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钮文新：汇率“双刃剑”如何评价？——#日元贬值会带给中国经济冲击#？】日本连续30多年的通缩似乎已经结束了。过去一年时间里，日元兑美元从100附近悄然来到135，贬值幅度之大多年不见，距20年前140左右的低点，仅有一步之遥。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第一，日本在俄乌冲突等问题上高声叫嚷，附和美国意愿，这仅仅是为了政治诉求？会不会借助全球性话题的热度，遮掩世人对日本经济意图的关注；第二，尽管日本财务省、日本央行和金融厅6月10日发布联合声明称，对日元兑美元近期快速下跌表示“关切”，而在必要时将对汇率采取适当行动，并与其他国家密切沟通，但至少到目前为止，它们并未对日元贬值进行实质性干预，而安倍当政之初就已开始的极度宽松、甚至负利率政策，岸田文雄政府尚无明确的收紧迹象。
鉴于日本政府多年努力，试图将日本经济拉出通缩，所以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日元贬值以及日本国内物价上涨会不会原本就是日本政府的期待？最近有件事情应当关注：尽管目前日本CPI在4月份刚刚达到2%的水平，但能源价格上涨却给日本民众带来了很大的成本压力。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在6月7日的一次演讲中指出： “日本家庭对涨价的容忍度也在变大”。一言一出，舆论沸腾，铺天盖地的批评逼迫黑田东彦出面道歉。6月8日黑田东彦自认“言论不当”，但同时解释说：说“日本家庭对涨价的容忍度也在变大”的语境，实际是在呼吁“涨薪的必要性”。
由上述迹象我们是否可以感到：日本政府似乎并不希望尽快扭转日元贬值趋势。说到这儿，必须说说：对一个国家的经济而言，本币贬值、升值实际都是“双刃剑”。政府如何抉择，关键看它希望塑造怎样的国家经济结构。人们都知道，一般而言，本币贬值有利于出口增长，但不利于进口增加，而本币升值不利于出口竞争力，但有利于进口竞争力。
不过，这样理解“双刃剑”只是针对贸易而言，而大家现在更应该关注的是：本币升贬对资本流动影响，因为它关乎国家经济结构的塑造。我曾经多次强调：当今世界，实业资本和股权资本争夺是第一位的经济竞争，因为它关乎一个国家的科技命运，是科技竞争的先导性竞争领域。
毋庸置疑，日本当年、乃至现在都是制造业强国，但也应当意识到：“广场协定”实际带给日本经济、尤其是日本制造业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这是怎么回事？多年来，中国经济学人普遍以为：“广场协定”的核心不过是逼迫日元升值而已。但殊不知，“广场协定”实际是华盛顿共识的代表性产物，它要求日本大幅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大力推进利率市场化、金融自由化，以及与之相伴的“更加自由的浮动汇率制度”等等，而日元兑美元汇率从大致280大幅升值到70，以及日本经济结构走向“空心化”，其不过是这一整套制度安排的必然结果。
这其中的经济逻辑是什么？首先，“金融开放+日元升值”必然导致大量国际投机热钱涌入日本，日本金融市场美元多、日元少，进一步迫使日元升值，如此恶性循环；其次，日元升值导致日本企业出口艰难，但有利于它们对外投资，于是日本制造业开始全球布局，日本国民开始全球消费。注意：就在这一出一进之间，日本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第一，全世界的投机热钱流入日本，其规模远远大过日本制造业投资和日本国民对外消费的规模，这个失衡继续推高日元币值；第二，流入日本的资本是热钱、是投机资本，但日本流出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制造业资本、股权投资偏好的资本，以及日本国民的储蓄资金，都是最为优质的金融资源。
“广场协定”签署不过5年，日本经济被掏空了，大量实业资本流失，使其经济严重泡沫化。这时，热钱逃逸，日本经济崩塌。而我们所看到的，恰恰如此。
明白这段历史，我们应当理解：为什么日本政府非常厌恶、甚至痛恨日元升值。出于美国淫威，日本嘴上不敢说，但心里什么都明白：日本经济要恢复，必须借重工业4.0的契机重振日本“科技制造业”。怎么办？大力度修正日元升值时的错误，以超低利率、本币贬值吸引海量实业资本、科技资本、股权资本涌向日本。
鉴于美国同样需要吸收海量实业资本、科技资本、股权资本以振兴美国经济，所以日本的作法明显触犯了美国利益，美国会允许吗？老一套，充当美国“印太战略”的马前卒，从而“用政治换经济”。
问题是：美国和日本在产业分工方面是否存在默契？比如，它们是否希望日本能够接替中国成为未来美国一般消费品的供应商？如果有，那中国应当怎么办？很显然，这里也存在人民币汇率如何选择的问题。我的看法是：第一，必须以低利率、宽松的货币政策助推中国经济恢复健康，覆盖疫情干扰的损失；第二，只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不出现“超常态单边贬值”状况，中国央行就该允许；第三，出于中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未来中国应当更多释放长期基础货币，同时压低货币乘数，构建“资本金融为主，货币金融为辅；股权金融为主，债务金融为辅”的金融结构，并在此过程中，以防止人民币单边升值为主。
其实，2010年中国开始“二次汇改”之后，基于人民币单边升值，我们已经看到过一些经济现象：国内部分资本无效外溢，甚至投资到境外房地产领域，同时也诱发了国内居民的出国消费热潮。问题是：境外的投资和消费，是不是会压抑中国经济内需？会不会加剧国内产能过剩？
面对如今的全球经济态势，我们还是要坚持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说到这儿，有必要严肃地提示：那些以人民币国际化、以贬值导致股市下跌等错误言论去绑架人民币单边升值的企图，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责编 姚坤）
鉴于日本政府多年努力，试图将日本经济拉出通缩，所以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日元贬值以及日本国内物价上涨会不会原本就是日本政府的期待？最近有件事情应当关注：尽管目前日本CPI在4月份刚刚达到2%的水平，但能源价格上涨却给日本民众带来了很大的成本压力。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在6月7日的一次演讲中指出： “日本家庭对涨价的容忍度也在变大”。一言一出，舆论沸腾，铺天盖地的批评逼迫黑田东彦出面道歉。6月8日黑田东彦自认“言论不当”，但同时解释说：说“日本家庭对涨价的容忍度也在变大”的语境，实际是在呼吁“涨薪的必要性”。
由上述迹象我们是否可以感到：日本政府似乎并不希望尽快扭转日元贬值趋势。说到这儿，必须说说：对一个国家的经济而言，本币贬值、升值实际都是“双刃剑”。政府如何抉择，关键看它希望塑造怎样的国家经济结构。人们都知道，一般而言，本币贬值有利于出口增长，但不利于进口增加，而本币升值不利于出口竞争力，但有利于进口竞争力。
不过，这样理解“双刃剑”只是针对贸易而言，而大家现在更应该关注的是：本币升贬对资本流动影响，因为它关乎国家经济结构的塑造。我曾经多次强调：当今世界，实业资本和股权资本争夺是第一位的经济竞争，因为它关乎一个国家的科技命运，是科技竞争的先导性竞争领域。
毋庸置疑，日本当年、乃至现在都是制造业强国，但也应当意识到：“广场协定”实际带给日本经济、尤其是日本制造业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这是怎么回事？多年来，中国经济学人普遍以为：“广场协定”的核心不过是逼迫日元升值而已。但殊不知，“广场协定”实际是华盛顿共识的代表性产物，它要求日本大幅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大力推进利率市场化、金融自由化，以及与之相伴的“更加自由的浮动汇率制度”等等，而日元兑美元汇率从大致280大幅升值到70，以及日本经济结构走向“空心化”，其不过是这一整套制度安排的必然结果。
这其中的经济逻辑是什么？首先，“金融开放+日元升值”必然导致大量国际投机热钱涌入日本，日本金融市场美元多、日元少，进一步迫使日元升值，如此恶性循环；其次，日元升值导致日本企业出口艰难，但有利于它们对外投资，于是日本制造业开始全球布局，日本国民开始全球消费。注意：就在这一出一进之间，日本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第一，全世界的投机热钱流入日本，其规模远远大过日本制造业投资和日本国民对外消费的规模，这个失衡继续推高日元币值；第二，流入日本的资本是热钱、是投机资本，但日本流出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制造业资本、股权投资偏好的资本，以及日本国民的储蓄资金，都是最为优质的金融资源。
“广场协定”签署不过5年，日本经济被掏空了，大量实业资本流失，使其经济严重泡沫化。这时，热钱逃逸，日本经济崩塌。而我们所看到的，恰恰如此。
明白这段历史，我们应当理解：为什么日本政府非常厌恶、甚至痛恨日元升值。出于美国淫威，日本嘴上不敢说，但心里什么都明白：日本经济要恢复，必须借重工业4.0的契机重振日本“科技制造业”。怎么办？大力度修正日元升值时的错误，以超低利率、本币贬值吸引海量实业资本、科技资本、股权资本涌向日本。
鉴于美国同样需要吸收海量实业资本、科技资本、股权资本以振兴美国经济，所以日本的作法明显触犯了美国利益，美国会允许吗？老一套，充当美国“印太战略”的马前卒，从而“用政治换经济”。
问题是：美国和日本在产业分工方面是否存在默契？比如，它们是否希望日本能够接替中国成为未来美国一般消费品的供应商？如果有，那中国应当怎么办？很显然，这里也存在人民币汇率如何选择的问题。我的看法是：第一，必须以低利率、宽松的货币政策助推中国经济恢复健康，覆盖疫情干扰的损失；第二，只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不出现“超常态单边贬值”状况，中国央行就该允许；第三，出于中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未来中国应当更多释放长期基础货币，同时压低货币乘数，构建“资本金融为主，货币金融为辅；股权金融为主，债务金融为辅”的金融结构，并在此过程中，以防止人民币单边升值为主。
其实，2010年中国开始“二次汇改”之后，基于人民币单边升值，我们已经看到过一些经济现象：国内部分资本无效外溢，甚至投资到境外房地产领域，同时也诱发了国内居民的出国消费热潮。问题是：境外的投资和消费，是不是会压抑中国经济内需？会不会加剧国内产能过剩？
面对如今的全球经济态势，我们还是要坚持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说到这儿，有必要严肃地提示：那些以人民币国际化、以贬值导致股市下跌等错误言论去绑架人民币单边升值的企图，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责编 姚坤）
他63岁，河北省人。晚期肺癌，已经多次（6次）化疗了。化疗后不仅效果没看到，还越来越严重，副作用太大。
这患者一直排斥中医，他西医西药治疗了半年多，感受到了问题越加严重，身体越加痛苦难受：“精神非常差丶眼睛模糊丶视力下降明显丶眼睛流泪丶胃发烧丶拉肚子……”
病人西药与化疗后倍感病情恶化，于是在家人努力的劝说下，终于愿接受中医药治疗。
在他与其亲人诚心诚意的恳求下，我还是答应救治他。5月上旬我给他寄过去一个月的中草药，吃到昨天（27天）效果特别的好。很多症状大为改善，肺癌灶疼痛也明显减轻了……
患者发自内心夸奖我的中草药效果“比化疗强多了”。他夸我的药效我明白其意思，但实际上“化疗放疗”与中医中草药的治疗意义完全是反着来的，根本就不能跟中医中草药治癌意思相比。
他如果是早明白早接受中医药治疗意义就更大了。除了不受放疗化疗的巨大痛苦，还能大大减少身体的伤害，可大大延长生存期……。花钱买罪受，花钱买短寿，实在是花不来。
肺癌，是最顽固的癌症之一，特别是晚期的。我也不是说我能摆平得了它，但我的药能做到西药做不到的功效，我还能做到让患者不受或少受很多痛苦，可让病人在更舒服中延长生命！还有可能出现奇迹，我是说“有可能”。这也是我对癌症患者的仁心期望！
治癌症过程中，我最不愿意接治那些动过手术或者放疗化疗了的病人。经过手术或者放疗化疗了的患者，基本上已经半死不活了，其免疫系统被打垮掉了，神仙也怕治疗。当然，在患者再三肯求下，我又不好见死不救。我虽然会用仁心尽全力，但也会束手无策时，毕竟是治疗天下最疑难危重的癌！
很多人说＂癌症，三分之一是吓死的，三分之一是治死的，还有三分之一才是病死的”，这话虽然现实正确，但真正中医药有能力大大改善其中的那个“三分之一”，或者那两个“三分之一”。
这患者一直排斥中医，他西医西药治疗了半年多，感受到了问题越加严重，身体越加痛苦难受：“精神非常差丶眼睛模糊丶视力下降明显丶眼睛流泪丶胃发烧丶拉肚子……”
病人西药与化疗后倍感病情恶化，于是在家人努力的劝说下，终于愿接受中医药治疗。
在他与其亲人诚心诚意的恳求下，我还是答应救治他。5月上旬我给他寄过去一个月的中草药，吃到昨天（27天）效果特别的好。很多症状大为改善，肺癌灶疼痛也明显减轻了……
患者发自内心夸奖我的中草药效果“比化疗强多了”。他夸我的药效我明白其意思，但实际上“化疗放疗”与中医中草药的治疗意义完全是反着来的，根本就不能跟中医中草药治癌意思相比。
他如果是早明白早接受中医药治疗意义就更大了。除了不受放疗化疗的巨大痛苦，还能大大减少身体的伤害，可大大延长生存期……。花钱买罪受，花钱买短寿，实在是花不来。
肺癌，是最顽固的癌症之一，特别是晚期的。我也不是说我能摆平得了它，但我的药能做到西药做不到的功效，我还能做到让患者不受或少受很多痛苦，可让病人在更舒服中延长生命！还有可能出现奇迹，我是说“有可能”。这也是我对癌症患者的仁心期望！
治癌症过程中，我最不愿意接治那些动过手术或者放疗化疗了的病人。经过手术或者放疗化疗了的患者，基本上已经半死不活了，其免疫系统被打垮掉了，神仙也怕治疗。当然，在患者再三肯求下，我又不好见死不救。我虽然会用仁心尽全力，但也会束手无策时，毕竟是治疗天下最疑难危重的癌！
很多人说＂癌症，三分之一是吓死的，三分之一是治死的，还有三分之一才是病死的”，这话虽然现实正确，但真正中医药有能力大大改善其中的那个“三分之一”，或者那两个“三分之一”。
【怎样留住公共卫生人才】谈及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建设，很难避开学生这个要素。疾控系统人才流失，不仅影响着公共卫生体系作用的发挥，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公共卫生相关专业毕业生的就业走向，以及优质生源对于该学科的选择，进而影响着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的建设。因此，探讨怎样留住公共卫生人才，对于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建设同样具有积极意义。
近年来，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我国公共卫生服务朝着公益性、公平性、均等化方向快速发展，建设一支数量充足、质量过硬、专业齐全、敬业担当的公共卫生人才队伍的重要性凸显。2019年暴发并且持续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让社会认识到了公共卫生工作的价值与公共卫生人才的重要性。然而当前，我国公共卫生人才队伍不仅在数量、质量和结构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短板，还面临着严重的人才流失问题。
一种职业的人员流失率偏高，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特别是在知识型员工的就业选择和流动决策中，作用因素除了薪酬等基本保障外，还包括职业自豪感、工作成就感、职业发展机会、领导风格或管理方式等非经济性因素。在现实中，对上述因素的满意度较低，导致了公共卫生人才的流失。
鉴于此，留住公共卫生人才，需要重点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首先，要让全社会充分认识到公共卫生工作及公共卫生人才的重要价值。公共卫生工作的性质决定了其主要作用是事前预防而非事后补救，因此公共卫生工作做得越出色，各种疾病和公共卫生事件暴发的情况越少，公共卫生工作的价值被低估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政府要持续重视公共卫生工作及其人才队伍建设的问题，并通过广泛宣传，让全社会尤其是那些决定着公共卫生领域资源投入和配置的关键决策者，真正理解公共卫生工作的价值所在，而不只是在出现严重公共卫生事件时才意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只有使公共卫生工作得到充分的社会认可和资源支持，才能构建起公共卫生人才发挥作用的良好物理环境和人文环境。
其次，要提高公共卫生人才的薪酬待遇并优化薪酬管理实践。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国公共卫生机构曾通过开展有偿服务保证了公共卫生人才的薪酬具有一定竞争力。但在2011年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后，公共卫生机构被划归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有偿服务项目几乎都被取消，公共卫生人才薪酬水平出现了较大幅度下降，与医院等其他同级卫生事业单位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在很多省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的待遇甚至低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在生活成本不断增高的压力下，很多公共卫生人才不得不跳槽去待遇更高的其他卫生医疗机构、高校或企业。因此，适当提高公共卫生人才薪酬水平是留住他们的最基本保障性措施。此外，我国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薪酬制度本身存在的诸多问题同样具有影响。例如，基本薪酬更多取决于职称和资历，而非公共卫生人才实际承担的工作；绩效薪酬没有真正拉开差距，无法对工作能力强的人才提供充分的奖励；薪酬水平调整速度过慢等。对公共卫生系统的薪酬管理改革，政府也应当给予高度重视，要让真正的人才获得足够的经济回报。
再其次，要拓宽公共卫生人才的职业发展空间。我国大部分公共卫生人才都被归为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职称或专业技术岗位等级晋升对他们而言极为重要。然而，根据现行的《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试行办法》，全国的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分为正高级（1—4级）、副高级（5—7级）、中级（8—10级）和初级（11—13级）。其中，高级、中级、初级三类岗位的人员比例在全国按照1∶3∶6来控制，各类岗位内不同等级的人员结构比例也同样实施全国总体控制。由于大部分公共卫生人员都在基层工作，而越是到了基层，国家对高级职称的核准比例就越低，这实际上给公共卫生人才的岗位等级晋升设定了一个很难逾越的天花板，从而使得很多人在个人职业生涯发展中期就已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这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岗位等级晋升困难带来的另外一个负面影响是，岗位等级直接决定基本薪酬水平，岗位等级难以晋升则基本薪酬难以提高。鉴于此，建议政府逐渐下放不同类型事业单位的人事管理权限，允许公共卫生系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计更为科学合理的专业技术类岗位等级设置与晋升办法，为公共卫生人才的职业发展提供更多机会和持久动力，强化其职业忠诚度。在尚不能按照公共卫生人才队伍的特殊规律重新设计其职业发展阶梯路线之前，可以仿照在公务员中实行的职务与职级并行的做法，为公共卫生人才适当打开晋升空间，防止他们因为职业发展受挫而离开。
最后，强化公共卫生机构岗位管理，不断开发各级管理者和领导者的管理能力与领导力。知识型员工不仅关心岗位的报酬因素，同样关心其直接上级或领导者的管理水平及领导方式。很多知识型员工离开组织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是对单位管理水平尤其是直接上级的不满。当前，我国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在人力资源管理的系统性和科学性方面还比较薄弱，特别是在人力资源管理高度重视的人岗匹配方面差距较大，这导致了卫生行政部门和公共卫生事业单位的部分管理者甚至关键领导者并不具备所在岗位的任职资格要求。因此，要想留住公共卫生人才，就要认真开展公共卫生机构的岗位研究，特别是注重明确各级管理岗位的工作职责和任职资格条件，按照岗位要求对现有从业者的岗位匹配度进行系统评价，逐渐分流或淘汰不合格人员，同时将来应严格按照岗位要求选拔任用管理人员和领导者。公共卫生机构各级管理者和领导者专业能力与管理能力的不断提升，会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公共卫生人才安心本职工作，防止人才流失。 （作者：刘昕 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近年来，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我国公共卫生服务朝着公益性、公平性、均等化方向快速发展，建设一支数量充足、质量过硬、专业齐全、敬业担当的公共卫生人才队伍的重要性凸显。2019年暴发并且持续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让社会认识到了公共卫生工作的价值与公共卫生人才的重要性。然而当前，我国公共卫生人才队伍不仅在数量、质量和结构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短板，还面临着严重的人才流失问题。
一种职业的人员流失率偏高，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特别是在知识型员工的就业选择和流动决策中，作用因素除了薪酬等基本保障外，还包括职业自豪感、工作成就感、职业发展机会、领导风格或管理方式等非经济性因素。在现实中，对上述因素的满意度较低，导致了公共卫生人才的流失。
鉴于此，留住公共卫生人才，需要重点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首先，要让全社会充分认识到公共卫生工作及公共卫生人才的重要价值。公共卫生工作的性质决定了其主要作用是事前预防而非事后补救，因此公共卫生工作做得越出色，各种疾病和公共卫生事件暴发的情况越少，公共卫生工作的价值被低估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政府要持续重视公共卫生工作及其人才队伍建设的问题，并通过广泛宣传，让全社会尤其是那些决定着公共卫生领域资源投入和配置的关键决策者，真正理解公共卫生工作的价值所在，而不只是在出现严重公共卫生事件时才意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只有使公共卫生工作得到充分的社会认可和资源支持，才能构建起公共卫生人才发挥作用的良好物理环境和人文环境。
其次，要提高公共卫生人才的薪酬待遇并优化薪酬管理实践。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国公共卫生机构曾通过开展有偿服务保证了公共卫生人才的薪酬具有一定竞争力。但在2011年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后，公共卫生机构被划归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有偿服务项目几乎都被取消，公共卫生人才薪酬水平出现了较大幅度下降，与医院等其他同级卫生事业单位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在很多省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的待遇甚至低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在生活成本不断增高的压力下，很多公共卫生人才不得不跳槽去待遇更高的其他卫生医疗机构、高校或企业。因此，适当提高公共卫生人才薪酬水平是留住他们的最基本保障性措施。此外，我国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薪酬制度本身存在的诸多问题同样具有影响。例如，基本薪酬更多取决于职称和资历，而非公共卫生人才实际承担的工作；绩效薪酬没有真正拉开差距，无法对工作能力强的人才提供充分的奖励；薪酬水平调整速度过慢等。对公共卫生系统的薪酬管理改革，政府也应当给予高度重视，要让真正的人才获得足够的经济回报。
再其次，要拓宽公共卫生人才的职业发展空间。我国大部分公共卫生人才都被归为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职称或专业技术岗位等级晋升对他们而言极为重要。然而，根据现行的《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试行办法》，全国的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分为正高级（1—4级）、副高级（5—7级）、中级（8—10级）和初级（11—13级）。其中，高级、中级、初级三类岗位的人员比例在全国按照1∶3∶6来控制，各类岗位内不同等级的人员结构比例也同样实施全国总体控制。由于大部分公共卫生人员都在基层工作，而越是到了基层，国家对高级职称的核准比例就越低，这实际上给公共卫生人才的岗位等级晋升设定了一个很难逾越的天花板，从而使得很多人在个人职业生涯发展中期就已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这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岗位等级晋升困难带来的另外一个负面影响是，岗位等级直接决定基本薪酬水平，岗位等级难以晋升则基本薪酬难以提高。鉴于此，建议政府逐渐下放不同类型事业单位的人事管理权限，允许公共卫生系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计更为科学合理的专业技术类岗位等级设置与晋升办法，为公共卫生人才的职业发展提供更多机会和持久动力，强化其职业忠诚度。在尚不能按照公共卫生人才队伍的特殊规律重新设计其职业发展阶梯路线之前，可以仿照在公务员中实行的职务与职级并行的做法，为公共卫生人才适当打开晋升空间，防止他们因为职业发展受挫而离开。
最后，强化公共卫生机构岗位管理，不断开发各级管理者和领导者的管理能力与领导力。知识型员工不仅关心岗位的报酬因素，同样关心其直接上级或领导者的管理水平及领导方式。很多知识型员工离开组织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是对单位管理水平尤其是直接上级的不满。当前，我国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在人力资源管理的系统性和科学性方面还比较薄弱，特别是在人力资源管理高度重视的人岗匹配方面差距较大，这导致了卫生行政部门和公共卫生事业单位的部分管理者甚至关键领导者并不具备所在岗位的任职资格要求。因此，要想留住公共卫生人才，就要认真开展公共卫生机构的岗位研究，特别是注重明确各级管理岗位的工作职责和任职资格条件，按照岗位要求对现有从业者的岗位匹配度进行系统评价，逐渐分流或淘汰不合格人员，同时将来应严格按照岗位要求选拔任用管理人员和领导者。公共卫生机构各级管理者和领导者专业能力与管理能力的不断提升，会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公共卫生人才安心本职工作，防止人才流失。 （作者：刘昕 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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