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钞》B“不观孟子之论命乎，必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方为真命。则不依道义而得，不依道义而失，皆非所谓命也”！
《太上感应篇》心得分享10-2-70
还是接着昨天的内容，在这里是比较圣贤之说与非圣贤之说。都是古代的传说，有正统及非正统，正统者，孔孟之道；非正统者，我们不敢说是邪门歪道，起码不正统，不是文化主流。
《易经·说卦》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大意是，穷究天下万物的根本原理，彻底洞明人类的心体自性，以达到改变人类命运的崇高目标，从而使人类行为与自然规律能够和谐平衡、生生不息。这是后代的说法，是不是正统的说法，不得而知。
佛法不这么说，佛法说明心见性，命运就改了。大概就是他们说穷理尽性的意思。怎么明心见性？不像上面说的，广学多闻向外求，那条路是错误的，不可能得到他们说的结果的。而是打掉妄想分别执着向内求，这些障碍自性的东西，众生本具的性德，就开显出来。三世诸佛得道成佛，都是依着戒定慧，这条路走上来的，除此不可能成功（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戒定慧者，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是戒，绝不是广学多闻。定是“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慧是烦恼轻，智慧长。
这里说的很具体，都是这个时代锲理锲机的说法，不会耽误人。
“列子论力，多属于机械变诈之才智，圣贤之所不言。圣贤所言者，皆克己复礼之修持也”。
变诈biànzhà，欺诈。西方工业革命中机械制造比我们中国早几百年，大概日本基本跟西方的工业革命同步，差不多。机械里面没有人情味，没有伦常道德，没有孝悌忠信，都是些冷冰冰的技术，金属。机械变诈，这样看来就是很冷酷的欺诈，当然在这里有聪明人的利用，让你看不出来，让你乖乖受骗。
这些圣贤当然不说，实在无耻，就连廉耻之心都没有了。欺狂老百姓，欺骗老实人，就是你聪明，也难免被骗，你只要比不上他们聪明。架不住他们一天到晚研究这些邪门歪道，你怎么会不受骗？你看兵书《孙子兵法》里说，兵不厌诈，这还得了，都是不法行为，孔孟等这些重视道德之人，怎么会附和他们说呢？
克己复礼的修持，确实令人心向往之。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专门引以赞美孔子：“《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真正说出了我们心里的话。
这些东西作为民族文化复兴的实质内容，多么美好。
“1唯圣罔念作狂，唯狂克念作圣。2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3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4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5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6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7欲寡其过而未能。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8人皆可以为尧舜。9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
大师在这里选了九条，都是古人克己复礼修行的明显内容。圣人是因为克服自己的不善念头，狂人是因为没有这些修持。
积善之家是长期不敢作恶，又能不断积善。不善之家，就相反了。作善有吉祥，作恶有灾殃等等。
每一条能做到，或者说能做到一条，都是趋吉避凶，遇难呈祥。现在这些都是听说了，没见到有人在落实了。在佛门有这样的人，也不多见了。就是因果一条，能不能处处落实，能不能在生活中落实，恐怕不多见了。能说的人太多了，能做到的人不多。
“皆力也，此儒者之言也。至于佛教，则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当作佛，令其忏悔往业，改恶修善，必期于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戒执身，不行非礼。以定摄心，不起妄念。以慧断惑，明见本性”。
一旦谈到佛法，就离不开戒定慧，离开戒定慧，就不是佛法了。你到真正佛门道场住久了，就看他这一条，他们能做到，那是真正正法道场。否则你一眼就识破它了。他们所作所为，给你提供这件事的条件。他们是要成就你了，否则，你还是早点走吧。
这个地方谁说了算数，他所代表的就是他信佛的程度，修道的路数，他有没有成就，他有没有道行，都在这一点上看。
听经闻法，也是这个方法。这个法师有没有真本事，有没有修行，也在这里识破他。
“皆克己复礼修持之力，依是力而行，尚可以上成佛道，况其下焉者。故楞严经云，求妻得妻，（求妻者，求贤慧贞静之妻也，否则妻何得向菩萨求，）求子得子，求长寿得长寿，求三昧得三昧，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大涅槃者，究竟佛果，皆由依教修持而得其力之大，何可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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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大讲堂##中华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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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说卦》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大意是，穷究天下万物的根本原理，彻底洞明人类的心体自性，以达到改变人类命运的崇高目标，从而使人类行为与自然规律能够和谐平衡、生生不息。这是后代的说法，是不是正统的说法，不得而知。
佛法不这么说，佛法说明心见性，命运就改了。大概就是他们说穷理尽性的意思。怎么明心见性？不像上面说的，广学多闻向外求，那条路是错误的，不可能得到他们说的结果的。而是打掉妄想分别执着向内求，这些障碍自性的东西，众生本具的性德，就开显出来。三世诸佛得道成佛，都是依着戒定慧，这条路走上来的，除此不可能成功（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戒定慧者，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是戒，绝不是广学多闻。定是“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慧是烦恼轻，智慧长。
这里说的很具体，都是这个时代锲理锲机的说法，不会耽误人。
“列子论力，多属于机械变诈之才智，圣贤之所不言。圣贤所言者，皆克己复礼之修持也”。
变诈biànzhà，欺诈。西方工业革命中机械制造比我们中国早几百年，大概日本基本跟西方的工业革命同步，差不多。机械里面没有人情味，没有伦常道德，没有孝悌忠信，都是些冷冰冰的技术，金属。机械变诈，这样看来就是很冷酷的欺诈，当然在这里有聪明人的利用，让你看不出来，让你乖乖受骗。
这些圣贤当然不说，实在无耻，就连廉耻之心都没有了。欺狂老百姓，欺骗老实人，就是你聪明，也难免被骗，你只要比不上他们聪明。架不住他们一天到晚研究这些邪门歪道，你怎么会不受骗？你看兵书《孙子兵法》里说，兵不厌诈，这还得了，都是不法行为，孔孟等这些重视道德之人，怎么会附和他们说呢？
克己复礼的修持，确实令人心向往之。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专门引以赞美孔子：“《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真正说出了我们心里的话。
这些东西作为民族文化复兴的实质内容，多么美好。
“1唯圣罔念作狂，唯狂克念作圣。2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3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4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5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6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7欲寡其过而未能。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8人皆可以为尧舜。9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
大师在这里选了九条，都是古人克己复礼修行的明显内容。圣人是因为克服自己的不善念头，狂人是因为没有这些修持。
积善之家是长期不敢作恶，又能不断积善。不善之家，就相反了。作善有吉祥，作恶有灾殃等等。
每一条能做到，或者说能做到一条，都是趋吉避凶，遇难呈祥。现在这些都是听说了，没见到有人在落实了。在佛门有这样的人，也不多见了。就是因果一条，能不能处处落实，能不能在生活中落实，恐怕不多见了。能说的人太多了，能做到的人不多。
“皆力也，此儒者之言也。至于佛教，则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当作佛，令其忏悔往业，改恶修善，必期于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戒执身，不行非礼。以定摄心，不起妄念。以慧断惑，明见本性”。
一旦谈到佛法，就离不开戒定慧，离开戒定慧，就不是佛法了。你到真正佛门道场住久了，就看他这一条，他们能做到，那是真正正法道场。否则你一眼就识破它了。他们所作所为，给你提供这件事的条件。他们是要成就你了，否则，你还是早点走吧。
这个地方谁说了算数，他所代表的就是他信佛的程度，修道的路数，他有没有成就，他有没有道行，都在这一点上看。
听经闻法，也是这个方法。这个法师有没有真本事，有没有修行，也在这里识破他。
“皆克己复礼修持之力，依是力而行，尚可以上成佛道，况其下焉者。故楞严经云，求妻得妻，（求妻者，求贤慧贞静之妻也，否则妻何得向菩萨求，）求子得子，求长寿得长寿，求三昧得三昧，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大涅槃者，究竟佛果，皆由依教修持而得其力之大，何可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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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接着昨天的内容，在这里是比较圣贤之说与非圣贤之说。都是古代的传说，有正统及非正统，正统者，孔孟之道；非正统者，我们不敢说是邪门歪道，起码不正统，不是文化主流。
《易经·说卦》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大意是，穷究天下万物的根本原理，彻底洞明人类的心体自性，以达到改变人类命运的崇高目标，从而使人类行为与自然规律能够和谐平衡、生生不息。这是后代的说法，是不是正统的说法，不得而知。
佛法不这么说，佛法说明心见性，命运就改了。大概就是他们说穷理尽性的意思。怎么明心见性？不像上面说的，广学多闻向外求，那条路是错误的，不可能得到他们说的结果的。而是打掉妄想分别执着向内求，这些障碍自性的东西，众生本具的性德，就开显出来。三世诸佛得道成佛，都是依着戒定慧，这条路走上来的，除此不可能成功（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戒定慧者，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是戒，绝不是广学多闻。定是“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慧是烦恼轻，智慧长。
这里说的很具体，都是这个时代锲理锲机的说法，不会耽误人。
“列子论力，多属于机械变诈之才智，圣贤之所不言。圣贤所言者，皆克己复礼之修持也”。
变诈biànzhà，欺诈。西方工业革命中机械制造比我们中国早几百年，大概日本基本跟西方的工业革命同步，差不多。机械里面没有人情味，没有伦常道德，没有孝悌忠信，都是些冷冰冰的技术，金属。机械变诈，这样看来就是很冷酷的欺诈，当然在这里有聪明人的利用，让你看不出来，让你乖乖受骗。
这些圣贤当然不说，实在无耻，就连廉耻之心都没有了。欺狂老百姓，欺骗老实人，就是你聪明，也难免被骗，你只要比不上他们聪明。架不住他们一天到晚研究这些邪门歪道，你怎么会不受骗？你看兵书《孙子兵法》里说，兵不厌诈，这还得了，都是不法行为，孔孟等这些重视道德之人，怎么会附和他们说呢？
克己复礼的修持，确实令人心向往之。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专门引以赞美孔子：“《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真正说出了我们心里的话。
这些东西作为民族文化复兴的实质内容，多么美好。
“1唯圣罔念作狂，唯狂克念作圣。2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3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4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5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6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7欲寡其过而未能。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8人皆可以为尧舜。9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
大师在这里选了九条，都是古人克己复礼修行的明显内容。圣人是因为克服自己的不善念头，狂人是因为没有这些修持。
积善之家是长期不敢作恶，又能不断积善。不善之家，就相反了。作善有吉祥，作恶有灾殃等等。
每一条能做到，或者说能做到一条，都是趋吉避凶，遇难呈祥。现在这些都是听说了，没见到有人在落实了。在佛门有这样的人，也不多见了。就是因果一条，能不能处处落实，能不能在生活中落实，恐怕不多见了。能说的人太多了，能做到的人不多。
“皆力也，此儒者之言也。至于佛教，则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当作佛，令其忏悔往业，改恶修善，必期于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戒执身，不行非礼。以定摄心，不起妄念。以慧断惑，明见本性”。
一旦谈到佛法，就离不开戒定慧，离开戒定慧，就不是佛法了。你到真正佛门道场住久了，就看他这一条，他们能做到，那是真正正法道场。否则你一眼就识破它了。他们所作所为，给你提供这件事的条件。他们是要成就你了，否则，你还是早点走吧。
这个地方谁说了算数，他所代表的就是他信佛的程度，修道的路数，他有没有成就，他有没有道行，都在这一点上看。
听经闻法，也是这个方法。这个法师有没有真本事，有没有修行，也在这里识破他。
“皆克己复礼修持之力，依是力而行，尚可以上成佛道，况其下焉者。故楞严经云，求妻得妻，（求妻者，求贤慧贞静之妻也，否则妻何得向菩萨求，）求子得子，求长寿得长寿，求三昧得三昧，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大涅槃者，究竟佛果，皆由依教修持而得其力之大，何可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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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上感应篇》心得分享10-2-70
还是接着昨天的内容，在这里是比较圣贤之说与非圣贤之说。都是古代的传说，有正统及非正统，正统者，孔孟之道；非正统者，我们不敢说是邪门歪道，起码不正统，不是文化主流。
《易经·说卦》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大意是，穷究天下万物的根本原理，彻底洞明人类的心体自性，以达到改变人类命运的崇高目标，从而使人类行为与自然规律能够和谐平衡、生生不息。这是后代的说法，是不是正统的说法，不得而知。
佛法不这么说，佛法说明心见性，命运就改了。大概就是他们说穷理尽性的意思。怎么明心见性？不像上面说的，广学多闻向外求，那条路是错误的，不可能得到他们说的结果的。而是打掉妄想分别执着向内求，这些障碍自性的东西，众生本具的性德，就开显出来。三世诸佛得道成佛，都是依着戒定慧，这条路走上来的，除此不可能成功（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戒定慧者，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是戒，绝不是广学多闻。定是“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慧是烦恼轻，智慧长。
这里说的很具体，都是这个时代锲理锲机的说法，不会耽误人。
“列子论力，多属于机械变诈之才智，圣贤之所不言。圣贤所言者，皆克己复礼之修持也”。
变诈biànzhà，欺诈。西方工业革命中机械制造比我们中国早几百年，大概日本基本跟西方的工业革命同步，差不多。机械里面没有人情味，没有伦常道德，没有孝悌忠信，都是些冷冰冰的技术，金属。机械变诈，这样看来就是很冷酷的欺诈，当然在这里有聪明人的利用，让你看不出来，让你乖乖受骗。
这些圣贤当然不说，实在无耻，就连廉耻之心都没有了。欺狂老百姓，欺骗老实人，就是你聪明，也难免被骗，你只要比不上他们聪明。架不住他们一天到晚研究这些邪门歪道，你怎么会不受骗？你看兵书《孙子兵法》里说，兵不厌诈，这还得了，都是不法行为，孔孟等这些重视道德之人，怎么会附和他们说呢？
克己复礼的修持，确实令人心向往之。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专门引以赞美孔子：“《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真正说出了我们心里的话。
这些东西作为民族文化复兴的实质内容，多么美好。
“1唯圣罔念作狂，唯狂克念作圣。2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3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4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5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6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7欲寡其过而未能。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8人皆可以为尧舜。9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
大师在这里选了九条，都是古人克己复礼修行的明显内容。圣人是因为克服自己的不善念头，狂人是因为没有这些修持。
积善之家是长期不敢作恶，又能不断积善。不善之家，就相反了。作善有吉祥，作恶有灾殃等等。
每一条能做到，或者说能做到一条，都是趋吉避凶，遇难呈祥。现在这些都是听说了，没见到有人在落实了。在佛门有这样的人，也不多见了。就是因果一条，能不能处处落实，能不能在生活中落实，恐怕不多见了。能说的人太多了，能做到的人不多。
“皆力也，此儒者之言也。至于佛教，则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当作佛，令其忏悔往业，改恶修善，必期于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戒执身，不行非礼。以定摄心，不起妄念。以慧断惑，明见本性”。
一旦谈到佛法，就离不开戒定慧，离开戒定慧，就不是佛法了。你到真正佛门道场住久了，就看他这一条，他们能做到，那是真正正法道场。否则你一眼就识破它了。他们所作所为，给你提供这件事的条件。他们是要成就你了，否则，你还是早点走吧。
这个地方谁说了算数，他所代表的就是他信佛的程度，修道的路数，他有没有成就，他有没有道行，都在这一点上看。
听经闻法，也是这个方法。这个法师有没有真本事，有没有修行，也在这里识破他。
“皆克己复礼修持之力，依是力而行，尚可以上成佛道，况其下焉者。故楞严经云，求妻得妻，（求妻者，求贤慧贞静之妻也，否则妻何得向菩萨求，）求子得子，求长寿得长寿，求三昧得三昧，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大涅槃者，究竟佛果，皆由依教修持而得其力之大，何可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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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文化在山西 一路向北溯源
今年是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对山西而言，仰韶文化考古从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发掘开始，95年间一路向北，不断探寻文化起源。
11月20日上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文博二级研究员薛新明在太原市博物馆讲述了山西仰韶文化的考古历程。
仰韶文化因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1926年于山西夏县西阴村发现的遗存属于仰韶中期，这里是中国学者最早主持田野考古工作的起点。仰韶遗存的发现、研究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产生、发展具有一样长的历史，因此梳理近百年的山西仰韶时期研究理念变革与取得的成就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仰韶时期的遗址几乎遍布山西全省，累计发现达716处，经正式发掘的地点近50处。薛新明将山西省仰韶时期考古探索划分为三大阶段，在此基础上梳理了各阶段时代背景、主要工作、学术成果和面临的问题，并总结了仰韶考古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几大课题。
薛新明认为，从山西地区仰韶时期的研究来看，以1949年和1990年为界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拓荒时期
从1926年李济等发现并发掘夏县西阴村遗址开始，一直持续到1949年，这是中国考古学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山西省还未建立自己的考古机构，工作由省外的学术机构和专业学者完成。这是中国考古学的拓荒时期，无论是田野资料的收集还是学者们提出的认知，对后来的学科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这期间山西先后发现了几处仰韶时期的遗址，尤其是对西阴村遗址的发掘，以确凿的资料更新了中外学者对中国史前史的认识，是当时研究中国史前文化的主要内容。虽然当时整个中国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极少，也缺乏检测和分析的技术手段及可供对比的资料，但无论李济执笔撰写的田野考古报告《西阴村史前的遗存》，还是梁思永写成的英文单行本《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全都根据当时有限的资料对相关学术课题进行了研究与探索，分析专业，言之有据。
梁思永文章的附录中收录了西阴村出土陶片的化学成分含量，这应该是中国考古界最早采用科技手段分析陶器成分的实例，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田野考古方法方面，李济在西阴村遗址的发掘中尝试使用了2米见方的探方法，留下了关键柱（土尖），并且已经关注到地层堆积中土质土色的变化，迈出了通往“考古地层学”十分重要的一步；遗存分类方面，李济和梁思永对西阴村发现的遗存都进行了分类，并且与其他地点的器物进行了对比，他们是最早探索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学者。
第二阶段：持续发展
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虽然前30年和后10年情况有一些区别，但工作方式基本一致，收集田野资料、建立文化序列为这一阶段最主要的目标，物质文化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
20世纪70年代以前，在山西从事仰韶时期田野考古工作的主要力量是中国科学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芮城东庄村、西王村等重要遗址的发掘和晋南地区的大规模田野调查，他们都是主导者和主要参与者。
当时，重点发掘的地点是为了配合三门峡水库建设，调查的主要目标是寻找夏王朝时期的遗存。田野考古的范式围绕着探求物质文化面貌的思路开展，发现了大量仰韶时期的文化遗存，取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提出了一些符合实际的认识，引领着仰韶文化研究的方向。受主要目标的限制，田野工作开展的不平衡，吕梁山区、山西中北部地区和晋东南地区的考古成果较少，文化发展线索比较模糊，而且社会生活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人问津。
本阶段前30年最大的进步是坚持以地层学与类型学为代表的理论体系，构建起了以晋豫交界地区为中心的仰韶时期文化序列和谱系，在主要特征、类型划分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认识了各个考古学文化的特色，文化分期相对清晰，树立了文化断代的编年标尺，研究水平居全国前列，是其他地区对比研究的参照。
第三阶段：突破进展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今，以聚落考古和多学科合作为主要特色的考古学理论逐渐形成中国特色，日益完善的新认识与理念开始贯彻到实际工作中，考古发现和综合研究都有新的进展。
1990年至1991年，临汾盆地东部的翼城北撖遗址发掘中，一线的科研人员开始运用聚落考古的工作模式，揭示出这个遗址仰韶时期不同阶段的聚落分布状况。与此同时，在太岳山西麓、浍河上游进行了小规模的区域调查，发现了迄今山西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枣园文化”，填补了区域与时代上的空白。
2016年，临汾桃园遗址揭露了一处庙底沟文化的聚落，了解了当时不同形制的房址、窖穴、陶窑及池塘等基础设施，发现了完整的庙底沟文化陶器群，反映了仰韶最发达、最繁盛时期的文化面貌。
2019~2021年，夏县师村遗址揭露了一个仰韶早期聚落，出土的几件石雕蚕蛹暗示当时已掌握了养蚕缫丝的技术，这是继1926年在西阴村出土半个蚕茧壳以后的又一个重要发现；位于盐湖旁边的这个遗址应该能为研究人类生活与重要自然资源开发之间的关系提供支撑。
“临汾高堆、襄汾小王村、浮山南西河、绛县周家庄、夏县辕村、芮城桃花涧、稷山郭家枣园等遗址均取得新的信息。此外，吕梁山脉仰韶时期的工作有了突破，晋东南地区的史前考古工作也处于摸底阶段。”薛新明说，“通过在各地开展的卓有成效的考古工作，仰韶时期的发展线索逐渐清晰起来。大小规模不等的聚落、建立大型公共建筑、墓葬缺少随葬品构成了山西仰韶时期社会复杂化过程的显著特点，与同一时期其他主要史前文化相比，具有朴素务实的特色，这一理念对后世的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国家的产生、发展有重要影响。”
在演讲的最后，薛新明希望年轻一代的考古工作者能够继承优秀传统，勇于开拓创新，全面提升山西仰韶时期的研究水平，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为重建有血有肉的中国史前史贡献山西力量。
来源：科学导报
今年是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对山西而言，仰韶文化考古从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发掘开始，95年间一路向北，不断探寻文化起源。
11月20日上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文博二级研究员薛新明在太原市博物馆讲述了山西仰韶文化的考古历程。
仰韶文化因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1926年于山西夏县西阴村发现的遗存属于仰韶中期，这里是中国学者最早主持田野考古工作的起点。仰韶遗存的发现、研究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产生、发展具有一样长的历史，因此梳理近百年的山西仰韶时期研究理念变革与取得的成就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仰韶时期的遗址几乎遍布山西全省，累计发现达716处，经正式发掘的地点近50处。薛新明将山西省仰韶时期考古探索划分为三大阶段，在此基础上梳理了各阶段时代背景、主要工作、学术成果和面临的问题，并总结了仰韶考古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几大课题。
薛新明认为，从山西地区仰韶时期的研究来看，以1949年和1990年为界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拓荒时期
从1926年李济等发现并发掘夏县西阴村遗址开始，一直持续到1949年，这是中国考古学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山西省还未建立自己的考古机构，工作由省外的学术机构和专业学者完成。这是中国考古学的拓荒时期，无论是田野资料的收集还是学者们提出的认知，对后来的学科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这期间山西先后发现了几处仰韶时期的遗址，尤其是对西阴村遗址的发掘，以确凿的资料更新了中外学者对中国史前史的认识，是当时研究中国史前文化的主要内容。虽然当时整个中国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极少，也缺乏检测和分析的技术手段及可供对比的资料，但无论李济执笔撰写的田野考古报告《西阴村史前的遗存》，还是梁思永写成的英文单行本《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全都根据当时有限的资料对相关学术课题进行了研究与探索，分析专业，言之有据。
梁思永文章的附录中收录了西阴村出土陶片的化学成分含量，这应该是中国考古界最早采用科技手段分析陶器成分的实例，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田野考古方法方面，李济在西阴村遗址的发掘中尝试使用了2米见方的探方法，留下了关键柱（土尖），并且已经关注到地层堆积中土质土色的变化，迈出了通往“考古地层学”十分重要的一步；遗存分类方面，李济和梁思永对西阴村发现的遗存都进行了分类，并且与其他地点的器物进行了对比，他们是最早探索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学者。
第二阶段：持续发展
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虽然前30年和后10年情况有一些区别，但工作方式基本一致，收集田野资料、建立文化序列为这一阶段最主要的目标，物质文化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
20世纪70年代以前，在山西从事仰韶时期田野考古工作的主要力量是中国科学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芮城东庄村、西王村等重要遗址的发掘和晋南地区的大规模田野调查，他们都是主导者和主要参与者。
当时，重点发掘的地点是为了配合三门峡水库建设，调查的主要目标是寻找夏王朝时期的遗存。田野考古的范式围绕着探求物质文化面貌的思路开展，发现了大量仰韶时期的文化遗存，取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提出了一些符合实际的认识，引领着仰韶文化研究的方向。受主要目标的限制，田野工作开展的不平衡，吕梁山区、山西中北部地区和晋东南地区的考古成果较少，文化发展线索比较模糊，而且社会生活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人问津。
本阶段前30年最大的进步是坚持以地层学与类型学为代表的理论体系，构建起了以晋豫交界地区为中心的仰韶时期文化序列和谱系，在主要特征、类型划分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认识了各个考古学文化的特色，文化分期相对清晰，树立了文化断代的编年标尺，研究水平居全国前列，是其他地区对比研究的参照。
第三阶段：突破进展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今，以聚落考古和多学科合作为主要特色的考古学理论逐渐形成中国特色，日益完善的新认识与理念开始贯彻到实际工作中，考古发现和综合研究都有新的进展。
1990年至1991年，临汾盆地东部的翼城北撖遗址发掘中，一线的科研人员开始运用聚落考古的工作模式，揭示出这个遗址仰韶时期不同阶段的聚落分布状况。与此同时，在太岳山西麓、浍河上游进行了小规模的区域调查，发现了迄今山西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枣园文化”，填补了区域与时代上的空白。
2016年，临汾桃园遗址揭露了一处庙底沟文化的聚落，了解了当时不同形制的房址、窖穴、陶窑及池塘等基础设施，发现了完整的庙底沟文化陶器群，反映了仰韶最发达、最繁盛时期的文化面貌。
2019~2021年，夏县师村遗址揭露了一个仰韶早期聚落，出土的几件石雕蚕蛹暗示当时已掌握了养蚕缫丝的技术，这是继1926年在西阴村出土半个蚕茧壳以后的又一个重要发现；位于盐湖旁边的这个遗址应该能为研究人类生活与重要自然资源开发之间的关系提供支撑。
“临汾高堆、襄汾小王村、浮山南西河、绛县周家庄、夏县辕村、芮城桃花涧、稷山郭家枣园等遗址均取得新的信息。此外，吕梁山脉仰韶时期的工作有了突破，晋东南地区的史前考古工作也处于摸底阶段。”薛新明说，“通过在各地开展的卓有成效的考古工作，仰韶时期的发展线索逐渐清晰起来。大小规模不等的聚落、建立大型公共建筑、墓葬缺少随葬品构成了山西仰韶时期社会复杂化过程的显著特点，与同一时期其他主要史前文化相比，具有朴素务实的特色，这一理念对后世的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国家的产生、发展有重要影响。”
在演讲的最后，薛新明希望年轻一代的考古工作者能够继承优秀传统，勇于开拓创新，全面提升山西仰韶时期的研究水平，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为重建有血有肉的中国史前史贡献山西力量。
来源：科学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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