险资新规放万亿资金入市？
险企“有权不用”动静不大
有的调升，有的调降；资本约束下的资产负债匹配管理能力已成为险企发展的“试金石”。
近日，银保监会发布《关于优化保险公司权益类资产配置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拟对保险公司权益投资进行差异化管理。
新规出台，差异化监管比例成为市场关注焦点。根据《通知》，将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资产负债管理能力及风险状况等指标，明确八档权益类资产监管比例，最高可到占上季末总资产的45%。
这也意味着，过去30%的统一比例将被突破，更加精细化的监管即将来临，不少险企也将迎来权益投资的调整。
哪些险企将面临着权益资产比例的调整？新规的实施又将对市场产生怎样的影响？
险资迎新规万亿资金来袭？
按此前规定，保险公司权益类投资比例一律遵循30%的上限；而新规则改变了过往“一刀切”的要求，将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资产负债管理能力及风险状况等指标，划分八档权益类资产监管比例，最高可到占上季末总资产的45%。
针对以往出现的盲目投资、投资冲动带来的过度投资、频繁举牌等不理性行为，《通知》在现有集中度指标基础上，进一步规定保险公司投资单一上市公司股票的股份总数，不得超过该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0%，银保监会另有规定或经银保监会批准的除外。
对应来看，潜在入市增量资金将大幅提升。银保监会数据显示，保险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末权益类资产运用余额为4.38万亿元，占保险资金运用余额的22.6%，占保险公司总资产的20.19%。
西部证券根据《通知》对2020下半年增量资金做出预估，其基于2019年保险业权益类投资占总资产比例为23.8%，同时，基于近五年保险总资产复合年均增长率为15.1%计算，2020下半年险资新增权益类配置资金下限有望达9795亿元，上限或至3.66万亿元；而按照银保监会公布的2020年第一季度数据，权益类资产中，长期股权投资、股票和权益类基金占资金运用金额比例分别为10.1%、8%和2.8%，相当于下半年入市增量资金约为5434亿元-20303亿元。
天风证券则依据《通知》对更为长期的增量资金做出预估。其假设未来三年保险资金运用余额按每年10%增长，新规之下权益类占比提升至24%、26%、28%、30%四种情形，则理论上分别对应每年股票市场的增量资金为2900亿、3700亿、4500亿、5300亿元。
泰康保险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刘挺军表示，银保监会优化保险公司权益类资产配置的规定，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的优势，支持实体经济。另一方面，这次的放宽有一个很有创造性的做法，放宽比例按照各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进行差异化的管理，这样也有利于控制潜在的风险。随着投资比例的放宽和政策调整，保险资金能够更加积极地参与到经济新动能成长和培养过程中，促进经济高质量转型和发展。
超70家公司可提升权益投资比例
《通知》发布后，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部分保险公司需要执行较低的权益类资产监管比例。从这些公司现有资产配置看，实际涉及调降规模的公司数量并不多。
值得注意的是，《通知》设置了较为灵活的过渡期安排：一是现有投资超过规定配置比例的，应当在12个月内逐步调整到位；超过集中度比例的，不得新增相关投资，但无需卖出。二是对处于风险处置的保险公司，银保监会将综合考虑公司实际和外部环境，按照“一司一策”的原则，制定更为稳妥的比例调整和过渡期安排方案，平稳有序处理。
哪些险企即将面临调整？
申万宏源根据181家人身险公司、财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2020年一季度偿付能力报告和2019年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估算得出：权益投资比例上限可以提升的有73家，维持的有42家，下降的有66家，其中1家不得新增权益类资产投资。
具体来看，上市险企中，人保财险以300.51%的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可将投资上限提升至40%，中国人寿、太平洋人寿、新华保险、人保寿险四家人身险公司上限则提升至35%，而平安人寿上限则维持30%；平安财险和太保财险权益投资比例上限也可提升至35%。
依据《通知》，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低于200%的公司将被下调权益配置上限。经济观察报记者统计发现，大多数需下调比例的公司2020年一季度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在150%至200%区间段，即诸多公司需将权益投资比例上限降至25%。
记者基于保险公司2020年一季度偿付能力充足率报告进行统计发现，瑞华健康、华贵人寿、德华安顾人寿等33家人身险公司，以及富邦财险、易安财险等14家财险公司的权益投资比例上限为25%。此外，2020年一季度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在100%-150%之间的公司包括利安人寿、信泰人寿、弘康人寿、中融人寿、华夏人寿、恒大人寿、富德生命人寿、上海人寿等15家人身险公司，以及渤海财险、中煤财险2家财险公司，这部分公司权益投资比例上限为为20%。另外，2020年一季度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排在末位的中法人寿，则会被要求下调权益配置上限至15%。
信号作用明显
事实上，监管层已多次发声鼓励险资入市，银保监会在年初发布的《关于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发挥银行保险机构在优化融资结构中的重要作用。
从政策上看，保险资金权益投资曾几度进行调整。2010年8月保监会发布《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规定险企权益类投资比例上限为20%，2014年2月，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保险资金运用比例监管的通知》，将险企权益类投资比例上限调整为30%，而此次新规发布后，则再次上调比例至45%，并实行差异化监管。
经济观察报记者对近年来头部险企的权益类投资占比进行了统计，从数据来看，继2010、2014年发布规定后，险企权益资产配置比例的确有一定幅度提升，但占比高值一直在20%以下。数据显示，2014年至2019年，保险行业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占比分别为11.06% 、15.18% 、13.28% 、12.3% 、11.7%、13.15%，若再将长期股权投资合计，保险行业权益类投资平均水平在20%左右。以2019年险企资金运用数据为例，截至年底，险资配置股票+证券投资基金+长期股权投资合计占比约为23.8%，但几家上市险企的2019年数据却还略低于行业平均水平，中国平安、中国人寿、中国太平、新华保险、中国太保、中国人保的权益类投资占比分别为 17.8%、16.95%、19.5%、19.3%、15.7%、11.8%，均未达到20%。
兴业证券分析师张博对此表示，由于当前保险公司固收类资产的实际收益率一般可达4%以上，比较容易满足5%的长期投资收益率假设，所以公司提高投资风险增配权益资产的动力较小；因此，即便新规将配置上限提升，但各公司在短期内也不会明显增加权益类资产。
中金公司分析师则表示，在保险公司运营中真正决定股票配置比例的限制来自于偿付能力监管体系(偿付能力监管要求对于股票资产有较高的风险资本要求)，而不是权益类投资监管比例上限。目前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行业平均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平均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分别为245%、234%，也即是行业实际权益资产比例在原有30%监管上限内；因此，在未大幅改变行业偿付能力的情况下，新规对大多数保险公司股票配置的实际影响有限，“新规也更不等同于保险资金加仓股票”，中金公司分析师如是说。“我国经济韧性强、政策空间大的基本特点没有改变，国内股市长期向好的逻辑继续强化，会一直关注权益市场机会，但短期内很难立刻做出决策”，一位保险投资人士表示，毕竟投资需要真金白银自负盈亏，不同险企可能根据自身条件采取不同策略。
长城证券分析师刘文强称，新规带来的长期性资本市场改革，将为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带来更多资本性资金，真正发挥长期资金的资本市场稳定器、压舱石的作用；对保险公司来说，也将有助于其化解低利率环境之下的利差损问题，通过加大优质资产投资，如高分红标的与举牌行为，减少周期性的波动。
兴业证券张博认为，从超长期逻辑看，根据发达保险市场经验，随着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长期下行，增配权益资产和海外资产(主要是海外权益资产、新兴市场债券)是长期趋势。此次新规抬高了多数上市险企权益资产配置上限，或可降低市场对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行利弊险企投资端的担忧。
险企“有权不用”动静不大
有的调升，有的调降；资本约束下的资产负债匹配管理能力已成为险企发展的“试金石”。
近日，银保监会发布《关于优化保险公司权益类资产配置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拟对保险公司权益投资进行差异化管理。
新规出台，差异化监管比例成为市场关注焦点。根据《通知》，将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资产负债管理能力及风险状况等指标，明确八档权益类资产监管比例，最高可到占上季末总资产的45%。
这也意味着，过去30%的统一比例将被突破，更加精细化的监管即将来临，不少险企也将迎来权益投资的调整。
哪些险企将面临着权益资产比例的调整？新规的实施又将对市场产生怎样的影响？
险资迎新规万亿资金来袭？
按此前规定，保险公司权益类投资比例一律遵循30%的上限；而新规则改变了过往“一刀切”的要求，将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资产负债管理能力及风险状况等指标，划分八档权益类资产监管比例，最高可到占上季末总资产的45%。
针对以往出现的盲目投资、投资冲动带来的过度投资、频繁举牌等不理性行为，《通知》在现有集中度指标基础上，进一步规定保险公司投资单一上市公司股票的股份总数，不得超过该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0%，银保监会另有规定或经银保监会批准的除外。
对应来看，潜在入市增量资金将大幅提升。银保监会数据显示，保险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末权益类资产运用余额为4.38万亿元，占保险资金运用余额的22.6%，占保险公司总资产的20.19%。
西部证券根据《通知》对2020下半年增量资金做出预估，其基于2019年保险业权益类投资占总资产比例为23.8%，同时，基于近五年保险总资产复合年均增长率为15.1%计算，2020下半年险资新增权益类配置资金下限有望达9795亿元，上限或至3.66万亿元；而按照银保监会公布的2020年第一季度数据，权益类资产中，长期股权投资、股票和权益类基金占资金运用金额比例分别为10.1%、8%和2.8%，相当于下半年入市增量资金约为5434亿元-20303亿元。
天风证券则依据《通知》对更为长期的增量资金做出预估。其假设未来三年保险资金运用余额按每年10%增长，新规之下权益类占比提升至24%、26%、28%、30%四种情形，则理论上分别对应每年股票市场的增量资金为2900亿、3700亿、4500亿、5300亿元。
泰康保险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刘挺军表示，银保监会优化保险公司权益类资产配置的规定，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的优势，支持实体经济。另一方面，这次的放宽有一个很有创造性的做法，放宽比例按照各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进行差异化的管理，这样也有利于控制潜在的风险。随着投资比例的放宽和政策调整，保险资金能够更加积极地参与到经济新动能成长和培养过程中，促进经济高质量转型和发展。
超70家公司可提升权益投资比例
《通知》发布后，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部分保险公司需要执行较低的权益类资产监管比例。从这些公司现有资产配置看，实际涉及调降规模的公司数量并不多。
值得注意的是，《通知》设置了较为灵活的过渡期安排：一是现有投资超过规定配置比例的，应当在12个月内逐步调整到位；超过集中度比例的，不得新增相关投资，但无需卖出。二是对处于风险处置的保险公司，银保监会将综合考虑公司实际和外部环境，按照“一司一策”的原则，制定更为稳妥的比例调整和过渡期安排方案，平稳有序处理。
哪些险企即将面临调整？
申万宏源根据181家人身险公司、财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2020年一季度偿付能力报告和2019年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估算得出：权益投资比例上限可以提升的有73家，维持的有42家，下降的有66家，其中1家不得新增权益类资产投资。
具体来看，上市险企中，人保财险以300.51%的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可将投资上限提升至40%，中国人寿、太平洋人寿、新华保险、人保寿险四家人身险公司上限则提升至35%，而平安人寿上限则维持30%；平安财险和太保财险权益投资比例上限也可提升至35%。
依据《通知》，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低于200%的公司将被下调权益配置上限。经济观察报记者统计发现，大多数需下调比例的公司2020年一季度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在150%至200%区间段，即诸多公司需将权益投资比例上限降至25%。
记者基于保险公司2020年一季度偿付能力充足率报告进行统计发现，瑞华健康、华贵人寿、德华安顾人寿等33家人身险公司，以及富邦财险、易安财险等14家财险公司的权益投资比例上限为25%。此外，2020年一季度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在100%-150%之间的公司包括利安人寿、信泰人寿、弘康人寿、中融人寿、华夏人寿、恒大人寿、富德生命人寿、上海人寿等15家人身险公司，以及渤海财险、中煤财险2家财险公司，这部分公司权益投资比例上限为为20%。另外，2020年一季度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排在末位的中法人寿，则会被要求下调权益配置上限至15%。
信号作用明显
事实上，监管层已多次发声鼓励险资入市，银保监会在年初发布的《关于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发挥银行保险机构在优化融资结构中的重要作用。
从政策上看，保险资金权益投资曾几度进行调整。2010年8月保监会发布《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规定险企权益类投资比例上限为20%，2014年2月，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保险资金运用比例监管的通知》，将险企权益类投资比例上限调整为30%，而此次新规发布后，则再次上调比例至45%，并实行差异化监管。
经济观察报记者对近年来头部险企的权益类投资占比进行了统计，从数据来看，继2010、2014年发布规定后，险企权益资产配置比例的确有一定幅度提升，但占比高值一直在20%以下。数据显示，2014年至2019年，保险行业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占比分别为11.06% 、15.18% 、13.28% 、12.3% 、11.7%、13.15%，若再将长期股权投资合计，保险行业权益类投资平均水平在20%左右。以2019年险企资金运用数据为例，截至年底，险资配置股票+证券投资基金+长期股权投资合计占比约为23.8%，但几家上市险企的2019年数据却还略低于行业平均水平，中国平安、中国人寿、中国太平、新华保险、中国太保、中国人保的权益类投资占比分别为 17.8%、16.95%、19.5%、19.3%、15.7%、11.8%，均未达到20%。
兴业证券分析师张博对此表示，由于当前保险公司固收类资产的实际收益率一般可达4%以上，比较容易满足5%的长期投资收益率假设，所以公司提高投资风险增配权益资产的动力较小；因此，即便新规将配置上限提升，但各公司在短期内也不会明显增加权益类资产。
中金公司分析师则表示，在保险公司运营中真正决定股票配置比例的限制来自于偿付能力监管体系(偿付能力监管要求对于股票资产有较高的风险资本要求)，而不是权益类投资监管比例上限。目前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行业平均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平均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分别为245%、234%，也即是行业实际权益资产比例在原有30%监管上限内；因此，在未大幅改变行业偿付能力的情况下，新规对大多数保险公司股票配置的实际影响有限，“新规也更不等同于保险资金加仓股票”，中金公司分析师如是说。“我国经济韧性强、政策空间大的基本特点没有改变，国内股市长期向好的逻辑继续强化，会一直关注权益市场机会，但短期内很难立刻做出决策”，一位保险投资人士表示，毕竟投资需要真金白银自负盈亏，不同险企可能根据自身条件采取不同策略。
长城证券分析师刘文强称，新规带来的长期性资本市场改革，将为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带来更多资本性资金，真正发挥长期资金的资本市场稳定器、压舱石的作用；对保险公司来说，也将有助于其化解低利率环境之下的利差损问题，通过加大优质资产投资，如高分红标的与举牌行为，减少周期性的波动。
兴业证券张博认为，从超长期逻辑看，根据发达保险市场经验，随着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长期下行，增配权益资产和海外资产(主要是海外权益资产、新兴市场债券)是长期趋势。此次新规抬高了多数上市险企权益资产配置上限，或可降低市场对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行利弊险企投资端的担忧。
根据这些年我的从业经验，做了一个企业全周期股权知识梳理（上）
在三年前，我在加入股加加前是一个拟上市公司的法律顾问，这家公司从建立到上市，我全程参与了其股权设计。感受到股权服务在企业发展每个阶段的必要性，经过这几年的行业经验，我总结了一整套从企业建立到上市每个节点出现的股权知识点。
我们以一家A股上市公司X为例，讨论其实际控制人张三在上市前进行的一系列股权结构调整。该公司在上市前共经历了17个阶段。
第一阶段：公司创立（如下图）
这个阶段是公司的初创期，股权结构为张氏夫妻直接持股，注册资本为100万元，全部实缴。
张三持股70%，张三的妻子持股30%。此时的X公司还属于夫妻店，没有完整的治理结构：
第二阶段：引入创业伙伴（如下图）
在这个阶段中，公司依然处于创业期，但张三找到了愿意与自己共担风险，共享利润的创业伙伴李四和王五。
张三妻子将自己30%的股份转让给李四和王五，转让价按每股注册资本1元进行计算。
虽然有了创业伙伴，但由于张三拥有绝对的控股权，一股独大，加之股东们的公司治理意识淡薄，尚处于以信赖作为股权合作基础的阶段，所以公司章程形同虚设，公司未成立董事会，仅为了工商登记的需要，设立了一名执行董事。
第三阶段：创业伙伴退出（如下图）
在创业过程中，王五由于与张三和李四理念不合，退出公司。经历过股权纠纷后，张三和李四意识到公司治理的重要意义，开始完善公司章程，并经过协商，由张三将王五的股份回收后作为股权激励池，留待激励员工。
这一阶段的具体操作流程为：
1、设立有限合伙企业作甲作为持股平台。该持股平台由张三作为普通合伙人（GP），持有合伙企业1%股权；员工占合伙企业的99%，这部分的股权暂时由财务负责人代持，股份来源为张三赠与。
2、王五将其股权转让给有限合伙企业甲。王五与有限合伙甲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王五将X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有限合伙甲，转让价按每注册资本为3元。X公司到工商局办理变更登记。
这一部分需要注意的事项：
1、股权转让税收。本次股权转让行为涉及的税种包含两个：个人所得税、印花税。
个人所得税。王五以30万价格转让给X公司10%的股权，其受让股权的成本为10万，取得股权转让收益为20万元，根据《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应按照20%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即20×20%=4（万元）。
该个人所得税的纳税地点为X公司主管税务机关，由有限合伙企业甲在支付款项时代扣代缴。
印花税。根据税法规定，股权转让协议属于产权转移书据，需要按照协议所记载股权转让金额的万分之五贴花。转让方王五和受让方合伙企业甲均需要缴纳印花税。
2、股权代持行为。王五退出持股时，受让股权的主体是作为员工持股平台的有限合伙企业甲。该员工持股平台主要是作为未来计划授予给员工的股权。
但是在我国《公司法》里不允许存在未被股东认缴的“空余”股权。因此，为员工期权计划预留出来的股权在员工还没有行权时，需要有一个实体先代为持有，代持人为财务经理姜先生。
对于代持行为，我国现有法律认可股权代持的合法性。但是如果公司计划在境内上市，则必须要清理代持关系。如果代持股，是已经授予但还未到行权期的期权，除了科创板外，为了避免股权结构的稳定度，一般都要求解除。
第四阶段：直接持股变为混合架构（如下图）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X公司商业模式日渐成熟，公司运营步入正轨，张三和李四制定了公司五年在A股上市的资本规划。
两人决定将自然人直接持股，调整为控股公司间接持股。
1、该阶段的具体操作有三步：
第一步：张三家族（即张三和张三之子）设立控股公司B。
第二步：李四和控股公司B共同设立控股公司A。
第三步：张三和李四将持有X公司股权放到控股公司A。
2、该步骤的注意要点
第一点：自然人平价转让股权的个人所得税
如果张三和李四将持有X公司股权以成本价（1元/注册资本）转让给控股公司A，并未获得股权转让收益，是否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
答案是不一定！
这几年国家先后发布了一系列文件，这些文件的对自然人平价或低价转让股权的行为给予严格监管。如果在本次股权转让过程中，张三和李四的股权转让收入“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税务局有权核定二人的股权转让收入。
如果税务机关启动核定征收模式，二人可能在没有股权转让收益的情况下被征收个人所得税。
那么什么情况下算是“明显偏低”？
（一）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低于股权对应的净资产份额的。其中，被投资企业拥有土地使用权、房屋、房地产企业未销售房产、知识产权、探矿、采矿权、股权等资产的，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低于股权对应的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
（二）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低于初始投资成本或低于取得该股权所支什的价款及相关税费的。
（三）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低于相同或类似条件下同一企业同一股东或其他股东股权转让收入的。
（四）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低于相同或类似条件下同类行业的企业股权转让收入的。
（五）不具合理性的无偿让渡股权或股份。
（六）主管税务机关认定的其他情形。
什么情况下低价转让算是“正当理由”？
（一）能出具有效文件，证明被投资企业因国家政策调整，生产经营受到重大影响，导致低价转让股权。
（二）继承或将股权转让给其能提供具有法律效力身份关系证明的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以及对转让人承担直接抚养或者赡养义务的抚养人或者赡养人。
（三）相关法律、政府文件或企业章程规定，并有相关资料充分证明转让价格合理且真实的本企业员工持有的不能对外转让股权的内部转让。
（四）股权转让双方能够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合理性的其他合理情形。
作者：李利威 侵联系删
在三年前，我在加入股加加前是一个拟上市公司的法律顾问，这家公司从建立到上市，我全程参与了其股权设计。感受到股权服务在企业发展每个阶段的必要性，经过这几年的行业经验，我总结了一整套从企业建立到上市每个节点出现的股权知识点。
我们以一家A股上市公司X为例，讨论其实际控制人张三在上市前进行的一系列股权结构调整。该公司在上市前共经历了17个阶段。
第一阶段：公司创立（如下图）
这个阶段是公司的初创期，股权结构为张氏夫妻直接持股，注册资本为100万元，全部实缴。
张三持股70%，张三的妻子持股30%。此时的X公司还属于夫妻店，没有完整的治理结构：
第二阶段：引入创业伙伴（如下图）
在这个阶段中，公司依然处于创业期，但张三找到了愿意与自己共担风险，共享利润的创业伙伴李四和王五。
张三妻子将自己30%的股份转让给李四和王五，转让价按每股注册资本1元进行计算。
虽然有了创业伙伴，但由于张三拥有绝对的控股权，一股独大，加之股东们的公司治理意识淡薄，尚处于以信赖作为股权合作基础的阶段，所以公司章程形同虚设，公司未成立董事会，仅为了工商登记的需要，设立了一名执行董事。
第三阶段：创业伙伴退出（如下图）
在创业过程中，王五由于与张三和李四理念不合，退出公司。经历过股权纠纷后，张三和李四意识到公司治理的重要意义，开始完善公司章程，并经过协商，由张三将王五的股份回收后作为股权激励池，留待激励员工。
这一阶段的具体操作流程为：
1、设立有限合伙企业作甲作为持股平台。该持股平台由张三作为普通合伙人（GP），持有合伙企业1%股权；员工占合伙企业的99%，这部分的股权暂时由财务负责人代持，股份来源为张三赠与。
2、王五将其股权转让给有限合伙企业甲。王五与有限合伙甲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王五将X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有限合伙甲，转让价按每注册资本为3元。X公司到工商局办理变更登记。
这一部分需要注意的事项：
1、股权转让税收。本次股权转让行为涉及的税种包含两个：个人所得税、印花税。
个人所得税。王五以30万价格转让给X公司10%的股权，其受让股权的成本为10万，取得股权转让收益为20万元，根据《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应按照20%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即20×20%=4（万元）。
该个人所得税的纳税地点为X公司主管税务机关，由有限合伙企业甲在支付款项时代扣代缴。
印花税。根据税法规定，股权转让协议属于产权转移书据，需要按照协议所记载股权转让金额的万分之五贴花。转让方王五和受让方合伙企业甲均需要缴纳印花税。
2、股权代持行为。王五退出持股时，受让股权的主体是作为员工持股平台的有限合伙企业甲。该员工持股平台主要是作为未来计划授予给员工的股权。
但是在我国《公司法》里不允许存在未被股东认缴的“空余”股权。因此，为员工期权计划预留出来的股权在员工还没有行权时，需要有一个实体先代为持有，代持人为财务经理姜先生。
对于代持行为，我国现有法律认可股权代持的合法性。但是如果公司计划在境内上市，则必须要清理代持关系。如果代持股，是已经授予但还未到行权期的期权，除了科创板外，为了避免股权结构的稳定度，一般都要求解除。
第四阶段：直接持股变为混合架构（如下图）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X公司商业模式日渐成熟，公司运营步入正轨，张三和李四制定了公司五年在A股上市的资本规划。
两人决定将自然人直接持股，调整为控股公司间接持股。
1、该阶段的具体操作有三步：
第一步：张三家族（即张三和张三之子）设立控股公司B。
第二步：李四和控股公司B共同设立控股公司A。
第三步：张三和李四将持有X公司股权放到控股公司A。
2、该步骤的注意要点
第一点：自然人平价转让股权的个人所得税
如果张三和李四将持有X公司股权以成本价（1元/注册资本）转让给控股公司A，并未获得股权转让收益，是否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
答案是不一定！
这几年国家先后发布了一系列文件，这些文件的对自然人平价或低价转让股权的行为给予严格监管。如果在本次股权转让过程中，张三和李四的股权转让收入“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税务局有权核定二人的股权转让收入。
如果税务机关启动核定征收模式，二人可能在没有股权转让收益的情况下被征收个人所得税。
那么什么情况下算是“明显偏低”？
（一）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低于股权对应的净资产份额的。其中，被投资企业拥有土地使用权、房屋、房地产企业未销售房产、知识产权、探矿、采矿权、股权等资产的，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低于股权对应的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
（二）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低于初始投资成本或低于取得该股权所支什的价款及相关税费的。
（三）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低于相同或类似条件下同一企业同一股东或其他股东股权转让收入的。
（四）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低于相同或类似条件下同类行业的企业股权转让收入的。
（五）不具合理性的无偿让渡股权或股份。
（六）主管税务机关认定的其他情形。
什么情况下低价转让算是“正当理由”？
（一）能出具有效文件，证明被投资企业因国家政策调整，生产经营受到重大影响，导致低价转让股权。
（二）继承或将股权转让给其能提供具有法律效力身份关系证明的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以及对转让人承担直接抚养或者赡养义务的抚养人或者赡养人。
（三）相关法律、政府文件或企业章程规定，并有相关资料充分证明转让价格合理且真实的本企业员工持有的不能对外转让股权的内部转让。
（四）股权转让双方能够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合理性的其他合理情形。
作者：李利威 侵联系删
2019年第213期共866期
【观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主导”与“中心”（二）
最高人民检察院
来源：检察日报（2019年6月5日第3版）
二、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审判是否还是中心？
笔者认为，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1.“以审判为中心”是诉讼规律的必然要求，不因被追诉人是否认罪、法院适用何种程序审理、各诉讼阶段所需时间和精力的多寡而受影响。如前所述，“以审判为中心”既是诉讼规律的必然要求，也是提高办案质量、防止冤假错案、实现司法公正的现实需要。因此，只要上文所述的证明“以审判为中心”的五个理由特别是执掌裁判职能的理由存在，审判就应当是刑事诉讼的中心。它不因被追诉人是否认罪认罚、法院依法适用何种程序审理而受影响，也不因各诉讼阶段依法办理所需时间、所花精力的多寡而受影响，因为在时间上，可能多数案件侦查所需时间长于起诉、审判；在精力上，可能侦查、起诉所花精力不会比审判少。
当然，这里需要再次说明的是，“以审判为中心”是从应然角度来说的，而不是从实然角度来说的。在审理认罪认罚案件中，审判人员如果不尽职守，对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认罪认罚具结书内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以及案件事实证据的可靠性，不作认真审查就贸然采纳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如果发现应排除的非法证据不予排除，仍把它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依据；如果未审先定，检察人员、审判人员按照有关方面事先确定的处理意见分头走程序予以落实；如果审判受权力、人情等外部因素干扰，不能做到依法独立，等等，那么，应然的“以审判为中心”就没有落实为实然的“以审判为中心”。
2.“庭审实质化”在不同审理程序中的要求是分层次的，对认罪认罚案件仍要进行一定程度的实质审理。庭审实质化是针对庭审形式化而提出来的，其目的是实现诉讼证据出示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诉辩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结果产生于法庭，从而使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庭审实质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庭审实质化又称“典型的庭审实质化”，是指庭审要依据司法亲历性的原理，实行直接、言词审理，案卷中的言词笔录原则上不能进入法庭作为裁判的根据；其重点在于强化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和律师辩护。狭义的庭审实质化主要就不认罪案件特别是疑难复杂案件的一审普通程序而言。广义的庭审实质化要求对案件事实、证据进行实质性审理，并按照法庭查明的事实作出裁判，但对较为简单的案件，在法官亲历、直接言词审理乃至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方面的要求可以有所降低。也就是说，广义的庭审实质化在刑事诉讼的不同审理程序中，其要求是分层次的：在审理不认罪案件特别是其中的疑难、复杂案件的一审普通程序中的要求最高，是庭审实质化的典型形态；在审理认罪认罚案件的普通程序中的要求次之，允许某些环节实行简化审理；在审理认罪认罚案件的简易程序中的要求再次之，允许不受法律规定的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鉴定人、出示证据、法庭辩论程序的限制；在审理认罪认罚案件的速裁程序中的要求最低，一般不进行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即使在认罪认罚案件的速裁程序中，法庭仍要对案件的重点内容进行实质审理，如对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认罪认罚具结书内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以及案件事实证据的可靠性，进行实质性审查；控辩双方如有不同意见仍可充分发表；在判决宣告前要听取辩护人的意见和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意见。因为法院要对事实、证据和案件处理负最终责任。由于庭审实质化在不同审理程序中的要求分层次，因而“以审判为中心”在不同审理程序中就有不同的实现形式。
庭审实质化在不同审理程序中的要求之所以分层次，是因为：
➤ 首先，这是满足当事人多样化需求的需要。任何被追诉人都有获得正当程序审判的权利。而正当程序审判的典型形态，就是典型的庭审实质化。但是，正当程序审判既然是一项诉讼权利而不是诉讼义务，那么被追诉人根据自己案情和需求就有权自愿放弃，选择采用简化的诉讼程序如速裁、简易程序对其审判，并在法定范围内获得“好处”。在不同诉讼程序中对庭审实质化提出不同层次的要求，是满足不同案件当事人多样化需求的需要。
➤ 其次，这是实现刑事诉讼“公正优先、兼顾效率”价值目标的需要。公正是刑事诉讼最高的价值目标。为此，各国的诉讼制度都设置了包括典型的庭审实质化在内的一系列正当程序，以保证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实现司法公正。但在追求公正的同时，刑事诉讼也要兼顾效率，因为“迟到的公正是非公正”。于是各国在规定普通程序的同时，都设置了不同形式的简化程序，并使这种程序既大大提高效率，又能满足最低限度的公正要求。因此，为了实现刑事诉讼“公正优先、兼顾效率”的价值目标，就需要对“庭审实质化”在不同程序中提出分层次、有区别的要求，而不宜一刀切，不加区分。
➤ 再次，这是节约司法资源、实现诉讼经济的需要。为了实现司法公正，任何国家都必须为司法提供必要的资源。但司法资源是有限的，诉讼需求却无止境，任何国家哪怕是最富有的国家，也不能允许不计成本地任意地耗费司法资源。为了节约司法资源，实现诉讼经济，各国都通过诉讼程序的分类，对不同的案件进行繁简分流、难易分流，实行“繁案精审、简案快办”。庭审实质化在不同审理程序中区分层次，就是“繁案精审、简案快办”的措施之一，它有利于建立普通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既有序衔接又繁简分流、各行其道的多层次诉讼制度体系，从而把优质司法资源集中到处理疑难、复杂案件上来，使“以审判为中心”在不同程序的诉讼中得到不同形式的落实。因此，不能因为认罪认罚案件庭审实质化程度没有像不认罪案件那么高和典型，就认为根本不具有实质审理，进而对“以审判为中心”产生怀疑。
3.“以审判为中心”与“庭审实质化”有密切联系，但二者并不能划等号。“以审判为中心”是相对于刑事诉讼中侦查、起诉、刑罚执行诸职能而言的，它要回答的是在刑事诉讼诸职能中谁是中心的问题。“庭审实质化”是相对于其他庭审方式而言的，所要解决的是司法实践中实际存在的庭审形式化如未审先定、裁判结论受庭外因素干扰、普通程序中证人、鉴定人出庭率低、律师辩护率低或不能有效辩护等问题，它是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重要途径和措施，但并非“以审判为中心”本身。因此，不能因为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庭审实质化的程度放低，而对“以审判为中心”产生怀疑和动摇。
综上所述，审判在刑事诉讼的诸程序中都处于中心地位，不能因庭审实质化在不同审理程序中作分层次的要求，“以审判为中心”在不同审理程序中有不同的实现形式，而怀疑认罪认罚案件的诉讼程序仍应“以审判为中心”。
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主导”与“中心”的关系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检察机关是主导，审判是中心，二者是怎样的关系？笔者认为，要分析二者的关系，既要依据认罪认罚从宽法律制度的规定，又离不开二者据以存在的职能，因为无论是“主导”还是“中心”，都是依据各自的职能而存在的，也是依据各自的职能分别发挥作用的。据此，二者的关系为：
第一，目标一致。二者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各有其质的规定性，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各有其作用，既不可或缺，又不可代替，其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司法公正，使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第二，互相作用。一方面，“以审判为中心”必然要求将审判的标准和要求传导至审前，从而使侦查、起诉案件的事实、证据能够主动与审判的要求对接。因此，检察机关要以审判的标准引导侦查，还要以审判的标准审查过滤案件，使起诉的案件符合审判要求。另一方面，“主导”也要作用于“中心”，如检察机关的起诉对审判有实质影响力，法院在作出审判时一般应当采纳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
第三，互相制约（还有检察监督）。如检察机关的起诉限定了审判范围，检察机关还要对法院的审判进行监督；法院要对检察机关起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并依法作出判决。
第四，相辅相成。一方面，“主导”离不开“中心”，检察机关发挥主导作用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审判发挥好“中心”的作用，使案件得到依法审判、公正审判；另一方面，“中心”离不开“主导”，只有检察机关发挥好主导作用，审判才能发挥好“中心”作用。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凡研究“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论著，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把“检察机关发挥好审前程序的主导作用”作为一条重要措施。相应地，在认罪认罚案件的诉讼程序中，就要求检察机关在整个诉讼程序中发挥好主导作用。否则，如果检察机关的主导作用发挥得不好，那审判的中心作用是难以发挥好的，司法公正也是较难实现的。
（文字：朱孝清 编辑：丁靓）
【观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主导”与“中心”（二）
最高人民检察院
来源：检察日报（2019年6月5日第3版）
二、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审判是否还是中心？
笔者认为，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1.“以审判为中心”是诉讼规律的必然要求，不因被追诉人是否认罪、法院适用何种程序审理、各诉讼阶段所需时间和精力的多寡而受影响。如前所述，“以审判为中心”既是诉讼规律的必然要求，也是提高办案质量、防止冤假错案、实现司法公正的现实需要。因此，只要上文所述的证明“以审判为中心”的五个理由特别是执掌裁判职能的理由存在，审判就应当是刑事诉讼的中心。它不因被追诉人是否认罪认罚、法院依法适用何种程序审理而受影响，也不因各诉讼阶段依法办理所需时间、所花精力的多寡而受影响，因为在时间上，可能多数案件侦查所需时间长于起诉、审判；在精力上，可能侦查、起诉所花精力不会比审判少。
当然，这里需要再次说明的是，“以审判为中心”是从应然角度来说的，而不是从实然角度来说的。在审理认罪认罚案件中，审判人员如果不尽职守，对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认罪认罚具结书内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以及案件事实证据的可靠性，不作认真审查就贸然采纳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如果发现应排除的非法证据不予排除，仍把它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依据；如果未审先定，检察人员、审判人员按照有关方面事先确定的处理意见分头走程序予以落实；如果审判受权力、人情等外部因素干扰，不能做到依法独立，等等，那么，应然的“以审判为中心”就没有落实为实然的“以审判为中心”。
2.“庭审实质化”在不同审理程序中的要求是分层次的，对认罪认罚案件仍要进行一定程度的实质审理。庭审实质化是针对庭审形式化而提出来的，其目的是实现诉讼证据出示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诉辩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结果产生于法庭，从而使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庭审实质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庭审实质化又称“典型的庭审实质化”，是指庭审要依据司法亲历性的原理，实行直接、言词审理，案卷中的言词笔录原则上不能进入法庭作为裁判的根据；其重点在于强化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和律师辩护。狭义的庭审实质化主要就不认罪案件特别是疑难复杂案件的一审普通程序而言。广义的庭审实质化要求对案件事实、证据进行实质性审理，并按照法庭查明的事实作出裁判，但对较为简单的案件，在法官亲历、直接言词审理乃至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方面的要求可以有所降低。也就是说，广义的庭审实质化在刑事诉讼的不同审理程序中，其要求是分层次的：在审理不认罪案件特别是其中的疑难、复杂案件的一审普通程序中的要求最高，是庭审实质化的典型形态；在审理认罪认罚案件的普通程序中的要求次之，允许某些环节实行简化审理；在审理认罪认罚案件的简易程序中的要求再次之，允许不受法律规定的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鉴定人、出示证据、法庭辩论程序的限制；在审理认罪认罚案件的速裁程序中的要求最低，一般不进行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即使在认罪认罚案件的速裁程序中，法庭仍要对案件的重点内容进行实质审理，如对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认罪认罚具结书内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以及案件事实证据的可靠性，进行实质性审查；控辩双方如有不同意见仍可充分发表；在判决宣告前要听取辩护人的意见和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意见。因为法院要对事实、证据和案件处理负最终责任。由于庭审实质化在不同审理程序中的要求分层次，因而“以审判为中心”在不同审理程序中就有不同的实现形式。
庭审实质化在不同审理程序中的要求之所以分层次，是因为：
➤ 首先，这是满足当事人多样化需求的需要。任何被追诉人都有获得正当程序审判的权利。而正当程序审判的典型形态，就是典型的庭审实质化。但是，正当程序审判既然是一项诉讼权利而不是诉讼义务，那么被追诉人根据自己案情和需求就有权自愿放弃，选择采用简化的诉讼程序如速裁、简易程序对其审判，并在法定范围内获得“好处”。在不同诉讼程序中对庭审实质化提出不同层次的要求，是满足不同案件当事人多样化需求的需要。
➤ 其次，这是实现刑事诉讼“公正优先、兼顾效率”价值目标的需要。公正是刑事诉讼最高的价值目标。为此，各国的诉讼制度都设置了包括典型的庭审实质化在内的一系列正当程序，以保证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实现司法公正。但在追求公正的同时，刑事诉讼也要兼顾效率，因为“迟到的公正是非公正”。于是各国在规定普通程序的同时，都设置了不同形式的简化程序，并使这种程序既大大提高效率，又能满足最低限度的公正要求。因此，为了实现刑事诉讼“公正优先、兼顾效率”的价值目标，就需要对“庭审实质化”在不同程序中提出分层次、有区别的要求，而不宜一刀切，不加区分。
➤ 再次，这是节约司法资源、实现诉讼经济的需要。为了实现司法公正，任何国家都必须为司法提供必要的资源。但司法资源是有限的，诉讼需求却无止境，任何国家哪怕是最富有的国家，也不能允许不计成本地任意地耗费司法资源。为了节约司法资源，实现诉讼经济，各国都通过诉讼程序的分类，对不同的案件进行繁简分流、难易分流，实行“繁案精审、简案快办”。庭审实质化在不同审理程序中区分层次，就是“繁案精审、简案快办”的措施之一，它有利于建立普通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既有序衔接又繁简分流、各行其道的多层次诉讼制度体系，从而把优质司法资源集中到处理疑难、复杂案件上来，使“以审判为中心”在不同程序的诉讼中得到不同形式的落实。因此，不能因为认罪认罚案件庭审实质化程度没有像不认罪案件那么高和典型，就认为根本不具有实质审理，进而对“以审判为中心”产生怀疑。
3.“以审判为中心”与“庭审实质化”有密切联系，但二者并不能划等号。“以审判为中心”是相对于刑事诉讼中侦查、起诉、刑罚执行诸职能而言的，它要回答的是在刑事诉讼诸职能中谁是中心的问题。“庭审实质化”是相对于其他庭审方式而言的，所要解决的是司法实践中实际存在的庭审形式化如未审先定、裁判结论受庭外因素干扰、普通程序中证人、鉴定人出庭率低、律师辩护率低或不能有效辩护等问题，它是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重要途径和措施，但并非“以审判为中心”本身。因此，不能因为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庭审实质化的程度放低，而对“以审判为中心”产生怀疑和动摇。
综上所述，审判在刑事诉讼的诸程序中都处于中心地位，不能因庭审实质化在不同审理程序中作分层次的要求，“以审判为中心”在不同审理程序中有不同的实现形式，而怀疑认罪认罚案件的诉讼程序仍应“以审判为中心”。
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主导”与“中心”的关系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检察机关是主导，审判是中心，二者是怎样的关系？笔者认为，要分析二者的关系，既要依据认罪认罚从宽法律制度的规定，又离不开二者据以存在的职能，因为无论是“主导”还是“中心”，都是依据各自的职能而存在的，也是依据各自的职能分别发挥作用的。据此，二者的关系为：
第一，目标一致。二者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各有其质的规定性，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各有其作用，既不可或缺，又不可代替，其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司法公正，使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第二，互相作用。一方面，“以审判为中心”必然要求将审判的标准和要求传导至审前，从而使侦查、起诉案件的事实、证据能够主动与审判的要求对接。因此，检察机关要以审判的标准引导侦查，还要以审判的标准审查过滤案件，使起诉的案件符合审判要求。另一方面，“主导”也要作用于“中心”，如检察机关的起诉对审判有实质影响力，法院在作出审判时一般应当采纳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
第三，互相制约（还有检察监督）。如检察机关的起诉限定了审判范围，检察机关还要对法院的审判进行监督；法院要对检察机关起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并依法作出判决。
第四，相辅相成。一方面，“主导”离不开“中心”，检察机关发挥主导作用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审判发挥好“中心”的作用，使案件得到依法审判、公正审判；另一方面，“中心”离不开“主导”，只有检察机关发挥好主导作用，审判才能发挥好“中心”作用。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凡研究“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论著，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把“检察机关发挥好审前程序的主导作用”作为一条重要措施。相应地，在认罪认罚案件的诉讼程序中，就要求检察机关在整个诉讼程序中发挥好主导作用。否则，如果检察机关的主导作用发挥得不好，那审判的中心作用是难以发挥好的，司法公正也是较难实现的。
（文字：朱孝清 编辑：丁靓）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