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历史，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治乱更替、朝代更迭的历史。中国历代治乱的核心是土地。农地问题是解读历史上中国王朝兴衰与治乱循环的核心密码之一。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由土地产生出来的税赋当然也是传统农业社会治国者的命根子。链接为【研究中国农村的意义（2）——《中国农村：北大“燕京学堂”课堂讲录》书摘】https://t.cn/RW0LQL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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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师的人文情结：中国著名细胞生物学家翟中和院士
历经磨难，痴心不改

1956年，26岁的翟中和带着优秀毕业生的荣誉从列宁格勒大学毕业了。因为1952年院系调整，当时的清华大学生物系与北大动物学、植物学两系及燕京大学生物学系合并为新的北大生物学系。北大生物系系主任张景钺和副系主任张龙翔希望翟中和可以来北大工作，征求他的意见时，翟中和很老实地回答说：“这不由我决定，要服从组织分配，组织分配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就这样，翟中和被分配在了北京大学生物系任教，先后随同李汝祺教授和沈同教授做助教，从事遗传学和放射生物学的研究。

1959年，翟中和再次被派往苏联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进修，主攻电子显微镜技术和生物电子显微学，师从弗兰克院士和别里科夫斯卡娅通讯院士。别里科夫斯卡娅曾经是美国遗传学家穆勒的学生和助手，翟中和评价她“是一位真正的科学家”。当时她已年逾六十，但精力过人，对这位中国弟子言传身教，悉心指导，这些都对翟中和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翟中和在后来的回忆中认为“这段时间是我科学研究工作的真正入门”。应用电子显微镜研究细胞超微结构在当时是很先进的技术，这一选择使翟中和受益匪浅，以后的数十年里他和他的学生、助手应用电子显微镜与其他技术相结合，在细胞生物学方面做了很多系统而有特色的工作，成为我国生物电子显微学的重要开拓者之一。

1961年，翟中和回到北京大学，次年任讲师。在当时的中国，科研条件极其简陋，加之政治运动不断，很多科学研究工作停滞不前，要做一点工作是很困难的。然而，翟中和最可贵的地方恰恰在于其在困难重重的条件下并没有放弃科学研究，反而以一种饱满向上的积极态度，因地制宜，在艰苦情况下创造条件，坚持做实验、做研究。

1969年，翟中和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干校劳动锻炼。尽管感觉不公平，翟中和却仍然能够认真对待自己在干校里的“工作”——养猪和种水稻。他把猪养得又肥又壮；他作为班长的一个种稻班，水稻年年丰产，被称为“水稻丰产班”。因为表现突出，他被评选为江西省劳动先进分子，还曾到井冈山参加省里的先进分子表彰大会。

1973年，翟中和回到了北京。北京大学生物学系已经开始逐步恢复日常教学和科研工作，但工作条件和设备仍然很差。结合当时的特定条件，翟中和完全凭借对科研的热情和执着追求，历经十年的努力，在家禽、家畜治病病毒的分离、鉴定和疫苗研制方面做了很多有意义、有实践价值的工作，并“在畜牧兽医界小有名气”。在进行应用性科研工作的同时，翟中和对病毒细胞关系这一基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利用电子显微镜等手段，对多种致病病毒在细胞内的复制、装配及其与细胞超微结构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发表了六十余篇论文，组成一个有特色、有活力、有创造的科研集体，并为后来成立的细胞生物学专业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