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燕：《论语》的曾用名、别名及简称】
两千多年来研究《论语》的著作不计其数，而《论语》书名问题却很少有人深究。其实，《论语》书名的复杂性，远超任何一部经典。《论语》书名有曾用名、别名以及全称、简称，不下十余种；循名责实，还牵涉《论语》的版本和流传问题，确实值得探讨。
《论语》书名最早见之于《礼记·坊记》。《坊记》传说为孔子的孙子子思（孔伋）所辑录，如果此说成立，则可证孔子去世后不久《论语》即已成书并被命名。这大致合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班固点明了《论语》的编纂者也是命名者，而命名“论语”的理由是对“弟子各有所记”的文本资料做了一番“论纂”的工作。这看上去很有道理，考诸事实又并非如此。
《论语》书名在战国时期的传世文献以及出土文献中仅《坊记》一见，按孤证不立的原则，这还不能完全证明战国时期已有《论语》这个书名。《论语》的编纂，不是一人完成的，而是由多人组成的编纂团队完成的。《论语》的编纂团队，多数学者认为是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组成，而领衔主编的又有仲弓、子游、子夏、曾子、子思等数种说法；此外，这个编纂团队，还有战国时期的邹鲁学人和西汉文景时期的博士两种说法。这反映了《论语》成书的复杂性。无论是哪个编纂团队完成的，也无论是谁领衔主编的，都无证据表明《论语》甫一成书即被赋予《论语》书名，否则，以战国时期儒墨的“显学”地位，以孔子“声名洋溢乎中国”的背景，孔子编撰的六经连书带名广为人知，而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其书名又岂能默默无闻而仅在《坊记》中有一见？
周秦古书的命名，有成书之时随即命名之例，也有成书甚久之后命名之例。《论语》属于哪种情况？东汉王充在《论衡·正说》中给出了一个《论语》第一次命名的时间，即：汉武帝时期在孔安国那里“始曰《论语》”。此说显然有违事实。且不说《坊记》提及《论语》书名，比孔安国年长二十几岁的董仲舒在其著名的“贤良对策”中已经提到了《论语》其书其名，并且引用了《论语》原文。在这里，似乎不能说王充犯了一个孤陋寡闻的低级错误，而只能说另有原因，即：孔安国以前，《论语》书名鲜有人知，自然也就几乎无人提及，以至于连王充也不得与闻。孔安国之后，《论语》书名开始广为流传。汉昭帝、汉宣帝都学过《论语》。司马迁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引用了大量的《论语》原文，并且注明孔子弟子的名姓采用《论语》的说法。
从《论语》编纂成书到西汉孔安国时代大约近三百年时间，《论语》书名极其罕见，人们不禁要问一个为什么，是不是因为《论语》另有书名而不被人知？
清代学者翟灏对《论语》书名颇有研究，他认为《论语》一成书就题写了《论语》这个书名，除此以外，《论语》还有一个曾用名《孔子》，一如孟子之书称《孟子》。翟灏此说在清代乾嘉考据学盛行的时代似乎没有引起什么重视，直到二百余年后，才被现代学者赵纪彬发现、附和、引申、发挥。他在其《〈论语新论〉导言》（载《中国哲学》第十辑，三联书店1983年版）中进一步断言“《孔子》为先秦的旧名，《论语》乃汉代所新创”，换言之，“今名《论语》之书，在先秦本名《孔子》”。为了证明《论语》又名《孔子》，翟灏、赵纪彬前赴后继，二人合计搜集了三十七条文献证据。据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论语》的确有一个曾用名《孔子》。
但是，赵纪彬提供的十九条证据中，竟无一条能够证明“《孔子》为先秦旧名”。这说明赵纪彬言过其“实”，“实”是全部证据都是两汉的，无一条是先秦的，从证据上说，《孔子》作为《论语》的曾用名，不是出现在先秦而是出现在两汉。《论语》书名的考据，应该把握精准的时间节点，赵纪彬在这点上有所疏忽。
晚周诸子书命名似无定例。大多数的诸子书是以作者的姓氏加子的方式命名，如老子书称《老子》、墨子书称《墨子》之类；也有以作者姓名命名的，如《李克》；以号命名的，如《商君》；以字加子命名的，如《子思子》；以姓名加子命名的，如《韩非子》《公孙龙子》等。以上几种命名情况都与作者的姓、氏、名、字、号有相应的关联，让人一看书名即推知作者。当然，也有例外。老子五千言既称《老子》又称《道德经》，一书两名，这和翟灏、赵纪彬所说的《论语》《孔子》同为一书的情况类似，而命名方式又有差别：《道德经》是根据书的上下部分“道经”“德经”合在一起命名的，《论语》是根据编纂者分析梳理“弟子各有所记”使其整齐有条理的工作命名的。
《论语》取材于孔子弟子的随侍见闻记录。弟子各有所记，汇集起来数量相当可观，据说有“数十百篇”之多。后来，这“数十百篇”的原始记录，由于某些今人不得详知的原因，形成了若干个不同的文本，以篇或书的形式流传于世，只是这些篇或书的名称不可详考而已。
到了汉代，早先的原始《论语》演变成几个大致固定的传本，广为人知的有《齐论》《鲁论》《古论》，鲜为人知的是《河间论》。《河间论》发现于河间献王刘德征收的民间藏书。这几个传本当时各有其名，刘向、王充、班固有时指其简称，如《论》《齐》《齐论》《鲁》《鲁论》《古论》《河间》等；有时言其全称，如《论语》《鲁论语》《齐论语》之类。除此以外，《论语》还有别名，被研究者经常提及的有《经》《传》《语》《记》四种；这四种别名能否成立，还要做些具体考察与分析。
检索战国至两汉文献，以“经”“传”“语”“记”的名义引用的名言名句，其例达数百处；其中，以“经”的名义引用的，出自《尚书》《诗经》《春秋》《周易》《论语》等；以“传”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老子》《孟子》《荀子》《孝经》《公羊传》等；以“语”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尚书》《孟子》《慎子》《黄帝四经》等；以“记”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礼记》《管子》《史记》《三略》等。古人对于“经”“传”“语”“记”的区分不是十分严格，经常混用，两汉文献引用《论语》语句，分别称“《经》曰”“《语》曰”“《传》曰”“《记》曰”，就出现了混用的现象。这种现象足以证明“经”“传”“语”“记”不是《论语》一书专用的别名，而是若干经、子、史一类的典籍共用的别名。就共名而言，认为《论语》在汉代有《经》《传》《语》《记》的别名，自然可以成立，因为《论语》毕竟分享了这些共名；而从严格区分共名与专名的意义上说，认为《论语》在汉代并无《经》《传》《语》《记》的别名，亦有理可据，因为《论语》并没有独享这些专名。在这里，做全面的、综合的考察分析，不做攻其一点、不顾其余的简单化处理，是十分必要的。
（撰文：姜燕；来自：《光明日报》）https://t.cn/A6XGCodq
两千多年来研究《论语》的著作不计其数，而《论语》书名问题却很少有人深究。其实，《论语》书名的复杂性，远超任何一部经典。《论语》书名有曾用名、别名以及全称、简称，不下十余种；循名责实，还牵涉《论语》的版本和流传问题，确实值得探讨。
《论语》书名最早见之于《礼记·坊记》。《坊记》传说为孔子的孙子子思（孔伋）所辑录，如果此说成立，则可证孔子去世后不久《论语》即已成书并被命名。这大致合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班固点明了《论语》的编纂者也是命名者，而命名“论语”的理由是对“弟子各有所记”的文本资料做了一番“论纂”的工作。这看上去很有道理，考诸事实又并非如此。
《论语》书名在战国时期的传世文献以及出土文献中仅《坊记》一见，按孤证不立的原则，这还不能完全证明战国时期已有《论语》这个书名。《论语》的编纂，不是一人完成的，而是由多人组成的编纂团队完成的。《论语》的编纂团队，多数学者认为是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组成，而领衔主编的又有仲弓、子游、子夏、曾子、子思等数种说法；此外，这个编纂团队，还有战国时期的邹鲁学人和西汉文景时期的博士两种说法。这反映了《论语》成书的复杂性。无论是哪个编纂团队完成的，也无论是谁领衔主编的，都无证据表明《论语》甫一成书即被赋予《论语》书名，否则，以战国时期儒墨的“显学”地位，以孔子“声名洋溢乎中国”的背景，孔子编撰的六经连书带名广为人知，而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其书名又岂能默默无闻而仅在《坊记》中有一见？
周秦古书的命名，有成书之时随即命名之例，也有成书甚久之后命名之例。《论语》属于哪种情况？东汉王充在《论衡·正说》中给出了一个《论语》第一次命名的时间，即：汉武帝时期在孔安国那里“始曰《论语》”。此说显然有违事实。且不说《坊记》提及《论语》书名，比孔安国年长二十几岁的董仲舒在其著名的“贤良对策”中已经提到了《论语》其书其名，并且引用了《论语》原文。在这里，似乎不能说王充犯了一个孤陋寡闻的低级错误，而只能说另有原因，即：孔安国以前，《论语》书名鲜有人知，自然也就几乎无人提及，以至于连王充也不得与闻。孔安国之后，《论语》书名开始广为流传。汉昭帝、汉宣帝都学过《论语》。司马迁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引用了大量的《论语》原文，并且注明孔子弟子的名姓采用《论语》的说法。
从《论语》编纂成书到西汉孔安国时代大约近三百年时间，《论语》书名极其罕见，人们不禁要问一个为什么，是不是因为《论语》另有书名而不被人知？
清代学者翟灏对《论语》书名颇有研究，他认为《论语》一成书就题写了《论语》这个书名，除此以外，《论语》还有一个曾用名《孔子》，一如孟子之书称《孟子》。翟灏此说在清代乾嘉考据学盛行的时代似乎没有引起什么重视，直到二百余年后，才被现代学者赵纪彬发现、附和、引申、发挥。他在其《〈论语新论〉导言》（载《中国哲学》第十辑，三联书店1983年版）中进一步断言“《孔子》为先秦的旧名，《论语》乃汉代所新创”，换言之，“今名《论语》之书，在先秦本名《孔子》”。为了证明《论语》又名《孔子》，翟灏、赵纪彬前赴后继，二人合计搜集了三十七条文献证据。据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论语》的确有一个曾用名《孔子》。
但是，赵纪彬提供的十九条证据中，竟无一条能够证明“《孔子》为先秦旧名”。这说明赵纪彬言过其“实”，“实”是全部证据都是两汉的，无一条是先秦的，从证据上说，《孔子》作为《论语》的曾用名，不是出现在先秦而是出现在两汉。《论语》书名的考据，应该把握精准的时间节点，赵纪彬在这点上有所疏忽。
晚周诸子书命名似无定例。大多数的诸子书是以作者的姓氏加子的方式命名，如老子书称《老子》、墨子书称《墨子》之类；也有以作者姓名命名的，如《李克》；以号命名的，如《商君》；以字加子命名的，如《子思子》；以姓名加子命名的，如《韩非子》《公孙龙子》等。以上几种命名情况都与作者的姓、氏、名、字、号有相应的关联，让人一看书名即推知作者。当然，也有例外。老子五千言既称《老子》又称《道德经》，一书两名，这和翟灏、赵纪彬所说的《论语》《孔子》同为一书的情况类似，而命名方式又有差别：《道德经》是根据书的上下部分“道经”“德经”合在一起命名的，《论语》是根据编纂者分析梳理“弟子各有所记”使其整齐有条理的工作命名的。
《论语》取材于孔子弟子的随侍见闻记录。弟子各有所记，汇集起来数量相当可观，据说有“数十百篇”之多。后来，这“数十百篇”的原始记录，由于某些今人不得详知的原因，形成了若干个不同的文本，以篇或书的形式流传于世，只是这些篇或书的名称不可详考而已。
到了汉代，早先的原始《论语》演变成几个大致固定的传本，广为人知的有《齐论》《鲁论》《古论》，鲜为人知的是《河间论》。《河间论》发现于河间献王刘德征收的民间藏书。这几个传本当时各有其名，刘向、王充、班固有时指其简称，如《论》《齐》《齐论》《鲁》《鲁论》《古论》《河间》等；有时言其全称，如《论语》《鲁论语》《齐论语》之类。除此以外，《论语》还有别名，被研究者经常提及的有《经》《传》《语》《记》四种；这四种别名能否成立，还要做些具体考察与分析。
检索战国至两汉文献，以“经”“传”“语”“记”的名义引用的名言名句，其例达数百处；其中，以“经”的名义引用的，出自《尚书》《诗经》《春秋》《周易》《论语》等；以“传”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老子》《孟子》《荀子》《孝经》《公羊传》等；以“语”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尚书》《孟子》《慎子》《黄帝四经》等；以“记”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礼记》《管子》《史记》《三略》等。古人对于“经”“传”“语”“记”的区分不是十分严格，经常混用，两汉文献引用《论语》语句，分别称“《经》曰”“《语》曰”“《传》曰”“《记》曰”，就出现了混用的现象。这种现象足以证明“经”“传”“语”“记”不是《论语》一书专用的别名，而是若干经、子、史一类的典籍共用的别名。就共名而言，认为《论语》在汉代有《经》《传》《语》《记》的别名，自然可以成立，因为《论语》毕竟分享了这些共名；而从严格区分共名与专名的意义上说，认为《论语》在汉代并无《经》《传》《语》《记》的别名，亦有理可据，因为《论语》并没有独享这些专名。在这里，做全面的、综合的考察分析，不做攻其一点、不顾其余的简单化处理，是十分必要的。
（撰文：姜燕；来自：《光明日报》）https://t.cn/A6XGCodq
第一次坐这种大客机，双通道的三排客机真的太舒服了。尤其是窗边位置体验感max，上厕所都不用再有太大的心理负担了。平时坐的机型还得穿过两个人[泪]看着这坐出专机感觉的大飞机我猜我的航班被取消三次的原因估计是人不够吧。全部整合到两个航班上空座率还是很高，我值机晚选的后排我简直一人独享一大排，舒服舒服。行李架也只有我一个人的行李，最后下机都不用挤着拿行李了。开心吼～
#窦文涛一人独享崔健线上演唱会现场##崔健线上演唱会凌晨结束返场加唱3首# 崔健“继续撒点野”首场视频号线上演唱会从15日晚九点开始举行，持续到接近16日零点。神秘嘉宾赵牧阳与崔健合作了演唱会节目单上的最后一首歌《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野》，期间观众在弹幕上打出了“安可”“不要结束”“老崔再来几首”。
演唱完之后，崔健带领所有乐手一起谢幕，一起走下舞台，回到后台乐队休息室。同时屏幕上出现了“不要离开后面更精彩“的字幕。
随后主持人窦文涛亮相，与崔健开启对谈，聊崔健的音乐和与摇滚有关的故事。期间观演人数突破四千万，点赞数超一亿。之后崔健返场加唱了《寂寞象是一团烈火》《解决》《超越那一天》三首歌。（北青报 寿鹏寰）
演唱完之后，崔健带领所有乐手一起谢幕，一起走下舞台，回到后台乐队休息室。同时屏幕上出现了“不要离开后面更精彩“的字幕。
随后主持人窦文涛亮相，与崔健开启对谈，聊崔健的音乐和与摇滚有关的故事。期间观演人数突破四千万，点赞数超一亿。之后崔健返场加唱了《寂寞象是一团烈火》《解决》《超越那一天》三首歌。（北青报 寿鹏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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