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入股PSA五年，赚了钱，还是贴钱救人？① 2013年，PSA巨亏50.1亿欧元，生死存亡危急时刻。2014年3月，东风向PSA注资8亿欧元雪中送炭由此持股14%，与法国政府、标致家族并列PSA第一大股东。然而，在负责战略决策的PSA监事会14个席位里，东风仅占2席并没多大话语权。合资公司～神龙汽车更是如此[挖鼻][挖鼻][挖鼻]#百家车坛#
中国正在变“平”！数字一线十强城市出炉，二线城市占六席
2019-12-18 13:58:28 来源: 科技日报 作者: 乔地
数字经济让中国正在变“平”！研究机构17日在郑州发布《2019城市数字发展指数报告》显示，在数字一线城市十强阵容（杭州、上海、武汉、深圳、北京、郑州、广州、南京、宁波、青岛）中，传统意义上属于二线城市的杭州、武汉、郑州、南京、宁波、青岛入选其中，武汉、郑州还属于中部地区。中国内陆二线城市凭借数字化转型正在集体崛起。
由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和郑州市政府主办的2019(第八届)国际智慧城市峰会当日在郑州举办。在此次峰会的论坛上，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智慧城市联合实验室发布了上述报告。
二线城市在城市治理、公共服务层面数字化亮眼
报告从数字环境、数字政务、数字生活、数字生态4个一级指标和20个分指标，对各城市作了综合评分。
报告显示一个趋势：二线城市在数字发展方面正与一线城市缩短距离，尤其是在城市治理、公共服务层面尤为明显。“移动支付之城”杭州毫无悬念排名第一。但有趣的是，武汉超越深圳北京，高居第三，仅次于上海。2018年GDP排名全国第17的郑州领先广州，排名第六，跻身一线，4个一级指标中，郑州在数字生活指标上排名全国第二。数字经济发展，让许多二线城市在城市发达程度、生活便捷程度、居民幸福感等方面都在赶超一线城市，换道超车。从“排队几小时办事几分钟”“跑断腿磨破嘴”到“一次也不用跑”，以“指尖轻点手机办事”为代表的数字化转型，成为城市推进治理现代化的新引擎。
在数字中国大战略下，各城市都在用“数字”推动政务创新改革、促进社会综合治理、服务百姓民生。近年来，从生活缴费、电子证件、社保公积金到交通出行，越来越多的服务搬到互联网上，民众办事的时空限制被打破，无论身在何处，都能通过手机几分钟完成。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CMIS主席、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宋俊德表示，目前在移动支付、数字政务等数字化发展方面，中国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各地数字化竞逐，将推动中国在全球数字化竞争中占领先机，也将使数字化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解析三个二线城市的数字崛起
第一名杭州，去年提出打造“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依托阿里巴巴、蚂蚁金服等头部互联网企业，杭州在数字发展上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不仅是全国最早实现“扫码乘车”、电子社保卡全流程就医的城市，还拥有全国首个城市大脑、首家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截至2018年，杭州数字经济连续十四个季度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163家上市企业中，数字经济领域企业占据半壁江山。
武汉的“逆袭”得益于对数字经济的高度重视。2018年，武汉市数字经济增加值达5772.06亿元，占GDP比重达38.9%，位列中部第一。
2017年6月，武汉市和蚂蚁金服联合宣布，要把武汉打造成“移动智慧城市”标杆，蚂蚁金服将为武汉城市升级提供智慧商业、智慧出行、智慧政务的能力。武汉打造移动智慧城市的速度和力度，也跑在了全国最前面。2017年，武汉首家盒马鲜生落地，至今已有超过15家盒马落地，武汉也由此成为阿里巴巴打造的“华中首座新零售之城”。
武汉人数字生活便捷度全国第三。在数字经济推动下，老百姓的数字获得感也在稳步提升。报告显示，在数字生活版块，武汉排名全国第三，仅次于杭州和上海，数字生活便捷度全国领先。近年来，从生活缴费、电子证件、社保公积金到交通出行，越来越多的服务搬到互联网上，老百姓办事的时空限制被打破，无论身在何处，都能通过手机几分钟完成。在出行方面，武汉的公交车、共享单车、网约车等早已接入支付宝。
郑州是首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信息惠民国家试点城市、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城市、国家下一代互联网试点城市、全国首批5G规模组网建设及应用示范工程试点城市，5G站点已经覆盖了中心城区重点区域，发展动力不断增强，形成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增长极。
在数字经济推动下，河南人幸福感、获得感稳步提升。今年8月22日，河南省政府、郑州市政府同阿里巴巴集团宣布达成战略合作，阿里巴巴将发挥技术优势和商业模式创新能力，在郑州建设中原区域中心，落地城市大脑项目，共同推动数字政府、新型智慧城市、“互联网+”、政务服务、智慧金融等领域的创新应用，助力河南数字经济强省建设，把郑州打造成为全国数字经济领先城市。此外，郑州市与华为、新华三、海康威视、中国电子等领军企业的战略合作也在不断深化。
河南省以建设国家大数据（河南）综合试验区为契机，大力推进大数据、5G、人工智能、新型显示、智能终端等产业集群建设，2018年，河南省数字经济规模突破万亿元。2019年上半年，河南省互联网用户达10783.6万户，居全国第4位。目前，郑州打造了在全国具有一定领先优势的信息安全产业链，形成了“买全球、卖全球”的国际跨境电子商务贸易体系，依托信息化实现了“铁公机”多式联运，构筑了总规模近4000亿元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在郑州机场，不仅实现了支付宝停车无感支付，还通过“互联网+商业场景”打造智慧商圈，提升旅客体验。11月21日，河南省政务服务“豫事办”手机客户端正式上线，为全省居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办事“总入口”，首批接入该系统的206项便民服务，几乎涵盖了居民生老疾病、衣食住行、安居乐业的方方面面，生活中涉及各个单位办理的大部分事项，如今只需登录这一平台就能办妥。
“产业数字化”进入黄金期
《报告》显示，中国数字化进程从消费互联网为主导转向产业数字化主导，“产业数字化”进入了黄金期。其中，云计算成为产业数字化的重要推力。据测算，用云量每增加1点，GDP大致增加230.9亿元。
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到33.16万亿元，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为36.83%。整体上数字经济依然沿着传统经济由东南向西北区域渗透的模式发展，以成都、重庆为代表的西南地区产业数字化加速发力，逐步衍生为中国数字经济"第四极"，以呼和浩特、鄂尔多斯、榆林为代表的呼榆城市群逐渐形成西北部“新高地”。
数字经济在部分领域重点突破。在数据及信息化基础设施方面，"信息基础-数据基础-运营基础" 为核心的"数字经济新基础设施"实现快速提升；城市服务方面，营商环境数字化改革创新力度加大；以信用、环保为抓手的城市治理能力提升；产业数字化成为数字经济主要驱动力。
"未来，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要以数据驱动、融合应用、科学发展为方向，探索长效、高价值的运营机制。"数据驱动，即对数据这一数字经济源动力的关注点，从"数据汇聚"提升到"数据治理"；同时，充分实现数据共享，并以业务需求为导向，打造数据、技术、业务三融合的数字经济新应用。
专家指出，数字城市是从工业化时代向信息化时代转换的基本标志之一。它一般指在城市“自然、社会、经济”系统的范畴中，能够有效获取、分类存储、自动处理和智能识别海量数据的、具有高分辨率和高度智能化的、既能虚拟现实又可直接参与城市管理和服务的一项综合工程。
数字城市信息是实现数字城市的战略准备。数字城市信息基础设施的规划与建设，以及设计可以表达信息基础设施完善程度的"数字覆盖率"、"数字分辨率"、"数字传输速率"和"数字鸿沟差异率"，是任何一个城市进入数字城市的先决条件和战略准备。一个城市的数字化水平，首先取决于它的信息获取能力，以及与该能力有充分联系的信息产生、信息传递和信息应用等各个环节。数字城市信息基础设施的规划与建设，其中心始终围绕着城市对于信息获取总能力的持续提高。
对于一个高效、便捷、动态的数字城市建设而言，信息基础设施的规划居于战略基础地位，这事实上是一个联系着航天(外空间)、航空、地面、地下的立体网络。该网络通过各类传感器、各类调制解调装置、各类接收通道、各类应用终端、各类反馈系统、各类自动识别系统和各类虚拟现实中心等组成，从各类信号(包括卫星信号)接收、图形图像处理、光纤传输网络、超大型计算机枢纽同常规的社会、经济、环境统计资料的有机结合，形成数字城市信息基础设施规划的基本内容，其中包括了不断更新的技术进步，也包括了不断提高的城市管理水平，同时还牵涉到城市立法与决策的相应转换，从而为信息城市数字化水平的整体提高，编制出高质量的发展蓝图。
同时，数字城市信息基础设施的规划与建设作为最必要的战略准备，还必须针对每个城市的自身特点及城市的发展方向，严格地从空间布局、网络构建、数据处理、应用领域、信息安全和效能评估诸多方面，做出与传统城市规划相连接的整体思考。
推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各城市都在用“数字”推动政务创新改革、促进社会综合治理、服务百姓民生，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成为城市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引擎。
2019-12-18 13:58:28 来源: 科技日报 作者: 乔地
数字经济让中国正在变“平”！研究机构17日在郑州发布《2019城市数字发展指数报告》显示，在数字一线城市十强阵容（杭州、上海、武汉、深圳、北京、郑州、广州、南京、宁波、青岛）中，传统意义上属于二线城市的杭州、武汉、郑州、南京、宁波、青岛入选其中，武汉、郑州还属于中部地区。中国内陆二线城市凭借数字化转型正在集体崛起。
由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和郑州市政府主办的2019(第八届)国际智慧城市峰会当日在郑州举办。在此次峰会的论坛上，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智慧城市联合实验室发布了上述报告。
二线城市在城市治理、公共服务层面数字化亮眼
报告从数字环境、数字政务、数字生活、数字生态4个一级指标和20个分指标，对各城市作了综合评分。
报告显示一个趋势：二线城市在数字发展方面正与一线城市缩短距离，尤其是在城市治理、公共服务层面尤为明显。“移动支付之城”杭州毫无悬念排名第一。但有趣的是，武汉超越深圳北京，高居第三，仅次于上海。2018年GDP排名全国第17的郑州领先广州，排名第六，跻身一线，4个一级指标中，郑州在数字生活指标上排名全国第二。数字经济发展，让许多二线城市在城市发达程度、生活便捷程度、居民幸福感等方面都在赶超一线城市，换道超车。从“排队几小时办事几分钟”“跑断腿磨破嘴”到“一次也不用跑”，以“指尖轻点手机办事”为代表的数字化转型，成为城市推进治理现代化的新引擎。
在数字中国大战略下，各城市都在用“数字”推动政务创新改革、促进社会综合治理、服务百姓民生。近年来，从生活缴费、电子证件、社保公积金到交通出行，越来越多的服务搬到互联网上，民众办事的时空限制被打破，无论身在何处，都能通过手机几分钟完成。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CMIS主席、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宋俊德表示，目前在移动支付、数字政务等数字化发展方面，中国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各地数字化竞逐，将推动中国在全球数字化竞争中占领先机，也将使数字化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解析三个二线城市的数字崛起
第一名杭州，去年提出打造“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依托阿里巴巴、蚂蚁金服等头部互联网企业，杭州在数字发展上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不仅是全国最早实现“扫码乘车”、电子社保卡全流程就医的城市，还拥有全国首个城市大脑、首家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截至2018年，杭州数字经济连续十四个季度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163家上市企业中，数字经济领域企业占据半壁江山。
武汉的“逆袭”得益于对数字经济的高度重视。2018年，武汉市数字经济增加值达5772.06亿元，占GDP比重达38.9%，位列中部第一。
2017年6月，武汉市和蚂蚁金服联合宣布，要把武汉打造成“移动智慧城市”标杆，蚂蚁金服将为武汉城市升级提供智慧商业、智慧出行、智慧政务的能力。武汉打造移动智慧城市的速度和力度，也跑在了全国最前面。2017年，武汉首家盒马鲜生落地，至今已有超过15家盒马落地，武汉也由此成为阿里巴巴打造的“华中首座新零售之城”。
武汉人数字生活便捷度全国第三。在数字经济推动下，老百姓的数字获得感也在稳步提升。报告显示，在数字生活版块，武汉排名全国第三，仅次于杭州和上海，数字生活便捷度全国领先。近年来，从生活缴费、电子证件、社保公积金到交通出行，越来越多的服务搬到互联网上，老百姓办事的时空限制被打破，无论身在何处，都能通过手机几分钟完成。在出行方面，武汉的公交车、共享单车、网约车等早已接入支付宝。
郑州是首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信息惠民国家试点城市、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城市、国家下一代互联网试点城市、全国首批5G规模组网建设及应用示范工程试点城市，5G站点已经覆盖了中心城区重点区域，发展动力不断增强，形成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增长极。
在数字经济推动下，河南人幸福感、获得感稳步提升。今年8月22日，河南省政府、郑州市政府同阿里巴巴集团宣布达成战略合作，阿里巴巴将发挥技术优势和商业模式创新能力，在郑州建设中原区域中心，落地城市大脑项目，共同推动数字政府、新型智慧城市、“互联网+”、政务服务、智慧金融等领域的创新应用，助力河南数字经济强省建设，把郑州打造成为全国数字经济领先城市。此外，郑州市与华为、新华三、海康威视、中国电子等领军企业的战略合作也在不断深化。
河南省以建设国家大数据（河南）综合试验区为契机，大力推进大数据、5G、人工智能、新型显示、智能终端等产业集群建设，2018年，河南省数字经济规模突破万亿元。2019年上半年，河南省互联网用户达10783.6万户，居全国第4位。目前，郑州打造了在全国具有一定领先优势的信息安全产业链，形成了“买全球、卖全球”的国际跨境电子商务贸易体系，依托信息化实现了“铁公机”多式联运，构筑了总规模近4000亿元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在郑州机场，不仅实现了支付宝停车无感支付，还通过“互联网+商业场景”打造智慧商圈，提升旅客体验。11月21日，河南省政务服务“豫事办”手机客户端正式上线，为全省居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办事“总入口”，首批接入该系统的206项便民服务，几乎涵盖了居民生老疾病、衣食住行、安居乐业的方方面面，生活中涉及各个单位办理的大部分事项，如今只需登录这一平台就能办妥。
“产业数字化”进入黄金期
《报告》显示，中国数字化进程从消费互联网为主导转向产业数字化主导，“产业数字化”进入了黄金期。其中，云计算成为产业数字化的重要推力。据测算，用云量每增加1点，GDP大致增加230.9亿元。
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到33.16万亿元，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为36.83%。整体上数字经济依然沿着传统经济由东南向西北区域渗透的模式发展，以成都、重庆为代表的西南地区产业数字化加速发力，逐步衍生为中国数字经济"第四极"，以呼和浩特、鄂尔多斯、榆林为代表的呼榆城市群逐渐形成西北部“新高地”。
数字经济在部分领域重点突破。在数据及信息化基础设施方面，"信息基础-数据基础-运营基础" 为核心的"数字经济新基础设施"实现快速提升；城市服务方面，营商环境数字化改革创新力度加大；以信用、环保为抓手的城市治理能力提升；产业数字化成为数字经济主要驱动力。
"未来，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要以数据驱动、融合应用、科学发展为方向，探索长效、高价值的运营机制。"数据驱动，即对数据这一数字经济源动力的关注点，从"数据汇聚"提升到"数据治理"；同时，充分实现数据共享，并以业务需求为导向，打造数据、技术、业务三融合的数字经济新应用。
专家指出，数字城市是从工业化时代向信息化时代转换的基本标志之一。它一般指在城市“自然、社会、经济”系统的范畴中，能够有效获取、分类存储、自动处理和智能识别海量数据的、具有高分辨率和高度智能化的、既能虚拟现实又可直接参与城市管理和服务的一项综合工程。
数字城市信息是实现数字城市的战略准备。数字城市信息基础设施的规划与建设，以及设计可以表达信息基础设施完善程度的"数字覆盖率"、"数字分辨率"、"数字传输速率"和"数字鸿沟差异率"，是任何一个城市进入数字城市的先决条件和战略准备。一个城市的数字化水平，首先取决于它的信息获取能力，以及与该能力有充分联系的信息产生、信息传递和信息应用等各个环节。数字城市信息基础设施的规划与建设，其中心始终围绕着城市对于信息获取总能力的持续提高。
对于一个高效、便捷、动态的数字城市建设而言，信息基础设施的规划居于战略基础地位，这事实上是一个联系着航天(外空间)、航空、地面、地下的立体网络。该网络通过各类传感器、各类调制解调装置、各类接收通道、各类应用终端、各类反馈系统、各类自动识别系统和各类虚拟现实中心等组成，从各类信号(包括卫星信号)接收、图形图像处理、光纤传输网络、超大型计算机枢纽同常规的社会、经济、环境统计资料的有机结合，形成数字城市信息基础设施规划的基本内容，其中包括了不断更新的技术进步，也包括了不断提高的城市管理水平，同时还牵涉到城市立法与决策的相应转换，从而为信息城市数字化水平的整体提高，编制出高质量的发展蓝图。
同时，数字城市信息基础设施的规划与建设作为最必要的战略准备，还必须针对每个城市的自身特点及城市的发展方向，严格地从空间布局、网络构建、数据处理、应用领域、信息安全和效能评估诸多方面，做出与传统城市规划相连接的整体思考。
推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各城市都在用“数字”推动政务创新改革、促进社会综合治理、服务百姓民生，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成为城市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引擎。
#澳亚【资讯】#【脱欧：一场“困局”？】“2016年脱欧公投结果表明，脱欧和留欧的比例是52：48，我们怎么定义“英国人民”的利益?代议制度本身就是要代表不同选区、地区和阶层的利益，我觉得很难存在一个长期固定的“英国人民的利益”。政治，特别是代议政治，在多数时期应该强调差异，而不是求同。”
曾飈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心理学博士
英国南威尔士大学心理和治疗学院讲师
长期关注英国政治，曾于多家媒体发布时政评论类文章
复旦青年记者 齐臻熹 杨雨晖 采访
复旦青年记者 陈天蓝 陈知新 整理
特别鸣谢：王正绪教授
近年来，英国深陷脱欧泥沼，搁置议会是困局的外化，背后有政坛内斗、政党政治的衰弱等多重因素。面对代议制民主的僵局，英国政治的未来将何去何从?我们对话曾飈老师，为读者梳理纷繁的脱欧风波。
事件回顾
2016年6月23日，英国就是否脱离欧盟举行公投，52%的投票者选择“脱欧”，开啓英国漫长的脱欧之旅。2019年4月10日，经过英国内外反复磋商，欧盟同意英国脱欧期限延长至2019年10月31日。2019年7月24日，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接替特蕾莎·梅(Theresa May)就任首相。2019年8月28日，约翰逊宣布，经女王批准，将于9月“暂停议会”。2019年9月24日，英国最高法院裁定约翰逊“暂停议会”不合法，因而无效，议会次日复会。目前，脱欧仍在进行中。
青年：约翰逊在9月9日辩论后向女王提出结束本届议会会期，让女王10月14日到议会发表演说，这一做法打破了英国一直以来所遵循的惯例。请问您对此怎么看?
曾飈：英国是君主立宪制政体，女王是虚君，不具有实权，因此在实际运作中，女王不会否决首相的提议。鲍里斯暂停议会，是政府有权作出的决定。此次鲍里斯要求议会暂停五周，并非大逆不道的事情，本届议会的存在时间已经超过了平常。
至于拉上女王这个说法，我认为英国最高法院的裁决是司法权侵入政治事件，而不是法律事件，因为延迟议会是议会的议事规则范畴内的，但是反对党认为使用这个规则是具有政治动机的。这就好像拳手在台上比赛完了，不服裁判的裁决，去找法院来裁决。
此外，英国是议会民主，首相的权限不如美国总统大，行政权也在立法权之下。然而行政权超过立法权慢慢成为一种政治趋势，自从布莱尔(Anthony Charles Lynton Blair)之后，英国政治中行政权渐大，首相明星化，慢慢变得像总统。鲍里斯是一个典型的强势政治人物，目前表现像一个“英国总统”。
青年：该怎么理解“约翰逊更象是位‘总统’” 呢?
曾飙：约翰逊敢于让议会延期，这是很典型的挑战议会的手法。他对议会要求给欧盟写的信申请延期，采取的近乎孩子气的举动，发了一封不签名的信。约翰逊是一个当前很特殊的政治人物，我们可以另文再论。至于“行政权渐大”形象，最典型的是布莱尔时代开始，布莱尔和约翰逊的风格特别明显，两人都是属于极具个人魅力的政治人物，对于议会影向力极大，比如布莱尔能够通过近乎欺骗的手法说服议会同意攻打伊拉克，而约翰逊可以挑战议会;其次，两人在内阁当中，极为强势，个人的幕僚常常凌驾于内阁大臣之上。
青年：您认为各党派之间就脱欧反复争辩，到底是不是为了英国人民的利益在行动?党争对于公投的最后结果产生了怎样的作用?
曾飈：议会各党在脱欧问题上反复辩论，应该是一个良性表现，最终是为了英国的整体利益。当议会意识到特丽莎·梅(Theresa May)的方案对英国不利时候，基本上是三投三败的局面。辩论持续的时间长，主要是因为脱欧背后力量对比太接近，而且还有其他起作用的因素。比如苏格兰民族党(Scottish National Party)，它们在英国西敏寺议会有35席，仅次于保守党和工党，但是它们不是一个全国性政党，仅仅关注苏格兰独立和苏格兰利益。留欧是苏格兰民族党的主张，他们对脱欧几乎是不加区别地反对，最后还会在涉及苏格兰的政策上设置障碍。这对脱欧的直接影向就是，英国中央政府如果对北爱地区有任何可能会推动脱欧进程的优待，都会遭到苏格兰民族党的掣肘。
再者，现代社会是否还存在一个整体的“人民”?2016年脱欧公投结果表明，脱欧和留欧的比例是52：48，我们怎么定义“英国人民”的利益?代议制度本身就是要代表不同选区、地区和阶层的利益，我觉得很难存在一个长期固定的“英国人民的利益”。政治，特别是代议政治，在多数时期应该强调差异，而不是求同。
至于第二个问题，党争对于公投的最后结果产生了怎么样的作用，这个提法，似乎在假设党争影向公投，这个关系我觉得值得商榷。首先，退欧运动在具体运作上，是几个游说团体在进行，各个党派有参与和支持，但不是主体。其次，如果有争斗，主要来自党内。以保守党为例，从英国加入欧盟，到现在离开欧盟，疑欧派和亲欧派的斗争几乎贯穿始终，比如在撒切尔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和约翰·梅杰(Sir John Major)的内阁，斗争非常惨烈。而此次脱欧公投得以推出，最直接原因就是保守党内疑欧派议员的直接威胁。如果不举行公投，他们就反对卡梅伦内阁，让它倒台。亲欧的卡梅伦(David William Donald Cameron)当时对于退欧不成很有信心，打算通过公投在很长时间内平息党内反对派。如果有党争影向公投的话，可能主要就是在发起公投这个关键环节上。
党派之间的斗争有没有影向公投结果，在这次脱欧运动中，我个人觉得影向不大。另外，英国政党在对待欧盟的态度上也很有意思。以工党为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英国申请加入欧盟，工党几乎是拼死反对，而如今脱欧，工党也是最大的反对力量。因此从政党的历史来看，它们的立场是变化的。
青年：“退欧运动在具体运作上，是几个游说团体在进行，各个党派有参与和支持，但不是主体”——请问在退欧过程中，游说团体与政党的利益诉求是否会有契合或相冲突的地方?您说英国民主政治的主体是政党，那么这些游说团体又有怎么样的地位和作用?
曾飙：游说团体和政党之间关系是比较微妙。游说团体一般集中一个目标，而政党往往是要提出一揽子计划，为未来施政铺路。脱欧本身在2016年游说造势过程中，与保守党主流(脱欧在保守党内部并非是少数派)合拍。另外在脱欧游说过程，有位英国银行家阿农·班克斯(Arron Banks)既是保守党主要捐款人，也是Vote Leave运动的赞助人，而且也是Brexit党的主要捐款人——这个政党是前英国独立党党魁法拉奇(Nigel Paul Farage)抛弃了英国独立党，另起炉灶成立的，在今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成为英国的欧盟议会议员最大党，他们的目标很有趣，很单一就是要脱欧。在接下来的大选中，他们主动帮助保守党，决定不在保守党占优选区参与选举，主攻工党占优选区。
游说团体一般是注册为非盈利的charity，它们在英国社会重要一部分，但是以党派形式参与政治，是赢得权力的主要途径。
青年：您认为代议制民主该如何避免政治僵局?
曾飈：政治僵局是代议制民主的一部分，也是所有政治的一部分，就好像开车就会熄火一样，很难避免，也不需要去避免。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制度设计，比如在议员的选举上，英国采取了一个非常实用的手法，用简单多数制，这与欧洲很多国家采取的比例制不同。缺点可能是缺乏代表性，比如一度是英国第三大党的自民党，他们参加大选往往存在一个劣势：在全国范围内他们的得票率都很平均，有可能在支持者总数上与第二大党差别不多，但是他们在各个选区的得票很平均，很难胜出，结果导致支持者多，但是议员数量与支持者人数不成比例。简单多数制的优点是结果简单，投票决策简单，很符合英国人求实用效率的心理。
自民党曾经在2011年短暂联合执政，进行过一次是否实行比例制投票选举的公投，结果68%的选民拒绝比例制选举制。
过去近二十来年，代议制民主受到的最大冲击可能在于传统的政党政治出现衰弱。民主政治的主体和玩家是政党，如果政党党员减少，会使得代表性降低。此外，民众政治参与度降低，特别是年轻人，但往往人到了中年之后又会重新有参与政治和投票的热情。除了制度因素，这两个因素对于政治僵局的影向很大，改变这两个因素或可避免政治僵局。保守党自2006年来大力推行A List计划，以培养新一代政客。
青年：年轻人对政治的疏离感是否来自英国日益喧嚣、混乱的政治局面?就您的观察而言，英国的青年人与中年人在政治观上是否存在差异?
曾飙：应该说英国政治还是非常稳定的。脱欧确实是一件出乎很多人意料的事情，毕竟结果是52%选择脱欧，48%选择留欧，这基本上反映了力量对比。因为相差并不悬殊，造成脱欧进程非常跌宕起伏，特别是在议会角力，但是对实际生活影向并不大。政党政治的弱化，政党难以吸引青年，这似乎是一个西方民主的普遍问题，原因可能有几个，第一，传统政治议题满足不了现代年青人意愿，比如环保、性别平等议题，并不是政党政治重点——政党的重点一般是经济、医疗和教育，而年青人往往对这些领域缺乏实际理解和切身体会，第二，单一诉求的政党，很难提供系统纲领，也难以吸引成熟的选民参与。这也是类似于绿党(Green Party)这样的政党难以坐大的原因。
毫无疑问，英国年青人与中年人政治观存在差异，比如脱欧问题，年青人更多选择留欧，中年人，特别是60岁以上人士，多数选择脱欧。政治代际差异是普遍现象，无需惊讶。
青年：在我们的预设中，英国的脱欧僵局反映的是英国民主政治的“困局”，为英国政坛带来不确定性。但通过您的回答，我们发现您似乎认为英国当下政局所发生的问题都有其合理性，是英国政治体制不可避免的“阵痛”，并非反映了英国政治的弊端。因此我们想向您询问：您是否认为英国当下的政局存在“更优解”呢?还是说它有一套成熟的体制，足够靠自我运转来解决脱欧问题?
曾飙：我觉得不存在最优解，几乎每一个解决方案都会遭到猛烈的反对。好比板球，板球是英国的国球，也是理解英国人思维的好方式。一场板球赛的胜利，有多种得分方式。一个队伍，需要队长临场调度，用不同的得分方式赢得比赛，这比其他简单积分的比赛要复杂很多。比赛过程中的一个选择，比如是击打4分球还是6分球，往往就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因此需要高效的决策。不到最后一刻，胜负难定。
总而言之，英国的议会民主制度是一个集传统继承和灵活应变的机制。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种非常公开透明专业的代议制。
曾飈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心理学博士
英国南威尔士大学心理和治疗学院讲师
长期关注英国政治，曾于多家媒体发布时政评论类文章
复旦青年记者 齐臻熹 杨雨晖 采访
复旦青年记者 陈天蓝 陈知新 整理
特别鸣谢：王正绪教授
近年来，英国深陷脱欧泥沼，搁置议会是困局的外化，背后有政坛内斗、政党政治的衰弱等多重因素。面对代议制民主的僵局，英国政治的未来将何去何从?我们对话曾飈老师，为读者梳理纷繁的脱欧风波。
事件回顾
2016年6月23日，英国就是否脱离欧盟举行公投，52%的投票者选择“脱欧”，开啓英国漫长的脱欧之旅。2019年4月10日，经过英国内外反复磋商，欧盟同意英国脱欧期限延长至2019年10月31日。2019年7月24日，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接替特蕾莎·梅(Theresa May)就任首相。2019年8月28日，约翰逊宣布，经女王批准，将于9月“暂停议会”。2019年9月24日，英国最高法院裁定约翰逊“暂停议会”不合法，因而无效，议会次日复会。目前，脱欧仍在进行中。
青年：约翰逊在9月9日辩论后向女王提出结束本届议会会期，让女王10月14日到议会发表演说，这一做法打破了英国一直以来所遵循的惯例。请问您对此怎么看?
曾飈：英国是君主立宪制政体，女王是虚君，不具有实权，因此在实际运作中，女王不会否决首相的提议。鲍里斯暂停议会，是政府有权作出的决定。此次鲍里斯要求议会暂停五周，并非大逆不道的事情，本届议会的存在时间已经超过了平常。
至于拉上女王这个说法，我认为英国最高法院的裁决是司法权侵入政治事件，而不是法律事件，因为延迟议会是议会的议事规则范畴内的，但是反对党认为使用这个规则是具有政治动机的。这就好像拳手在台上比赛完了，不服裁判的裁决，去找法院来裁决。
此外，英国是议会民主，首相的权限不如美国总统大，行政权也在立法权之下。然而行政权超过立法权慢慢成为一种政治趋势，自从布莱尔(Anthony Charles Lynton Blair)之后，英国政治中行政权渐大，首相明星化，慢慢变得像总统。鲍里斯是一个典型的强势政治人物，目前表现像一个“英国总统”。
青年：该怎么理解“约翰逊更象是位‘总统’” 呢?
曾飙：约翰逊敢于让议会延期，这是很典型的挑战议会的手法。他对议会要求给欧盟写的信申请延期，采取的近乎孩子气的举动，发了一封不签名的信。约翰逊是一个当前很特殊的政治人物，我们可以另文再论。至于“行政权渐大”形象，最典型的是布莱尔时代开始，布莱尔和约翰逊的风格特别明显，两人都是属于极具个人魅力的政治人物，对于议会影向力极大，比如布莱尔能够通过近乎欺骗的手法说服议会同意攻打伊拉克，而约翰逊可以挑战议会;其次，两人在内阁当中，极为强势，个人的幕僚常常凌驾于内阁大臣之上。
青年：您认为各党派之间就脱欧反复争辩，到底是不是为了英国人民的利益在行动?党争对于公投的最后结果产生了怎样的作用?
曾飈：议会各党在脱欧问题上反复辩论，应该是一个良性表现，最终是为了英国的整体利益。当议会意识到特丽莎·梅(Theresa May)的方案对英国不利时候，基本上是三投三败的局面。辩论持续的时间长，主要是因为脱欧背后力量对比太接近，而且还有其他起作用的因素。比如苏格兰民族党(Scottish National Party)，它们在英国西敏寺议会有35席，仅次于保守党和工党，但是它们不是一个全国性政党，仅仅关注苏格兰独立和苏格兰利益。留欧是苏格兰民族党的主张，他们对脱欧几乎是不加区别地反对，最后还会在涉及苏格兰的政策上设置障碍。这对脱欧的直接影向就是，英国中央政府如果对北爱地区有任何可能会推动脱欧进程的优待，都会遭到苏格兰民族党的掣肘。
再者，现代社会是否还存在一个整体的“人民”?2016年脱欧公投结果表明，脱欧和留欧的比例是52：48，我们怎么定义“英国人民”的利益?代议制度本身就是要代表不同选区、地区和阶层的利益，我觉得很难存在一个长期固定的“英国人民的利益”。政治，特别是代议政治，在多数时期应该强调差异，而不是求同。
至于第二个问题，党争对于公投的最后结果产生了怎么样的作用，这个提法，似乎在假设党争影向公投，这个关系我觉得值得商榷。首先，退欧运动在具体运作上，是几个游说团体在进行，各个党派有参与和支持，但不是主体。其次，如果有争斗，主要来自党内。以保守党为例，从英国加入欧盟，到现在离开欧盟，疑欧派和亲欧派的斗争几乎贯穿始终，比如在撒切尔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和约翰·梅杰(Sir John Major)的内阁，斗争非常惨烈。而此次脱欧公投得以推出，最直接原因就是保守党内疑欧派议员的直接威胁。如果不举行公投，他们就反对卡梅伦内阁，让它倒台。亲欧的卡梅伦(David William Donald Cameron)当时对于退欧不成很有信心，打算通过公投在很长时间内平息党内反对派。如果有党争影向公投的话，可能主要就是在发起公投这个关键环节上。
党派之间的斗争有没有影向公投结果，在这次脱欧运动中，我个人觉得影向不大。另外，英国政党在对待欧盟的态度上也很有意思。以工党为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英国申请加入欧盟，工党几乎是拼死反对，而如今脱欧，工党也是最大的反对力量。因此从政党的历史来看，它们的立场是变化的。
青年：“退欧运动在具体运作上，是几个游说团体在进行，各个党派有参与和支持，但不是主体”——请问在退欧过程中，游说团体与政党的利益诉求是否会有契合或相冲突的地方?您说英国民主政治的主体是政党，那么这些游说团体又有怎么样的地位和作用?
曾飙：游说团体和政党之间关系是比较微妙。游说团体一般集中一个目标，而政党往往是要提出一揽子计划，为未来施政铺路。脱欧本身在2016年游说造势过程中，与保守党主流(脱欧在保守党内部并非是少数派)合拍。另外在脱欧游说过程，有位英国银行家阿农·班克斯(Arron Banks)既是保守党主要捐款人，也是Vote Leave运动的赞助人，而且也是Brexit党的主要捐款人——这个政党是前英国独立党党魁法拉奇(Nigel Paul Farage)抛弃了英国独立党，另起炉灶成立的，在今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成为英国的欧盟议会议员最大党，他们的目标很有趣，很单一就是要脱欧。在接下来的大选中，他们主动帮助保守党，决定不在保守党占优选区参与选举，主攻工党占优选区。
游说团体一般是注册为非盈利的charity，它们在英国社会重要一部分，但是以党派形式参与政治，是赢得权力的主要途径。
青年：您认为代议制民主该如何避免政治僵局?
曾飈：政治僵局是代议制民主的一部分，也是所有政治的一部分，就好像开车就会熄火一样，很难避免，也不需要去避免。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制度设计，比如在议员的选举上，英国采取了一个非常实用的手法，用简单多数制，这与欧洲很多国家采取的比例制不同。缺点可能是缺乏代表性，比如一度是英国第三大党的自民党，他们参加大选往往存在一个劣势：在全国范围内他们的得票率都很平均，有可能在支持者总数上与第二大党差别不多，但是他们在各个选区的得票很平均，很难胜出，结果导致支持者多，但是议员数量与支持者人数不成比例。简单多数制的优点是结果简单，投票决策简单，很符合英国人求实用效率的心理。
自民党曾经在2011年短暂联合执政，进行过一次是否实行比例制投票选举的公投，结果68%的选民拒绝比例制选举制。
过去近二十来年，代议制民主受到的最大冲击可能在于传统的政党政治出现衰弱。民主政治的主体和玩家是政党，如果政党党员减少，会使得代表性降低。此外，民众政治参与度降低，特别是年轻人，但往往人到了中年之后又会重新有参与政治和投票的热情。除了制度因素，这两个因素对于政治僵局的影向很大，改变这两个因素或可避免政治僵局。保守党自2006年来大力推行A List计划，以培养新一代政客。
青年：年轻人对政治的疏离感是否来自英国日益喧嚣、混乱的政治局面?就您的观察而言，英国的青年人与中年人在政治观上是否存在差异?
曾飙：应该说英国政治还是非常稳定的。脱欧确实是一件出乎很多人意料的事情，毕竟结果是52%选择脱欧，48%选择留欧，这基本上反映了力量对比。因为相差并不悬殊，造成脱欧进程非常跌宕起伏，特别是在议会角力，但是对实际生活影向并不大。政党政治的弱化，政党难以吸引青年，这似乎是一个西方民主的普遍问题，原因可能有几个，第一，传统政治议题满足不了现代年青人意愿，比如环保、性别平等议题，并不是政党政治重点——政党的重点一般是经济、医疗和教育，而年青人往往对这些领域缺乏实际理解和切身体会，第二，单一诉求的政党，很难提供系统纲领，也难以吸引成熟的选民参与。这也是类似于绿党(Green Party)这样的政党难以坐大的原因。
毫无疑问，英国年青人与中年人政治观存在差异，比如脱欧问题，年青人更多选择留欧，中年人，特别是60岁以上人士，多数选择脱欧。政治代际差异是普遍现象，无需惊讶。
青年：在我们的预设中，英国的脱欧僵局反映的是英国民主政治的“困局”，为英国政坛带来不确定性。但通过您的回答，我们发现您似乎认为英国当下政局所发生的问题都有其合理性，是英国政治体制不可避免的“阵痛”，并非反映了英国政治的弊端。因此我们想向您询问：您是否认为英国当下的政局存在“更优解”呢?还是说它有一套成熟的体制，足够靠自我运转来解决脱欧问题?
曾飙：我觉得不存在最优解，几乎每一个解决方案都会遭到猛烈的反对。好比板球，板球是英国的国球，也是理解英国人思维的好方式。一场板球赛的胜利，有多种得分方式。一个队伍，需要队长临场调度，用不同的得分方式赢得比赛，这比其他简单积分的比赛要复杂很多。比赛过程中的一个选择，比如是击打4分球还是6分球，往往就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因此需要高效的决策。不到最后一刻，胜负难定。
总而言之，英国的议会民主制度是一个集传统继承和灵活应变的机制。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种非常公开透明专业的代议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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