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术胜利与战略布局
对于巴希尔二世，人们很容易去回顾他的战绩，但是如果不把几十年后帝国的衰亡联系起来看，我们就会看不清历史的脉络。首先我们看北线，是否要如此彻底的打垮和征服保加利亚是有疑问的，当时第二保加利亚王国确实扩张地很猛，对帝国也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不狠狠打击一下是不行的，但在将其完全吞并后，就需要由帝国自己来独自面对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以及欧洲Christ 教军事力量的冲击，并非全都是好处。不过当然，和下面将要论述的其它问题相比，这确实不算太大的事，东线才是真正反映了战略决策对国防安全影响的范本。巴希尔二世在晚年动用帝国力量肢解并部分吞并亚美尼亚是典型的一招臭棋，在分析罗马帝国的军事战略时，提到过利用缓冲国增强边界防线抵御强大敌人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产生是因为同样一片地区、同样多的一批人民，到底是作为大帝国的一个边境行省还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其军事能力是不同的。一个独立国家会以高得多的效率来使用资源增强自己的军力，并且会以积极的态度来反击外敌。因此帝国周边存在一些并不是那么恭顺的中小势力并不完全是坏事，只要这些势力不会强大到威胁自身安全，帝国就要学会和他们共存而不是整天琢磨要把对方赶尽杀绝，因为很可能在更远方有更加强大和野蛮的敌人。巴希尔二世在部分吞并了亚美尼亚后，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并没有着力去加强这个地区的管理和军事防御体系的重塑，而是放任这个地区长期处于混乱和虚弱状态中，结果使得东部边境表面上边界线往东推进了，但实际的防御能力却大大下降。
在这里不得不再次提出那个问题：并不是打个胜仗消灭一个邻国就是对本国有益的煌煌武功，有时候也许一仗都不打，让邻国好好的立在那里就是最好的结果。比如唐玄宗曾利用军事打击和内部瓦解摧毁了和唐帝国有所交恶的突骑施，而这个突骑施曾经是大唐在中亚地区打击阿拉伯帝国入侵、压制各种反叛势力的代理人，虽然它肯定也有自己的野心和桀骜不驯的地方，但是在摧毁了它之后，阿拉伯人北上侵入河间地的通道就被打开，唐朝不得不面对要么放弃葱岭以西的统治，要么自己直接插手的两难选择，一开始唐帝国选择的是后者，其加强了安西节度使和北庭节度使的兵力，最终不可避免地和阿拉伯帝国正面相撞，然后就发生了中国人都很熟悉的、发生在公元751年的阿拉伯联军击败唐军的怛罗斯之战。
很多人没意识到的是，巴希尔二世其实是运气很好的，他在位时期，北方的保加利亚王国已经不如其第一王朝时那样强大，神圣罗马帝国等欧洲势力的压力暂时也没那么大，而阿拉伯世界因为分裂为若干个大小势力，其军事威胁也大大减小了，之前的尼基弗鲁斯二世和约翰一世已经收复了小亚细亚原先丢失的地区并打下了安条克等叙利亚北部地区，同时小亚细亚军区制的成熟和大军事贵族势力的稳固，都让这个方向的防御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弱点。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保持自己内部的稳定，并有效削弱保加利亚人的势力，帝国的安全还是很有保障的。巴希尔二世应该做的就是像屋大维那样，为帝国划出一条成本最低而又最容易组织防御的边界线，任何试图攫取额外的领土和财富的行动都很可能是徒劳无益乃至危险的。这个问题在历史上早有范例，如雄才大略的图拉真皇帝一生最大的两件军功都是越出了屋大维所划出的帝国边界，其一是击败帕提亚帝国并征服了两河流域直达波斯湾，但几乎就在几年之后罗马就不得不退出了这些新征服的领土回到其传统边界线，而其二就是征服了现在罗马尼亚地区的达契亚，这里好一些，罗马人统治了一个半世纪，但是随着边境压力的增大也不得不撤出并退回到多瑙河以南。
而巴希尔二世在历史中的做法则等于将东部的大门敞开，然后就坐下来休息并祈祷没有强敌到来，但可惜历史从不配合人们的一厢情愿，具有强大军事组织和技能并信仰了Islam 教的突厥人很快取代了阿拉伯人在军事上的位置，构成了新一波凶猛的军事扩张浪潮，他们到来后轻松穿透了亚美尼亚人的地区并越过罗斯山脉冲进小亚细亚，对帝国安全构成致命威胁。
内部机制的失灵
外部战略没有处理好还是可以补救的，但拜占庭偏偏在内部也在衰败中，巴希尔二世的几十年对内铁腕统治固然建立了稳固的统治权力，但其打击削弱军事贵族的政策无疑削弱了帝国内部的军事能力。当然，这不全是他个人的错误导致的，如前所述，巴希尔二世是经过十几年的反复平叛才踩着东部军事贵族的尸体坐稳了皇位，这就使得他一方面对这些军事贵族从骨子里不信任，其次他也第一次获得了可以压制这个势力的能力，因此他执政时期内的一个主旋律就是压制和削弱这些军事贵族，将土地和农兵从他们手里夺走，表面上还给农民，但实际上大量资源最终流入了新贵族和大地主手里。而我们都很清楚，一个依靠高素质农民的帝国如果出现了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农民普遍被依附于大地主，那么这个帝国的高素质兵源就会枯竭，军事能力就会衰败，中国是如此，拜占庭也逃脱不了这个命运。巴希尔二世在位时十分依赖以北欧瓦兰吉卫队为代表的雇佣军，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帝国军队的生态，短期内似乎拜占庭在对外战争中依旧威风不减，但实际的防御能力是缓慢而持续的下降的。
而更可笑的是，巴希尔二世在私生活的态度也加速了帝国力量的瓦解，他做了60多年的皇帝，可是和中国那些皇帝儿孙多到老皇帝记不清儿孙不同，他一辈子也没有留下一个子嗣，于是最终是他的弟弟也就是君士坦丁八世接班，这倒是有点像卡斯特罗的做派，但可想而知他的弟弟也不会年轻，而且他这个弟弟虽然比他的绝户头做派好一点，但也只是有3个女儿，于是为了避免将来女婿掌权作乱，就索性将女儿赶去修道院一直不嫁。至于他自己则完全不像巴希尔二世那样铁腕勤政，而是任由权力被君士坦丁堡的官僚贵族掌控，自己忙着饮酒作乐，于是在他死后，在复杂的权力博弈争斗中，他的两个女儿佐伊和狄奥多拉先后成为帝国的女皇，但是这期间帝国的权力中枢陷入了长期的混乱，从而把可能的军政调整机会给错失。这种混乱甚至在马其顿王朝结束后也依旧在延续，因此当塞尔柱突厥人的大军出现在东部领土内时，帝国的应对能力已经大不如前，曼齐刻尔特战役看似偶然，但背后诸多必然是不能忽视的。尤其要注意的是，一个具有强大内在力量的国家是可以承受一次惨重失败的，如罗马共和国时期曾承受过坎尼那样的惨败，然后依旧可以反推迦太基。归根结底，曼齐刻尔特不过是拜占庭在11世纪中持续的衰败结果的一次集中展示。
说回到巴希尔二世，2012年华尔街曾经搞过一个颇具娱乐意味的全世界历史上最富有人物的评选，这位巴希尔二世荣登第二位，依靠不断的没收土地和垄断贸易，其个人财产换算到现在不少于2000亿美元，其个人小金库之大，在他的继任者期间被拿出来花掉竟然会影响到整个帝国的币值稳定。其实关于这方面，经济学家会站出来有话说，当社会财富被大规模收集起来藏到库房，对整个经济是有很强的负面作用的，因为大量的财富不参与到流通，就会导致社会经济运行的萎缩，比如隋文帝杨坚这个人就是个敛财好手，他在位期间在洛阳等地建造的规模宏大的粮仓存的粮食历经隋末唐初的战乱甚至到唐朝都没吃完。但是杨坚至少是给国家在敛财，巴希尔二世这种对小金库的执着就看不出对社会经济有什么好处了。
总之拜占庭帝国在巴希尔二世时不管是对外战争的胜利还是领土的扩张都看似达到了一个顶峰，但这却是一个留给后人的大坑，哪怕之后最终拨乱反正试图中兴的曼努埃尔王朝不乏能力出众、试图力挽狂澜的帝王，但是帝国的危机已经太深，而外部的敌人也越来越强大，这些都让拜占庭帝国无可避免地迎来它的黄昏--西面的威尼斯海上贸易强权不断侵蚀拜占庭的利益，甚至左右了十字军对拜占庭的侵略，而突厥人逐渐吞噬掉了整个小亚细亚地区，拜占庭失去了主要的军区和产马地，再也难以组建强大的军队，哪怕塞尔柱突厥人的国家衰亡后，继之而起的奥斯曼突厥帝国却更加强大，并最终在1453年攻克了君士坦丁堡，并改名为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帝国最后则演化为我们现在熟知的土耳其。
有时候不免遐想一下，假如1071年拜占庭或者准确地说是罗马帝国顶住了突厥人的浪潮，那么它也许真的可以坚持到现在，在近代民族意识觉醒后，最终演化为一个叫罗马共和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的国家，那样的话我们就将面对一个延续了2700年的国家，那种感觉也许会十分奇妙。
对于巴希尔二世，人们很容易去回顾他的战绩，但是如果不把几十年后帝国的衰亡联系起来看，我们就会看不清历史的脉络。首先我们看北线，是否要如此彻底的打垮和征服保加利亚是有疑问的，当时第二保加利亚王国确实扩张地很猛，对帝国也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不狠狠打击一下是不行的，但在将其完全吞并后，就需要由帝国自己来独自面对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以及欧洲Christ 教军事力量的冲击，并非全都是好处。不过当然，和下面将要论述的其它问题相比，这确实不算太大的事，东线才是真正反映了战略决策对国防安全影响的范本。巴希尔二世在晚年动用帝国力量肢解并部分吞并亚美尼亚是典型的一招臭棋，在分析罗马帝国的军事战略时，提到过利用缓冲国增强边界防线抵御强大敌人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产生是因为同样一片地区、同样多的一批人民，到底是作为大帝国的一个边境行省还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其军事能力是不同的。一个独立国家会以高得多的效率来使用资源增强自己的军力，并且会以积极的态度来反击外敌。因此帝国周边存在一些并不是那么恭顺的中小势力并不完全是坏事，只要这些势力不会强大到威胁自身安全，帝国就要学会和他们共存而不是整天琢磨要把对方赶尽杀绝，因为很可能在更远方有更加强大和野蛮的敌人。巴希尔二世在部分吞并了亚美尼亚后，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并没有着力去加强这个地区的管理和军事防御体系的重塑，而是放任这个地区长期处于混乱和虚弱状态中，结果使得东部边境表面上边界线往东推进了，但实际的防御能力却大大下降。
在这里不得不再次提出那个问题：并不是打个胜仗消灭一个邻国就是对本国有益的煌煌武功，有时候也许一仗都不打，让邻国好好的立在那里就是最好的结果。比如唐玄宗曾利用军事打击和内部瓦解摧毁了和唐帝国有所交恶的突骑施，而这个突骑施曾经是大唐在中亚地区打击阿拉伯帝国入侵、压制各种反叛势力的代理人，虽然它肯定也有自己的野心和桀骜不驯的地方，但是在摧毁了它之后，阿拉伯人北上侵入河间地的通道就被打开，唐朝不得不面对要么放弃葱岭以西的统治，要么自己直接插手的两难选择，一开始唐帝国选择的是后者，其加强了安西节度使和北庭节度使的兵力，最终不可避免地和阿拉伯帝国正面相撞，然后就发生了中国人都很熟悉的、发生在公元751年的阿拉伯联军击败唐军的怛罗斯之战。
很多人没意识到的是，巴希尔二世其实是运气很好的，他在位时期，北方的保加利亚王国已经不如其第一王朝时那样强大，神圣罗马帝国等欧洲势力的压力暂时也没那么大，而阿拉伯世界因为分裂为若干个大小势力，其军事威胁也大大减小了，之前的尼基弗鲁斯二世和约翰一世已经收复了小亚细亚原先丢失的地区并打下了安条克等叙利亚北部地区，同时小亚细亚军区制的成熟和大军事贵族势力的稳固，都让这个方向的防御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弱点。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保持自己内部的稳定，并有效削弱保加利亚人的势力，帝国的安全还是很有保障的。巴希尔二世应该做的就是像屋大维那样，为帝国划出一条成本最低而又最容易组织防御的边界线，任何试图攫取额外的领土和财富的行动都很可能是徒劳无益乃至危险的。这个问题在历史上早有范例，如雄才大略的图拉真皇帝一生最大的两件军功都是越出了屋大维所划出的帝国边界，其一是击败帕提亚帝国并征服了两河流域直达波斯湾，但几乎就在几年之后罗马就不得不退出了这些新征服的领土回到其传统边界线，而其二就是征服了现在罗马尼亚地区的达契亚，这里好一些，罗马人统治了一个半世纪，但是随着边境压力的增大也不得不撤出并退回到多瑙河以南。
而巴希尔二世在历史中的做法则等于将东部的大门敞开，然后就坐下来休息并祈祷没有强敌到来，但可惜历史从不配合人们的一厢情愿，具有强大军事组织和技能并信仰了Islam 教的突厥人很快取代了阿拉伯人在军事上的位置，构成了新一波凶猛的军事扩张浪潮，他们到来后轻松穿透了亚美尼亚人的地区并越过罗斯山脉冲进小亚细亚，对帝国安全构成致命威胁。
内部机制的失灵
外部战略没有处理好还是可以补救的，但拜占庭偏偏在内部也在衰败中，巴希尔二世的几十年对内铁腕统治固然建立了稳固的统治权力，但其打击削弱军事贵族的政策无疑削弱了帝国内部的军事能力。当然，这不全是他个人的错误导致的，如前所述，巴希尔二世是经过十几年的反复平叛才踩着东部军事贵族的尸体坐稳了皇位，这就使得他一方面对这些军事贵族从骨子里不信任，其次他也第一次获得了可以压制这个势力的能力，因此他执政时期内的一个主旋律就是压制和削弱这些军事贵族，将土地和农兵从他们手里夺走，表面上还给农民，但实际上大量资源最终流入了新贵族和大地主手里。而我们都很清楚，一个依靠高素质农民的帝国如果出现了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农民普遍被依附于大地主，那么这个帝国的高素质兵源就会枯竭，军事能力就会衰败，中国是如此，拜占庭也逃脱不了这个命运。巴希尔二世在位时十分依赖以北欧瓦兰吉卫队为代表的雇佣军，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帝国军队的生态，短期内似乎拜占庭在对外战争中依旧威风不减，但实际的防御能力是缓慢而持续的下降的。
而更可笑的是，巴希尔二世在私生活的态度也加速了帝国力量的瓦解，他做了60多年的皇帝，可是和中国那些皇帝儿孙多到老皇帝记不清儿孙不同，他一辈子也没有留下一个子嗣，于是最终是他的弟弟也就是君士坦丁八世接班，这倒是有点像卡斯特罗的做派，但可想而知他的弟弟也不会年轻，而且他这个弟弟虽然比他的绝户头做派好一点，但也只是有3个女儿，于是为了避免将来女婿掌权作乱，就索性将女儿赶去修道院一直不嫁。至于他自己则完全不像巴希尔二世那样铁腕勤政，而是任由权力被君士坦丁堡的官僚贵族掌控，自己忙着饮酒作乐，于是在他死后，在复杂的权力博弈争斗中，他的两个女儿佐伊和狄奥多拉先后成为帝国的女皇，但是这期间帝国的权力中枢陷入了长期的混乱，从而把可能的军政调整机会给错失。这种混乱甚至在马其顿王朝结束后也依旧在延续，因此当塞尔柱突厥人的大军出现在东部领土内时，帝国的应对能力已经大不如前，曼齐刻尔特战役看似偶然，但背后诸多必然是不能忽视的。尤其要注意的是，一个具有强大内在力量的国家是可以承受一次惨重失败的，如罗马共和国时期曾承受过坎尼那样的惨败，然后依旧可以反推迦太基。归根结底，曼齐刻尔特不过是拜占庭在11世纪中持续的衰败结果的一次集中展示。
说回到巴希尔二世，2012年华尔街曾经搞过一个颇具娱乐意味的全世界历史上最富有人物的评选，这位巴希尔二世荣登第二位，依靠不断的没收土地和垄断贸易，其个人财产换算到现在不少于2000亿美元，其个人小金库之大，在他的继任者期间被拿出来花掉竟然会影响到整个帝国的币值稳定。其实关于这方面，经济学家会站出来有话说，当社会财富被大规模收集起来藏到库房，对整个经济是有很强的负面作用的，因为大量的财富不参与到流通，就会导致社会经济运行的萎缩，比如隋文帝杨坚这个人就是个敛财好手，他在位期间在洛阳等地建造的规模宏大的粮仓存的粮食历经隋末唐初的战乱甚至到唐朝都没吃完。但是杨坚至少是给国家在敛财，巴希尔二世这种对小金库的执着就看不出对社会经济有什么好处了。
总之拜占庭帝国在巴希尔二世时不管是对外战争的胜利还是领土的扩张都看似达到了一个顶峰，但这却是一个留给后人的大坑，哪怕之后最终拨乱反正试图中兴的曼努埃尔王朝不乏能力出众、试图力挽狂澜的帝王，但是帝国的危机已经太深，而外部的敌人也越来越强大，这些都让拜占庭帝国无可避免地迎来它的黄昏--西面的威尼斯海上贸易强权不断侵蚀拜占庭的利益，甚至左右了十字军对拜占庭的侵略，而突厥人逐渐吞噬掉了整个小亚细亚地区，拜占庭失去了主要的军区和产马地，再也难以组建强大的军队，哪怕塞尔柱突厥人的国家衰亡后，继之而起的奥斯曼突厥帝国却更加强大，并最终在1453年攻克了君士坦丁堡，并改名为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帝国最后则演化为我们现在熟知的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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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小新 Air15 2022酷睿版 i5 1240P 16G 512G 高色域 全段DC调光/指纹识别/背光键盘量产机单烤测试（Fn+Q 3模式）著名的“三台阶”图，留给媒体老师们。#联想发布会#
我说一下选他的一些理由
1.经典模具均衡配置
2.76w时大电池
3.接口齐全，升级了两个全功能C口
4.性能释放稳定35W
5.15.6寸大屏幕，全段DC调光护眼屏，高色域
6.没有阉割指纹识别和背光键盘
7.拥有数字小键盘 https://t.cn/A6Xlkg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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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新款iPhone，为何困于中国？
5月25日，《日经亚洲评论》援引多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受中国大陆疫情封控影响，苹果今年至少一款新旗舰iPhone的开发已落后于原计划。而苹果已要求供应商加快产品开发进度，以弥补损失的时间。在最坏的情况下，这可能会影响新手机的生产进度和初始产量。
而据台湾《联合新闻网》5月26日援引岛内人士报道称，出现延误的机型是由台湾企业和硕代工、今年首度推出的iPhone14 Max，富士康负责的iPhone14 Pro与iPhone14 Pro Max不受影响，因此苹果要求富士康增加新机备货量，至少3000万部以上。
《日经亚洲评论》报道截图
上海地区自3月底开始实施严格封控，尽管目前疫情已经得到控制，但对供应链的影响仍在持续。“弥补失去的时间是具有挑战性的，苹果及其供应商正夜以继日地加快开发，”苹果供应商的一名高管表示，重新开放的步伐仍“相当缓慢”。
在2022年一季度财报会上，苹果CEO库克表示，供应链问题将使二季度的销售额损失40亿至80亿美元，冲击远大于上一季度。他还提到，供应链问题仍然持续在与5G芯片配套的其他芯片上。而苹果CFO梅斯特里表示，供应问题目前主要集中在与上海相关的一个供应链条上，反映了因疫情封锁而导致的芯片短缺。
据《日经亚洲评论》报道，苹果今年准备推出四款新iPhone，初步命名为iPhone14、14 Pro、14 Max和14 Pro Max。iPhone14和Pro系列将配备6.1英寸屏幕，而Max和Pro Max系列将配备6.7英寸屏幕。另外，该公司今年将停止5.4英寸的iPhone mini生产线。
iPhone的主要代工厂富士康和和硕负责新产品导入（NPI）流程。在这个过程中，苹果和供应商规划出制造流程，将最新的设计转化为实际的产品，用于大规模生产。NPI之后是一系列的验证过程，按照严格的时间表进行，以满足苹果希望量产的时间，这个时间大约在每年8月底。
前述日媒称，中国企业立讯精密虽然不负责新款iPhone的NPI流程，但今年已获得生产四款iPhone中两款的部分订单。该公司去年约拿到3%的iPhone13系列代工订单，并首次获得iPhone13 Pro的订单。对比来看，富士康去年获得约75%的iPhone13代工订单，且更高端的iPhone13 Pro Max由富士康独家代工。
5月25日，观察者网就目前疫情形势联系了立讯精密的投资者关系部门，对方表示，疫情虽有影响，但是影响不大。该公司在上海市内有一家规模较小的工厂，疫情发生后已严格执行防控政策，产能已转移到其他地区，苏州地区的工厂也在严格执行当地的防控政策。
苹果CEO库克 图源：英国《太阳报》
《日经亚洲评论》报道称，和硕在上海和昆山的iPhone代工厂，同时也是该公司与苹果业务相关的主要中心，在疫情影响下不得不停工数周，其中上海工厂于5月16日获准以闭环管理的方式恢复生产。
苹果曾希望今年新款iPhone的开发可以顺利进行，但知情人士称，由于最重要的电子产业链被疫情封控影响了一个月，让苹果感到措手不及。但好在中国大陆的疫情形势已经得到控制，供应商也适应了在严格的封控措施下进行生产运营。
据知情人士透露，苹果计划今年发布的四款新手机已进入工程验证测试（EVT）阶段。在这个阶段，供应商为新款iPhone设计机械零部件和制造流程，并制定物料清单（BOM）来计算制造成本。
不过受疫情封控影响，其中一款机型的进度比正常计划晚了大约三周。通常情况下，所有新款iPhone都要在6月底完成EVT并进入验收阶段。这样就有时间在8月底或9月的第一个星期前为大规模生产做好准备。
“如果开发进程能够加快，并在6月底或7月初进入下一阶段，那么应该仍有可能赶上9月初的量产最后期限，”另一位知情人士表示，“但这实际上取决于这个过程是否能进一步加速。”
台湾岛内供应链人士则透露，由于大陆东部地区防疫封控一段时间，确实导致某款iPhone新机开发进度有点落后，但问题不大。由于富士康产能主要位于中部地区的郑州，因此判断这次受耽误的新机是主要由和硕代工、今年首度亮相用来取代Mini版的Max机型。接近富士康的人士认为，基于苹果目前的产能顾虑，今年iPhone14系列的备货工作提前至少两个月，预计iPhone14备货量比上一代iPhone13的3000万部更多。
“恢复生产的进展并不是很顺利，因为上海及周边地区在生活和旅行方面仍然有很多限制，即使这些生产场所可以在一个闭环运行，”Isaiah Research的分析师埃迪·韩表示，“目前，我们认为这一延迟不会立即影响（苹果）产品发布的时间表，但我们需要密切关注是否存在一些隐藏的、长期的影响。”
台湾经济研究所资深供应链分析师赵世芳也持类似的谨慎态度。她表示，即使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已经开放，但整个大陆供应链的运营仍没有恢复正常。这不仅会影响生产，还会影响新产品的开发，“这是可以理解的，供应链恢复至少需要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销售额损失40亿至80亿美元并不是一个小数目，每当在中国遇到问题，苹果和一些媒体总会想到印度和越南。
《华尔街日报》近日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苹果公司告诉一些合同制造商，希望增加在中国以外的生产。报道还提到，苹果已经在印度和越南建立了生产基地，分析师表示，包括iPhone、iPad和MacBook笔记本电脑在内，逾90%的苹果产品仍是由外包商在中国制造的。苹果CEO库克今年4月在回应苹果供应链面临的挑战时表示，“我们的供应链是真正的全球供应链，因此产品在各地生产。我们将继续进行优化。”
实是，苹果早在2017年就开始在印度生产iphone SE，但直到2020年，印度产iPhone的比例仅为苹果全球产能的1.3%，到2021年，iPhone在印度的产能达到了800万台，占比将将上升到3.1%。
更重要的是，由于苹果的整个产业链绝大多数在中国，在印度的“生产”更多是将从中国运来的零件进行组装和包装。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2019年，中美贸易战最白热化时，苹果将其在美国本土的最后一条生产线迁往中国，当时的一份统计显示，苹果供应商及工厂，90%都在中国，iPhone原材料及零件供应链来自于31个国家，其中中国的供应商数量最多，达到349家，不仅如此，美国的其他很多供应商也都有在中国投资生产。
一位在印度设厂的ODM厂商代表曾向媒体表示，印度当地劳动力充足，比越南劳动力成本更加廉价，适合从事大规模的组装、包装等相对较低的技术环节，很多精密部件从国内运往印度组装。
对此，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宁南山认为，与其过分关注所谓“产业链转移”，不如着眼中国大陆在产业链上的主导地位，他分享过三个观点：
第一，以代工制造为典型的低端产业转移是大势所趋，但是中国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从许多代工制造转移的例子可以看出，代工制造转移的主导方，是下游的强势品牌（耐克，阿迪，三星，苹果），而不是代工厂本身，品牌厂家的态度决定了工厂是否要迁移。
第二，发展中国的代工大厂，在转移出去的产能中分一杯羹。
在苹果向中国以外转移部分产能过程中，立讯精密和歌尔股份的例子告诉我们，中国不仅可以通过零部件+组装代工技术的结合，在中国大陆实现本土公司替代台系代工厂实现价值提升。同时也可以通过在海外建厂，而从代工厂向海外转移中也分一杯羹。
第三，中国应加强对上游电子零部件企业的扶持，着眼于提升产业链的价值。组装代工的利润在产品的产业链价值占比是非常低的，组装加工在进口额和出口额都非常好看，大进大出，但是实际获取的利润是很低，希望中国大陆的电子零部件和半导体产业快速发展，取代台系厂家。
5月25日，《日经亚洲评论》援引多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受中国大陆疫情封控影响，苹果今年至少一款新旗舰iPhone的开发已落后于原计划。而苹果已要求供应商加快产品开发进度，以弥补损失的时间。在最坏的情况下，这可能会影响新手机的生产进度和初始产量。
而据台湾《联合新闻网》5月26日援引岛内人士报道称，出现延误的机型是由台湾企业和硕代工、今年首度推出的iPhone14 Max，富士康负责的iPhone14 Pro与iPhone14 Pro Max不受影响，因此苹果要求富士康增加新机备货量，至少3000万部以上。
《日经亚洲评论》报道截图
上海地区自3月底开始实施严格封控，尽管目前疫情已经得到控制，但对供应链的影响仍在持续。“弥补失去的时间是具有挑战性的，苹果及其供应商正夜以继日地加快开发，”苹果供应商的一名高管表示，重新开放的步伐仍“相当缓慢”。
在2022年一季度财报会上，苹果CEO库克表示，供应链问题将使二季度的销售额损失40亿至80亿美元，冲击远大于上一季度。他还提到，供应链问题仍然持续在与5G芯片配套的其他芯片上。而苹果CFO梅斯特里表示，供应问题目前主要集中在与上海相关的一个供应链条上，反映了因疫情封锁而导致的芯片短缺。
据《日经亚洲评论》报道，苹果今年准备推出四款新iPhone，初步命名为iPhone14、14 Pro、14 Max和14 Pro Max。iPhone14和Pro系列将配备6.1英寸屏幕，而Max和Pro Max系列将配备6.7英寸屏幕。另外，该公司今年将停止5.4英寸的iPhone mini生产线。
iPhone的主要代工厂富士康和和硕负责新产品导入（NPI）流程。在这个过程中，苹果和供应商规划出制造流程，将最新的设计转化为实际的产品，用于大规模生产。NPI之后是一系列的验证过程，按照严格的时间表进行，以满足苹果希望量产的时间，这个时间大约在每年8月底。
前述日媒称，中国企业立讯精密虽然不负责新款iPhone的NPI流程，但今年已获得生产四款iPhone中两款的部分订单。该公司去年约拿到3%的iPhone13系列代工订单，并首次获得iPhone13 Pro的订单。对比来看，富士康去年获得约75%的iPhone13代工订单，且更高端的iPhone13 Pro Max由富士康独家代工。
5月25日，观察者网就目前疫情形势联系了立讯精密的投资者关系部门，对方表示，疫情虽有影响，但是影响不大。该公司在上海市内有一家规模较小的工厂，疫情发生后已严格执行防控政策，产能已转移到其他地区，苏州地区的工厂也在严格执行当地的防控政策。
苹果CEO库克 图源：英国《太阳报》
《日经亚洲评论》报道称，和硕在上海和昆山的iPhone代工厂，同时也是该公司与苹果业务相关的主要中心，在疫情影响下不得不停工数周，其中上海工厂于5月16日获准以闭环管理的方式恢复生产。
苹果曾希望今年新款iPhone的开发可以顺利进行，但知情人士称，由于最重要的电子产业链被疫情封控影响了一个月，让苹果感到措手不及。但好在中国大陆的疫情形势已经得到控制，供应商也适应了在严格的封控措施下进行生产运营。
据知情人士透露，苹果计划今年发布的四款新手机已进入工程验证测试（EVT）阶段。在这个阶段，供应商为新款iPhone设计机械零部件和制造流程，并制定物料清单（BOM）来计算制造成本。
不过受疫情封控影响，其中一款机型的进度比正常计划晚了大约三周。通常情况下，所有新款iPhone都要在6月底完成EVT并进入验收阶段。这样就有时间在8月底或9月的第一个星期前为大规模生产做好准备。
“如果开发进程能够加快，并在6月底或7月初进入下一阶段，那么应该仍有可能赶上9月初的量产最后期限，”另一位知情人士表示，“但这实际上取决于这个过程是否能进一步加速。”
台湾岛内供应链人士则透露，由于大陆东部地区防疫封控一段时间，确实导致某款iPhone新机开发进度有点落后，但问题不大。由于富士康产能主要位于中部地区的郑州，因此判断这次受耽误的新机是主要由和硕代工、今年首度亮相用来取代Mini版的Max机型。接近富士康的人士认为，基于苹果目前的产能顾虑，今年iPhone14系列的备货工作提前至少两个月，预计iPhone14备货量比上一代iPhone13的3000万部更多。
“恢复生产的进展并不是很顺利，因为上海及周边地区在生活和旅行方面仍然有很多限制，即使这些生产场所可以在一个闭环运行，”Isaiah Research的分析师埃迪·韩表示，“目前，我们认为这一延迟不会立即影响（苹果）产品发布的时间表，但我们需要密切关注是否存在一些隐藏的、长期的影响。”
台湾经济研究所资深供应链分析师赵世芳也持类似的谨慎态度。她表示，即使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已经开放，但整个大陆供应链的运营仍没有恢复正常。这不仅会影响生产，还会影响新产品的开发，“这是可以理解的，供应链恢复至少需要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销售额损失40亿至80亿美元并不是一个小数目，每当在中国遇到问题，苹果和一些媒体总会想到印度和越南。
《华尔街日报》近日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苹果公司告诉一些合同制造商，希望增加在中国以外的生产。报道还提到，苹果已经在印度和越南建立了生产基地，分析师表示，包括iPhone、iPad和MacBook笔记本电脑在内，逾90%的苹果产品仍是由外包商在中国制造的。苹果CEO库克今年4月在回应苹果供应链面临的挑战时表示，“我们的供应链是真正的全球供应链，因此产品在各地生产。我们将继续进行优化。”
实是，苹果早在2017年就开始在印度生产iphone SE，但直到2020年，印度产iPhone的比例仅为苹果全球产能的1.3%，到2021年，iPhone在印度的产能达到了800万台，占比将将上升到3.1%。
更重要的是，由于苹果的整个产业链绝大多数在中国，在印度的“生产”更多是将从中国运来的零件进行组装和包装。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2019年，中美贸易战最白热化时，苹果将其在美国本土的最后一条生产线迁往中国，当时的一份统计显示，苹果供应商及工厂，90%都在中国，iPhone原材料及零件供应链来自于31个国家，其中中国的供应商数量最多，达到349家，不仅如此，美国的其他很多供应商也都有在中国投资生产。
一位在印度设厂的ODM厂商代表曾向媒体表示，印度当地劳动力充足，比越南劳动力成本更加廉价，适合从事大规模的组装、包装等相对较低的技术环节，很多精密部件从国内运往印度组装。
对此，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宁南山认为，与其过分关注所谓“产业链转移”，不如着眼中国大陆在产业链上的主导地位，他分享过三个观点：
第一，以代工制造为典型的低端产业转移是大势所趋，但是中国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从许多代工制造转移的例子可以看出，代工制造转移的主导方，是下游的强势品牌（耐克，阿迪，三星，苹果），而不是代工厂本身，品牌厂家的态度决定了工厂是否要迁移。
第二，发展中国的代工大厂，在转移出去的产能中分一杯羹。
在苹果向中国以外转移部分产能过程中，立讯精密和歌尔股份的例子告诉我们，中国不仅可以通过零部件+组装代工技术的结合，在中国大陆实现本土公司替代台系代工厂实现价值提升。同时也可以通过在海外建厂，而从代工厂向海外转移中也分一杯羹。
第三，中国应加强对上游电子零部件企业的扶持，着眼于提升产业链的价值。组装代工的利润在产品的产业链价值占比是非常低的，组装加工在进口额和出口额都非常好看，大进大出，但是实际获取的利润是很低，希望中国大陆的电子零部件和半导体产业快速发展，取代台系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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