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多媒体和自媒体中说起相声界知名人士来总是在京津地区演员里打转，这也正常，毕竟京津地区一直是相声重镇和艺术中心，其他地区的相声演员纵然是艺术水准不亚于京津一些相声名家，但其名气却相对小了很多。
比方说相声几大重镇里，大家好歹知道沈阳有杨振华金炳昶，像郑好师父王志涛和范伟师父陈连仲知道的人就不多，而到了济南甚至南方则更是如此。相声界有一句话叫：“过河减半，过江全完”，越往南生意越不好做。但事实上在济南、在南京还确实有相声大师的存在，而且他们的相声水平还很高，有多高呢？至少和侯宝林齐名甚至还有胜之的地方。
这就是北侯南张中少林的另外两位，孙少林和张永熙。
一、 生平师承
孙少林和张永熙同岁，他们都是1923年生，张永熙生于北京，孙少林生于天津。巧合的是两人都是在1932年九岁时拜师说相声，孙少林师父是“李大车”李寿增，张永熙师父是赵寿舫。其中孙少林和侯宝林还是同一位师爷焦德海。
孙少林小时候没有艺名，一直用乳名大来子行走江湖，直到1941年他随师父李寿增到济南说相声，临走之前马三立给他们师徒送行，酒桌上给他起了一个艺名孙少林，希望他“三拳打出少林寺，一炮走红济南府”。
马三立说的还真准，孙少林此后还真的一炮走红济南府，在这里他是如鱼得水还交上了桃花运娶了梅花大鼓知名艺人刘艳霞，当时刘艳霞已经红透山东。1943年，在刘艳霞的资助下孙少林开了济南相声史上最有名的“晨光茶社”。
多说一下，这位刘艳霞从小在北京长大，她比孙少林成名早很多，她还是金文声岳父的干女儿，所以金文声喊孙少林一声姐夫。刘艳霞为晨光茶社可谓呕心沥血，她不仅亲自上台表演相声《杂学唱》《学评戏》等节目，还帮助丈夫培养晨光茶社里的小演员，比如赵振铎和李伯祥从小就受到过刘艳霞的照顾。
由于晨光茶社的关系孙少林算是定居济南了，解放后常宝堃牺牲以后，据说孙少林曾经想回天津发展，但种种原因他又回到了济南，也正是这个原因让他虽然红透山东但在全国却名气不大。
张永熙9岁拜师以后一直跟着师父在全国各地流浪卖艺为生，一直到1950年他定居南京，中间只短暂去过上海从此就以南京为家。虽然南京夫子庙和天津三不管北京天桥一样是相声艺人的天堂，但解放后相声主要影响力还是集中到了北京，或者干脆直接说集中到了中央广播说唱团里。因此红透南京和上海长三角的张永熙也是在全国名气不大。
二、 艺术水准
之所以有北侯南张中少林的说法，一方面是指他们三人的相声水准高，另一方面和他们的特点也有关，那就是都是擅长柳活儿的大师。
孙少林拿手的段子如《汾河湾》《闹公堂》《山东二黄》等都是柳活儿为主，他的相声特点是文活武使，在台上的表演风格和马志明有点儿像，比方说《汾河湾》，他能翻着跟头出场，而且他也擅长演绎经典《大保镖》。
张永熙除了唱之外，他还能使京胡、三弦等乐器，单弦和各种大鼓都是他比较擅长的，而因为在南方的原因，他还比较擅长评弹。他的嗓音沙哑中带着尖细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被誉为相声界的江南旗。
综合考量的话，孙少林和张永熙的柳活儿的专业程度上不亚于侯宝林，而在会的门类和曲目上甚至还要胜过侯宝林一筹。因此在上世纪就有了北侯南张中少林的说法，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说法是，相声界柳活儿最好的演员有三个半，分别是孙少林，张永熙，王树田，半个是侯宝林。
王树田是天津人，解放后定居武汉因此名气更小，但他的京剧是得到过梅兰芳指点的，大鼓是和刘宝全学过的，马连良晚年曾经对学生说：想知道我年轻时唱得什么样，听王树田的相声就行。可见其柳活儿艺术水平之高。
不过话说回来，侯宝林对于相声界的贡献远不是说相声这一件事，不论是相声改革还是相声理论研究方面，他都是相声行的大功臣。我们对待此问题还是要全面客观的看待。
三、 三人之间的联系
北侯南张中少林在相声史上交集不是很多，但也传下来一些轶事。
比如关于刘宝瑞的。巧合的是，北侯南张中少林三个人都曾和刘宝瑞有过深刻的交集。刘宝瑞堪称相声界熟人最多的人，他年轻时和马三立一起跑码头，在北京和郭荣起搭档，带着高元钧苏文茂一起去香港走穴，跟张傻子一起在河南演出，在北京看业余演出首先发现了马季等，侯宝林和刘宝瑞的交情就不用多说了，说说张永熙和孙少林。
刘宝瑞解放后一开始也是定位在了南京，他和张永熙关立明成为南京曲艺团的台柱子，当时被观众称为南京相声“刘关张”。不过三个人只在一起呆了两年，随着南京曲艺团暂时解散，关张去了上海，刘宝瑞回了北京。
而刘宝瑞和孙少林则一起上演了相声界最大一起“内讧”。刘宝瑞在1944年曾在济南晨光茶社演出，彼时的晨光茶社穴头虽然是李寿增，但掌权的是孙少林夫妇。孙少林这个人脾气不太好还口无遮拦，因此他和刘宝瑞交恶。
刘宝瑞气愤不过干脆在晨光茶社附近开了一个共乐茶社，他从北京天津搬来了一帮大腕如张寿臣阎笑儒等人站台，两家茶社开始打擂台。孙少林则从北京搬来了郭荣起和白罗锅组合（白全福、罗荣寿、郭全宝）增援，其实两边很多人都认识，李寿增还是张寿臣代拉师弟，到最后还是以刘宝瑞的失败告终。
而北侯南张中少林的直接交集不多，只是坊间有传闻孙少林曾在后台截住侯宝林挑衅：都说你柳活儿好，你给我唱几句黑头听听。当时侯宝林就怔住了：没有。
张永熙曾在一次演出后受到主办方的夸奖：您老真是南方的侯宝林啊。结果一巴掌拍在马腿上了，张永熙回敬一句：侯宝林就是北方的张永熙喽。
三人之间最深刻的交集则是孙少林的儿子孙小林拜师张永熙。
此外，孙少林的孙子孙承林则拜师李伯祥，这样侯耀文就成了孙承林的同门（赵佩茹）师叔。
亲不亲，打断骨头连着筋。
比方说相声几大重镇里，大家好歹知道沈阳有杨振华金炳昶，像郑好师父王志涛和范伟师父陈连仲知道的人就不多，而到了济南甚至南方则更是如此。相声界有一句话叫：“过河减半，过江全完”，越往南生意越不好做。但事实上在济南、在南京还确实有相声大师的存在，而且他们的相声水平还很高，有多高呢？至少和侯宝林齐名甚至还有胜之的地方。
这就是北侯南张中少林的另外两位，孙少林和张永熙。
一、 生平师承
孙少林和张永熙同岁，他们都是1923年生，张永熙生于北京，孙少林生于天津。巧合的是两人都是在1932年九岁时拜师说相声，孙少林师父是“李大车”李寿增，张永熙师父是赵寿舫。其中孙少林和侯宝林还是同一位师爷焦德海。
孙少林小时候没有艺名，一直用乳名大来子行走江湖，直到1941年他随师父李寿增到济南说相声，临走之前马三立给他们师徒送行，酒桌上给他起了一个艺名孙少林，希望他“三拳打出少林寺，一炮走红济南府”。
马三立说的还真准，孙少林此后还真的一炮走红济南府，在这里他是如鱼得水还交上了桃花运娶了梅花大鼓知名艺人刘艳霞，当时刘艳霞已经红透山东。1943年，在刘艳霞的资助下孙少林开了济南相声史上最有名的“晨光茶社”。
多说一下，这位刘艳霞从小在北京长大，她比孙少林成名早很多，她还是金文声岳父的干女儿，所以金文声喊孙少林一声姐夫。刘艳霞为晨光茶社可谓呕心沥血，她不仅亲自上台表演相声《杂学唱》《学评戏》等节目，还帮助丈夫培养晨光茶社里的小演员，比如赵振铎和李伯祥从小就受到过刘艳霞的照顾。
由于晨光茶社的关系孙少林算是定居济南了，解放后常宝堃牺牲以后，据说孙少林曾经想回天津发展，但种种原因他又回到了济南，也正是这个原因让他虽然红透山东但在全国却名气不大。
张永熙9岁拜师以后一直跟着师父在全国各地流浪卖艺为生，一直到1950年他定居南京，中间只短暂去过上海从此就以南京为家。虽然南京夫子庙和天津三不管北京天桥一样是相声艺人的天堂，但解放后相声主要影响力还是集中到了北京，或者干脆直接说集中到了中央广播说唱团里。因此红透南京和上海长三角的张永熙也是在全国名气不大。
二、 艺术水准
之所以有北侯南张中少林的说法，一方面是指他们三人的相声水准高，另一方面和他们的特点也有关，那就是都是擅长柳活儿的大师。
孙少林拿手的段子如《汾河湾》《闹公堂》《山东二黄》等都是柳活儿为主，他的相声特点是文活武使，在台上的表演风格和马志明有点儿像，比方说《汾河湾》，他能翻着跟头出场，而且他也擅长演绎经典《大保镖》。
张永熙除了唱之外，他还能使京胡、三弦等乐器，单弦和各种大鼓都是他比较擅长的，而因为在南方的原因，他还比较擅长评弹。他的嗓音沙哑中带着尖细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被誉为相声界的江南旗。
综合考量的话，孙少林和张永熙的柳活儿的专业程度上不亚于侯宝林，而在会的门类和曲目上甚至还要胜过侯宝林一筹。因此在上世纪就有了北侯南张中少林的说法，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说法是，相声界柳活儿最好的演员有三个半，分别是孙少林，张永熙，王树田，半个是侯宝林。
王树田是天津人，解放后定居武汉因此名气更小，但他的京剧是得到过梅兰芳指点的，大鼓是和刘宝全学过的，马连良晚年曾经对学生说：想知道我年轻时唱得什么样，听王树田的相声就行。可见其柳活儿艺术水平之高。
不过话说回来，侯宝林对于相声界的贡献远不是说相声这一件事，不论是相声改革还是相声理论研究方面，他都是相声行的大功臣。我们对待此问题还是要全面客观的看待。
三、 三人之间的联系
北侯南张中少林在相声史上交集不是很多，但也传下来一些轶事。
比如关于刘宝瑞的。巧合的是，北侯南张中少林三个人都曾和刘宝瑞有过深刻的交集。刘宝瑞堪称相声界熟人最多的人，他年轻时和马三立一起跑码头，在北京和郭荣起搭档，带着高元钧苏文茂一起去香港走穴，跟张傻子一起在河南演出，在北京看业余演出首先发现了马季等，侯宝林和刘宝瑞的交情就不用多说了，说说张永熙和孙少林。
刘宝瑞解放后一开始也是定位在了南京，他和张永熙关立明成为南京曲艺团的台柱子，当时被观众称为南京相声“刘关张”。不过三个人只在一起呆了两年，随着南京曲艺团暂时解散，关张去了上海，刘宝瑞回了北京。
而刘宝瑞和孙少林则一起上演了相声界最大一起“内讧”。刘宝瑞在1944年曾在济南晨光茶社演出，彼时的晨光茶社穴头虽然是李寿增，但掌权的是孙少林夫妇。孙少林这个人脾气不太好还口无遮拦，因此他和刘宝瑞交恶。
刘宝瑞气愤不过干脆在晨光茶社附近开了一个共乐茶社，他从北京天津搬来了一帮大腕如张寿臣阎笑儒等人站台，两家茶社开始打擂台。孙少林则从北京搬来了郭荣起和白罗锅组合（白全福、罗荣寿、郭全宝）增援，其实两边很多人都认识，李寿增还是张寿臣代拉师弟，到最后还是以刘宝瑞的失败告终。
而北侯南张中少林的直接交集不多，只是坊间有传闻孙少林曾在后台截住侯宝林挑衅：都说你柳活儿好，你给我唱几句黑头听听。当时侯宝林就怔住了：没有。
张永熙曾在一次演出后受到主办方的夸奖：您老真是南方的侯宝林啊。结果一巴掌拍在马腿上了，张永熙回敬一句：侯宝林就是北方的张永熙喽。
三人之间最深刻的交集则是孙少林的儿子孙小林拜师张永熙。
此外，孙少林的孙子孙承林则拜师李伯祥，这样侯耀文就成了孙承林的同门（赵佩茹）师叔。
亲不亲，打断骨头连着筋。
现在很多媒体和自媒体中说起相声界知名人士来总是在京津地区演员里打转，这也正常，毕竟京津地区一直是相声重镇和艺术中心，其他地区的相声演员纵然是艺术水准不亚于京津一些相声名家，但其名气却相对小了很多。
比方说相声几大重镇里，大家好歹知道沈阳有杨振华金炳昶，像郑好师父王志涛和范伟师父陈连仲知道的人就不多，而到了济南甚至南方则更是如此。相声界有一句话叫：“过河减半，过江全完”，越往南生意越不好做。但事实上在济南、在南京还确实有相声大师的存在，而且他们的相声水平还很高，有多高呢？至少和侯宝林齐名甚至还有胜之的地方。
这就是北侯南张中少林的另外两位，孙少林和张永熙。
一、 生平师承
孙少林和张永熙同岁，他们都是1923年生，张永熙生于北京，孙少林生于天津。巧合的是两人都是在1932年九岁时拜师说相声，孙少林师父是“李大车”李寿增，张永熙师父是赵寿舫。其中孙少林和侯宝林还是同一位师爷焦德海。
孙少林小时候没有艺名，一直用乳名大来子行走江湖，直到1941年他随师父李寿增到济南说相声，临走之前马三立给他们师徒送行，酒桌上给他起了一个艺名孙少林，希望他“三拳打出少林寺，一炮走红济南府”。
马三立说的还真准，孙少林此后还真的一炮走红济南府，在这里他是如鱼得水还交上了桃花运娶了梅花大鼓知名艺人刘艳霞，当时刘艳霞已经红透山东。1943年，在刘艳霞的资助下孙少林开了济南相声史上最有名的“晨光茶社”。
多说一下，这位刘艳霞从小在北京长大，她比孙少林成名早很多，她还是金文声岳父的干女儿，所以金文声喊孙少林一声姐夫。刘艳霞为晨光茶社可谓呕心沥血，她不仅亲自上台表演相声《杂学唱》《学评戏》等节目，还帮助丈夫培养晨光茶社里的小演员，比如赵振铎和李伯祥从小就受到过刘艳霞的照顾。
由于晨光茶社的关系孙少林算是定居济南了，解放后常宝堃牺牲以后，据说孙少林曾经想回天津发展，但种种原因他又回到了济南，也正是这个原因让他虽然红透山东但在全国却名气不大。
张永熙9岁拜师以后一直跟着师父在全国各地流浪卖艺为生，一直到1950年他定居南京，中间只短暂去过上海从此就以南京为家。虽然南京夫子庙和天津三不管北京天桥一样是相声艺人的天堂，但解放后相声主要影响力还是集中到了北京，或者干脆直接说集中到了中央广播说唱团里。因此红透南京和上海长三角的张永熙也是在全国名气不大。
二、 艺术水准
之所以有北侯南张中少林的说法，一方面是指他们三人的相声水准高，另一方面和他们的特点也有关，那就是都是擅长柳活儿的大师。
孙少林拿手的段子如《汾河湾》《闹公堂》《山东二黄》等都是柳活儿为主，他的相声特点是文活武使，在台上的表演风格和马志明有点儿像，比方说《汾河湾》，他能翻着跟头出场，而且他也擅长演绎经典《大保镖》。
张永熙除了唱之外，他还能使京胡、三弦等乐器，单弦和各种大鼓都是他比较擅长的，而因为在南方的原因，他还比较擅长评弹。他的嗓音沙哑中带着尖细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被誉为相声界的江南旗。
综合考量的话，孙少林和张永熙的柳活儿的专业程度上不亚于侯宝林，而在会的门类和曲目上甚至还要胜过侯宝林一筹。因此在上世纪就有了北侯南张中少林的说法，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说法是，相声界柳活儿最好的演员有三个半，分别是孙少林，张永熙，王树田，半个是侯宝林。
王树田是天津人，解放后定居武汉因此名气更小，但他的京剧是得到过梅兰芳指点的，大鼓是和刘宝全学过的，马连良晚年曾经对学生说：想知道我年轻时唱得什么样，听王树田的相声就行。可见其柳活儿艺术水平之高。
不过话说回来，侯宝林对于相声界的贡献远不是说相声这一件事，不论是相声改革还是相声理论研究方面，他都是相声行的大功臣。我们对待此问题还是要全面客观的看待。
三、 三人之间的联系
北侯南张中少林在相声史上交集不是很多，但也传下来一些轶事。
比如关于刘宝瑞的。巧合的是，北侯南张中少林三个人都曾和刘宝瑞有过深刻的交集。刘宝瑞堪称相声界熟人最多的人，他年轻时和马三立一起跑码头，在北京和郭荣起搭档，带着高元钧苏文茂一起去香港走穴，跟张傻子一起在河南演出，在北京看业余演出首先发现了马季等，侯宝林和刘宝瑞的交情就不用多说了，说说张永熙和孙少林。
刘宝瑞解放后一开始也是定位在了南京，他和张永熙关立明成为南京曲艺团的台柱子，当时被观众称为南京相声“刘关张”。不过三个人只在一起呆了两年，随着南京曲艺团暂时解散，关张去了上海，刘宝瑞回了北京。
而刘宝瑞和孙少林则一起上演了相声界最大一起“内讧”。刘宝瑞在1944年曾在济南晨光茶社演出，彼时的晨光茶社穴头虽然是李寿增，但掌权的是孙少林夫妇。孙少林这个人脾气不太好还口无遮拦，因此他和刘宝瑞交恶。
刘宝瑞气愤不过干脆在晨光茶社附近开了一个共乐茶社，他从北京天津搬来了一帮大腕如张寿臣阎笑儒等人站台，两家茶社开始打擂台。孙少林则从北京搬来了郭荣起和白罗锅组合（白全福、罗荣寿、郭全宝）增援，其实两边很多人都认识，李寿增还是张寿臣代拉师弟，到最后还是以刘宝瑞的失败告终。
而北侯南张中少林的直接交集不多，只是坊间有传闻孙少林曾在后台截住侯宝林挑衅：都说你柳活儿好，你给我唱几句黑头听听。当时侯宝林就怔住了：没有。
张永熙曾在一次演出后受到主办方的夸奖：您老真是南方的侯宝林啊。结果一巴掌拍在马腿上了，张永熙回敬一句：侯宝林就是北方的张永熙喽。
三人之间最深刻的交集则是孙少林的儿子孙小林拜师张永熙。
此外，孙少林的孙子孙承林则拜师李伯祥，这样侯耀文就成了孙承林的同门（赵佩茹）师叔。
亲不亲，打断骨头连着筋。
比方说相声几大重镇里，大家好歹知道沈阳有杨振华金炳昶，像郑好师父王志涛和范伟师父陈连仲知道的人就不多，而到了济南甚至南方则更是如此。相声界有一句话叫：“过河减半，过江全完”，越往南生意越不好做。但事实上在济南、在南京还确实有相声大师的存在，而且他们的相声水平还很高，有多高呢？至少和侯宝林齐名甚至还有胜之的地方。
这就是北侯南张中少林的另外两位，孙少林和张永熙。
一、 生平师承
孙少林和张永熙同岁，他们都是1923年生，张永熙生于北京，孙少林生于天津。巧合的是两人都是在1932年九岁时拜师说相声，孙少林师父是“李大车”李寿增，张永熙师父是赵寿舫。其中孙少林和侯宝林还是同一位师爷焦德海。
孙少林小时候没有艺名，一直用乳名大来子行走江湖，直到1941年他随师父李寿增到济南说相声，临走之前马三立给他们师徒送行，酒桌上给他起了一个艺名孙少林，希望他“三拳打出少林寺，一炮走红济南府”。
马三立说的还真准，孙少林此后还真的一炮走红济南府，在这里他是如鱼得水还交上了桃花运娶了梅花大鼓知名艺人刘艳霞，当时刘艳霞已经红透山东。1943年，在刘艳霞的资助下孙少林开了济南相声史上最有名的“晨光茶社”。
多说一下，这位刘艳霞从小在北京长大，她比孙少林成名早很多，她还是金文声岳父的干女儿，所以金文声喊孙少林一声姐夫。刘艳霞为晨光茶社可谓呕心沥血，她不仅亲自上台表演相声《杂学唱》《学评戏》等节目，还帮助丈夫培养晨光茶社里的小演员，比如赵振铎和李伯祥从小就受到过刘艳霞的照顾。
由于晨光茶社的关系孙少林算是定居济南了，解放后常宝堃牺牲以后，据说孙少林曾经想回天津发展，但种种原因他又回到了济南，也正是这个原因让他虽然红透山东但在全国却名气不大。
张永熙9岁拜师以后一直跟着师父在全国各地流浪卖艺为生，一直到1950年他定居南京，中间只短暂去过上海从此就以南京为家。虽然南京夫子庙和天津三不管北京天桥一样是相声艺人的天堂，但解放后相声主要影响力还是集中到了北京，或者干脆直接说集中到了中央广播说唱团里。因此红透南京和上海长三角的张永熙也是在全国名气不大。
二、 艺术水准
之所以有北侯南张中少林的说法，一方面是指他们三人的相声水准高，另一方面和他们的特点也有关，那就是都是擅长柳活儿的大师。
孙少林拿手的段子如《汾河湾》《闹公堂》《山东二黄》等都是柳活儿为主，他的相声特点是文活武使，在台上的表演风格和马志明有点儿像，比方说《汾河湾》，他能翻着跟头出场，而且他也擅长演绎经典《大保镖》。
张永熙除了唱之外，他还能使京胡、三弦等乐器，单弦和各种大鼓都是他比较擅长的，而因为在南方的原因，他还比较擅长评弹。他的嗓音沙哑中带着尖细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被誉为相声界的江南旗。
综合考量的话，孙少林和张永熙的柳活儿的专业程度上不亚于侯宝林，而在会的门类和曲目上甚至还要胜过侯宝林一筹。因此在上世纪就有了北侯南张中少林的说法，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说法是，相声界柳活儿最好的演员有三个半，分别是孙少林，张永熙，王树田，半个是侯宝林。
王树田是天津人，解放后定居武汉因此名气更小，但他的京剧是得到过梅兰芳指点的，大鼓是和刘宝全学过的，马连良晚年曾经对学生说：想知道我年轻时唱得什么样，听王树田的相声就行。可见其柳活儿艺术水平之高。
不过话说回来，侯宝林对于相声界的贡献远不是说相声这一件事，不论是相声改革还是相声理论研究方面，他都是相声行的大功臣。我们对待此问题还是要全面客观的看待。
三、 三人之间的联系
北侯南张中少林在相声史上交集不是很多，但也传下来一些轶事。
比如关于刘宝瑞的。巧合的是，北侯南张中少林三个人都曾和刘宝瑞有过深刻的交集。刘宝瑞堪称相声界熟人最多的人，他年轻时和马三立一起跑码头，在北京和郭荣起搭档，带着高元钧苏文茂一起去香港走穴，跟张傻子一起在河南演出，在北京看业余演出首先发现了马季等，侯宝林和刘宝瑞的交情就不用多说了，说说张永熙和孙少林。
刘宝瑞解放后一开始也是定位在了南京，他和张永熙关立明成为南京曲艺团的台柱子，当时被观众称为南京相声“刘关张”。不过三个人只在一起呆了两年，随着南京曲艺团暂时解散，关张去了上海，刘宝瑞回了北京。
而刘宝瑞和孙少林则一起上演了相声界最大一起“内讧”。刘宝瑞在1944年曾在济南晨光茶社演出，彼时的晨光茶社穴头虽然是李寿增，但掌权的是孙少林夫妇。孙少林这个人脾气不太好还口无遮拦，因此他和刘宝瑞交恶。
刘宝瑞气愤不过干脆在晨光茶社附近开了一个共乐茶社，他从北京天津搬来了一帮大腕如张寿臣阎笑儒等人站台，两家茶社开始打擂台。孙少林则从北京搬来了郭荣起和白罗锅组合（白全福、罗荣寿、郭全宝）增援，其实两边很多人都认识，李寿增还是张寿臣代拉师弟，到最后还是以刘宝瑞的失败告终。
而北侯南张中少林的直接交集不多，只是坊间有传闻孙少林曾在后台截住侯宝林挑衅：都说你柳活儿好，你给我唱几句黑头听听。当时侯宝林就怔住了：没有。
张永熙曾在一次演出后受到主办方的夸奖：您老真是南方的侯宝林啊。结果一巴掌拍在马腿上了，张永熙回敬一句：侯宝林就是北方的张永熙喽。
三人之间最深刻的交集则是孙少林的儿子孙小林拜师张永熙。
此外，孙少林的孙子孙承林则拜师李伯祥，这样侯耀文就成了孙承林的同门（赵佩茹）师叔。
亲不亲，打断骨头连着筋。
认清网络谣言传播新特点
#柘城城市服务台#
移动互联网时代，技术迅猛发展。社交媒体平台使信息的传递变得简单快捷，网络用户能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发布、接收、传播消息，而智能手机的普及更是让人人都可以在网络上分享观点、表达情绪，但随之也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网络谣言即为一例。尤其是在各类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传播网络谣言就具有不可低估的社会影响力。谣言不仅可以通过不实消息误导公众，而且可能引发群体的恐慌，进而造成严重的社会舆情，带来社会心理的不稳定，网络谣言借助网络传播的快捷性和广泛的覆盖面，更加容易引起社会的不和谐。这就需要我们深入研究传播的路径和特点，运用法律等手段严肃整治网络谣言。
网络谣言为什么能传播
谣言自古有之，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媒介，贯穿在人类传播活动的历史长河中。关于谣言的界定，没有统一的说法。有人认为谣言是一种未经证实的消息，有人认为谣言是“集体交易”之后产生的“即兴新闻”，有人将谣言等同于虚假信息。我国司法体系将谣言认定为未经证实的虚假信息。《刑法修正案（九）》新增加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对散布谣言者的法律责任也进行了界定。综合来看，网络谣言是一种真实性未经传播者本人证实或相关证据证明的信息，但并非都是虚假信息。尽管关于谣言的界定争议不断，但是大众对于“网络谣言的本质是谣言”则看法一致。
对于谣言被传播的原因亦是众说纷纭。根据2018年选取的12.6万条推文的研究发现，虚假新闻被转发的可能性比真实信息高出70%。研究者还发现，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新奇性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并鼓励信息分享。新奇的信息不仅令人惊奇，而且被认为更有“价值”。新奇性可能不是假新闻被转发的唯一原因，但是虚假信息比真实新闻更为新奇，从而更可能被转发。尤其是网络谣言中往往带有不少敏感字眼，会大大诱发人的猎奇心理，从而更易于扩散传播。
同时，也应看到在社交媒体造就的“茧房”内部，人们的价值观越来越相似，与观点相左的信息逐渐消弭，事实在经过无数次再阐释甚至故意扭曲与篡改之后不再是新闻的内核，而情感、观点、立场成为新的核心。主观性的内容通过修辞、虚拟、煽情等手段被包装成具有合法性、正当性的观点，真相本身已不再重要。人类进入“后真相”时代，人在“信息茧房”中待久了，群体极化就会出现，具有相同价值观的人会整体变得更加极端，导致新一轮“恶性循环”，会使辟谣和纠错变得更加困难。
网络谣言是怎样传播的
在谣言传播研究中有一个被普遍认可、广泛使用的传播模型。即谣言 =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谣言传播的两个因素之间是乘法关系，假如重要性等于零，或者事件本身并非含糊不清，谣言就不会产生；如果事件确定，模糊程度越高，其传播程度越高。此种情况下如果政府信息公开不够及时，那么他们更容易信谣，或者抱着宁可信其有的心态随手转发，这样就会令该谣言迅速散布和传播。
谣言还涉及了群体行为心理学的一个概念“社会流瀑”，它展示了一个具有共同起源的完整转发链。例如，一些不实的传言最初通过编辑、转发，就有了谣言传播的第一个“流瀑”，此后谣帖继续被很多不明真相的营销公众号疯狂转发，谣言有了更多的“流瀑”，扩散级别一直在增加。从谣言的传播路径看，当一则谣言被转发时，它就像涟漪扩散一样开启了病毒式传播路径。谣言因而成为“眼球经济”和“注意力经济”下最有效吸引用户和流量的方式之一。
网络谣言表达的新特点
谣言的叙事结构往往会用“标题党”式题目，紧扣受众心理，常常制作得耸人听闻，制造了悬念，用以来达到鼓动性呼吁或者吸引眼球的目的。此外，网络谣言还经常以故事化导入、利用专家和知名人士的名头构筑谣言议题的场景，这种做法致使议题的日常化和普遍性比议题本身的重要程度更具传播动力，因为这些话题更具有“感同身受”的谈资意义。可见，网络谣言与日常生活的相关度越强，谣言被传播的频度越高。
在移动化、社交化、智能化与视频化的传播格局下，网络谣言治理面临新挑战，要下大力气。
第一，政府以权威信息填补信息的“空窗期”。最先被人们接受到的信息会构成人们对某一事件的最初印象，并长时间在人脑中占据主导地位，即使后输入的信息被证明是正确的，也会带有最初信息的痕迹。例如，在突发公共事件爆发初期如果不能在第一时间传达给受众就会形成信息“空窗期”，人们在“空窗期”会尽可能收集对突发事件的各种解释，谣言由此而生。应对信息“空窗期”，一是赋予民众知情权，这是网络谣言治理的首要举措。政府通过官方媒体、新闻发布会等方式主动应对谣言，对不实消息予以澄清，对已经发生的谣言进行证伪。只有让真实信息告白于天下，才能掐断谣言滋生的土壤。二是通过政府信息公开，增强信息透明度，扩大民众信息来源，压缩谣言存在空间。三是政府发布信息要与时间赛跑，建立起针对谣言的快速反应机制，在第一时间内将权威信息传达给公众，如此才能在黄金时间内切断谣言传播链，及时消除谣言的消极影响。
第二，打造一个多元化沟通平台，这是降低谣言发生频率的有效手段。谣言不同于谎言，它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普遍的社会舆论。因此，一味封堵、粗暴对待网络谣言或者试图通过暴力性强制手段禁止个人的自由对话，是治标不治本的，不仅不能消灭谣言，反而可能会激发网民的心理抵触和言论反弹，导致谣言治而不灭和卷土重来。解决网络谣言问题，只有让民众的不同意见和观点得到充分交流，民众和政府都了解彼此的意图和诉求，对事件的解释才不至于产生过大的偏差，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民众的恐慌和焦虑心理。为此，一方面打造谣言治理平台，发布消息，加强和网民沟通，对民众诉求及时做出回应。另一方面，政府、民众和网络社团充分合作，形成社会共治谣言的局面。网络社团在遇到网络谣言时，利用组织中的每个“节点”进行信息沟通和交流，从而开展网络辟谣活动。
第三，法制与网民自律相结合。进一步加强治理谣言的法律体系建设。有效治理谣言需要根据网络谣言传播情况，及时对新情况新问题予以跟进，制定或修订相关法律。辟谣也不能光靠政府，生活中网上好多谣言和政府没啥关系。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谣言不是茶余饭后的谈资，造谣传谣行为违反了互联网有关规定，严重的还可能构成违法犯罪。唯有用户自律，时刻提醒自己对于可疑信息保持谨慎克制，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才能有效地从谣言的源头和传播末端止谣和治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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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时代，技术迅猛发展。社交媒体平台使信息的传递变得简单快捷，网络用户能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发布、接收、传播消息，而智能手机的普及更是让人人都可以在网络上分享观点、表达情绪，但随之也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网络谣言即为一例。尤其是在各类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传播网络谣言就具有不可低估的社会影响力。谣言不仅可以通过不实消息误导公众，而且可能引发群体的恐慌，进而造成严重的社会舆情，带来社会心理的不稳定，网络谣言借助网络传播的快捷性和广泛的覆盖面，更加容易引起社会的不和谐。这就需要我们深入研究传播的路径和特点，运用法律等手段严肃整治网络谣言。
网络谣言为什么能传播
谣言自古有之，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媒介，贯穿在人类传播活动的历史长河中。关于谣言的界定，没有统一的说法。有人认为谣言是一种未经证实的消息，有人认为谣言是“集体交易”之后产生的“即兴新闻”，有人将谣言等同于虚假信息。我国司法体系将谣言认定为未经证实的虚假信息。《刑法修正案（九）》新增加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对散布谣言者的法律责任也进行了界定。综合来看，网络谣言是一种真实性未经传播者本人证实或相关证据证明的信息，但并非都是虚假信息。尽管关于谣言的界定争议不断，但是大众对于“网络谣言的本质是谣言”则看法一致。
对于谣言被传播的原因亦是众说纷纭。根据2018年选取的12.6万条推文的研究发现，虚假新闻被转发的可能性比真实信息高出70%。研究者还发现，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新奇性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并鼓励信息分享。新奇的信息不仅令人惊奇，而且被认为更有“价值”。新奇性可能不是假新闻被转发的唯一原因，但是虚假信息比真实新闻更为新奇，从而更可能被转发。尤其是网络谣言中往往带有不少敏感字眼，会大大诱发人的猎奇心理，从而更易于扩散传播。
同时，也应看到在社交媒体造就的“茧房”内部，人们的价值观越来越相似，与观点相左的信息逐渐消弭，事实在经过无数次再阐释甚至故意扭曲与篡改之后不再是新闻的内核，而情感、观点、立场成为新的核心。主观性的内容通过修辞、虚拟、煽情等手段被包装成具有合法性、正当性的观点，真相本身已不再重要。人类进入“后真相”时代，人在“信息茧房”中待久了，群体极化就会出现，具有相同价值观的人会整体变得更加极端，导致新一轮“恶性循环”，会使辟谣和纠错变得更加困难。
网络谣言是怎样传播的
在谣言传播研究中有一个被普遍认可、广泛使用的传播模型。即谣言 =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谣言传播的两个因素之间是乘法关系，假如重要性等于零，或者事件本身并非含糊不清，谣言就不会产生；如果事件确定，模糊程度越高，其传播程度越高。此种情况下如果政府信息公开不够及时，那么他们更容易信谣，或者抱着宁可信其有的心态随手转发，这样就会令该谣言迅速散布和传播。
谣言还涉及了群体行为心理学的一个概念“社会流瀑”，它展示了一个具有共同起源的完整转发链。例如，一些不实的传言最初通过编辑、转发，就有了谣言传播的第一个“流瀑”，此后谣帖继续被很多不明真相的营销公众号疯狂转发，谣言有了更多的“流瀑”，扩散级别一直在增加。从谣言的传播路径看，当一则谣言被转发时，它就像涟漪扩散一样开启了病毒式传播路径。谣言因而成为“眼球经济”和“注意力经济”下最有效吸引用户和流量的方式之一。
网络谣言表达的新特点
谣言的叙事结构往往会用“标题党”式题目，紧扣受众心理，常常制作得耸人听闻，制造了悬念，用以来达到鼓动性呼吁或者吸引眼球的目的。此外，网络谣言还经常以故事化导入、利用专家和知名人士的名头构筑谣言议题的场景，这种做法致使议题的日常化和普遍性比议题本身的重要程度更具传播动力，因为这些话题更具有“感同身受”的谈资意义。可见，网络谣言与日常生活的相关度越强，谣言被传播的频度越高。
在移动化、社交化、智能化与视频化的传播格局下，网络谣言治理面临新挑战，要下大力气。
第一，政府以权威信息填补信息的“空窗期”。最先被人们接受到的信息会构成人们对某一事件的最初印象，并长时间在人脑中占据主导地位，即使后输入的信息被证明是正确的，也会带有最初信息的痕迹。例如，在突发公共事件爆发初期如果不能在第一时间传达给受众就会形成信息“空窗期”，人们在“空窗期”会尽可能收集对突发事件的各种解释，谣言由此而生。应对信息“空窗期”，一是赋予民众知情权，这是网络谣言治理的首要举措。政府通过官方媒体、新闻发布会等方式主动应对谣言，对不实消息予以澄清，对已经发生的谣言进行证伪。只有让真实信息告白于天下，才能掐断谣言滋生的土壤。二是通过政府信息公开，增强信息透明度，扩大民众信息来源，压缩谣言存在空间。三是政府发布信息要与时间赛跑，建立起针对谣言的快速反应机制，在第一时间内将权威信息传达给公众，如此才能在黄金时间内切断谣言传播链，及时消除谣言的消极影响。
第二，打造一个多元化沟通平台，这是降低谣言发生频率的有效手段。谣言不同于谎言，它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普遍的社会舆论。因此，一味封堵、粗暴对待网络谣言或者试图通过暴力性强制手段禁止个人的自由对话，是治标不治本的，不仅不能消灭谣言，反而可能会激发网民的心理抵触和言论反弹，导致谣言治而不灭和卷土重来。解决网络谣言问题，只有让民众的不同意见和观点得到充分交流，民众和政府都了解彼此的意图和诉求，对事件的解释才不至于产生过大的偏差，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民众的恐慌和焦虑心理。为此，一方面打造谣言治理平台，发布消息，加强和网民沟通，对民众诉求及时做出回应。另一方面，政府、民众和网络社团充分合作，形成社会共治谣言的局面。网络社团在遇到网络谣言时，利用组织中的每个“节点”进行信息沟通和交流，从而开展网络辟谣活动。
第三，法制与网民自律相结合。进一步加强治理谣言的法律体系建设。有效治理谣言需要根据网络谣言传播情况，及时对新情况新问题予以跟进，制定或修订相关法律。辟谣也不能光靠政府，生活中网上好多谣言和政府没啥关系。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谣言不是茶余饭后的谈资，造谣传谣行为违反了互联网有关规定，严重的还可能构成违法犯罪。唯有用户自律，时刻提醒自己对于可疑信息保持谨慎克制，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才能有效地从谣言的源头和传播末端止谣和治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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