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宣传俱是因时之论。它的目的是制造社会的认同，标准会根据政治需要的变化而变化，所以经常会制造出一些错误的历史记忆。政治是需要借口的。在历史上，政治家所说、所想、所做往往是不一致的。特别当社会发展出现曲折时，政治家首先考虑的是稳定人心的需要，会制造出一些解释。从中外历史都可以看到，这种政治上的权宜之说，是为了维护国家权威的正确形象，制造社会认同，但未必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一旦延续下来，就会造成历史错记和误读，模糊历史的真实面目。

——王海光:《时过境未迁：关于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载《时过境未迁：中国当代史采薇》,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第245页。

我们这种经过体制内严格新闻采编训练的人，对于新闻的真实性、准确度特别看重。这篇文章的写作是向77播音张沈平、白羽，77电摄温化平，78播音王红蕾，电编吴双等诸位老师，进行了认真地微信采访。我们不会像自媒体出身的“媒体人”凭借搜索、复制、粘贴，和想象去写文章。因为属于当代史研究范畴，虽然用不上“二重证据法”，但是还是尽量同一件事至少两位当事人共同谈到，再收录进来。感谢广院校友会原文一字不改的转载，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参与续写中国广电发展史的研究https://t.cn/A6Jw34vH

#中国集体化#
《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集体化给中国农村带来了巨大变化，后世著作也对此多有研究论述。然而，中国女性，特别是农村女性，却对此鲜有发声。书稿开创性地从性别研究和集体记忆的角度切入了中国当代史研究。作者用历时15年收集的口述史资料，向我们描述了陕西省某农村的72位老年妇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生变迁。通过深入分析这些被访者的人生故事，作者从女性视角出发，记载了农村社会变迁对于妇女生活产生的影响。作者让我们看到，在集体化的过程中，中国农村女性突破了小家庭的范畴，第一次走向社会，融入社会。不少女性通过扫盲，获得初步知识文化，甚至获得成为农村助产士的工作机会。也有不少农村女性在集体化过程中，突破家务劳动的小圈子，进入集体劳动过程，甚至成为劳动模范，在其中获得自尊与自信的提升。集体化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社会逐渐走向男女平等，提升妇女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的过程。作者通过性别差异这个权力轴线，切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的集体化，探讨了社会主义的性质以及性别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作用。著作通过女性视角，丰富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史，让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客观地认识那一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