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川：苏轼韩愈都爱的“石鼓”，藏着怎样的千古秘密？
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
文｜西川
我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件清中期官僚、学者阮元据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拓本翻刻的石鼓文旧拓。阮元所据拓本原为元代画家、书法家赵孟頫所藏，后归宁波天一阁，但终毁于太平天国兵燹。阮元曾两回摹刻石鼓，一次在嘉庆二年（1797），一次在嘉庆十二年（1807）。前者置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后者置扬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岐山石鼓天下摹刻颇多，以阮氏摹刻为佳；两回摹刻，以杭州府学本为精。书法家尹秉绶尝赞阮元翻刻石鼓文曰：“大儒好古，嘉惠艺林，洵盛事也。”
应该是五六年前，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偶见此拓本。所拓古字，我多不识，但直觉以为其字高古，猜想是某青铜器铭文的清代翻刻拓本（因为其上有“北平翁方纲观；男 树培、树崑 侍”字样）。而售卖者亦不识此为何物，遂低价卖我。回家一查，竟是石鼓文的阮元翻刻拓本，而且是杭州府学本。拓片上的文字属大篆类，介乎西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又称“籀书”，相传为周宣王太史籀所创。据说在唐代，石鼓原存465字，到北宋大观年间剩余432字，到元代大德年间剩余386字，就是今天石鼓原石上文字呈现的样貌。15、16世纪之交的明代收藏家安国曾藏有十种石鼓文拓本，因自号家门“十鼓斋”。其中最佳者为北宋三拓，他仿照军兵三阵名之为《先锋》《中权》《后劲》。这些拓本，世上保存石鼓文字数最多，后流传到日本，藏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我这件翻刻拓片或许意义不大，但依然让我领略到石鼓文字浑劲的笔画、规矩的结体，感受到其庄重圆融、古茂丰雄的神秘乃至神圣。正是这件翻刻拓片将我带向了石鼓、石鼓文、石鼓诗。
石鼓又称“猎碣”，我这件拓片为第二碣。其诗曰：（见图一）
这段诗被研究者命名为《汧殹篇》，记述的是秦国君臣兵士的一次捕鱼活动；诗后段也记述了做饭加工的场景。郭沫若对本诗有清楚的解读，网上可以查到。当我能够试着读下它来，而且感受到它的韵脚，我心生莫大欢愉，不免好奇若此诗当初被孔夫子收入《诗经》，该入《风》还是《雅》还是《颂》？——当然孔夫子也许不收，那是他老人家的事。韩愈说：“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荐士》）《汧殹篇》所叙与秦国君臣有关，它被费劲地、正式地，甚至庄严地凿刻于石鼓，在当时肯定不是小事。那么一般说来，它应该有一种场面化的庄重腔调，然此诗却传达出日常、温暖、活泼、乐观的感觉。当作者说到“濿（漫）有小魚，其游散散”的时候，他表现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而他这种兴致似乎在示范后人：古今同心。对上古生活、上古政治、上古经济，《汧殹篇》开我眼界。
猎碣石鼓一共十面（今存九碣半）。每鼓一诗，诗皆四言。因为这些诗作的启首用语，学者们将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汧殹）、田车、銮车、霝雨。这些诗作所叙所咏涉及征旅、修路、渔猎、收获、操练，以及发生在出征或狩猎归途中的遇雨、涉水、行舟之事。被称作《吾车篇》的这一首石鼓诗也很完整：
吾车既工，吾马既同。
吾车既好，吾马既阜。
君子员猎，员猎员游。
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
此诗有类《诗经·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渊博的孔夫子“西行不到秦”，没能对秦地诗做现场调查，他肯定是没见过、没听到过《吾车篇》。
上古华夏究竟有多少诗篇泯然无迹？《墨子·公孟》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合当古诗一千二百首。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篇。或谓孔子前本仅三百篇，孔子自言‘诗三百’是也。然《周礼》言九德、六诗之歌。九德者，《左传》所谓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谓之‘九歌’。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九德、六诗合十五种，今《诗》仅存三种，已有三百篇之多，则十五种当有一千五百篇。”对虽事先锋又自诩好古的我来说，识得《诗经》之外的上古诗篇，感觉更多拥有了一个文化秘密，好像贸然得福，独占了什么，私心以为在知识和精神的台阶上又登高了一级。
土于凤翔府天兴县（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人称之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韦应物、韩愈皆以之为周宣王时代的故物。宋人郑樵《通志略》以为石鼓作于秦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近现代罗振玉、马叙伦均认其出自秦文公时代。据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前770）。金石学家唐兰考证以为，石鼓刻凿时代当在秦献公十一年（前374）。今人刘星、刘牧则确认石鼓文当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前219～前213）之间。若此，则与李斯小篆勒石几乎同时。但石鼓文与李斯小篆何其异类！——学者们的莫衷一是，更增添了石鼓的神秘。
出土以后，石鼓最早被存放在凤翔孔庙。做《石鼓歌》的韩愈见到的是好友张藉持来的拓本。遇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置放于凤翔学府。参与寻找石鼓的人中包括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将其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学。逢“靖康之难”，石鼓被金人北掠，因不知其价值，中途被弃置荒野。后石鼓又流落到北京。有文化的清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都对石鼓呵护有加。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南迁，兜兜转转，险象迭出，但最终完好无损返回北京。解放战争后期，石鼓本在运送台湾之列，但因其太沉，上不了飞机，没能被运走。1956年石鼓在北京故宫展出。展馆原在皇极殿东庑房。2004年重新开展，展馆移至宁寿宫。
2019年秋，我因参与拍摄纪录片《与古为友》，与摄制组一起进入故宫。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每石高约90厘米，直径约67厘米，重约1吨。那冰凉的石头，曾经颠沛流离的石头，被康有为称作“中华第一古物”的石头，作为古文明核心象征的石头，其暗沉的色泽、斑驳的石皮、号称“汉字之祖”的残存的古字、不见于《诗经》而又为我熟知的古诗歌，令我晕眩穿越。我胸中涌起日星出没的洪波，仿佛得见秦国的君臣、狩猎捕鱼的士兵、烟尘与猎猎旌旗，仿佛听见士兵们的呼喊与石匠们叮叮的凿刻声。我当时真有跪拜之心，但没好意思。按捺流连之后，我假装平静地走出宁寿宫，望着旧朝的黄瓦红墙、新时代的四海游人，投入纪录片拍摄，但内心里排列着如大星陨石的石鼓。
如果这些石鼓上仅镌刻着实用的纪实纪事文字，而不是《诗经》之外的诗篇，如果这些石鼓和石鼓文字不是被张九龄、杜甫、岑参、韦应物、韩愈、梅尧臣、欧阳修、苏轼、苏辙、张耒、张养浩、揭傒斯、李东阳、董其昌、朱彝尊、王士祯、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沈德潜、姚鼐、翁方纲、曾国藩等高人吟咏过或者写到过，我在亲眼见到它们时不会荡胸波涌。石鼓所系之诗文、之文化记忆，自唐世以来形成了一个宏硕的系列。这个诗文系列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中非比寻常。
韦应物《石鼓歌》曰：
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
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
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
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
喘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寞。
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
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此殊悬隔。
如果没有略晚出的韩愈《石鼓歌》，韦应物的“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也应算雄蒙大语，为人牢记。但是论影响，在石鼓歌书写系列，当然首推韩愈韩退之的不朽杰作《石鼓歌》。该诗创作于元和六年（811）。诗中韩愈建议将石鼓从荒野运回，免受风霜与人为破坏，应置放并保护于太学，供诸生讲解切磋。其诗如此开篇：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
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灸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
……
这里韩愈用七言，并未袭用石鼓诗四言作句的形式。其诗启句平实，然后荡荡铺开，高追远古，将石鼓置于万世之中。按照中国古诗的一般体量，韩愈《石鼓歌》就算长诗了。不避我出，不化物我，纵横叙事，以文为诗，营语排奡，行文厚密，有时佶屈聱牙，却回肠荡气，仿佛对应着石鼓的古、硬、重、奥，以及风霜，以及文武合体之质。不知道是否有人说过，韩愈《石鼓歌》其实开创了一种诗歌的风格传统，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石鼓歌传统”。韩愈身后虽亦有诗家以飘逸之语、短小形式吟咏石鼓——如清代王士祯作五言律诗《石鼓山》“遥忆岐阳狩，来过石鼓山。韩苏今地下，星斗尚人间……”，但大多数后代诗人咏石鼓好像都是在续写韩愈的《石鼓歌》。约略说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写作风格，唐诗是唐诗，宋诗是宋诗，但要书写石鼓，宋、元、明、清的诗人们多取韩愈为模范。绝了！而且天下古物、古迹数不胜数，但为什么不同时代、朝代的诗人们并不使用统一风格书写例如杭州苏堤或者洞庭湖岳阳楼？石鼓歌书写系列堪称独有！我们由此看出韩愈的魔力，或者说是石鼓与韩愈共谋的魔力，将后代诗人中的不少人编入了同一个队列。
站在这个队列前头的除了梅尧臣，就是嬉笑怒骂又元气淋漓的苏轼苏东坡。但他“续写”《石鼓歌》时收起了自己常用的语调而改用韩愈的语调，仿佛韩公附体。北宋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到凤翔签判任。十六日，谒当地孔庙，抚石鼓，作《石鼓》诗。该诗为组诗《凤翔八观》之一。苏轼《石鼓》诗如此开篇：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
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箝在口。
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
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
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维鱮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
模糊半已似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
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
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
……
与韩诗一样，苏诗也是启句平实，但随后进入大开大合的表述，且用仄韵，写得比韩愈更像韩愈，等于把韩愈又发明了一遍。他首先把他的弟弟苏辙带进了这个石鼓歌队列。苏辙写有《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其一石鼓》：“岐山之阳石为鼓，叩之不鸣悬无虞。以为无用百无直，以为有用万物祖。置身无用有用间，自托周宣谁敢侮。宣王没后坟垅平，秦野苍茫不知处……”再后来的诗人们好像不加入这个队列就难称“诗人”：元代王冕，明代王维桢、董其昌、吴宽、李东阳，清代沈德潜等人纷纷入场，搞得连乾隆皇帝都摩拳擦掌地入列〔乾隆五十五年（1790），曾特令仿刻石鼓，置之辟雍。仿鼓现存北京孔庙〕。乾隆《石鼓歌》可能是老皇帝比较上档次的诗作之一：不仅韩公附体，苏公也附体，或者说是韩、苏化作了石鼓幽灵，附在了乾隆皇帝的身上。他的《石鼓歌》虽用到成语、套话，但写得像模像样，也是以纪事开始：
石鼓之数符天干，千秋法物世已少。
况乎辟雍所罗列，多士藉以资探讨。
韩苏杰作遥唱和，近者德潜诗亦好。
濡笔将吟复屡停，蛇足今添笑绝倒。
昌黎建议虽不行，至竟如言见诚蚤。
东坡寓意良独深，新法当时实滋扰。
德潜力欲追二公，横盘硬语抒文藻。
……
韩苏石鼓幽灵飘荡到清晚，曾国藩下场作《太学石鼓歌》，在石鼓歌书写传统上认祖归宗，风格潇洒纵横，铺排八荒，与韩苏的石鼓歌样式不差毫厘：
韩公不鸣老坡谢，世间神物霾寒灰。
我来北雍抚石鼓，坐卧其下三徘徊。
周宣秉旄奠八柱，岐阳大狩鞭风雷。
四山罝罦币天布，群后冠带如云来。
东征北伐荡膻秽，方召Image何雄哉！
铭功镌石告无极，欲镇后土康八垓。
……
王羲之、谢安为中国斯文贡献了“兰亭修禊”；苏轼、黄庭坚、王诜、李公麟、米芾贡献了“西园雅集”。这都是具体特定空间、时间里的神话。而韩愈、苏轼、乾隆皇帝、曾国藩等在时间的维度上“雅集”于石鼓，堪称“千古雅集”。而这个雅集，千百年来不断赋予石鼓、石鼓文、石鼓诗以更多的文化含义。过而言之，嬉而言之，不入“石鼓歌队列”就是不入斯文队列；在古代，中唐以下，那些号称诗人但无能入此列者，庶几不足与论。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1期，原标题为《石鼓，石鼓文，石鼓歌》）
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
文｜西川
我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件清中期官僚、学者阮元据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拓本翻刻的石鼓文旧拓。阮元所据拓本原为元代画家、书法家赵孟頫所藏，后归宁波天一阁，但终毁于太平天国兵燹。阮元曾两回摹刻石鼓，一次在嘉庆二年（1797），一次在嘉庆十二年（1807）。前者置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后者置扬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岐山石鼓天下摹刻颇多，以阮氏摹刻为佳；两回摹刻，以杭州府学本为精。书法家尹秉绶尝赞阮元翻刻石鼓文曰：“大儒好古，嘉惠艺林，洵盛事也。”
应该是五六年前，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偶见此拓本。所拓古字，我多不识，但直觉以为其字高古，猜想是某青铜器铭文的清代翻刻拓本（因为其上有“北平翁方纲观；男 树培、树崑 侍”字样）。而售卖者亦不识此为何物，遂低价卖我。回家一查，竟是石鼓文的阮元翻刻拓本，而且是杭州府学本。拓片上的文字属大篆类，介乎西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又称“籀书”，相传为周宣王太史籀所创。据说在唐代，石鼓原存465字，到北宋大观年间剩余432字，到元代大德年间剩余386字，就是今天石鼓原石上文字呈现的样貌。15、16世纪之交的明代收藏家安国曾藏有十种石鼓文拓本，因自号家门“十鼓斋”。其中最佳者为北宋三拓，他仿照军兵三阵名之为《先锋》《中权》《后劲》。这些拓本，世上保存石鼓文字数最多，后流传到日本，藏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我这件翻刻拓片或许意义不大，但依然让我领略到石鼓文字浑劲的笔画、规矩的结体，感受到其庄重圆融、古茂丰雄的神秘乃至神圣。正是这件翻刻拓片将我带向了石鼓、石鼓文、石鼓诗。
石鼓又称“猎碣”，我这件拓片为第二碣。其诗曰：（见图一）
这段诗被研究者命名为《汧殹篇》，记述的是秦国君臣兵士的一次捕鱼活动；诗后段也记述了做饭加工的场景。郭沫若对本诗有清楚的解读，网上可以查到。当我能够试着读下它来，而且感受到它的韵脚，我心生莫大欢愉，不免好奇若此诗当初被孔夫子收入《诗经》，该入《风》还是《雅》还是《颂》？——当然孔夫子也许不收，那是他老人家的事。韩愈说：“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荐士》）《汧殹篇》所叙与秦国君臣有关，它被费劲地、正式地，甚至庄严地凿刻于石鼓，在当时肯定不是小事。那么一般说来，它应该有一种场面化的庄重腔调，然此诗却传达出日常、温暖、活泼、乐观的感觉。当作者说到“濿（漫）有小魚，其游散散”的时候，他表现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而他这种兴致似乎在示范后人：古今同心。对上古生活、上古政治、上古经济，《汧殹篇》开我眼界。
猎碣石鼓一共十面（今存九碣半）。每鼓一诗，诗皆四言。因为这些诗作的启首用语，学者们将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汧殹）、田车、銮车、霝雨。这些诗作所叙所咏涉及征旅、修路、渔猎、收获、操练，以及发生在出征或狩猎归途中的遇雨、涉水、行舟之事。被称作《吾车篇》的这一首石鼓诗也很完整：
吾车既工，吾马既同。
吾车既好，吾马既阜。
君子员猎，员猎员游。
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
此诗有类《诗经·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渊博的孔夫子“西行不到秦”，没能对秦地诗做现场调查，他肯定是没见过、没听到过《吾车篇》。
上古华夏究竟有多少诗篇泯然无迹？《墨子·公孟》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合当古诗一千二百首。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篇。或谓孔子前本仅三百篇，孔子自言‘诗三百’是也。然《周礼》言九德、六诗之歌。九德者，《左传》所谓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谓之‘九歌’。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九德、六诗合十五种，今《诗》仅存三种，已有三百篇之多，则十五种当有一千五百篇。”对虽事先锋又自诩好古的我来说，识得《诗经》之外的上古诗篇，感觉更多拥有了一个文化秘密，好像贸然得福，独占了什么，私心以为在知识和精神的台阶上又登高了一级。
土于凤翔府天兴县（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人称之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韦应物、韩愈皆以之为周宣王时代的故物。宋人郑樵《通志略》以为石鼓作于秦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近现代罗振玉、马叙伦均认其出自秦文公时代。据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前770）。金石学家唐兰考证以为，石鼓刻凿时代当在秦献公十一年（前374）。今人刘星、刘牧则确认石鼓文当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前219～前213）之间。若此，则与李斯小篆勒石几乎同时。但石鼓文与李斯小篆何其异类！——学者们的莫衷一是，更增添了石鼓的神秘。
出土以后，石鼓最早被存放在凤翔孔庙。做《石鼓歌》的韩愈见到的是好友张藉持来的拓本。遇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置放于凤翔学府。参与寻找石鼓的人中包括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将其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学。逢“靖康之难”，石鼓被金人北掠，因不知其价值，中途被弃置荒野。后石鼓又流落到北京。有文化的清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都对石鼓呵护有加。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南迁，兜兜转转，险象迭出，但最终完好无损返回北京。解放战争后期，石鼓本在运送台湾之列，但因其太沉，上不了飞机，没能被运走。1956年石鼓在北京故宫展出。展馆原在皇极殿东庑房。2004年重新开展，展馆移至宁寿宫。
2019年秋，我因参与拍摄纪录片《与古为友》，与摄制组一起进入故宫。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每石高约90厘米，直径约67厘米，重约1吨。那冰凉的石头，曾经颠沛流离的石头，被康有为称作“中华第一古物”的石头，作为古文明核心象征的石头，其暗沉的色泽、斑驳的石皮、号称“汉字之祖”的残存的古字、不见于《诗经》而又为我熟知的古诗歌，令我晕眩穿越。我胸中涌起日星出没的洪波，仿佛得见秦国的君臣、狩猎捕鱼的士兵、烟尘与猎猎旌旗，仿佛听见士兵们的呼喊与石匠们叮叮的凿刻声。我当时真有跪拜之心，但没好意思。按捺流连之后，我假装平静地走出宁寿宫，望着旧朝的黄瓦红墙、新时代的四海游人，投入纪录片拍摄，但内心里排列着如大星陨石的石鼓。
如果这些石鼓上仅镌刻着实用的纪实纪事文字，而不是《诗经》之外的诗篇，如果这些石鼓和石鼓文字不是被张九龄、杜甫、岑参、韦应物、韩愈、梅尧臣、欧阳修、苏轼、苏辙、张耒、张养浩、揭傒斯、李东阳、董其昌、朱彝尊、王士祯、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沈德潜、姚鼐、翁方纲、曾国藩等高人吟咏过或者写到过，我在亲眼见到它们时不会荡胸波涌。石鼓所系之诗文、之文化记忆，自唐世以来形成了一个宏硕的系列。这个诗文系列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中非比寻常。
韦应物《石鼓歌》曰：
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
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
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
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
喘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寞。
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
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此殊悬隔。
如果没有略晚出的韩愈《石鼓歌》，韦应物的“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也应算雄蒙大语，为人牢记。但是论影响，在石鼓歌书写系列，当然首推韩愈韩退之的不朽杰作《石鼓歌》。该诗创作于元和六年（811）。诗中韩愈建议将石鼓从荒野运回，免受风霜与人为破坏，应置放并保护于太学，供诸生讲解切磋。其诗如此开篇：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
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灸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
……
这里韩愈用七言，并未袭用石鼓诗四言作句的形式。其诗启句平实，然后荡荡铺开，高追远古，将石鼓置于万世之中。按照中国古诗的一般体量，韩愈《石鼓歌》就算长诗了。不避我出，不化物我，纵横叙事，以文为诗，营语排奡，行文厚密，有时佶屈聱牙，却回肠荡气，仿佛对应着石鼓的古、硬、重、奥，以及风霜，以及文武合体之质。不知道是否有人说过，韩愈《石鼓歌》其实开创了一种诗歌的风格传统，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石鼓歌传统”。韩愈身后虽亦有诗家以飘逸之语、短小形式吟咏石鼓——如清代王士祯作五言律诗《石鼓山》“遥忆岐阳狩，来过石鼓山。韩苏今地下，星斗尚人间……”，但大多数后代诗人咏石鼓好像都是在续写韩愈的《石鼓歌》。约略说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写作风格，唐诗是唐诗，宋诗是宋诗，但要书写石鼓，宋、元、明、清的诗人们多取韩愈为模范。绝了！而且天下古物、古迹数不胜数，但为什么不同时代、朝代的诗人们并不使用统一风格书写例如杭州苏堤或者洞庭湖岳阳楼？石鼓歌书写系列堪称独有！我们由此看出韩愈的魔力，或者说是石鼓与韩愈共谋的魔力，将后代诗人中的不少人编入了同一个队列。
站在这个队列前头的除了梅尧臣，就是嬉笑怒骂又元气淋漓的苏轼苏东坡。但他“续写”《石鼓歌》时收起了自己常用的语调而改用韩愈的语调，仿佛韩公附体。北宋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到凤翔签判任。十六日，谒当地孔庙，抚石鼓，作《石鼓》诗。该诗为组诗《凤翔八观》之一。苏轼《石鼓》诗如此开篇：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
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箝在口。
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
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
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维鱮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
模糊半已似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
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
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
……
与韩诗一样，苏诗也是启句平实，但随后进入大开大合的表述，且用仄韵，写得比韩愈更像韩愈，等于把韩愈又发明了一遍。他首先把他的弟弟苏辙带进了这个石鼓歌队列。苏辙写有《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其一石鼓》：“岐山之阳石为鼓，叩之不鸣悬无虞。以为无用百无直，以为有用万物祖。置身无用有用间，自托周宣谁敢侮。宣王没后坟垅平，秦野苍茫不知处……”再后来的诗人们好像不加入这个队列就难称“诗人”：元代王冕，明代王维桢、董其昌、吴宽、李东阳，清代沈德潜等人纷纷入场，搞得连乾隆皇帝都摩拳擦掌地入列〔乾隆五十五年（1790），曾特令仿刻石鼓，置之辟雍。仿鼓现存北京孔庙〕。乾隆《石鼓歌》可能是老皇帝比较上档次的诗作之一：不仅韩公附体，苏公也附体，或者说是韩、苏化作了石鼓幽灵，附在了乾隆皇帝的身上。他的《石鼓歌》虽用到成语、套话，但写得像模像样，也是以纪事开始：
石鼓之数符天干，千秋法物世已少。
况乎辟雍所罗列，多士藉以资探讨。
韩苏杰作遥唱和，近者德潜诗亦好。
濡笔将吟复屡停，蛇足今添笑绝倒。
昌黎建议虽不行，至竟如言见诚蚤。
东坡寓意良独深，新法当时实滋扰。
德潜力欲追二公，横盘硬语抒文藻。
……
韩苏石鼓幽灵飘荡到清晚，曾国藩下场作《太学石鼓歌》，在石鼓歌书写传统上认祖归宗，风格潇洒纵横，铺排八荒，与韩苏的石鼓歌样式不差毫厘：
韩公不鸣老坡谢，世间神物霾寒灰。
我来北雍抚石鼓，坐卧其下三徘徊。
周宣秉旄奠八柱，岐阳大狩鞭风雷。
四山罝罦币天布，群后冠带如云来。
东征北伐荡膻秽，方召Image何雄哉！
铭功镌石告无极，欲镇后土康八垓。
……
王羲之、谢安为中国斯文贡献了“兰亭修禊”；苏轼、黄庭坚、王诜、李公麟、米芾贡献了“西园雅集”。这都是具体特定空间、时间里的神话。而韩愈、苏轼、乾隆皇帝、曾国藩等在时间的维度上“雅集”于石鼓，堪称“千古雅集”。而这个雅集，千百年来不断赋予石鼓、石鼓文、石鼓诗以更多的文化含义。过而言之，嬉而言之，不入“石鼓歌队列”就是不入斯文队列；在古代，中唐以下，那些号称诗人但无能入此列者，庶几不足与论。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1期，原标题为《石鼓，石鼓文，石鼓歌》）
明正德三年（1508年），杭州知府杨孟瑛疏浚西湖用湖中淤泥堆筑于湖西山麓，筑成杨公堤。杨公堤是一条曾经被湮没的古堤，它始于栖霞岭，绕丁家山直至南山。堤上有环碧、流金、卧龙、隐秀、景行、浚源六桥，俗称“里六桥”，与苏堤的六桥合称“十二桥”成为西湖胜景：胡潜友《西湖竹枝词》赞叹道：十二桥头日半曛，酒垆花岸其氤氲，七香车内多游女，个个攀帘过岳坟。清朝以后，里湖逐渐淤塞，杨堤湮没。2003年，杨公堤景区在经历了近300年的沉寂后，经过300天的建设，终于在西湖综合保护工程中得以恢复。“ 用了300天的时间，圆了杭州人一个300年的梦 ”现在的杨公堤景区，涉及曲院风荷、郭庄、杭州花圃、茅家埠、乌龟潭、浴鹄湾、花港观鱼等景点，外观古朴、内涵丰富、生态良好、与西湖浑然天成的景观。
#历史上的今天# 【宋朝著名抗金女英雄梁红玉遇难】
在885年前的今天，1135年11月4日(农历1135年9月27日)，宋朝梁红玉是怎么死的。
梁红玉(1102—1135)，史书中不见其名，只称梁氏。红玉是其战死后各类野史和话本中所取梁红玉的名字。
首见于明朝张四维所写传奇《双烈记》:“奴家梁氏，小字红玉。父亡母在，占籍教坊，东京人也。”宋朝著名抗金女英雄。淮安北辰坊人(另一说原籍池州，安徽省贵池县)，因家贫战乱流离京口为营妓。后结识韩世忠。梁红玉感其恩义，以身相许。韩赎其为妾。原配白氏死后成为韩的正妻。建炎三年，在平定苗傅叛乱中立下殊勋，一夜奔驰数百里召韩世忠入卫平叛。因此被封为安国夫人和杨国夫人。
后多次随夫出征。在建炎四年长江阻击战中亲执桴鼓，和韩世忠共同指挥作战，将入侵的金军阻击在长江南岸达48天之久。从此名震天下。后独领一军与韩世忠转战各地，多次击败金军。绍兴五年随夫出镇楚州，“披荆棘以立军府，与士卒同力役，亲织薄以为屋。”与金军，伪齐镇淮军战与山阳等地。1135年11月4日(农历八月二十六)遇伏遭到金军围攻，力尽伤重落马而死。终年三十三岁。金人感其忠勇，将其遗体示众后送回，朝廷闻讯大加吊唁。1151年，韩世忠病逝。夫妇合葬于苏州灵岩山下 。
历史点评：她是位与众不同的风尘女子，有着常人所不能及的飒爽英姿，更是战场上的女中英豪。她协助丈夫训练士兵、管理军营，在战场上和将士们一起出生入死，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擂鼓助战，在黄天荡一仗灭十万金兵，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奇迹。为了称赞她的丰功伟绩，当时的皇帝还特意做诗一首:“蜀锦征袍手制成，桃花马上请长缨。世间不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这更加为这位传奇的女将领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女人的眼力，男人的能力——说得有道理。女子，如果有些本事，相中的男人也往往大有前途。古今中外的历史屡次验证过了：很多女子，确乎具备“特异功能”，她们足以摆脱“相马，失之瘦。相士，失之贫”的行为逻辑，准确地评估自己喜欢的男人，并将婚姻大事，“啪”的一声，压给一支潜力巨大的“原始股”。
梁氏在酱缸一样的妓院里摸爬滚打，她见过大世面，可以说阅人无数。安排自己的终身大事，果然是好眼力!她把“红绣球”果断地抛给了一个灰头土脸的陕北小子。当时，韩世忠神情沮丧，四处碰壁，根本就没成气候，谁敢肯定，他就是未来名扬四海的彪虎之将呢?女人神奇，恰恰能未卜先知，像勘探金矿似地评估女婿，像雕琢玉石那样重塑丈夫。一般说来，夫妻两强，很难并立。尤其阴盛阳衰的局面，稍一疏忽，就闹掰了。韩世忠，堪称一代名将，非常强势。梁氏既能相夫，又可相国，她在丈夫身边谋求了一个游刃有余的位置，可见，这个女人做事相当老成，很讲艺术。
虽说夫唱妇随是主流，两口子也多少有点儿小别扭。据说，韩氏夫妇合围黄天荡，金兀朮在长江南岸，被活活地堵了48天。可惜，功亏一篑，眼看就要活擒金兀朮了，却因一时疏忽，叫他“凿河遁去”，愣从眼皮底下溜走了。梁氏气坏了，她拍着桌子，埋怨丈夫。事后，还给朝廷写折子，告御状。《鹤林玉露》记载了这段意气之争：“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机纵敌’，乞加罪责。举朝为之动色。”看来，梁氏并未嗲声嗲气地匍匐在丈夫脚下，乖乖地充当“小猫咪”、或者“俏京巴”，她似乎更愿意把韩世忠当作沙场上平起平坐的同事和战友。
按照宋制，妻子告丈夫，本身就是犯罪，即便情况属实，也要判刑三年。南宋女词人李清照，起诉第二任丈夫张汝舟，官司虽然打赢了，她却被关进了监狱。9天之后，多亏亲友搭救，她才获释。不知梁氏弹劾丈夫之前，有没有坐监狱的心理准备。
韩世忠一生戎马，刚直不阿。宋高宗时代，秦桧劝倾朝野，谁不给他拍马屁呀?韩世忠偏不听邪，他是“主战派”，跟秦桧那帮“求和派”水火不相容。死对头，更谈不到巴结逢迎，“世忠与桧同在政地，一揖外，未尝与谈。”秦桧当然也恨他，绍兴十一年，也就是1141年，赵构撑腰，同时削夺了岳飞、张俊、韩世忠等三位大将的兵权。岳飞被害之后，韩世忠曾当面质问秦桧：“‘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可是，不服又能怎么样?功勋卓著的武将，往往要毁在心胸狭窄的皇帝和工于权谋的文臣手上。难道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这条“天下之通义”，实在让那些赳赳武夫们心寒呀。
据《宋史》交代：“(绍兴)二十一年八月，(韩世忠)薨，进拜太师，追封通义郡王。孝宗朝，追封蕲王，谥忠武，配飨高宗庙庭。”生前荣华富贵，身后无限哀荣，够风光的了。和同时代蒙冤致死的岳飞相比，韩世忠享年63岁，已经不算短寿。与“马革裹尸”的同僚相比，他能安安稳稳地死在自家炕头儿上，自然属于“善终”了。
韩世忠死了，那么梁氏呢?她的人生结局，流传着三种版本。
其一，是典型的民间附会——大团圆：韩世忠和梁氏，功成身退，归隐西湖。1151年，韩世忠病逝。不到两年，梁氏也抑郁而终。夫妇合葬于苏堤灵岩山下。此后，宋孝宗下诏竖碑建祠，让他们永远享受人间香火。梁氏故里，也在其出生地，修祠塑像，隆重纪念这位“巾帼英雄”……
其二，是更加模糊的揣想——被暗杀：金国奸细，在食物中下毒。梁氏痢疾不止，衰竭而死。
其三，是基于史料的推测——遭袭战死：梁氏协同韩世忠出镇楚州，长年和金军周旋、遭遇。绍兴五年，农历八月，也就是1135年10月，梁氏突然遭到金军围攻，在激烈的肉搏战里，重创小腹。据说，肠子都流出来了，梁氏依然咬牙奋战。她撕下汗巾，紧紧地裹住了鲜血淋漓的小肚子。现在的《英烈夫人祠记》，明显搀进了文学色彩，其中记述道：“敌矢如雨，猬集甲上。梁氏血透重甲，入敌阵复斩十数人，力尽落马而死。金人相蹂践争其首级，裂其五体……”梁氏的首级，被敌军割走，金国人也被这位忠勇的女将深深地震撼了。遗体曝尸三天，随即遣返宋营。“拼合之际，验梁氏全尸。创伤数十，致命者七，皆在身前也。”韩世忠抱住妻子，放声大哭。她心爱的女人，再也不能随他含笑并辔，再也不能为他出谋划策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十二)的记载，可做参照：“淮东宣抚使韩世忠妻秦国夫人梁氏卒，诏赐银帛五百匹两。”屈指算来，梁氏年仅34岁。史书能为功臣夫人之死，留下几个字，已经相当慷慨了。若非韩世忠赤胆忠心、梁氏战功卓著，能有这种殊遇吗?“青史几行名姓，北莽无数荒丘。”死了，仍被世代传说、天下争颂——这才叫“报国千秋利，忧民万古名”。
当年京口，花枝招展的“营妓”们，秋波流转，笑容可掬。哪个男人能看清。枕上那个妩媚的女子，究竟是谁?
舞台上，梅兰芳演活了“梁红玉”，她春雷般的鼓声，在中国上空，回荡了八百多年。金山顶上，犹能听到那段荡气回肠的《石榴花》：“遥望着一江风浪拍天高，我撒网中流，待钓金鳌……”
在885年前的今天，1135年11月4日(农历1135年9月27日)，宋朝梁红玉是怎么死的。
梁红玉(1102—1135)，史书中不见其名，只称梁氏。红玉是其战死后各类野史和话本中所取梁红玉的名字。
首见于明朝张四维所写传奇《双烈记》:“奴家梁氏，小字红玉。父亡母在，占籍教坊，东京人也。”宋朝著名抗金女英雄。淮安北辰坊人(另一说原籍池州，安徽省贵池县)，因家贫战乱流离京口为营妓。后结识韩世忠。梁红玉感其恩义，以身相许。韩赎其为妾。原配白氏死后成为韩的正妻。建炎三年，在平定苗傅叛乱中立下殊勋，一夜奔驰数百里召韩世忠入卫平叛。因此被封为安国夫人和杨国夫人。
后多次随夫出征。在建炎四年长江阻击战中亲执桴鼓，和韩世忠共同指挥作战，将入侵的金军阻击在长江南岸达48天之久。从此名震天下。后独领一军与韩世忠转战各地，多次击败金军。绍兴五年随夫出镇楚州，“披荆棘以立军府，与士卒同力役，亲织薄以为屋。”与金军，伪齐镇淮军战与山阳等地。1135年11月4日(农历八月二十六)遇伏遭到金军围攻，力尽伤重落马而死。终年三十三岁。金人感其忠勇，将其遗体示众后送回，朝廷闻讯大加吊唁。1151年，韩世忠病逝。夫妇合葬于苏州灵岩山下 。
历史点评：她是位与众不同的风尘女子，有着常人所不能及的飒爽英姿，更是战场上的女中英豪。她协助丈夫训练士兵、管理军营，在战场上和将士们一起出生入死，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擂鼓助战，在黄天荡一仗灭十万金兵，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奇迹。为了称赞她的丰功伟绩，当时的皇帝还特意做诗一首:“蜀锦征袍手制成，桃花马上请长缨。世间不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这更加为这位传奇的女将领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女人的眼力，男人的能力——说得有道理。女子，如果有些本事，相中的男人也往往大有前途。古今中外的历史屡次验证过了：很多女子，确乎具备“特异功能”，她们足以摆脱“相马，失之瘦。相士，失之贫”的行为逻辑，准确地评估自己喜欢的男人，并将婚姻大事，“啪”的一声，压给一支潜力巨大的“原始股”。
梁氏在酱缸一样的妓院里摸爬滚打，她见过大世面，可以说阅人无数。安排自己的终身大事，果然是好眼力!她把“红绣球”果断地抛给了一个灰头土脸的陕北小子。当时，韩世忠神情沮丧，四处碰壁，根本就没成气候，谁敢肯定，他就是未来名扬四海的彪虎之将呢?女人神奇，恰恰能未卜先知，像勘探金矿似地评估女婿，像雕琢玉石那样重塑丈夫。一般说来，夫妻两强，很难并立。尤其阴盛阳衰的局面，稍一疏忽，就闹掰了。韩世忠，堪称一代名将，非常强势。梁氏既能相夫，又可相国，她在丈夫身边谋求了一个游刃有余的位置，可见，这个女人做事相当老成，很讲艺术。
虽说夫唱妇随是主流，两口子也多少有点儿小别扭。据说，韩氏夫妇合围黄天荡，金兀朮在长江南岸，被活活地堵了48天。可惜，功亏一篑，眼看就要活擒金兀朮了，却因一时疏忽，叫他“凿河遁去”，愣从眼皮底下溜走了。梁氏气坏了，她拍着桌子，埋怨丈夫。事后，还给朝廷写折子，告御状。《鹤林玉露》记载了这段意气之争：“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机纵敌’，乞加罪责。举朝为之动色。”看来，梁氏并未嗲声嗲气地匍匐在丈夫脚下，乖乖地充当“小猫咪”、或者“俏京巴”，她似乎更愿意把韩世忠当作沙场上平起平坐的同事和战友。
按照宋制，妻子告丈夫，本身就是犯罪，即便情况属实，也要判刑三年。南宋女词人李清照，起诉第二任丈夫张汝舟，官司虽然打赢了，她却被关进了监狱。9天之后，多亏亲友搭救，她才获释。不知梁氏弹劾丈夫之前，有没有坐监狱的心理准备。
韩世忠一生戎马，刚直不阿。宋高宗时代，秦桧劝倾朝野，谁不给他拍马屁呀?韩世忠偏不听邪，他是“主战派”，跟秦桧那帮“求和派”水火不相容。死对头，更谈不到巴结逢迎，“世忠与桧同在政地，一揖外，未尝与谈。”秦桧当然也恨他，绍兴十一年，也就是1141年，赵构撑腰，同时削夺了岳飞、张俊、韩世忠等三位大将的兵权。岳飞被害之后，韩世忠曾当面质问秦桧：“‘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可是，不服又能怎么样?功勋卓著的武将，往往要毁在心胸狭窄的皇帝和工于权谋的文臣手上。难道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这条“天下之通义”，实在让那些赳赳武夫们心寒呀。
据《宋史》交代：“(绍兴)二十一年八月，(韩世忠)薨，进拜太师，追封通义郡王。孝宗朝，追封蕲王，谥忠武，配飨高宗庙庭。”生前荣华富贵，身后无限哀荣，够风光的了。和同时代蒙冤致死的岳飞相比，韩世忠享年63岁，已经不算短寿。与“马革裹尸”的同僚相比，他能安安稳稳地死在自家炕头儿上，自然属于“善终”了。
韩世忠死了，那么梁氏呢?她的人生结局，流传着三种版本。
其一，是典型的民间附会——大团圆：韩世忠和梁氏，功成身退，归隐西湖。1151年，韩世忠病逝。不到两年，梁氏也抑郁而终。夫妇合葬于苏堤灵岩山下。此后，宋孝宗下诏竖碑建祠，让他们永远享受人间香火。梁氏故里，也在其出生地，修祠塑像，隆重纪念这位“巾帼英雄”……
其二，是更加模糊的揣想——被暗杀：金国奸细，在食物中下毒。梁氏痢疾不止，衰竭而死。
其三，是基于史料的推测——遭袭战死：梁氏协同韩世忠出镇楚州，长年和金军周旋、遭遇。绍兴五年，农历八月，也就是1135年10月，梁氏突然遭到金军围攻，在激烈的肉搏战里，重创小腹。据说，肠子都流出来了，梁氏依然咬牙奋战。她撕下汗巾，紧紧地裹住了鲜血淋漓的小肚子。现在的《英烈夫人祠记》，明显搀进了文学色彩，其中记述道：“敌矢如雨，猬集甲上。梁氏血透重甲，入敌阵复斩十数人，力尽落马而死。金人相蹂践争其首级，裂其五体……”梁氏的首级，被敌军割走，金国人也被这位忠勇的女将深深地震撼了。遗体曝尸三天，随即遣返宋营。“拼合之际，验梁氏全尸。创伤数十，致命者七，皆在身前也。”韩世忠抱住妻子，放声大哭。她心爱的女人，再也不能随他含笑并辔，再也不能为他出谋划策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十二)的记载，可做参照：“淮东宣抚使韩世忠妻秦国夫人梁氏卒，诏赐银帛五百匹两。”屈指算来，梁氏年仅34岁。史书能为功臣夫人之死，留下几个字，已经相当慷慨了。若非韩世忠赤胆忠心、梁氏战功卓著，能有这种殊遇吗?“青史几行名姓，北莽无数荒丘。”死了，仍被世代传说、天下争颂——这才叫“报国千秋利，忧民万古名”。
当年京口，花枝招展的“营妓”们，秋波流转，笑容可掬。哪个男人能看清。枕上那个妩媚的女子，究竟是谁?
舞台上，梅兰芳演活了“梁红玉”，她春雷般的鼓声，在中国上空，回荡了八百多年。金山顶上，犹能听到那段荡气回肠的《石榴花》：“遥望着一江风浪拍天高，我撒网中流，待钓金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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