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法硕# 《一位编辑谈部门法学者如何写出好论文：选题、结构与研究方法》（作者：陈爱武）：
作为一名编辑，在日常审稿中，笔者常常发现一些部门法领域的论文差强人意，其在选题、内容选定、写作范式等方面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也使得这类论文外审后，选稿采用率相对较低。
部门法学者如何写出好论文？笔者结合审稿、选稿工作实际，谈三点经验。
[鲜花] 部门法领域的论文选题
有些法理学者调侃说，部门法领域的很多论文令人不忍直视，有的因选题太过现实而成为司法实践的随从，有的因选题过于宏大而陷入空洞无物，有的因选题过于狭小而意义不大。这虽然是开玩笑，但也引出一个严肃问题：部门法学者论文写作该如何选题？
选题没有大小之分，核心要义是问题意识或问题导向。部门法与司法实践紧密相连，对实践中的问题通常有一种“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先觉。这是部门法学者的优势，但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有些可能是伪命题或者伪问题。因此，部门法学者要学会甄别。这是一项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它要求研究者既要看到纸面上的法是什么样的，也要密切关注实践中的法是以什么面目出现的；既要关注实践百态，也要关注部门法的解释与理论阐释，然后深入思考，提取出各个层次的问题：
其一，价值论层面，即立法缺失或者不完善，需要制定或修改立法消解相关问题，如《代表人诉讼制度设计的缺陷》（《法学家》2009年第1期），《论〈合同法〉第121条的存废》（《清华法学》2012年第5期），《执行时效期间的再改革》（《中国法学》2020年第1期）。这些文章从现实问题出发寻找问题的根源，并提出相关意见建议，呼吁通过制定或修改法律最终解决相关问题。
其二，解释论层面，即制度层面未必有问题，但实施中存在着不同的认识，甚至产生同案不同判现象。针对这类情况，需要从解释论角度进行分析和阐释，消除法律实施者对法律的误解、误读，解决因此而产生的背离立法目标的问题。如《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解释论框架》（《法学家》2011年第5期），《论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刑事化”及其消解》（《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
其三，对部门法基本理论进行创新性解读和阐释，增强理论解释力，或者通过消除理论中的消极因素纯化理论，完成部门法理的逻辑自洽。如《回到抽象的诉权说》（《法学研究》2011年第1期），《诉讼标的理论的“内卷化”批判》（《中国法学》2011年第2期）。
其四，运用多学科知识或者新理论工具，解释部门法现象，增强司法裁判或者法律实施的公信力。如《“疑罪”应当“从无”吗？——从法治与情理角度对疑罪从无原则的重新审视》（《法律科学》2007年第1期），《禁止不利变更原则之教义学分析——兼评“劝烟猝死案”》（《法商研究》2019年第6期），《法律行为所创个别规范的效力来源再探讨——凯尔森“规范三段论否定说”之反思》（《法治现代化研究》2020年第3期）。
[鲜花] 部门法论文的结构和内容
部门法论文写作最忌讳套路化、八股化，如有的人总结出部门法论文写作的三段论：问题一二三，原因四五六，对策七八九。实践中，确实有不少人以此为模板设计论文提纲，如关于虚假诉讼的论文“论虚假诉讼的防范与规制”（参见若干以此为题的研究生学位论文或者部分学术论文）。有人对该类型论文写作范式进行分析认为，它首先提出“虚假诉讼的现象与危害”，再探讨“虚假诉讼形成的原因探究”，最后谈到“防范与规制虚假诉讼的路径”。笔者认为，不能说这类文章都不是好文章，但如此刻板的论文写作，不但丧失论文形式美感，更陷入了表面化描述和记录之中，使论文深度大打折扣。
笔者认为，同样是论述虚假诉讼的论文，清华大学教授任重的论文就非常有分量，参见《论虚假诉讼：兼评我国第三人撤销诉讼实践》（《中国法学》2014年第6期）。该文首先对虚假诉讼进行概念界定，奠定了研究的逻辑起点后，对虚假诉讼进行定性分析，接着选取民事司法实践中的虚假诉讼实例进行细致的类型化研究，最后对虚假诉讼的法律成因及其对策提出自己的看法。笔者认为，该文之所以能在《中国法学》上发表，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学术梳理扎实，问题分析细致、深刻，结论可信可行。
其实，部门法论文写作既有套路又没有套路，要在套路中反套路、去套路才能实现文章写作的升级换代。比如张卫平教授的《诉讼请求变更的规制及法理》（《政法论坛》2019年第6期），该文章循“问题”而来，认为民事诉讼理论界对诉讼请求变更的研究缺乏针对性，无法为诉讼请求变更的制度建构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持，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亦不能给予有力的指引和提供解决方案。接着，该文分三个部分厘清和解析了诉讼请求变更的相关问题：第一，诉讼请求变更内涵的基本认识，包括诉讼请求的涵义、诉讼请求的变更与诉的变更、诉讼请求的变更与诉的类型的变更、诉讼请求的变更与请求理由的变更、诉讼请求变更的判断与诉讼标的、诉讼请求的变更与诉讼请求数额的变更。第二，诉讼请求变更的要件设置：国外法中诉讼请求变更要件的设置，我国法中诉讼请求变更要件的设置。第三，诉讼请求变更的程序及相关问题，包括诉讼请求变更的申请、对诉讼请求变更的处置、新旧诉讼请求的关系、法院告知下的诉讼请求变更、上诉审和再审程序中诉讼请求的变更等。文章不仅条理清晰、逻辑结构严密，而且阐述和论证条分缕析，法理融入不落痕迹，结论水到渠成，令人信服。
[鲜花] 部门法论文的研究方法
部门法论文写作中，有诸多研究方法，传统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规范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规范分析主要是在价值论指引下形成的法律解释学或者法教义学分析方法，该方法在部门法研究中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不可废弃或者妄自菲薄。实证分析法，是在摒除主观价值判断前提下，只对法律活动及其发展趋势做客观分析，只考虑法律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以此来分析和预测法律制度的现状和未来趋势。近年来，随着法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的视角开始发生变化，大家不再仅仅盯住法律本体，还关注本体外围的诸项环境，这使得研究者对同一法律问题的研究日益多元化，基于此，部门法研究方法中增添了很多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其一，法社会学研究方法，即从社会现实去理解和揭示法律，如《乡下锣鼓乡下敲——中国乡村基层法院法官在法与情理之间的沟通策略》（《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该文通过对乡村基层法官处理案件的观察，揭示了基层法官在乡村案件处理中的特殊审判智慧。
其二，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如《“禁”还是“不禁”，这是个问题——关于“禁放令”的法律经济学分析》（《中外法学》2007年第5期）。本文运用博弈论和法律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燃放烟花爆竹以及“禁放令”的是非功过进行深入讨论和分析，得出“限放”很有可能还不如“禁放”的逻辑结论。
其三，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如《欧陆共同法时代的“诉”：意蕴的纷争与归一》（《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年第4期），以欧陆共同法时代法制发展为主线，阐述分析了“诉”与诉权思维的确立，集中反映出欧陆日耳曼民族在法制文明上的重大转型，具有多方面的法文化意义。
其四，其他研究方法。如法哲学、法文化学、法政治学、法心理学、法人类学等。
总之，部门法研究不能机械地运用或套用某一种研究范式或者研究方法，可以根据文章选题、涉及领域以及文章内容，灵活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如对家事纠纷调解的模型建构就离不开心理学、行为学、文化学等领域的概念工具和方法。在未来的部门法研究中，研究者不排除采取综合研究方法来阐明自己的重要思想或者建构法律制度的模型。
作为一名编辑，在日常审稿中，笔者常常发现一些部门法领域的论文差强人意，其在选题、内容选定、写作范式等方面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也使得这类论文外审后，选稿采用率相对较低。
部门法学者如何写出好论文？笔者结合审稿、选稿工作实际，谈三点经验。
[鲜花] 部门法领域的论文选题
有些法理学者调侃说，部门法领域的很多论文令人不忍直视，有的因选题太过现实而成为司法实践的随从，有的因选题过于宏大而陷入空洞无物，有的因选题过于狭小而意义不大。这虽然是开玩笑，但也引出一个严肃问题：部门法学者论文写作该如何选题？
选题没有大小之分，核心要义是问题意识或问题导向。部门法与司法实践紧密相连，对实践中的问题通常有一种“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先觉。这是部门法学者的优势，但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有些可能是伪命题或者伪问题。因此，部门法学者要学会甄别。这是一项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它要求研究者既要看到纸面上的法是什么样的，也要密切关注实践中的法是以什么面目出现的；既要关注实践百态，也要关注部门法的解释与理论阐释，然后深入思考，提取出各个层次的问题：
其一，价值论层面，即立法缺失或者不完善，需要制定或修改立法消解相关问题，如《代表人诉讼制度设计的缺陷》（《法学家》2009年第1期），《论〈合同法〉第121条的存废》（《清华法学》2012年第5期），《执行时效期间的再改革》（《中国法学》2020年第1期）。这些文章从现实问题出发寻找问题的根源，并提出相关意见建议，呼吁通过制定或修改法律最终解决相关问题。
其二，解释论层面，即制度层面未必有问题，但实施中存在着不同的认识，甚至产生同案不同判现象。针对这类情况，需要从解释论角度进行分析和阐释，消除法律实施者对法律的误解、误读，解决因此而产生的背离立法目标的问题。如《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解释论框架》（《法学家》2011年第5期），《论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刑事化”及其消解》（《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
其三，对部门法基本理论进行创新性解读和阐释，增强理论解释力，或者通过消除理论中的消极因素纯化理论，完成部门法理的逻辑自洽。如《回到抽象的诉权说》（《法学研究》2011年第1期），《诉讼标的理论的“内卷化”批判》（《中国法学》2011年第2期）。
其四，运用多学科知识或者新理论工具，解释部门法现象，增强司法裁判或者法律实施的公信力。如《“疑罪”应当“从无”吗？——从法治与情理角度对疑罪从无原则的重新审视》（《法律科学》2007年第1期），《禁止不利变更原则之教义学分析——兼评“劝烟猝死案”》（《法商研究》2019年第6期），《法律行为所创个别规范的效力来源再探讨——凯尔森“规范三段论否定说”之反思》（《法治现代化研究》2020年第3期）。
[鲜花] 部门法论文的结构和内容
部门法论文写作最忌讳套路化、八股化，如有的人总结出部门法论文写作的三段论：问题一二三，原因四五六，对策七八九。实践中，确实有不少人以此为模板设计论文提纲，如关于虚假诉讼的论文“论虚假诉讼的防范与规制”（参见若干以此为题的研究生学位论文或者部分学术论文）。有人对该类型论文写作范式进行分析认为，它首先提出“虚假诉讼的现象与危害”，再探讨“虚假诉讼形成的原因探究”，最后谈到“防范与规制虚假诉讼的路径”。笔者认为，不能说这类文章都不是好文章，但如此刻板的论文写作，不但丧失论文形式美感，更陷入了表面化描述和记录之中，使论文深度大打折扣。
笔者认为，同样是论述虚假诉讼的论文，清华大学教授任重的论文就非常有分量，参见《论虚假诉讼：兼评我国第三人撤销诉讼实践》（《中国法学》2014年第6期）。该文首先对虚假诉讼进行概念界定，奠定了研究的逻辑起点后，对虚假诉讼进行定性分析，接着选取民事司法实践中的虚假诉讼实例进行细致的类型化研究，最后对虚假诉讼的法律成因及其对策提出自己的看法。笔者认为，该文之所以能在《中国法学》上发表，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学术梳理扎实，问题分析细致、深刻，结论可信可行。
其实，部门法论文写作既有套路又没有套路，要在套路中反套路、去套路才能实现文章写作的升级换代。比如张卫平教授的《诉讼请求变更的规制及法理》（《政法论坛》2019年第6期），该文章循“问题”而来，认为民事诉讼理论界对诉讼请求变更的研究缺乏针对性，无法为诉讼请求变更的制度建构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持，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亦不能给予有力的指引和提供解决方案。接着，该文分三个部分厘清和解析了诉讼请求变更的相关问题：第一，诉讼请求变更内涵的基本认识，包括诉讼请求的涵义、诉讼请求的变更与诉的变更、诉讼请求的变更与诉的类型的变更、诉讼请求的变更与请求理由的变更、诉讼请求变更的判断与诉讼标的、诉讼请求的变更与诉讼请求数额的变更。第二，诉讼请求变更的要件设置：国外法中诉讼请求变更要件的设置，我国法中诉讼请求变更要件的设置。第三，诉讼请求变更的程序及相关问题，包括诉讼请求变更的申请、对诉讼请求变更的处置、新旧诉讼请求的关系、法院告知下的诉讼请求变更、上诉审和再审程序中诉讼请求的变更等。文章不仅条理清晰、逻辑结构严密，而且阐述和论证条分缕析，法理融入不落痕迹，结论水到渠成，令人信服。
[鲜花] 部门法论文的研究方法
部门法论文写作中，有诸多研究方法，传统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规范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规范分析主要是在价值论指引下形成的法律解释学或者法教义学分析方法，该方法在部门法研究中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不可废弃或者妄自菲薄。实证分析法，是在摒除主观价值判断前提下，只对法律活动及其发展趋势做客观分析，只考虑法律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以此来分析和预测法律制度的现状和未来趋势。近年来，随着法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的视角开始发生变化，大家不再仅仅盯住法律本体，还关注本体外围的诸项环境，这使得研究者对同一法律问题的研究日益多元化，基于此，部门法研究方法中增添了很多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其一，法社会学研究方法，即从社会现实去理解和揭示法律，如《乡下锣鼓乡下敲——中国乡村基层法院法官在法与情理之间的沟通策略》（《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该文通过对乡村基层法官处理案件的观察，揭示了基层法官在乡村案件处理中的特殊审判智慧。
其二，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如《“禁”还是“不禁”，这是个问题——关于“禁放令”的法律经济学分析》（《中外法学》2007年第5期）。本文运用博弈论和法律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燃放烟花爆竹以及“禁放令”的是非功过进行深入讨论和分析，得出“限放”很有可能还不如“禁放”的逻辑结论。
其三，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如《欧陆共同法时代的“诉”：意蕴的纷争与归一》（《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年第4期），以欧陆共同法时代法制发展为主线，阐述分析了“诉”与诉权思维的确立，集中反映出欧陆日耳曼民族在法制文明上的重大转型，具有多方面的法文化意义。
其四，其他研究方法。如法哲学、法文化学、法政治学、法心理学、法人类学等。
总之，部门法研究不能机械地运用或套用某一种研究范式或者研究方法，可以根据文章选题、涉及领域以及文章内容，灵活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如对家事纠纷调解的模型建构就离不开心理学、行为学、文化学等领域的概念工具和方法。在未来的部门法研究中，研究者不排除采取综合研究方法来阐明自己的重要思想或者建构法律制度的模型。
【#专家谈#丨智敏：牢牢守住保障粮食安全底线】“仓廪实，天下安。”粮食安全作为国家战略，是民生之本。在当前国际粮食格局发生变化，国际粮价波动，世界形势复杂多变，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粮食安全是我国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石。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要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全力抓好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为今年农业生产指明了方向。
2021年，在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和极端强降雨天气的不利影响下，陕西粮食生产实现“十八连丰”，粮食播种面积4506.45万亩，总产量实现1270.4万吨，其他主要农产品市场供应和价格总体稳定，为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之下，陕西省粮食安全依然面临一些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如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粮食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规模化经营程度偏低等问题，粮食持续增产任务艰巨。要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必须着眼国家重大战略需要，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稳住农业基本盘，确保农业稳产增产，为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社会环境提供坚实有力的支撑。
全力稳定粮食播种面积，为粮食稳产增产提供基础支撑
一是聚焦粮食生产目标任务，落实“长牙齿”的耕地保护硬措施。粮食产量实现的前提是播种面积的相对稳定。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严格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确保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稳定。近年来，陕西省常用耕地面积逐渐稳定，但粮食播种面积减少的态势没有得到根本扭转。要继续严格落实《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实施方案》，聚焦粮食生产目标任务，坚决守住耕地红线，现有耕地优先用于发展粮食生产，重点保障小麦、玉米、稻谷三大谷物种植面积，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油、菜等农产品及饲草料生产。严格落实粮食生产功能区种粮属性，建立健全耕地种粮情况监测评价系统，防止粮食生产功能区粮田“非粮化”。
二是重点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中低产田改造，持续提升耕地质量。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全面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阶段性任务，加大中低产田改造力度，提升耕地地力等级。陕西省中等和低等地面积占全省耕地总面积比重大，后备资源不足，粮食复种指数偏高，改善耕地质量任务艰巨。要继续积极探索高标准农田新增耕地和新增产能的产出路径，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七大主推模式为重点，开展土地平整、土壤改良、灌溉排水工程，推行“小田并大田”“宜机化”改造等建设，重点加大粮食生产功能区高标准农田建设力度。加快中低产田改造，持续推进关中地区土地平整、陕北黄土高原沟壑区淤地坝和沟道工程建设、陕南地区“池塘堰”整治，实施农机深松整地，推广秸秆还田、绿肥种植、调酸压碱等技术，加强耕地污染治理，不断提高基础地力和作业效率，为粮食产能提升提供有力支撑。
三是探索构建高效稳定的土地流转关系，推动粮食生产适度规模经营。推动新型经营主体采取土地股份合作、土地托管、代耕代种等多种方式发展粮食生产适度规模经营。继续完善县乡村三级土地流转服务平台建设，积极培育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开展流转信息登记发布、合同指导、价格协调、土地产权评估、合同签订、法律政策咨询、纠纷调解等服务。完善土地流转践信履约机制。强化农民土地经营行为中的权利与义务对等的观念和意识，提高农民契约精神，确保把土地持续流转到种粮能人的手里。大力推广《陕西省实施〈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细则》，提高土地流转合同签订的比例，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土地流转仲裁、争议的解决方式和流程。做好前置审查，防范履约风险，做好全程监管，化解经营风险，平等保护流转双方合法权益，确保种粮新型经营主体适度规模经营的稳定性。同时，加强对流转合同履约情况的跟踪监管和对流转土地用途的跟踪监控，防止耕地经营“非粮化”倾向，严厉查处违反“非农化”行为。
健全种粮收益增长机制，持续激发农民种粮积极性
一是探索建立适合省情、鼓励种粮的奖补政策。根据新的粮食生产形势适度调整补贴政策，提高补贴政策的指向性、精准性和实效性。探索完善差别化的粮食生产补贴体系，对达到一定规模的种粮主体，采取设立专项基金的方式实行“阶梯式”补贴。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调整农机补贴政策。一方面鼓励引导企业新研发技术设备的应用推广，缩短新型农机具纳入补贴范围的周期，促进创新产品的普及应用。另一方面，从种粮主体的实际需求出发，尊重使用者意愿，给予地方确定品目更多的灵活性，根据不同农机产品性能确定不同的补贴比例，让真正有用的产品得到推广。
二是大力推动粮食全产业链发展。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按照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让主产区抓粮有积极性的目标要求，健全农民种粮收益保障机制。目前，陕西省的粮食产业规模不大，产业链总体偏短，产品附加值较低，对种粮农户和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有限。推动粮食全产业链发展，要坚持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优化供应链并重，协调推进，突出特色。围绕“关中粮油加工集群发展、陕北小杂粮产业融合发展、陕南健康粮油食品产业创新发展”支持各地粮食生产基地建设，通过发展主食产业化和粮油精深加工，推进产业链向产前产后延伸，打造从田间地头到餐桌的粮食全产业链。持续推进“中国好粮油”行动计划，构建“省级公共品牌+区域品牌+企业品牌”的粮油品牌体系，着力打造优质陕派粮油食品。
三是完善种粮新型经营主体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种粮大户、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逐渐成为稳产增粮的重要力量。完善种粮新型经营主体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是带动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要大力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积极引导和鼓励粮食加工企业通过订单农业、土地流转等方式，与专业合作社、农户建立长期稳定的粮食产销合作关系，形成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促进种粮主体增收。
强化粮食生产服务，为稳定粮食产量提供有力保障
一是发展粮食生产性服务业。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聚焦关键薄弱环节和小农户，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要以县域为单位搭建粮食产前、产中、产后MAP服务模式，大力发展社会化服务组织，特别是农机、植保、测土配方施肥等行业的农民合作社。在增强和拓展农业公益性服务功能的同时，大力发展粮食生产经营性服务。采取政府订购、定向委托、奖励补助、招投标等方式，引导经营性组织参与，充分满足农户对社会化服务的需求。
二要拓宽粮食生产经营融资渠道。充分利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成果，鼓励政策性和商业性金融机构，加快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聚焦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粮食经纪人的融资需求和粮食的生产、流通、运输等环节，积极拓宽新型经营主体抵押担保物范围，推动农业供应链金融创新，探索将新型经营主体的应收账款和农副产品的订单、保单、仓单等权利，以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大型农机具、农业设施等纳入抵押范围，降低种粮主体融资难度和成本。同时，坚持在信贷上简化手续和流程，放活借贷还贷期限，结合粮食作物生产周期调整农民还贷时间，实行错峰还贷，不断提高粮食生产配套金融服务质效。
三是充分发挥粮食作物农业保险保障作用。增加保险标的，把可能导致粮食生产损失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纳入保险保障范围，将优势特色农产品以及规模化生产设施设备等纳入农业保险品种范围，财政给予适当补贴。积极争取纳入中央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等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多层次多点位分担种粮风险。加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的宣传力度，通过电视、广播、新媒体等渠道进行保险宣传，强化农民对粮食作物农业保险的认识，积极引导和鼓励种粮主体提高投保面积，让农业保险成为粮食种植的“稳压器”，切实保护农民种粮的长期经营预期和积极性。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2021年，在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和极端强降雨天气的不利影响下，陕西粮食生产实现“十八连丰”，粮食播种面积4506.45万亩，总产量实现1270.4万吨，其他主要农产品市场供应和价格总体稳定，为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之下，陕西省粮食安全依然面临一些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如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粮食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规模化经营程度偏低等问题，粮食持续增产任务艰巨。要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必须着眼国家重大战略需要，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稳住农业基本盘，确保农业稳产增产，为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社会环境提供坚实有力的支撑。
全力稳定粮食播种面积，为粮食稳产增产提供基础支撑
一是聚焦粮食生产目标任务，落实“长牙齿”的耕地保护硬措施。粮食产量实现的前提是播种面积的相对稳定。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严格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确保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稳定。近年来，陕西省常用耕地面积逐渐稳定，但粮食播种面积减少的态势没有得到根本扭转。要继续严格落实《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实施方案》，聚焦粮食生产目标任务，坚决守住耕地红线，现有耕地优先用于发展粮食生产，重点保障小麦、玉米、稻谷三大谷物种植面积，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油、菜等农产品及饲草料生产。严格落实粮食生产功能区种粮属性，建立健全耕地种粮情况监测评价系统，防止粮食生产功能区粮田“非粮化”。
二是重点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中低产田改造，持续提升耕地质量。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全面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阶段性任务，加大中低产田改造力度，提升耕地地力等级。陕西省中等和低等地面积占全省耕地总面积比重大，后备资源不足，粮食复种指数偏高，改善耕地质量任务艰巨。要继续积极探索高标准农田新增耕地和新增产能的产出路径，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七大主推模式为重点，开展土地平整、土壤改良、灌溉排水工程，推行“小田并大田”“宜机化”改造等建设，重点加大粮食生产功能区高标准农田建设力度。加快中低产田改造，持续推进关中地区土地平整、陕北黄土高原沟壑区淤地坝和沟道工程建设、陕南地区“池塘堰”整治，实施农机深松整地，推广秸秆还田、绿肥种植、调酸压碱等技术，加强耕地污染治理，不断提高基础地力和作业效率，为粮食产能提升提供有力支撑。
三是探索构建高效稳定的土地流转关系，推动粮食生产适度规模经营。推动新型经营主体采取土地股份合作、土地托管、代耕代种等多种方式发展粮食生产适度规模经营。继续完善县乡村三级土地流转服务平台建设，积极培育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开展流转信息登记发布、合同指导、价格协调、土地产权评估、合同签订、法律政策咨询、纠纷调解等服务。完善土地流转践信履约机制。强化农民土地经营行为中的权利与义务对等的观念和意识，提高农民契约精神，确保把土地持续流转到种粮能人的手里。大力推广《陕西省实施〈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细则》，提高土地流转合同签订的比例，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土地流转仲裁、争议的解决方式和流程。做好前置审查，防范履约风险，做好全程监管，化解经营风险，平等保护流转双方合法权益，确保种粮新型经营主体适度规模经营的稳定性。同时，加强对流转合同履约情况的跟踪监管和对流转土地用途的跟踪监控，防止耕地经营“非粮化”倾向，严厉查处违反“非农化”行为。
健全种粮收益增长机制，持续激发农民种粮积极性
一是探索建立适合省情、鼓励种粮的奖补政策。根据新的粮食生产形势适度调整补贴政策，提高补贴政策的指向性、精准性和实效性。探索完善差别化的粮食生产补贴体系，对达到一定规模的种粮主体，采取设立专项基金的方式实行“阶梯式”补贴。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调整农机补贴政策。一方面鼓励引导企业新研发技术设备的应用推广，缩短新型农机具纳入补贴范围的周期，促进创新产品的普及应用。另一方面，从种粮主体的实际需求出发，尊重使用者意愿，给予地方确定品目更多的灵活性，根据不同农机产品性能确定不同的补贴比例，让真正有用的产品得到推广。
二是大力推动粮食全产业链发展。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按照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让主产区抓粮有积极性的目标要求，健全农民种粮收益保障机制。目前，陕西省的粮食产业规模不大，产业链总体偏短，产品附加值较低，对种粮农户和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有限。推动粮食全产业链发展，要坚持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优化供应链并重，协调推进，突出特色。围绕“关中粮油加工集群发展、陕北小杂粮产业融合发展、陕南健康粮油食品产业创新发展”支持各地粮食生产基地建设，通过发展主食产业化和粮油精深加工，推进产业链向产前产后延伸，打造从田间地头到餐桌的粮食全产业链。持续推进“中国好粮油”行动计划，构建“省级公共品牌+区域品牌+企业品牌”的粮油品牌体系，着力打造优质陕派粮油食品。
三是完善种粮新型经营主体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种粮大户、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逐渐成为稳产增粮的重要力量。完善种粮新型经营主体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是带动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要大力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积极引导和鼓励粮食加工企业通过订单农业、土地流转等方式，与专业合作社、农户建立长期稳定的粮食产销合作关系，形成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促进种粮主体增收。
强化粮食生产服务，为稳定粮食产量提供有力保障
一是发展粮食生产性服务业。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聚焦关键薄弱环节和小农户，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要以县域为单位搭建粮食产前、产中、产后MAP服务模式，大力发展社会化服务组织，特别是农机、植保、测土配方施肥等行业的农民合作社。在增强和拓展农业公益性服务功能的同时，大力发展粮食生产经营性服务。采取政府订购、定向委托、奖励补助、招投标等方式，引导经营性组织参与，充分满足农户对社会化服务的需求。
二要拓宽粮食生产经营融资渠道。充分利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成果，鼓励政策性和商业性金融机构，加快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聚焦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粮食经纪人的融资需求和粮食的生产、流通、运输等环节，积极拓宽新型经营主体抵押担保物范围，推动农业供应链金融创新，探索将新型经营主体的应收账款和农副产品的订单、保单、仓单等权利，以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大型农机具、农业设施等纳入抵押范围，降低种粮主体融资难度和成本。同时，坚持在信贷上简化手续和流程，放活借贷还贷期限，结合粮食作物生产周期调整农民还贷时间，实行错峰还贷，不断提高粮食生产配套金融服务质效。
三是充分发挥粮食作物农业保险保障作用。增加保险标的，把可能导致粮食生产损失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纳入保险保障范围，将优势特色农产品以及规模化生产设施设备等纳入农业保险品种范围，财政给予适当补贴。积极争取纳入中央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等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多层次多点位分担种粮风险。加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的宣传力度，通过电视、广播、新媒体等渠道进行保险宣传，强化农民对粮食作物农业保险的认识，积极引导和鼓励种粮主体提高投保面积，让农业保险成为粮食种植的“稳压器”，切实保护农民种粮的长期经营预期和积极性。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第26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选揭晓】
在建团百年到来之际，为充分发挥青年典型模范带头作用，激励广大青少年踔厉奋发、勇毅前进，以优异成绩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决定，授予马瑜婷等49名同志第26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授予首钢集团冬奥服务保障青年团队等16个青年集体第26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确认冯韶伟等73名同志获第26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六研究院八〇一所载人航天推进系统部等17个青年集体获第26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北京两名个人一个集体获奖
据《北京日报》报道，此次获奖个人和集体中，由北京市推选的两名个人和一个集体获奖。其中，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五研究院总体设计部型号副总设计师黄震，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警务支援支队视频警务中队中队长张旗被授予“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首钢集团冬奥服务保障青年团队被授予“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1982年出生的黄震，现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五研究院总体设计部型号副总设计师，先后参与神舟飞船、新一代载人飞船、载人月面着陆器等多个重大工程项目研制。他突破了神舟飞船与空间实验室绕飞、手控交会对接等技术瓶颈，使自主设计的全新构型多用途飞船返回舱性能提升55%，首创无控自由飞行策略并取得成功。他实施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高速再入飞行试验，首次从8000km高度返回地球，组织完成了载人月面着陆器定点落月、月面极端环境生存等关键技术攻关，为我国实施载人月球探测提供了有力支撑。
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警务支援支队视频警务中队中队长张旗，是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首都公安科技信息化建设领军人物。他打造副中心智慧警务样板，服务城市管理16.4万余次，形成全国推广的“通州经验”。他研发20余个防疫模型，在全国多地得到应用，为阻断疫情链条、助力经济发展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他首创全数据立体化安保体系，发出预警上万条；打造秒级响应智慧安检模式，大大提升了冬奥城市通行效率。北京冬奥会上，张旗担任开幕式国旗传旗手，并作为火炬手参与冬奥火炬传递。
——首钢青年团队服务保障零投诉
首钢集团冬奥服务保障青年团队，是一支朝气蓬勃的团队。团队共有523人，其中35岁以下青年占比86%。2015年以来，他们组建28支青年突击队，针对赛道成型精度要求高等一系列难题，出色完成滑雪大跳台等26个冬奥工程的建设任务，确保了滑雪大跳台项目“当年开工、当年建成、当年交付、当年投用”的目标，成为冬奥会第一个交付运营的正式比赛场馆，在冬奥历史上第一次实现竞赛场馆与工业遗产再利用、城市更新的完美结合。他们服务重要会议28703次，持续2000多天为冬奥组委和国家队训练提供全方位服务，在闭环管控、冰上训练、住宿餐饮等方面细致保障，实现重大服务保障零投诉，展示了当代中国青年的风采。
杨倩、全红婵等运动员获奖
作为体育界代表，在东京奥运会、残奥会上表现突出的杨倩、全红婵、李豪等71名运动员和中国女子乒乓球队、中国男子乒乓球队、中国轮椅击剑女子重剑团体等15个集体获得表彰。
东京奥运会上，杨倩在射击女子10米气步枪决赛中为中国军团拿下东京奥运会首金，之后她搭档杨皓然再夺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金牌，成为中国第一位“00后”奥运双金得主。
作为东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最年轻的运动员，全红婵在跳水10米台决赛中五个动作三跳满分，以创奥运纪录的高分夺得冠军。在东京残奥会轮椅击剑项目男子佩剑个人A级决赛中，首次参加残奥会的李豪战胜乌克兰选手曼科，获得了中国代表团在当届残奥会上的首枚金牌。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是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授予中国优秀青年的最高荣誉，旨在树立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自1997年首次颁发以来，有多位运动员获得过此项殊荣，中国女子体操队、中国男子体操队、中国女子排球队等集体也曾获得过“五四奖章”。
——受表彰青年在乡村振兴等领域用青春书写梦想
85后投身乡村写下驻村日记
第26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选昨日揭晓。受到表彰的青年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社会服务等领域踔厉奋发、砥砺笃行，用执着诠释奉献，用青春书写梦想。
在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东山村乡村振兴办公室，桌上一摞厚厚的笔记本格外醒目，这是九江学院派驻该村“85后”第一书记谭翊泉的驻村日记。
一页页、一行行，述说着谭翊泉扎根乡村、无悔奋斗的九年时光。自2013年投身脱贫攻坚战场，谭翊泉一腔热血、一心为民。
用“松树打桩”的办法，为村里修成一条4.8公里的沿湖路，继而争取资金修建道路12.8公里，结束了村里只有水路的历史；依托山水资源优势为村里蹚出一条“旅游+生态+产业”的发展新路；为使产业可持续，将村民的公德积分与银行信用分对接，首创“公德贷”，开拓了村民致富路……
“我们多跑一分、多做一分，村子的发展就多一分希望。”谭翊泉在日记里写下驻村的初心。九年来，他的身影穿梭于贫困户和村民家中，帮贫困户办证、销售农产品、报销医药费等，只要村民有需求，他就有回应。
2017年底，东山村脱贫摘帽。“要重点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现东山人的‘致富梦’。”谭翊泉选择留在乡村、服务基层，继续带领东山人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90后女孩为河狸建“食堂”
“90后”女孩初雯雯现任新疆阿勒泰地区自然保护协会会长，被称为“野生河狸生命守护者”。在她和团队的努力下，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蒙新河狸种群数量已达600只，较三年前增长19.8%。
两岁起，初雯雯被从事野生动物研究工作的父亲抱着参加野外工作，在美丽的阿尔泰山度过了整个童年。大学毕业后，她追随父亲的脚步，回到家乡成为一名自然保护工作者。
2019年，初雯雯发起为河狸种植灌木柳的公益项目“河狸食堂”，让超过100万名网友知道了中国也有河狸。他们捐出零食钱，为河狸宝宝们种下了40多万棵灌木柳苗。
为了吸纳当地牧民参与到自然保护工作中来，初雯雯团队沿着700多公里的乌伦古河流域走访每一家牧民，一路宣讲自然保护工作的意义，并发起“河狸守护者”公益项目。如今，190户牧民已全部通过野外工作技能培训，上岗成为自然保护公益巡护员。2021年，初雯雯团队在网友们和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发起“河狸方舟”公益项目，在新疆富蕴县开建我国首个专业的河狸救助中心。
“很幸运，能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大力支持自然保护、青年人可以施展志向的伟大时代。我相信，这一份和谐就是这个世界该有的、最好的样子。”在昆明举办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上，初雯雯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发言时说。
——00后扛起家庭重担不忘追梦
2001年出生的刘羲檬早早就扛起家庭的重担。母亲在她出生后，因严重的类风湿瘫痪在床。3岁开始学做饭、洗衣，照顾妈妈的生活起居，4岁时独自上幼儿园……“面对来往车辆和熙熙攘攘的行人，也曾害怕、彷徨和无助，但对家中妈妈的牵挂驱使我第一时间要回到家里。”刘羲檬回忆说。
由于经年累月照顾母亲，上小学起，刘羲檬已熟练掌握了按摩、拔罐、理发等各种生活技能。每天坚持给妈妈按摩，准时给妈妈翻身、盖被子等，盼着妈妈能够早日康复。
2019年，刘羲檬成功考入哈尔滨师范大学。“只有我才能照顾好妈妈。”她决定带着妈妈一起上大学，每天“出租屋-学校”两点一线的匆忙生活令她安心。在学校里，刘羲檬没有放慢奋斗的脚步，如今已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我和妈妈彼此支撑、彼此陪伴。生活就是从困难到美好，以后也会更美好。”刘羲檬在追梦的路上未曾停下，她的青春在磨砺中闪闪发光。（综合新华社）
在建团百年到来之际，为充分发挥青年典型模范带头作用，激励广大青少年踔厉奋发、勇毅前进，以优异成绩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决定，授予马瑜婷等49名同志第26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授予首钢集团冬奥服务保障青年团队等16个青年集体第26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确认冯韶伟等73名同志获第26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六研究院八〇一所载人航天推进系统部等17个青年集体获第26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北京两名个人一个集体获奖
据《北京日报》报道，此次获奖个人和集体中，由北京市推选的两名个人和一个集体获奖。其中，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五研究院总体设计部型号副总设计师黄震，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警务支援支队视频警务中队中队长张旗被授予“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首钢集团冬奥服务保障青年团队被授予“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1982年出生的黄震，现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五研究院总体设计部型号副总设计师，先后参与神舟飞船、新一代载人飞船、载人月面着陆器等多个重大工程项目研制。他突破了神舟飞船与空间实验室绕飞、手控交会对接等技术瓶颈，使自主设计的全新构型多用途飞船返回舱性能提升55%，首创无控自由飞行策略并取得成功。他实施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高速再入飞行试验，首次从8000km高度返回地球，组织完成了载人月面着陆器定点落月、月面极端环境生存等关键技术攻关，为我国实施载人月球探测提供了有力支撑。
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警务支援支队视频警务中队中队长张旗，是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首都公安科技信息化建设领军人物。他打造副中心智慧警务样板，服务城市管理16.4万余次，形成全国推广的“通州经验”。他研发20余个防疫模型，在全国多地得到应用，为阻断疫情链条、助力经济发展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他首创全数据立体化安保体系，发出预警上万条；打造秒级响应智慧安检模式，大大提升了冬奥城市通行效率。北京冬奥会上，张旗担任开幕式国旗传旗手，并作为火炬手参与冬奥火炬传递。
——首钢青年团队服务保障零投诉
首钢集团冬奥服务保障青年团队，是一支朝气蓬勃的团队。团队共有523人，其中35岁以下青年占比86%。2015年以来，他们组建28支青年突击队，针对赛道成型精度要求高等一系列难题，出色完成滑雪大跳台等26个冬奥工程的建设任务，确保了滑雪大跳台项目“当年开工、当年建成、当年交付、当年投用”的目标，成为冬奥会第一个交付运营的正式比赛场馆，在冬奥历史上第一次实现竞赛场馆与工业遗产再利用、城市更新的完美结合。他们服务重要会议28703次，持续2000多天为冬奥组委和国家队训练提供全方位服务，在闭环管控、冰上训练、住宿餐饮等方面细致保障，实现重大服务保障零投诉，展示了当代中国青年的风采。
杨倩、全红婵等运动员获奖
作为体育界代表，在东京奥运会、残奥会上表现突出的杨倩、全红婵、李豪等71名运动员和中国女子乒乓球队、中国男子乒乓球队、中国轮椅击剑女子重剑团体等15个集体获得表彰。
东京奥运会上，杨倩在射击女子10米气步枪决赛中为中国军团拿下东京奥运会首金，之后她搭档杨皓然再夺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金牌，成为中国第一位“00后”奥运双金得主。
作为东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最年轻的运动员，全红婵在跳水10米台决赛中五个动作三跳满分，以创奥运纪录的高分夺得冠军。在东京残奥会轮椅击剑项目男子佩剑个人A级决赛中，首次参加残奥会的李豪战胜乌克兰选手曼科，获得了中国代表团在当届残奥会上的首枚金牌。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是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授予中国优秀青年的最高荣誉，旨在树立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自1997年首次颁发以来，有多位运动员获得过此项殊荣，中国女子体操队、中国男子体操队、中国女子排球队等集体也曾获得过“五四奖章”。
——受表彰青年在乡村振兴等领域用青春书写梦想
85后投身乡村写下驻村日记
第26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选昨日揭晓。受到表彰的青年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社会服务等领域踔厉奋发、砥砺笃行，用执着诠释奉献，用青春书写梦想。
在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东山村乡村振兴办公室，桌上一摞厚厚的笔记本格外醒目，这是九江学院派驻该村“85后”第一书记谭翊泉的驻村日记。
一页页、一行行，述说着谭翊泉扎根乡村、无悔奋斗的九年时光。自2013年投身脱贫攻坚战场，谭翊泉一腔热血、一心为民。
用“松树打桩”的办法，为村里修成一条4.8公里的沿湖路，继而争取资金修建道路12.8公里，结束了村里只有水路的历史；依托山水资源优势为村里蹚出一条“旅游+生态+产业”的发展新路；为使产业可持续，将村民的公德积分与银行信用分对接，首创“公德贷”，开拓了村民致富路……
“我们多跑一分、多做一分，村子的发展就多一分希望。”谭翊泉在日记里写下驻村的初心。九年来，他的身影穿梭于贫困户和村民家中，帮贫困户办证、销售农产品、报销医药费等，只要村民有需求，他就有回应。
2017年底，东山村脱贫摘帽。“要重点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现东山人的‘致富梦’。”谭翊泉选择留在乡村、服务基层，继续带领东山人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90后女孩为河狸建“食堂”
“90后”女孩初雯雯现任新疆阿勒泰地区自然保护协会会长，被称为“野生河狸生命守护者”。在她和团队的努力下，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蒙新河狸种群数量已达600只，较三年前增长19.8%。
两岁起，初雯雯被从事野生动物研究工作的父亲抱着参加野外工作，在美丽的阿尔泰山度过了整个童年。大学毕业后，她追随父亲的脚步，回到家乡成为一名自然保护工作者。
2019年，初雯雯发起为河狸种植灌木柳的公益项目“河狸食堂”，让超过100万名网友知道了中国也有河狸。他们捐出零食钱，为河狸宝宝们种下了40多万棵灌木柳苗。
为了吸纳当地牧民参与到自然保护工作中来，初雯雯团队沿着700多公里的乌伦古河流域走访每一家牧民，一路宣讲自然保护工作的意义，并发起“河狸守护者”公益项目。如今，190户牧民已全部通过野外工作技能培训，上岗成为自然保护公益巡护员。2021年，初雯雯团队在网友们和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发起“河狸方舟”公益项目，在新疆富蕴县开建我国首个专业的河狸救助中心。
“很幸运，能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大力支持自然保护、青年人可以施展志向的伟大时代。我相信，这一份和谐就是这个世界该有的、最好的样子。”在昆明举办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上，初雯雯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发言时说。
——00后扛起家庭重担不忘追梦
2001年出生的刘羲檬早早就扛起家庭的重担。母亲在她出生后，因严重的类风湿瘫痪在床。3岁开始学做饭、洗衣，照顾妈妈的生活起居，4岁时独自上幼儿园……“面对来往车辆和熙熙攘攘的行人，也曾害怕、彷徨和无助，但对家中妈妈的牵挂驱使我第一时间要回到家里。”刘羲檬回忆说。
由于经年累月照顾母亲，上小学起，刘羲檬已熟练掌握了按摩、拔罐、理发等各种生活技能。每天坚持给妈妈按摩，准时给妈妈翻身、盖被子等，盼着妈妈能够早日康复。
2019年，刘羲檬成功考入哈尔滨师范大学。“只有我才能照顾好妈妈。”她决定带着妈妈一起上大学，每天“出租屋-学校”两点一线的匆忙生活令她安心。在学校里，刘羲檬没有放慢奋斗的脚步，如今已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我和妈妈彼此支撑、彼此陪伴。生活就是从困难到美好，以后也会更美好。”刘羲檬在追梦的路上未曾停下，她的青春在磨砺中闪闪发光。（综合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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