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金茂府#
——— 自在西山下 又见金茂府 ———
【☎️ :010 53390555】
古代文人雅士追求隐居生活，“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要的就是一个自在。但隐逸生活并非只是林泉野径，还可以是“大隐隐于市，离城不离尘”。
西山金茂府则是“双面生活”的美好写照：
一面繁华，一面自然，城市与自然之间“从容”往返。
——— 自在西山下 又见金茂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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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人雅士追求隐居生活，“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要的就是一个自在。但隐逸生活并非只是林泉野径，还可以是“大隐隐于市，离城不离尘”。
西山金茂府则是“双面生活”的美好写照：
一面繁华，一面自然，城市与自然之间“从容”往返。
人，因死而活过！
文／曾 一
＂我是谁＂？
最早由古希腊哲人柏拉图提出的这一哲学的终极之问，历来众说纷纭，看似简单之极的问题至今无一公认的标准答案。
究其原因，不外乎人太复杂了，人为被造之物，可人又在不停地造物、造福和造罪。如上帝所言：＂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猜透呢＂？
我在弗洛伊德的＂三我＂（本我、自我、超我）中没有找到＂我是谁＂中的那个＂谁＂。
我今求助于海德格尔的思，看能否循他与众不同的独一之思径找出仍在隐匿中的＂我是谁＂，至少也应发现这个狡猾无比之徒的藏身所在。
海德格尔之思，首先是本源之思。
何谓本源？存在的本真状态。海氏之思功莫大焉在于，他重新找回了被人遗忘达数千年的古希腊人的＂存在＂。他溯本求源，思入在的深度和广度迄今无人能及。
存在是世界实体的诸在者之存在又是诸在者得以存在的根据。人是诸在者中的一员，但人的＂我在＂与他在并非平行的关系，人是上帝之下万物之上的存在者。人是诸在者中最特殊的在者，是万物之王，人不是亲临现场而人在即为现场，人于在时不断反躬自问，＂三省吾身＂，从＂我＂的生存来领悟我自身，进而认清和把握存在。
＂悟＂，这个汉字很有意思，折散来看，它由心、五、口三部分构成，悟是心思之悟，同时也要依靠悟者的五官提供感性的信息，而最终经由口之言说来表现所悟之物。
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唯有词语才让一物为它所是的物显现出来，并所以让它在场＂。人对世界本源及自身的＂悟＂和展示，必须通过思来达成，而思又必须以词语即语言的形式＂三思而行＂。所以，海德格尔之思又是语诗之思。
海德格尔之思是语诗之思，此处要注意我故意造的＂语诗＂这个新词，是＂语言之诗化＂的简称，但其间含有语言自带诗性的意味。
后晚期的海氏之思，十分重视研究荷尔德林、里尔克等人的诗歌，其思破天荒地悟到并道说出：诗对人之存在的栖居及筑居不可或缺的意思。诗在海德格尔那里几乎等于他的思，诗所求的敞亮正是思所求的解蔽。＂一切艺术本身就其本质而言都是诗＂。一切思想又何尝不与诗暗通款曲呢？亦如爱因斯坦所言：科学问题可由一个数学公式来完美解释。在海德格尔看来，哲学问题也由一行诗找到解释的思径。
海德格尔后来特别喜欢以语言的诗化来运思，这不仅没有减少思之敏锐，反而强化了思的纯粹和深广。在海氏之语思中，＂人活在自我的语言中，语言是人存在的家＂，人言故人在，人在因人言。不让人言，无异于对人之否定。如前所云，人是万物及自身的悟者，而海德格尔的语诗之思又让我感悟到：人还是自在与存在的言者，而且由这个悟一一言一一行的过程，人之为存在者之在才得以确证。
海德格尔之思是＂此在＂之思，他把握世界的方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哲学，而是独一无二仅属于海氏名下之＂我思＂。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已为海德格尔改写成了我在因我思，我的意思是说：海氏之思是他有别于所有哲人的独特建树，也正是这一＂我有他无＂之思如人脸可供识别一般，使海氏之我成为＂我在＂，＂我在＂即是＂死而不亡者寿＂（老子）之在，是人作为必死者之精神生命的延续。推而广之，于海德挌尔适合的＂我在因我思＂，同样普适于其他人，只是＂我＂不一定作为独特的思者而在，也可以作为＂行者＂改写为＂我在因我行＂。例如一个桥梁工程师，参与建造了一座长江大桥，作为造者的他，必有从被造物桥中体悟到＂我在因我行＂，这恰似果树从结果中补全它丰满的存在感。因为人即＂此在＂之在者，所以对海氏的此在之思当作更多了解。
＂此在＂是此地此刻此人之在，犹如＂到此一游＂之在，游客将这四个字和自己的名字刻于树皮或者石碑，游客走后，尙存的字迹却显现出＂此游＂已无游人，此在已变不在。此在，即有限的在，必有一死的暂在。与此在者必死的不自由相对应，此在者又是一个自由的思者、行者和言者。并且，此在是以自身来作为根据的存在，也只有自由的存在者才有承担自身的责任。作为自由存在的＂此在＂，它以非现成的此在宛如一张白纸来任意涂鸦，积极抑或消极地作为此在自身的构成。
换言之，柏拉图问＂我是谁＂时，在此我可以回应他说：我谁也不是，又谁都可能是。比如前去为小男孩庆生的老人，说这个小帅哥将来可能是总统也可能是超市的一名保安，还有可能是以艺术乞讨的街头画家，这并未错得离谱太多。但此在的自由，必以＂此＂为边界，这便是人有限的此生此世的寿命之谓大限。
正是从＂此在＂之思中，海德格尔将此在者的人道说为：向死而生。我不懂外语，更别说德语了，但我懂一点中文，我觉得把这一海氏经典人生观翻译为＂向死而生＂也好，＂向死而在＂也罢，都显得不尽完全，不一定合乎海德格尔德语原文之本意。
因为海德格尔之思，从不把人之＂必有一死＂视为外在于人自身之物，仿佛＂死＂在此在的外面和前面，所以才要去＂向＂一一朝向一一那个＂死＂。
我联想到，老子对人生百年的道说以＂出生入死＂名之，就比译者所用＂向＂字来得高明，也与此在亦即在此更为吻合。从老子之说，应知作为此在的人基因中含有死因，人一生下来被抛入世界便于生命的过程同时开始了死亡的过程，人知晓此在正是变化中的不在此，恰似一次性拧紧发条的手錶必有走停的时刻。人因死为生，追求在此在中活出一个＂在此＂的人的样子。因此，我认为，把原译＂向死而生＂改为＂因死而生＂似应更加与海德格尔此在之思原意相符。
我在去年鉴于疫情严峻写下一篇所谓＂自祭文＂发在微博上，结尾四行诗与此有关，转录如下：
锦瑟弦将断，
追忆无限多。
呜呼且哀哉！
因死而活过。
是的，人因死而生，因死而活过，即以此在有限的时间响应存在本身之召唤，让存在于此在中现身到场，当存在以接纳包容的方式对此在开启，大地与天空涌向终有一死者为邻，使＂我＂之此在变为在此，而若无＂我在＂，又何有＂在此＂？
正如海德格尔所言：＂一朵花的美丽在于它以往凋谢过。＂无以计数的人作为肉身生命个体早已不在，在此变为不在，然而他们作为先祖的基因在子子孙孙无尽的繁衍中留存下来，他们在大地上诗意的栖息之居所留存下来，其筑居的技艺和活力也保存在其中；作为此在者，许多人＂死而不亡＂，其不朽的精神生命（例如老子、海德格尔等等）在文存经典中依然如＂我在＂＂在此＂与生者相伴，共同构成绵延不断的人类历史长河，构成这人类世界所思所言所行之生生不息。
2022.5.23.云溪伴石居
注：本文编选自曾一书稿《我在之思》
文／曾 一
＂我是谁＂？
最早由古希腊哲人柏拉图提出的这一哲学的终极之问，历来众说纷纭，看似简单之极的问题至今无一公认的标准答案。
究其原因，不外乎人太复杂了，人为被造之物，可人又在不停地造物、造福和造罪。如上帝所言：＂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猜透呢＂？
我在弗洛伊德的＂三我＂（本我、自我、超我）中没有找到＂我是谁＂中的那个＂谁＂。
我今求助于海德格尔的思，看能否循他与众不同的独一之思径找出仍在隐匿中的＂我是谁＂，至少也应发现这个狡猾无比之徒的藏身所在。
海德格尔之思，首先是本源之思。
何谓本源？存在的本真状态。海氏之思功莫大焉在于，他重新找回了被人遗忘达数千年的古希腊人的＂存在＂。他溯本求源，思入在的深度和广度迄今无人能及。
存在是世界实体的诸在者之存在又是诸在者得以存在的根据。人是诸在者中的一员，但人的＂我在＂与他在并非平行的关系，人是上帝之下万物之上的存在者。人是诸在者中最特殊的在者，是万物之王，人不是亲临现场而人在即为现场，人于在时不断反躬自问，＂三省吾身＂，从＂我＂的生存来领悟我自身，进而认清和把握存在。
＂悟＂，这个汉字很有意思，折散来看，它由心、五、口三部分构成，悟是心思之悟，同时也要依靠悟者的五官提供感性的信息，而最终经由口之言说来表现所悟之物。
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唯有词语才让一物为它所是的物显现出来，并所以让它在场＂。人对世界本源及自身的＂悟＂和展示，必须通过思来达成，而思又必须以词语即语言的形式＂三思而行＂。所以，海德格尔之思又是语诗之思。
海德格尔之思是语诗之思，此处要注意我故意造的＂语诗＂这个新词，是＂语言之诗化＂的简称，但其间含有语言自带诗性的意味。
后晚期的海氏之思，十分重视研究荷尔德林、里尔克等人的诗歌，其思破天荒地悟到并道说出：诗对人之存在的栖居及筑居不可或缺的意思。诗在海德格尔那里几乎等于他的思，诗所求的敞亮正是思所求的解蔽。＂一切艺术本身就其本质而言都是诗＂。一切思想又何尝不与诗暗通款曲呢？亦如爱因斯坦所言：科学问题可由一个数学公式来完美解释。在海德格尔看来，哲学问题也由一行诗找到解释的思径。
海德格尔后来特别喜欢以语言的诗化来运思，这不仅没有减少思之敏锐，反而强化了思的纯粹和深广。在海氏之语思中，＂人活在自我的语言中，语言是人存在的家＂，人言故人在，人在因人言。不让人言，无异于对人之否定。如前所云，人是万物及自身的悟者，而海德格尔的语诗之思又让我感悟到：人还是自在与存在的言者，而且由这个悟一一言一一行的过程，人之为存在者之在才得以确证。
海德格尔之思是＂此在＂之思，他把握世界的方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哲学，而是独一无二仅属于海氏名下之＂我思＂。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已为海德格尔改写成了我在因我思，我的意思是说：海氏之思是他有别于所有哲人的独特建树，也正是这一＂我有他无＂之思如人脸可供识别一般，使海氏之我成为＂我在＂，＂我在＂即是＂死而不亡者寿＂（老子）之在，是人作为必死者之精神生命的延续。推而广之，于海德挌尔适合的＂我在因我思＂，同样普适于其他人，只是＂我＂不一定作为独特的思者而在，也可以作为＂行者＂改写为＂我在因我行＂。例如一个桥梁工程师，参与建造了一座长江大桥，作为造者的他，必有从被造物桥中体悟到＂我在因我行＂，这恰似果树从结果中补全它丰满的存在感。因为人即＂此在＂之在者，所以对海氏的此在之思当作更多了解。
＂此在＂是此地此刻此人之在，犹如＂到此一游＂之在，游客将这四个字和自己的名字刻于树皮或者石碑，游客走后，尙存的字迹却显现出＂此游＂已无游人，此在已变不在。此在，即有限的在，必有一死的暂在。与此在者必死的不自由相对应，此在者又是一个自由的思者、行者和言者。并且，此在是以自身来作为根据的存在，也只有自由的存在者才有承担自身的责任。作为自由存在的＂此在＂，它以非现成的此在宛如一张白纸来任意涂鸦，积极抑或消极地作为此在自身的构成。
换言之，柏拉图问＂我是谁＂时，在此我可以回应他说：我谁也不是，又谁都可能是。比如前去为小男孩庆生的老人，说这个小帅哥将来可能是总统也可能是超市的一名保安，还有可能是以艺术乞讨的街头画家，这并未错得离谱太多。但此在的自由，必以＂此＂为边界，这便是人有限的此生此世的寿命之谓大限。
正是从＂此在＂之思中，海德格尔将此在者的人道说为：向死而生。我不懂外语，更别说德语了，但我懂一点中文，我觉得把这一海氏经典人生观翻译为＂向死而生＂也好，＂向死而在＂也罢，都显得不尽完全，不一定合乎海德格尔德语原文之本意。
因为海德格尔之思，从不把人之＂必有一死＂视为外在于人自身之物，仿佛＂死＂在此在的外面和前面，所以才要去＂向＂一一朝向一一那个＂死＂。
我联想到，老子对人生百年的道说以＂出生入死＂名之，就比译者所用＂向＂字来得高明，也与此在亦即在此更为吻合。从老子之说，应知作为此在的人基因中含有死因，人一生下来被抛入世界便于生命的过程同时开始了死亡的过程，人知晓此在正是变化中的不在此，恰似一次性拧紧发条的手錶必有走停的时刻。人因死为生，追求在此在中活出一个＂在此＂的人的样子。因此，我认为，把原译＂向死而生＂改为＂因死而生＂似应更加与海德格尔此在之思原意相符。
我在去年鉴于疫情严峻写下一篇所谓＂自祭文＂发在微博上，结尾四行诗与此有关，转录如下：
锦瑟弦将断，
追忆无限多。
呜呼且哀哉！
因死而活过。
是的，人因死而生，因死而活过，即以此在有限的时间响应存在本身之召唤，让存在于此在中现身到场，当存在以接纳包容的方式对此在开启，大地与天空涌向终有一死者为邻，使＂我＂之此在变为在此，而若无＂我在＂，又何有＂在此＂？
正如海德格尔所言：＂一朵花的美丽在于它以往凋谢过。＂无以计数的人作为肉身生命个体早已不在，在此变为不在，然而他们作为先祖的基因在子子孙孙无尽的繁衍中留存下来，他们在大地上诗意的栖息之居所留存下来，其筑居的技艺和活力也保存在其中；作为此在者，许多人＂死而不亡＂，其不朽的精神生命（例如老子、海德格尔等等）在文存经典中依然如＂我在＂＂在此＂与生者相伴，共同构成绵延不断的人类历史长河，构成这人类世界所思所言所行之生生不息。
2022.5.23.云溪伴石居
注：本文编选自曾一书稿《我在之思》
《解经修行》——余秋雨
三，那些否定
空，是一个坐标。由它一比，世间很多重大的物态、心态、生态，都由重变轻，由大变小，甚至变得没有意义了。
因此，要阐释空，仰望空，逼近空，触及空，必须运用一系列减除之法，断灭之法，否定之法。
《心经》虽然短简短，却用了大量的否定词，例如“不”和“无”的整齐排列。确实，只有经过“不”和“无”的大扫除，才能真正开拓出的“空”空间，
先说“不”。
《心经》说，在空相中，“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我把这几个“不”都翻译成了“无所谓”，即“无所谓诞生和灭亡，无所谓污垢和洁净，无所谓增加和减少”。这里的“无所谓”不是没有，事实上，生活灭，垢和零，增和减还是存在的，但是没有绝对意义，也没有固定差异。
生是灭的开始，因此生中隐藏着灭。反之，灭中有包含着生，或启动着另一番生。因此，没有纯粹的生，也没有纯粹的灭。它们之间，并不是彻底对立。
垢和净也是一样。“水至清则无鱼”，净和垢历来并存，只是比例变动而已，而且，大净中很可能潜伏着大垢，“含剧毒而无迹”；大垢中也可能隐藏着大净，“出淤泥而不染”。
增和减更难判定。似增实减，似减实增的情形，比比皆是。结果，增也无所谓增，减也无所谓减，非增非减，不增不减，归之于空。
总之，空门，就是打通之门。把生和灭之间的门打通，把垢和净之间的门打通，把增和减之间的门打通，打通了，也就进入“空门”。空的最大、最常见障碍，是一座座关着的门，关着的门，就是强行切割之门，互相觊觎之门，自寻烦恼之门。因此，《心经》对这些关着的门，说了那么多“不”，要它们全部打通。
《心经》用的最多的否定字，是“无”。
在空的世界，各种障碍都要接受“无”的荡涤。大致以下几种——
第一种，荡涤感觉障碍。人们常常会相信“眼见为实”，“亲耳听到”，“亲口尝过”，而佛教则对人的感觉保持怀疑。直接感觉到的一切，极有可能是表象、暂相、假象。因此《心静》指出，从受，想，行，识、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等等感觉系统所带来的不同心理感受，都不可完全信赖，都不要过于在乎，甚至都可以视之为无，这也说明。“看破”之“看”，与一般的视觉，并不相同。
第二种，荡涤界限障碍。人们走上感觉误区之后，又会设置很多界限，作为认识世界的栏杆和台阶。其实这些界限都是心造的，实际并不存在。《心经》里所说的“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也就是指从最初的视觉到最后的意识，人们划出很多界线，都应该撤除。世上很多学者和行政官员一直以“划界”作为自己的行为主轴，其实都是在做分化世界的事情。在佛教看来，所有的划界有时是需要的，但说到底还是在设置障碍。因此，也要视界为无。
第三种，荡涤生存障碍。很多智者和哲人，老是在研究人类生存的很多麻烦课题。例如，明白和愚黯、衰老和死亡、痛苦和灭亡、机智和收获等等。佛教认为，这些问题没有归向，无从解决，因此也就无法成立。《心经》所说的“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那么重要的一系列难题，答案都是“无”。历来都是人类生存的大课题。明黯老死，似乎更是有更事关及生存等级。《心经》认为没有这种等级，也不应期待这些问题的解决。自认的机智和收获，更没有着眼的必要。但这些人人都看重的思维山峦都归之于无，空的境界才能真正出现。
那么多“无”，概括起来也就是“无常”。“无常”二字，对世界种种固定性、规律性、必然性、周期性、逻辑性提出了根本的怀疑。因此，正是“无常”，可以排除一系列障碍。无常，初一听让人心神不定。但是，当它宣布，原来让人心神安定的那些“规律”和，“必然”都不可靠。人们的心神也就会搁置在“小安定”后获得的“大安定”。
既然整体是无常，那就不要那么多预测、判断、分析了。来什么就是什么，当下面对，即时处理。也就是说，从“失去依靠”走向了“不必依靠”。
因无常而不必依靠，那就叫“自在”。
如果这一系列障碍都得以排除，那么，由这些障碍带来的精神恶果也可以避免了。也就是《心经》所说的“心无挂碍”，“无有恐怖”。正是这两个“无”，可以使人“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
只可惜，以上一系列被“无”所否定的东西，世人常常不舍得丢弃，那么，随之也就无法丢弃那些挂碍、恐怖、颠倒梦想了。
一连串的否定，组成了一场“空们大扫除”。为的是挣脱种种现状，达到没有障碍的“如来”境界。
四，度化众生
《心经》认为，以“无”入“空”，排除障碍是人生真正的大智慧。同是一个“智”，小机智徒增障碍，被佛经称为“漏智”，属于排除之列。排除了小机智，就能开启大智慧，那就是“般若”。般若智慧的核心是度化，因此又称“般若波罗蜜多”，即“大智慧度化”，简称“智度”。佛典中，有《大智度论》。
度，是脱离苦海到彼岸。小乘佛教，重在个人解脱，大乘佛教，重在众生度化。个人解脱的理由和程序都已经说得很清楚。那么，从逻辑上，为什么还要拓展成众生度化呢？
有人说，这是佛教随从了普世道德，不在乎自身逻辑。对此，我不能同意，我认为佛教由“度己”而导致“度人”的逻辑，很清晰，下面，且让我略加梳理。
如前所述，佛教在阐明“空”的学说时，着力排除种种界定，拆卸道道门槛。很快就碰到了最重要的一个界定，那就是“他我”之间的界定。遇到了最后一道门槛，那就是“人己”之间的门槛。
“我”是什么？显然，不管在生理意义、伦理意义还是社会意义上，都是“性空”。生理意义上的“我”，是速朽的皮囊，伦理意义上的“我”，是随着亲情关系必然陨灭而不知自己是谁的孤鸟，社会意义上的“我”，是被一堆人造身份所堆垒而成的空洞名号。正如前面已经说到，一切“拥有”，都是“假有”，那么，接下来，一切“拥有者”本人，也是空相，富人的钱财是空，高官的权位是空，而重要的是富人和高官本身，也是空。那么，不是高官和富人的普通人呢？也一样，都是空相。
现代西方思维中，“我”是一切的出发点。我的存在，我的权利，我的成败，我的性格……这便是欲望的渊藪，冲突的本体，烦恼的根源。
佛教以很大的力度，对“我”提出了质疑。不是质疑我个人的优缺点，而是质疑“我”这个概念本身的存在基点。质疑的结果，是主张放弃对“我”的执着，即破除“我执”。
我前面说到，《心经》里包涵了那么多“无”，都可以概括为“无常”，其实，在“无常”后面还隐藏着一个最根本的“无”，那就是“无我”。
历代不少佛教学者把“缘起性空，无常无我”八个字当作佛教的精髓，我很赞成。
在世界各大宗教派别和哲学派别中，佛教明确地提出了对自我个体放弃、消融和超越，显示出非同一般的成熟等级。
佛教当然可以与那些主张个体圆满、个体成功的学说共存于世，但它又不能不指出，一切“完满”和“成功”都不可能真实。因此所谓“完满的个体”、“成功的个体”必然承载着多重虚假。扩而大之，一个世界如果真的存在很多“完满的个体”和“成功的个体”，或者企图“完满”或“成功”的个体，那他们一定会与周边的世界天天产生区隔和争斗，因此这个世界必定是一个喧闹和恐怖的天地。而这些以“完满”，“成功”自许者的下场也一定是苦，而且是难言之苦。
佛教正是因为破除“我执”，主张“无我”，才让那些自许“完满”，自许“成功”的欲望和追求真正断灭。简言之，因“无我”，才“灭苦”。
需要说明的是，后来禅宗中有“我即是佛”的说法，此“我”与“无我”并不矛盾。此“我”无欲，此“我”无名，只是作为一个精神宅体的例证，说明“人人皆有佛性”，可由可由切身做起。恰恰是佛性，能够有力抵挡“我”的“自性”。
正因为“人人皆有佛性”，度化众人也就有了可能。如果人人都以“佛”自认，那就不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我”，这恰恰是到达了更高意义上的“与我”境界。
“人人皆有佛性”，但人人又不能单独完满，因此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企求单独解脱。如果单独解脱了，而周围的众人还困于重重障碍之中，那么，这个自以为的“解脱”了个人还会寸步难行。如果别人没有解脱，那么，为了防护自己解脱必须划出人我之界。这么一划界，空境便顿时消失，解脱也无从说起。
诚如谚语所说，一滴清水无救于一缸污水，而一滴污水却能把一缸清水毁坏。一个修行者即使把自己修炼成的一滴最纯净的清水，却没有与周边污水分割的“薄膜”，那么，这滴清水怎么存在？同样，如果大家都成了纯净的清水，却还有一滴仍然污浊，那么，大家的纯净还能保持吗？因此，佛教必然指向整体关怀，普世行善，无界救助。要解脱，也要大家一起解脱。
更重要的是，佛教既然“无我”，也就无所谓“度己”。“度己”之说，不符合“无我”的宏旨。“无我”的空境，必把大千世界作为唯一主体，达到前面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境界，发誓引渡每一个“兄弟”。
由此可知，佛教从“度己”跃升为“度人”思维十分清晰，并不是随意地从众悦众。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心经》最后那个咒语，呼唤得那么恳切：“接谛，接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珂。”我的翻译是：“去吧，去，到彼岸去，赶快觉悟！”对于这几句咒语，《心经》自己还反复推崇“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而且“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可见，在佛教看来，头等重要的大事是“度人”。
于是，作为佛教修行最高、最后目标的“涅槃”，也与“到彼岸去”连在一起了。《大智度论》在阐释“波罗蜜”时说：“涅槃为彼岸”。度人到彼岸的修行者称为“菩萨”，他们的“大誓愿”就是“度一切众生”。
在中国民间，菩萨常常被当作偶像，其实，他们只是修行者，因觉悟而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反对伤害。菩萨把佛教本义和民间企盼融成一体，组成了“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高尚信仰。
三，那些否定
空，是一个坐标。由它一比，世间很多重大的物态、心态、生态，都由重变轻，由大变小，甚至变得没有意义了。
因此，要阐释空，仰望空，逼近空，触及空，必须运用一系列减除之法，断灭之法，否定之法。
《心经》虽然短简短，却用了大量的否定词，例如“不”和“无”的整齐排列。确实，只有经过“不”和“无”的大扫除，才能真正开拓出的“空”空间，
先说“不”。
《心经》说，在空相中，“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我把这几个“不”都翻译成了“无所谓”，即“无所谓诞生和灭亡，无所谓污垢和洁净，无所谓增加和减少”。这里的“无所谓”不是没有，事实上，生活灭，垢和零，增和减还是存在的，但是没有绝对意义，也没有固定差异。
生是灭的开始，因此生中隐藏着灭。反之，灭中有包含着生，或启动着另一番生。因此，没有纯粹的生，也没有纯粹的灭。它们之间，并不是彻底对立。
垢和净也是一样。“水至清则无鱼”，净和垢历来并存，只是比例变动而已，而且，大净中很可能潜伏着大垢，“含剧毒而无迹”；大垢中也可能隐藏着大净，“出淤泥而不染”。
增和减更难判定。似增实减，似减实增的情形，比比皆是。结果，增也无所谓增，减也无所谓减，非增非减，不增不减，归之于空。
总之，空门，就是打通之门。把生和灭之间的门打通，把垢和净之间的门打通，把增和减之间的门打通，打通了，也就进入“空门”。空的最大、最常见障碍，是一座座关着的门，关着的门，就是强行切割之门，互相觊觎之门，自寻烦恼之门。因此，《心经》对这些关着的门，说了那么多“不”，要它们全部打通。
《心经》用的最多的否定字，是“无”。
在空的世界，各种障碍都要接受“无”的荡涤。大致以下几种——
第一种，荡涤感觉障碍。人们常常会相信“眼见为实”，“亲耳听到”，“亲口尝过”，而佛教则对人的感觉保持怀疑。直接感觉到的一切，极有可能是表象、暂相、假象。因此《心静》指出，从受，想，行，识、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等等感觉系统所带来的不同心理感受，都不可完全信赖，都不要过于在乎，甚至都可以视之为无，这也说明。“看破”之“看”，与一般的视觉，并不相同。
第二种，荡涤界限障碍。人们走上感觉误区之后，又会设置很多界限，作为认识世界的栏杆和台阶。其实这些界限都是心造的，实际并不存在。《心经》里所说的“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也就是指从最初的视觉到最后的意识，人们划出很多界线，都应该撤除。世上很多学者和行政官员一直以“划界”作为自己的行为主轴，其实都是在做分化世界的事情。在佛教看来，所有的划界有时是需要的，但说到底还是在设置障碍。因此，也要视界为无。
第三种，荡涤生存障碍。很多智者和哲人，老是在研究人类生存的很多麻烦课题。例如，明白和愚黯、衰老和死亡、痛苦和灭亡、机智和收获等等。佛教认为，这些问题没有归向，无从解决，因此也就无法成立。《心经》所说的“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那么重要的一系列难题，答案都是“无”。历来都是人类生存的大课题。明黯老死，似乎更是有更事关及生存等级。《心经》认为没有这种等级，也不应期待这些问题的解决。自认的机智和收获，更没有着眼的必要。但这些人人都看重的思维山峦都归之于无，空的境界才能真正出现。
那么多“无”，概括起来也就是“无常”。“无常”二字，对世界种种固定性、规律性、必然性、周期性、逻辑性提出了根本的怀疑。因此，正是“无常”，可以排除一系列障碍。无常，初一听让人心神不定。但是，当它宣布，原来让人心神安定的那些“规律”和，“必然”都不可靠。人们的心神也就会搁置在“小安定”后获得的“大安定”。
既然整体是无常，那就不要那么多预测、判断、分析了。来什么就是什么，当下面对，即时处理。也就是说，从“失去依靠”走向了“不必依靠”。
因无常而不必依靠，那就叫“自在”。
如果这一系列障碍都得以排除，那么，由这些障碍带来的精神恶果也可以避免了。也就是《心经》所说的“心无挂碍”，“无有恐怖”。正是这两个“无”，可以使人“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
只可惜，以上一系列被“无”所否定的东西，世人常常不舍得丢弃，那么，随之也就无法丢弃那些挂碍、恐怖、颠倒梦想了。
一连串的否定，组成了一场“空们大扫除”。为的是挣脱种种现状，达到没有障碍的“如来”境界。
四，度化众生
《心经》认为，以“无”入“空”，排除障碍是人生真正的大智慧。同是一个“智”，小机智徒增障碍，被佛经称为“漏智”，属于排除之列。排除了小机智，就能开启大智慧，那就是“般若”。般若智慧的核心是度化，因此又称“般若波罗蜜多”，即“大智慧度化”，简称“智度”。佛典中，有《大智度论》。
度，是脱离苦海到彼岸。小乘佛教，重在个人解脱，大乘佛教，重在众生度化。个人解脱的理由和程序都已经说得很清楚。那么，从逻辑上，为什么还要拓展成众生度化呢？
有人说，这是佛教随从了普世道德，不在乎自身逻辑。对此，我不能同意，我认为佛教由“度己”而导致“度人”的逻辑，很清晰，下面，且让我略加梳理。
如前所述，佛教在阐明“空”的学说时，着力排除种种界定，拆卸道道门槛。很快就碰到了最重要的一个界定，那就是“他我”之间的界定。遇到了最后一道门槛，那就是“人己”之间的门槛。
“我”是什么？显然，不管在生理意义、伦理意义还是社会意义上，都是“性空”。生理意义上的“我”，是速朽的皮囊，伦理意义上的“我”，是随着亲情关系必然陨灭而不知自己是谁的孤鸟，社会意义上的“我”，是被一堆人造身份所堆垒而成的空洞名号。正如前面已经说到，一切“拥有”，都是“假有”，那么，接下来，一切“拥有者”本人，也是空相，富人的钱财是空，高官的权位是空，而重要的是富人和高官本身，也是空。那么，不是高官和富人的普通人呢？也一样，都是空相。
现代西方思维中，“我”是一切的出发点。我的存在，我的权利，我的成败，我的性格……这便是欲望的渊藪，冲突的本体，烦恼的根源。
佛教以很大的力度，对“我”提出了质疑。不是质疑我个人的优缺点，而是质疑“我”这个概念本身的存在基点。质疑的结果，是主张放弃对“我”的执着，即破除“我执”。
我前面说到，《心经》里包涵了那么多“无”，都可以概括为“无常”，其实，在“无常”后面还隐藏着一个最根本的“无”，那就是“无我”。
历代不少佛教学者把“缘起性空，无常无我”八个字当作佛教的精髓，我很赞成。
在世界各大宗教派别和哲学派别中，佛教明确地提出了对自我个体放弃、消融和超越，显示出非同一般的成熟等级。
佛教当然可以与那些主张个体圆满、个体成功的学说共存于世，但它又不能不指出，一切“完满”和“成功”都不可能真实。因此所谓“完满的个体”、“成功的个体”必然承载着多重虚假。扩而大之，一个世界如果真的存在很多“完满的个体”和“成功的个体”，或者企图“完满”或“成功”的个体，那他们一定会与周边的世界天天产生区隔和争斗，因此这个世界必定是一个喧闹和恐怖的天地。而这些以“完满”，“成功”自许者的下场也一定是苦，而且是难言之苦。
佛教正是因为破除“我执”，主张“无我”，才让那些自许“完满”，自许“成功”的欲望和追求真正断灭。简言之，因“无我”，才“灭苦”。
需要说明的是，后来禅宗中有“我即是佛”的说法，此“我”与“无我”并不矛盾。此“我”无欲，此“我”无名，只是作为一个精神宅体的例证，说明“人人皆有佛性”，可由可由切身做起。恰恰是佛性，能够有力抵挡“我”的“自性”。
正因为“人人皆有佛性”，度化众人也就有了可能。如果人人都以“佛”自认，那就不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我”，这恰恰是到达了更高意义上的“与我”境界。
“人人皆有佛性”，但人人又不能单独完满，因此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企求单独解脱。如果单独解脱了，而周围的众人还困于重重障碍之中，那么，这个自以为的“解脱”了个人还会寸步难行。如果别人没有解脱，那么，为了防护自己解脱必须划出人我之界。这么一划界，空境便顿时消失，解脱也无从说起。
诚如谚语所说，一滴清水无救于一缸污水，而一滴污水却能把一缸清水毁坏。一个修行者即使把自己修炼成的一滴最纯净的清水，却没有与周边污水分割的“薄膜”，那么，这滴清水怎么存在？同样，如果大家都成了纯净的清水，却还有一滴仍然污浊，那么，大家的纯净还能保持吗？因此，佛教必然指向整体关怀，普世行善，无界救助。要解脱，也要大家一起解脱。
更重要的是，佛教既然“无我”，也就无所谓“度己”。“度己”之说，不符合“无我”的宏旨。“无我”的空境，必把大千世界作为唯一主体，达到前面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境界，发誓引渡每一个“兄弟”。
由此可知，佛教从“度己”跃升为“度人”思维十分清晰，并不是随意地从众悦众。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心经》最后那个咒语，呼唤得那么恳切：“接谛，接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珂。”我的翻译是：“去吧，去，到彼岸去，赶快觉悟！”对于这几句咒语，《心经》自己还反复推崇“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而且“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可见，在佛教看来，头等重要的大事是“度人”。
于是，作为佛教修行最高、最后目标的“涅槃”，也与“到彼岸去”连在一起了。《大智度论》在阐释“波罗蜜”时说：“涅槃为彼岸”。度人到彼岸的修行者称为“菩萨”，他们的“大誓愿”就是“度一切众生”。
在中国民间，菩萨常常被当作偶像，其实，他们只是修行者，因觉悟而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反对伤害。菩萨把佛教本义和民间企盼融成一体，组成了“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高尚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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