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联合攻关的“金川样本”
6月12日，第24次金川科技攻关大会在甘肃省金昌市拉开序幕，40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研究院所的专家学者和相关企业齐聚“镍都”，围绕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推进新能源及配套产业、研究开发国家急需的镍钴新产品、建设智能工厂等内容展开深入研讨，正式启动新一轮科技联合攻关。
以创新、融合、携手共建新金川为主题的此次大会，由甘肃省人民政府、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主办，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金昌市人民政府承办。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顾秀莲，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鹤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科学院院士严纯华、刘维民，中国工程院院士汤中立、王国法、冯夏庭、张平祥等出席会议。
“这次盛会既是一次跑好科技攻关‘接力赛’、描绘创新驱动‘热力图’、奏响高质量发展‘最强音’的群英会，也是一次强科技、强工业、强省会、强县域的行动会，充满着共商、共创、共赢的格局情怀及价值追求，蕴涵着谋全局、应变局、开新局的关键抉择及目标要求，具有丰富的实践意义。”金川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永前在大会致辞时表示。
从1978年至今，已召开23次的金川科技攻关大会，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我国能源创新的技术高峰。通过大规模、跨行业、多层次、多学科的金川资源综合利用科技联合攻关，形成开放型、联合式科技攻关模式，使科技创新成为金川的“传家宝”。“金川经验”“金川模式”成为国内依靠科技进步发展企业的典范，金川集团发展史也被业内称为“镍钴工业的科技进步史”。
科技兴企：打造科技创新体系化系统化能力
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鹤表示，科技攻关，企业要冲锋陷阵、人才要担纲大任、政府要贴心服务。金川集团的发展实践，不仅树立了科技兴企的典范，也表明了甘肃的创新发展潜力巨大、充满希望。
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鹤
科技创新，企业既是“主体”又是“主力”。1958年，金川发现镍矿，金川集团通过探索和试验，研究掌握了适合金川镍矿特点的采、选、冶工艺技术，短时间内打通试生产流程,于1964年产出金川第一批电镍。
在1978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金川被列为全国三大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基地之一，金川集团进入“科技兴企”的快速发展时期。伴随着一批又一批制约企业发展的关键性技术难题被解决，金川集团用技术创新成果打破国外技术封锁，填补了我国镍钴及铂族金属生产工艺的一项项技术空白。
2020年后，为适应加快发展和国际化经营的需要，金川集团把技术进步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抓手，开始了新一轮提高金川资源综合利用水平的产学研联合科技攻关。金川集团先后组织实施科研课题480余项，在镍钴及铂族金属采、选、冶及相关新领域，形成了一批达到国际国内先进水平，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成套装备，使技术创新达到了新高度。
进入新时代，面对高质量发展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金川集团把科技创新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通过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牢固树立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的理念，金川集团以增强科技创新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为目标，建立并完善了符合科技创新规律的资源配置方式，和适应公司新形势的科技创新绩效及考核机制、科技成果转化及激励机制，有力促进了科技创新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全方位提高了公司技术实力和自主创新能力。
作为金川集团的带头人，王永前认为，在谋全局、应变局过程中，金川集团把改革创新作为第一对策，把高质量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把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作为第一遵循，把铸“魂”、固“根”、夯“基”作为第一使命，奋力走好中国企业科技创新的赶考之路。
优异成绩是金川集团创新路径的最好验证。“十三五”期间，金川集团成绩亮眼，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2021年，金川集团实现营业收入2622亿元，同比增长5.81%。工业总产值1660亿元，同比增长44.2%，利润70.38亿元，同比增长111.61%。集团利税总额突破127亿元，其中利润70.38亿元，同比增长111.61%，位列世界500强第336位，中国500强第94位。在科技创新方面，“十三五”期间金川集团研发投入累计17.01亿元，年均增长率达34.6%，并先后组织开展各类科研攻关课题306项，科研项目成果转化率超过60%。其中，《镍阳极泥中铂钯铑铱绿色高效提取技术》《冶金炉窑强化供热关键技术及应用》两项成果获得2019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数字的背后，是金川集团科技创新体系化、系统化能力的体现。据了解，目前，金川集团已形成以国家级、省部级各类创新平台为依托，以镍钴研究设计院、兰州金川科技园等研发机构为核心，以二级单位工程技术研发力量为主体的科技研发体系，基础性、战略性、引领性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工艺优化和装备提升等技术研发不断取得新成果。同时，通过设立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和联合科技攻关项目，金川集团不断加强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交流合作，有效推动了科研能力提升和重大技术难题解决。
推动科技创新，人才是关键。60年发展历程中，金川集团始终坚持把“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落到实处，坚持以价值创造为导向，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探索、完善公司科技创新激励机制，充分激发了下属经营主体和全体员工的创造潜能和活力。
在王永前看来，金川集团正是拥有“好”的制度体系、“能”的运营模式和“行”的企业文化，才使得各类资源要素的内在活力与外在张力全面释放，有力加强了改革攻坚与科技攻关的双重驱动，通过集聚一流创新资源、培育一流创效产业、对标一流创优标准、营造一流创业环境，金川集团成为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金川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永前
助推强国：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添砖加瓦
企业除了靠科技自立自强，更要以己之力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一直以来，金川集团的科技创新立足金川资源优势，紧贴经济主战场，突出影响全公司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技术需求，突出制约公司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共性技术需求，突出节能减排等技术需求。
近年来，随着资源品质的不断下降，低品位、成分和性质复杂的镍、钴及铂族金属原料经济高效利用越来越重要，面对传统选冶技术处理中的回收率低、能耗高、污染严重难题，金川集团先后突破了“特大型矿体大面积连续充填开采关键安全技术”、“高氧化镁难处理镍矿石高效选矿技术”、“不溶阳极法生产电积钴技术”、“复杂镍原料生产高品质镍盐技术”等关键技术，使金川镍的最低可采工业品位由0.5%降至0.3%，贫矿资源占比超过50%，实现了过去属于废弃资源的低品质高氧化镁镍矿重新资源化。此外，通过铜阳极泥处理新工艺、镍阳极泥中贵金属高效提取技术、贵金属一二次资源综合利用、废旧锂离子电池回收技术、超高浓度冶炼烟气制酸过程分流转化技术、低浓度SO₂烟气高效治理技术等研究攻关，金川集团建成了铜阳极泥稀贵金属综合回收、镍阳极泥硫磺回收、冶炼环保集气达标治理、年产5000吨废旧锂离子电池资源循环利等项目，有效解决了环保历史遗留问题，进一步提升了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科技创新不能单打独斗，需要协作配合。联合攻关模式正是源于金川集团被反复验证过的成功之路。
金川集团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坚持以深化新材料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发展高纯度、高强度、高精度、高性能有色金属新材料为突破点，强化科技创新、机制创新、业态创新，从而构建出布局合理、链条完整、特色突出、科技赋能、效益显著的新材料产业集群。
在发展过程中，金川集团“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依托自身镍产品优势，引入金昌宇恒镍网公司、扬帆飞翔工贸公司、金昌金惠澄镍网公司等镍网企业，建成了我国最大的印花镍网生产基地，国内市场占有率85%以上；依托铜产品优势，金川集团引入沈阳艾克电缆、弘瑞塑料制品公司、鑫富昌电缆公司等上下游企业，建成了西部地区最大电缆生产基地；依托金川特色的冶炼副产品，吸引甘肃高能中色环保科技公司、甘肃叶林环保科技公司、泵鑫旺达环保科技公司等企业先后落户金昌，形成了年处理冶炼副产品20万吨的资源综合利用产业链。
通过紧密贴合国家战略，金川集团正逐步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助推器”。
企业强则国家强，企业兴则国家兴。金川集团立足内需，以高质量供给创造和开拓市场，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加畅通。为巩固资源优势，提高自有矿山出矿量、入选量，集团启动金川四矿区贫矿开采，加大金川贫矿资源开发利用；为增加硫化镍原料控制量，集团加快推进青海夏日哈木镍矿建设。金川集团正在用行动践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契机，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理念。
抓住机遇：党建统领推动高质量发展
当前，金川集团积极发挥甘肃省龙头企业科技创新引领带动作用，以镍钴资源技术优势加快打造有色金属新材料、新能源及新能源材料产业创新集群，加快打造国家战略稀缺金属资源与先进材料领域科技领军企业，勇担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与现代产业链“链主”责任，保障我国有色金属产业链、供应链以及科技链安全，确保成为甘肃省工业与科技高水平发展的“主力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
“金川集团要精确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正如王永前所强调，快速前行的发展路上，金川集团更要坚持组织力建设，高标准担当新作为。“我们要抓好党的建设，持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抓好现代企业制度体系建设，持续提高公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抓好干部职工队伍建设，持续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浓厚氛围；抓好履职能力建设，持续在科技强国、工业强省、产城融合上奋勇争先，全力当好甘肃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 。
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一年，是金川集团奋进新征程、迈出新步伐、展现新作为的重要一年，是金川集团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金川集团将瞄准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目标，打造新时代新金川，聚焦“党建统领、改革统揽、创新驱动、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战略理念，力争从“规模倍增、结构优化、路径创新、党建保障”4个方面奋力突破,确保“十四五”末总体研发费用投入不低于55亿元；争取承担国家级重大项目5项以上、省级重点项目20项以上；在资源综合利用、镍钴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获授权专利2400件以上；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65%以上，实现营业收入5200亿元、工业总产值3500亿元，再造一个新金川，奋力打造新时代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来源：新华社
6月12日，第24次金川科技攻关大会在甘肃省金昌市拉开序幕，40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研究院所的专家学者和相关企业齐聚“镍都”，围绕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推进新能源及配套产业、研究开发国家急需的镍钴新产品、建设智能工厂等内容展开深入研讨，正式启动新一轮科技联合攻关。
以创新、融合、携手共建新金川为主题的此次大会，由甘肃省人民政府、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主办，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金昌市人民政府承办。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顾秀莲，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鹤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科学院院士严纯华、刘维民，中国工程院院士汤中立、王国法、冯夏庭、张平祥等出席会议。
“这次盛会既是一次跑好科技攻关‘接力赛’、描绘创新驱动‘热力图’、奏响高质量发展‘最强音’的群英会，也是一次强科技、强工业、强省会、强县域的行动会，充满着共商、共创、共赢的格局情怀及价值追求，蕴涵着谋全局、应变局、开新局的关键抉择及目标要求，具有丰富的实践意义。”金川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永前在大会致辞时表示。
从1978年至今，已召开23次的金川科技攻关大会，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我国能源创新的技术高峰。通过大规模、跨行业、多层次、多学科的金川资源综合利用科技联合攻关，形成开放型、联合式科技攻关模式，使科技创新成为金川的“传家宝”。“金川经验”“金川模式”成为国内依靠科技进步发展企业的典范，金川集团发展史也被业内称为“镍钴工业的科技进步史”。
科技兴企：打造科技创新体系化系统化能力
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鹤表示，科技攻关，企业要冲锋陷阵、人才要担纲大任、政府要贴心服务。金川集团的发展实践，不仅树立了科技兴企的典范，也表明了甘肃的创新发展潜力巨大、充满希望。
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鹤
科技创新，企业既是“主体”又是“主力”。1958年，金川发现镍矿，金川集团通过探索和试验，研究掌握了适合金川镍矿特点的采、选、冶工艺技术，短时间内打通试生产流程,于1964年产出金川第一批电镍。
在1978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金川被列为全国三大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基地之一，金川集团进入“科技兴企”的快速发展时期。伴随着一批又一批制约企业发展的关键性技术难题被解决，金川集团用技术创新成果打破国外技术封锁，填补了我国镍钴及铂族金属生产工艺的一项项技术空白。
2020年后，为适应加快发展和国际化经营的需要，金川集团把技术进步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抓手，开始了新一轮提高金川资源综合利用水平的产学研联合科技攻关。金川集团先后组织实施科研课题480余项，在镍钴及铂族金属采、选、冶及相关新领域，形成了一批达到国际国内先进水平，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成套装备，使技术创新达到了新高度。
进入新时代，面对高质量发展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金川集团把科技创新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通过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牢固树立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的理念，金川集团以增强科技创新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为目标，建立并完善了符合科技创新规律的资源配置方式，和适应公司新形势的科技创新绩效及考核机制、科技成果转化及激励机制，有力促进了科技创新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全方位提高了公司技术实力和自主创新能力。
作为金川集团的带头人，王永前认为，在谋全局、应变局过程中，金川集团把改革创新作为第一对策，把高质量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把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作为第一遵循，把铸“魂”、固“根”、夯“基”作为第一使命，奋力走好中国企业科技创新的赶考之路。
优异成绩是金川集团创新路径的最好验证。“十三五”期间，金川集团成绩亮眼，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2021年，金川集团实现营业收入2622亿元，同比增长5.81%。工业总产值1660亿元，同比增长44.2%，利润70.38亿元，同比增长111.61%。集团利税总额突破127亿元，其中利润70.38亿元，同比增长111.61%，位列世界500强第336位，中国500强第94位。在科技创新方面，“十三五”期间金川集团研发投入累计17.01亿元，年均增长率达34.6%，并先后组织开展各类科研攻关课题306项，科研项目成果转化率超过60%。其中，《镍阳极泥中铂钯铑铱绿色高效提取技术》《冶金炉窑强化供热关键技术及应用》两项成果获得2019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数字的背后，是金川集团科技创新体系化、系统化能力的体现。据了解，目前，金川集团已形成以国家级、省部级各类创新平台为依托，以镍钴研究设计院、兰州金川科技园等研发机构为核心，以二级单位工程技术研发力量为主体的科技研发体系，基础性、战略性、引领性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工艺优化和装备提升等技术研发不断取得新成果。同时，通过设立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和联合科技攻关项目，金川集团不断加强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交流合作，有效推动了科研能力提升和重大技术难题解决。
推动科技创新，人才是关键。60年发展历程中，金川集团始终坚持把“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落到实处，坚持以价值创造为导向，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探索、完善公司科技创新激励机制，充分激发了下属经营主体和全体员工的创造潜能和活力。
在王永前看来，金川集团正是拥有“好”的制度体系、“能”的运营模式和“行”的企业文化，才使得各类资源要素的内在活力与外在张力全面释放，有力加强了改革攻坚与科技攻关的双重驱动，通过集聚一流创新资源、培育一流创效产业、对标一流创优标准、营造一流创业环境，金川集团成为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金川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永前
助推强国：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添砖加瓦
企业除了靠科技自立自强，更要以己之力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一直以来，金川集团的科技创新立足金川资源优势，紧贴经济主战场，突出影响全公司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技术需求，突出制约公司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共性技术需求，突出节能减排等技术需求。
近年来，随着资源品质的不断下降，低品位、成分和性质复杂的镍、钴及铂族金属原料经济高效利用越来越重要，面对传统选冶技术处理中的回收率低、能耗高、污染严重难题，金川集团先后突破了“特大型矿体大面积连续充填开采关键安全技术”、“高氧化镁难处理镍矿石高效选矿技术”、“不溶阳极法生产电积钴技术”、“复杂镍原料生产高品质镍盐技术”等关键技术，使金川镍的最低可采工业品位由0.5%降至0.3%，贫矿资源占比超过50%，实现了过去属于废弃资源的低品质高氧化镁镍矿重新资源化。此外，通过铜阳极泥处理新工艺、镍阳极泥中贵金属高效提取技术、贵金属一二次资源综合利用、废旧锂离子电池回收技术、超高浓度冶炼烟气制酸过程分流转化技术、低浓度SO₂烟气高效治理技术等研究攻关，金川集团建成了铜阳极泥稀贵金属综合回收、镍阳极泥硫磺回收、冶炼环保集气达标治理、年产5000吨废旧锂离子电池资源循环利等项目，有效解决了环保历史遗留问题，进一步提升了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科技创新不能单打独斗，需要协作配合。联合攻关模式正是源于金川集团被反复验证过的成功之路。
金川集团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坚持以深化新材料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发展高纯度、高强度、高精度、高性能有色金属新材料为突破点，强化科技创新、机制创新、业态创新，从而构建出布局合理、链条完整、特色突出、科技赋能、效益显著的新材料产业集群。
在发展过程中，金川集团“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依托自身镍产品优势，引入金昌宇恒镍网公司、扬帆飞翔工贸公司、金昌金惠澄镍网公司等镍网企业，建成了我国最大的印花镍网生产基地，国内市场占有率85%以上；依托铜产品优势，金川集团引入沈阳艾克电缆、弘瑞塑料制品公司、鑫富昌电缆公司等上下游企业，建成了西部地区最大电缆生产基地；依托金川特色的冶炼副产品，吸引甘肃高能中色环保科技公司、甘肃叶林环保科技公司、泵鑫旺达环保科技公司等企业先后落户金昌，形成了年处理冶炼副产品20万吨的资源综合利用产业链。
通过紧密贴合国家战略，金川集团正逐步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助推器”。
企业强则国家强，企业兴则国家兴。金川集团立足内需，以高质量供给创造和开拓市场，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加畅通。为巩固资源优势，提高自有矿山出矿量、入选量，集团启动金川四矿区贫矿开采，加大金川贫矿资源开发利用；为增加硫化镍原料控制量，集团加快推进青海夏日哈木镍矿建设。金川集团正在用行动践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契机，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理念。
抓住机遇：党建统领推动高质量发展
当前，金川集团积极发挥甘肃省龙头企业科技创新引领带动作用，以镍钴资源技术优势加快打造有色金属新材料、新能源及新能源材料产业创新集群，加快打造国家战略稀缺金属资源与先进材料领域科技领军企业，勇担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与现代产业链“链主”责任，保障我国有色金属产业链、供应链以及科技链安全，确保成为甘肃省工业与科技高水平发展的“主力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
“金川集团要精确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正如王永前所强调，快速前行的发展路上，金川集团更要坚持组织力建设，高标准担当新作为。“我们要抓好党的建设，持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抓好现代企业制度体系建设，持续提高公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抓好干部职工队伍建设，持续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浓厚氛围；抓好履职能力建设，持续在科技强国、工业强省、产城融合上奋勇争先，全力当好甘肃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 。
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一年，是金川集团奋进新征程、迈出新步伐、展现新作为的重要一年，是金川集团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金川集团将瞄准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目标，打造新时代新金川，聚焦“党建统领、改革统揽、创新驱动、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战略理念，力争从“规模倍增、结构优化、路径创新、党建保障”4个方面奋力突破,确保“十四五”末总体研发费用投入不低于55亿元；争取承担国家级重大项目5项以上、省级重点项目20项以上；在资源综合利用、镍钴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获授权专利2400件以上；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65%以上，实现营业收入5200亿元、工业总产值3500亿元，再造一个新金川，奋力打造新时代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来源：新华社
#文化文明#【#第七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宫廷善扑术】善扑术史料最早记载于商周时期，原为军事训练内容之一，战国时传入宫廷，至清康熙年间，清宫廷扩大训练人员规模，设立善扑营，规定宫廷守卫均从善扑营中选拔，至此善扑术发展达到巅峰。其对抗表演形式是两人徒手搏斗，使用除隔空击拳之外的各种技法如踢、拿、拐、勾、摔等，使对方三点着地（如两脚加臀部三点、两脚加膝盖三点等），以分胜负。善扑术是宫廷文化的代表项目之一；体系完备、训练科学，有助于健康长寿；技术内容符合中国人的“胜负观”，中国老百姓的接受度高。
【#透过财经看世界# #如何稳经济# 刘元春：消费券或产生消费替代效应，#通过保就业也能保消费#】本轮疫情冲击造成的经济下行压力或已超过2020年2月至4月时的情况。因此，今年一揽子措施与2020年所出台的一揽子方案就有了一定的可比性。
从传播人数、地区特性、传播速度以及各种成本耗费来看，以奥密克戎变异株为主的新一轮疫情对今年经济社会的冲击远甚于2021年，困难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比2020年疫情严重冲击时还大。此外，引起此轮经济下滑的因素还有俄乌事件等外部环境变化。目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扬了30%，石油涨价接近60%，国际资本流动变异，世界经济预期下滑，这些对我国的进出口、国际收支和资本市场都带来了冲击。
不过，2022年4月我国主要经济指标中，只有港口外贸货物吞吐量、消费者信心指数、经济学家信心指数、制造业PMI和财政收入等5个指标不及2020年3月的水平。对此，虽然今年外部冲击很大，但是我国应对疫情的经验发挥了很好的缓冲作用，所以与2020年情况相比，本轮冲击的整体下滑要略低，因此政策不能够按照2020年一季度的状况那样进行大剂量的刺激。
随着全国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很多预测认为6月份经济将加速反弹。当前正处于决定全年经济走势的关键节点，必须抢抓时间窗口，努力推动经济重回正常轨道。要力求全年经济目标达成，保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实现二季度的正增长和失业率的下降。如果经济滑出合理区间，甚至可能会导致长期积累的矛盾和各种风险隐患集中暴露。
在4-5月负增长的前提下，6月份复工复产的水平成为了重要关键点。6月增长能否超过3%和5%对于下半年增长和全年经济目标实现至关重要。
对于实现全年经济目标，测算了两种路径：如果二季度经济能实现0.5%的正增长，则今年三季度、四季度需要分别实现7%和7.4%的增长；如果二季度经济能实现2%的增长，则今年三季度、四季度需要分别实现6.7%和7.1%的增长。
这两种预测路径都要求今年三、四季度的经济增速要维持在7%左右，相较于去年三季度与四季度的增长水平要高出3个百分点。这就要求目前的存量政策工具、增量政策工具必须要比去年的政策口径要在经济增长上面有3个百分点的提升。对应需要增加2万亿到3万亿的新增投入，而这是一揽子政策需要考虑的重点之一。
由于实施了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今年我国财政收入相较此前有了一定下降。今年还有多少财政空间？
在不额外借债的情况下，财政的“家底”约有18000亿，分别是9000亿一般公共预算、4000亿政府性基金预算、5000亿上缴利润与2000亿盘活闲置资金资产。同时，如果次年专项债额度提前下达，还可以最多提供2万亿的财政空间。
尽管理论上财政空间刚好能达到下半年所需投资，但实际上现实情况可能更复杂，财政空间可能会不及所需，因此必须在拓展财政空间上面要有新的举措，要有一些超长的工具。
为什么不发行特别国债？国债受制于整个国家的预算管理，发行特别国债必须要有特殊性，而今年的疫情尚不构成这样的特殊性，目前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并没有表象那么强烈，对于特别国债可以暂缓考虑。此外，包括疫情、俄乌冲突、全球通胀等一系列灰犀牛、黑天鹅事件或将给中国经济运行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和挑战，应对这些超级不确定性问题需要留有一定的政策空间。
为什么不进一步扩大规模给予疫情补贴？主要受制于资金有限，另外目前政策并不愿意从需求端来进行着力，地方政府最擅长的是从供给端进行发力。通过大项目投资，保证企业有订单。如果大企业都没有订单，那么小企业的问题可能更严峻，因此保市场的逻辑依然是从大到小。
为什么没有出台全国性消费券？发放消费券不等于能够保消费，因为很多消费意愿来自于永久性收入和未来预期，并不是消费券刺激产生的，这就导致了消费券可能会产生消费替代的效应。如果出现大范围的企业倒闭，失业大幅度攀升，消费一定是保不住的。因此保消费在中国社会体系中很重要的就是保就业，不要出现大范围的失业，而要保就业就要保市场主体。因此，保市场主体是在保供给，但同时也是在保消费。
当前政策关键是资金总量问题还是政策能否落地问题？一揽子政策的关键问题在于两点，一是钱从何处来，二是动力如何能跟进、如何有积极性进行花钱。从短期看，地方政府能够调动各种资金密集出台各种保经济、稳增长的举措，对于钱从何处来，当下是没有问题的。但对于花钱的动力却存在一定问题，一般公共预算的进度去年没有达标，今年前4个月依然没有达标，也就是说没有按照既定的速度来花钱。所以在一揽子方案出台后，国务院成立了12个督导组来进行监督，要项目落地，形成实物量，才能真正形成经济循环。
政策空间是否应保留，是否会在现有方案上进一步拓展，取决于未来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而未来几大风险挑战很大：包括疫情变化；俄乌冲突的走向与变异；中美博弈充满变数，可能进入到新阶段；房地产本轮趋势变化短期难以逆转；出口大幅逆转存在一定的概率；资本市场压力短期难以改变；疫情特性和资产负债表受损决定了本轮复工复产和经济复苏的难度大、持续时间长；世界经济在疫情、战争、欧美政策调整以及各类传统问题的叠加下可能步入“新滞胀阶段”等。
从传播人数、地区特性、传播速度以及各种成本耗费来看，以奥密克戎变异株为主的新一轮疫情对今年经济社会的冲击远甚于2021年，困难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比2020年疫情严重冲击时还大。此外，引起此轮经济下滑的因素还有俄乌事件等外部环境变化。目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扬了30%，石油涨价接近60%，国际资本流动变异，世界经济预期下滑，这些对我国的进出口、国际收支和资本市场都带来了冲击。
不过，2022年4月我国主要经济指标中，只有港口外贸货物吞吐量、消费者信心指数、经济学家信心指数、制造业PMI和财政收入等5个指标不及2020年3月的水平。对此，虽然今年外部冲击很大，但是我国应对疫情的经验发挥了很好的缓冲作用，所以与2020年情况相比，本轮冲击的整体下滑要略低，因此政策不能够按照2020年一季度的状况那样进行大剂量的刺激。
随着全国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很多预测认为6月份经济将加速反弹。当前正处于决定全年经济走势的关键节点，必须抢抓时间窗口，努力推动经济重回正常轨道。要力求全年经济目标达成，保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实现二季度的正增长和失业率的下降。如果经济滑出合理区间，甚至可能会导致长期积累的矛盾和各种风险隐患集中暴露。
在4-5月负增长的前提下，6月份复工复产的水平成为了重要关键点。6月增长能否超过3%和5%对于下半年增长和全年经济目标实现至关重要。
对于实现全年经济目标，测算了两种路径：如果二季度经济能实现0.5%的正增长，则今年三季度、四季度需要分别实现7%和7.4%的增长；如果二季度经济能实现2%的增长，则今年三季度、四季度需要分别实现6.7%和7.1%的增长。
这两种预测路径都要求今年三、四季度的经济增速要维持在7%左右，相较于去年三季度与四季度的增长水平要高出3个百分点。这就要求目前的存量政策工具、增量政策工具必须要比去年的政策口径要在经济增长上面有3个百分点的提升。对应需要增加2万亿到3万亿的新增投入，而这是一揽子政策需要考虑的重点之一。
由于实施了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今年我国财政收入相较此前有了一定下降。今年还有多少财政空间？
在不额外借债的情况下，财政的“家底”约有18000亿，分别是9000亿一般公共预算、4000亿政府性基金预算、5000亿上缴利润与2000亿盘活闲置资金资产。同时，如果次年专项债额度提前下达，还可以最多提供2万亿的财政空间。
尽管理论上财政空间刚好能达到下半年所需投资，但实际上现实情况可能更复杂，财政空间可能会不及所需，因此必须在拓展财政空间上面要有新的举措，要有一些超长的工具。
为什么不发行特别国债？国债受制于整个国家的预算管理，发行特别国债必须要有特殊性，而今年的疫情尚不构成这样的特殊性，目前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并没有表象那么强烈，对于特别国债可以暂缓考虑。此外，包括疫情、俄乌冲突、全球通胀等一系列灰犀牛、黑天鹅事件或将给中国经济运行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和挑战，应对这些超级不确定性问题需要留有一定的政策空间。
为什么不进一步扩大规模给予疫情补贴？主要受制于资金有限，另外目前政策并不愿意从需求端来进行着力，地方政府最擅长的是从供给端进行发力。通过大项目投资，保证企业有订单。如果大企业都没有订单，那么小企业的问题可能更严峻，因此保市场的逻辑依然是从大到小。
为什么没有出台全国性消费券？发放消费券不等于能够保消费，因为很多消费意愿来自于永久性收入和未来预期，并不是消费券刺激产生的，这就导致了消费券可能会产生消费替代的效应。如果出现大范围的企业倒闭，失业大幅度攀升，消费一定是保不住的。因此保消费在中国社会体系中很重要的就是保就业，不要出现大范围的失业，而要保就业就要保市场主体。因此，保市场主体是在保供给，但同时也是在保消费。
当前政策关键是资金总量问题还是政策能否落地问题？一揽子政策的关键问题在于两点，一是钱从何处来，二是动力如何能跟进、如何有积极性进行花钱。从短期看，地方政府能够调动各种资金密集出台各种保经济、稳增长的举措，对于钱从何处来，当下是没有问题的。但对于花钱的动力却存在一定问题，一般公共预算的进度去年没有达标，今年前4个月依然没有达标，也就是说没有按照既定的速度来花钱。所以在一揽子方案出台后，国务院成立了12个督导组来进行监督，要项目落地，形成实物量，才能真正形成经济循环。
政策空间是否应保留，是否会在现有方案上进一步拓展，取决于未来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而未来几大风险挑战很大：包括疫情变化；俄乌冲突的走向与变异；中美博弈充满变数，可能进入到新阶段；房地产本轮趋势变化短期难以逆转；出口大幅逆转存在一定的概率；资本市场压力短期难以改变；疫情特性和资产负债表受损决定了本轮复工复产和经济复苏的难度大、持续时间长；世界经济在疫情、战争、欧美政策调整以及各类传统问题的叠加下可能步入“新滞胀阶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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