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力强大后，曹魏到底要把拳头打在哪一个敌人身上呢？曹魏起初的战略是西守东攻、先吴后蜀。公元221年夷陵之战时，刘晔向曹丕建议联合蜀汉并力消灭吴国，明确提出了曹魏先吴后蜀的战略步骤。

曹丕就统一的战略问题曾问计于贾诩。贾诩回答说：“吴蜀虽然是蕞尔小国，但拥有山水的险要。刘备有雄才大略，诸葛亮善于治国;孙权明白虚实，陆逊精通兵势，他们不是据守山林，就是陈舟江湖，都难以短期攻灭。陛下贸然以天威临之，也没有胜利的把握。臣以为当今应该先文后武，修文德以服远人。”在这里，贾诩没有正面回答谁先谁后，只是主张先文后武，恢复经济，与吴蜀相持，等待形势的转化。但是从曹丕坚持发动的攻吴战役来看，仍是贯彻先吴后蜀的战略。

为什么曹魏确立先讨伐东吴的战略呢？

在吴、蜀第一次同盟期间，东吴是抗击曹魏军队的主力。东吴不断在东部战线发动进攻，吸引了曹魏的主要精力，蜀汉对曹魏的威胁也许还有汉中山林的阻隔，但东吴对曹魏构成的威胁是直接的、面对面的。曹军军锋首先指向东吴是很自然的。事实上，除了进军边关、关中、汉中的少数几年时间里，曹军的主力一直停留在中原中南部和东部，很自然地将东吴作为了首要敌人。赤壁之战后曹军收缩至襄阳、樊城一线，并经营大别山区的江夏郡北部和合肥地区，采取“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的先吴后蜀战略。

如果先进攻蜀汉，曹魏怕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曹魏担心自己的主力身陷巴蜀的崇山峻岭和羊肠小道之中，难以脱身。这样就可能耗费太多，动摇曹魏在东方的江北防线。毕竟在公元220年前后，曹魏的实力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同时应付东西两场主力决战。

夷陵之战后，东吴强而蜀汉弱。东吴是同盟内战的胜利方，实力超越了蜀汉。曹魏面临的战略选择就好像是一位猎人看到两虎相争后一只老虎重伤、一只老虎轻伤，你是先去打那只轻伤的老虎呢，还是先打那只重伤的老虎呢？后一种选择可以置重伤的老虎于死地，但是之后你要面对那只已经休整恢复的轻伤老虎。因此，在蜀汉暂且不足虑的情况下，曹魏先考虑东吴这只轻伤的老虎。

先吴后蜀战略的表现是曹魏把军队主力集中在东线，营造江北防线，与东吴频繁拉锯。在西线，曹魏只在关中保留不多的部队，陇右也零散布置一些部队，处于战略防御态势。刘备死后，曹魏的西部战线好几年寂然无声。因为这边一直没出什么事情，所以曹魏也就没有增加军队、加强驻防，这些情报自然都流入了汉中。它可能导致了魏延提出直取长安的冒险计划。最后诸葛亮出陇右，攻曹魏不备，凉州三郡很快就纳土归降。曹魏朝野震惊。最后还是皇帝御驾亲征，西部防线才不至于溃败。

曹魏先伐东吴的政策在东部并没有取得进展。曹魏与东吴在淮南荆北地区形成了胶着对峙的形势。面对东吴坚固的防线，曹魏也转入了防御，构建江北防线，实行以静制动、伺机进攻的策略。

曹魏在与敌人邻接的前沿地区和中原南部构筑纵深防线，点、线、面相结合，军事攻防和经济恢复相结合。江北防线第一道是防线六镇，东起广陵、合肥到襄阳。其中襄阳、合肥为前沿重镇，与孙吴的江陵、皖城相对峙。第二道是防线三镇，南阳、安城、寿春。中原后方的军镇是第三道防线。曹魏在重镇囤积了大量粮草和军队，派驻重要将领指挥。重镇周围，曹魏还进行屯田，作为长久之计。因为江北中部大别山和桐柏山横亘其间，曹魏的整个防线划分为荆州和扬州两大战区，分别由驻扎在襄阳的荆州牧和驻扎在合肥的扬州牧指挥。

司马昭上台后，曹魏的军事战略扭转为先伐蜀后攻吴。

东部战线的形势变化是战略转变的首要原因。曹魏在东吴那仿佛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面前没有得到太大的便宜。相反，曹魏后期镇守扬州的连续三任藩镇都发生叛乱。司马师和司马昭两兄弟率大军亲自镇压，耗费了大量军力、物力、财力才收复了扬州。扬州每次叛乱获罪者都数以万计，内战动摇了江北防线。尽管战后东吴无力北伐，但曹魏也无力越过江北防线发动南征了。

蜀汉实力的衰落也使其自身进入了曹魏的进攻视野。蜀汉在诸葛亮后期就已经消耗巨大。诸葛亮的接班人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了，只能以部分兵力骚扰陇右。而蜀汉内部的宦官干政、派系之争和意见分歧都使本来就发展不顺的国家雪上加霜。蜀汉在后期甚至不能保持汉中北部与关中连接地区的全面防御，收缩兵力到秦岭南麓的各重要据点。这样就使得曹魏消灭蜀汉的成本大大降低，胜利的希望大大提高了。

司马家族自身的发家过程也是重要原因。司马懿开始掌握兵权就是与曹真一起负责曹魏的西部战线，与诸葛亮斗智斗勇。曹真被诸葛亮斗死了，司马懿活了下来，而且始终掌握着曹魏在西部的军队。西线的不断征战使得朝廷重视司马懿，司马懿得以加官晋爵，要兵给兵，要粮给粮。可以说，西部战线是司马家族真正积累军事和政治资本、起家揽政的基地。司马家族熟悉对蜀汉作战，对西部战线有感情。

这些因素的累积，使得蜀汉取代东吴成为曹魏的首攻方向。

（摘自《外交力：三国的深层逻辑》）

#漫侃·先生 本人讲了十几年《战略管理》，不时会碰上有人置疑上战略课的动机：“老师，我们公司还处在水深火热的求生存阶段，战略课太高大上，讲点别的实用些的吧。”其实，他们不知道“活着，活好，活久”才是战略最关心的内容。《孙子兵法》开篇第一句就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刘备也是在“跃马檀溪”的生死绝地，才三顾茅庐《隆中对》，在茫茫暗夜中向诸葛孔明讨教“求生存”计策的。​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完全符合薛定谔“负熵理论”的原则，而自然法则却是克劳修斯1850年提出的热力学第二定律一一熵增定理。因此，企业求生存本来就是“逆天行事”，需要付出超出常人许多倍的努力。

泰戈尔说：​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希望听我《战略》课听走了神的朋友们共勉之。

战术胜利与战略布局

对于巴希尔二世，人们很容易去回顾他的战绩，但是如果不把几十年后帝国的衰亡联系起来看，我们就会看不清历史的脉络。首先我们看北线，是否要如此彻底的打垮和征服保加利亚是有疑问的，当时第二保加利亚王国确实扩张地很猛，对帝国也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不狠狠打击一下是不行的，但在将其完全吞并后，就需要由帝国自己来独自面对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以及欧洲Christ 教军事力量的冲击，并非全都是好处。不过当然，和下面将要论述的其它问题相比，这确实不算太大的事，东线才是真正反映了战略决策对国防安全影响的范本。巴希尔二世在晚年动用帝国力量肢解并部分吞并亚美尼亚是典型的一招臭棋，在分析罗马帝国的军事战略时，提到过利用缓冲国增强边界防线抵御强大敌人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产生是因为同样一片地区、同样多的一批人民，到底是作为大帝国的一个边境行省还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其军事能力是不同的。一个独立国家会以高得多的效率来使用资源增强自己的军力，并且会以积极的态度来反击外敌。因此帝国周边存在一些并不是那么恭顺的中小势力并不完全是坏事，只要这些势力不会强大到威胁自身安全，帝国就要学会和他们共存而不是整天琢磨要把对方赶尽杀绝，因为很可能在更远方有更加强大和野蛮的敌人。巴希尔二世在部分吞并了亚美尼亚后，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并没有着力去加强这个地区的管理和军事防御体系的重塑，而是放任这个地区长期处于混乱和虚弱状态中，结果使得东部边境表面上边界线往东推进了，但实际的防御能力却大大下降。

在这里不得不再次提出那个问题：并不是打个胜仗消灭一个邻国就是对本国有益的煌煌武功，有时候也许一仗都不打，让邻国好好的立在那里就是最好的结果。比如唐玄宗曾利用军事打击和内部瓦解摧毁了和唐帝国有所交恶的突骑施，而这个突骑施曾经是大唐在中亚地区打击阿拉伯帝国入侵、压制各种反叛势力的代理人，虽然它肯定也有自己的野心和桀骜不驯的地方，但是在摧毁了它之后，阿拉伯人北上侵入河间地的通道就被打开，唐朝不得不面对要么放弃葱岭以西的统治，要么自己直接插手的两难选择，一开始唐帝国选择的是后者，其加强了安西节度使和北庭节度使的兵力，最终不可避免地和阿拉伯帝国正面相撞，然后就发生了中国人都很熟悉的、发生在公元751年的阿拉伯联军击败唐军的怛罗斯之战。

很多人没意识到的是，巴希尔二世其实是运气很好的，他在位时期，北方的保加利亚王国已经不如其第一王朝时那样强大，神圣罗马帝国等欧洲势力的压力暂时也没那么大，而阿拉伯世界因为分裂为若干个大小势力，其军事威胁也大大减小了，之前的尼基弗鲁斯二世和约翰一世已经收复了小亚细亚原先丢失的地区并打下了安条克等叙利亚北部地区，同时小亚细亚军区制的成熟和大军事贵族势力的稳固，都让这个方向的防御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弱点。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保持自己内部的稳定，并有效削弱保加利亚人的势力，帝国的安全还是很有保障的。巴希尔二世应该做的就是像屋大维那样，为帝国划出一条成本最低而又最容易组织防御的边界线，任何试图攫取额外的领土和财富的行动都很可能是徒劳无益乃至危险的。这个问题在历史上早有范例，如雄才大略的图拉真皇帝一生最大的两件军功都是越出了屋大维所划出的帝国边界，其一是击败帕提亚帝国并征服了两河流域直达波斯湾，但几乎就在几年之后罗马就不得不退出了这些新征服的领土回到其传统边界线，而其二就是征服了现在罗马尼亚地区的达契亚，这里好一些，罗马人统治了一个半世纪，但是随着边境压力的增大也不得不撤出并退回到多瑙河以南。

而巴希尔二世在历史中的做法则等于将东部的大门敞开，然后就坐下来休息并祈祷没有强敌到来，但可惜历史从不配合人们的一厢情愿，具有强大军事组织和技能并信仰了Islam 教的突厥人很快取代了阿拉伯人在军事上的位置，构成了新一波凶猛的军事扩张浪潮，他们到来后轻松穿透了亚美尼亚人的地区并越过罗斯山脉冲进小亚细亚，对帝国安全构成致命威胁。

内部机制的失灵

外部战略没有处理好还是可以补救的，但拜占庭偏偏在内部也在衰败中，巴希尔二世的几十年对内铁腕统治固然建立了稳固的统治权力，但其打击削弱军事贵族的政策无疑削弱了帝国内部的军事能力。当然，这不全是他个人的错误导致的，如前所述，巴希尔二世是经过十几年的反复平叛才踩着东部军事贵族的尸体坐稳了皇位，这就使得他一方面对这些军事贵族从骨子里不信任，其次他也第一次获得了可以压制这个势力的能力，因此他执政时期内的一个主旋律就是压制和削弱这些军事贵族，将土地和农兵从他们手里夺走，表面上还给农民，但实际上大量资源最终流入了新贵族和大地主手里。而我们都很清楚，一个依靠高素质农民的帝国如果出现了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农民普遍被依附于大地主，那么这个帝国的高素质兵源就会枯竭，军事能力就会衰败，中国是如此，拜占庭也逃脱不了这个命运。巴希尔二世在位时十分依赖以北欧瓦兰吉卫队为代表的雇佣军，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帝国军队的生态，短期内似乎拜占庭在对外战争中依旧威风不减，但实际的防御能力是缓慢而持续的下降的。

而更可笑的是，巴希尔二世在私生活的态度也加速了帝国力量的瓦解，他做了60多年的皇帝，可是和中国那些皇帝儿孙多到老皇帝记不清儿孙不同，他一辈子也没有留下一个子嗣，于是最终是他的弟弟也就是君士坦丁八世接班，这倒是有点像卡斯特罗的做派，但可想而知他的弟弟也不会年轻，而且他这个弟弟虽然比他的绝户头做派好一点，但也只是有3个女儿，于是为了避免将来女婿掌权作乱，就索性将女儿赶去修道院一直不嫁。至于他自己则完全不像巴希尔二世那样铁腕勤政，而是任由权力被君士坦丁堡的官僚贵族掌控，自己忙着饮酒作乐，于是在他死后，在复杂的权力博弈争斗中，他的两个女儿佐伊和狄奥多拉先后成为帝国的女皇，但是这期间帝国的权力中枢陷入了长期的混乱，从而把可能的军政调整机会给错失。这种混乱甚至在马其顿王朝结束后也依旧在延续，因此当塞尔柱突厥人的大军出现在东部领土内时，帝国的应对能力已经大不如前，曼齐刻尔特战役看似偶然，但背后诸多必然是不能忽视的。尤其要注意的是，一个具有强大内在力量的国家是可以承受一次惨重失败的，如罗马共和国时期曾承受过坎尼那样的惨败，然后依旧可以反推迦太基。归根结底，曼齐刻尔特不过是拜占庭在11世纪中持续的衰败结果的一次集中展示。

说回到巴希尔二世，2012年华尔街曾经搞过一个颇具娱乐意味的全世界历史上最富有人物的评选，这位巴希尔二世荣登第二位，依靠不断的没收土地和垄断贸易，其个人财产换算到现在不少于2000亿美元，其个人小金库之大，在他的继任者期间被拿出来花掉竟然会影响到整个帝国的币值稳定。其实关于这方面，经济学家会站出来有话说，当社会财富被大规模收集起来藏到库房，对整个经济是有很强的负面作用的，因为大量的财富不参与到流通，就会导致社会经济运行的萎缩，比如隋文帝杨坚这个人就是个敛财好手，他在位期间在洛阳等地建造的规模宏大的粮仓存的粮食历经隋末唐初的战乱甚至到唐朝都没吃完。但是杨坚至少是给国家在敛财，巴希尔二世这种对小金库的执着就看不出对社会经济有什么好处了。

总之拜占庭帝国在巴希尔二世时不管是对外战争的胜利还是领土的扩张都看似达到了一个顶峰，但这却是一个留给后人的大坑，哪怕之后最终拨乱反正试图中兴的曼努埃尔王朝不乏能力出众、试图力挽狂澜的帝王，但是帝国的危机已经太深，而外部的敌人也越来越强大，这些都让拜占庭帝国无可避免地迎来它的黄昏--西面的威尼斯海上贸易强权不断侵蚀拜占庭的利益，甚至左右了十字军对拜占庭的侵略，而突厥人逐渐吞噬掉了整个小亚细亚地区，拜占庭失去了主要的军区和产马地，再也难以组建强大的军队，哪怕塞尔柱突厥人的国家衰亡后，继之而起的奥斯曼突厥帝国却更加强大，并最终在1453年攻克了君士坦丁堡，并改名为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帝国最后则演化为我们现在熟知的土耳其。

有时候不免遐想一下，假如1071年拜占庭或者准确地说是罗马帝国顶住了突厥人的浪潮，那么它也许真的可以坚持到现在，在近代民族意识觉醒后，最终演化为一个叫罗马共和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的国家，那样的话我们就将面对一个延续了2700年的国家，那种感觉也许会十分奇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