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走了。
接到病危通知时哥哥跟我说，妈妈等不到你隔离三周后出来了。那之后母亲在生不如死的折磨中坚持了一个礼拜，也许她在等我，这个想法让我悲痛欲绝。
最后的日子哥哥昼夜陪着母亲一起煎熬，几乎没有睡觉。我在大洋的另一边无能为力，我能看见死神穿着黑色斗篷的身影，坐在母亲的床边，我也好想去坐在她的床边，拉住她的手。
此生第一个爱我的，也是我第一个爱的人在水深火热中受难，我却没有在她身边。人怎么可能从这样的遗憾中走出来？
母亲在今年二月被确诊为淋巴癌，我于大年三十傍晚赶到上海。五月底我离开的时候，她挺过了化疗，病情好转了不少。中秋节母亲还跟几位老同学们聚了会，照片上她笑容满面。但到九月底她又因严重感染和轻度心衰入院，我在十月初再次飞回上海。万万没想到我刚离开她三周，她就走了。
最后一次跟母亲一起，我们并排坐在病房里，我在用手机匆匆忙忙给人回邮件，余光里，我感觉母亲在看着我，就跟她说，这是工作，我马上就好了。她开始轻轻拍我的腿，好像在安抚我，唱起一首摇篮曲：“睡吧，小宝贝，你的啊妈妈就在身边，梦中你会得到礼物，糖啊饼干啊随你挑选，等你睡了，我就带你去到天宫……” ，她拍我的手因风湿关节炎变了形，却仍然那么温柔，我眼睛湿润了，情不自禁放下手机跟她一起哼唱。这是我记忆中的第一首歌，我大概三岁，躺在父母的床上，昏暗的光线里母亲的轮廓模模糊糊，只有她的温度、气息和轻柔的歌声在回旋…… 那令人迷幻的时刻，是我最早的对美的体验。
另一个儿时的幸福记忆是母亲为我挖耳朵。我们坐在大床上，母亲附在我的身边，一只手轻轻把我耳朵拉高，另一只手用一把竹子的耳耙子全神贯注地掏。她的动作很轻，弄得我很痒，但是我无比享受那些时刻她给我的百分之一百的关注。
后来文革开始了，母亲变得忧伤，走过我的时候好像没有看到我。见她这样，我也会忧伤起来。偶尔母亲在快乐些的时候，会为我和哥哥剪纸、叠纸工、做动画。她会从本子上撕下一张纸，折叠以后用剪刀剪，再打开时就出现一长串牵着手的小人，接着她教我们为小人画脸、上色；她会用纸叠出层出不穷的飞禽走兽、桌子椅子、房子小船，再把它们编成奇妙的童话故事；她还会让我和哥哥把本子裁成一厚叠2寸的方块纸，她在每一张上画上一个男孩和一只皮球，然后拿起那叠纸，用拇指跟洗牌那样拨弄，一个孩子在拍皮球的动画就奇迹般地出现了。
一位母亲过去的同学和同事告诉我，你妈妈最突出的是她的想象力，她的创造性思维。她一分配到教研组就把“传出神经系统药理”编成一本剧本，跟另外一位同学合作拍了一部动画片。因为拍得好，所以后来在全中国使用。也许我长大后对用声画讲故事的兴趣，就是母亲从小在我心灵里播下的种子。
我和哥哥都喜欢跟母亲聊天，不在一起的时候常跟她煲电话粥。她会跟我讲正在弹的曲子或者阅读的书籍。母亲的阅读范围很广，中文、英文的书都读得很多——从医学文献到畅销小说，无奇不有。父母家中，有两面墙都是书架。她七十八、九岁的时候，读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感到震惊和兴奋，在电话里感叹道，我从来没有想过一本书能够这样写人的本质，这样写欲望，人真是一个悲剧动物啊。我听了哑口无言，同时也觉得骄傲——不是每个人的老妈读完《洛丽塔》都会有这样精辟的反应的。慢慢的，随着母亲失忆症的加深，我们的电话就越打越短，她一听到我的声音就问，你几时回来啊？聊了几句后她又会问，你几时回来啊？
母亲非常期待看见我，尤其是在她住院的时期。但是我在病房陪她的时候，她常说，你很忙的，快走吧，不要在这里把时间都浪费掉了。我会说，我就是来陪你的，没有工作。她又会突然为我担心，说，怎么会没有工作了呢？没有工作你怎么办？母亲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在为孩子着想。有一次，父亲交完一笔昂贵的治疗费用后，说起他在用哥哥的钱付日常生活费，本来神志恍惚的母亲突然睁开眼睛，严厉地说，你怎么可以用陈川的钱？我不要治病了，这样治疗一点意义也没有。父亲说，这是暂时的，我去了银行就会还给他的。她这才放心。
大约从八年前开始，母亲渐渐失忆，我就觉得在渐渐地失去她。人其实就是记忆和时间，这两样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我们吃喝拉撒睡，供养着躯体，让记忆和时间有落脚的地方。老年性失忆是没得治的，我唯有多抽空回去探望她。母亲过85生日那天，我和哥哥都在上海陪她。我们知道她最喜欢唱苏联和美国的老歌，就在手机里放了音乐让她唱。母亲乐感很好，有一副美丽的歌喉，85岁仍然音准，英文和俄文的发音也字正腔圆。午饭的时候，她完全忘记了上午唱歌的事，但是那天她一直哼着那些调子，非常快乐。也许记忆里最后消失的就是感情和音乐。
音乐是母亲与记忆之间的纽带，只要有力气的时候她就不停地唱，二十年代的爱尔兰民歌、三四十年代的中美流行歌、五十年代的苏联歌、六七十年代的中国革命歌曲，她轮番唱。让我联想到美国电影里看到的，那些路边咖啡店、酒吧或者台球室里的老式点唱机，你投一枚硬币选一首歌，它就开始唱。有几次她跟我说，这支歌你会的，我们一起唱。我说，还是你唱我欣赏吧，我走音，太难听了。她说，这样正好，我们双重唱好了。她是个有幽默感的人。
我手机里面存有上百条母亲唱歌弹琴的录像。也许我一直在下意识地企图留住她，或者在为终将的失去做心理准备。
我打开母亲15年前钢琴演奏的录像，那是东方电视台《精彩老朋友》转播的一场钢琴比赛，评委是孔祥东，刘诗昆，陈刚，石叔诚和苏彬。初赛时母亲弹了《夜莺》，总分为99.256，决赛时她弹了《圣母颂》，总分为98.866，得了老年组的第一名。母亲没有为任何人表演，就跟在家里弹琴那样认真和虔诚，只为了自己和上帝，为了欣喜和净化。观众的掌声突然把她拉回现场，评委给分时她腼腆地笑了。那是我十分熟悉的表情，每次我夸奖她唱的好或者弹得好，她都会这样脸红地笑。最近有人问我对正在流行的“少女感”一词有什么想法，人们是指皮肤的光洁和皮下的胶原蛋白，可我一听到那个词，马上想到母亲，她那不可腐蚀的纯洁和真，比我见过的许多少女都更有“少女感”。
我为了了解母亲的失忆症，买了一本哥伦比亚大学脑神经专家写的《错乱的头脑》，我从书里得知母亲的失忆是大脑海马体的萎缩，而人的情绪产生于杏仁核——大脑的另一个部位部位。但是我更愿意想象，爱和音乐是储存在海马体、杏仁核以外的一个神秘地带，跟灵魂和梦在一起。我更愿想象母亲去了那个美丽的维度……
……近近远远的记忆围绕着我，像无数个萤火虫在黑夜里闪烁，每一只都是母亲的灵魂。
眼泪这么滚烫，文字这么苍白。
接到病危通知时哥哥跟我说，妈妈等不到你隔离三周后出来了。那之后母亲在生不如死的折磨中坚持了一个礼拜，也许她在等我，这个想法让我悲痛欲绝。
最后的日子哥哥昼夜陪着母亲一起煎熬，几乎没有睡觉。我在大洋的另一边无能为力，我能看见死神穿着黑色斗篷的身影，坐在母亲的床边，我也好想去坐在她的床边，拉住她的手。
此生第一个爱我的，也是我第一个爱的人在水深火热中受难，我却没有在她身边。人怎么可能从这样的遗憾中走出来？
母亲在今年二月被确诊为淋巴癌，我于大年三十傍晚赶到上海。五月底我离开的时候，她挺过了化疗，病情好转了不少。中秋节母亲还跟几位老同学们聚了会，照片上她笑容满面。但到九月底她又因严重感染和轻度心衰入院，我在十月初再次飞回上海。万万没想到我刚离开她三周，她就走了。
最后一次跟母亲一起，我们并排坐在病房里，我在用手机匆匆忙忙给人回邮件，余光里，我感觉母亲在看着我，就跟她说，这是工作，我马上就好了。她开始轻轻拍我的腿，好像在安抚我，唱起一首摇篮曲：“睡吧，小宝贝，你的啊妈妈就在身边，梦中你会得到礼物，糖啊饼干啊随你挑选，等你睡了，我就带你去到天宫……” ，她拍我的手因风湿关节炎变了形，却仍然那么温柔，我眼睛湿润了，情不自禁放下手机跟她一起哼唱。这是我记忆中的第一首歌，我大概三岁，躺在父母的床上，昏暗的光线里母亲的轮廓模模糊糊，只有她的温度、气息和轻柔的歌声在回旋…… 那令人迷幻的时刻，是我最早的对美的体验。
另一个儿时的幸福记忆是母亲为我挖耳朵。我们坐在大床上，母亲附在我的身边，一只手轻轻把我耳朵拉高，另一只手用一把竹子的耳耙子全神贯注地掏。她的动作很轻，弄得我很痒，但是我无比享受那些时刻她给我的百分之一百的关注。
后来文革开始了，母亲变得忧伤，走过我的时候好像没有看到我。见她这样，我也会忧伤起来。偶尔母亲在快乐些的时候，会为我和哥哥剪纸、叠纸工、做动画。她会从本子上撕下一张纸，折叠以后用剪刀剪，再打开时就出现一长串牵着手的小人，接着她教我们为小人画脸、上色；她会用纸叠出层出不穷的飞禽走兽、桌子椅子、房子小船，再把它们编成奇妙的童话故事；她还会让我和哥哥把本子裁成一厚叠2寸的方块纸，她在每一张上画上一个男孩和一只皮球，然后拿起那叠纸，用拇指跟洗牌那样拨弄，一个孩子在拍皮球的动画就奇迹般地出现了。
一位母亲过去的同学和同事告诉我，你妈妈最突出的是她的想象力，她的创造性思维。她一分配到教研组就把“传出神经系统药理”编成一本剧本，跟另外一位同学合作拍了一部动画片。因为拍得好，所以后来在全中国使用。也许我长大后对用声画讲故事的兴趣，就是母亲从小在我心灵里播下的种子。
我和哥哥都喜欢跟母亲聊天，不在一起的时候常跟她煲电话粥。她会跟我讲正在弹的曲子或者阅读的书籍。母亲的阅读范围很广，中文、英文的书都读得很多——从医学文献到畅销小说，无奇不有。父母家中，有两面墙都是书架。她七十八、九岁的时候，读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感到震惊和兴奋，在电话里感叹道，我从来没有想过一本书能够这样写人的本质，这样写欲望，人真是一个悲剧动物啊。我听了哑口无言，同时也觉得骄傲——不是每个人的老妈读完《洛丽塔》都会有这样精辟的反应的。慢慢的，随着母亲失忆症的加深，我们的电话就越打越短，她一听到我的声音就问，你几时回来啊？聊了几句后她又会问，你几时回来啊？
母亲非常期待看见我，尤其是在她住院的时期。但是我在病房陪她的时候，她常说，你很忙的，快走吧，不要在这里把时间都浪费掉了。我会说，我就是来陪你的，没有工作。她又会突然为我担心，说，怎么会没有工作了呢？没有工作你怎么办？母亲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在为孩子着想。有一次，父亲交完一笔昂贵的治疗费用后，说起他在用哥哥的钱付日常生活费，本来神志恍惚的母亲突然睁开眼睛，严厉地说，你怎么可以用陈川的钱？我不要治病了，这样治疗一点意义也没有。父亲说，这是暂时的，我去了银行就会还给他的。她这才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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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母亲与记忆之间的纽带，只要有力气的时候她就不停地唱，二十年代的爱尔兰民歌、三四十年代的中美流行歌、五十年代的苏联歌、六七十年代的中国革命歌曲，她轮番唱。让我联想到美国电影里看到的，那些路边咖啡店、酒吧或者台球室里的老式点唱机，你投一枚硬币选一首歌，它就开始唱。有几次她跟我说，这支歌你会的，我们一起唱。我说，还是你唱我欣赏吧，我走音，太难听了。她说，这样正好，我们双重唱好了。她是个有幽默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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