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博第四年，赵四仍觉得自己的博士身份有些难以启齿。在社交场合中，需要向陌生人介绍自己时，她都支支吾吾犹豫不决。她恐怕说出自己“在读博”后迎来的“哇”“啊呀”等语气词，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形，她都尴尬到用脚趾抠地，她更喜欢别人喊她赵四，这是她起的笔名，有“无名之辈的意思”。

博士生赵四内心觉得读博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也没有很厉害”。博士与其他人的区别只在于，这个人写了一本论文，获得了点知识。除此以外，没有其他意义。“这不代表你更聪明，更有智慧，也不代表你道德更高。”反而可能是，“这个人路径依赖比较严重，没什么自我，(利用读博)逃避至今。”

也许更直接的问题是，决定读博的人，究竟在追逐什么？答案不尽相同。有人将博士学位作为进入高校的跳板；有人视之为唯一的志趣，甚至是“活下去”的理由；还有人觉得自己的专业足够浪漫，却又下了不再从事学术工作的决心……

一个博士学位的完成，短则三四年，长则七八年。当一位博士研究生被授予博士学位、走向劳动市场时，很有可能的情况是，他/他儿时的同学早已结婚生子，工作十年有余。选择学术道路，就意味着选择选择了一条不同于多数人的赛道，人生的时间轴、自我评价得另当别论。

并非每一个选择读博的人都能等到完满结局，获得博士头衔。这是一条看似光环无数、实则异常孤独的赛道，往下走，很难望到头。除却精神层面的孤独，博士们需要对抗的，还有年龄焦虑与同辈压力、漫长的未知、科研的无果、对学术体系的怀疑、追索意义感的失落，以及情绪问题等等。懒惰，是其中最容易对付的。

当互联网上有关996工作制的讨论正酣时，这群人正独自穿梭于实验室、图书馆，循着796或是10106的时间表生活。但不同于别的岗位，许多受访者强调，这是一类“只为自己打工的工作”——“做的多就收获的多”。

近日我们采访了近十位博士，从他们的讲述里，或许更能帮助我们理解，博士们的挣扎与坚持，孤独与困惑，那些留下的人也未必比离开的人更勇敢。

读硕士时，赵四的研究兴趣是观念史。简单点说，就是研究“大家为什么没完没了地在演奏死去的人的音乐。”。她当时想：“如果我读博的时候继续研究它，应该挺快乐的。”她不排斥做研究，知识的艰涩与追求知识时的狂喜令她着迷，她觉得这是逼自己读晦涩理论的好机会。同时，她也被另一种念头拉扯着。
这是一种迫切的想要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的念头，这股冲动牵引着她与过去乖巧懵懂的自己决裂。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仰赖音乐学院的高雅与“离地”，赵四能做个不闻窗外事的乖学生，过着一种可预期的生活。对于音乐学以外的专业，她一无所知。实际上，她很早就迎来自己的迷茫期。对于专业前景感到迷茫，她曾经在豆瓣上认真提问：“高二，音乐学，毕业后除了在象牙塔搞搞学术，都能干啥？”
赵四的确做过一些尝试。比如说在古典艺术经纪公司的格子间做ppt，在二手奢侈品公司做新媒体编辑，或是给一家新媒体写专栏，她的导师不理解，“你明明拥有不上班的机会，为什么要每天早上赶早高峰去挤地铁？”其实，她只是想试试别的可能。

她不排斥读博，却充满怀疑。“除了我们赋予学术工作的意志外，可能它本身也有问题。我们把学术体制化，然后它变成一个像《文凭社会》里面的区隔时，就已经失去了本来的功能。”
在兰德尔·柯林斯所著的《文凭社会》一书中，教育的基本功能是作为文化证书和社会流动的障碍。柯林斯的研究以美国为样本展开，在他看来，教育虽然不能增加社会流动的机会，但文凭确实在地成为换取较优受雇机会和挑选较优职业条件的同伙。它对于一些人来说，是获得闲职的凭证，而是另一些人不得不从事生产性劳动。
赵四想，“读博是不是一个已经被异化的东西？它成为一种手段，而非目的。”也就是说，“是不是就要通过读到最高文凭，我们才能实现个人价值最大化？”

她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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