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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下庶人
“礼”究竟该不该下庶人？私以为，应该。但应注重“如何下之”，即“下”的方式。
以先秦王公贵族之“礼”为例。先秦王公贵族见面时，往往不能直接问候，而是必须通过三四个人的间接传话。比如，王公甲带了三个随从见到了带了四个仆人贵族乙，说了句“吃了么？”，这时候甲的随从便会依次传话，“吃了么？”、“吃了么？”、“吃了么？”；等甲的三个随从说完之后，贵族乙才回答，“吃了”，然后乙的仆人再依次道，“吃了”、“吃了”、“吃了”、“吃了”。
再比如，在酒局上，越是身份尊贵的主人，越是须要向每一个来敬酒的人跪一次；也就是说，如果有一百个人来敬酒，主人便必须跪一百次。当然，先秦的人都席地而坐，枕在自己的腿上，跪的时候也就抬起屁股，身体匍匐向前而已。
再比如，那时候身份越高，走路的步子就得越小，最后是身份最高的人，就只能半个脚印半个脚印的走。这里面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当时王公贵族身上一般都配挂玉，身份越高配挂越多越重；而且，如果步子迈得太大，玉之间碰触出来的声音便会越杂越乱，越不悦耳，也就越不“合礼”。
到这里，不难看出，至少在先秦时期，“礼”是非常繁杂甚至有些不合人性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礼不下庶人”，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反而是少了许多束缚，相对来说更加自由。可是，话说回来，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礼”开始逐步“下”到了庶人的呢？
答案是从安史之乱开始。因为自从安史之乱后，社会尤其是基层便愈加动荡不安，所以为了稳定基层，当时的士大夫就慢慢地将原本专属于王公贵族的“礼”，一点点下放到基层。比如，唐朝之前，平民百姓是没有也不允许建立和拜祠堂的；到了宋朝，从范仲淹首创开始，又才有了族田；而基本到了明朝，几乎每一个平民百姓族里才修起了自己的族谱。明太祖更是把许多平民百姓之“礼”，写进了法律，比如拜社坛，即现在许多地方的“社坛公”、“社公”或者“社头”和“社头伯公”。所以可以说，到了明清两代，“礼”才算真正大范围地下到了“庶人”，即所谓“礼仪下乡”。
不过，“礼仪下乡”也不仅仅有益，害处还是很多的。比如，自从元朝仁宗将“朱氏理学”奉为官学之后，便不断地将“礼”与“理”（即“天理”）混为一谈，甚至上升到了形而上的绝对高度，最后就变成了迂腐丑恶的“天理杀人”和“礼教吃人”。也就有了后来的“贞节牌坊”，以及史景迁在《王氏之死》一书中，丈夫掐死私奔妻子的案例。
所以，“礼”到底该不该下庶人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要首先弄清楚：“礼”究竟是什么？如果“礼”是一种“审美”，那么“礼不下庶人”背后所代表的价值取向，其实就与法兰西学者布尔迪厄所谓“文化区隔”类似，即主张精英有精英的审美趣味，大众有大众的审美趣味。这样一来，表面上二者似乎都更独立更自由了，好比唐之前的王公贵族与平民百姓那般，但实质上却会逐渐逐渐丧失“流动性”，酝酿“不信任”，造成固化与撕裂；至少在“审美”层面。那么，如果“礼”是一种“社会规范”呢？如果“礼”是一种“社会规范”，那么其更应该普及和普遍，即更应该“礼下庶人”。但是，大前提是：普及和普遍这种“社会规范”，应该首先基于“社会共识”，或者至少应该尊重既定的“社会惯例”，而非“强制”。
是的，不管“礼”是一种“审美”也好，是一种“社会规范”也罢，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下”即普及和普遍，而是“如何下之”即“下”的方式，亦即这种普及和普遍是否“强制”。——是的，综合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很多时候酿造悲剧与惨剧的并非“礼”本身，而是将“礼”强制地普及和普遍到平民百姓。而是平民百姓在面对这种“审美”或者“社会规范”的时候，没有选择的权利，甚至没有提供选择的平台。——是的，不管是旧时代的王公贵族与平民百姓之间，还是如今的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的确确存在着差距、隔阂甚至是鸿沟，但是“礼”作为一种——至少在理想中——可以普及和普遍的“审美”或“社会规范”，其（追求的）价值基础应该是“平等”而非“控制”，其（追求的）根本目的应该是“信任”而非“欺瞒”，其（追求的）最终实现应该是“大同”而非“相食”。
所以，贾母应该请刘姥姥到大观园，讲讲城里人的“礼”；刘姥姥也应该请贾母到农舍，讲讲乡下人的“礼”。二人既不要仰望，也不要俯视，不要一个含着金汤匙在大花轿里装神弄鬼，另一个抱着破棉被于茅草房中怨天尤人；二人应该放下傲慢与偏见，抛弃自卑与恐惧，互相来往，多多交流。至少，追求“平等”、“信任”与“大同”之人，应该为这样的理想去奋斗。
礼下庶人
“礼”究竟该不该下庶人？私以为，应该。但应注重“如何下之”，即“下”的方式。
以先秦王公贵族之“礼”为例。先秦王公贵族见面时，往往不能直接问候，而是必须通过三四个人的间接传话。比如，王公甲带了三个随从见到了带了四个仆人贵族乙，说了句“吃了么？”，这时候甲的随从便会依次传话，“吃了么？”、“吃了么？”、“吃了么？”；等甲的三个随从说完之后，贵族乙才回答，“吃了”，然后乙的仆人再依次道，“吃了”、“吃了”、“吃了”、“吃了”。
再比如，在酒局上，越是身份尊贵的主人，越是须要向每一个来敬酒的人跪一次；也就是说，如果有一百个人来敬酒，主人便必须跪一百次。当然，先秦的人都席地而坐，枕在自己的腿上，跪的时候也就抬起屁股，身体匍匐向前而已。
再比如，那时候身份越高，走路的步子就得越小，最后是身份最高的人，就只能半个脚印半个脚印的走。这里面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当时王公贵族身上一般都配挂玉，身份越高配挂越多越重；而且，如果步子迈得太大，玉之间碰触出来的声音便会越杂越乱，越不悦耳，也就越不“合礼”。
到这里，不难看出，至少在先秦时期，“礼”是非常繁杂甚至有些不合人性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礼不下庶人”，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反而是少了许多束缚，相对来说更加自由。可是，话说回来，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礼”开始逐步“下”到了庶人的呢？
答案是从安史之乱开始。因为自从安史之乱后，社会尤其是基层便愈加动荡不安，所以为了稳定基层，当时的士大夫就慢慢地将原本专属于王公贵族的“礼”，一点点下放到基层。比如，唐朝之前，平民百姓是没有也不允许建立和拜祠堂的；到了宋朝，从范仲淹首创开始，又才有了族田；而基本到了明朝，几乎每一个平民百姓族里才修起了自己的族谱。明太祖更是把许多平民百姓之“礼”，写进了法律，比如拜社坛，即现在许多地方的“社坛公”、“社公”或者“社头”和“社头伯公”。所以可以说，到了明清两代，“礼”才算真正大范围地下到了“庶人”，即所谓“礼仪下乡”。
不过，“礼仪下乡”也不仅仅有益，害处还是很多的。比如，自从元朝仁宗将“朱氏理学”奉为官学之后，便不断地将“礼”与“理”（即“天理”）混为一谈，甚至上升到了形而上的绝对高度，最后就变成了迂腐丑恶的“天理杀人”和“礼教吃人”。也就有了后来的“贞节牌坊”，以及史景迁在《王氏之死》一书中，丈夫掐死私奔妻子的案例。
所以，“礼”到底该不该下庶人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要首先弄清楚：“礼”究竟是什么？如果“礼”是一种“审美”，那么“礼不下庶人”背后所代表的价值取向，其实就与法兰西学者布尔迪厄所谓“文化区隔”类似，即主张精英有精英的审美趣味，大众有大众的审美趣味。这样一来，表面上二者似乎都更独立更自由了，好比唐之前的王公贵族与平民百姓那般，但实质上却会逐渐逐渐丧失“流动性”，酝酿“不信任”，造成固化与撕裂；至少在“审美”层面。那么，如果“礼”是一种“社会规范”呢？如果“礼”是一种“社会规范”，那么其更应该普及和普遍，即更应该“礼下庶人”。但是，大前提是：普及和普遍这种“社会规范”，应该首先基于“社会共识”，或者至少应该尊重既定的“社会惯例”，而非“强制”。
是的，不管“礼”是一种“审美”也好，是一种“社会规范”也罢，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下”即普及和普遍，而是“如何下之”即“下”的方式，亦即这种普及和普遍是否“强制”。——是的，综合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很多时候酿造悲剧与惨剧的并非“礼”本身，而是将“礼”强制地普及和普遍到平民百姓。而是平民百姓在面对这种“审美”或者“社会规范”的时候，没有选择的权利，甚至没有提供选择的平台。——是的，不管是旧时代的王公贵族与平民百姓之间，还是如今的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的确确存在着差距、隔阂甚至是鸿沟，但是“礼”作为一种——至少在理想中——可以普及和普遍的“审美”或“社会规范”，其（追求的）价值基础应该是“平等”而非“控制”，其（追求的）根本目的应该是“信任”而非“欺瞒”，其（追求的）最终实现应该是“大同”而非“相食”。
所以，贾母应该请刘姥姥到大观园，讲讲城里人的“礼”；刘姥姥也应该请贾母到农舍，讲讲乡下人的“礼”。二人既不要仰望，也不要俯视，不要一个含着金汤匙在大花轿里装神弄鬼，另一个抱着破棉被于茅草房中怨天尤人；二人应该放下傲慢与偏见，抛弃自卑与恐惧，互相来往，多多交流。至少，追求“平等”、“信任”与“大同”之人，应该为这样的理想去奋斗。
#三联美食# 肠旺面里的每一个元素可能都会令外地人意外。
先说说肠旺面里的面。有天吃肠旺面时，听邻座的两个外地游客议论，“这面条怎么像方便面？”确实有点像，无论是颜色还是粗细程度，都非常接近。但是卷曲度不一样。方便面有着整齐标准的波浪，肠旺面则像法国少女的金发，不是发廊里卷发杠子卷出来的，而是洗完头那么随意地一绾，等晾干后放下来，飘逸的形状便充满了法式的慵懒感。
口味上就更是南辕北辙了。面条一般是软中带弹，肠旺面却很硬脆，金黄透亮的细面条追求的是脆和生的边界感，与碗里的其他角色相比，面条是刚直的男主角，硬朗而利落。也正是因为贵阳人爱这种脆感，所以尽管也可以做出肠旺酸粉来，但始终无法撼动肠旺加脆面这种经典搭配。
肠旺面条的秘密在于和面时加入了鸭蛋，增加脆性。面条切好后要绾成小团，当地人叫“分宗”，面一宗宗地整齐码放在大簸箕上，同时要盖上拧干的湿布“醒”一晚上，这样有助于面条“跑碱”，碱越少，面条的脆性才越好。贵阳人煮面，讲究旺火宽汤，一宗面下锅，用筷子扒散，短短20秒，捞出淋一瓢冷水，去掉煮面水的味道，再进汤锅里涮一下烫热，面才算制作完成。
除了面条之外，一碗肠旺面里还有三个重量级元素：肥肠、血旺和脆哨。它们浓烈而妖娆，就像是围绕着脆面的三个女主角。
首先是肠旺面里的“肠”字，猪肥肠。它是一个重口味女主，制作的难度在于彻底清洁，需要清洗多次才能有效去除腥味。黔菜名师刘公瑾介绍说，传统的面馆里，肥肠的第一遍清洁要加面粉来洗，洗完在沸水锅里汆，接着再捞出洗第二遍。这一回要用到盐和醋，反复揉搓，洗净后把肥肠和花椒、八角等调味料一起入锅煮至半熟。之后才捞出肥肠切成块，与老姜、葱结等入锅文火慢炖。
“蒋家肠旺面馆”在贵阳口碑很好，老板蒋文平告诉我们，最好的肥肠标准是“趴而不烂”，贵阳话里的“趴”代表软，理想的肥肠状态应该是香中带糯，“不能太绵嚼不烂，但也不能太烂没嚼头”。
另一个肠旺面中的“旺”字代表猪血旺。猪血旺曾是肠旺面里一道惊艳的彩虹，但因为尺度过大被下了禁令，现在只好在保守与性感之间小心地徘徊。贵阳人把血旺分成薄皮旺、嫩旺、千层旺和老旺，老旺是外地人吃的全熟的猪血，薄皮旺是最生的血旺，只是轻轻地在水上一烫，外面形成了一层薄片，爆开之后里面仍是浆状，向来是贵阳本地老饕的挚爱。
嫩旺和千层旺处在熟成的中间，千层旺比嫩旺要熟一些，“千层”是夹生的意思，在烫熟的几层皮里间或有些带生，嫩旺里生的比例与之相比会更高些。但现代人无缘这些精彩的体验，出于卫生和健康方面的考虑，除老旺之外，其他的血旺都已退出了历史舞台，只有个别肠旺面馆做的血旺稍嫩，除了店里的老主顾多，也是因为能把火候掌握好的厨师已很难得。
再来就是脆哨了。脆哨是半路才搭上车的，它比肥肠和血旺的资历都晚，也没赶上肠旺面取名字的时候，可是风头却很强劲。你可以不爱肥肠，不爱血旺，但没有哪个吃肠旺面的人会说，我不爱脆哨。脆哨是最受欢迎的新晋女演员。
传统的脆哨用的是猪槽头肉，现在各店经过改良，有的改成了猪五花肉，有的把槽头肉与猪腩肉按比例混合，无论怎样变，核心都是要保证瘦肉的比重，即便炸酥了，肉质也骗不了人。
炸脆哨比做血旺更考验技术，它非常倚赖于火候。为了让肉不糊、出油率更高，炸的过程中要根据肉的色泽和油的沸腾状态，几次开大关小火。为了能挤出肉里更多的油，需要加冷水，为了给脆哨上色，需要在合适的时机加甜酒酿，在快要起锅时还要滴几次陈醋，为了增加脆哨的脆性，起锅的时机也非常关键，早一点肉的香味就出不来，晚一点口感就开始发苦。炸脆哨绝对是一个既漫长又有挑战性的工作。
但做好的脆哨又是那么可喜。色泽铁红，嚼起来就像香酥豆，酥脆但不空洞，而嚼到最后，又总是有瘦肉感等着你。肥肠、血旺、槽头肉做的脆哨，细想想便恍然大悟，都是草根中逆袭出来的主角，出身皆卑微。除此之外，一碗肠旺面里还有油炸小豆腐和绿豆芽。汆水后的绿豆芽不用说，自然是群里的小清新担当。
油炸小豆腐虽然不是肠旺面里的主角，但制作者为它花的心思也不算少。先用开水泡，沥干之后油炸至金黄，油炸之后还要在骨头汤里煮一遍才算做好。
要说起现在的肠旺面馆，那不得不提中华中路附近的“程长旺”。“程长旺”创立于1960年，创始人程长清最早是在知名的“苏肠旺”掌勺，自己开店后，每天亲自选购食材，脆哨、血旺、大肠，全都是自己纯手工制作，非常辛苦，但也很快赢得了顾客的青睐。
贵州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冯麟是贵阳资深的美食爱好者，她童年时代是“程长旺”的老顾客。那时的肠旺面一碗三毛五分钱，加鸡块要四毛五分钱，算得上是当时贵阳的高档消费了，“我小的时候，吃一碗肠旺面是家庭聚会的惯常项目。”
那时还是周日单休，这一天就是冯麟家人雷打不动聚会的日子，她外婆一家，以及外公外婆各自的兄弟姐妹，相互之间交往密切。周日的聚会经常是从“程长旺”吃面开始的。“那时没有电话，就约在‘程长旺’见面。每周各家轮流做东，谁做东就提早去排队，大人排队买面，小孩负责占座，一占就占两大张桌子。等面端上来时，其他家人也陆续到了。”礼拜天在“程长旺”排队的人特别多，从门口一直排到贯城河边还要再转几道弯。
“不光是这么多人，每一个人可能都像我们家似的，一个人负责十几二十碗面。每星期做东的那家人要提前去排队一两个小时。我们占座的小孩也非常紧张，因为总是有人问，这座位是不是有人坐，有时就要跟人家说好，‘现在没人你可以坐在这里吃，但我们家人来了的话，你就得把座位让出来了’。”
那时的一碗肠旺面能让大人孩子都吃得特别美。“之所以觉得以前的肠旺面更好，主要是以前的材料特别好。面条里的鸭蛋放得足，面特别脆。脆哨也好吃，有肥有瘦，炸出来个头特别大，老人们管那个叫‘橄榄肉’。”冯麟回想，一起吃面的亲戚们各有艰辛，但都特别热爱生活，“我们经常跟外公的姐姐一家聚会，我管她叫姑婆。姑婆的命运是很不幸的。”姑婆的丈夫是国民党要员，新中国成立前，被逼迫飞往台湾，而且不允许带家属，此后，姑公就再未能与家人相见。
“他尝试过很多种办法，始终无法与大陆的家人联系，于是许下心愿，如果生不能回家，死后也希望能把骨灰送到故乡入土。姑公对婚姻非常忠诚，去了台湾没有再婚，平时只有一个生活秘书照顾。他死后，生活秘书年龄也很大了，但他没忘记嘱托，终于由他的儿女代表他到贵阳跟我们家人见面了。”冯麟说，姑婆虽然遭遇了这么大的人生苦难，但依然乐观。
童年的记忆里，吃完肠旺面后，他们经常去姑婆等人家去串门，到了正月，各家更是不间断地轮流设宴席，姑婆家也不例外。“我们家人以商人和知识分子居多，以前各家的家底都很殷实，家人会吃又会做。”冯麟说，家宴一般都要提前一周准备，四冷盘、四热菜、四窝碗，配齐15个菜的“全家福”，还要再填上辣子鸡、盐酸鱼和大杂烩三个菜。如果人数少，只需要13个菜，叫作“十三太保”，10个菜叫“十全十美”。另外汤也有五六种可供选择。
“可是肠旺面我们是不大做的，因为工序实在烦琐。去面馆吃一碗肠旺面，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非常值得的。”冯麟说。
《爱吃肠旺面的贵阳人，运气不会太差》文 | 吴丽玮
先说说肠旺面里的面。有天吃肠旺面时，听邻座的两个外地游客议论，“这面条怎么像方便面？”确实有点像，无论是颜色还是粗细程度，都非常接近。但是卷曲度不一样。方便面有着整齐标准的波浪，肠旺面则像法国少女的金发，不是发廊里卷发杠子卷出来的，而是洗完头那么随意地一绾，等晾干后放下来，飘逸的形状便充满了法式的慵懒感。
口味上就更是南辕北辙了。面条一般是软中带弹，肠旺面却很硬脆，金黄透亮的细面条追求的是脆和生的边界感，与碗里的其他角色相比，面条是刚直的男主角，硬朗而利落。也正是因为贵阳人爱这种脆感，所以尽管也可以做出肠旺酸粉来，但始终无法撼动肠旺加脆面这种经典搭配。
肠旺面条的秘密在于和面时加入了鸭蛋，增加脆性。面条切好后要绾成小团，当地人叫“分宗”，面一宗宗地整齐码放在大簸箕上，同时要盖上拧干的湿布“醒”一晚上，这样有助于面条“跑碱”，碱越少，面条的脆性才越好。贵阳人煮面，讲究旺火宽汤，一宗面下锅，用筷子扒散，短短20秒，捞出淋一瓢冷水，去掉煮面水的味道，再进汤锅里涮一下烫热，面才算制作完成。
除了面条之外，一碗肠旺面里还有三个重量级元素：肥肠、血旺和脆哨。它们浓烈而妖娆，就像是围绕着脆面的三个女主角。
首先是肠旺面里的“肠”字，猪肥肠。它是一个重口味女主，制作的难度在于彻底清洁，需要清洗多次才能有效去除腥味。黔菜名师刘公瑾介绍说，传统的面馆里，肥肠的第一遍清洁要加面粉来洗，洗完在沸水锅里汆，接着再捞出洗第二遍。这一回要用到盐和醋，反复揉搓，洗净后把肥肠和花椒、八角等调味料一起入锅煮至半熟。之后才捞出肥肠切成块，与老姜、葱结等入锅文火慢炖。
“蒋家肠旺面馆”在贵阳口碑很好，老板蒋文平告诉我们，最好的肥肠标准是“趴而不烂”，贵阳话里的“趴”代表软，理想的肥肠状态应该是香中带糯，“不能太绵嚼不烂，但也不能太烂没嚼头”。
另一个肠旺面中的“旺”字代表猪血旺。猪血旺曾是肠旺面里一道惊艳的彩虹，但因为尺度过大被下了禁令，现在只好在保守与性感之间小心地徘徊。贵阳人把血旺分成薄皮旺、嫩旺、千层旺和老旺，老旺是外地人吃的全熟的猪血，薄皮旺是最生的血旺，只是轻轻地在水上一烫，外面形成了一层薄片，爆开之后里面仍是浆状，向来是贵阳本地老饕的挚爱。
嫩旺和千层旺处在熟成的中间，千层旺比嫩旺要熟一些，“千层”是夹生的意思，在烫熟的几层皮里间或有些带生，嫩旺里生的比例与之相比会更高些。但现代人无缘这些精彩的体验，出于卫生和健康方面的考虑，除老旺之外，其他的血旺都已退出了历史舞台，只有个别肠旺面馆做的血旺稍嫩，除了店里的老主顾多，也是因为能把火候掌握好的厨师已很难得。
再来就是脆哨了。脆哨是半路才搭上车的，它比肥肠和血旺的资历都晚，也没赶上肠旺面取名字的时候，可是风头却很强劲。你可以不爱肥肠，不爱血旺，但没有哪个吃肠旺面的人会说，我不爱脆哨。脆哨是最受欢迎的新晋女演员。
传统的脆哨用的是猪槽头肉，现在各店经过改良，有的改成了猪五花肉，有的把槽头肉与猪腩肉按比例混合，无论怎样变，核心都是要保证瘦肉的比重，即便炸酥了，肉质也骗不了人。
炸脆哨比做血旺更考验技术，它非常倚赖于火候。为了让肉不糊、出油率更高，炸的过程中要根据肉的色泽和油的沸腾状态，几次开大关小火。为了能挤出肉里更多的油，需要加冷水，为了给脆哨上色，需要在合适的时机加甜酒酿，在快要起锅时还要滴几次陈醋，为了增加脆哨的脆性，起锅的时机也非常关键，早一点肉的香味就出不来，晚一点口感就开始发苦。炸脆哨绝对是一个既漫长又有挑战性的工作。
但做好的脆哨又是那么可喜。色泽铁红，嚼起来就像香酥豆，酥脆但不空洞，而嚼到最后，又总是有瘦肉感等着你。肥肠、血旺、槽头肉做的脆哨，细想想便恍然大悟，都是草根中逆袭出来的主角，出身皆卑微。除此之外，一碗肠旺面里还有油炸小豆腐和绿豆芽。汆水后的绿豆芽不用说，自然是群里的小清新担当。
油炸小豆腐虽然不是肠旺面里的主角，但制作者为它花的心思也不算少。先用开水泡，沥干之后油炸至金黄，油炸之后还要在骨头汤里煮一遍才算做好。
要说起现在的肠旺面馆，那不得不提中华中路附近的“程长旺”。“程长旺”创立于1960年，创始人程长清最早是在知名的“苏肠旺”掌勺，自己开店后，每天亲自选购食材，脆哨、血旺、大肠，全都是自己纯手工制作，非常辛苦，但也很快赢得了顾客的青睐。
贵州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冯麟是贵阳资深的美食爱好者，她童年时代是“程长旺”的老顾客。那时的肠旺面一碗三毛五分钱，加鸡块要四毛五分钱，算得上是当时贵阳的高档消费了，“我小的时候，吃一碗肠旺面是家庭聚会的惯常项目。”
那时还是周日单休，这一天就是冯麟家人雷打不动聚会的日子，她外婆一家，以及外公外婆各自的兄弟姐妹，相互之间交往密切。周日的聚会经常是从“程长旺”吃面开始的。“那时没有电话，就约在‘程长旺’见面。每周各家轮流做东，谁做东就提早去排队，大人排队买面，小孩负责占座，一占就占两大张桌子。等面端上来时，其他家人也陆续到了。”礼拜天在“程长旺”排队的人特别多，从门口一直排到贯城河边还要再转几道弯。
“不光是这么多人，每一个人可能都像我们家似的，一个人负责十几二十碗面。每星期做东的那家人要提前去排队一两个小时。我们占座的小孩也非常紧张，因为总是有人问，这座位是不是有人坐，有时就要跟人家说好，‘现在没人你可以坐在这里吃，但我们家人来了的话，你就得把座位让出来了’。”
那时的一碗肠旺面能让大人孩子都吃得特别美。“之所以觉得以前的肠旺面更好，主要是以前的材料特别好。面条里的鸭蛋放得足，面特别脆。脆哨也好吃，有肥有瘦，炸出来个头特别大，老人们管那个叫‘橄榄肉’。”冯麟回想，一起吃面的亲戚们各有艰辛，但都特别热爱生活，“我们经常跟外公的姐姐一家聚会，我管她叫姑婆。姑婆的命运是很不幸的。”姑婆的丈夫是国民党要员，新中国成立前，被逼迫飞往台湾，而且不允许带家属，此后，姑公就再未能与家人相见。
“他尝试过很多种办法，始终无法与大陆的家人联系，于是许下心愿，如果生不能回家，死后也希望能把骨灰送到故乡入土。姑公对婚姻非常忠诚，去了台湾没有再婚，平时只有一个生活秘书照顾。他死后，生活秘书年龄也很大了，但他没忘记嘱托，终于由他的儿女代表他到贵阳跟我们家人见面了。”冯麟说，姑婆虽然遭遇了这么大的人生苦难，但依然乐观。
童年的记忆里，吃完肠旺面后，他们经常去姑婆等人家去串门，到了正月，各家更是不间断地轮流设宴席，姑婆家也不例外。“我们家人以商人和知识分子居多，以前各家的家底都很殷实，家人会吃又会做。”冯麟说，家宴一般都要提前一周准备，四冷盘、四热菜、四窝碗，配齐15个菜的“全家福”，还要再填上辣子鸡、盐酸鱼和大杂烩三个菜。如果人数少，只需要13个菜，叫作“十三太保”，10个菜叫“十全十美”。另外汤也有五六种可供选择。
“可是肠旺面我们是不大做的，因为工序实在烦琐。去面馆吃一碗肠旺面，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非常值得的。”冯麟说。
《爱吃肠旺面的贵阳人，运气不会太差》文 | 吴丽玮
风起14-15
碧云无渡碧天沉，是湖心，是侬心。心底湖头，路断到如今。郎到断桥须有路，侬住处，柳如金。
南高峰上望郎登，郎愁深，妾愁深。郎若愁时，好向北峰寻。相对峰头俱化石，双影在，照清浔。
从前我就认为，悼辞中不应有不美丽的人事出现，因为逝者必然不愿再见那些徒然令他烦恼的事物。
所以不谈杀他的那个人，以后也不提。
“但生活自你飘到像蝴蝶那般” ，琴魔一直是有一半活在精神世界里的人，所以他的飘然离去，竟然意外地让我在渐进的紧张中、又不觉得十分突兀—日之夕矣，他要像平常一样回家，也就这样回去了。
无惧行入水火里面填命，但又并不认为这是要与什么对抗，这是琴魔最日常、最自然而然的一天，并非像是另一些人，如青年热血的认吾师，中年愤怒的冷封尘那样。认为奋不顾身追求真善美是一种特立独行，是一种对尘俗的反抗，并且这种反抗必定要有回响。琴魔就是琴魔，他的自由是诗意的，他的心意和生命与天地同流，灵魂与万物相亲相爱。
死亡也并非战无不胜，琴魔的真身始终生活在审美的境界中，一路走到现在，哪怕突然断裂，与世长辞，也只是换了一种形态长留人间。
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辨，以游于无穷，是谓逍遥。
所以问我是不是认为他死得过于突然，过于意外，甚至毫无必要？我也并不能分辨得如此清楚。落日熔金，曲终人不见，一切命运都在悄然烘托中轰鸣驶向终点，难道他不死，就不足以烘托局势的险恶？哪怕司马剑秋的确是阴谋家，但他阻止了琴魔那么多次，主观上的确尽到了善意。
但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也确实理解了为什么许多人认为应当为他报仇的是卧云。“你为何要夺走素还真？”，这句话，也就只有真正把卧云当成了朋友的人，才会那么急切地问出来。受了那么多提醒，一路艰辛跋涉来到雨风飘摇，换了卧和白，心里怕是早就考虑好了各种曲折的试探，盛满了各种复杂的大局观。也就只有这个琴魔，会忘掉立场，忘掉危机，却不忘旧日知音之情，一心只想着解救塔中的稚儿—环儿的牺牲，卧云的泪水，在场有那么多武林人士看在眼里，真正像琴魔这样，实实在在受到震撼，想把救人当成自家事出一分力的，大概也并不会太多。
他死于自己的正直，朴素和纯真，死于对人心和人性理想化的信任，像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能在这样的江湖里活得长久呢？
司马剑秋没有骗他，这一路确实非常危险，你为什么要去呢？你有很多机会可以留下来。
卧云没有像对环儿和认吾师那样，对他的死有更多的叹息—他只是终究履行了白无垢的嘱托，留了老傲一线生机。
天魔说到换血的意义，也许为琴魔未来的重生有所助益。他嘱咐白无垢，造塔之人一个也不能放过，可未来也正是为了救他，白无垢万般无奈之下找上了司马剑秋，促成了驱除邪神的妥协与合作。
“就算双脚深陷于沼泽，仍为你奉上万个称赞”…白无垢对琴魔的选择和牺牲，是有一个渐渐的理解与沉没进去的过程的。截至风起一第15集，他依然是那个血路式冷静、犀利，主动且自信的白无垢，凡事在心中自有洞见。但就从风起17开始，他渐渐也开始迷失，也会一次次碰壁，触到极限，很多事也只能自己重新探索、猜测，条分缕析去求证，在没有助力的情势下茫无头绪，一步步艰难前进。仿佛一夜间手中被抽走了剧本—或者说，每个人命运的剧本，本来也不会永远握在自己手中。如此，他的性格也渐渐在惶恐与无奈中变得柔顺，变得多愁善感。
我只是想起风起二，无垢在寒洞求见黑波陀的时候，多半也会忆起此刻造访雨风飘摇的琴魔（我觉得那就是编剧写出来的对照组）—此刻的好友多么憨直，简直不通人情，难怪会遭人所害—可也难道不是值得羡慕？能够真正一直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能够不必计较付出是否会有效果，能够知道自己身后还有其他可靠的人，这难道不比他对黑波陀折节相求，在牧剑子手下险中受辱要更快乐，更有尊严？过去竟也有过如此琴书消忧，不以己悲的快乐时光？让魔界重归这样的生活，难道不值得用生命作为交换吗？
环儿的选择，琴魔的选择，都是纯白的无私，是“人尚有激情，能令世间鸦雀亦无声”。缓急，人所时有，能够为此爽快抛洒热血，验证共济和尊严的价值，就是侠义的真谛。白无垢在一份看似可笑的坚持下委曲求全的时候，就是要靠回忆同样“做过傻事”的朋友，感受这样的力量，才不至于选择更加堕落的、“向下的道路”。所以风起二的无垢真是比从前柔和得多，伤感文艺得多，他坚持下来了，却也日益变得分裂和破碎—悠久的琴声，脱却了功利的审美，是要到那时才能真正显现出挽救人心、却也动摇人心的分量。
碧云无渡碧天沉，是湖心，是侬心。心底湖头，路断到如今。郎到断桥须有路，侬住处，柳如金。
南高峰上望郎登，郎愁深，妾愁深。郎若愁时，好向北峰寻。相对峰头俱化石，双影在，照清浔。
从前我就认为，悼辞中不应有不美丽的人事出现，因为逝者必然不愿再见那些徒然令他烦恼的事物。
所以不谈杀他的那个人，以后也不提。
“但生活自你飘到像蝴蝶那般” ，琴魔一直是有一半活在精神世界里的人，所以他的飘然离去，竟然意外地让我在渐进的紧张中、又不觉得十分突兀—日之夕矣，他要像平常一样回家，也就这样回去了。
无惧行入水火里面填命，但又并不认为这是要与什么对抗，这是琴魔最日常、最自然而然的一天，并非像是另一些人，如青年热血的认吾师，中年愤怒的冷封尘那样。认为奋不顾身追求真善美是一种特立独行，是一种对尘俗的反抗，并且这种反抗必定要有回响。琴魔就是琴魔，他的自由是诗意的，他的心意和生命与天地同流，灵魂与万物相亲相爱。
死亡也并非战无不胜，琴魔的真身始终生活在审美的境界中，一路走到现在，哪怕突然断裂，与世长辞，也只是换了一种形态长留人间。
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辨，以游于无穷，是谓逍遥。
所以问我是不是认为他死得过于突然，过于意外，甚至毫无必要？我也并不能分辨得如此清楚。落日熔金，曲终人不见，一切命运都在悄然烘托中轰鸣驶向终点，难道他不死，就不足以烘托局势的险恶？哪怕司马剑秋的确是阴谋家，但他阻止了琴魔那么多次，主观上的确尽到了善意。
但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也确实理解了为什么许多人认为应当为他报仇的是卧云。“你为何要夺走素还真？”，这句话，也就只有真正把卧云当成了朋友的人，才会那么急切地问出来。受了那么多提醒，一路艰辛跋涉来到雨风飘摇，换了卧和白，心里怕是早就考虑好了各种曲折的试探，盛满了各种复杂的大局观。也就只有这个琴魔，会忘掉立场，忘掉危机，却不忘旧日知音之情，一心只想着解救塔中的稚儿—环儿的牺牲，卧云的泪水，在场有那么多武林人士看在眼里，真正像琴魔这样，实实在在受到震撼，想把救人当成自家事出一分力的，大概也并不会太多。
他死于自己的正直，朴素和纯真，死于对人心和人性理想化的信任，像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能在这样的江湖里活得长久呢？
司马剑秋没有骗他，这一路确实非常危险，你为什么要去呢？你有很多机会可以留下来。
卧云没有像对环儿和认吾师那样，对他的死有更多的叹息—他只是终究履行了白无垢的嘱托，留了老傲一线生机。
天魔说到换血的意义，也许为琴魔未来的重生有所助益。他嘱咐白无垢，造塔之人一个也不能放过，可未来也正是为了救他，白无垢万般无奈之下找上了司马剑秋，促成了驱除邪神的妥协与合作。
“就算双脚深陷于沼泽，仍为你奉上万个称赞”…白无垢对琴魔的选择和牺牲，是有一个渐渐的理解与沉没进去的过程的。截至风起一第15集，他依然是那个血路式冷静、犀利，主动且自信的白无垢，凡事在心中自有洞见。但就从风起17开始，他渐渐也开始迷失，也会一次次碰壁，触到极限，很多事也只能自己重新探索、猜测，条分缕析去求证，在没有助力的情势下茫无头绪，一步步艰难前进。仿佛一夜间手中被抽走了剧本—或者说，每个人命运的剧本，本来也不会永远握在自己手中。如此，他的性格也渐渐在惶恐与无奈中变得柔顺，变得多愁善感。
我只是想起风起二，无垢在寒洞求见黑波陀的时候，多半也会忆起此刻造访雨风飘摇的琴魔（我觉得那就是编剧写出来的对照组）—此刻的好友多么憨直，简直不通人情，难怪会遭人所害—可也难道不是值得羡慕？能够真正一直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能够不必计较付出是否会有效果，能够知道自己身后还有其他可靠的人，这难道不比他对黑波陀折节相求，在牧剑子手下险中受辱要更快乐，更有尊严？过去竟也有过如此琴书消忧，不以己悲的快乐时光？让魔界重归这样的生活，难道不值得用生命作为交换吗？
环儿的选择，琴魔的选择，都是纯白的无私，是“人尚有激情，能令世间鸦雀亦无声”。缓急，人所时有，能够为此爽快抛洒热血，验证共济和尊严的价值，就是侠义的真谛。白无垢在一份看似可笑的坚持下委曲求全的时候，就是要靠回忆同样“做过傻事”的朋友，感受这样的力量，才不至于选择更加堕落的、“向下的道路”。所以风起二的无垢真是比从前柔和得多，伤感文艺得多，他坚持下来了，却也日益变得分裂和破碎—悠久的琴声，脱却了功利的审美，是要到那时才能真正显现出挽救人心、却也动摇人心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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