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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欲隐罗浮——博物馆藏几种不同版本的《葛稚川移居图》赏析。
“葛稚川移居图”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个长盛不衰的绘画母题，至少从宋代开始，便有画家将这一主题引入绘画中。葛洪（284-364）是晋代有名的道教学者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据《晋书》记载，他以儒学知名，“尤好神仙道养之法”，“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辨玄迹，析理入微”，因立军功，被封以高官，但“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为由辞去不就。后来听说交阯（今越南）盛产炼丹用的丹砂，遂要求派去做“句漏令”，得到首肯后，他便携妻儿千里迢迢赴任。到达广州时，因刺史邓岳极力挽留，就有到附近罗浮山隐居的想法，于是便有移居罗浮山之举。葛洪在罗浮山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留下了代表名著《抱朴子》。在宋代院体画家中，就有不少人画过这一故事。现存的诸本《葛稚川移居图》中，以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年代最早，艺术水准最为精湛。在此之后的明清两代，这一主题的绘画创作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这便是元代画家王蒙在《葛稚川移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刻划的情景，图中的高士就是葛洪，这座在绘画史上屡次被描绘的名山便是位于广东博罗县的罗浮山。
王蒙（1308-1385）是元代山水画家，字叔明，号黄鹤山樵，浙江湖州人，与黄公望、倪瓒、吴镇并称“元四家”，为书画家赵孟頫（1254-1322）外甥。这件《葛稚川移居图》被认为是王蒙的代表作之一。
在王蒙的艺术生涯中，他并没有到过罗浮山的记录。所以在画中，他是将传说中葛洪移居的故事加上意象山水相融合，表现岭南地区山水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景象。图中作者将青绿、花青、红色、曙红以及浅绛、焦墨等交互使用，形成岭南地区特有的山水风貌。在王蒙传世的画作中，该图较为特出：错落的红叶绿树遍布于山间，山势蜿蜒，嶙峋起伏，将罗浮山幽深、险峻与宁静的氛围烘托出来，是乃因避乱而移居、远离尘嚣的出世者心仪之地。
王蒙在画中自题曰：“葛稚川移居图，蒙昔年与日章画此图，已数年矣。今重观之，始题其上，王叔明识”，钤朱文方印“叔明”，另一印则漫漶不清。题识虽并未注明年款，但从内容及画风看，当为王蒙早年所作，反映其早期画风。
王蒙的其他作品如《夏日山居图》、《夏山高隐图》（均藏故宫博物院）等代表作都旨在描写山水的雄伟与秀美，唯独《葛稚川移居图》是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交相融合，是道家思想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理念的折射。至于现代画家惠孝同（1902-1979）认为其“画中的人物和走兽，画的尚不够成熟，主次不分，形象也欠生动；款字也写得弱了一些，这是这幅作品美中不足之处”，显然是苛责了。作为一个以山水见长的画家，王蒙在画中表现出的艺术技巧实非寻常画家所能及。
作为王蒙作品中的精品佳构，《葛稚川移居图》历经元明清以来诸家鉴藏，流传有序，其印鉴与书画著录均清晰地再现其传播与鉴藏的历程。画中的鉴藏印有：朱文方印“怡亲王宝”、“孙煜峰”、“大王主人珍玩”、“虚斋秘玩”、“莱臣审藏真迹”、“弘一斋”、朱文圆印“安”、白文方印“子孙永保”、“子京所藏”、“仪周鉴赏”、“虚斋审定”、“孙煜峰印”、朱文长方印“虚斋之清品”、“潞河张翼藏书画记”、“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白文长方印“项墨林鉴赏印”、朱文椭圆印“寄敖”，另有右下侧“圣”字上方一白文长方印模糊不可辨。据此可知，该画曾经明代项元汴（1525-1590）、清代安岐（1683-？）、怡亲王、晚清张翼（燕谋）、庞莱臣（1864-1949）及现代孙煜峰（1901-1967）等人递藏。
在明清以降的书画著录中，这件《葛稚川移居图》也多次被提及。明代书画鉴藏家安岐在《墨缘汇观》中著录：“纸本，中挂幅，着色，山水，为日章作”，另一书画鉴藏家郁逢庆的《郁氏书画题跋记》在著录王蒙的题识之后，描述其绘画云：“此图稚川执杖，左携一鹿，后老妻骑牛抱一小儿，二童随之，重山复岭，秀润之笔，非寻常恅草之比”，图中实为“右携一鹿”，当为误记。
郁氏对此画的风格给予肯定，称其为“秀润之笔”。而与郁逢庆大致同时的汪珂玉（1587-？）在其《珊瑚网》中也著录该图的题识，连描述的语句也与郁氏近乎一致，仅“恅草”变为“潦草”，所以有论者经考订，认为汪珂玉《珊瑚网》有袭录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的嫌疑，是很有道理的。但因汪氏《珊瑚网》的影响要比《郁氏书画题跋记》大得多，反而促进了《郁氏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书画的二次传播，《葛稚川移居图》即是其例。
画中以披麻皴画山石，间以解索皴和折带皴相补充，所写飞瀑流泉、崇山峻岭与满山树木相映成趣，使人物的颠沛流离与环境的清幽形成鲜明对比，相得益彰，其绘画主题得以凸显。
卞永誉（1645-1712）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也著录《稚川移居图并识》，除实录王蒙题识外，并引用汪氏《珊瑚网》评语⑧，这算是对郁氏评述王蒙《葛稚川移居图》的再次传播了，可谓是书画鉴藏史上一件无奈又极富趣味的事。晚清时期，李葆恂（1859-1915）的《无益有益斋读画诗》也提及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直幅》。其后的书画鉴藏家庞莱臣在其《虚斋名画续录》中也著录此画，除实录王蒙的题识外，他对画作本身也作了描述：“纸本，高四尺三寸七分，阔一尺八寸三分，设色山水人物，稚川手执羽扇携鹿度桥，前导有负筐篮者，有歇担山坡者，后一妇抱小孩骑牛，一仆牵之而行，其余男女僮仆负物随从，山上茅屋数间，位置井井，屋前及山半有童子作迎眺状，重山复岭，碧树丹柯，秀润缜密，实为希有之真迹。左下角楷书一圣字，系项子京编字记号，另草书小押，其文莫辨题款前六字篆书，这是现在所见此画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前最晚的书画著录。
事实上，王蒙并非仅作过这一件《葛稚川移居图》，在顾文彬（1811-1889）的《过云楼书画记》中记载顾氏曾收藏一件《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作者这样描绘：“通幅用焦墨，间设浅赭色。峰峦迥互，楼阁参差；一丫髻童立庭除，供汛扫之役，坡下苍头奴担胡卢书剑前导，一婢抱琴踵其后，一童负囊曳牛，稚川绛衣坐其上，手一卷读，妇与两儿，一草角儿，抱鸟圆并跨牯上，一仆左牵之，右又牵一羊；一婢肩竹竿提鸡笼，次第前行”。很显然，这是一幅以墨笔为主，间杂浅赭色的山水画，构图及画中人物造型与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也大相径庭。
在这幅画中，画中主角葛洪坐于牛背之上，其他人物也各有不同，且画面中多出一只羊。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中有十人，而该《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则至少有十一人。该画题识：“香光居士王蒙写”，上方尚有倪瓒、陆居仁、陈则、韩性、陶复初、钱岳及蒙城乐远题跋。在该书中，作者也提及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之上述《葛稚川移居图》，并再引述《六研斋三笔》提及王蒙的第三件《葛稚川移居图》：“余于项氏见。阔幅悬轴，绢素沈厚，布置雄伟……翁媪骑乘一牸、一牯……婢仆四五人，蓬头赤脚，不施严饰，一力奋而前驱，意皆望莽苍进发，盖移居在途景”，据此可知这是描绘葛洪前往罗浮山途中的情形。画作为绢本，葛稚川和妇孺皆坐于牛背之上，画中有一雄一雌两牛，婢仆四五人，大致七八人左右。在该书中，顾氏称王蒙“作《稚川移居图》甚多，惜未能一一对勘耳”。
此外，在《佩文斋书画谱》中也著录一件王蒙的《葛仙翁移居图》：“钱塘王孝廉藏王叔明纸画《葛仙翁移居图》，长一丈二尺，阔几二尺，上有袁清容题，今在檇李项元汴”，这是一幅纸本山水画，但上有袁清容题跋，与上述三件作品均相异，故应是王蒙的第四件《葛稚川移居图》了。另在《佩文斋书画谱》中尚著录一件“葛稚川移居图”，文字极为简略，仅有“王叔明隶书图上”数字，故无法判定是否为以上四件之一，抑或另有他作，姑妄存此备考。
在王蒙之后，尚有明代画家尤求、丁云鹏、郑重及清初胡慥、萧晨等人的《葛稚川移居图》行世，使这一绘画主题传承有序，经久不衰。
明 尤求 《葛洪移居图》卷局部
尤求的《葛稚川移居图》（大英博物馆藏）为一画卷，写葛洪骑于毛驴之上，扬鞭抖缰，后有一壮汉挑筐行于桥上，筐中有宝剑、葫芦、茶壶、锅碗、斗笠等，另有一书童肩背古琴紧随驴后，前有两书童作先导，一人背着八仙桌，一人挑着葫芦、书籍、铜壶等什物。
所写山水为近景，用白描之法，与王蒙画中所用的高远和深远之法大为迥异。作者款识曰：“长洲尤求制”，钤朱文方印“凤丘”和白文方印“长洲尤求”。其题笺为：“明尤子求游旅图逸品。千卷楼主人了酓氏藏”，鉴藏印有：朱文方印“一贯轩长物”、“君子乃乐”、“了酓藏过”和朱文币形印“金匮宝藏陈氏仁涛”。拖尾有近人吴湖帆（1894-1968）题跋：“《葛稚川移居图》出自宋人院本，元钱玉潭、王叔明俱有之，此卷盖马钦山本也。笔精墨意，不在宋人下。余近得子求画《相如属赋图》，与此彷佛，皆子求得意笔也。庚午十月，访镜波兄于月波楼，翦灯夜话，出此共赏，同观者陈君子清。吴湖帆题”，概述《葛稚川移居图》的源流，并言钱玉潭（钱选）、王叔明（王蒙），称此卷乃仿马钦山本。“马钦山”即南宋画家马远。此画与王蒙之作最大的不同在于，描绘的只是截取葛洪等一行五人匆忙赶路的情景，对罗浮山的风貌则较少渲染。
丁云鹏的《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写的是崇山峻岭中，葛洪骑牛行于桥上，后有一羊及挑着古琴、经卷的书童紧随，前方右侧一妇人怀抱小孩骑牛，一人牵着缰绳回顾中，左侧则有一书童跟随其后，画中共六人。该画与王蒙之作较为接近，尤其是桥的造型与王蒙之笔如出一辙，应当是有所本。所写远景为飞瀑和茅屋，山石陡峭，有小斧劈皴痕迹。作者并无款识，仅钤白文方印“丁云鹏印”和朱文方印“南羽”。此图曾经《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有嘉庆、宣统等鉴藏印多枚。此画是明清时期所见《葛稚川移居图》中与王蒙之作最为接近者。
郑重《仿王蒙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自题曰：“葛仙翁移居图，壬子初夏仿黄鹤山樵笔，郑重”，“黄鹤山樵”即王蒙。画中在山脚溪流左侧，一妇人怀抱小孩与葛洪各骑一牛，前面各有一书童执引，一书童担着家具物什，一书童手捧一鹅，肩背葫芦，画中另有一羊与二犬随行。山上茂林修竹，亭台楼阁，在纵深处山路蜿蜒，飞流直下，峭壁林立，云雾缭绕，一派远离尘嚣的仙境之象。从画面构图看，与上述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并不接近，但极有可能源自目前已失传的、《佩文斋书画谱》中著录的王蒙《葛仙翁移居图》。此图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有乾隆、嘉庆、宣统等三朝帝王藏印。此画也和丁云鹏《葛洪移居图》一样，与王蒙画风最为接近。清 胡慥 《葛洪移居图》 扇面
胡慥《葛洪移居图》扇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描绘的是葛洪骑于牛背上在前方引导，不时回顾四盼，后有一人拉车跟随，车上各种杂货累积，妻儿坐于山石后的另一辆车上，一人在后推行，另有一脚夫挑担随侍车侧。因扇面乃咫尺之属，故作者描写的场景乃截取其中一段，并无崇山峻岭，但从溪山行旅中，可以想见路遥山深。作者题识曰：“葛仙翁移居图，癸巳秋七月画为大宗老社长，胡慥”，钤朱文长方印“胡慥”。“癸巳”乃清顺治十年（1653年）。
萧晨《葛洪移居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描写在深山古松下，葛洪右手执杖，头略望后倾，站立于山石旁，其妻手执纨扇立于后侧，一白发老妇（或为葛洪之母）双手合十，面朝葛洪夫妇；前方两书童整理包裹行囊，另有两童抬着桶（或为其他什物）拾阶而上，一牛歇息于坡脚。很明显，这是葛洪在移居途中稍事休整的场景，与其他同类主题的构思略有不同。作者题识曰：“丹砂勾漏得还无，女伴追随有鲍姑。更欲移家向何处，夜深门闲独看炉。癸亥春日写图为道翁并题博正，兰陵醉客萧晨”，其中“丹砂”和“勾漏”（句漏）都是和葛洪有关的用典。
清 萧晨《葛洪移居图》 广东省博物馆藏
当然，在行世的所有作品中，应该还有不少《葛稚川移居图》画作。从这些作品不难看出，在元代王蒙之后，葛稚川移居的故事最为文人雅士所喜爱。在这个故事里，既寄托了避世而遁入罗浮的出世之想，罗浮山因而也就成为文人向往的精神家园，同时，以此为母题的艺术创作，是对王蒙以来绘画技法的一脉相承，是传统山水画嬗变与演进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我们探讨以王蒙为代表的《葛稚川移居图》，其意义显然已超越其绘画本身。
我欲隐罗浮——博物馆藏几种不同版本的《葛稚川移居图》赏析。
“葛稚川移居图”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个长盛不衰的绘画母题，至少从宋代开始，便有画家将这一主题引入绘画中。葛洪（284-364）是晋代有名的道教学者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据《晋书》记载，他以儒学知名，“尤好神仙道养之法”，“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辨玄迹，析理入微”，因立军功，被封以高官，但“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为由辞去不就。后来听说交阯（今越南）盛产炼丹用的丹砂，遂要求派去做“句漏令”，得到首肯后，他便携妻儿千里迢迢赴任。到达广州时，因刺史邓岳极力挽留，就有到附近罗浮山隐居的想法，于是便有移居罗浮山之举。葛洪在罗浮山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留下了代表名著《抱朴子》。在宋代院体画家中，就有不少人画过这一故事。现存的诸本《葛稚川移居图》中，以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年代最早，艺术水准最为精湛。在此之后的明清两代，这一主题的绘画创作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这便是元代画家王蒙在《葛稚川移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刻划的情景，图中的高士就是葛洪，这座在绘画史上屡次被描绘的名山便是位于广东博罗县的罗浮山。
王蒙（1308-1385）是元代山水画家，字叔明，号黄鹤山樵，浙江湖州人，与黄公望、倪瓒、吴镇并称“元四家”，为书画家赵孟頫（1254-1322）外甥。这件《葛稚川移居图》被认为是王蒙的代表作之一。
在王蒙的艺术生涯中，他并没有到过罗浮山的记录。所以在画中，他是将传说中葛洪移居的故事加上意象山水相融合，表现岭南地区山水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景象。图中作者将青绿、花青、红色、曙红以及浅绛、焦墨等交互使用，形成岭南地区特有的山水风貌。在王蒙传世的画作中，该图较为特出：错落的红叶绿树遍布于山间，山势蜿蜒，嶙峋起伏，将罗浮山幽深、险峻与宁静的氛围烘托出来，是乃因避乱而移居、远离尘嚣的出世者心仪之地。
王蒙在画中自题曰：“葛稚川移居图，蒙昔年与日章画此图，已数年矣。今重观之，始题其上，王叔明识”，钤朱文方印“叔明”，另一印则漫漶不清。题识虽并未注明年款，但从内容及画风看，当为王蒙早年所作，反映其早期画风。
王蒙的其他作品如《夏日山居图》、《夏山高隐图》（均藏故宫博物院）等代表作都旨在描写山水的雄伟与秀美，唯独《葛稚川移居图》是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交相融合，是道家思想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理念的折射。至于现代画家惠孝同（1902-1979）认为其“画中的人物和走兽，画的尚不够成熟，主次不分，形象也欠生动；款字也写得弱了一些，这是这幅作品美中不足之处”，显然是苛责了。作为一个以山水见长的画家，王蒙在画中表现出的艺术技巧实非寻常画家所能及。
作为王蒙作品中的精品佳构，《葛稚川移居图》历经元明清以来诸家鉴藏，流传有序，其印鉴与书画著录均清晰地再现其传播与鉴藏的历程。画中的鉴藏印有：朱文方印“怡亲王宝”、“孙煜峰”、“大王主人珍玩”、“虚斋秘玩”、“莱臣审藏真迹”、“弘一斋”、朱文圆印“安”、白文方印“子孙永保”、“子京所藏”、“仪周鉴赏”、“虚斋审定”、“孙煜峰印”、朱文长方印“虚斋之清品”、“潞河张翼藏书画记”、“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白文长方印“项墨林鉴赏印”、朱文椭圆印“寄敖”，另有右下侧“圣”字上方一白文长方印模糊不可辨。据此可知，该画曾经明代项元汴（1525-1590）、清代安岐（1683-？）、怡亲王、晚清张翼（燕谋）、庞莱臣（1864-1949）及现代孙煜峰（1901-1967）等人递藏。
在明清以降的书画著录中，这件《葛稚川移居图》也多次被提及。明代书画鉴藏家安岐在《墨缘汇观》中著录：“纸本，中挂幅，着色，山水，为日章作”，另一书画鉴藏家郁逢庆的《郁氏书画题跋记》在著录王蒙的题识之后，描述其绘画云：“此图稚川执杖，左携一鹿，后老妻骑牛抱一小儿，二童随之，重山复岭，秀润之笔，非寻常恅草之比”，图中实为“右携一鹿”，当为误记。
郁氏对此画的风格给予肯定，称其为“秀润之笔”。而与郁逢庆大致同时的汪珂玉（1587-？）在其《珊瑚网》中也著录该图的题识，连描述的语句也与郁氏近乎一致，仅“恅草”变为“潦草”，所以有论者经考订，认为汪珂玉《珊瑚网》有袭录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的嫌疑，是很有道理的。但因汪氏《珊瑚网》的影响要比《郁氏书画题跋记》大得多，反而促进了《郁氏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书画的二次传播，《葛稚川移居图》即是其例。
画中以披麻皴画山石，间以解索皴和折带皴相补充，所写飞瀑流泉、崇山峻岭与满山树木相映成趣，使人物的颠沛流离与环境的清幽形成鲜明对比，相得益彰，其绘画主题得以凸显。
卞永誉（1645-1712）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也著录《稚川移居图并识》，除实录王蒙题识外，并引用汪氏《珊瑚网》评语⑧，这算是对郁氏评述王蒙《葛稚川移居图》的再次传播了，可谓是书画鉴藏史上一件无奈又极富趣味的事。晚清时期，李葆恂（1859-1915）的《无益有益斋读画诗》也提及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直幅》。其后的书画鉴藏家庞莱臣在其《虚斋名画续录》中也著录此画，除实录王蒙的题识外，他对画作本身也作了描述：“纸本，高四尺三寸七分，阔一尺八寸三分，设色山水人物，稚川手执羽扇携鹿度桥，前导有负筐篮者，有歇担山坡者，后一妇抱小孩骑牛，一仆牵之而行，其余男女僮仆负物随从，山上茅屋数间，位置井井，屋前及山半有童子作迎眺状，重山复岭，碧树丹柯，秀润缜密，实为希有之真迹。左下角楷书一圣字，系项子京编字记号，另草书小押，其文莫辨题款前六字篆书，这是现在所见此画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前最晚的书画著录。
事实上，王蒙并非仅作过这一件《葛稚川移居图》，在顾文彬（1811-1889）的《过云楼书画记》中记载顾氏曾收藏一件《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作者这样描绘：“通幅用焦墨，间设浅赭色。峰峦迥互，楼阁参差；一丫髻童立庭除，供汛扫之役，坡下苍头奴担胡卢书剑前导，一婢抱琴踵其后，一童负囊曳牛，稚川绛衣坐其上，手一卷读，妇与两儿，一草角儿，抱鸟圆并跨牯上，一仆左牵之，右又牵一羊；一婢肩竹竿提鸡笼，次第前行”。很显然，这是一幅以墨笔为主，间杂浅赭色的山水画，构图及画中人物造型与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也大相径庭。
在这幅画中，画中主角葛洪坐于牛背之上，其他人物也各有不同，且画面中多出一只羊。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中有十人，而该《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则至少有十一人。该画题识：“香光居士王蒙写”，上方尚有倪瓒、陆居仁、陈则、韩性、陶复初、钱岳及蒙城乐远题跋。在该书中，作者也提及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之上述《葛稚川移居图》，并再引述《六研斋三笔》提及王蒙的第三件《葛稚川移居图》：“余于项氏见。阔幅悬轴，绢素沈厚，布置雄伟……翁媪骑乘一牸、一牯……婢仆四五人，蓬头赤脚，不施严饰，一力奋而前驱，意皆望莽苍进发，盖移居在途景”，据此可知这是描绘葛洪前往罗浮山途中的情形。画作为绢本，葛稚川和妇孺皆坐于牛背之上，画中有一雄一雌两牛，婢仆四五人，大致七八人左右。在该书中，顾氏称王蒙“作《稚川移居图》甚多，惜未能一一对勘耳”。
此外，在《佩文斋书画谱》中也著录一件王蒙的《葛仙翁移居图》：“钱塘王孝廉藏王叔明纸画《葛仙翁移居图》，长一丈二尺，阔几二尺，上有袁清容题，今在檇李项元汴”，这是一幅纸本山水画，但上有袁清容题跋，与上述三件作品均相异，故应是王蒙的第四件《葛稚川移居图》了。另在《佩文斋书画谱》中尚著录一件“葛稚川移居图”，文字极为简略，仅有“王叔明隶书图上”数字，故无法判定是否为以上四件之一，抑或另有他作，姑妄存此备考。
在王蒙之后，尚有明代画家尤求、丁云鹏、郑重及清初胡慥、萧晨等人的《葛稚川移居图》行世，使这一绘画主题传承有序，经久不衰。
明 尤求 《葛洪移居图》卷局部
尤求的《葛稚川移居图》（大英博物馆藏）为一画卷，写葛洪骑于毛驴之上，扬鞭抖缰，后有一壮汉挑筐行于桥上，筐中有宝剑、葫芦、茶壶、锅碗、斗笠等，另有一书童肩背古琴紧随驴后，前有两书童作先导，一人背着八仙桌，一人挑着葫芦、书籍、铜壶等什物。
所写山水为近景，用白描之法，与王蒙画中所用的高远和深远之法大为迥异。作者款识曰：“长洲尤求制”，钤朱文方印“凤丘”和白文方印“长洲尤求”。其题笺为：“明尤子求游旅图逸品。千卷楼主人了酓氏藏”，鉴藏印有：朱文方印“一贯轩长物”、“君子乃乐”、“了酓藏过”和朱文币形印“金匮宝藏陈氏仁涛”。拖尾有近人吴湖帆（1894-1968）题跋：“《葛稚川移居图》出自宋人院本，元钱玉潭、王叔明俱有之，此卷盖马钦山本也。笔精墨意，不在宋人下。余近得子求画《相如属赋图》，与此彷佛，皆子求得意笔也。庚午十月，访镜波兄于月波楼，翦灯夜话，出此共赏，同观者陈君子清。吴湖帆题”，概述《葛稚川移居图》的源流，并言钱玉潭（钱选）、王叔明（王蒙），称此卷乃仿马钦山本。“马钦山”即南宋画家马远。此画与王蒙之作最大的不同在于，描绘的只是截取葛洪等一行五人匆忙赶路的情景，对罗浮山的风貌则较少渲染。
丁云鹏的《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写的是崇山峻岭中，葛洪骑牛行于桥上，后有一羊及挑着古琴、经卷的书童紧随，前方右侧一妇人怀抱小孩骑牛，一人牵着缰绳回顾中，左侧则有一书童跟随其后，画中共六人。该画与王蒙之作较为接近，尤其是桥的造型与王蒙之笔如出一辙，应当是有所本。所写远景为飞瀑和茅屋，山石陡峭，有小斧劈皴痕迹。作者并无款识，仅钤白文方印“丁云鹏印”和朱文方印“南羽”。此图曾经《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有嘉庆、宣统等鉴藏印多枚。此画是明清时期所见《葛稚川移居图》中与王蒙之作最为接近者。
郑重《仿王蒙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自题曰：“葛仙翁移居图，壬子初夏仿黄鹤山樵笔，郑重”，“黄鹤山樵”即王蒙。画中在山脚溪流左侧，一妇人怀抱小孩与葛洪各骑一牛，前面各有一书童执引，一书童担着家具物什，一书童手捧一鹅，肩背葫芦，画中另有一羊与二犬随行。山上茂林修竹，亭台楼阁，在纵深处山路蜿蜒，飞流直下，峭壁林立，云雾缭绕，一派远离尘嚣的仙境之象。从画面构图看，与上述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并不接近，但极有可能源自目前已失传的、《佩文斋书画谱》中著录的王蒙《葛仙翁移居图》。此图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有乾隆、嘉庆、宣统等三朝帝王藏印。此画也和丁云鹏《葛洪移居图》一样，与王蒙画风最为接近。清 胡慥 《葛洪移居图》 扇面
胡慥《葛洪移居图》扇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描绘的是葛洪骑于牛背上在前方引导，不时回顾四盼，后有一人拉车跟随，车上各种杂货累积，妻儿坐于山石后的另一辆车上，一人在后推行，另有一脚夫挑担随侍车侧。因扇面乃咫尺之属，故作者描写的场景乃截取其中一段，并无崇山峻岭，但从溪山行旅中，可以想见路遥山深。作者题识曰：“葛仙翁移居图，癸巳秋七月画为大宗老社长，胡慥”，钤朱文长方印“胡慥”。“癸巳”乃清顺治十年（1653年）。
萧晨《葛洪移居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描写在深山古松下，葛洪右手执杖，头略望后倾，站立于山石旁，其妻手执纨扇立于后侧，一白发老妇（或为葛洪之母）双手合十，面朝葛洪夫妇；前方两书童整理包裹行囊，另有两童抬着桶（或为其他什物）拾阶而上，一牛歇息于坡脚。很明显，这是葛洪在移居途中稍事休整的场景，与其他同类主题的构思略有不同。作者题识曰：“丹砂勾漏得还无，女伴追随有鲍姑。更欲移家向何处，夜深门闲独看炉。癸亥春日写图为道翁并题博正，兰陵醉客萧晨”，其中“丹砂”和“勾漏”（句漏）都是和葛洪有关的用典。
清 萧晨《葛洪移居图》 广东省博物馆藏
当然，在行世的所有作品中，应该还有不少《葛稚川移居图》画作。从这些作品不难看出，在元代王蒙之后，葛稚川移居的故事最为文人雅士所喜爱。在这个故事里，既寄托了避世而遁入罗浮的出世之想，罗浮山因而也就成为文人向往的精神家园，同时，以此为母题的艺术创作，是对王蒙以来绘画技法的一脉相承，是传统山水画嬗变与演进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我们探讨以王蒙为代表的《葛稚川移居图》，其意义显然已超越其绘画本身。
【《天道》观后感7：剖析肖亚文（下）】当你能认真地看《天道》后，会发现肖亚文简直就是一个职场成功的典范。肖亚文身上有哪些东西使她能够在职场之中快速成功的呢？
一、底子好，个人素质高。肖亚文警官大学毕业，法律专业，是个有学识，思维缜密，情商高，阅历丰富的人。这点从她放弃最初为丁元英在天津租的房子，亲自飞往法兰克福找自己最好的朋友芮小丹在古城为其租房和代为照应，最后出面打赢官司，亲任格律诗董事长不难看出。也正是如此，在欧阳雪无法担起格律诗董事长重担痛苦不堪时，肖亚文轻松自若地主动接过就立见分晓。同时肖亚文的朋友芮小丹以及老板丁元英也对其评价颇高。
二、有眼光，有胆识。不管是最初的芮小丹，还是后面的叶晓明，冯明杰，刘冰他们都没有看出丁元英的潜在价值，而肖亚文却敏锐地洞察到了丁元英的不同，在结束雇佣关系之后仍然费劲心力地维持着联系，不让这条线断了。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可能处于种种顾虑，总是与老板或者地位明显高于自己的人保持着一定距离，甚至在离开公司后不愿意甚至躲着老板，但肖亚文明知道双方之间地位的巨大差距却能有胆量有远识的主动通过芮小丹在古城为丁元英寻找安排住处和代为照应，最终为丁元英提供了额外的增值服务和价值，与老板丁元英结下善缘。其眼光，胆识不由得让人叹服。当芮小丹问肖亚文如此做究竟有什么目的时，肖亚文认为“认识这个人就是开了一扇窗，就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听到不一样的声音，能让你思考，觉悟，这已经够了。其它还有很多，比如机会，帮助”，我们不得不承认肖亚文眼光的独特和长远。
三、懂取舍。从剧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肖亚文自身家庭背景并不是很强，出生于普通家庭，是个典型的北漂，但即便如此仅仅是为了维持与丁元英的联系，退掉原来在天津为丁元英租好的房子，甚至不愿万里专程坐飞机赶到法兰克福找自己最要好的朋友芮小丹帮忙，为此不辞辛苦，还自己花费了2万多元钱。
这在2002年左右对于一个单身北漂的年轻女性来说是个不小的数目，真可谓劳神商财，但她表现出的敢于取舍的果敢和勇气，估计让很多男人都觉得汗颜。
四、知分寸。当芮小丹怀疑肖亚文跟丁元英的关系时，肖亚文就一口否定，“朋友？不可能。认识，熟人，够得上说话，这就已经不错了。”肖亚文在与丁元英的关系上一直看的很明白，她们之间的距离也拿捏的非常好。包括前面肖亚文选择芮小丹就是出于芮小丹是个有分寸的人以及后面芮小丹为了了解丁元英专程来到北京见韩楚风时，肖亚文明明来到了机场却主动回避，并在芮小丹受到韩楚风高规格接待时坦言，享受此规格的是丁元英，而不是芮小丹，由此可见，肖亚文是个聪明的有自知之明懂得分寸和进退有据的女人。
五、有责任心。不管是最初肖亚文在公司清算时一如既往的兢兢业业处理公司的事务以及老板丁元英的个人事务，还是在格律诗陷入困境时义不容辞地出手相助，到最后芮小丹牺牲后问起主动问起丁元英在芮小丹知道危险时打电话给丁元英的事，给死者和生者一个交代，都可以看得出肖亚文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人，做事有始有终，也难怪可以赢得老板和朋友的信任和喜爱。
六、善于把握机会，行动力强。我们常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名师指路不如贵人相助。在《天道》里面我们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肖亚文的运气很好，她有丁元英这个贵人相助，但其实仔细想想，我们不难发现，其实肖亚文才是自己最大的贵人，然后才结识芮小丹，丁元英，欧阳雪这些贵人。可以说认识丁元英的并不止肖亚文一个，比肖亚文跟丁元英关系近的也不止她一个，从电视剧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丁元英的哥哥妹妹以及后来与之结缘的刘冰，叶晓明他们。虽然叶晓明他们也不乏敏锐性，能够主动接近丁元英，并意图获取机会，但却最终错失，而肖亚文却在第一时间就能够牢牢的把握好机会，这正是肖亚文最为独特之处——善于把握机会。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点，与芮小丹的关系，肖亚文是芮小丹警官大学最好的朋友，即便是毕业之后还经常到法兰克福探视芮小丹的母亲，这也让芮小丹对于肖亚文的要求义不容辞地接受。第二点，在肖亚文即将与丁元英结束雇佣关系时，肖亚文第一时间主动出击，安排芮小丹为丁元英在古城寻找住处并对其照应。第三点，在格律诗陷入是非漩涡需要肖亚文代为打官司时，肖亚文也是在第一时间牢牢把握了机会，毫不犹豫地接了下来。第四点，在格律诗陷入苦境尤其是在叶晓明，刘冰撤资欧阳雪孤立无助的时候，肖亚文主动提出接盘，再次在关键时间把握了机会。
因此，从肖亚文身上体现出来的种种特质，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样一个高素质，高能力，高情商的人，她的成功偶然中包含着必然。她，“眼睛里注满了灵气和自信，浑身散发着一种精明干练的气质”，内外兼修的女人。
一、底子好，个人素质高。肖亚文警官大学毕业，法律专业，是个有学识，思维缜密，情商高，阅历丰富的人。这点从她放弃最初为丁元英在天津租的房子，亲自飞往法兰克福找自己最好的朋友芮小丹在古城为其租房和代为照应，最后出面打赢官司，亲任格律诗董事长不难看出。也正是如此，在欧阳雪无法担起格律诗董事长重担痛苦不堪时，肖亚文轻松自若地主动接过就立见分晓。同时肖亚文的朋友芮小丹以及老板丁元英也对其评价颇高。
二、有眼光，有胆识。不管是最初的芮小丹，还是后面的叶晓明，冯明杰，刘冰他们都没有看出丁元英的潜在价值，而肖亚文却敏锐地洞察到了丁元英的不同，在结束雇佣关系之后仍然费劲心力地维持着联系，不让这条线断了。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可能处于种种顾虑，总是与老板或者地位明显高于自己的人保持着一定距离，甚至在离开公司后不愿意甚至躲着老板，但肖亚文明知道双方之间地位的巨大差距却能有胆量有远识的主动通过芮小丹在古城为丁元英寻找安排住处和代为照应，最终为丁元英提供了额外的增值服务和价值，与老板丁元英结下善缘。其眼光，胆识不由得让人叹服。当芮小丹问肖亚文如此做究竟有什么目的时，肖亚文认为“认识这个人就是开了一扇窗，就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听到不一样的声音，能让你思考，觉悟，这已经够了。其它还有很多，比如机会，帮助”，我们不得不承认肖亚文眼光的独特和长远。
三、懂取舍。从剧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肖亚文自身家庭背景并不是很强，出生于普通家庭，是个典型的北漂，但即便如此仅仅是为了维持与丁元英的联系，退掉原来在天津为丁元英租好的房子，甚至不愿万里专程坐飞机赶到法兰克福找自己最要好的朋友芮小丹帮忙，为此不辞辛苦，还自己花费了2万多元钱。
这在2002年左右对于一个单身北漂的年轻女性来说是个不小的数目，真可谓劳神商财，但她表现出的敢于取舍的果敢和勇气，估计让很多男人都觉得汗颜。
四、知分寸。当芮小丹怀疑肖亚文跟丁元英的关系时，肖亚文就一口否定，“朋友？不可能。认识，熟人，够得上说话，这就已经不错了。”肖亚文在与丁元英的关系上一直看的很明白，她们之间的距离也拿捏的非常好。包括前面肖亚文选择芮小丹就是出于芮小丹是个有分寸的人以及后面芮小丹为了了解丁元英专程来到北京见韩楚风时，肖亚文明明来到了机场却主动回避，并在芮小丹受到韩楚风高规格接待时坦言，享受此规格的是丁元英，而不是芮小丹，由此可见，肖亚文是个聪明的有自知之明懂得分寸和进退有据的女人。
五、有责任心。不管是最初肖亚文在公司清算时一如既往的兢兢业业处理公司的事务以及老板丁元英的个人事务，还是在格律诗陷入困境时义不容辞地出手相助，到最后芮小丹牺牲后问起主动问起丁元英在芮小丹知道危险时打电话给丁元英的事，给死者和生者一个交代，都可以看得出肖亚文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人，做事有始有终，也难怪可以赢得老板和朋友的信任和喜爱。
六、善于把握机会，行动力强。我们常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名师指路不如贵人相助。在《天道》里面我们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肖亚文的运气很好，她有丁元英这个贵人相助，但其实仔细想想，我们不难发现，其实肖亚文才是自己最大的贵人，然后才结识芮小丹，丁元英，欧阳雪这些贵人。可以说认识丁元英的并不止肖亚文一个，比肖亚文跟丁元英关系近的也不止她一个，从电视剧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丁元英的哥哥妹妹以及后来与之结缘的刘冰，叶晓明他们。虽然叶晓明他们也不乏敏锐性，能够主动接近丁元英，并意图获取机会，但却最终错失，而肖亚文却在第一时间就能够牢牢的把握好机会，这正是肖亚文最为独特之处——善于把握机会。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点，与芮小丹的关系，肖亚文是芮小丹警官大学最好的朋友，即便是毕业之后还经常到法兰克福探视芮小丹的母亲，这也让芮小丹对于肖亚文的要求义不容辞地接受。第二点，在肖亚文即将与丁元英结束雇佣关系时，肖亚文第一时间主动出击，安排芮小丹为丁元英在古城寻找住处并对其照应。第三点，在格律诗陷入是非漩涡需要肖亚文代为打官司时，肖亚文也是在第一时间牢牢把握了机会，毫不犹豫地接了下来。第四点，在格律诗陷入苦境尤其是在叶晓明，刘冰撤资欧阳雪孤立无助的时候，肖亚文主动提出接盘，再次在关键时间把握了机会。
因此，从肖亚文身上体现出来的种种特质，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样一个高素质，高能力，高情商的人，她的成功偶然中包含着必然。她，“眼睛里注满了灵气和自信，浑身散发着一种精明干练的气质”，内外兼修的女人。
#泰达发布# 【一次看似不可能完成的外事任务，这个团队做到了各方纷纷点赞！】6月5日，第二批通过中韩“快捷通道”抵津的三星韩方技术人员快速完成接驳、检测环节并入住到于家堡洲际酒店，整个过程严谨科学而又顺畅高效。
看到又一批企业急需的技术人员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快速奔赴各自岗位，为区域经济持续发展助力，天津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外事科科长赵繁十分开心并倍感欣慰。回忆起几个月的“战斗”，赵繁为领导的支持而感动，为兄弟部门的配合而感动，更为完成了一次看似不可能任务的团队而自豪。
主动担当助力“双战双赢”
2020年春节，一场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随着疫情的不断发展，抗疫新政不断出台，外籍人士入境政策全面收紧。
入境政策的收紧，可急坏了天津开发区的几家企业。原来，天津三星视界移动有限公司、天津三星电机有限公司和天津三星电池有限公司等几家企业今年正赶上转型升级，需要拆除既有生产线，引进新的设备，技术人员如果不能按时入境将对企业产生重大影响。紧急情况下，企业给开发区管委会打来了求助电话，希望管委会协助他们为500余名韩籍技术人员办理入境手续。
“管委会外事科只有5名工作人员，当时一听要在短时间内给500多名外籍人士办理入境手续，我们心里都没底。”天津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蔡辉说，“疫情之下，天津开发区每一个人都肩负着扛起‘双战双赢’大旗的责任，我们既要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又要严防疫情输入扩散！”天津开发区紧急组织人员，开始制定预案。外事科的工作人员推敲着每一个细节，运用底线思维，尽量把方案做实做细。
随后，天津开发区管委会迅速与市外办沟通，并由市外办积极协调外交部、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入境相关事宜，通过反复沟通协调，梳理出针对性工作方案，经上级有关单位研究评估，三星系企业人员入境获得许可。
“各个部门要形成合力，同心协力，共同战斗，既要保证复产复工，又要保证防控得当。要用最科学的手段，进行防控，要保护好参与这次工作的每一个人。”天津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孙明胜说。
“一周时间完成信息比对”
4月初，三星系企业韩方工程师入境工作方案由新区指挥部报市指挥部，经有关部门充分研究评估后，市指挥部批示同意。为防止疫情输入，工作人员不断升级防控预案，最终形成从“境外”到“国门”再到“家门”的全链条防控管理体系。
“我们进行了简单的分组，我和李聪聪全面对接这几家三星系企业和市外办，负责联络沟通，信息核对确认、要件收集汇总工作；李哲和吕湾湾到市区协助市外办完成邀请函比对录入工作；李朝作为开发区接驳组组长，统筹安排对接新区各项接驳任务。”赵繁告诉记者。
提交表格、核对信息、录入邀请函，听起来十分简单的流程，但在时间紧迫、人数众多的情况下，这个工作变得异常艰难。“拟入境的500余名韩籍工程师，分别隶属于三星系多家企业的近百家供应商，拟入境时间分为7个批次，停留天数分为十几种，无法统一出具邀请函，需将入境人员按照供应商、入境时间、停留天数一一梳理筛选归类，并制成规定格式录入系统。”外事科副科长李哲说。时间紧迫、人数众多、信息繁杂，为了确保正确，外事科工作人员只能依靠自己的双眼，逐字逐句的核对人员姓名、出生日期、所在单位等信息。外事科李聪聪说：“韩籍人员信息经过辗转多个环节后难免有误差，我们没有原始资料，只能从逻辑上核对。比如，两个人中文名都姓‘金’，却发现韩文写得不一样！再比如，怎么有的工程师出生年份是1900年呢？”
经过34次反复梳理核对信息，制作47个各类录入表格，天津开发区外事科仅用一周时间就完成了500余名入境人员信息比对录入工作，准确率100%，提前完成了任务。4月底，市外办为企业陆续发放了邀请函。5月10日，首批韩方人员乘坐包机降落在滨海国际机场，在进行核酸及病毒抗体检测合格后，这些人员于两日后全部实现“点对点”闭环复工。后续，天津开发区还将继续为其他有需要的企业提供个性化服务，帮助他们的外籍员工返岗复工，助力“双战双赢”。
“周到细心温暖外籍人士”
不仅仅是帮助企业复产复工，早在今年1月，天津开发区外事科就开始为辖区内外籍人士提供疫情防控相关服务。“天津开发区外籍人士太多了，如何做好管理、服务是一个巨大挑战，我们既要讲法又要讲情，既不能突破底线，又要顾及不同的文化背景，温暖外籍人士。”蔡辉说。
1月底，外事科启动了相关疫情防控工作，坚持24小时“在线”。一个办公桌、一台电脑、一部手机、一部电话，就是外事科人员坚守的没有硝烟的战场。政策把握、起草文件、上传下达、涉外处置、答疑解惑、信息汇总、数据报送、协调联络、宣传慰问……这就是外事科的日常。在一级响应启动之后，外事科工作人员把疫情防控的政策、常识用中、英、日、韩四种语言编印了各种宣传材料，一份份多国语言小册子、易拉宝、宣传单被快速送到了涉外酒店、涉外公寓、涉外学校和商业场所。“为了让外籍人士及时看到这些宣传资料，我们在星巴克没有复工的时候就联系了相关负责人，把易拉宝送进了闭店的咖啡店内，让外籍人士一开店就能看到。泰达呼叫中心也增加了英语坐席，受理外籍人士疫情相关问题，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赵繁说。
2月下旬，外事科又与应急管理局一起，依托智慧泰达平台，建立了“外籍人员及入境人员”板块，全面摸排入境人员情况。“做基础数据是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的，这种工作十分繁琐，但数据库的建立对以后的决策却有着重要的意义。”蔡辉说。通过细致的数据收集、比对和整理，外事科只用了一周时间，就在智慧泰达平台形成了完整的入境人员信息数据库。数据库已经运行了三个多月，为科学防控、精准防控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专车接驳防护全面武装”
“从春节开始，我就被无数身披战袍、奔赴一线的白衣天使感动着，没想到有一天，我和他们一样也穿起了防护服。”外事科工作人员李朝说。
外事科统筹安排天津开发区接驳小组，负责执行入境人员的转运工作。李朝是外事科第一个穿起防护服奔赴一线去接入境人员的人。“之前，管委会给我们专门进行了培训，邀请了防疫部门的专业人士，给我们讲怎么穿衣服，怎么戴鞋套，怎么使护目镜。”李朝说，“所以，我去的时候一点也不慌。”
到北京机场、天津机场等接驳点接站，转运入境人员……常常，外事科工作人员一干就是连续几十个小时。“3月18日前，按照防控要求，将入境人员送至其所在居住地，地址信息都是落地后手填的，我们要仔细辨认信息，整理汇总，再合理规划行车路线。”赵繁说，新区太大了，入境人员居住地分散各处，对角线接送也是总有的事情，一趟下来需要7-8个小时，为了让前线接驳工作人员找起来方便，外事科干起活儿来，不眠不休，一个一个辨认，路线一遍一遍核对，就是为了找到最优的路线，让入境人员早一点到家，也让司机师傅早一点下班。
“家人支持充满必胜信心”
三个月前，李哲因为工作忙将孩子送回了老家。可在这100多天里，李哲和孩子连完整地通一段视频都成了奢望，因为他的连线常常会被突如其来的工作打断。“每每这个时候，我总会给孩子回拨一下，告诉她，刚才爸爸去干大事了。”李哲说，“小朋友们在一起玩，总会说起自己的爸爸妈妈。有时候，我的孩子就会很认真地跟小伙伴们说，‘我也是有爸爸的，我的爸爸在天津，他在干大事！’听他这样讲，我心里也很不是滋味，等到疫情结束，我一定第一时间回山西，抱抱她。”
家在天津的李聪聪也每天很难跟孩子说上一句话。“这段时间工作太忙，天天加班，每天到家孩子都睡了，而我早晨出门的时候，他还没起床。有一天，我晚上九点就到家了，孩子跑到我跟前，抱着我说，‘妈妈，你今天终于回家了。’我才知道，他一直以为我每天都不回家呢。”李聪聪用手抠着笔记本的页角说道，“我也觉得亏欠孩子，可谁让咱就干这个呢，就得跟着大伙儿一块往前冲，等到疫情散去，一切都会恢复正常的。”
常常接驳外籍人士的李朝更是过起了“隔离”般的生活，每天下班到自家门口领老婆做好的饭菜，到另一个房子独自居住。“虽然我防控做得很好，但毕竟在一线，还是注意点好。”李朝说，“也没什么别扭的，每天下班回去吃完饭就累得不行，直接睡了，第二天一早又走了，来不及体会什么孤独啊，心酸了，等过去这段，大家一起享受生活吧。”
正是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让每一个泰达人充满了必胜的信念。天津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孙明胜说：“这些守初心、担使命，默默地为天津开发区疫情防控、复产复工做着努力的人是最伟大的，他们是开发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战双赢’不可或缺的力量，相信这样的力量汇聚成河，我们一定能夺取最终的胜利！”
看到又一批企业急需的技术人员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快速奔赴各自岗位，为区域经济持续发展助力，天津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外事科科长赵繁十分开心并倍感欣慰。回忆起几个月的“战斗”，赵繁为领导的支持而感动，为兄弟部门的配合而感动，更为完成了一次看似不可能任务的团队而自豪。
主动担当助力“双战双赢”
2020年春节，一场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随着疫情的不断发展，抗疫新政不断出台，外籍人士入境政策全面收紧。
入境政策的收紧，可急坏了天津开发区的几家企业。原来，天津三星视界移动有限公司、天津三星电机有限公司和天津三星电池有限公司等几家企业今年正赶上转型升级，需要拆除既有生产线，引进新的设备，技术人员如果不能按时入境将对企业产生重大影响。紧急情况下，企业给开发区管委会打来了求助电话，希望管委会协助他们为500余名韩籍技术人员办理入境手续。
“管委会外事科只有5名工作人员，当时一听要在短时间内给500多名外籍人士办理入境手续，我们心里都没底。”天津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蔡辉说，“疫情之下，天津开发区每一个人都肩负着扛起‘双战双赢’大旗的责任，我们既要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又要严防疫情输入扩散！”天津开发区紧急组织人员，开始制定预案。外事科的工作人员推敲着每一个细节，运用底线思维，尽量把方案做实做细。
随后，天津开发区管委会迅速与市外办沟通，并由市外办积极协调外交部、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入境相关事宜，通过反复沟通协调，梳理出针对性工作方案，经上级有关单位研究评估，三星系企业人员入境获得许可。
“各个部门要形成合力，同心协力，共同战斗，既要保证复产复工，又要保证防控得当。要用最科学的手段，进行防控，要保护好参与这次工作的每一个人。”天津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孙明胜说。
“一周时间完成信息比对”
4月初，三星系企业韩方工程师入境工作方案由新区指挥部报市指挥部，经有关部门充分研究评估后，市指挥部批示同意。为防止疫情输入，工作人员不断升级防控预案，最终形成从“境外”到“国门”再到“家门”的全链条防控管理体系。
“我们进行了简单的分组，我和李聪聪全面对接这几家三星系企业和市外办，负责联络沟通，信息核对确认、要件收集汇总工作；李哲和吕湾湾到市区协助市外办完成邀请函比对录入工作；李朝作为开发区接驳组组长，统筹安排对接新区各项接驳任务。”赵繁告诉记者。
提交表格、核对信息、录入邀请函，听起来十分简单的流程，但在时间紧迫、人数众多的情况下，这个工作变得异常艰难。“拟入境的500余名韩籍工程师，分别隶属于三星系多家企业的近百家供应商，拟入境时间分为7个批次，停留天数分为十几种，无法统一出具邀请函，需将入境人员按照供应商、入境时间、停留天数一一梳理筛选归类，并制成规定格式录入系统。”外事科副科长李哲说。时间紧迫、人数众多、信息繁杂，为了确保正确，外事科工作人员只能依靠自己的双眼，逐字逐句的核对人员姓名、出生日期、所在单位等信息。外事科李聪聪说：“韩籍人员信息经过辗转多个环节后难免有误差，我们没有原始资料，只能从逻辑上核对。比如，两个人中文名都姓‘金’，却发现韩文写得不一样！再比如，怎么有的工程师出生年份是1900年呢？”
经过34次反复梳理核对信息，制作47个各类录入表格，天津开发区外事科仅用一周时间就完成了500余名入境人员信息比对录入工作，准确率100%，提前完成了任务。4月底，市外办为企业陆续发放了邀请函。5月10日，首批韩方人员乘坐包机降落在滨海国际机场，在进行核酸及病毒抗体检测合格后，这些人员于两日后全部实现“点对点”闭环复工。后续，天津开发区还将继续为其他有需要的企业提供个性化服务，帮助他们的外籍员工返岗复工，助力“双战双赢”。
“周到细心温暖外籍人士”
不仅仅是帮助企业复产复工，早在今年1月，天津开发区外事科就开始为辖区内外籍人士提供疫情防控相关服务。“天津开发区外籍人士太多了，如何做好管理、服务是一个巨大挑战，我们既要讲法又要讲情，既不能突破底线，又要顾及不同的文化背景，温暖外籍人士。”蔡辉说。
1月底，外事科启动了相关疫情防控工作，坚持24小时“在线”。一个办公桌、一台电脑、一部手机、一部电话，就是外事科人员坚守的没有硝烟的战场。政策把握、起草文件、上传下达、涉外处置、答疑解惑、信息汇总、数据报送、协调联络、宣传慰问……这就是外事科的日常。在一级响应启动之后，外事科工作人员把疫情防控的政策、常识用中、英、日、韩四种语言编印了各种宣传材料，一份份多国语言小册子、易拉宝、宣传单被快速送到了涉外酒店、涉外公寓、涉外学校和商业场所。“为了让外籍人士及时看到这些宣传资料，我们在星巴克没有复工的时候就联系了相关负责人，把易拉宝送进了闭店的咖啡店内，让外籍人士一开店就能看到。泰达呼叫中心也增加了英语坐席，受理外籍人士疫情相关问题，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赵繁说。
2月下旬，外事科又与应急管理局一起，依托智慧泰达平台，建立了“外籍人员及入境人员”板块，全面摸排入境人员情况。“做基础数据是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的，这种工作十分繁琐，但数据库的建立对以后的决策却有着重要的意义。”蔡辉说。通过细致的数据收集、比对和整理，外事科只用了一周时间，就在智慧泰达平台形成了完整的入境人员信息数据库。数据库已经运行了三个多月，为科学防控、精准防控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专车接驳防护全面武装”
“从春节开始，我就被无数身披战袍、奔赴一线的白衣天使感动着，没想到有一天，我和他们一样也穿起了防护服。”外事科工作人员李朝说。
外事科统筹安排天津开发区接驳小组，负责执行入境人员的转运工作。李朝是外事科第一个穿起防护服奔赴一线去接入境人员的人。“之前，管委会给我们专门进行了培训，邀请了防疫部门的专业人士，给我们讲怎么穿衣服，怎么戴鞋套，怎么使护目镜。”李朝说，“所以，我去的时候一点也不慌。”
到北京机场、天津机场等接驳点接站，转运入境人员……常常，外事科工作人员一干就是连续几十个小时。“3月18日前，按照防控要求，将入境人员送至其所在居住地，地址信息都是落地后手填的，我们要仔细辨认信息，整理汇总，再合理规划行车路线。”赵繁说，新区太大了，入境人员居住地分散各处，对角线接送也是总有的事情，一趟下来需要7-8个小时，为了让前线接驳工作人员找起来方便，外事科干起活儿来，不眠不休，一个一个辨认，路线一遍一遍核对，就是为了找到最优的路线，让入境人员早一点到家，也让司机师傅早一点下班。
“家人支持充满必胜信心”
三个月前，李哲因为工作忙将孩子送回了老家。可在这100多天里，李哲和孩子连完整地通一段视频都成了奢望，因为他的连线常常会被突如其来的工作打断。“每每这个时候，我总会给孩子回拨一下，告诉她，刚才爸爸去干大事了。”李哲说，“小朋友们在一起玩，总会说起自己的爸爸妈妈。有时候，我的孩子就会很认真地跟小伙伴们说，‘我也是有爸爸的，我的爸爸在天津，他在干大事！’听他这样讲，我心里也很不是滋味，等到疫情结束，我一定第一时间回山西，抱抱她。”
家在天津的李聪聪也每天很难跟孩子说上一句话。“这段时间工作太忙，天天加班，每天到家孩子都睡了，而我早晨出门的时候，他还没起床。有一天，我晚上九点就到家了，孩子跑到我跟前，抱着我说，‘妈妈，你今天终于回家了。’我才知道，他一直以为我每天都不回家呢。”李聪聪用手抠着笔记本的页角说道，“我也觉得亏欠孩子，可谁让咱就干这个呢，就得跟着大伙儿一块往前冲，等到疫情散去，一切都会恢复正常的。”
常常接驳外籍人士的李朝更是过起了“隔离”般的生活，每天下班到自家门口领老婆做好的饭菜，到另一个房子独自居住。“虽然我防控做得很好，但毕竟在一线，还是注意点好。”李朝说，“也没什么别扭的，每天下班回去吃完饭就累得不行，直接睡了，第二天一早又走了，来不及体会什么孤独啊，心酸了，等过去这段，大家一起享受生活吧。”
正是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让每一个泰达人充满了必胜的信念。天津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孙明胜说：“这些守初心、担使命，默默地为天津开发区疫情防控、复产复工做着努力的人是最伟大的，他们是开发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战双赢’不可或缺的力量，相信这样的力量汇聚成河，我们一定能夺取最终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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