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海调查|#青海# 小娃托育难题应该如何破解？】随着二孩、三孩政策落地，家长育儿观念不断改变，托育市场需求日益增大，0岁至3岁孩子的托育问题成为很多人关注的焦点。当前，我省的托育市场发展如何？面临哪些发展困境和问题？面对困难，又该如何破解？
妈妈的烦恼
3月23日，家住西宁市昆仑东路的冯女士，正在为一件难心事纠结。
冯女士是一名一岁半孩子的妈妈，此前孩子一直由婆婆帮忙照顾。前不久，婆婆突然腰部不适，需要休养，而父母那边也腾不出时间来帮着带孩子。这让身为上班族的冯女士犯了难：请保姆，费用太高，开销难以承担；送去托育机构，孩子太小，自己又不放心。
也正因为这件烦恼事，原本打算要二胎的冯女士，打消了这个念头。与冯女士不同的是，90后的高颖，有个两岁的女儿，父母虽然愿意带，但两代人常常因为育儿观念不同发生矛盾。高颖觉得父母过分溺爱孩子，而父母也因她的挑剔心生不满。
34岁的徐莉有两个孩子，儿子5岁，女儿不到3岁。因为夫妻俩都要上班，孩子没人带，女儿不到两岁就送去了家门口的私立幼儿园。“现在经济压力大，辞职在家带娃不现实。”徐莉说，送女儿去幼儿园前，她曾找过托育机构，但家附近没有合适的选择，太远的托育机构又需要考虑上下班接送的问题。
记者随机采访了20名80后、90后父母，其中有13名家长称，家庭曾因谁带孩子发生矛盾，而11名家长表示，正由于没有足够精力带孩子，所以拒绝生二胎。此外，有8名家长说，对私立托育机构安全和保障问题心存疑虑，而且私立托育机构收费普遍较高。
园长的尴尬
3月24日10时许，西宁市童心婴幼儿托育中心，两岁的贝贝（化名）正在和小伙伴拼积木。看到别的小朋友在旁边的活动区域滑滑梯，贝贝也跑了过去。在两名老师和1名保育老师的带领下，孩子们开始了游戏时间。
童心婴幼儿托育中心负责人王亚巧介绍，托育中心总建筑面积800多平方米，是针对0岁至6岁婴幼儿托幼一体化的园所，根据家庭的实际需求，可以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等多样化的婴幼儿照护服务。
“我们中心，3岁以下孩子的托位有50个，但目前只有5个孩子。”王亚巧说，开办托育中心之初，他们做过一次调研，周围小区3岁以下的幼儿有1000多名，但很多家长对托育服务并不了解，没有想送孩子入托的想法。
记者走访发现，招生难是托育机构的共性问题。西宁市瑞馨婴幼儿托育中心占地约1000平方米，分上下两层区域，托育中心配备了生活用房、服务管理用房和供应用房以及足够宽敞的活动场地。此外还配有消洗间、晨检室、家庭咨询室等。
瑞馨婴幼儿托育中心负责人王顺兰说，他们主要托育1.5岁至3岁的孩子，以本小区的孩子为主，因为托育中心今年才投入使用，虽然设置了50个托位，但目前只有8个孩子，远远没达到预期人数。
记者调查发现，入托需求高，但入托率低，是当前托育行业面临的困境。在不少家长看来，孩子太小，不放心把孩子送去托育中心。此外，家长的顾虑也源于对当前托育机构专业性的疑虑，对从业者的资质不放心。
多家幼儿托育机构的负责人表示，托育行业有两个问题，一方面是托育需求总体缺口大，另一方面是一些托育机构“吃不饱”。此外，这两年，受疫情和资金问题的影响，不少托育机构因为投资大、回报少先后倒闭。家长看上的托育机构，一般收费比较高，而收费低的机构，家长又对硬件软件不放心，纠结再三，最终选择不送孩子去托育机构。
市场的矛盾
据青海省卫生健康委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年底，全省0岁至3岁婴幼儿有21万名，全省可提供0岁至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的各类机构共65家，共设置托位数5517个。虽然我省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仍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
托育服务有需求，但收费并不是所有家长都能承担起的。“孩子两岁半，一直是我自己带，今年想把孩子送到托育机构。看了附近两家机构，环境挺好，但托育费加上餐费要用去家庭收入的一大半。真希望普惠性托育机构多一点，让我们的孩子能上得起就好了。”西宁市民张女士说。
记者了解到，西宁市场七成以上的都是营利性托育机构，普惠性托育机构占不到三成，这两类托育机构主要为1.5岁至3岁的孩子提供全日托、半日托等服务，托育服务时间大多在8时至18时。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地理位置、专业师资、硬件设施、功能配套以及课程内容等方面。目前，西宁托育市场大多数机构根据托育家庭的需要，按月卡、季卡、半年卡、年卡等方式收费，收费每月1500元至4500元不等。
“得益于政府对普惠性托育机构的政策支持，我们托育中心的收费标准为每个月1500元，相较于其他私立托育中心价格要低，但要盈利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王顺兰说，普惠性托育机构的关键在于普惠，既要保证高质量的托育服务，价格也要让大部分家长接受。
对于托育机构来说，3岁以下的孩子很难带，安全隐患多，一旦出现问题，便难以厘清。“2019年托育行业才慢慢开始建立市场，目前仍处于发展阶段，虽然很多家庭有托育方面的需求，但大部分家长的托育意识不强，所以托育中心的数量、规模也不算大。”西宁市茂楷婴童学苑夏都区负责人巫女士说。
多名业内人士表示，托育机构大多分布在城镇地区，托育服务资源与群众需求间存在较大供需矛盾，托育服务还有不少的发展瓶颈。同时，托育机构由于运营模式尚不成熟，普遍面临投资回报期长、资金吃紧、人才不足、培训成本高、生源不稳定等情况，再加上托育服务收费政策不完善，从事托育服务的人员缺口、流动性较大，托育服务队伍整体素质偏低以及部分家庭对高收费难以承受，导致托育贵、托育难等问题。
待解的难题
三孩生育政策实施后，婴幼儿照护、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等工作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当前，我省相关工作推进如何？
3月25日，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2022年青海省民生实事工程，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一级巡视员王虎在答记者问时介绍，省卫生健康委作为牵头单位，将协调省直各部门，以“十四五”规划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4.5个为目标，持续推进普惠性托育机构建设和服务。
增设托育机构。通过直接投资建设、支持单位建设、鼓励社会力量建设等多种途径，鼓励社会资本注入，增设托育机构，提升接纳婴幼儿入托能力，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加强社区服务。依托社区建设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的社区托育点或设置临时性托管站，为生育家庭提供类型多样的看护服务。
为进一步完善托育服务体系，就要加大“托幼一体化”“托育联合体”建设力度，省卫生健康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处相关负责人李娟建议，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在满足区域内3岁至6岁儿童入园需求基础上进行改、扩建，开设托班，加大公办托育服务机构建设力度，制定支持企业举办托育机构的政策措施。
同时，加强从业人员队伍建设。一方面，加大源头供给力度，重点依托现有高校、职业院校扩大招生规模，促进职业教育发展。另一方面，加大非学历在职人员培训力度，重点依托开放大学系统开展培训。同时，根据婴幼儿照护在大部分家庭的实际情况，加强对婴幼儿父母（或看护者）的照护知识、技能培训。（西海全媒体记者 徐变银 文/图）
妈妈的烦恼
3月23日，家住西宁市昆仑东路的冯女士，正在为一件难心事纠结。
冯女士是一名一岁半孩子的妈妈，此前孩子一直由婆婆帮忙照顾。前不久，婆婆突然腰部不适，需要休养，而父母那边也腾不出时间来帮着带孩子。这让身为上班族的冯女士犯了难：请保姆，费用太高，开销难以承担；送去托育机构，孩子太小，自己又不放心。
也正因为这件烦恼事，原本打算要二胎的冯女士，打消了这个念头。与冯女士不同的是，90后的高颖，有个两岁的女儿，父母虽然愿意带，但两代人常常因为育儿观念不同发生矛盾。高颖觉得父母过分溺爱孩子，而父母也因她的挑剔心生不满。
34岁的徐莉有两个孩子，儿子5岁，女儿不到3岁。因为夫妻俩都要上班，孩子没人带，女儿不到两岁就送去了家门口的私立幼儿园。“现在经济压力大，辞职在家带娃不现实。”徐莉说，送女儿去幼儿园前，她曾找过托育机构，但家附近没有合适的选择，太远的托育机构又需要考虑上下班接送的问题。
记者随机采访了20名80后、90后父母，其中有13名家长称，家庭曾因谁带孩子发生矛盾，而11名家长表示，正由于没有足够精力带孩子，所以拒绝生二胎。此外，有8名家长说，对私立托育机构安全和保障问题心存疑虑，而且私立托育机构收费普遍较高。
园长的尴尬
3月24日10时许，西宁市童心婴幼儿托育中心，两岁的贝贝（化名）正在和小伙伴拼积木。看到别的小朋友在旁边的活动区域滑滑梯，贝贝也跑了过去。在两名老师和1名保育老师的带领下，孩子们开始了游戏时间。
童心婴幼儿托育中心负责人王亚巧介绍，托育中心总建筑面积800多平方米，是针对0岁至6岁婴幼儿托幼一体化的园所，根据家庭的实际需求，可以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等多样化的婴幼儿照护服务。
“我们中心，3岁以下孩子的托位有50个，但目前只有5个孩子。”王亚巧说，开办托育中心之初，他们做过一次调研，周围小区3岁以下的幼儿有1000多名，但很多家长对托育服务并不了解，没有想送孩子入托的想法。
记者走访发现，招生难是托育机构的共性问题。西宁市瑞馨婴幼儿托育中心占地约1000平方米，分上下两层区域，托育中心配备了生活用房、服务管理用房和供应用房以及足够宽敞的活动场地。此外还配有消洗间、晨检室、家庭咨询室等。
瑞馨婴幼儿托育中心负责人王顺兰说，他们主要托育1.5岁至3岁的孩子，以本小区的孩子为主，因为托育中心今年才投入使用，虽然设置了50个托位，但目前只有8个孩子，远远没达到预期人数。
记者调查发现，入托需求高，但入托率低，是当前托育行业面临的困境。在不少家长看来，孩子太小，不放心把孩子送去托育中心。此外，家长的顾虑也源于对当前托育机构专业性的疑虑，对从业者的资质不放心。
多家幼儿托育机构的负责人表示，托育行业有两个问题，一方面是托育需求总体缺口大，另一方面是一些托育机构“吃不饱”。此外，这两年，受疫情和资金问题的影响，不少托育机构因为投资大、回报少先后倒闭。家长看上的托育机构，一般收费比较高，而收费低的机构，家长又对硬件软件不放心，纠结再三，最终选择不送孩子去托育机构。
市场的矛盾
据青海省卫生健康委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年底，全省0岁至3岁婴幼儿有21万名，全省可提供0岁至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的各类机构共65家，共设置托位数5517个。虽然我省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仍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
托育服务有需求，但收费并不是所有家长都能承担起的。“孩子两岁半，一直是我自己带，今年想把孩子送到托育机构。看了附近两家机构，环境挺好，但托育费加上餐费要用去家庭收入的一大半。真希望普惠性托育机构多一点，让我们的孩子能上得起就好了。”西宁市民张女士说。
记者了解到，西宁市场七成以上的都是营利性托育机构，普惠性托育机构占不到三成，这两类托育机构主要为1.5岁至3岁的孩子提供全日托、半日托等服务，托育服务时间大多在8时至18时。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地理位置、专业师资、硬件设施、功能配套以及课程内容等方面。目前，西宁托育市场大多数机构根据托育家庭的需要，按月卡、季卡、半年卡、年卡等方式收费，收费每月1500元至4500元不等。
“得益于政府对普惠性托育机构的政策支持，我们托育中心的收费标准为每个月1500元，相较于其他私立托育中心价格要低，但要盈利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王顺兰说，普惠性托育机构的关键在于普惠，既要保证高质量的托育服务，价格也要让大部分家长接受。
对于托育机构来说，3岁以下的孩子很难带，安全隐患多，一旦出现问题，便难以厘清。“2019年托育行业才慢慢开始建立市场，目前仍处于发展阶段，虽然很多家庭有托育方面的需求，但大部分家长的托育意识不强，所以托育中心的数量、规模也不算大。”西宁市茂楷婴童学苑夏都区负责人巫女士说。
多名业内人士表示，托育机构大多分布在城镇地区，托育服务资源与群众需求间存在较大供需矛盾，托育服务还有不少的发展瓶颈。同时，托育机构由于运营模式尚不成熟，普遍面临投资回报期长、资金吃紧、人才不足、培训成本高、生源不稳定等情况，再加上托育服务收费政策不完善，从事托育服务的人员缺口、流动性较大，托育服务队伍整体素质偏低以及部分家庭对高收费难以承受，导致托育贵、托育难等问题。
待解的难题
三孩生育政策实施后，婴幼儿照护、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等工作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当前，我省相关工作推进如何？
3月25日，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2022年青海省民生实事工程，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一级巡视员王虎在答记者问时介绍，省卫生健康委作为牵头单位，将协调省直各部门，以“十四五”规划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4.5个为目标，持续推进普惠性托育机构建设和服务。
增设托育机构。通过直接投资建设、支持单位建设、鼓励社会力量建设等多种途径，鼓励社会资本注入，增设托育机构，提升接纳婴幼儿入托能力，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加强社区服务。依托社区建设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的社区托育点或设置临时性托管站，为生育家庭提供类型多样的看护服务。
为进一步完善托育服务体系，就要加大“托幼一体化”“托育联合体”建设力度，省卫生健康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处相关负责人李娟建议，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在满足区域内3岁至6岁儿童入园需求基础上进行改、扩建，开设托班，加大公办托育服务机构建设力度，制定支持企业举办托育机构的政策措施。
同时，加强从业人员队伍建设。一方面，加大源头供给力度，重点依托现有高校、职业院校扩大招生规模，促进职业教育发展。另一方面，加大非学历在职人员培训力度，重点依托开放大学系统开展培训。同时，根据婴幼儿照护在大部分家庭的实际情况，加强对婴幼儿父母（或看护者）的照护知识、技能培训。（西海全媒体记者 徐变银 文/图）
《我的越秀山故事》征文连载（39）| “五层楼”撤兵 开博物馆
文/图 胡荣华
1913年，越秀山曾被军阀龙济光划为军事重地，禁止市民入内。
一、越秀山曾堡垒林立重兵把守
1929年2月11日，农历大年初二，筹备不足半年的广州市立博物馆正式对社会公众开放，引起极大的社会关注。不仅《广州民国日报》等广州本地媒体对此事开展了连篇累牍的报道，就连远在天津的《北洋画报》，也及时将这个消息公之于众，称这家建在名胜古迹上的博物馆“始克告成，已于元旦开幕，任人游览”，向生活在北方工商业中心城市的人们传递这一中国文化界的盛事。
在广州市立博物馆筹建过程中，当时主政广东的李济深发挥了重要作用。1885年出生的广西人李济深，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要创始人，早年就读于保定咨府军官学校，毕业后曾赴日本留学，受孙中山引导走上革命道路。北伐时期，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留守主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他所领导的第四军，因在北伐中的卓著表现，被赞为“铁军”名满天下。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积极响应中共号召，主张国共合作，一致抗日。
同时，李济深也是一位文化爱好者，曾有“天风佛我若为容，立马名山第一峰，回望竹深沉碧海，却疑松古化苍龙”的佳句流传。
孙中山逝世后，在国民革命根据地广东，掀起了一场以纪念孙中山、构筑革命文化、发扬南中华文化为核心内容的文化设施建设热。时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兼广东省主席的李济深，选址于风景名胜云集的越秀山南麓，开始依次推进。
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广东革命党人纷纷宣布讨袁。袁世凯任命龙济光为广东宣抚使。龙济光率部进入广州后，向据守在越秀的讨袁军进攻，讨袁军不支，撤离广州。随后，越秀山也被龙划为军事重地，建筑堡垒加派重兵把守，禁止民众游览。越秀山上包括镇海楼（五层楼）在内的许多古迹也因日久失修，渐趋圯塌。
对此，1928年应李济深之聘担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广东通志馆馆长、广东省政府委员的近代著名报人黄觉，在《重修镇海楼记》中说：
“辛亥以还，龙济光据粤，于楼之西南筑镇武楼，置炮石火药，布逻骑，禁樵采，而楼逐荒。其后八九年兵火不绝，争城者必争山，楼乃没为马槽军灶矣。”
这是越秀山上的镇海楼及其周边古迹继明朝中期被火焚毁、清顺治平藩之乱后的第三次历史浩劫。
二、用英国水泥加固五层楼
李济深主政广东后，应当地士绅和民众要求，先是撤去越秀山上的驻兵，在越秀山上筹建了孙总理纪念园，1926年12月，在纪念园基础上经向市民和华侨筹款扩建而成的越秀公园（时称中山公园）正式对公众开放；接着提议在山麓孙中山任大总统时的总统府所在地建筑中山纪念堂、在山顶建筑中山纪念碑，在山岭建筑纪念辛亥革命将领邓仲元的仲元图书馆。
在规划这批广州早期文化设施的过程中，李济深吸纳了时任广州市政委员会委员长林云陔和时任广州市教育局局长陆幼刚修复镇海楼、在楼上建立广州博物馆的建议。
林云陔是广东省信宜人，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到美国留过学，1920年后，一度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在民初政治家中，他以品行和实干著称。1927年5月20日，林云陔第二次出任广州市政委员会委员长，兼广东省政府民政厅长。他没有政治野心，也没有实际兵权，以“不多言”且勤勉实干的为政风格，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广州的市政建设上，任上草拟了《广州市政府施政计划书》。镇海楼历经兵荒马乱之后的破败，引发了林云陔保护、修复名胜古迹的责任感。1928年，他向李济深任主席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提出了修复镇海楼的议案。对此，黄觉也证实“林云陔任广州市长，叹斯楼倾圮，建议修复……请于政治会议广州分会”，获得通过。
陆幼刚是北京大学的文科毕业生。1928年，广州市教育局局长任上的陆幼刚草拟了筹设广州市立博物院的提议，其中称：
“广州为我国岭南文化中枢，际兹训政伊始，举凡启发民智之事业，自宜尽量建设，次第举行……且各国都市，均有宏伟之博物馆，即吾国北平市，亦有古物陈列之所。现拟在本市设立完备之博物院一所，模型世界今古特产异物、风俗历史之特征、雕刻、绘画、工艺等美术陈列。院内任人观览，附以注释，借以启发民智，引起国民研究学术兴趣。”
意思是，为开启民智，各国大都市均建设宏伟的博物馆。作为政府新政的重要举措，北京、天津、上海等中国大城市，也相继开办公立博物馆，供市民观摩文化，而当时的广州尚没有一座体现岭南地区地域文化特色的博物馆。陆幼刚的提议放眼全球，阐明了在广州建设一座博物馆的必要性，同时勾画了博物馆展陈的内容，明确了博物馆创办的初衷。
经李济深和林云陔首可，经广州市工务局和教育局共同筹划，博物馆定址越秀山镇海楼。被誉为“五岭以南第一楼”和“岭南第一胜概”的镇海楼，又名“五层楼”，是广州著名古建筑，为明朝洪武十三年（1380年）永嘉侯朱亮祖为修缮广州城，在北城垣拓展至越秀山的最高处建造。该楼在清代以“镇海层楼”列为羊城八景之一，登楼远眺，羊城景色尽收眼底。数百年来，文人墨客在此赞叹抒怀者极多，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篇章。
承担工程建筑的景生公司，采用了建筑大师梁思成“整旧如旧”的建筑设计理念。外面依照旧式建筑样式用英国水泥加固，里面在尽现旧貌的基础上大刀阔斧改良一番。为让博物馆有耳目一新之感，广州市政当局还在镇海楼原建筑基础上，在外围兴建花园一座。工程拨款“四万有奇”，1928年5月5日开工，12月底完工。《重修镇海楼记》这样对比了镇海楼修复前后的面貌：
“当楼之未成，赭壁青烟，塊然附郭，残城坏堞，出没其下；及其成也，涂饰丹雘，扫除烦秽，盘马纡道，干云而上，大海奔流，五山南来，以临北户，形胜在目，浩森无际。”
三、为充实藏品市民踊跃捐献
1928年11月21日，李济深辞去广东省主席兼职一事获得了蒋介石的批准。但广州市博物馆的建设步伐依旧，12月，广州市立博物院常务委员和美术部主任、著名书画家丁衍庸，被派赴上海征集名家作品。丁衍庸凭借自身在专业领域的强大威望争取到支持、满载而归，于右任、经亨颐、陈树人、何香凝、褚民谊等国民党要员以及徐悲鸿、张聿光、高剑父、朱应鹏、黄宾虹、程瑶笙、吴仲熊、江小鹣等著名书画家的多幅作品被征集进馆。
1929年2月11日，经广州市政当局几经筹备，由镇海楼改建而成的广州市立博物馆开馆纳客，成为当时中国最早的博物馆之一。
“广州市市立博物院”的馆名和门口“五岭北来，珠海最宜明月夜；层楼晚望，白云仍是汉时秋”的馆联，是林云陔致信请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亲笔所写。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长的胡汉民，是李济深和林云陔共同的老朋友。
据《北洋画报》报道，新开张的广州博物馆“楼分五层，第一层陈列革命伟人烈士遗像及其纪念品，第二层陈列两粤名人字画，第三层陈列动物标本，第四层陈列植物标本，最下一层陈列矿物标本。”开馆后，各机构和海内外民众不断为博物馆充实藏品。4月25日，市民彭炳均向博物馆捐献了奇异鱼虾介壳等海产品。该月月底，市民林崇志捐献了从海南岛带回的罕见鸟类标本多种。以至于1929年年底，博物馆开馆临近一年之际，《广州民国日报》报道“市博物馆成立以来，各名人硕彦，多有赠送品物，留院纪念，以资观感”。
1933年，广州博物馆在越秀山上举办了广州市的第一次展览会，设市政、工商、农业、教育、美术、古物、民俗、摄影、武备、革命纪念品十个馆，镇海楼为市政陈列馆馆址。
文/图 胡荣华
1913年，越秀山曾被军阀龙济光划为军事重地，禁止市民入内。
一、越秀山曾堡垒林立重兵把守
1929年2月11日，农历大年初二，筹备不足半年的广州市立博物馆正式对社会公众开放，引起极大的社会关注。不仅《广州民国日报》等广州本地媒体对此事开展了连篇累牍的报道，就连远在天津的《北洋画报》，也及时将这个消息公之于众，称这家建在名胜古迹上的博物馆“始克告成，已于元旦开幕，任人游览”，向生活在北方工商业中心城市的人们传递这一中国文化界的盛事。
在广州市立博物馆筹建过程中，当时主政广东的李济深发挥了重要作用。1885年出生的广西人李济深，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要创始人，早年就读于保定咨府军官学校，毕业后曾赴日本留学，受孙中山引导走上革命道路。北伐时期，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留守主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他所领导的第四军，因在北伐中的卓著表现，被赞为“铁军”名满天下。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积极响应中共号召，主张国共合作，一致抗日。
同时，李济深也是一位文化爱好者，曾有“天风佛我若为容，立马名山第一峰，回望竹深沉碧海，却疑松古化苍龙”的佳句流传。
孙中山逝世后，在国民革命根据地广东，掀起了一场以纪念孙中山、构筑革命文化、发扬南中华文化为核心内容的文化设施建设热。时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兼广东省主席的李济深，选址于风景名胜云集的越秀山南麓，开始依次推进。
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广东革命党人纷纷宣布讨袁。袁世凯任命龙济光为广东宣抚使。龙济光率部进入广州后，向据守在越秀的讨袁军进攻，讨袁军不支，撤离广州。随后，越秀山也被龙划为军事重地，建筑堡垒加派重兵把守，禁止民众游览。越秀山上包括镇海楼（五层楼）在内的许多古迹也因日久失修，渐趋圯塌。
对此，1928年应李济深之聘担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广东通志馆馆长、广东省政府委员的近代著名报人黄觉，在《重修镇海楼记》中说：
“辛亥以还，龙济光据粤，于楼之西南筑镇武楼，置炮石火药，布逻骑，禁樵采，而楼逐荒。其后八九年兵火不绝，争城者必争山，楼乃没为马槽军灶矣。”
这是越秀山上的镇海楼及其周边古迹继明朝中期被火焚毁、清顺治平藩之乱后的第三次历史浩劫。
二、用英国水泥加固五层楼
李济深主政广东后，应当地士绅和民众要求，先是撤去越秀山上的驻兵，在越秀山上筹建了孙总理纪念园，1926年12月，在纪念园基础上经向市民和华侨筹款扩建而成的越秀公园（时称中山公园）正式对公众开放；接着提议在山麓孙中山任大总统时的总统府所在地建筑中山纪念堂、在山顶建筑中山纪念碑，在山岭建筑纪念辛亥革命将领邓仲元的仲元图书馆。
在规划这批广州早期文化设施的过程中，李济深吸纳了时任广州市政委员会委员长林云陔和时任广州市教育局局长陆幼刚修复镇海楼、在楼上建立广州博物馆的建议。
林云陔是广东省信宜人，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到美国留过学，1920年后，一度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在民初政治家中，他以品行和实干著称。1927年5月20日，林云陔第二次出任广州市政委员会委员长，兼广东省政府民政厅长。他没有政治野心，也没有实际兵权，以“不多言”且勤勉实干的为政风格，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广州的市政建设上，任上草拟了《广州市政府施政计划书》。镇海楼历经兵荒马乱之后的破败，引发了林云陔保护、修复名胜古迹的责任感。1928年，他向李济深任主席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提出了修复镇海楼的议案。对此，黄觉也证实“林云陔任广州市长，叹斯楼倾圮，建议修复……请于政治会议广州分会”，获得通过。
陆幼刚是北京大学的文科毕业生。1928年，广州市教育局局长任上的陆幼刚草拟了筹设广州市立博物院的提议，其中称：
“广州为我国岭南文化中枢，际兹训政伊始，举凡启发民智之事业，自宜尽量建设，次第举行……且各国都市，均有宏伟之博物馆，即吾国北平市，亦有古物陈列之所。现拟在本市设立完备之博物院一所，模型世界今古特产异物、风俗历史之特征、雕刻、绘画、工艺等美术陈列。院内任人观览，附以注释，借以启发民智，引起国民研究学术兴趣。”
意思是，为开启民智，各国大都市均建设宏伟的博物馆。作为政府新政的重要举措，北京、天津、上海等中国大城市，也相继开办公立博物馆，供市民观摩文化，而当时的广州尚没有一座体现岭南地区地域文化特色的博物馆。陆幼刚的提议放眼全球，阐明了在广州建设一座博物馆的必要性，同时勾画了博物馆展陈的内容，明确了博物馆创办的初衷。
经李济深和林云陔首可，经广州市工务局和教育局共同筹划，博物馆定址越秀山镇海楼。被誉为“五岭以南第一楼”和“岭南第一胜概”的镇海楼，又名“五层楼”，是广州著名古建筑，为明朝洪武十三年（1380年）永嘉侯朱亮祖为修缮广州城，在北城垣拓展至越秀山的最高处建造。该楼在清代以“镇海层楼”列为羊城八景之一，登楼远眺，羊城景色尽收眼底。数百年来，文人墨客在此赞叹抒怀者极多，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篇章。
承担工程建筑的景生公司，采用了建筑大师梁思成“整旧如旧”的建筑设计理念。外面依照旧式建筑样式用英国水泥加固，里面在尽现旧貌的基础上大刀阔斧改良一番。为让博物馆有耳目一新之感，广州市政当局还在镇海楼原建筑基础上，在外围兴建花园一座。工程拨款“四万有奇”，1928年5月5日开工，12月底完工。《重修镇海楼记》这样对比了镇海楼修复前后的面貌：
“当楼之未成，赭壁青烟，塊然附郭，残城坏堞，出没其下；及其成也，涂饰丹雘，扫除烦秽，盘马纡道，干云而上，大海奔流，五山南来，以临北户，形胜在目，浩森无际。”
三、为充实藏品市民踊跃捐献
1928年11月21日，李济深辞去广东省主席兼职一事获得了蒋介石的批准。但广州市博物馆的建设步伐依旧，12月，广州市立博物院常务委员和美术部主任、著名书画家丁衍庸，被派赴上海征集名家作品。丁衍庸凭借自身在专业领域的强大威望争取到支持、满载而归，于右任、经亨颐、陈树人、何香凝、褚民谊等国民党要员以及徐悲鸿、张聿光、高剑父、朱应鹏、黄宾虹、程瑶笙、吴仲熊、江小鹣等著名书画家的多幅作品被征集进馆。
1929年2月11日，经广州市政当局几经筹备，由镇海楼改建而成的广州市立博物馆开馆纳客，成为当时中国最早的博物馆之一。
“广州市市立博物院”的馆名和门口“五岭北来，珠海最宜明月夜；层楼晚望，白云仍是汉时秋”的馆联，是林云陔致信请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亲笔所写。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长的胡汉民，是李济深和林云陔共同的老朋友。
据《北洋画报》报道，新开张的广州博物馆“楼分五层，第一层陈列革命伟人烈士遗像及其纪念品，第二层陈列两粤名人字画，第三层陈列动物标本，第四层陈列植物标本，最下一层陈列矿物标本。”开馆后，各机构和海内外民众不断为博物馆充实藏品。4月25日，市民彭炳均向博物馆捐献了奇异鱼虾介壳等海产品。该月月底，市民林崇志捐献了从海南岛带回的罕见鸟类标本多种。以至于1929年年底，博物馆开馆临近一年之际，《广州民国日报》报道“市博物馆成立以来，各名人硕彦，多有赠送品物，留院纪念，以资观感”。
1933年，广州博物馆在越秀山上举办了广州市的第一次展览会，设市政、工商、农业、教育、美术、古物、民俗、摄影、武备、革命纪念品十个馆，镇海楼为市政陈列馆馆址。
加快推进城市更新 张沛 车志晖
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如何扩大内需、释放城市发展空间成为关键。政策新风口的背后是大中城市面临的迫切更新需求。通过城市更新，可以进一步优化重塑产业结构，提升城市发展活力，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提出未来五年主要任务和今年九个方面重点工作，其中都对城市更新工作进行了强调：在“大力增强综合承载功能，全面提高城市能级品质”这一任务中强调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在“狠抓城市建设管理服务水平提升”这项重点工作中强调要“有序推进城市更新”。
当前，西安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加速阶段，城市更新在优化城市空间结构、管理城市增长边界、丰富城市发展内涵、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城市空间品质的目标诉求下日益受到关注。但在现阶段的城市更新过程中，由于社会主体参与不充分、利益分配格局不均、公共资源界定不明等原因，致使许多以空间物质环境改造技术为基础的更新方式演化成为以房地产为驱动的“空间增值”过程，忽视了被更新地区生动鲜活的社会生活和亲密稳定的社会关系，削弱了物质资本在城市更新中的亲和力，损害了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实际上，在城市更新过程中，物质空间环境的更新是短暂的，而由物质空间变化所引发社会关系、社会网络、社会空间方面的变化却是长期、深远的。纵观西方发达国家城市更新历程，每一阶段以物质空间改善为导向的城市更新运动，都会对更新地区甚至城市整体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
现阶段，国内城市更新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区参与”模式。政府作为城市更新的发起者、决策者、推动者，从前期的更新政策制定、规划编制到后续配套建设、项目开发等，均承担了主导性角色。如：有着广州更新整治“第一村”之称的猎德村以及西安大兴新区的综合改造等，均属于该类模式。但就具体实践效果来看，政府主导的更新模式容易形成大规模推倒重建式运动，比较注重于城市面貌的“日新月异”，忽视了城市更新是一项涉及面广、处理矛盾多的复杂性社会工程，因此导致社会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政府引导、市场主体、社区参与”模式。市场主体模式的核心是政府通过制定相应引导性政策，将部分权利和利益让渡给市场，吸引市场力量参与城市更新工作，进而利用市场的开发运营能力和资金来推动城市更新。以市场为主体的更新模式能充分发挥市场的能动性，有效降低政府债务风险和负担。但由于政府对市场机制存在的缺陷认识不足及干预制度不完善，致使地方文化脉络不续、公众利益无法保障，社会负面效应比较多。
——“政府、市场、社区多元协商治理”模式。综合考虑公共、市场、原住民等多方诉求下，政府通过更新治理政策，明确规定各利益相关方参与城市更新工作的权利，形成“政府、市场、社区多元协商治理”的更新模式。从具体实践来看，政府角色的“弱化”和公共参与的加强，使得城市更新一方面更加关注公共利益、居民利益、产业发展等目标，赢得社会的信任和支持；另一方面也注重市场活力释放，促进空间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改善了更新地区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如：佛山联滘地区的更新，通过牺牲一定比例政府土地收益，换取了城市形象改善、推动更新地区产业升级、提升了公共服务质量，并建立“原业主—市场—政府”之间的信任体系。但在多元共治城市更新模式中，如果制度设计不完善、社会经济环境不匹配，容易导致城市更新效率的降低，既定的目标难以实现。
城市更新是一个长期过程，切不可急功近利，需要进行综合研究和长远规划，最大限度地减少更新实践中的缺憾与利益损失；城市更新也绝不仅仅是对改造对象本身的更新，而是关系到城市发展的一系列问题，要以城市发展的效益改善与效率提升为目标。因此，为了积极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大力增强综合承载功能，全面提高城市能级品质，西安未来五年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应重点关注以下几方面：
首先，要从注重规模和速度向更加强调更新过程和实效转变。针对过往城市更新因短时间内推进规模大、速度快而暴露出的诸多问题，要从最迫切的需要入手，因时、因地制定更新方案、细分改造类型，在更新过程中要增加社区参与的深度和广度，提高工作实效。
其次，城市更新应植入生态规划方法，推动生态城市建设。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建筑、绿地等功能要素将在空间上进行重组和改变，而与此相对应的是生态因素的增减和破坏，所有这些既是城市更新的实质内容，也是城市生态环境变化的过程。因此，有必要在城市更新中加入生态学的规划方法与技术，借此推动生态城市、海绵城市建设，这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也尤为必要。
再次，应避免过度市场化，坚持公共利益优先的原则。无论是历史文化街区、棚户区（老旧小区）改造，还是设施更新、环境整治等，在相当程度上都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过度强调市场机制的参与容易导致公共目标的扭曲和偏离。
第四，要充分尊重各方利益诉求，建立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城市更新是一项复杂的社会性工程，涉及利益主体众多，建立有效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如利益协商机制和受理仲裁机制），可有效地避免矛盾激化、避免因利益分配而导致的社会问题。
第五，要兼顾城市社会、经济、环境、文化、特色等多方效益，走综合更新之路。城市更新一方面要重视基础设施的更新、景观环境质量的提升、建筑风貌整治、旧城肌理的延续等物质环境的内容；另一方面更要着眼于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和产业发展的培育，走整体综合更新之路。
第六，在推进城市更新过程中，探索建立系统性政策框架。在城市更新实践过程中应不断总结经验，探索建立系统性的政策框架，包括兼顾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管理机制，保障改造目标、任务、效果的问责机制，以及科学公正、层次清晰、目标明确的政策体系等，进而使城市更新拥有长效的管理制度。
（作者张沛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如何扩大内需、释放城市发展空间成为关键。政策新风口的背后是大中城市面临的迫切更新需求。通过城市更新，可以进一步优化重塑产业结构，提升城市发展活力，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提出未来五年主要任务和今年九个方面重点工作，其中都对城市更新工作进行了强调：在“大力增强综合承载功能，全面提高城市能级品质”这一任务中强调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在“狠抓城市建设管理服务水平提升”这项重点工作中强调要“有序推进城市更新”。
当前，西安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加速阶段，城市更新在优化城市空间结构、管理城市增长边界、丰富城市发展内涵、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城市空间品质的目标诉求下日益受到关注。但在现阶段的城市更新过程中，由于社会主体参与不充分、利益分配格局不均、公共资源界定不明等原因，致使许多以空间物质环境改造技术为基础的更新方式演化成为以房地产为驱动的“空间增值”过程，忽视了被更新地区生动鲜活的社会生活和亲密稳定的社会关系，削弱了物质资本在城市更新中的亲和力，损害了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实际上，在城市更新过程中，物质空间环境的更新是短暂的，而由物质空间变化所引发社会关系、社会网络、社会空间方面的变化却是长期、深远的。纵观西方发达国家城市更新历程，每一阶段以物质空间改善为导向的城市更新运动，都会对更新地区甚至城市整体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
现阶段，国内城市更新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区参与”模式。政府作为城市更新的发起者、决策者、推动者，从前期的更新政策制定、规划编制到后续配套建设、项目开发等，均承担了主导性角色。如：有着广州更新整治“第一村”之称的猎德村以及西安大兴新区的综合改造等，均属于该类模式。但就具体实践效果来看，政府主导的更新模式容易形成大规模推倒重建式运动，比较注重于城市面貌的“日新月异”，忽视了城市更新是一项涉及面广、处理矛盾多的复杂性社会工程，因此导致社会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政府引导、市场主体、社区参与”模式。市场主体模式的核心是政府通过制定相应引导性政策，将部分权利和利益让渡给市场，吸引市场力量参与城市更新工作，进而利用市场的开发运营能力和资金来推动城市更新。以市场为主体的更新模式能充分发挥市场的能动性，有效降低政府债务风险和负担。但由于政府对市场机制存在的缺陷认识不足及干预制度不完善，致使地方文化脉络不续、公众利益无法保障，社会负面效应比较多。
——“政府、市场、社区多元协商治理”模式。综合考虑公共、市场、原住民等多方诉求下，政府通过更新治理政策，明确规定各利益相关方参与城市更新工作的权利，形成“政府、市场、社区多元协商治理”的更新模式。从具体实践来看，政府角色的“弱化”和公共参与的加强，使得城市更新一方面更加关注公共利益、居民利益、产业发展等目标，赢得社会的信任和支持；另一方面也注重市场活力释放，促进空间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改善了更新地区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如：佛山联滘地区的更新，通过牺牲一定比例政府土地收益，换取了城市形象改善、推动更新地区产业升级、提升了公共服务质量，并建立“原业主—市场—政府”之间的信任体系。但在多元共治城市更新模式中，如果制度设计不完善、社会经济环境不匹配，容易导致城市更新效率的降低，既定的目标难以实现。
城市更新是一个长期过程，切不可急功近利，需要进行综合研究和长远规划，最大限度地减少更新实践中的缺憾与利益损失；城市更新也绝不仅仅是对改造对象本身的更新，而是关系到城市发展的一系列问题，要以城市发展的效益改善与效率提升为目标。因此，为了积极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大力增强综合承载功能，全面提高城市能级品质，西安未来五年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应重点关注以下几方面：
首先，要从注重规模和速度向更加强调更新过程和实效转变。针对过往城市更新因短时间内推进规模大、速度快而暴露出的诸多问题，要从最迫切的需要入手，因时、因地制定更新方案、细分改造类型，在更新过程中要增加社区参与的深度和广度，提高工作实效。
其次，城市更新应植入生态规划方法，推动生态城市建设。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建筑、绿地等功能要素将在空间上进行重组和改变，而与此相对应的是生态因素的增减和破坏，所有这些既是城市更新的实质内容，也是城市生态环境变化的过程。因此，有必要在城市更新中加入生态学的规划方法与技术，借此推动生态城市、海绵城市建设，这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也尤为必要。
再次，应避免过度市场化，坚持公共利益优先的原则。无论是历史文化街区、棚户区（老旧小区）改造，还是设施更新、环境整治等，在相当程度上都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过度强调市场机制的参与容易导致公共目标的扭曲和偏离。
第四，要充分尊重各方利益诉求，建立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城市更新是一项复杂的社会性工程，涉及利益主体众多，建立有效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如利益协商机制和受理仲裁机制），可有效地避免矛盾激化、避免因利益分配而导致的社会问题。
第五，要兼顾城市社会、经济、环境、文化、特色等多方效益，走综合更新之路。城市更新一方面要重视基础设施的更新、景观环境质量的提升、建筑风貌整治、旧城肌理的延续等物质环境的内容；另一方面更要着眼于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和产业发展的培育，走整体综合更新之路。
第六，在推进城市更新过程中，探索建立系统性政策框架。在城市更新实践过程中应不断总结经验，探索建立系统性的政策框架，包括兼顾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管理机制，保障改造目标、任务、效果的问责机制，以及科学公正、层次清晰、目标明确的政策体系等，进而使城市更新拥有长效的管理制度。
（作者张沛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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