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起来 干起来 走在前# 杨伟东：深入推进“互联网+”监管执法#云上伊金霍洛#
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现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对经济社会各个方面产生重大影响，由互联网衍生的问题成为政府监管的重要对象。与此同时，互联网提供的便利也成为政府监管应当充分利用的资源和优势，深入推进“互联网+”监管执法，不断提高政府监管和执法水平，成为数字政府建设和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任务。
“互联网+”监管执法的发展
现代社会，政府监管与执法是行政机关对具有社会价值的活动进行相应的管理和调节，通过矫正违法行为，促进和鼓励良好行为方式，达到良好社会和经济秩序的目的。虽然一些监管和执法方式有其通用性，但由于时代生存、活动环境的不同，会产生带有时代特点的活动方式和组织方式，因而必然形成与时代相适应的新的监管手段和执法方式。
近年来，网络和信息技术发展迅猛，深度融入我国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极大地影响、改变了经济和社会的运行方式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进而深刻地影响着政府的监管和执法工作。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对政府监管和执法工作的影响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网络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产生了新的监管和执法领域，需要政府跟进和介入；二是网络的发展和应用改变了传统的经济和生活方式，政府的监管和执法需要做出相应调整或改变；三是网络的发展和应用促进了技术创新，为政府提供了更有效的监管和执法手段。正是源于互联网产生的影响，使得“互联网＋”率先成为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发展要求，努力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各领域进行深度融合，推动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组织变革。在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和生产力后，“互联网＋”监管执法逐步上升为政府治理的重要内容，旨在充分利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带来的正向作用和价值，提高政府监管和执法的能力和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抓手，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把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作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环节。2018年，国务院常务会议把建设“互联网+”监管系统，促进政府监管规范化、精准化、智能化作为重要要求。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把大力推行“互联网＋”监管，提升监管能力作为重点工作。2021年8月，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以下简称《纲要》）完善和提高了法治政府的标准要求，将已有的“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标准，升级为“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智能高效、廉洁诚信、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标准。新标准除了突出人民性外，也彰显了智能性的要求，将“智能高效”作为应对、响应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发展对法治政府的新要求。在此基础上，《纲要》明确健全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和“互联网+”监管为基本手段、以重点监管为补充、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从而将“互联网+”监管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2018年9月9日，北京互联网法院挂牌成立。集中管辖全市辖区内特定类型涉互联网第一审案件，探索建立与互联网时代相适应的审判模式，推动起诉、调解、立案、庭审、判决、执行等诉讼环节全程网络化。
“互联网+”监管执法的内涵
“互联网+”监管执法是依托互联网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通过监管执法信息的整合共享和新的监管手段的使用，推动监管过程全记录、监管联动、监管数据可分析，提升事中事后监管规范化、精准化和智能化水平，实现智慧监管执法。因此，“互联网+”监管执法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意蕴，它不仅是一种新的监管和执法方式，更是一种新的平台、新的机制。
新的监管执法方式。“互联网+”监管执法提供了新的监管和执法方式，借助技术手段可以实施违法线索自动发现、远程取证固定证据等远程监管；运用业务信息系统和执法检查移动端等信息化工具可以实施移动监管、预警防控等非现场监管。这些已在实践中开展以及在未来不断探索的新的监管方式，不仅可以为行政执法提供直观、可靠的证据和支撑，而且有助于解决行政执法监管人员“人少事多”等难题。
新的监管执法支持。“互联网+”监管执法为行政机关和执法人员提供了新的监管执法支持。通过信息化技术、装备配置和应用，行政机关和执法人员可以通过移动行政执法终端、执法记录仪、全网通对讲机等让行政监管执法更智慧、更便捷，有利于提高监管执法的效率，确保公平公正、廉洁执法。
新的监管执法机制。“互联网+”监管执法旨在推进全国统一的“互联网+”监管系统建设，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实现不同地域、不同领域的监管执法平台数据的联通汇聚，从而实现执法基础数据、执法程序流转、执法信息公开等汇聚一体。更为重要的是，“互联网+”监管执法为打破行政监管和执法地域、领域、部门等阻隔创造了条件，为监管和执法实现违法线索互联、监管标准互通、处理结果互认奠定了坚实基础，从而减少多头执法、重复检查、推诿扯皮等问题，还有利于推动部门、地域之间的有效合作和深度融合。
新的监管执法平台。“互联网+”监管执法旨在打造覆盖行政监管和执法的系统，涵盖行政监管执法可视化、综合统计分析、监管事件跟踪分析、监管效能评估等内容。这些内容可以最大限度满足各级行政机关对行政监管执法决策的使用需求，提升行政监管执法的决策分析水平。
为“互联网+”监管执法创造条件
近年来，在中央和国家层面的重视和推动下，不少地方和部门在“互联网+”监管执法方面进行了许多积极探索和实践，取得了较大进展，对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和数字政府建设提供了有益经验。“互联网+”监管执法既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项持续工程，需要不断更新理念，加强组织保障，提供技术、法律和政策支撑。
理念转变。行政监管执法需要与时俱进。与技术转型升级、经济社会活动变迁等监管和执法领域、对象的发展相比，行政监管和执法有相对的延后性，这符合行政监管和执法的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行政监管和执法是消极的。由于监管和执法领域的扩展、新问题的出现和新技术的运用，行政监管和执法必然要予以回应。因而，行政监管和执法不能固守传统的监管和执法理念、方式方法，而需要根据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发展采取回应性的举措，及时采用新型的监管和执法方式。
技术支持。“互联网+”监管执法的实现需要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联通各地区各部门监管系统，因此需要强有力的技术支持。这不仅意味着要将既有技术创新成果在行政监管和执法中进行运用，而且要实现技术标准的统一和融合。目前，“互联网+”监管执法的障碍是行政监管数据互联互通、数据共享意愿不高、推进力度不足导致程度较低，进而影响了“互联网+”监管执法的推进。因此，“互联网+”监管执法平台和系统的建设需要进行统一且系统的规划，并要进行充分、有机对接和融合。
安全保障。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引入、广泛运用以及其积极作用的发挥，是以确保安全为前提的。由于新技术、新应用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网络安全环境，或带来全新的问题和挑战，因而，“互联网+”监管执法必须关注和防范可能引发的风险，注重在新的环境下各类主体的合法权利的保护，充分保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法律支撑。“互联网+”监管执法的运用和发展，不可避免地涉及许多监管和执法要素、法律关系等的改变，既涉及行政系统关系和运行的调整，也涉及与被监管和执法对象关系的调整，需要最终在立法层面加以确认，方能为监管和执法提供坚实的法律支撑。
来源：中国网信杂志
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现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对经济社会各个方面产生重大影响，由互联网衍生的问题成为政府监管的重要对象。与此同时，互联网提供的便利也成为政府监管应当充分利用的资源和优势，深入推进“互联网+”监管执法，不断提高政府监管和执法水平，成为数字政府建设和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任务。
“互联网+”监管执法的发展
现代社会，政府监管与执法是行政机关对具有社会价值的活动进行相应的管理和调节，通过矫正违法行为，促进和鼓励良好行为方式，达到良好社会和经济秩序的目的。虽然一些监管和执法方式有其通用性，但由于时代生存、活动环境的不同，会产生带有时代特点的活动方式和组织方式，因而必然形成与时代相适应的新的监管手段和执法方式。
近年来，网络和信息技术发展迅猛，深度融入我国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极大地影响、改变了经济和社会的运行方式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进而深刻地影响着政府的监管和执法工作。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对政府监管和执法工作的影响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网络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产生了新的监管和执法领域，需要政府跟进和介入；二是网络的发展和应用改变了传统的经济和生活方式，政府的监管和执法需要做出相应调整或改变；三是网络的发展和应用促进了技术创新，为政府提供了更有效的监管和执法手段。正是源于互联网产生的影响，使得“互联网＋”率先成为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发展要求，努力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各领域进行深度融合，推动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组织变革。在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和生产力后，“互联网＋”监管执法逐步上升为政府治理的重要内容，旨在充分利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带来的正向作用和价值，提高政府监管和执法的能力和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抓手，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把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作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环节。2018年，国务院常务会议把建设“互联网+”监管系统，促进政府监管规范化、精准化、智能化作为重要要求。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把大力推行“互联网＋”监管，提升监管能力作为重点工作。2021年8月，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以下简称《纲要》）完善和提高了法治政府的标准要求，将已有的“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标准，升级为“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智能高效、廉洁诚信、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标准。新标准除了突出人民性外，也彰显了智能性的要求，将“智能高效”作为应对、响应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发展对法治政府的新要求。在此基础上，《纲要》明确健全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和“互联网+”监管为基本手段、以重点监管为补充、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从而将“互联网+”监管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2018年9月9日，北京互联网法院挂牌成立。集中管辖全市辖区内特定类型涉互联网第一审案件，探索建立与互联网时代相适应的审判模式，推动起诉、调解、立案、庭审、判决、执行等诉讼环节全程网络化。
“互联网+”监管执法的内涵
“互联网+”监管执法是依托互联网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通过监管执法信息的整合共享和新的监管手段的使用，推动监管过程全记录、监管联动、监管数据可分析，提升事中事后监管规范化、精准化和智能化水平，实现智慧监管执法。因此，“互联网+”监管执法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意蕴，它不仅是一种新的监管和执法方式，更是一种新的平台、新的机制。
新的监管执法方式。“互联网+”监管执法提供了新的监管和执法方式，借助技术手段可以实施违法线索自动发现、远程取证固定证据等远程监管；运用业务信息系统和执法检查移动端等信息化工具可以实施移动监管、预警防控等非现场监管。这些已在实践中开展以及在未来不断探索的新的监管方式，不仅可以为行政执法提供直观、可靠的证据和支撑，而且有助于解决行政执法监管人员“人少事多”等难题。
新的监管执法支持。“互联网+”监管执法为行政机关和执法人员提供了新的监管执法支持。通过信息化技术、装备配置和应用，行政机关和执法人员可以通过移动行政执法终端、执法记录仪、全网通对讲机等让行政监管执法更智慧、更便捷，有利于提高监管执法的效率，确保公平公正、廉洁执法。
新的监管执法机制。“互联网+”监管执法旨在推进全国统一的“互联网+”监管系统建设，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实现不同地域、不同领域的监管执法平台数据的联通汇聚，从而实现执法基础数据、执法程序流转、执法信息公开等汇聚一体。更为重要的是，“互联网+”监管执法为打破行政监管和执法地域、领域、部门等阻隔创造了条件，为监管和执法实现违法线索互联、监管标准互通、处理结果互认奠定了坚实基础，从而减少多头执法、重复检查、推诿扯皮等问题，还有利于推动部门、地域之间的有效合作和深度融合。
新的监管执法平台。“互联网+”监管执法旨在打造覆盖行政监管和执法的系统，涵盖行政监管执法可视化、综合统计分析、监管事件跟踪分析、监管效能评估等内容。这些内容可以最大限度满足各级行政机关对行政监管执法决策的使用需求，提升行政监管执法的决策分析水平。
为“互联网+”监管执法创造条件
近年来，在中央和国家层面的重视和推动下，不少地方和部门在“互联网+”监管执法方面进行了许多积极探索和实践，取得了较大进展，对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和数字政府建设提供了有益经验。“互联网+”监管执法既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项持续工程，需要不断更新理念，加强组织保障，提供技术、法律和政策支撑。
理念转变。行政监管执法需要与时俱进。与技术转型升级、经济社会活动变迁等监管和执法领域、对象的发展相比，行政监管和执法有相对的延后性，这符合行政监管和执法的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行政监管和执法是消极的。由于监管和执法领域的扩展、新问题的出现和新技术的运用，行政监管和执法必然要予以回应。因而，行政监管和执法不能固守传统的监管和执法理念、方式方法，而需要根据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发展采取回应性的举措，及时采用新型的监管和执法方式。
技术支持。“互联网+”监管执法的实现需要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联通各地区各部门监管系统，因此需要强有力的技术支持。这不仅意味着要将既有技术创新成果在行政监管和执法中进行运用，而且要实现技术标准的统一和融合。目前，“互联网+”监管执法的障碍是行政监管数据互联互通、数据共享意愿不高、推进力度不足导致程度较低，进而影响了“互联网+”监管执法的推进。因此，“互联网+”监管执法平台和系统的建设需要进行统一且系统的规划，并要进行充分、有机对接和融合。
安全保障。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引入、广泛运用以及其积极作用的发挥，是以确保安全为前提的。由于新技术、新应用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网络安全环境，或带来全新的问题和挑战，因而，“互联网+”监管执法必须关注和防范可能引发的风险，注重在新的环境下各类主体的合法权利的保护，充分保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法律支撑。“互联网+”监管执法的运用和发展，不可避免地涉及许多监管和执法要素、法律关系等的改变，既涉及行政系统关系和运行的调整，也涉及与被监管和执法对象关系的调整，需要最终在立法层面加以确认，方能为监管和执法提供坚实的法律支撑。
来源：中国网信杂志
中国视域与游子衿《薄雾》的艺术特点
杨克（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国诗歌学会会长
梅州人杰地灵，近现代以来涌现出了很多文化名人，其中包括一些著名诗人，如黄遵宪、丘逢甲、宋湘、李金发等。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是中国诗人，而非地方意义上的梅州诗人。顺延这种逻辑来看，游子衿的诗其实是一种中国诗歌，而非简单意义上的梅州或者客家诗歌。客观地说，学界对梅州诗人的评价和宣传力度是不足的。从他们接受的精神资源来看，他们的诗具有世界性。现代主义是游子衿重要的精神资源，这意味着不能把他的诗单纯地归结为一种地方性诗歌。现代主义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历程影响很大，艾青、穆旦的诗歌写作都带有这种现代主义色彩。而在艺术形式探索上走得最远的是梅州籍诗人李金发，他是中国现代诗歌史和文学史都绕不过去的一个富有开创性的诗人，这一点跟黄遵宪很相似。在某种意义上，李金发是新诗理念现代化走得最远的一个诗人，其诗歌的现代主义色彩非常强，直到今天读来仍有很多令人不懂之处。与诗歌相比，文艺界对梅州美术家的宣传也不够。一提到广东美术，艺术界肯定会讲到岭南画派。岭南画派固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画派，在中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它不过是长安画派、江浙画派等的之一。而从美术史的角度来说，林风眠（中央美院的第二任院长）的存在意义可能比岭南画派还重要，因为他代表的是中国美术的世界性影响因素所在。在中国美术史上，有两个代表性人物：一个是徐悲鸿（中央美院的第三任院长），他强调的是宏大叙事，代表了革命绘画的巨大成就，他的画呈示的是抗日等重大主题，比较写实，是中国画的主流。对中国绘画来说，徐悲鸿代表了一个方面，林风眠代表了另一方面。因为他的画代表了中国绘画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有机结合，他的画既有中国古典绘画的写意风格，也有西方绘画的写意风格。因此，不管是文学还是美术，梅州都是一个重镇。梅州之所以能孕育出黄遵宪、李金发、林风眠这类领军人物，与客家文化密切相关。当然，这批艺术家和诗人身上的现代性肯定与他们的留学经历密切相关。本来，像这样带有现代性的艺术家和作家，应该产生在一个大城市里，但他们产生在梅州。这与客家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对外来文化的吸纳密切相关。客家文化的底蕴和地位，本应令其得到客观表述和认可。这并非夸大梅州的重要性，而是强调它的客观存在，前述诗人画家，本来就能在某种层面上代表中国文化的存在面相。比如，梅州所拥有的移民文化，其实就是一种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中国的国土面积比欧洲还大，我们从本省来到他省，语言、文化背景都不同，这与从阿拉伯地区跑到欧洲的移民是有共同性的。可以说，广东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不能说我们仅仅写了广东诗歌。我们写的是中国诗歌。改革开放在广东率先发轫，它所带来的社会变迁及文化对接，是中国文学中比较主流的一部分，代表了中国40多年的历史进程。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来说，这种城市化进程是全世界作家必须共同面对的一个话题。所以谈论梅州文学、客家文学或游子衿的诗集《薄雾》，可以用更开阔的背景和眼界来加以探究，而不能仅局限于客家文化视域。或者说，由于在用汉语进行写作，所以“大家”的写作都是中国写作的一部分，而梅州诗人的写作其实应该置于这样的大背景、大格局之下。近几十年间，梅州诗歌活动非常活跃，比如梅州的射门诗社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诗歌社团。游子衿原系射门诗社的一员。射门诗社是20世纪80年代广东比较活跃的几个地方诗社之一，当时还有韶关的五月诗社、湛江的红土诗社等。在这几个诗社里，射门诗社比五月诗社和红土诗社的现代性更强一些。这并非贬低后者，写作没有哪种风格是最佳的，每种作品都有它的优点，并非只有一种风格是对的。游子衿的诗虽然可以归类为客家诗歌，是本土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其现代性特征比较明显。这种现代性跟前辈、传统都有密切关联性。显而易见，谈文学必须谈传统。客观地讲，不能说林风眠的绘画比别人的绘画，如写实的绘画，与中国传统更远，因为他带有更大的写意性、个人化感受，这使得他的绘画其实与传统更为密切。游子衿是客家文学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诗人之一，其诗里有本土文化—客家文化的元素，但具有现代性的意味，这一点在《薄雾》和《时光书简》中都体现得比较明显。第二，游子衿的诗坚持书写原在世界、原在事物和表达着原在情感。这跟笔者的写作风格有点相反。清代赵翼在《论诗》中说：“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笔者写作比较趋新，新出的诗集中连多维空间都写进去了。又如，笔者在去年《诗刊》第一期发表的《云端交响曲》中写了暗物质等高科技元素。关于诗歌的含义，《随园诗话》说：诗是词言。诗字是言字旁一个“寺”，即手持什东西的持，这意味着诗歌是把一个时代的某种东西留存下来。笔者写诗歌，试图把一个时代的东西留存下来得比较多。但游子衿的诗不同，这体现了另外一种风格。关于诗歌，还有一种说法：诗是寺庙的语言。诗字里有个“寺”，而寺庙语言注重表达了人们的精神感受。笔者的诗中新的词语、意象比较多，但是游子衿的诗歌写作代表的是另一种方向，代表了一种对“原在”的坚守。这肯定也是对的。这就像对世界的两种理解方式，无论是“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还是“日光之下无新事”，都是对的。世界变化纷纭，但是有一些原在的事物没有变化，如日月水火山石田土，自古代到今天都没有发生什么根本性变化。游子衿的诗，从笔者阅读的感受来说，他写的是那种比较恒定、不太变化的东西。以《薄雾》为例：“这个世界已经被使用得/非常陈旧，许多人在死前/使用过它，许多事情在结束前/使用过它。在青山蓊郁时/万马奔腾时，时代的曙光呈现时/虚无使用过它。在靠近大海的地方/贫穷使用过它。它已经陈旧得/像时间一样毫无新意，但爱/还在使用着它，像薄雾刚刚升起/向四周弥散……像明天，你我将遇见”。这首诗写得非常好，他表达的就是那些陈旧的事物，在今天的生活里依然存在，就是说今天我们的知识、周围虽然都在更新，比如说我们用的电脑、手机等，但我们的基本情感、喜怒哀乐等基本感受跟古人相比，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只是这些感受得以生成的原因可能有所不同。当下社会日新月异、突飞猛进，这种变化肯定是需要的，笔者个人写作有点未来主义倾向，并觉得这种变化是美好的，但是这个变化确实给“我”和“我们”带来了某种浮躁、动荡不安和焦虑，但是游子衿的诗在对一种原在事物进行表达，他写得很沉静、平和，宛如静水流深。他的诗祥和、淡然、自然，这一点继承了中国诗歌和西方诗歌的优秀传统。可以想见，在焦虑动荡、浮躁不安的时代里，当你晚上安静地读一首诗时，就如同安静地读一个人，你的心理会自然而然地安定下来。比如在《等火车》一诗中，游子衿说这个城市是他睡着的地方，火车从城市中间穿过，河水冲刷出两岸农田和青山，他写等火车写得非常宁静和安宁。有趣的是，笔者在2020年也写了一首叫《火车，火车》的诗，写笔者小时候第一次坐火车，非常兴奋，在火车的声音里听到了各种生命的感觉，然后笔者隐喻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而这里的“火车”代表了一种革命和往前冲的精神。这就体现了不同的写作角度，我还写了曾经学生放假乘闷罐车，如今高铁。第2，游子衿的诗里有一种哀婉、惆怅的情绪。诗歌可以表达各种情绪，像李白的浪漫，苏东坡“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放，但游子衿的诗比较感伤，比较哀婉，这也是比较传统的一种写作和抒情方式。中国古典诗歌里很少有那种绝对的否定和肯定逻辑，它一般表达的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感伤情绪，而非明确立场，如批判战争的反动、错误等。游子衿的诗非常有特点，批评界可以给他进行一下命名。如果没有一个命名，就不知道它们最显著的特征是什么。当然，这个命名也不一定对，比如山药蛋派不等于山药蛋，朦胧诗未必一定朦胧，北岛、顾城、多多、舒婷都认为自己的诗不是“朦胧诗”，他们是“今天派”，但命名肯定是有必要的，命名与时代精神密切相关。游子衿在抒写比较原在的人、物、事，但它们实际上还是时代的一个部分。在时代变化之中，我们要把这个时代的另一个层面表达出来，我们希望在这种快速变化之中有某种慢生活的东西，梅州生活节奏比深圳慢得多，所以完全可以在梅州表达这种慢生活的情绪。换言之，对游子衿的诗作进行命名，这不但有利于其诗作的传播，还是对其诗作的一种肯定，更表征了将其诗作化为“中国诗歌”一部分的必要性。
杨克（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国诗歌学会会长
梅州人杰地灵，近现代以来涌现出了很多文化名人，其中包括一些著名诗人，如黄遵宪、丘逢甲、宋湘、李金发等。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是中国诗人，而非地方意义上的梅州诗人。顺延这种逻辑来看，游子衿的诗其实是一种中国诗歌，而非简单意义上的梅州或者客家诗歌。客观地说，学界对梅州诗人的评价和宣传力度是不足的。从他们接受的精神资源来看，他们的诗具有世界性。现代主义是游子衿重要的精神资源，这意味着不能把他的诗单纯地归结为一种地方性诗歌。现代主义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历程影响很大，艾青、穆旦的诗歌写作都带有这种现代主义色彩。而在艺术形式探索上走得最远的是梅州籍诗人李金发，他是中国现代诗歌史和文学史都绕不过去的一个富有开创性的诗人，这一点跟黄遵宪很相似。在某种意义上，李金发是新诗理念现代化走得最远的一个诗人，其诗歌的现代主义色彩非常强，直到今天读来仍有很多令人不懂之处。与诗歌相比，文艺界对梅州美术家的宣传也不够。一提到广东美术，艺术界肯定会讲到岭南画派。岭南画派固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画派，在中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它不过是长安画派、江浙画派等的之一。而从美术史的角度来说，林风眠（中央美院的第二任院长）的存在意义可能比岭南画派还重要，因为他代表的是中国美术的世界性影响因素所在。在中国美术史上，有两个代表性人物：一个是徐悲鸿（中央美院的第三任院长），他强调的是宏大叙事，代表了革命绘画的巨大成就，他的画呈示的是抗日等重大主题，比较写实，是中国画的主流。对中国绘画来说，徐悲鸿代表了一个方面，林风眠代表了另一方面。因为他的画代表了中国绘画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有机结合，他的画既有中国古典绘画的写意风格，也有西方绘画的写意风格。因此，不管是文学还是美术，梅州都是一个重镇。梅州之所以能孕育出黄遵宪、李金发、林风眠这类领军人物，与客家文化密切相关。当然，这批艺术家和诗人身上的现代性肯定与他们的留学经历密切相关。本来，像这样带有现代性的艺术家和作家，应该产生在一个大城市里，但他们产生在梅州。这与客家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对外来文化的吸纳密切相关。客家文化的底蕴和地位，本应令其得到客观表述和认可。这并非夸大梅州的重要性，而是强调它的客观存在，前述诗人画家，本来就能在某种层面上代表中国文化的存在面相。比如，梅州所拥有的移民文化，其实就是一种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中国的国土面积比欧洲还大，我们从本省来到他省，语言、文化背景都不同，这与从阿拉伯地区跑到欧洲的移民是有共同性的。可以说，广东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不能说我们仅仅写了广东诗歌。我们写的是中国诗歌。改革开放在广东率先发轫，它所带来的社会变迁及文化对接，是中国文学中比较主流的一部分，代表了中国40多年的历史进程。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来说，这种城市化进程是全世界作家必须共同面对的一个话题。所以谈论梅州文学、客家文学或游子衿的诗集《薄雾》，可以用更开阔的背景和眼界来加以探究，而不能仅局限于客家文化视域。或者说，由于在用汉语进行写作，所以“大家”的写作都是中国写作的一部分，而梅州诗人的写作其实应该置于这样的大背景、大格局之下。近几十年间，梅州诗歌活动非常活跃，比如梅州的射门诗社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诗歌社团。游子衿原系射门诗社的一员。射门诗社是20世纪80年代广东比较活跃的几个地方诗社之一，当时还有韶关的五月诗社、湛江的红土诗社等。在这几个诗社里，射门诗社比五月诗社和红土诗社的现代性更强一些。这并非贬低后者，写作没有哪种风格是最佳的，每种作品都有它的优点，并非只有一种风格是对的。游子衿的诗虽然可以归类为客家诗歌，是本土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其现代性特征比较明显。这种现代性跟前辈、传统都有密切关联性。显而易见，谈文学必须谈传统。客观地讲，不能说林风眠的绘画比别人的绘画，如写实的绘画，与中国传统更远，因为他带有更大的写意性、个人化感受，这使得他的绘画其实与传统更为密切。游子衿是客家文学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诗人之一，其诗里有本土文化—客家文化的元素，但具有现代性的意味，这一点在《薄雾》和《时光书简》中都体现得比较明显。第二，游子衿的诗坚持书写原在世界、原在事物和表达着原在情感。这跟笔者的写作风格有点相反。清代赵翼在《论诗》中说：“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笔者写作比较趋新，新出的诗集中连多维空间都写进去了。又如，笔者在去年《诗刊》第一期发表的《云端交响曲》中写了暗物质等高科技元素。关于诗歌的含义，《随园诗话》说：诗是词言。诗字是言字旁一个“寺”，即手持什东西的持，这意味着诗歌是把一个时代的某种东西留存下来。笔者写诗歌，试图把一个时代的东西留存下来得比较多。但游子衿的诗不同，这体现了另外一种风格。关于诗歌，还有一种说法：诗是寺庙的语言。诗字里有个“寺”，而寺庙语言注重表达了人们的精神感受。笔者的诗中新的词语、意象比较多，但是游子衿的诗歌写作代表的是另一种方向，代表了一种对“原在”的坚守。这肯定也是对的。这就像对世界的两种理解方式，无论是“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还是“日光之下无新事”，都是对的。世界变化纷纭，但是有一些原在的事物没有变化，如日月水火山石田土，自古代到今天都没有发生什么根本性变化。游子衿的诗，从笔者阅读的感受来说，他写的是那种比较恒定、不太变化的东西。以《薄雾》为例：“这个世界已经被使用得/非常陈旧，许多人在死前/使用过它，许多事情在结束前/使用过它。在青山蓊郁时/万马奔腾时，时代的曙光呈现时/虚无使用过它。在靠近大海的地方/贫穷使用过它。它已经陈旧得/像时间一样毫无新意，但爱/还在使用着它，像薄雾刚刚升起/向四周弥散……像明天，你我将遇见”。这首诗写得非常好，他表达的就是那些陈旧的事物，在今天的生活里依然存在，就是说今天我们的知识、周围虽然都在更新，比如说我们用的电脑、手机等，但我们的基本情感、喜怒哀乐等基本感受跟古人相比，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只是这些感受得以生成的原因可能有所不同。当下社会日新月异、突飞猛进，这种变化肯定是需要的，笔者个人写作有点未来主义倾向，并觉得这种变化是美好的，但是这个变化确实给“我”和“我们”带来了某种浮躁、动荡不安和焦虑，但是游子衿的诗在对一种原在事物进行表达，他写得很沉静、平和，宛如静水流深。他的诗祥和、淡然、自然，这一点继承了中国诗歌和西方诗歌的优秀传统。可以想见，在焦虑动荡、浮躁不安的时代里，当你晚上安静地读一首诗时，就如同安静地读一个人，你的心理会自然而然地安定下来。比如在《等火车》一诗中，游子衿说这个城市是他睡着的地方，火车从城市中间穿过，河水冲刷出两岸农田和青山，他写等火车写得非常宁静和安宁。有趣的是，笔者在2020年也写了一首叫《火车，火车》的诗，写笔者小时候第一次坐火车，非常兴奋，在火车的声音里听到了各种生命的感觉，然后笔者隐喻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而这里的“火车”代表了一种革命和往前冲的精神。这就体现了不同的写作角度，我还写了曾经学生放假乘闷罐车，如今高铁。第2，游子衿的诗里有一种哀婉、惆怅的情绪。诗歌可以表达各种情绪，像李白的浪漫，苏东坡“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放，但游子衿的诗比较感伤，比较哀婉，这也是比较传统的一种写作和抒情方式。中国古典诗歌里很少有那种绝对的否定和肯定逻辑，它一般表达的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感伤情绪，而非明确立场，如批判战争的反动、错误等。游子衿的诗非常有特点，批评界可以给他进行一下命名。如果没有一个命名，就不知道它们最显著的特征是什么。当然，这个命名也不一定对，比如山药蛋派不等于山药蛋，朦胧诗未必一定朦胧，北岛、顾城、多多、舒婷都认为自己的诗不是“朦胧诗”，他们是“今天派”，但命名肯定是有必要的，命名与时代精神密切相关。游子衿在抒写比较原在的人、物、事，但它们实际上还是时代的一个部分。在时代变化之中，我们要把这个时代的另一个层面表达出来，我们希望在这种快速变化之中有某种慢生活的东西，梅州生活节奏比深圳慢得多，所以完全可以在梅州表达这种慢生活的情绪。换言之，对游子衿的诗作进行命名，这不但有利于其诗作的传播，还是对其诗作的一种肯定，更表征了将其诗作化为“中国诗歌”一部分的必要性。
读好的大学，姣好的长相、事业成功，这些可能是幸福的参数，但还有更多参数是我们很少关注的
比如:开明的父母、一些推心置腹的朋友、理解和宽容你的另一半、一生不得大病、一次意义重大的旅行、坚持完成一件有意义的事、看一部感人的电影，读一本醍醐灌顶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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