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突然发现鞠婧祎真的好绝，突然好想粉她啊，完全都不用担心她塌房[doge]这姐事业心太强了，我可老喜欢了[羞嗒嗒]而且美商也特别特别高，在变美这条路上可以说算是做到了极致，每次妆造都能引起一股鞠式浪潮。虽然这演技目前看确实不太行，但是唱歌跳舞真的好棒[求关注]逛B站看到好多好多她的物料，发现她除开学过小提琴，钢琴琵琶古筝吉他好像都会一些（凭这点我就真的很佩服她了[好喜欢]）而且唱歌真的很好听，音色包括一些细节处理都特别棒[羞嗒嗒]虽然内娱偶像舞台不多，但她每次表演都很出圈很好看（她真的特别特别适合做一个全能偶像[笑哈哈]）可能黑她的物料实在太多了，现在反而看她是越看越漂亮[羞嗒嗒]（放一些我觉得好漂亮的照片）
最近这些天，我一直在看这篇文章，记录如下：2022.4.8微信公众号“喻以流年”发布读《资治通鉴.隋纪》关于隋炀帝杨广的贴子《心有多高，业有多大？》
如果按照史书的描写，那么隋炀帝杨广身上大概集中了所有帝王可能犯的错，而且还是错到极致、毫无平反可能的那种。为什么一个人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做错，还错得那么离谱？
我们先从隋炀帝的年号说起。年号之重要，在帝制时代，是政治的风向标——尤其是明以前，还没有“一个皇帝一个年号”的传统，所以年号的具体内容，就是朝廷目前的关注所在，是接下来一段时间的政治风向标。而隋炀帝的年号，是大业。当你在公元605年，大业元年，看到这两个字时，你会怎么想这位隋炀帝？隋炀帝是个搞大事的人！
只要再稍微了解一点杨广的出身，就会知道他的心气有多么地高了：杨广生下来就自带爵位，被封为北周的“雁门郡公”；十三岁的时候，杨坚篡位称帝，杨广被封为晋王；开皇八年，平陈之役发动，由晋王杨广节度其事——此时的杨广，只有二十岁，因此只是挂了个名，真正做决策的，是元帅长史高熲。平陈之役，前后大概只持续了半年，而且杨广基本上坐镇后方，没有上过前线，所以在别人看来，杨广在这场大战中的作用就只是荣誉性。但杨广自己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自己就是实际参与其中的。
这种经历，对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来说其实弥足珍贵：他可以了解到复杂的决策过程是怎样权衡与取舍的；也可以体会到做一个重大决策时要面临怎样的重大压力；更可以感受到错误决策所引发的巨大代价。
在平陈以后，杨广作为隋朝在江南地区的最高负责人（扬州总管），做得是很不错的：他礼贤下士，勤政亲民，雅好文学。而在扬州总管之外，身为晋王的杨广还做过一段时间的并州总管——这是隋朝防备突厥的最高地方长官。在这个位置上，杨广干的也不错，后来突厥从西北入寇，杨坚第一个想起来的人，又是杨广，他以杨广为行军元帅，出塞追逐突厥。
也就是说，在成为太子之前，杨广并不是一个生长于富贵之家的清闲公子，而是一个东奔西走，为帝国立下汗马功劳的宗室。他从十三岁开始被分封于外，每年几乎只回一次大兴。史书上说，杨坚和独孤后特别钟爱杨广，并认为这是杨广善会钻营所致。但我们站在杨坚夫妻的角度看过去：为了国家，这个儿子十三岁就被派了出去，可谓是转战南北，历任东西。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虽然思念父母，但从来都以国事为重，不敢轻易擅离职守。儿子如此懂事，难道不应该获得父母的慈爱吗？
不同于后来的评价，杨广早年的名声，确实是被天下交口称赞的。你几乎看不出任何缺点：他礼贤下士，他兢兢业业，他戎马倥偬，他俭以养德......几乎人世间一切美好的形容词，都可以堆砌到他身上。
但这么一个完人，他竟然不是太子！因此，杨坚改立杨广，虽然事后看来确实是昏招，但在当时，并没有人能预料这个结果。而且，杨广在做了太子以后，还一改以往的勇于任事，变得唯唯诺诺，几乎不对朝政发表看法——尤其是和父亲不一样的看法。这就更让杨坚对这个儿子，越看越满意：不仅仅是明事理，而且还知进退！
杨广在当了皇帝以后，俯视着他爸留给他的这个帝国时，他在想什么呢？
杨坚创造的那套体制还在源源不断的“生产”粮食——洛口仓和兴洛仓，也就是够四百万人吃一年的那两个大粮仓，就是在大业初年兴建的。那有钱了以后，干嘛呢？
一代和二代的想法总是有区别的——不管是身边的，还是新闻里的和史书中的：那些创一代们，几乎都起自微寒，因此他们在潜意识里有深深的风险意识。对于可能出现的风险，他们的防备总是宁滥勿缺。而二代们则不同，对于他们来说，钱财乃是身外之物，去得快来得更快，大不了再赚呗。二代们可能从来都没有意识过，攒这么厚的家底，是需要多大的机缘！就比如杨广，在得知帝国的积蓄之后，他想的肯定不会是这旷古绝今的积蓄来之不易，我要如何才能再接再厉再创辉煌！
我要创造更大的辉煌——这是自我实现需要；我要比老杨、乃至于历史上所有的皇帝们都更加伟大！——这是超越需要！
那具体怎么干呢？
攒粮食？这自然是看不上的；治国？我还是晋王的时候就精于此道了；至于儒生说的什么勤俭节欲、礼贤下士，我也在十几岁时候就干得贼溜了；那聊军事？有隋以来，最大的一场战争——也是三百年一遇的大战役，我杨广乃元帅。
也就是说，这枚35岁的奇男子，在当上皇帝的那一瞬间，人生就已经走到了巅峰。这个世界上，似乎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刺激他分泌多巴胺了。他的前半生，基本上志得意满，无往不利，似乎从来就没有遇到过什么挫折——只要是他想做的事，就没有做不成的。他总是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从一个小的成功走向更大的成功。那些别人想都不敢想，或者想了不敢做的事，到他这里，轻轻松松都办成了——这里的“别人”，是指别的皇帝，不是升斗小民。
那就把目光投向那些更为遥远的事吧！大业元年三月，也就是杨广即位后的第二年，东都（洛阳）开始营建，“每月役丁两百万人”，耗时十月而成。
你以为他只是喜欢造城吗？你错了，他还喜欢同时开工：在营建东都的同时，又营显仁宫，发两百万丁开通济渠，造龙舟数万艘。
八月，幸江都。也就是说，晚至大业二年年初的时候，新建的洛阳城就已经初具规模了；而开通济渠、造龙舟等巡行江都的工程以及前期准备工作，也只花了五个月即完工。
真是时不我待啊！
大业二年三月，在扬州待了大半年的杨广，沿通济渠回到洛阳；在这座新城中待了近一年后，于大业三年三月回到大兴。
待了不到一个月，杨广又开始北巡。在行经太行山时，“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
在到达边境后，突厥启民可汗来朝。草原霸主朝见中原皇帝，这已经是自呼韩邪觐见汉元帝以来，六百年所未见的盛景了。
而在巡察了一番后，杨广又决定修长城，“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一旬而罢，死者十五六”。
整个大业前三年，杨广一点都没闲着。
翻过年头，大业四年，正月里即“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注意，这里已经开始征发妇女了，因为男丁实在不够用了。这是杨广当皇帝的第五个年头。
到三月份，杨广又坐不住了，再次北巡；四月，下诏“营汾阳宫”；七月，又要修长城了，“秋七月辛巳，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年底，转了一圈的杨广终于回到洛阳。
下一年，大业五年，杨广又出了一次门：这次是向西，顺便把吐谷浑揍了一顿。九月份的时候回长安，前后在外大约半年时间。
转眼，已经是大业六年的春天，杨广再下扬州。这一次，他一直待到大业七年的二月。此时，大运河已经联通，杨广乘龙舟北上，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一路到达涿郡。杨广这次到涿郡，并不是去玩的，而是要开战了：他花了六年的时间把水路沟通，为的就是今日这一仗。此战一旦获胜，自汉末以来分裂了四百年的辽东一带，就将重回中华故土，大隋将再现秦汉旧观！为了这一仗，杨广准备充分：当年司马懿千里奔袭辽东，因为补给能力所限，仅仅带了四万人马。而如今运河联通，杨广将有足够的能力把更多的人和物运往前线。与几百年前相比，这种差距是数量级的：杨广征发了一百一十三万人。民夫倍之，大军所致，必将摧枯拉朽！大隋必胜！
（下篇继续）
如果按照史书的描写，那么隋炀帝杨广身上大概集中了所有帝王可能犯的错，而且还是错到极致、毫无平反可能的那种。为什么一个人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做错，还错得那么离谱？
我们先从隋炀帝的年号说起。年号之重要，在帝制时代，是政治的风向标——尤其是明以前，还没有“一个皇帝一个年号”的传统，所以年号的具体内容，就是朝廷目前的关注所在，是接下来一段时间的政治风向标。而隋炀帝的年号，是大业。当你在公元605年，大业元年，看到这两个字时，你会怎么想这位隋炀帝？隋炀帝是个搞大事的人！
只要再稍微了解一点杨广的出身，就会知道他的心气有多么地高了：杨广生下来就自带爵位，被封为北周的“雁门郡公”；十三岁的时候，杨坚篡位称帝，杨广被封为晋王；开皇八年，平陈之役发动，由晋王杨广节度其事——此时的杨广，只有二十岁，因此只是挂了个名，真正做决策的，是元帅长史高熲。平陈之役，前后大概只持续了半年，而且杨广基本上坐镇后方，没有上过前线，所以在别人看来，杨广在这场大战中的作用就只是荣誉性。但杨广自己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自己就是实际参与其中的。
这种经历，对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来说其实弥足珍贵：他可以了解到复杂的决策过程是怎样权衡与取舍的；也可以体会到做一个重大决策时要面临怎样的重大压力；更可以感受到错误决策所引发的巨大代价。
在平陈以后，杨广作为隋朝在江南地区的最高负责人（扬州总管），做得是很不错的：他礼贤下士，勤政亲民，雅好文学。而在扬州总管之外，身为晋王的杨广还做过一段时间的并州总管——这是隋朝防备突厥的最高地方长官。在这个位置上，杨广干的也不错，后来突厥从西北入寇，杨坚第一个想起来的人，又是杨广，他以杨广为行军元帅，出塞追逐突厥。
也就是说，在成为太子之前，杨广并不是一个生长于富贵之家的清闲公子，而是一个东奔西走，为帝国立下汗马功劳的宗室。他从十三岁开始被分封于外，每年几乎只回一次大兴。史书上说，杨坚和独孤后特别钟爱杨广，并认为这是杨广善会钻营所致。但我们站在杨坚夫妻的角度看过去：为了国家，这个儿子十三岁就被派了出去，可谓是转战南北，历任东西。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虽然思念父母，但从来都以国事为重，不敢轻易擅离职守。儿子如此懂事，难道不应该获得父母的慈爱吗？
不同于后来的评价，杨广早年的名声，确实是被天下交口称赞的。你几乎看不出任何缺点：他礼贤下士，他兢兢业业，他戎马倥偬，他俭以养德......几乎人世间一切美好的形容词，都可以堆砌到他身上。
但这么一个完人，他竟然不是太子！因此，杨坚改立杨广，虽然事后看来确实是昏招，但在当时，并没有人能预料这个结果。而且，杨广在做了太子以后，还一改以往的勇于任事，变得唯唯诺诺，几乎不对朝政发表看法——尤其是和父亲不一样的看法。这就更让杨坚对这个儿子，越看越满意：不仅仅是明事理，而且还知进退！
杨广在当了皇帝以后，俯视着他爸留给他的这个帝国时，他在想什么呢？
杨坚创造的那套体制还在源源不断的“生产”粮食——洛口仓和兴洛仓，也就是够四百万人吃一年的那两个大粮仓，就是在大业初年兴建的。那有钱了以后，干嘛呢？
一代和二代的想法总是有区别的——不管是身边的，还是新闻里的和史书中的：那些创一代们，几乎都起自微寒，因此他们在潜意识里有深深的风险意识。对于可能出现的风险，他们的防备总是宁滥勿缺。而二代们则不同，对于他们来说，钱财乃是身外之物，去得快来得更快，大不了再赚呗。二代们可能从来都没有意识过，攒这么厚的家底，是需要多大的机缘！就比如杨广，在得知帝国的积蓄之后，他想的肯定不会是这旷古绝今的积蓄来之不易，我要如何才能再接再厉再创辉煌！
我要创造更大的辉煌——这是自我实现需要；我要比老杨、乃至于历史上所有的皇帝们都更加伟大！——这是超越需要！
那具体怎么干呢？
攒粮食？这自然是看不上的；治国？我还是晋王的时候就精于此道了；至于儒生说的什么勤俭节欲、礼贤下士，我也在十几岁时候就干得贼溜了；那聊军事？有隋以来，最大的一场战争——也是三百年一遇的大战役，我杨广乃元帅。
也就是说，这枚35岁的奇男子，在当上皇帝的那一瞬间，人生就已经走到了巅峰。这个世界上，似乎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刺激他分泌多巴胺了。他的前半生，基本上志得意满，无往不利，似乎从来就没有遇到过什么挫折——只要是他想做的事，就没有做不成的。他总是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从一个小的成功走向更大的成功。那些别人想都不敢想，或者想了不敢做的事，到他这里，轻轻松松都办成了——这里的“别人”，是指别的皇帝，不是升斗小民。
那就把目光投向那些更为遥远的事吧！大业元年三月，也就是杨广即位后的第二年，东都（洛阳）开始营建，“每月役丁两百万人”，耗时十月而成。
你以为他只是喜欢造城吗？你错了，他还喜欢同时开工：在营建东都的同时，又营显仁宫，发两百万丁开通济渠，造龙舟数万艘。
八月，幸江都。也就是说，晚至大业二年年初的时候，新建的洛阳城就已经初具规模了；而开通济渠、造龙舟等巡行江都的工程以及前期准备工作，也只花了五个月即完工。
真是时不我待啊！
大业二年三月，在扬州待了大半年的杨广，沿通济渠回到洛阳；在这座新城中待了近一年后，于大业三年三月回到大兴。
待了不到一个月，杨广又开始北巡。在行经太行山时，“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
在到达边境后，突厥启民可汗来朝。草原霸主朝见中原皇帝，这已经是自呼韩邪觐见汉元帝以来，六百年所未见的盛景了。
而在巡察了一番后，杨广又决定修长城，“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一旬而罢，死者十五六”。
整个大业前三年，杨广一点都没闲着。
翻过年头，大业四年，正月里即“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注意，这里已经开始征发妇女了，因为男丁实在不够用了。这是杨广当皇帝的第五个年头。
到三月份，杨广又坐不住了，再次北巡；四月，下诏“营汾阳宫”；七月，又要修长城了，“秋七月辛巳，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年底，转了一圈的杨广终于回到洛阳。
下一年，大业五年，杨广又出了一次门：这次是向西，顺便把吐谷浑揍了一顿。九月份的时候回长安，前后在外大约半年时间。
转眼，已经是大业六年的春天，杨广再下扬州。这一次，他一直待到大业七年的二月。此时，大运河已经联通，杨广乘龙舟北上，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一路到达涿郡。杨广这次到涿郡，并不是去玩的，而是要开战了：他花了六年的时间把水路沟通，为的就是今日这一仗。此战一旦获胜，自汉末以来分裂了四百年的辽东一带，就将重回中华故土，大隋将再现秦汉旧观！为了这一仗，杨广准备充分：当年司马懿千里奔袭辽东，因为补给能力所限，仅仅带了四万人马。而如今运河联通，杨广将有足够的能力把更多的人和物运往前线。与几百年前相比，这种差距是数量级的：杨广征发了一百一十三万人。民夫倍之，大军所致，必将摧枯拉朽！大隋必胜！
（下篇继续）
（转）吴越国钱氏王族“官”、“新官”款白瓷器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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