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荼王的喪妻之痛
佛陀曾經這樣教導比丘們：
「有五件事，所有的人，包括女人、男人；在家或出家，都應當時常拿來自我警惕：
我會變老；我不能免於變老。
我會生病；我不能免於生病。
我會死亡；我不能免於死亡。
我所擁有的一切，都有離我而去的時候。
我所做過的惡業，終究是會由我來承擔。
這樣，可以警惕以年輕力壯、沒病痛、能活著、能擁有、心存僥倖作惡而自豪的人，免除他們的沉迷與行惡，引導他們走向出世的修學之路。」
摩揭陀國阿闍世王登基後第八年，佛陀入滅了。
摩揭陀國的文荼王，對他的第一夫人跋陀十分寵愛。
有一天，跋陀夫人去世了，噩耗傳來，讓文荼王哀痛不已，整天不吃不喝，不理朝政，憔悴邋遢地守著跋陀夫人的遺體，還交代他的親信侍從官披亞卡，將夫人的遺體浸泡在麻油槽中防腐，以方便他時時看望。
披亞卡特別去訂製了一個大鐵槽，按文荼王的意思辦了，但心想，這樣下去實在不是辦法，應當幫國王找一位可以親近的沙門或婆羅門，來幫國王拔除心中的憂鬱之箭。
那時，尊者那羅陀正好在摩揭陀國的首都華氏城遊化，住在一位長者的竹林園中。尊者那羅陀是一位博學識廣，辯才無礙，善於教化的大阿羅漢，深受當地人的敬重。
於是，披亞卡向文荼王稟報，建議國王去見尊者那羅陀。
文荼王同意了，差遣披亞卡先向尊者那羅陀求見，展現了當時王者敬重沙門、婆羅門修行者的風氣。
尊者那羅陀也同意了，願意隨時接受文荼王的來訪。
文荼王一行人莊嚴的車隊，來到了竹林園外，大家下車步行進入園內，見到了那羅陀尊者。一番問訊禮敬之後，尊者那羅陀說了：
「大王！不要因為那些像夢境、泡沫、雪堆、幻影般無常不實之事起憂愁，為什麼呢？因為所有的沙門、婆羅門、天、魔、梵等，世間一切眾生，有五件事最不可得。哪五件事呢？那就是：讓我不老、不病、不死、所擁有的不失、不滅，這是世尊的教說。
大王！一般不曾聽聞這個道理的人，當他老了、病了，遇到親人死了，所擁有的失去、壞滅了，他不去想這些情形又不是只有自己才如此，是一切眾生都一樣的，因而憂愁、苦惱、哀痛不已，甚至於搥胸號泣、食不知味、憔悴邋遢、反應遲鈍而陷於迷亂。如此一來，徒增親友的擔憂、怨敵的歡喜。這就像中了浸泡過毒液的憂愁之箭，全然是自尋煩惱。
又，聽聞世尊教化的賢聖弟子們，他們深知一切眾生都無法避免老、病、死、失去、壞滅，如果自己因此而憂愁、苦惱、哀痛，搥胸號泣、陷於迷亂，只是徒增親友的擔憂、怨敵的歡喜，賠掉了自己的健康，甚至於因而喪命而已。能這樣思惟，便能拔除那浸泡過毒液的憂愁之箭，解除生、老、病、死的災患苦惱了。」
對尊者那羅陀的這一番教說，文荼王聽進去了，便詢問尊者那羅陀：
「這個法門的名稱是什麼？應當如何修？」
「這就叫作除去憂愁禍患法門，應當從每一個念頭的思惟來修。」尊者那羅陀回答說。
「真是如您所說的，是除去憂愁禍患的法門。為什麼呢？因為我聽了以後，所有的愁苦都解除了。」文荼王作了這樣正面的回應，同時，邀請尊者那羅陀，能常到王宮教說，以使國家人民多多獲益，並且勸請尊者能將這個法門廣為教化流傳，使之永存於世。」
最後，文荼王表明要歸依尊者那羅陀。
「大王！不要歸依我，應當歸依佛。」尊者那羅陀說。
「誰是佛呢？」文荼王問。
「大王！迦毘羅衛國的悉達多太子，出家學道，修道成佛，號釋迦文，是您應當歸依的佛。」尊者那羅陀說。
「現在釋迦文佛在哪裡？離這裡有多遠呢？」
「釋迦文佛已經入滅了。」
「怎麼這麼快就入滅了呢？如果釋迦文佛還在世上，不論多遠，我都要去見釋迦文佛。」
然後，文荼王起身，合掌長跪，發願今生歸依佛、法、僧伽，願為在家佛弟子。
按語：
一、本則故事前段取材自《增支部第五集第五七經》，後段取材自《增壹阿含第三二品第七經》、《增支部第五集第五０經》。
二、文荼王相傳為繼頻婆娑羅王、阿闍世王、優婆耶王之後的摩揭陀國國王。頻婆娑羅王應與佛陀同輩，傳說與佛陀同日生，後來歸依佛陀成為在家佛弟子（參考《中華佛教百科全書》第五五六三頁）。依《長阿含第二七沙門果經》的記載，阿闍世王為頻婆娑羅王之子，弒父奪取王位，而其太子為優婆耶。頻婆娑羅王、阿闍世王、優婆耶王之間的關係，經典記載得比較明確，接下來的文荼王，是《阿育王傳》、《善見律》中記載阿育王王統中說到的，各典籍間略有歧異。由於文荼王與優婆耶王在位的時間都很短，不知是父子關係，還是兄弟叔姪關係。（參考印順法師著《佛教史地考論》〈佛滅紀年抉擇‧五阿育王中心的王系〉）
三、佛陀入滅的年代，依《善見律毘婆沙》記載：「爾時，阿闍世王登王位八年，佛涅槃。」（《大正藏第二四冊第六八七頁上欄）印順法師考為西元前三九０年（《佛教史地考論》〈佛滅紀年抉擇〉第一九四頁），後來又作西元前四三一年（《印度佛教思想史》第九頁）。
四、本則故事前、後段所引的「五事」，最後一事雖略有差異，實則，其內涵是相通的。老、病、死，是一切眾生都不能避免的，即使佛陀也沒有例外，這是《阿含經》中多處出現的教說。聖者超越一般凡夫之處，不在於不老、不病、不死，而在於面對自己或他人的老、病、死時，不會有憂、悲、惱、苦的心苦升起。如果想像佛──不論是指釋迦牟尼佛，還是另指其他什麼「古佛」，是不老、不病、不死的，不但與史實不符，也違反經教，更與佛法的心髓──緣起法、三法印相違，這樣的思想，抉擇為「非佛法」是不為過的。
五、一般凡夫的我們，如果遭遇了自己的老與病、至親好友的生離死別，心情難有不受影響的。但是，任何憂愁、哀痛、忿怒不平，都無濟於事，只是徒然傷身而已，既然沒有人能豁免，那就只有隨順了。期望本則故事，能有益於當事人憂悲惱苦的減輕與早日解除，並且能從中體認到憂悲惱苦的「集」──根源，是我執、我愛，早日踏上「古仙人道」。
六、故事末尾，關於尊者那羅陀告訴文荼王佛陀已經入滅一段，南傳本雖缺，但依文荼王的年代，判定這是可信的而納入，表示了本則故事是發生在佛陀入滅以後。這樣，本則故事至少提供了兩個可貴的訊息：之一、古來佛法的認定，是不限於佛親口所說的而已。之二、佛經的收集，也不只限於佛陀時代的教說。
佛陀曾經這樣教導比丘們：
「有五件事，所有的人，包括女人、男人；在家或出家，都應當時常拿來自我警惕：
我會變老；我不能免於變老。
我會生病；我不能免於生病。
我會死亡；我不能免於死亡。
我所擁有的一切，都有離我而去的時候。
我所做過的惡業，終究是會由我來承擔。
這樣，可以警惕以年輕力壯、沒病痛、能活著、能擁有、心存僥倖作惡而自豪的人，免除他們的沉迷與行惡，引導他們走向出世的修學之路。」
摩揭陀國阿闍世王登基後第八年，佛陀入滅了。
摩揭陀國的文荼王，對他的第一夫人跋陀十分寵愛。
有一天，跋陀夫人去世了，噩耗傳來，讓文荼王哀痛不已，整天不吃不喝，不理朝政，憔悴邋遢地守著跋陀夫人的遺體，還交代他的親信侍從官披亞卡，將夫人的遺體浸泡在麻油槽中防腐，以方便他時時看望。
披亞卡特別去訂製了一個大鐵槽，按文荼王的意思辦了，但心想，這樣下去實在不是辦法，應當幫國王找一位可以親近的沙門或婆羅門，來幫國王拔除心中的憂鬱之箭。
那時，尊者那羅陀正好在摩揭陀國的首都華氏城遊化，住在一位長者的竹林園中。尊者那羅陀是一位博學識廣，辯才無礙，善於教化的大阿羅漢，深受當地人的敬重。
於是，披亞卡向文荼王稟報，建議國王去見尊者那羅陀。
文荼王同意了，差遣披亞卡先向尊者那羅陀求見，展現了當時王者敬重沙門、婆羅門修行者的風氣。
尊者那羅陀也同意了，願意隨時接受文荼王的來訪。
文荼王一行人莊嚴的車隊，來到了竹林園外，大家下車步行進入園內，見到了那羅陀尊者。一番問訊禮敬之後，尊者那羅陀說了：
「大王！不要因為那些像夢境、泡沫、雪堆、幻影般無常不實之事起憂愁，為什麼呢？因為所有的沙門、婆羅門、天、魔、梵等，世間一切眾生，有五件事最不可得。哪五件事呢？那就是：讓我不老、不病、不死、所擁有的不失、不滅，這是世尊的教說。
大王！一般不曾聽聞這個道理的人，當他老了、病了，遇到親人死了，所擁有的失去、壞滅了，他不去想這些情形又不是只有自己才如此，是一切眾生都一樣的，因而憂愁、苦惱、哀痛不已，甚至於搥胸號泣、食不知味、憔悴邋遢、反應遲鈍而陷於迷亂。如此一來，徒增親友的擔憂、怨敵的歡喜。這就像中了浸泡過毒液的憂愁之箭，全然是自尋煩惱。
又，聽聞世尊教化的賢聖弟子們，他們深知一切眾生都無法避免老、病、死、失去、壞滅，如果自己因此而憂愁、苦惱、哀痛，搥胸號泣、陷於迷亂，只是徒增親友的擔憂、怨敵的歡喜，賠掉了自己的健康，甚至於因而喪命而已。能這樣思惟，便能拔除那浸泡過毒液的憂愁之箭，解除生、老、病、死的災患苦惱了。」
對尊者那羅陀的這一番教說，文荼王聽進去了，便詢問尊者那羅陀：
「這個法門的名稱是什麼？應當如何修？」
「這就叫作除去憂愁禍患法門，應當從每一個念頭的思惟來修。」尊者那羅陀回答說。
「真是如您所說的，是除去憂愁禍患的法門。為什麼呢？因為我聽了以後，所有的愁苦都解除了。」文荼王作了這樣正面的回應，同時，邀請尊者那羅陀，能常到王宮教說，以使國家人民多多獲益，並且勸請尊者能將這個法門廣為教化流傳，使之永存於世。」
最後，文荼王表明要歸依尊者那羅陀。
「大王！不要歸依我，應當歸依佛。」尊者那羅陀說。
「誰是佛呢？」文荼王問。
「大王！迦毘羅衛國的悉達多太子，出家學道，修道成佛，號釋迦文，是您應當歸依的佛。」尊者那羅陀說。
「現在釋迦文佛在哪裡？離這裡有多遠呢？」
「釋迦文佛已經入滅了。」
「怎麼這麼快就入滅了呢？如果釋迦文佛還在世上，不論多遠，我都要去見釋迦文佛。」
然後，文荼王起身，合掌長跪，發願今生歸依佛、法、僧伽，願為在家佛弟子。
按語：
一、本則故事前段取材自《增支部第五集第五七經》，後段取材自《增壹阿含第三二品第七經》、《增支部第五集第五０經》。
二、文荼王相傳為繼頻婆娑羅王、阿闍世王、優婆耶王之後的摩揭陀國國王。頻婆娑羅王應與佛陀同輩，傳說與佛陀同日生，後來歸依佛陀成為在家佛弟子（參考《中華佛教百科全書》第五五六三頁）。依《長阿含第二七沙門果經》的記載，阿闍世王為頻婆娑羅王之子，弒父奪取王位，而其太子為優婆耶。頻婆娑羅王、阿闍世王、優婆耶王之間的關係，經典記載得比較明確，接下來的文荼王，是《阿育王傳》、《善見律》中記載阿育王王統中說到的，各典籍間略有歧異。由於文荼王與優婆耶王在位的時間都很短，不知是父子關係，還是兄弟叔姪關係。（參考印順法師著《佛教史地考論》〈佛滅紀年抉擇‧五阿育王中心的王系〉）
三、佛陀入滅的年代，依《善見律毘婆沙》記載：「爾時，阿闍世王登王位八年，佛涅槃。」（《大正藏第二四冊第六八七頁上欄）印順法師考為西元前三九０年（《佛教史地考論》〈佛滅紀年抉擇〉第一九四頁），後來又作西元前四三一年（《印度佛教思想史》第九頁）。
四、本則故事前、後段所引的「五事」，最後一事雖略有差異，實則，其內涵是相通的。老、病、死，是一切眾生都不能避免的，即使佛陀也沒有例外，這是《阿含經》中多處出現的教說。聖者超越一般凡夫之處，不在於不老、不病、不死，而在於面對自己或他人的老、病、死時，不會有憂、悲、惱、苦的心苦升起。如果想像佛──不論是指釋迦牟尼佛，還是另指其他什麼「古佛」，是不老、不病、不死的，不但與史實不符，也違反經教，更與佛法的心髓──緣起法、三法印相違，這樣的思想，抉擇為「非佛法」是不為過的。
五、一般凡夫的我們，如果遭遇了自己的老與病、至親好友的生離死別，心情難有不受影響的。但是，任何憂愁、哀痛、忿怒不平，都無濟於事，只是徒然傷身而已，既然沒有人能豁免，那就只有隨順了。期望本則故事，能有益於當事人憂悲惱苦的減輕與早日解除，並且能從中體認到憂悲惱苦的「集」──根源，是我執、我愛，早日踏上「古仙人道」。
六、故事末尾，關於尊者那羅陀告訴文荼王佛陀已經入滅一段，南傳本雖缺，但依文荼王的年代，判定這是可信的而納入，表示了本則故事是發生在佛陀入滅以後。這樣，本則故事至少提供了兩個可貴的訊息：之一、古來佛法的認定，是不限於佛親口所說的而已。之二、佛經的收集，也不只限於佛陀時代的教說。
【中国发现一种古文字，学者：距今已有万年，是西方文字的始祖】
按照文字演化规律，中国文字应该先后经历“原始文字”、“初熟文字”，在距今3600年时形成了“成熟文字”——甲骨文。
根据考古显示，中国最早的原始文字或文字雏形是贾湖刻符，距今8000年以上。从甲骨文与贾湖刻符比较来看，两者主要都以龟甲、骨头为载体，先横后竖、先上后下等的书写特点基本一致，因此普遍认为甲骨文与贾湖刻符存在密切的联系。
问题在于，贾湖刻符与甲骨文相距4400余年，如果贾湖刻符是原始文字的话，那么中国文字就是经过4400余年的漫长演化，才形成了成熟文字——甲骨文。对比世界上其他文明的文字演化史，中国文字的演化过程无疑过于漫长，难道中华文明初期发展得特别缓慢？随着地下文物的不断挺身而出，现代学者有了重大发现，甲骨文之前可能已经存在了一种成熟文字——彝文，大约起源于距今一万年时，乃至部分学者语出惊人的认为“彝文不仅是汉字源头，也是西方文字的始祖”。
彝族文献：记载了猴变人的历史，最长族谱超过万年
彝文是中国第六大民族——彝族的文字，与汉字一样都是表意方块字，造字方式也与汉字大致相同，不过具体形成时间众说纷纭，有说是模仿“六国文字”而造，有说是“唐创宋成”，有说是“明创清成”，但以如今幸存的彝族文献来看，石刻与纸质文书大约有1.2万册，民间大约还有0.5万册没有纳入统计，文献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历史、神话、契约、音乐、医药、天文地理、巫术等，其中很多与中原文明大不相同，显然如果没有辉煌的文明、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积淀，很难留下如此丰厚的家底。
更为惊人的是，彝族文献中很多内容令人难以置信，以我们熟知的达尔文进化论与家谱为例：首先，达尔文进化论认为人是由猴进化而来，但彝文《门咪间扎节》中提到其中一种猴子变成人的记载，还有猿猴成人过程中开始用火，最后提到“有了火以后，知道吃熟食，一天学一样，猴子变成人”，《勒俄特依》、《始物纪物》等上也有类似记载；其次，彝族记载的族群传承非常久远，四川的《伲茨》记载有241代人，云南的《天文起源》记载有248代人，贵州的《西南彝志·谱牒志》记载有411代，按照30年一代计算，彝族文献记载的最长传承超过1.2万年。
或许，正因为彝族历史悠久，上承远古时代，所以才知道人是由猴子演变而来，否则如何解释彝族文献中“人是由猴子演变而来”的记载？
彝族文字：可以解读上古刻符，距今时间或有万年
本世纪以来，随着上古文物的不断出土，学者在研究半坡刻符与贾湖刻符等的时候，有了一些重大发现。
1954年，陕西西安发现半坡遗址，出土了一些刻画在陶器上的符号，郭沫若指出“其为文无可疑”，即认为是一种原始文字，但他一直没能破解其意思。上世纪70年代末，彝族学者李乔无意中发现半坡陶文疑似古彝文，认为两者应该有一定的血缘关系，于是就将半坡陶文拓片带回云南，向彝文宿老李八一昆请教，最终解读出23个陶符意思，辨认率达72%。1990年，人民日报以《半坡刻符是彝文始祖》为题作了深度报道。下图，部分半坡刻符与彝文比较，源自《彝文揭开8000年前甘肃大地湾刻划符号的神秘面纱》一文。
1987年，河南舞阳发现贾湖遗址，出土了一批刻画在龟甲、骨器、陶器上的符号。学者研究发现，贾湖刻符形体均与彝文存在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两者有着一定的渊源。
除此之外，与贾湖遗址同时代的湖南彭头山刻符、甘肃大地湾刻符，后来的殷墟甲骨文等，很多都可以用彝文解读，尤其古蜀国时的青铜铭文，与彝文更有着惊人的相似，或许神秘的三星堆文明使用的就是彝文。
由于贾湖刻符距今超过8000年，因此湖南省株洲工学院刘志一教授等认为：“古彝文有九千年以上的悠久历史，如果加上它的草创时期，可能有一万年以上。”更为惊人的是，刘志一认为古彝文是西方文字的始祖，西方字母文字的终极源头其实是古彝文。下图，彝文与甲骨文部分文字比较，源自《彝文揭开8000年前甘肃大地湾刻划符号的神秘面纱》一文。
彝族文字：7500前向世界扩散，或为西方文字的始祖
前两年，湖南大学退休教授杜建钢提出“英语源于湖南”，被认为是哗众取宠，于是杜建钢教授一时沦为笑谈。其实，从古彝文研究来看，英语的终极源头未必不在中国。
我们都知道，西方字母文字源于西亚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线形文字，经过漫长岁月简化而成。由于楔形文字、线形文字与甲骨文有诸多相似之处，所以西方学者普遍认为“苏美尔文字出现2000年后甲骨文出现，中华文明是苏美尔文明东传而来”，苏美尔文字是世界文字始祖。
苏美尔人在西亚出现的时间为距今7500年前—5000年前，但古彝文却最迟出现在距今8000年前，因此从时间上说古彝文在前，苏美尔文字在后。西方学者自己也承认，苏美尔文字与甲骨文存在很多相似之处。无疑，从出现的时间顺序上看，应该是苏美尔文字源于古彝文。
彝族学者戈隆阿弘在《被遗忘的中国远古部落族群》一文中指出，古彝文对西方的影响，至今还留有遗迹，比如意大利4000年前的岩石刻符，希腊3000年前的线性文字A与B，印度4000年前的古文字，与古彝文的字形笔划和书写方法都相同相似，部分文字甚至可以用古彝文解读。
正因如此，刘志一教授断言：“古彝文是汉文的源头，西文的始祖，世界文字始祖。”他认为大约在距今7500年前，在远古商业贸易中，古彝文传向西方，最终在古彝文的基础上，苏美尔人创造了楔形文字等，由于甲骨文与古彝文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所以源于古彝文的苏美尔文字与甲骨文也就存在了一定相似之处。
如今，彝族主要分布于西南地区，而贾湖遗址、半坡遗址等分布于河南陕西等地，两地相隔甚远，如果彝文与贾湖刻符等存在渊源，那么彝族源于何处，为何迁徙到西南地区？著名学者韦安多指出：彝族原本其实叫背弓箭的夷族，发源地在山东，在上古历代部落战争中部分族人不断往西南迁徙，并与当地民族融合，最终形成了彝族。
或许，留在中原的一支夷族，他们在彝文的基础上，结合夏商文化创造了甲骨文；迁徙到西南的夷族，他们带走了上古文献，并继续保留了古老的文字。按照文字规律，甲骨文之前应该存在“初熟文字”，而这种“初熟文字”迄今没能找到的原因，或许就在这里。
参考资料：《火补射日（作者）——论古彝文在世界文字上的地位》、《彝文揭开8000年前甘肃大地湾刻划符号的神秘面纱》等
#这就是中国风##出道吧新星#
按照文字演化规律，中国文字应该先后经历“原始文字”、“初熟文字”，在距今3600年时形成了“成熟文字”——甲骨文。
根据考古显示，中国最早的原始文字或文字雏形是贾湖刻符，距今8000年以上。从甲骨文与贾湖刻符比较来看，两者主要都以龟甲、骨头为载体，先横后竖、先上后下等的书写特点基本一致，因此普遍认为甲骨文与贾湖刻符存在密切的联系。
问题在于，贾湖刻符与甲骨文相距4400余年，如果贾湖刻符是原始文字的话，那么中国文字就是经过4400余年的漫长演化，才形成了成熟文字——甲骨文。对比世界上其他文明的文字演化史，中国文字的演化过程无疑过于漫长，难道中华文明初期发展得特别缓慢？随着地下文物的不断挺身而出，现代学者有了重大发现，甲骨文之前可能已经存在了一种成熟文字——彝文，大约起源于距今一万年时，乃至部分学者语出惊人的认为“彝文不仅是汉字源头，也是西方文字的始祖”。
彝族文献：记载了猴变人的历史，最长族谱超过万年
彝文是中国第六大民族——彝族的文字，与汉字一样都是表意方块字，造字方式也与汉字大致相同，不过具体形成时间众说纷纭，有说是模仿“六国文字”而造，有说是“唐创宋成”，有说是“明创清成”，但以如今幸存的彝族文献来看，石刻与纸质文书大约有1.2万册，民间大约还有0.5万册没有纳入统计，文献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历史、神话、契约、音乐、医药、天文地理、巫术等，其中很多与中原文明大不相同，显然如果没有辉煌的文明、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积淀，很难留下如此丰厚的家底。
更为惊人的是，彝族文献中很多内容令人难以置信，以我们熟知的达尔文进化论与家谱为例：首先，达尔文进化论认为人是由猴进化而来，但彝文《门咪间扎节》中提到其中一种猴子变成人的记载，还有猿猴成人过程中开始用火，最后提到“有了火以后，知道吃熟食，一天学一样，猴子变成人”，《勒俄特依》、《始物纪物》等上也有类似记载；其次，彝族记载的族群传承非常久远，四川的《伲茨》记载有241代人，云南的《天文起源》记载有248代人，贵州的《西南彝志·谱牒志》记载有411代，按照30年一代计算，彝族文献记载的最长传承超过1.2万年。
或许，正因为彝族历史悠久，上承远古时代，所以才知道人是由猴子演变而来，否则如何解释彝族文献中“人是由猴子演变而来”的记载？
彝族文字：可以解读上古刻符，距今时间或有万年
本世纪以来，随着上古文物的不断出土，学者在研究半坡刻符与贾湖刻符等的时候，有了一些重大发现。
1954年，陕西西安发现半坡遗址，出土了一些刻画在陶器上的符号，郭沫若指出“其为文无可疑”，即认为是一种原始文字，但他一直没能破解其意思。上世纪70年代末，彝族学者李乔无意中发现半坡陶文疑似古彝文，认为两者应该有一定的血缘关系，于是就将半坡陶文拓片带回云南，向彝文宿老李八一昆请教，最终解读出23个陶符意思，辨认率达72%。1990年，人民日报以《半坡刻符是彝文始祖》为题作了深度报道。下图，部分半坡刻符与彝文比较，源自《彝文揭开8000年前甘肃大地湾刻划符号的神秘面纱》一文。
1987年，河南舞阳发现贾湖遗址，出土了一批刻画在龟甲、骨器、陶器上的符号。学者研究发现，贾湖刻符形体均与彝文存在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两者有着一定的渊源。
除此之外，与贾湖遗址同时代的湖南彭头山刻符、甘肃大地湾刻符，后来的殷墟甲骨文等，很多都可以用彝文解读，尤其古蜀国时的青铜铭文，与彝文更有着惊人的相似，或许神秘的三星堆文明使用的就是彝文。
由于贾湖刻符距今超过8000年，因此湖南省株洲工学院刘志一教授等认为：“古彝文有九千年以上的悠久历史，如果加上它的草创时期，可能有一万年以上。”更为惊人的是，刘志一认为古彝文是西方文字的始祖，西方字母文字的终极源头其实是古彝文。下图，彝文与甲骨文部分文字比较，源自《彝文揭开8000年前甘肃大地湾刻划符号的神秘面纱》一文。
彝族文字：7500前向世界扩散，或为西方文字的始祖
前两年，湖南大学退休教授杜建钢提出“英语源于湖南”，被认为是哗众取宠，于是杜建钢教授一时沦为笑谈。其实，从古彝文研究来看，英语的终极源头未必不在中国。
我们都知道，西方字母文字源于西亚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线形文字，经过漫长岁月简化而成。由于楔形文字、线形文字与甲骨文有诸多相似之处，所以西方学者普遍认为“苏美尔文字出现2000年后甲骨文出现，中华文明是苏美尔文明东传而来”，苏美尔文字是世界文字始祖。
苏美尔人在西亚出现的时间为距今7500年前—5000年前，但古彝文却最迟出现在距今8000年前，因此从时间上说古彝文在前，苏美尔文字在后。西方学者自己也承认，苏美尔文字与甲骨文存在很多相似之处。无疑，从出现的时间顺序上看，应该是苏美尔文字源于古彝文。
彝族学者戈隆阿弘在《被遗忘的中国远古部落族群》一文中指出，古彝文对西方的影响，至今还留有遗迹，比如意大利4000年前的岩石刻符，希腊3000年前的线性文字A与B，印度4000年前的古文字，与古彝文的字形笔划和书写方法都相同相似，部分文字甚至可以用古彝文解读。
正因如此，刘志一教授断言：“古彝文是汉文的源头，西文的始祖，世界文字始祖。”他认为大约在距今7500年前，在远古商业贸易中，古彝文传向西方，最终在古彝文的基础上，苏美尔人创造了楔形文字等，由于甲骨文与古彝文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所以源于古彝文的苏美尔文字与甲骨文也就存在了一定相似之处。
如今，彝族主要分布于西南地区，而贾湖遗址、半坡遗址等分布于河南陕西等地，两地相隔甚远，如果彝文与贾湖刻符等存在渊源，那么彝族源于何处，为何迁徙到西南地区？著名学者韦安多指出：彝族原本其实叫背弓箭的夷族，发源地在山东，在上古历代部落战争中部分族人不断往西南迁徙，并与当地民族融合，最终形成了彝族。
或许，留在中原的一支夷族，他们在彝文的基础上，结合夏商文化创造了甲骨文；迁徙到西南的夷族，他们带走了上古文献，并继续保留了古老的文字。按照文字规律，甲骨文之前应该存在“初熟文字”，而这种“初熟文字”迄今没能找到的原因，或许就在这里。
参考资料：《火补射日（作者）——论古彝文在世界文字上的地位》、《彝文揭开8000年前甘肃大地湾刻划符号的神秘面纱》等
#这就是中国风##出道吧新星#
【找寻敦煌莫高窟壁画里的“冬奥会”】
《中国日报》2月8日三版，对敦煌莫高窟壁画与冬季运动的相似性进行了报道。
此前，《中国日报》对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张元林进行了采访。
问：敦煌壁画上都有哪些运动场景？这些运动有部分是奥运会的比赛项目，您认为这对敦煌文化的传播有哪些影响？
答：壁画中保存了生活在丝绸之路沿线的我国古代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民间、民俗体育活动场景，包括竞技类的射箭、摔跤、相扑、体操、技巧、游泳、跳水、跳跃、举重、棋弈、投掷、马术、马球、击剑，以及健身养生类的对弈、气功、武术和杂技玩耍、智力游戏等活动场景的画面，内容几乎涵盖现代体育的各个门类，反映出古代的体育文化，这是敦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运动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有部分运动项目，这是敦煌文化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鲜活实例。而且这对敦煌文化接近普通百姓，拉进敦煌文化与人的距离感是很有帮助的。
问:敦煌莫高窟第249窟上的类似运动的场景刻画大概是在什么年代？当时是为了什么画的？
答：这个洞窟是北魏末到西魏时候的，换成时间的话是在五世纪末到六世纪初，它顶上画的最初原型是中国传统神话中的人物形象。它的功能用途在学术界是有争议的。一种认为它是中国传统道家的神话人物形象，另一种认为它是佛教的“天神”、“飞天”的中国式的形象。我更倾向于它表达的是佛教的思想，因为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部分是有采纳和吸收的。所以，它们在洞窟中是脱离了原来的中国传统神话的语境被佛教吸收，成为佛教的护法神明，还是中国传统的神像思想和佛教信仰融合，这还值得进一步商榷。
天人有各种动作，有的在手持乐器，有的在弹奏，有的在跳舞，有的在歌唱，如果在佛教的语境下的话，他们都是歌舞娱佛，也是一种供养佛的一种形式。如果把他们具体的姿势动作解读成从事体育运动，因为没有放在具体语境下，所以是不太严谨的，也有点过度解读。
问：之前有看到您2008年写的文章。您有写到249和290这两个窟运动元素比较多，那您是否能够帮我们解读一下当时人们为什么要做这些壁画？
答：290窟比249窟要晚一点，290窟顶壁画是画的是佛传故事。我们知道释迦摩尼在历史上它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形象，那么他后来涅槃以后，因为佛教信仰传播的需要，他的这些弟子们要把他的这些真实的经验进一步神化，其中就牵扯到说他年轻的时候是力大无穷，他的妻子是貌美无比，邻国的公主他们好多人都在慕名而来，比武招亲。这个过程中，他就有好多射箭、摔跤等等这些，甚至还有马术上的一些场景。画面中的表现也就神化了，像一箭射七鼓，一只箭把七面铜鼓一箭穿透，这个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但是它的画面画出来了。但是我们看到他的一些基本动作，拉弓射箭的基本动作，或者那种架子上挂靶子等这些又在反映生活，就是反映了古代的时候体育生活的一些元素，那么包括290窟的摔跤画面，两个人在那发力的时候，虽然是背对着观者的，但是能看出来是真实的。比如我们在看摔跤比赛的一下子肌肉隆起，后背脊线，就有画家就很浓重的一笔感觉在发力，他把这个瞬间刻画出来了，像249窟窟顶，还有骑在马上投标枪，还有反身射虎的拉弓拉满弓的那一瞬间，这些我们不能说是它是一种单纯的体育，它就是体育也来源于生活。
它是从人类基本的日常生活中，给它提炼出来，这些画面中我们看到了跟体育活动，后来成为奥林匹克体育的一种相似的这种画面。
当然有些东西随着古代奥林匹克或者健身运动的兴趣，就从这里头进一步剥离升华起来了。290窟实际上表现释迦摩尼佛传记的窟顶，它的窟顶是一个像人字披一样横着的人字披，定东披西披，它用87个画面表现释迦摩尼从他母亲怀胎，一直到他涅槃，一生的故事就用87个画面，其中表现他在出家前在这成长过程中和在求婚过程中，这些里头就有一些这种表现竞技的画面，体育田径甚至跟体操这些相似的这些画面。
到后五代时期的第61窟也是为了表现他的传记里面就有拿剑一剑下去以后，他那一箭下去就7只竹子就断了，他给你动作的时候，好像那种定格似的，那种击剑的那种场面，还有夸张的马上的马术，还有站着马上左右开弓的那些。它与我们的奥林匹克的“更快更高更强”的精神追求的愿望是一致的。这种冲破人体自身限制这种理想和这种愿景跟奥林匹克体育运动的一样的，它是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后，它的最终目的也是跟信仰敬神的一种，后来慢慢成为一种娱乐化。所以这个上面有一些东西它还是有一些共通的，从这个角度上，不是单纯的就是为了体育，敦煌壁画中，他画的这些他都要围着宣传佛教思想，这些场景里面除去宗教外衣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好多生活的方法。
问：那些形象您觉得他当时是对一种生活上的记录，或者说是对于生活上的一些期待，您觉得这个方面应该怎么解释呢？
答：这个它是表现造神运动之中，画工也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一方面是经文中他要需要，另一方面他要画出形象，他肯定跟他自己熟悉的生活中的这些健身体育这些民间的这些东西画出来了，所以这里头有一定的现实性，但他不是为了单纯的表现体育场景，在生活中的这些东西是他观察到的，但是实际上这种健身运动、武术这种“百戏”里的这些，动作和场景它是有的。所以就是说投射到壁画中，今天来说，这是反映了当时很大程度体育的场景是没问题的。
问:也就是说这种形象是来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的是吗？
答：对，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甚至这有些像角抵、摔跤或相扑场景还是写实的，基本上也就是一种形象的场景的一种定格。有些是高于生活的，可能就想象表现你打过去的时候，他手上驮的一个小象，经文中也说他把一个象就扔出城来了，那画面就画一个就是右手托一个象，还有托的一个鼎，一个大锅一样的顶，那么这就是高于生活了，但是他反映他的这种举重的意识的力量感，他还是跟生活中的这种意愿还是相通的。
问：我们知道冬奥会的滑雪跳台还有火炬的设计都有飞天壁画的元素，那么您可以给我们讲一下飞天壁画它的一些创作的过程包括背后的寓意吗？
答：“飞天”这个词从名称，到对他的理解到他的表现其实也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飞天”本身它这个词是中国人创造的，最早出现在杨炫之的《洛阳迦南纪》里面。第一次出现飞天这个词，这个它原本在佛教里面它是佛教的供养天人，在佛国世界里面，通过歌舞美妙的歌音、歌声、歌舞用来供养佛的这些天人，它很早在印度佛教艺术就出现了。
然后佛教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以后，把这些形象吸收过来，所以我们看到印度佛教艺术时候，印度里头它形象它就是天人，他跟基督教里面天使不一样，基督教天使都是有翅膀的，但是佛教的天人他没有翅膀。最早在印度的时候，这种天人已经出现了，但是印度式的肥臀、丰胸、细腰等这种感官性很强的，沿着丝路一路向东传，经得到经过新疆以后，又吸收了一些西亚、波斯的甚至更西边的一些这种文化，所以我们在新疆的时候能看到这些飞天的时候，它的形体还比较僵硬，体态还是略微丰满，但是已经那种感官性已经不像在印度那么强了。早期它还是像一个大写的U字型那种到传到敦煌早期的时候，从北朝晚期到隋代开始，因为佛教传入中国，佛教也是进一步受中国传统的神仙的思想，中国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比较含蓄的审美观影响。那么就那些丰胸、肥臀这种很具感官力的东西，慢慢就简化了。到隋代的时候已经变成敦煌壁画中的这种、体现出中国式的这种飞天的形象了。
通过飘扬的飘带和翻转的衣裙来衬托，我们中国式的飞天到敦煌壁画到隋代开始，我们往往看不出他的身材，这时候只看到它长长的飘带和翻转的衣裙，它就是营造这种轻盈、凌空飞翔的姿态，是这种变化。所以飞天里头那么在敦煌的时候已经逐渐中国化了，身材修长，衣裙飘带也刻意表达了。
还有一些在莲花中间，那么现在经过少年岁月的洗涤，有些变色了，有些褪色了，所以给人感觉出来好像把她的当初的线描的那些东西进一步突出了，她身上的那些晕染那些色块，有红的变黑了，浅的就变淡了，所以我们感觉出来有些动作就很夸张了。
问：在今年的奥运会火炬上面，它设计的是有敦煌相关元素在里边，比如说像祥云这些的，您怎么看待这种创意？
答：可以把飞天跟火炬结合起来这种创意也挺好的，从把历史和当代联合，飞天本身也寄托的，人自由和美的这种象征，对人生冲破人类极限，像这种这跟奥运这种更快更高更强的这种意愿也可以结合起来。
因为这个东西毕竟不是搞学术研究，我们只要不要过度的解决，但是它里头像这个设计的意念上，我觉得很好，这也是对这种传统文化的一种创新性发展，创造性继承。
问：您觉得这些壁画对于当代的这些美学上面的贡献有哪些呢？
答：我觉得这些灵感元素都很好，敦煌文化与敦煌壁画的元素不仅仅在体育上，你看在服装上，在传统图案上，当年常莎娜设计的人民大会堂的装饰图案，包括甘肃厅好多，我觉得这就是佛教本身它是否定现实的对吧？
对人类情感它是要灭欲是吧？咱们都知道要追求一种空的进行灭欲，但是佛教在传播佛教艺术的时候，他这也是个悖论，他最美的形象最美的图案，一切能打动人的心灵和审美的才能传播，他的宗教理想是一种否定现实情感，但是他的传播过程中它也是用最具情感的方式，那么最情感的方式是美。人类对美的这种追求和对美的这种愉悦感，这是共同的。
那么所以这个里头它就有最美的元素，那么今天我们抛开这些宗教的外衣，看这些图案它本身体现出这种质朴的这种美感，或者是人类对这种美的向往，这种创造和现在今天的对奥运理想的追求。人类不同的民族不同文化，通过奥运来在一起达到这种包容与理解，这种是共同的这个东西还是依然有生命力的。
来源：中国日报网
《中国日报》2月8日三版，对敦煌莫高窟壁画与冬季运动的相似性进行了报道。
此前，《中国日报》对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张元林进行了采访。
问：敦煌壁画上都有哪些运动场景？这些运动有部分是奥运会的比赛项目，您认为这对敦煌文化的传播有哪些影响？
答：壁画中保存了生活在丝绸之路沿线的我国古代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民间、民俗体育活动场景，包括竞技类的射箭、摔跤、相扑、体操、技巧、游泳、跳水、跳跃、举重、棋弈、投掷、马术、马球、击剑，以及健身养生类的对弈、气功、武术和杂技玩耍、智力游戏等活动场景的画面，内容几乎涵盖现代体育的各个门类，反映出古代的体育文化，这是敦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运动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有部分运动项目，这是敦煌文化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鲜活实例。而且这对敦煌文化接近普通百姓，拉进敦煌文化与人的距离感是很有帮助的。
问:敦煌莫高窟第249窟上的类似运动的场景刻画大概是在什么年代？当时是为了什么画的？
答：这个洞窟是北魏末到西魏时候的，换成时间的话是在五世纪末到六世纪初，它顶上画的最初原型是中国传统神话中的人物形象。它的功能用途在学术界是有争议的。一种认为它是中国传统道家的神话人物形象，另一种认为它是佛教的“天神”、“飞天”的中国式的形象。我更倾向于它表达的是佛教的思想，因为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部分是有采纳和吸收的。所以，它们在洞窟中是脱离了原来的中国传统神话的语境被佛教吸收，成为佛教的护法神明，还是中国传统的神像思想和佛教信仰融合，这还值得进一步商榷。
天人有各种动作，有的在手持乐器，有的在弹奏，有的在跳舞，有的在歌唱，如果在佛教的语境下的话，他们都是歌舞娱佛，也是一种供养佛的一种形式。如果把他们具体的姿势动作解读成从事体育运动，因为没有放在具体语境下，所以是不太严谨的，也有点过度解读。
问：之前有看到您2008年写的文章。您有写到249和290这两个窟运动元素比较多，那您是否能够帮我们解读一下当时人们为什么要做这些壁画？
答：290窟比249窟要晚一点，290窟顶壁画是画的是佛传故事。我们知道释迦摩尼在历史上它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形象，那么他后来涅槃以后，因为佛教信仰传播的需要，他的这些弟子们要把他的这些真实的经验进一步神化，其中就牵扯到说他年轻的时候是力大无穷，他的妻子是貌美无比，邻国的公主他们好多人都在慕名而来，比武招亲。这个过程中，他就有好多射箭、摔跤等等这些，甚至还有马术上的一些场景。画面中的表现也就神化了，像一箭射七鼓，一只箭把七面铜鼓一箭穿透，这个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但是它的画面画出来了。但是我们看到他的一些基本动作，拉弓射箭的基本动作，或者那种架子上挂靶子等这些又在反映生活，就是反映了古代的时候体育生活的一些元素，那么包括290窟的摔跤画面，两个人在那发力的时候，虽然是背对着观者的，但是能看出来是真实的。比如我们在看摔跤比赛的一下子肌肉隆起，后背脊线，就有画家就很浓重的一笔感觉在发力，他把这个瞬间刻画出来了，像249窟窟顶，还有骑在马上投标枪，还有反身射虎的拉弓拉满弓的那一瞬间，这些我们不能说是它是一种单纯的体育，它就是体育也来源于生活。
它是从人类基本的日常生活中，给它提炼出来，这些画面中我们看到了跟体育活动，后来成为奥林匹克体育的一种相似的这种画面。
当然有些东西随着古代奥林匹克或者健身运动的兴趣，就从这里头进一步剥离升华起来了。290窟实际上表现释迦摩尼佛传记的窟顶，它的窟顶是一个像人字披一样横着的人字披，定东披西披，它用87个画面表现释迦摩尼从他母亲怀胎，一直到他涅槃，一生的故事就用87个画面，其中表现他在出家前在这成长过程中和在求婚过程中，这些里头就有一些这种表现竞技的画面，体育田径甚至跟体操这些相似的这些画面。
到后五代时期的第61窟也是为了表现他的传记里面就有拿剑一剑下去以后，他那一箭下去就7只竹子就断了，他给你动作的时候，好像那种定格似的，那种击剑的那种场面，还有夸张的马上的马术，还有站着马上左右开弓的那些。它与我们的奥林匹克的“更快更高更强”的精神追求的愿望是一致的。这种冲破人体自身限制这种理想和这种愿景跟奥林匹克体育运动的一样的，它是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后，它的最终目的也是跟信仰敬神的一种，后来慢慢成为一种娱乐化。所以这个上面有一些东西它还是有一些共通的，从这个角度上，不是单纯的就是为了体育，敦煌壁画中，他画的这些他都要围着宣传佛教思想，这些场景里面除去宗教外衣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好多生活的方法。
问：那些形象您觉得他当时是对一种生活上的记录，或者说是对于生活上的一些期待，您觉得这个方面应该怎么解释呢？
答：这个它是表现造神运动之中，画工也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一方面是经文中他要需要，另一方面他要画出形象，他肯定跟他自己熟悉的生活中的这些健身体育这些民间的这些东西画出来了，所以这里头有一定的现实性，但他不是为了单纯的表现体育场景，在生活中的这些东西是他观察到的，但是实际上这种健身运动、武术这种“百戏”里的这些，动作和场景它是有的。所以就是说投射到壁画中，今天来说，这是反映了当时很大程度体育的场景是没问题的。
问:也就是说这种形象是来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的是吗？
答：对，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甚至这有些像角抵、摔跤或相扑场景还是写实的，基本上也就是一种形象的场景的一种定格。有些是高于生活的，可能就想象表现你打过去的时候，他手上驮的一个小象，经文中也说他把一个象就扔出城来了，那画面就画一个就是右手托一个象，还有托的一个鼎，一个大锅一样的顶，那么这就是高于生活了，但是他反映他的这种举重的意识的力量感，他还是跟生活中的这种意愿还是相通的。
问：我们知道冬奥会的滑雪跳台还有火炬的设计都有飞天壁画的元素，那么您可以给我们讲一下飞天壁画它的一些创作的过程包括背后的寓意吗？
答：“飞天”这个词从名称，到对他的理解到他的表现其实也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飞天”本身它这个词是中国人创造的，最早出现在杨炫之的《洛阳迦南纪》里面。第一次出现飞天这个词，这个它原本在佛教里面它是佛教的供养天人，在佛国世界里面，通过歌舞美妙的歌音、歌声、歌舞用来供养佛的这些天人，它很早在印度佛教艺术就出现了。
然后佛教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以后，把这些形象吸收过来，所以我们看到印度佛教艺术时候，印度里头它形象它就是天人，他跟基督教里面天使不一样，基督教天使都是有翅膀的，但是佛教的天人他没有翅膀。最早在印度的时候，这种天人已经出现了，但是印度式的肥臀、丰胸、细腰等这种感官性很强的，沿着丝路一路向东传，经得到经过新疆以后，又吸收了一些西亚、波斯的甚至更西边的一些这种文化，所以我们在新疆的时候能看到这些飞天的时候，它的形体还比较僵硬，体态还是略微丰满，但是已经那种感官性已经不像在印度那么强了。早期它还是像一个大写的U字型那种到传到敦煌早期的时候，从北朝晚期到隋代开始，因为佛教传入中国，佛教也是进一步受中国传统的神仙的思想，中国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比较含蓄的审美观影响。那么就那些丰胸、肥臀这种很具感官力的东西，慢慢就简化了。到隋代的时候已经变成敦煌壁画中的这种、体现出中国式的这种飞天的形象了。
通过飘扬的飘带和翻转的衣裙来衬托，我们中国式的飞天到敦煌壁画到隋代开始，我们往往看不出他的身材，这时候只看到它长长的飘带和翻转的衣裙，它就是营造这种轻盈、凌空飞翔的姿态，是这种变化。所以飞天里头那么在敦煌的时候已经逐渐中国化了，身材修长，衣裙飘带也刻意表达了。
还有一些在莲花中间，那么现在经过少年岁月的洗涤，有些变色了，有些褪色了，所以给人感觉出来好像把她的当初的线描的那些东西进一步突出了，她身上的那些晕染那些色块，有红的变黑了，浅的就变淡了，所以我们感觉出来有些动作就很夸张了。
问：在今年的奥运会火炬上面，它设计的是有敦煌相关元素在里边，比如说像祥云这些的，您怎么看待这种创意？
答：可以把飞天跟火炬结合起来这种创意也挺好的，从把历史和当代联合，飞天本身也寄托的，人自由和美的这种象征，对人生冲破人类极限，像这种这跟奥运这种更快更高更强的这种意愿也可以结合起来。
因为这个东西毕竟不是搞学术研究，我们只要不要过度的解决，但是它里头像这个设计的意念上，我觉得很好，这也是对这种传统文化的一种创新性发展，创造性继承。
问：您觉得这些壁画对于当代的这些美学上面的贡献有哪些呢？
答：我觉得这些灵感元素都很好，敦煌文化与敦煌壁画的元素不仅仅在体育上，你看在服装上，在传统图案上，当年常莎娜设计的人民大会堂的装饰图案，包括甘肃厅好多，我觉得这就是佛教本身它是否定现实的对吧？
对人类情感它是要灭欲是吧？咱们都知道要追求一种空的进行灭欲，但是佛教在传播佛教艺术的时候，他这也是个悖论，他最美的形象最美的图案，一切能打动人的心灵和审美的才能传播，他的宗教理想是一种否定现实情感，但是他的传播过程中它也是用最具情感的方式，那么最情感的方式是美。人类对美的这种追求和对美的这种愉悦感，这是共同的。
那么所以这个里头它就有最美的元素，那么今天我们抛开这些宗教的外衣，看这些图案它本身体现出这种质朴的这种美感，或者是人类对这种美的向往，这种创造和现在今天的对奥运理想的追求。人类不同的民族不同文化，通过奥运来在一起达到这种包容与理解，这种是共同的这个东西还是依然有生命力的。
来源：中国日报网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