并加以批评。结果是老农用大喇叭向全村村民自我批评、自我“游街”。“唐山硬核防疫不许下地种地”随后以一种黑色幽默的叙事登上热搜；4月底，唐山迁安为防止疫情扩散，施行“硬隔离”措施，要求部分住户交出钥匙用以反锁家门，将部分居民楼的房门用铁丝绑住。这个“措施”不仅“震撼”大众，甚至超出了大众的想象力。地方行政部门眼里没“人”么，难道不知这样的情况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地方行政部门眼里没“法”么，难道不知道这相当于剥夺财产、侵犯公民权利么？
这种无“人”无“法”的治理状态，为我们今天理解刚刚发生的“恶”提供了一个角度。官敬法与民守法是一体两面，公正司法、严格执法与全民守法是一体两面，能随便铁丝锁门、禁足公民的地方，能荒唐到不让农民种地的地方，会有怎么样的法治环境，会有什么样的法治治理水平，会有怎么样的社会法律意识，可想而知。这样的治理环境，无法震慑和预防极端恶行事件，并不奇怪；这样的环境中出现一群不以殴打女性为耻、不知暴力要负刑责、人格和智商上的双重垃圾，奇怪么？至少比法治昭彰的地方出现更不奇怪。
围殴女性、种地道歉、铁丝锁门，这三起于一个多月内发生在唐山的社会事件，都是社会治理的失效，都隐喻着“法”的威信在一个地域间的流失，彼此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逻辑链条。法治建构之慢之难，法治破坏之快之容易，当给疫情下更多执法者、司法者、公共政策制定者以警钟之声。
（光明日报客户端/白定）
案件性质如此恶劣，放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情境下看如此令人震惊，放在扫黑除恶大环境下看更是让人匪夷所思。因为挑衅社会法治和道德双重底线，这个案件已经产生了传导效应，使所有屏幕前的人们感受到了一种剧烈的不安。人们的愤怒与困惑非常合理：唐山不是法治社会的一部分么，何以“法”这个字没有任何震慑力？唐山没有有效的社会治理么，何以“当时有顾客报警，警方已介入处理”，十余小时后警方才抓捕到主要犯罪嫌疑人？要知道，这是在常态化的疫情防控之下，十多个小时的时间已经远远超过了寻找和锁定密接的时间。
暴力案件具有偶然性，是的。但其预防措施、极端程度、应对机制、处理效率却和一个地方的综合治理水平密切相关。老生常谈海恩法则:一次严重事故之前必有300起未遂先兆；人们也都有这样的经验：某些荒唐事发生在某一特定地域，会显得“合情合理”，因为后者提供纵容、默许此类事情的社会环境。不妨回忆一下，唐山曾在一个月的时间多次登上微博热搜，除了此次恶性案件，另外几次是什么？
5月初，唐山一位老农在疫情防控期间着急下地干活，被当地巡察人员看到并加以批评。结果是老农用大喇叭向全村村民自我批评、自我“游街”。“唐山硬核防疫不许下地种地”随后以一种黑色幽默的叙事登上热搜；4月底，唐山迁安为防止疫情扩散，施行“硬隔离”措施，要求部分住户交出钥匙用以反锁家门，将部分居民楼的房门用铁丝绑住。这个“措施”不仅“震撼”大众，甚至超出了大众的想象力。地方行政部门眼里没“人”么，难道不知这样的情况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地方行政部门眼里没“法”么，难道不知道这相当于剥夺财产、侵犯公民权利么？
这种无“人”无“法”的治理状态，为我们今天理解刚刚发生的“恶”提供了一个角度。官敬法与民守法是一体两面，公正司法、严格执法与全民守法是一体两面，能随便铁丝锁门、禁足公民的地方，能荒唐到不让农民种地的地方，会有怎么样的法治环境，会有什么样的法治治理水平，会有怎么样的社会法律意识，可想而知。这样的治理环境，无法震慑和预防极端恶行事件，并不奇怪；这样的环境中出现一群不以殴打女性为耻、不知暴力要负刑责、人格和智商上的双重垃圾，奇怪么？至少比法治昭彰的地方出现更不奇怪。
围殴女性、种地道歉、铁丝锁门，这三起于一个多月内发生在唐山的社会事件，都是社会治理的失效，都隐喻着“法”的威信在一个地域间的流失，彼此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逻辑链条。法治建构之慢之难，法治破坏之快之容易，当给疫情下更多执法者、司法者、公共政策制定者以警钟之声。
（光明日报客户端/白定）
中国去年新增城镇人口创26年新低，乡村人口70年来首次低于5亿
第一财经
2022-06-10 14:10第一财经官方帐号,优质财经领域创作者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历史阶段，我国城镇化进程面临增速换挡。截至2021年底，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提升至64.72%。
第一财经记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与2021年经济社会发展数据梳理发现，2021年我国新增城镇人口1205万人，创下26年来新低。2021年我国城镇化率提升0.81个百分点，提升幅度26年来首次低于1个百分点。另外，中国乡村人口70年来首次低于5亿人。
新增城镇人口创26年新低 乡村人口70年来首次低于5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率快速提升。
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17.92%，1981年该数据首次突破20%，到1996年首都突破30%，达到了30.48%。也就是说，我国城镇化率从20%到30%，用了15年时间。1996年后，我国城镇化步伐加快，2003年城镇化率超过了40%，城镇化率从30%到40%，仅用了7年时间。
到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也就是说，我国城镇人口历史上首次超过了乡村人口，城镇化率从40%到50%，用了8年时间。2017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60%，城镇化从50%到60%，仅用了6年时间。
从城镇人口数量来看，我国城镇人口仅为17245万人，彼时我国乡村人口数为79014万人。1981年我国城镇人口首次突破2亿大关，1990年城镇人口首次突破3亿大关，1998年超过4亿人，2002年超过5亿，2007年超过6亿，2012年超过7亿，2016年超过8亿，2020年超过9亿。
从乡村人口总量来看，1978年为7.9亿人，其后一段时间，虽然大量乡村人口流入到城市，乡村人口占比在不断下降，但由于出生人口总量较大，总人口增长较多，因此除了在个别年份有所下降外，一直到1995年，乡村总人口仍处于缓慢增长过程中。数据显示，1995年乡村人口达到了85947万人。
1996年后，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加快，以及总人口增速放缓，乡村人口规模处于不断下降的态势。至2000年，我国乡村人口跌破8亿大关，2009年跌破7亿大关，到2015年跌破6亿大关。2021年我国乡村人口为49835万人。第一财经记者查阅历年数据发现，这也是我国乡村人口70年来首次跌破5亿大关。
人口专家、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教授对第一财经分析，伴随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大批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工作，成为在城市里生活工作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快速提升。1978~1995年之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每年的提升幅度，大多数时间都在0.5~1个百分点之间；1996~2006年，每年的提升幅度都在1.2~1.5个百分点之间；2007年以来提升幅度加速，每年的提升幅度大多数时间都在1.5个百分点以上，2011年达到了1.88个百分点，为史上最高；但2017年以来，每年提升幅度都在下降，及至2021年跌破了1个百分点，为0.81个百分点。
“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董玉整告诉记者，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进展到一定程度后，由于基数大，年增长率也必然会出现放缓。从全球发展实践来看，即使是最发达的国家也不是100%城镇化。
其次，在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乡村人口就地就业发展，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特别是在全国实现脱贫目标之后，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城乡差距、工农业收入差距逐渐缩小，农民进城务工的动力相对减弱。
此外，新冠疫情也有影响。董玉整说，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多点暴发，影响了农业转移人口向城市流动，客观上减少了基于人口流动的常住人口的规模。
董玉整说，从常住总人口变化来看，近年来，常住人口总数的年增加幅度在逐年缩小。全国总人口在2017年达到14亿以来，到2021年才达到14.13亿，4年才增加1249万，平均每年才增加312万人，实际上2021年净增人口才48万人。总人口增长放缓，新增的城镇人口也会放缓。
在户籍人口第一大省河南，全省城镇化率增幅自2019年达到1.77个百分点后，2020年和2021年连续两年增速放缓。河南省统计局的分析指出，影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三个主要因素为：城镇地域扩张、城乡人口迁移流动和城镇人口自然增长。2021年河南这三方面的增长因素都在减缓。
其中，在城乡之间人口迁移流动方面，河南省统计局的分析指出，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乡村人口的减少，乡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进城增量逐渐下降。同时，县域经济的发展、产业集聚区的持续壮大也吸引了当地乡村人口就近就业创业，另外，2021年河南新冠疫情多轮、多地爆发也影响了经济发展，尤其是住宿餐饮等服务业用工减少，这些都造成乡村人口向城镇转移速度放缓。
表：1978年以来历年城乡人口变化
（数据来源：第一财经记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2021年人口数据整理）
未来走势如何？对楼市有何影响？
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历史阶段，城镇化进程面临增速换挡，城镇化将从快速发展后期转向平台发展期。那么，未来我国的城镇走势如何？未来城镇化的侧重点在哪里？
城市化专家、民盟中央经济委副主任冯奎对第一财经分析，在未来二十年，城镇化率仍会提升，但总的来说，速度越来越慢。在此过程中，反映城镇化率质量内涵的指标越来越重要。因此未来要更加关注进城农民工在大城市直接落户的比例、人口在不同城市之间流动的顺畅程度、城镇人口在乡村长期居住就业的权利等方面。
冯奎认为，人口流动能产生活力、产生更高的效率，同时自由流动迁徙就是人口的一项权利。在这些方面，城镇化都有巨大的潜力空间。
董玉整认为，经过了较长时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快速增长之后，城市发展的重点将不再是单纯的人口规模扩展，而是要更多关注城市的生活品质、舒适度、产城的融合度等，要投入更多精力建设高品质的城市和乡村。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分析，当前，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都已经很高了，接下来最重要的是要提高城镇化的质量，未来要加快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业领域补短板，加大公共产品供给，让外来务工人员加快市民化，更好地融入城市，这样也有利于当地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发展。
在人口的区域流动方面，未来将呈现哪些变化？冯奎分析，未来我国人口流动将呈现几个重要趋势，一是人口继续向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区域流动；二是外出农民工返回家乡所在省会、地级市和县城，就近就地城镇化的比例有所增加；三是县城的重要载体作用得到一定显现，部分县城发展壮大成为中等城市；四是因各种原因参与乡村振兴建设的城市人口将稳步增加。
“一定程度上，人口流动原先是较为单一的乡-城之间、小城镇向小城市、中大城市方向流动，未来则是多种方向的流动。”冯奎分析。
图：广州珠江新城（第一财经 林小昭/摄）
随着城镇化增速的换挡，广受关注的楼市也会发生变化。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分院院长张波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城镇化率达到了64.7%后再往上提升，本身的提升速度会放缓，不可能长期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对于我国楼市来说，城镇化率不断提升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依然存在，只是相比于以往来说，这个红利体现得没有那么明显。
另一方面，城镇化率代表着总需求变化，而人口流动关系到各地实际需求变化。张波说，今年以来，很多城市放松了楼市调控政策，但放松后效果不尽相同，其本身与人口变化流动有关。人口流动的变化代表需求，因此整体来看，在城镇化率上升幅度不断下降的情况下，人口净流入常年位居前列的城市，房地产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第一财经
2022-06-10 14:10第一财经官方帐号,优质财经领域创作者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历史阶段，我国城镇化进程面临增速换挡。截至2021年底，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提升至64.72%。
第一财经记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与2021年经济社会发展数据梳理发现，2021年我国新增城镇人口1205万人，创下26年来新低。2021年我国城镇化率提升0.81个百分点，提升幅度26年来首次低于1个百分点。另外，中国乡村人口70年来首次低于5亿人。
新增城镇人口创26年新低 乡村人口70年来首次低于5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率快速提升。
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17.92%，1981年该数据首次突破20%，到1996年首都突破30%，达到了30.48%。也就是说，我国城镇化率从20%到30%，用了15年时间。1996年后，我国城镇化步伐加快，2003年城镇化率超过了40%，城镇化率从30%到40%，仅用了7年时间。
到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也就是说，我国城镇人口历史上首次超过了乡村人口，城镇化率从40%到50%，用了8年时间。2017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60%，城镇化从50%到60%，仅用了6年时间。
从城镇人口数量来看，我国城镇人口仅为17245万人，彼时我国乡村人口数为79014万人。1981年我国城镇人口首次突破2亿大关，1990年城镇人口首次突破3亿大关，1998年超过4亿人，2002年超过5亿，2007年超过6亿，2012年超过7亿，2016年超过8亿，2020年超过9亿。
从乡村人口总量来看，1978年为7.9亿人，其后一段时间，虽然大量乡村人口流入到城市，乡村人口占比在不断下降，但由于出生人口总量较大，总人口增长较多，因此除了在个别年份有所下降外，一直到1995年，乡村总人口仍处于缓慢增长过程中。数据显示，1995年乡村人口达到了85947万人。
1996年后，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加快，以及总人口增速放缓，乡村人口规模处于不断下降的态势。至2000年，我国乡村人口跌破8亿大关，2009年跌破7亿大关，到2015年跌破6亿大关。2021年我国乡村人口为49835万人。第一财经记者查阅历年数据发现，这也是我国乡村人口70年来首次跌破5亿大关。
人口专家、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教授对第一财经分析，伴随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大批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工作，成为在城市里生活工作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快速提升。1978~1995年之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每年的提升幅度，大多数时间都在0.5~1个百分点之间；1996~2006年，每年的提升幅度都在1.2~1.5个百分点之间；2007年以来提升幅度加速，每年的提升幅度大多数时间都在1.5个百分点以上，2011年达到了1.88个百分点，为史上最高；但2017年以来，每年提升幅度都在下降，及至2021年跌破了1个百分点，为0.81个百分点。
“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董玉整告诉记者，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进展到一定程度后，由于基数大，年增长率也必然会出现放缓。从全球发展实践来看，即使是最发达的国家也不是100%城镇化。
其次，在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乡村人口就地就业发展，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特别是在全国实现脱贫目标之后，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城乡差距、工农业收入差距逐渐缩小，农民进城务工的动力相对减弱。
此外，新冠疫情也有影响。董玉整说，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多点暴发，影响了农业转移人口向城市流动，客观上减少了基于人口流动的常住人口的规模。
董玉整说，从常住总人口变化来看，近年来，常住人口总数的年增加幅度在逐年缩小。全国总人口在2017年达到14亿以来，到2021年才达到14.13亿，4年才增加1249万，平均每年才增加312万人，实际上2021年净增人口才48万人。总人口增长放缓，新增的城镇人口也会放缓。
在户籍人口第一大省河南，全省城镇化率增幅自2019年达到1.77个百分点后，2020年和2021年连续两年增速放缓。河南省统计局的分析指出，影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三个主要因素为：城镇地域扩张、城乡人口迁移流动和城镇人口自然增长。2021年河南这三方面的增长因素都在减缓。
其中，在城乡之间人口迁移流动方面，河南省统计局的分析指出，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乡村人口的减少，乡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进城增量逐渐下降。同时，县域经济的发展、产业集聚区的持续壮大也吸引了当地乡村人口就近就业创业，另外，2021年河南新冠疫情多轮、多地爆发也影响了经济发展，尤其是住宿餐饮等服务业用工减少，这些都造成乡村人口向城镇转移速度放缓。
表：1978年以来历年城乡人口变化
（数据来源：第一财经记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2021年人口数据整理）
未来走势如何？对楼市有何影响？
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历史阶段，城镇化进程面临增速换挡，城镇化将从快速发展后期转向平台发展期。那么，未来我国的城镇走势如何？未来城镇化的侧重点在哪里？
城市化专家、民盟中央经济委副主任冯奎对第一财经分析，在未来二十年，城镇化率仍会提升，但总的来说，速度越来越慢。在此过程中，反映城镇化率质量内涵的指标越来越重要。因此未来要更加关注进城农民工在大城市直接落户的比例、人口在不同城市之间流动的顺畅程度、城镇人口在乡村长期居住就业的权利等方面。
冯奎认为，人口流动能产生活力、产生更高的效率，同时自由流动迁徙就是人口的一项权利。在这些方面，城镇化都有巨大的潜力空间。
董玉整认为，经过了较长时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快速增长之后，城市发展的重点将不再是单纯的人口规模扩展，而是要更多关注城市的生活品质、舒适度、产城的融合度等，要投入更多精力建设高品质的城市和乡村。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分析，当前，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都已经很高了，接下来最重要的是要提高城镇化的质量，未来要加快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业领域补短板，加大公共产品供给，让外来务工人员加快市民化，更好地融入城市，这样也有利于当地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发展。
在人口的区域流动方面，未来将呈现哪些变化？冯奎分析，未来我国人口流动将呈现几个重要趋势，一是人口继续向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区域流动；二是外出农民工返回家乡所在省会、地级市和县城，就近就地城镇化的比例有所增加；三是县城的重要载体作用得到一定显现，部分县城发展壮大成为中等城市；四是因各种原因参与乡村振兴建设的城市人口将稳步增加。
“一定程度上，人口流动原先是较为单一的乡-城之间、小城镇向小城市、中大城市方向流动，未来则是多种方向的流动。”冯奎分析。
图：广州珠江新城（第一财经 林小昭/摄）
随着城镇化增速的换挡，广受关注的楼市也会发生变化。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分院院长张波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城镇化率达到了64.7%后再往上提升，本身的提升速度会放缓，不可能长期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对于我国楼市来说，城镇化率不断提升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依然存在，只是相比于以往来说，这个红利体现得没有那么明显。
另一方面，城镇化率代表着总需求变化，而人口流动关系到各地实际需求变化。张波说，今年以来，很多城市放松了楼市调控政策，但放松后效果不尽相同，其本身与人口变化流动有关。人口流动的变化代表需求，因此整体来看，在城镇化率上升幅度不断下降的情况下，人口净流入常年位居前列的城市，房地产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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