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时深度|从瘟疫噩梦到德堡疑云，美国为何对生物武器如此“迷恋”？】#美国为何对生物武器如此迷恋# 编者的话：美国在俄乌爆发军事冲突前煽风点火。眼见火起，华盛顿一边火上浇油，一边尽量远离“火场”，生怕烧到自己。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还是有一颗火星溅到美国身上，烧出一个大洞，引得大家纷纷围过来往洞里瞧，想搞清楚美国人到底在遮掩什么。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乌克兰在美国军方的指导和支持下开展军事生物计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中方呼吁美国开放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合理要求不会被美国所接受，因为美国推动生物武器的研制、试验、开发和大规模使用，已有近百年时间了。在这段时间里，美国对这种武器的认知在持续加深。我们只有理清美国对生物武器深度认知的过程，才能透过纷纷杂杂的事件以及真真假假的信息，看清华盛顿的底层逻辑，明白美国“欲罢不能”的根本原因。
瘟疫的“可怕”与“可用”
在人类历史上，如果有一个恐怖排行榜的话，居于榜首的肯定是瘟疫。1346年，可怕的鼠疫在现在的乌克兰境内暴发，外逃的人们把这个“死神”带到了西西里岛，之后扩散到整个欧洲大陆。在短短5年时间里，第一波鼠疫就杀死了欧洲1/3到1/2的人口。其实，早在这场大灾难发生1000多年前，强大的罗马帝国就曾经5次被鼠疫攻击。这种可怕的瘟疫不仅严重削弱了罗马帝国，而且击碎了东罗马帝国的复兴之梦。另一种可怕的瘟疫就是天花。15世纪末，当欧洲殖民者登上美洲新大陆的时候，他们带去了这种最致命的“武器”。为什么当时几百名西班牙殖民者能够征服有2500万人口的阿兹台克帝国（现墨西哥）呢？因为阿兹台克人俘虏的一名西班牙士兵染上了天花。之后10年内，阿兹台克人口减少到650万人，生存者也丧失了斗志，一个强大的帝国就此消亡。
瘟疫无疑是人类的噩梦，但如何解梦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人类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不断去追求光明；另一个是研究可怕瘟疫的“可用”之处，一步步走向黑暗。瘟疫是可怕的，它对人类的攻击是无差别的，就像发动一场“全民战争”，而故意传播瘟疫的人则是全民公敌。从古至今，无论是瘟疫的传播者，还是生物武器的研发者，都在自己的脑门上深深地刻下两个字——绝密。在二战中，美国军方保密级别最高的工程有两项，一个是研制核武器的“曼哈顿计划”，另一个就是美军化学作战部特别计划处推动的生物武器工程。两个工程在人员上绝不允许交织，相关人员也不允许离开美国。
美国与生物武器：从“相知”“相恋”到“结婚”“生子”
1944年，英国制定了一个绝密轰炸计划，打算派遣重型轰炸机群携带4万多枚特制炸弹，重点轰炸包括柏林、汉堡等在内的6座德国城市。这些炸弹每枚都包括106颗重1.8公斤的“炭疽弹”。据计算，这400多万颗“炭疽弹”能杀死300万德国平民。轰炸过后，被炸过的地方将成为人类禁区。与此同时，英军还打算向德国空投几百万个“炭疽牛肉饼”。这些饼并不是牛肉做的，而是牛非常喜欢吃的亚麻籽饼。英方组织女工往这些饼中注入炭疽热孢子，这种病菌会导致牛大量死亡，并使人类患上炭疽病。肉牛和奶牛的“消亡”将直接影响德国军队和百姓的食品供应。
以上这些计划最终因过于残酷以及盟军已在战场上掌握主动权而没有付诸实施。不过，这种“炭疽弹”已经被大量生产出来。它的诞生地是美国印第安纳州维哥县的一家兵工厂。之所以英国要与美国合作，是因为生物武器的大规模研发、试验、储存和生产，需要有强大的工业实力作为后盾，美国很符合要求，而且愿意参与其中。
以上这些历史告诉我们，美国的生物武器计划始于欧洲的“需求”。生物武器研制真正上升到国家层面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法国首开其端，英美等国紧随其后。这些国家之所以对生物武器研发“趋之若鹜”，是因为这些武器与化学武器一样，能在不摧毁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对敌方进行大规模杀伤，同时保存自己的实力。与化学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比，生物武器有几个特点更受重视：一是全面无差别杀伤，而且以针对平民为主，可以削弱敌国的参战能力；二是使用更加隐蔽，很容易被认为是战争期间“正常”的疫情暴发；三是防护困难；四是技术门槛相对低，成本要求也不高，而且杀伤力并不弱。
在二战中，英国认为德国可能用轰炸机对英发动生物战，因此大力开发生物武器，以随时对德国进行报复，而向英国提供“弹药”的重任就落在了美国身上。1943年，美军的化学作战部组建了高度保密的特别计划处，这个机构以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的德特里克营为中心，而德特里克营就是后来在生物武器方面“驰名全球”的德特里克堡。特别计划处建立后，甚至在美国军队内部都高度保密，相关技术人员直接听命于化学作战部官员和华盛顿。美国当时的态度是不在战场上首先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但生产大量的化学战剂和生物弹药提供给英国。为此，化学作战部把位于维哥县的一家兵工厂作为秘密试验和生产的据点。据点中有铁路专线，有1.8万平方米的爆炸试验场地，有46个弹药库和３个大型地下储藏设施，还有厂房和上千人的兵营。美军在这里大量生产炭疽孢子、特制炸弹和炸弹填充物。德特里克营则于1944年开办生物战学校，这所学校培养的大批军官被派往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在更大的范围内，特别计划处与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很多美国名校进行科研合作。
到二战结束前，美国在生物武器研发方面投入的资金达到了恐怖的4亿美元，而耗资巨大的原子弹项目只是它的5倍。在日本快要投降时，美国计划终止特别计划处的工作，将战时形成的生产力逐渐转向和平用途，但当时的美军作战部部长斯蒂姆逊下令，生物战的研究活动不能停。这才有了后来美国为臭名昭著的日军731部队军官提供庇护的丑闻，以及在朝鲜战场上对中朝军队使用生物武器的事件。
冷战的到来彻底改变了美国对生物武器的态度。生物战构想达到顶峰，因为美方希望生物武器的攻击力达到核武器级别，或者在使用核弹之后，马上使用生物武器，以彻底摧毁对方的军事目标和人们的抵抗意志。此外，在冷战两大阵营进行高度紧张的军事对峙情况下，使用生物武器“不着痕迹”的特点受到重视。事实上，美国一直在“生化并举”，不仅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生物武器，也在越南战争中用过脱叶剂和针对农作物的抑制剂。古巴导弹危机发生时，美军做好了播撒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的准备。
虽然美国在暗中干得很欢，但生物和化学武器始终是不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1969年，美国媒体曝光了曾被掩盖的生化武器事故，美国国内哗然，而美军在越南使用化学武器也受到国际谴责。美苏之间开始筹备军控谈判。在各方压力下，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69年11月25日发表讲话，宣布美国放弃生物武器，并限制化学武器的生产。然而，所谓的“放弃”是指美国将生物武器的研发限定在防卫范畴内。后来，美国认为苏联是一个生物武器领域的庞然大物，所以华盛顿有意模糊防卫和进攻之间的区别，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始终没有放弃相关研发。
美国版“生化危机”为何“生生不息”
1991年，苏联轰然倒塌。之后，美国国防部国防减灾局制定了一项旨在销毁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核武器、化学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其中就包括“减少生物威胁计划”。与此同时，美国军方乘虚而入，以防止生物威胁为幌子“猎取”苏联生物武器专家和技术，并对苏联遗留在独联体各国的生物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建立高级别防护的生物实验室，同时还获得苏联在生物武器领域的许多研究成果。
最大对手“突然死亡”，美国人本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但很快笑容就从他们的脸上消失了。因为美国人发现，一个苏联倒下去，还有更多敌人冒出来。巴尔干、中东和非洲的战乱国家、各种极端组织，甚至一些个人，从国际市场上获得大国研制的非常规武器都变得更容易了。如果说核武器门槛较高、化学武器打击能力有限的话，那么生物武器不仅“易得”，而且“好用”，因为它针对的是没有防护能力的平民。
冷战结束后的前十年，美国的目光紧紧盯着几个反美国家。转折点是2001年的“9·11”事件，在恐怖分子劫持飞机发起自杀式袭击后，出现了大规模的炭疽邮件攻击。当时，数百人接触到了炭疽孢子。在此之前，美国在执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方面已经有所后退，此后更是态度消极。它在国内建立强大民防系统的同时，在国际上大量部署由军方控制的生物实验室。美国人意识到，能威胁到美国的生物武器，如果与美国的强大科技和军事实力“嫁接”，一定能成为自己手中的撒手锏。
纵观美国历史，从建国到现在，240多年只有16年没打仗。这充分说明，美国人才是名副其实的“战斗民族”。中国明代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王守仁也就是王阳明说过一句名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美国就是典型的“心贼太盛”、贪欲横行。美国脑海中有太多的敌人，只要有敌人在，华盛顿对生物武器的“迷恋”就不会停止。（《环球时报》3月22日7版文章，作者： 李 剑）
瘟疫的“可怕”与“可用”
在人类历史上，如果有一个恐怖排行榜的话，居于榜首的肯定是瘟疫。1346年，可怕的鼠疫在现在的乌克兰境内暴发，外逃的人们把这个“死神”带到了西西里岛，之后扩散到整个欧洲大陆。在短短5年时间里，第一波鼠疫就杀死了欧洲1/3到1/2的人口。其实，早在这场大灾难发生1000多年前，强大的罗马帝国就曾经5次被鼠疫攻击。这种可怕的瘟疫不仅严重削弱了罗马帝国，而且击碎了东罗马帝国的复兴之梦。另一种可怕的瘟疫就是天花。15世纪末，当欧洲殖民者登上美洲新大陆的时候，他们带去了这种最致命的“武器”。为什么当时几百名西班牙殖民者能够征服有2500万人口的阿兹台克帝国（现墨西哥）呢？因为阿兹台克人俘虏的一名西班牙士兵染上了天花。之后10年内，阿兹台克人口减少到650万人，生存者也丧失了斗志，一个强大的帝国就此消亡。
瘟疫无疑是人类的噩梦，但如何解梦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人类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不断去追求光明；另一个是研究可怕瘟疫的“可用”之处，一步步走向黑暗。瘟疫是可怕的，它对人类的攻击是无差别的，就像发动一场“全民战争”，而故意传播瘟疫的人则是全民公敌。从古至今，无论是瘟疫的传播者，还是生物武器的研发者，都在自己的脑门上深深地刻下两个字——绝密。在二战中，美国军方保密级别最高的工程有两项，一个是研制核武器的“曼哈顿计划”，另一个就是美军化学作战部特别计划处推动的生物武器工程。两个工程在人员上绝不允许交织，相关人员也不允许离开美国。
美国与生物武器：从“相知”“相恋”到“结婚”“生子”
1944年，英国制定了一个绝密轰炸计划，打算派遣重型轰炸机群携带4万多枚特制炸弹，重点轰炸包括柏林、汉堡等在内的6座德国城市。这些炸弹每枚都包括106颗重1.8公斤的“炭疽弹”。据计算，这400多万颗“炭疽弹”能杀死300万德国平民。轰炸过后，被炸过的地方将成为人类禁区。与此同时，英军还打算向德国空投几百万个“炭疽牛肉饼”。这些饼并不是牛肉做的，而是牛非常喜欢吃的亚麻籽饼。英方组织女工往这些饼中注入炭疽热孢子，这种病菌会导致牛大量死亡，并使人类患上炭疽病。肉牛和奶牛的“消亡”将直接影响德国军队和百姓的食品供应。
以上这些计划最终因过于残酷以及盟军已在战场上掌握主动权而没有付诸实施。不过，这种“炭疽弹”已经被大量生产出来。它的诞生地是美国印第安纳州维哥县的一家兵工厂。之所以英国要与美国合作，是因为生物武器的大规模研发、试验、储存和生产，需要有强大的工业实力作为后盾，美国很符合要求，而且愿意参与其中。
以上这些历史告诉我们，美国的生物武器计划始于欧洲的“需求”。生物武器研制真正上升到国家层面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法国首开其端，英美等国紧随其后。这些国家之所以对生物武器研发“趋之若鹜”，是因为这些武器与化学武器一样，能在不摧毁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对敌方进行大规模杀伤，同时保存自己的实力。与化学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比，生物武器有几个特点更受重视：一是全面无差别杀伤，而且以针对平民为主，可以削弱敌国的参战能力；二是使用更加隐蔽，很容易被认为是战争期间“正常”的疫情暴发；三是防护困难；四是技术门槛相对低，成本要求也不高，而且杀伤力并不弱。
在二战中，英国认为德国可能用轰炸机对英发动生物战，因此大力开发生物武器，以随时对德国进行报复，而向英国提供“弹药”的重任就落在了美国身上。1943年，美军的化学作战部组建了高度保密的特别计划处，这个机构以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的德特里克营为中心，而德特里克营就是后来在生物武器方面“驰名全球”的德特里克堡。特别计划处建立后，甚至在美国军队内部都高度保密，相关技术人员直接听命于化学作战部官员和华盛顿。美国当时的态度是不在战场上首先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但生产大量的化学战剂和生物弹药提供给英国。为此，化学作战部把位于维哥县的一家兵工厂作为秘密试验和生产的据点。据点中有铁路专线，有1.8万平方米的爆炸试验场地，有46个弹药库和３个大型地下储藏设施，还有厂房和上千人的兵营。美军在这里大量生产炭疽孢子、特制炸弹和炸弹填充物。德特里克营则于1944年开办生物战学校，这所学校培养的大批军官被派往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在更大的范围内，特别计划处与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很多美国名校进行科研合作。
到二战结束前，美国在生物武器研发方面投入的资金达到了恐怖的4亿美元，而耗资巨大的原子弹项目只是它的5倍。在日本快要投降时，美国计划终止特别计划处的工作，将战时形成的生产力逐渐转向和平用途，但当时的美军作战部部长斯蒂姆逊下令，生物战的研究活动不能停。这才有了后来美国为臭名昭著的日军731部队军官提供庇护的丑闻，以及在朝鲜战场上对中朝军队使用生物武器的事件。
冷战的到来彻底改变了美国对生物武器的态度。生物战构想达到顶峰，因为美方希望生物武器的攻击力达到核武器级别，或者在使用核弹之后，马上使用生物武器，以彻底摧毁对方的军事目标和人们的抵抗意志。此外，在冷战两大阵营进行高度紧张的军事对峙情况下，使用生物武器“不着痕迹”的特点受到重视。事实上，美国一直在“生化并举”，不仅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生物武器，也在越南战争中用过脱叶剂和针对农作物的抑制剂。古巴导弹危机发生时，美军做好了播撒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的准备。
虽然美国在暗中干得很欢，但生物和化学武器始终是不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1969年，美国媒体曝光了曾被掩盖的生化武器事故，美国国内哗然，而美军在越南使用化学武器也受到国际谴责。美苏之间开始筹备军控谈判。在各方压力下，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69年11月25日发表讲话，宣布美国放弃生物武器，并限制化学武器的生产。然而，所谓的“放弃”是指美国将生物武器的研发限定在防卫范畴内。后来，美国认为苏联是一个生物武器领域的庞然大物，所以华盛顿有意模糊防卫和进攻之间的区别，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始终没有放弃相关研发。
美国版“生化危机”为何“生生不息”
1991年，苏联轰然倒塌。之后，美国国防部国防减灾局制定了一项旨在销毁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核武器、化学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其中就包括“减少生物威胁计划”。与此同时，美国军方乘虚而入，以防止生物威胁为幌子“猎取”苏联生物武器专家和技术，并对苏联遗留在独联体各国的生物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建立高级别防护的生物实验室，同时还获得苏联在生物武器领域的许多研究成果。
最大对手“突然死亡”，美国人本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但很快笑容就从他们的脸上消失了。因为美国人发现，一个苏联倒下去，还有更多敌人冒出来。巴尔干、中东和非洲的战乱国家、各种极端组织，甚至一些个人，从国际市场上获得大国研制的非常规武器都变得更容易了。如果说核武器门槛较高、化学武器打击能力有限的话，那么生物武器不仅“易得”，而且“好用”，因为它针对的是没有防护能力的平民。
冷战结束后的前十年，美国的目光紧紧盯着几个反美国家。转折点是2001年的“9·11”事件，在恐怖分子劫持飞机发起自杀式袭击后，出现了大规模的炭疽邮件攻击。当时，数百人接触到了炭疽孢子。在此之前，美国在执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方面已经有所后退，此后更是态度消极。它在国内建立强大民防系统的同时，在国际上大量部署由军方控制的生物实验室。美国人意识到，能威胁到美国的生物武器，如果与美国的强大科技和军事实力“嫁接”，一定能成为自己手中的撒手锏。
纵观美国历史，从建国到现在，240多年只有16年没打仗。这充分说明，美国人才是名副其实的“战斗民族”。中国明代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王守仁也就是王阳明说过一句名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美国就是典型的“心贼太盛”、贪欲横行。美国脑海中有太多的敌人，只要有敌人在，华盛顿对生物武器的“迷恋”就不会停止。（《环球时报》3月22日7版文章，作者： 李 剑）
韩寒是作家，也是导演。透过他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浓烈的作者性：有点反叛，有点恣意，有点犀利，还有点柔情与哀伤。
这种作者性，决定了他作品的与众不同。所以，对整个春节档来说，他创作的作品，既是“异类”，也是独一份的存在。
从2014年的《后会无期》到2017年的《乘风破浪》，再到2019年的《飞驰人生》以及当下热映的《四海》，这些韩寒电影，都取得了不错的票房反馈。这种反馈，主要得益于他能与年轻人产生的深切共鸣。
从80后到00后，他的作品影响了几代人的青春成长。每每问世，都渗透着一种强有力的青春共鸣，让人从心底里喝彩：那个懂我的人，终于又来了！
《四海》和前三部作品一样，也保留了一些“韩寒制造”的特色风格，形散而神不散。全片用一场突发事件划分为两个部分。前半段是小镇生活，男主在“良师益友”的陪伴下飞速成长，感受了亲情，收获了友情，经历了爱情。
后半段是都市打拼，男主第一次离开家乡，带着各种局促情绪来到广州，觉得生活就像逐浪之水，一眼望不到尽头，哪怕是意义极大的“飞珠江”，到头来，也是“做了跟没做一样”。
片中填充了很多观众熟悉的韩寒式元素，比如漂泊旅人、赛车元素、幽默金句、拧巴的父爱、独特的取景地等等。
韩寒电影里的故事，总是发生在相对疏离的小世界，主角与外部世界格格不入。《后会无期》里是东极岛，《乘风破浪》里是亭林镇，《飞驰人生》里是上海郊区，《四海》里是南澳岛。小镇既代表了怀旧，也代表了单纯的理想主义。因为足够遥远，所以更加自我。
提起韩寒的电影，最必不可少的就是赛车元素。曾是职业赛车手的他，把自己对赛车的痴迷与热爱，全部投入到了电影中。《后会无期》中有说走就走的自驾游，《乘风破浪》中有赛车手的奇妙历险，《飞驰人生》中有有去无回的越野拉力赛。
“车”这个道具，总是韩寒电影里的重要意象，与流浪、速度、自由相勾连，为主人公的人生旅程提供重要的扭转契机。
这次，在《四海》里，韩寒将四轮汽车变成了两轮摩托车。这个转变乍一看没什么大不了，其实其中蕴含的深意，是需要细品的——汽车是城市象征，摩托是小镇象征。
男主骑着摩托在小镇横冲直撞，但一到广州，他就被“禁摩”了。摩托被人拉走，收缴上去，在院子里蒙尘。而他自己，也成了笼中困兽，只能在笼子里表演摩托特技。这种生活落差，其实就是一种很直白的自由丧失。
韩寒的电影和他的小说一样，有着很强的幽默感。这种幽默并不是单纯的夸张或搞笑，而是一种文学气质的幽默，把你冷不丁地逗笑。
《四海》保持并延续了这种幽默。片中很多搞笑场景，都让人记忆犹新。比如，吴仁腾、吴仁耀父子名字上的谐音梗。比如，女主在海边骑摩托，陷进沙里出不来，问男主陷进去过吗，男主回了句“那没有，傻子才会陷进去”。结果，刚说完，就看到女主脸上的笑意慢慢褪去。
“陷进去”在这里，有一语双关之意，既指陷进沙里，又指陷进爱情。这种“一语双关式”的个人表达，保持了韩寒式幽默的一贯风格。
而沈腾的助阵，也给这部片子带来了如虎添翼的喜剧效果。“长在全国人民笑点”上的沈腾，和刘昊然组成了一对久别重逢的父子档。接触过程中，两人见招拆招的相处模式，看起来尤为吸睛。
片中有场戏，是父亲为了拉近父子距离，主动送给儿子一块手表。儿子看着手表logo，有些难以吃惊：ROLEX，劳力士？结果，父亲淡定作答：很接近，RELAX。这E呀，有点褪色了。前后一搭腔，喜感立马就出来了，让观众笑得前仰后合。
韩寒镜头下的父子，总有一种说不清的隔阂。他们愿意对彼此付出，但又不知道如何表达。
在拧巴的父子关系里，既有命运的无情捉弄，也有化不开的深爱。《四海》里的两父子，同样也是如此。吴仁腾缺席了儿子的成长岁月。
在儿子面前，他总是有意无意地流露出自己的不靠谱。但其实，在不靠谱之外，他还夹杂着一丝舐犊情深。他一直偷偷攒钱，想给儿子一些钱，以弥补他的长期缺席。
熟悉韩寒作品的观众会发现，他电影里的情感着墨，向来是诗意的，是云淡风轻的表达。
这种云淡风轻的个人表达，刚好契合了当下年轻人的心理状态：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孤独。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四海》其实是一部很孤独的电影。但韩寒希望，大家可以从这部电影里品出爱来，“孤独和爱并不冲突，希望大家看完，还是可以感受到爱”。
电影里的爱，都是用一些很具象的东西去呈现：爱是吴仁腾送给儿子的一块手表，是男主送给女主的一条项链，是男主未能成行的赶海之旅，也是女主给男主找回的摩托车。
这些点点滴滴，构成了这部电影最温暖、最浪漫的叙事内核。
从本质上来说，《四海》讲得还是一个追梦的故事。来到广州之后，男女主都在努力地实现梦想，实现自我价值。转动的车轮和飞扬的尘土，承载了他们的热爱与梦想。
只不过，韩寒这次置入了更为残酷的现实表达。他撇开了以往自说自话的个人叙事，兼顾了环境、阶层乃至时代对个体的碾压与撕裂。
这种创作变化，对观众们来说，显然是可喜的。这意味着，作为导演，韩寒已经跳出个人天地，去尝试个人风格之外的一些东西。哪怕这些东西，并不是他所擅长、所驾轻就熟的。私以为，就凭这一点，《四海》这部电影就已经很值得肯定。
这种尝试，刚好与韩寒在片中注入的思想相得益彰。《四海》的英文片名，是“Only Fools Rush In”，取自猫王的一首歌，翻译过来是“智者不入爱河，但我是个傻子”。很有几分“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的意思。
它意在告诉众人：无论戏里戏外，韩寒还是那个韩寒，还是无所畏惧，不被主流所规训，也不被框架所限制。他，只做独一无二的自己，做独一无二的春节档电影。
这是我们所向往的，也是我们所追求的。而韩寒，显然先行一步。
这种作者性，决定了他作品的与众不同。所以，对整个春节档来说，他创作的作品，既是“异类”，也是独一份的存在。
从2014年的《后会无期》到2017年的《乘风破浪》，再到2019年的《飞驰人生》以及当下热映的《四海》，这些韩寒电影，都取得了不错的票房反馈。这种反馈，主要得益于他能与年轻人产生的深切共鸣。
从80后到00后，他的作品影响了几代人的青春成长。每每问世，都渗透着一种强有力的青春共鸣，让人从心底里喝彩：那个懂我的人，终于又来了！
《四海》和前三部作品一样，也保留了一些“韩寒制造”的特色风格，形散而神不散。全片用一场突发事件划分为两个部分。前半段是小镇生活，男主在“良师益友”的陪伴下飞速成长，感受了亲情，收获了友情，经历了爱情。
后半段是都市打拼，男主第一次离开家乡，带着各种局促情绪来到广州，觉得生活就像逐浪之水，一眼望不到尽头，哪怕是意义极大的“飞珠江”，到头来，也是“做了跟没做一样”。
片中填充了很多观众熟悉的韩寒式元素，比如漂泊旅人、赛车元素、幽默金句、拧巴的父爱、独特的取景地等等。
韩寒电影里的故事，总是发生在相对疏离的小世界，主角与外部世界格格不入。《后会无期》里是东极岛，《乘风破浪》里是亭林镇，《飞驰人生》里是上海郊区，《四海》里是南澳岛。小镇既代表了怀旧，也代表了单纯的理想主义。因为足够遥远，所以更加自我。
提起韩寒的电影，最必不可少的就是赛车元素。曾是职业赛车手的他，把自己对赛车的痴迷与热爱，全部投入到了电影中。《后会无期》中有说走就走的自驾游，《乘风破浪》中有赛车手的奇妙历险，《飞驰人生》中有有去无回的越野拉力赛。
“车”这个道具，总是韩寒电影里的重要意象，与流浪、速度、自由相勾连，为主人公的人生旅程提供重要的扭转契机。
这次，在《四海》里，韩寒将四轮汽车变成了两轮摩托车。这个转变乍一看没什么大不了，其实其中蕴含的深意，是需要细品的——汽车是城市象征，摩托是小镇象征。
男主骑着摩托在小镇横冲直撞，但一到广州，他就被“禁摩”了。摩托被人拉走，收缴上去，在院子里蒙尘。而他自己，也成了笼中困兽，只能在笼子里表演摩托特技。这种生活落差，其实就是一种很直白的自由丧失。
韩寒的电影和他的小说一样，有着很强的幽默感。这种幽默并不是单纯的夸张或搞笑，而是一种文学气质的幽默，把你冷不丁地逗笑。
《四海》保持并延续了这种幽默。片中很多搞笑场景，都让人记忆犹新。比如，吴仁腾、吴仁耀父子名字上的谐音梗。比如，女主在海边骑摩托，陷进沙里出不来，问男主陷进去过吗，男主回了句“那没有，傻子才会陷进去”。结果，刚说完，就看到女主脸上的笑意慢慢褪去。
“陷进去”在这里，有一语双关之意，既指陷进沙里，又指陷进爱情。这种“一语双关式”的个人表达，保持了韩寒式幽默的一贯风格。
而沈腾的助阵，也给这部片子带来了如虎添翼的喜剧效果。“长在全国人民笑点”上的沈腾，和刘昊然组成了一对久别重逢的父子档。接触过程中，两人见招拆招的相处模式，看起来尤为吸睛。
片中有场戏，是父亲为了拉近父子距离，主动送给儿子一块手表。儿子看着手表logo，有些难以吃惊：ROLEX，劳力士？结果，父亲淡定作答：很接近，RELAX。这E呀，有点褪色了。前后一搭腔，喜感立马就出来了，让观众笑得前仰后合。
韩寒镜头下的父子，总有一种说不清的隔阂。他们愿意对彼此付出，但又不知道如何表达。
在拧巴的父子关系里，既有命运的无情捉弄，也有化不开的深爱。《四海》里的两父子，同样也是如此。吴仁腾缺席了儿子的成长岁月。
在儿子面前，他总是有意无意地流露出自己的不靠谱。但其实，在不靠谱之外，他还夹杂着一丝舐犊情深。他一直偷偷攒钱，想给儿子一些钱，以弥补他的长期缺席。
熟悉韩寒作品的观众会发现，他电影里的情感着墨，向来是诗意的，是云淡风轻的表达。
这种云淡风轻的个人表达，刚好契合了当下年轻人的心理状态：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孤独。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四海》其实是一部很孤独的电影。但韩寒希望，大家可以从这部电影里品出爱来，“孤独和爱并不冲突，希望大家看完，还是可以感受到爱”。
电影里的爱，都是用一些很具象的东西去呈现：爱是吴仁腾送给儿子的一块手表，是男主送给女主的一条项链，是男主未能成行的赶海之旅，也是女主给男主找回的摩托车。
这些点点滴滴，构成了这部电影最温暖、最浪漫的叙事内核。
从本质上来说，《四海》讲得还是一个追梦的故事。来到广州之后，男女主都在努力地实现梦想，实现自我价值。转动的车轮和飞扬的尘土，承载了他们的热爱与梦想。
只不过，韩寒这次置入了更为残酷的现实表达。他撇开了以往自说自话的个人叙事，兼顾了环境、阶层乃至时代对个体的碾压与撕裂。
这种创作变化，对观众们来说，显然是可喜的。这意味着，作为导演，韩寒已经跳出个人天地，去尝试个人风格之外的一些东西。哪怕这些东西，并不是他所擅长、所驾轻就熟的。私以为，就凭这一点，《四海》这部电影就已经很值得肯定。
这种尝试，刚好与韩寒在片中注入的思想相得益彰。《四海》的英文片名，是“Only Fools Rush In”，取自猫王的一首歌，翻译过来是“智者不入爱河，但我是个傻子”。很有几分“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的意思。
它意在告诉众人：无论戏里戏外，韩寒还是那个韩寒，还是无所畏惧，不被主流所规训，也不被框架所限制。他，只做独一无二的自己，做独一无二的春节档电影。
这是我们所向往的，也是我们所追求的。而韩寒，显然先行一步。
舍利子 ：
“ 神物 ”
还是
“ 化学结晶 ”？
笃信佛教的人认为舍利子是
“ 神物 ”，
不信佛教的人认为其只是
“ 化学结晶 ”。
真正的
“ 舍利子 ”，
无论其化学成分如何，
不可否认的是其具有重要的宗教文化意义。
佛舍利对于佛教徒来说，
除了能够起到
“ 慎终追远 ”的作用外，
还是释迦牟尼佛言教、
佛法精髓的象征。
佛教认为舍利子高僧得道的表现
“ 舍利子 ”
通常指佛教大师火葬之后遗留的珍珠状或水晶状的物质，
其形成被认为与修行者境界有关。
舍利子印度语叫做
“ 驮都 ”，
也叫
“ 设利罗 ”。
“ 舍利 ”的涵义
不仅是指佛教高僧的火化遗骨。
佛教经典
《 浴佛功德经 》中称为
“ 舍利 ”的有
“ 法颂舍利 ”和
“ 身骨舍利 ”，
“ 法颂舍利 ”
指释迦牟尼所说的佛教经典，
“ 身骨舍利 ”
指佛教祖师释迦牟尼佛，
圆寂火化后留下的遗骨和珠状宝石样生成物。
佛教认为，
舍利子的形成与修行者生前的修行有密切关系。
舍利子是一个人透过
戒、
定、
慧的修持、
加上自己的大愿力，
所得来的，
它十分稀有、
宝贵。
据《 金光明经·舍身品 》论述 ：
“ 是舍利者，
即是无量六波罗蜜多功德所熏。”
“ 舍利是戒定慧所熏修，
甚难可得，
最上福田。”
近代佛学大师印光
（ 1861 － 1940 ）
认为舍利
“ 乃修行人戒、定、慧力所成，
非练精、气、神所成。
此殆心与道合，
心与佛合者之表相耳。
非特死而烧之，
其身肉、骨、发变为舍利。……
当知舍利，
乃道力所成。
丹家不知所以，
妄谓是精、气、神之所炼耳。”
《 宝悉地经 》认为 ：
“ 在末法世中于南阎浮提。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得佛舍利乃至一粒分散一分信受受持。
当知是人是佛舍利真是佛子。”
《 大般涅磐经 》云 ：
“ 若见如来舍利，
即是见佛。”
舍利子被认为是大师精神学识、
教导或领悟的具体表现，
某些信徒火化后偶尔也能产生舍利子
尽管
“ 舍利子 ”
有多重含义，
但是通常指佛教大师火葬之后遗留的珍珠状或水晶状的物质。
舍利子被认为是大师精神学识、
教导或领悟的具体表现，
也被当做大师圆满的证据，
因此在许多佛教教派中有重要意义。
信众认为，
舍利子是大师有意遗留给信众，
舍利子的外观、
数量和色泽反映了大师的精神境界。
舍利子的出现年代不限于古代，
也不限于佛教大师。
1991年3月，
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
山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
五台山佛教协会副会长通显法师圆寂火化后，
得五色舍利子11000颗。
根据一些
“ 净土宗 ”的文献记载，
某些信徒火化后偶尔也能产生舍利子。
佛教徒因
“ 慎终追远 ”
而崇奉舍利
正是因为释迦牟尼佛遗骨舍利的真实性，
才构成佛舍利崇奉的现实基础
当代著名高僧印顺法师在
《 舍利子释疑 》一文中写道 ：
“ 依于尊敬遗体 ——
全尸或骨灰的道理，
就是生前剃下的发，
剪下的爪
( 指甲 ），
还有牙齿，
都是遗体 ——
舍利而受到尊敬。
所以佛教中，
有发舍利、
爪舍利、
牙舍利及发塔、
爪塔、
牙塔等。
遗体何以被尊敬？
一般人对父母眷属的遗体，
由于生前的有恩有爱，
所以或安葬全尸，
或收拾骨灰 ——
舍利，
敬藏在塔里。
特别是对于父母、
祖父母等，
表示着爱敬
‘ 追远 ’的孝德。
这点，
中国与印度都是一样的。”
对舍利子的崇奉，
有利于促进佛教自身的发展
佛舍利对于佛教徒来说，
除了能够起到
“ 慎终追远 ”的作用外，
还是释迦牟尼佛言教、
佛法精髓的象征。
北凉昙无谶译
《 金光明经 》卷四记载 ：
“ 佛言 ：
‘ 我本修行菩萨道时，
我身舍利安止是塔。
因由是身，
令我早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尔时，
佛告尊者阿难 ：
‘ 汝可开塔，
取中舍利，
示此大众。
是舍利者，
乃是无量六波罗蜜功德所熏。’
尔时，
阿难闻佛教敕，
即往塔所，
礼拜供养，
开其塔户，
见其塔中有七宝函，
以手开函，
见其舍利色妙红白，
而白佛言 ：
‘ 世尊。
是中舍利其色红白。’
佛告阿难 ：
‘ 汝可持来。
此是大士真身舍利。’
尔时，
阿难即举宝函，
还至佛所，
持以上佛。
尔时，
佛告一切大众 ：
‘ 汝等今可礼是舍利。
此舍利者，
是戒定慧之所熏修，
甚难可得，
最上福田。’”
这种对佛舍利从
“ 事相崇奉 ”到
“ 表法崇奉 ”的转化，
直接促进了佛教自身的发展。
“ 神物 ”
还是
“ 化学结晶 ”？
笃信佛教的人认为舍利子是
“ 神物 ”，
不信佛教的人认为其只是
“ 化学结晶 ”。
真正的
“ 舍利子 ”，
无论其化学成分如何，
不可否认的是其具有重要的宗教文化意义。
佛舍利对于佛教徒来说，
除了能够起到
“ 慎终追远 ”的作用外，
还是释迦牟尼佛言教、
佛法精髓的象征。
佛教认为舍利子高僧得道的表现
“ 舍利子 ”
通常指佛教大师火葬之后遗留的珍珠状或水晶状的物质，
其形成被认为与修行者境界有关。
舍利子印度语叫做
“ 驮都 ”，
也叫
“ 设利罗 ”。
“ 舍利 ”的涵义
不仅是指佛教高僧的火化遗骨。
佛教经典
《 浴佛功德经 》中称为
“ 舍利 ”的有
“ 法颂舍利 ”和
“ 身骨舍利 ”，
“ 法颂舍利 ”
指释迦牟尼所说的佛教经典，
“ 身骨舍利 ”
指佛教祖师释迦牟尼佛，
圆寂火化后留下的遗骨和珠状宝石样生成物。
佛教认为，
舍利子的形成与修行者生前的修行有密切关系。
舍利子是一个人透过
戒、
定、
慧的修持、
加上自己的大愿力，
所得来的，
它十分稀有、
宝贵。
据《 金光明经·舍身品 》论述 ：
“ 是舍利者，
即是无量六波罗蜜多功德所熏。”
“ 舍利是戒定慧所熏修，
甚难可得，
最上福田。”
近代佛学大师印光
（ 1861 － 1940 ）
认为舍利
“ 乃修行人戒、定、慧力所成，
非练精、气、神所成。
此殆心与道合，
心与佛合者之表相耳。
非特死而烧之，
其身肉、骨、发变为舍利。……
当知舍利，
乃道力所成。
丹家不知所以，
妄谓是精、气、神之所炼耳。”
《 宝悉地经 》认为 ：
“ 在末法世中于南阎浮提。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得佛舍利乃至一粒分散一分信受受持。
当知是人是佛舍利真是佛子。”
《 大般涅磐经 》云 ：
“ 若见如来舍利，
即是见佛。”
舍利子被认为是大师精神学识、
教导或领悟的具体表现，
某些信徒火化后偶尔也能产生舍利子
尽管
“ 舍利子 ”
有多重含义，
但是通常指佛教大师火葬之后遗留的珍珠状或水晶状的物质。
舍利子被认为是大师精神学识、
教导或领悟的具体表现，
也被当做大师圆满的证据，
因此在许多佛教教派中有重要意义。
信众认为，
舍利子是大师有意遗留给信众，
舍利子的外观、
数量和色泽反映了大师的精神境界。
舍利子的出现年代不限于古代，
也不限于佛教大师。
1991年3月，
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
山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
五台山佛教协会副会长通显法师圆寂火化后，
得五色舍利子11000颗。
根据一些
“ 净土宗 ”的文献记载，
某些信徒火化后偶尔也能产生舍利子。
佛教徒因
“ 慎终追远 ”
而崇奉舍利
正是因为释迦牟尼佛遗骨舍利的真实性，
才构成佛舍利崇奉的现实基础
当代著名高僧印顺法师在
《 舍利子释疑 》一文中写道 ：
“ 依于尊敬遗体 ——
全尸或骨灰的道理，
就是生前剃下的发，
剪下的爪
( 指甲 ），
还有牙齿，
都是遗体 ——
舍利而受到尊敬。
所以佛教中，
有发舍利、
爪舍利、
牙舍利及发塔、
爪塔、
牙塔等。
遗体何以被尊敬？
一般人对父母眷属的遗体，
由于生前的有恩有爱，
所以或安葬全尸，
或收拾骨灰 ——
舍利，
敬藏在塔里。
特别是对于父母、
祖父母等，
表示着爱敬
‘ 追远 ’的孝德。
这点，
中国与印度都是一样的。”
对舍利子的崇奉，
有利于促进佛教自身的发展
佛舍利对于佛教徒来说，
除了能够起到
“ 慎终追远 ”的作用外，
还是释迦牟尼佛言教、
佛法精髓的象征。
北凉昙无谶译
《 金光明经 》卷四记载 ：
“ 佛言 ：
‘ 我本修行菩萨道时，
我身舍利安止是塔。
因由是身，
令我早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尔时，
佛告尊者阿难 ：
‘ 汝可开塔，
取中舍利，
示此大众。
是舍利者，
乃是无量六波罗蜜功德所熏。’
尔时，
阿难闻佛教敕，
即往塔所，
礼拜供养，
开其塔户，
见其塔中有七宝函，
以手开函，
见其舍利色妙红白，
而白佛言 ：
‘ 世尊。
是中舍利其色红白。’
佛告阿难 ：
‘ 汝可持来。
此是大士真身舍利。’
尔时，
阿难即举宝函，
还至佛所，
持以上佛。
尔时，
佛告一切大众 ：
‘ 汝等今可礼是舍利。
此舍利者，
是戒定慧之所熏修，
甚难可得，
最上福田。’”
这种对佛舍利从
“ 事相崇奉 ”到
“ 表法崇奉 ”的转化，
直接促进了佛教自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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