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吴越国钱氏王族“官”、“新官”款白瓷器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美白Yi美干货分享，告别黄黑皮
美白的前提是防晒，不谈防晒的美白，都是耍流氓，大家平时一定要把防晒重视起来，最好是可以进行有效的物理隔离。另外谈到美白，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从专业角度来说，祛暗黄、祛斑、祛痘去痘印、去红血丝、焕肤等都是可以达到一眼看上去美白的效果。接下来给宝宝们整理好了美白项目清单，快来抄作业！！！
果酸焕肤（敏感肌、干皮不建议）
作用在表皮层，渗透深度较浅，酸类物质可以剥脱老旧的角质层、促进角质层的代谢，疏通毛孔，来达到一个亮白的效果
水光（日常保养推荐）
将美白成分借助工具将皮肤通道打开，直接作用在皮肤相应层次，重点就在于添加的成分，在这里推荐英诺的小棕瓶，在抗糖抗氧化、抑制黑色素、亮肤方面，绝绝子。有条件的，脸上斑比较深的，建议尝试净斑素，更具有针对性。
光子嫩肤：（基本无痛无创、无恢复期、价格亲民，日常保养）
采用强脉冲光技术，是一种复合光，它会同时让多种波长的光作用于你的皮肤上，而不同波段的光具有不同的作用，所以呢，光子嫩肤的功效是很全面的。对于祛除浅层斑、痘坑痘印、红血丝，提亮肤色，改善肤质等有很好的效果。
白瓷娃娃
它的原理是调Q激光瞬间使皮肤里的黑色素升温并膨胀爆炸，变成较小的颗粒，然后后续就很容易被皮肤新陈代谢掉了。对祛痘印、美白嫩肤有不错的效果。
皮秒/超皮秒：（不适合作为日常保养）
皮秒又叫蜂巢皮秒，它的755纳米波长是黑褐色斑点的天敌，蜂巢透镜技术，给皮秒增加了嫩肤、淡疤的功能，对于祛斑和嫩肤有很好的效果。
超皮秒具有532纳米和1064纳米，对于祛斑、祛纹身、祛疤祛痘、祛细纹抗皱有很好的效果。
美白的前提是防晒，不谈防晒的美白，都是耍流氓，大家平时一定要把防晒重视起来，最好是可以进行有效的物理隔离。另外谈到美白，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从专业角度来说，祛暗黄、祛斑、祛痘去痘印、去红血丝、焕肤等都是可以达到一眼看上去美白的效果。接下来给宝宝们整理好了美白项目清单，快来抄作业！！！
果酸焕肤（敏感肌、干皮不建议）
作用在表皮层，渗透深度较浅，酸类物质可以剥脱老旧的角质层、促进角质层的代谢，疏通毛孔，来达到一个亮白的效果
水光（日常保养推荐）
将美白成分借助工具将皮肤通道打开，直接作用在皮肤相应层次，重点就在于添加的成分，在这里推荐英诺的小棕瓶，在抗糖抗氧化、抑制黑色素、亮肤方面，绝绝子。有条件的，脸上斑比较深的，建议尝试净斑素，更具有针对性。
光子嫩肤：（基本无痛无创、无恢复期、价格亲民，日常保养）
采用强脉冲光技术，是一种复合光，它会同时让多种波长的光作用于你的皮肤上，而不同波段的光具有不同的作用，所以呢，光子嫩肤的功效是很全面的。对于祛除浅层斑、痘坑痘印、红血丝，提亮肤色，改善肤质等有很好的效果。
白瓷娃娃
它的原理是调Q激光瞬间使皮肤里的黑色素升温并膨胀爆炸，变成较小的颗粒，然后后续就很容易被皮肤新陈代谢掉了。对祛痘印、美白嫩肤有不错的效果。
皮秒/超皮秒：（不适合作为日常保养）
皮秒又叫蜂巢皮秒，它的755纳米波长是黑褐色斑点的天敌，蜂巢透镜技术，给皮秒增加了嫩肤、淡疤的功能，对于祛斑和嫩肤有很好的效果。
超皮秒具有532纳米和1064纳米，对于祛斑、祛纹身、祛疤祛痘、祛细纹抗皱有很好的效果。
伍佑古镇探访
盐城晚报2022年3月9日登瀛·范公堤
市区/周美含
听闻千年古镇伍佑正打造“盐城人梦中水乡”，出生水乡、生长水乡的我对此充满期待。适逢假期，我们一行人驱车前往，过大街、穿小巷，探访了这座古镇，尽管是走马观花，却在我心灵深处打下深深烙印。
千年之前，一位广东人，北宋名臣，誉为“庆历四谏官”之一的余靖，题写了《楚州盐城南场公署壁记》，扩大了伍佑场在两淮盐业中的重要影响。一路陪同的珠溪文化研究会会长卞龙林介绍，自煮海煎盐始，历明清繁华，伍佑一直是两淮盐业重地，苏北闻名遐迩的水陆码头。繁盛的盐业商贸使伍佑街上店铺林立、商贾云集，成为声名远播的“瘦扬州”。
伍佑，盐城南大门，2000多年的开拓承继、构筑营造，沿着运盐河两岸，先西堡，继东包，再珠溪，改伍佑，清晰的发展脉络、独特的空间形态、深邃的文化底蕴构成了伍佑古镇经纬。依河而居，张弓欲发，巷陌纵横，曲径通幽——沿海风貌与里下河风光交织，受到了诸多商贾大户的青睐、留下了许多名人雅士的足迹。
伍佑古称珠溪，系因流经集镇中心运盐河盛产河蚌珍珠而名。“逐水而镇”的空间布局是珠溪古镇的最大特点。水，生命之源。地理因水而灵动，城镇因水而生机。融入自然，亲水、近水是人类天性。串场河、伍佑港构成古镇两条龙形水势，以水为街、借水得景，因水兴镇是珠溪古镇的建筑空间布局特点。
一条宽阔的串场河将古镇揽在怀里，那么依恋、融洽，那么和谐、安详。登高远眺，远景入目，不得不佩服先人们的智慧。如今，串场河让伍佑古镇与南海未来城实现了古代与现代及未来的穿越对话、交融发展。
穿越古镇，仿佛穿越时光隧道，回望并沉浸到历史中。
串场河最初为两淮盐场运盐河，伍佑人称之“大盐河”。自唐大历元年（766年），串场河前身复堆河形成，至今经历1250多年。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运盐河得串场河名。串场河几乎与范公堤平行，流经古镇与珠溪交汇，表现出对伍佑的特别眷恋，拐了个
出奇的大弯半环拥抱集镇，与珠溪再次交汇，继续保持与范公堤平行方向流出。古镇段串场河呈现巨龙飞舞形态。人们说，串场河给伍佑带来好气势。串场河、珠溪、范公堤构成古镇大小相融两张弓，伍佑满弓待发、昂扬奋进。
伍佑港，本名老人港、狗溪港，纳细流汇入串场河，过铁绳桥围着文庙折向北，过白虎桥、经青龙桥转而向东抵龙王滩，继而漫流东南入斗龙港出海。龙王滩是龙形水势之首。远古时代，这里是水天相接之大海。沧海桑田，演变成广袤滩涂。一千八百余亩龙王滩，东枕范公堤，西融串场河，沙港、湛港、玉带河，越河、新河、文曲沟，涌聚珠溪，借道斗龙港，汇入东海。干枯时节，龙王滩地形地貌显露无遗。其主体呈龙颈昂首向东状，龙身两侧均匀分布四个龙爪形半岛。平常水位，湖面宽阔，碧水荡漾，芦蒲溢清香，百鸟齐欢唱，龙王滩是古镇活力四射的生态绿肺。
岁月沧桑，沧桑岁月。叙述历史文化，卞龙林如数家珍。“东堡庄”“东包厂”是海盐文化的记录，这里是古镇最先的“东市街”，存放盐包的仓库，古八景“盐廪积雪”之遗址。“场署巷”“大堂后”点明了场公署所在地。“共和巷”是辛亥革命产物，见证了“驱除鞑虏，振兴中华”伍佑的伟大壮举。巷内古民居曾氏大楼、同源祥大院保存完好，这里还是当年盐东县伍佑区委、区政府旧址。战争年代敌我双方的三层木楼瞭望哨设在院内。“新安会馆”是徽商们信息交流场所。“宏美巷”是因盐商尉宏美住于此处而名。巷内有三元宫。“堂子巷”是当年育婴堂所在地，“钥匙弯”是巷道形态的反映，“大楼巷”烙上了当铺、钱庄的印记，“文曲巷”“文昌桥”“魁星阁”“崇文巷”，反映了古镇人们对文化教育的崇尚，等等。伍佑的街巷多而密，狭而长，整座古镇仿佛由无数巷子编织而成。众多街巷栉风沐雨留存至今，成为古镇历史风貌的见证，成为伍佑古镇的独特存在。
古镇建筑形态呈“徽派建筑”特征，改良性的青砖黛瓦、木雕砖雕，封火墙、雕花窗，反映了沿海滩涂自然环境和里下河平原特点，表露了人们与大自然相融共居的建筑美学倾向。沿街商户门面，沿巷聚居家庭，前店后院式、前厅后堂式的空间布局形成了伍佑建筑风格，分列街巷的三合院、四合院等院落是其典型特征。门邻门、山搭山，同檐口、合山墙，共院落、穿堂过，同过道、不闭户，是古镇人和谐相处一家亲的突出体现。伍佑建筑与徽派风格的结合，影响着古镇文化发展，得到伍佑人的认同，成为人们心底难以磨灭的记忆。
依珠溪河形成的南街，是伍佑最为繁华的街市，西侧街面为临河建筑。临河墙设窗，“推窗见流水”，仿佛见到古人吊桶从窗口放下从河内打水，抑或与停泊河岸的小船进行小本经营。钱在桶内放下，货放桶内拎上。临街商铺门面，顾客盈门，“开门进斗金”。
古镇的街巷布局、建筑风格体现“国学文化”。九座圈门拱守古镇，直至20世纪60年代东圈门、南圈门仍存，与扬州城布局形态几无两样。
漫步古镇，轻轻抚摸着一块块被古镇后人寻觅而来的匾额，犹如触摸一段段历史。
圈门城匾是民俗文化中精品，融辞赋诗文、书法篆刻、建筑艺术于一体。东圈门城匾朝东是“紫气东来”，面西是“瑶池西望”。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其《秋兴八首》中也有诗句：“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南圈门的“薰风南来”“风叶薰时”，北圈门的“北阙恩光”“示我周行”在诗经上有录。透过这些，我们足以品味到先人们那种为民着想、解民之忧，以及“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思想，体会到先人们对脚下土地的真挚热爱和良好祝愿。
伍佑“通济桥”东有座“王氏家祠”，其西侧专辟祭堂“王艮祠”。王艮，东台安丰人，字汝止，号心斋。他一生倡导“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为其“泰州学派”创始人奠定了根本。伍佑南街陈氏大院砖雕“仙鹤栖彩云”“石榴子满堂”，邓氏门楣木雕“凤凰牡丹”“福到吉祥”，以及屋脊花饰“麒麟送子”等，都闪烁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其名称的协调呼应也表现得极为充分。像青龙桥对白虎桥，文斗街连着七星桥，玉带河通向珠溪河，文曲沟架上文昌桥，观音阁眺望魅星楼，等等。
漫步在伍佑的深巷老宅，自然而然陶醉在这里的通幽曲“巷”、拱桥流水、飞檐翘角的细致之中，沉浸在人文佳话之中。陈氏大院内还有两株枯枝牡丹，枯枝老态嶙峋，卞龙林说，两株枯枝牡丹其株形、花态绝不亚于便仓牡丹。主人因事外出，未能一睹芳容，留下些许遗憾。
探访古镇，内心宁静，收获满满。我们相约，待他日再探古镇！
盐城晚报2022年3月9日登瀛·范公堤
市区/周美含
听闻千年古镇伍佑正打造“盐城人梦中水乡”，出生水乡、生长水乡的我对此充满期待。适逢假期，我们一行人驱车前往，过大街、穿小巷，探访了这座古镇，尽管是走马观花，却在我心灵深处打下深深烙印。
千年之前，一位广东人，北宋名臣，誉为“庆历四谏官”之一的余靖，题写了《楚州盐城南场公署壁记》，扩大了伍佑场在两淮盐业中的重要影响。一路陪同的珠溪文化研究会会长卞龙林介绍，自煮海煎盐始，历明清繁华，伍佑一直是两淮盐业重地，苏北闻名遐迩的水陆码头。繁盛的盐业商贸使伍佑街上店铺林立、商贾云集，成为声名远播的“瘦扬州”。
伍佑，盐城南大门，2000多年的开拓承继、构筑营造，沿着运盐河两岸，先西堡，继东包，再珠溪，改伍佑，清晰的发展脉络、独特的空间形态、深邃的文化底蕴构成了伍佑古镇经纬。依河而居，张弓欲发，巷陌纵横，曲径通幽——沿海风貌与里下河风光交织，受到了诸多商贾大户的青睐、留下了许多名人雅士的足迹。
伍佑古称珠溪，系因流经集镇中心运盐河盛产河蚌珍珠而名。“逐水而镇”的空间布局是珠溪古镇的最大特点。水，生命之源。地理因水而灵动，城镇因水而生机。融入自然，亲水、近水是人类天性。串场河、伍佑港构成古镇两条龙形水势，以水为街、借水得景，因水兴镇是珠溪古镇的建筑空间布局特点。
一条宽阔的串场河将古镇揽在怀里，那么依恋、融洽，那么和谐、安详。登高远眺，远景入目，不得不佩服先人们的智慧。如今，串场河让伍佑古镇与南海未来城实现了古代与现代及未来的穿越对话、交融发展。
穿越古镇，仿佛穿越时光隧道，回望并沉浸到历史中。
串场河最初为两淮盐场运盐河，伍佑人称之“大盐河”。自唐大历元年（766年），串场河前身复堆河形成，至今经历1250多年。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运盐河得串场河名。串场河几乎与范公堤平行，流经古镇与珠溪交汇，表现出对伍佑的特别眷恋，拐了个
出奇的大弯半环拥抱集镇，与珠溪再次交汇，继续保持与范公堤平行方向流出。古镇段串场河呈现巨龙飞舞形态。人们说，串场河给伍佑带来好气势。串场河、珠溪、范公堤构成古镇大小相融两张弓，伍佑满弓待发、昂扬奋进。
伍佑港，本名老人港、狗溪港，纳细流汇入串场河，过铁绳桥围着文庙折向北，过白虎桥、经青龙桥转而向东抵龙王滩，继而漫流东南入斗龙港出海。龙王滩是龙形水势之首。远古时代，这里是水天相接之大海。沧海桑田，演变成广袤滩涂。一千八百余亩龙王滩，东枕范公堤，西融串场河，沙港、湛港、玉带河，越河、新河、文曲沟，涌聚珠溪，借道斗龙港，汇入东海。干枯时节，龙王滩地形地貌显露无遗。其主体呈龙颈昂首向东状，龙身两侧均匀分布四个龙爪形半岛。平常水位，湖面宽阔，碧水荡漾，芦蒲溢清香，百鸟齐欢唱，龙王滩是古镇活力四射的生态绿肺。
岁月沧桑，沧桑岁月。叙述历史文化，卞龙林如数家珍。“东堡庄”“东包厂”是海盐文化的记录，这里是古镇最先的“东市街”，存放盐包的仓库，古八景“盐廪积雪”之遗址。“场署巷”“大堂后”点明了场公署所在地。“共和巷”是辛亥革命产物，见证了“驱除鞑虏，振兴中华”伍佑的伟大壮举。巷内古民居曾氏大楼、同源祥大院保存完好，这里还是当年盐东县伍佑区委、区政府旧址。战争年代敌我双方的三层木楼瞭望哨设在院内。“新安会馆”是徽商们信息交流场所。“宏美巷”是因盐商尉宏美住于此处而名。巷内有三元宫。“堂子巷”是当年育婴堂所在地，“钥匙弯”是巷道形态的反映，“大楼巷”烙上了当铺、钱庄的印记，“文曲巷”“文昌桥”“魁星阁”“崇文巷”，反映了古镇人们对文化教育的崇尚，等等。伍佑的街巷多而密，狭而长，整座古镇仿佛由无数巷子编织而成。众多街巷栉风沐雨留存至今，成为古镇历史风貌的见证，成为伍佑古镇的独特存在。
古镇建筑形态呈“徽派建筑”特征，改良性的青砖黛瓦、木雕砖雕，封火墙、雕花窗，反映了沿海滩涂自然环境和里下河平原特点，表露了人们与大自然相融共居的建筑美学倾向。沿街商户门面，沿巷聚居家庭，前店后院式、前厅后堂式的空间布局形成了伍佑建筑风格，分列街巷的三合院、四合院等院落是其典型特征。门邻门、山搭山，同檐口、合山墙，共院落、穿堂过，同过道、不闭户，是古镇人和谐相处一家亲的突出体现。伍佑建筑与徽派风格的结合，影响着古镇文化发展，得到伍佑人的认同，成为人们心底难以磨灭的记忆。
依珠溪河形成的南街，是伍佑最为繁华的街市，西侧街面为临河建筑。临河墙设窗，“推窗见流水”，仿佛见到古人吊桶从窗口放下从河内打水，抑或与停泊河岸的小船进行小本经营。钱在桶内放下，货放桶内拎上。临街商铺门面，顾客盈门，“开门进斗金”。
古镇的街巷布局、建筑风格体现“国学文化”。九座圈门拱守古镇，直至20世纪60年代东圈门、南圈门仍存，与扬州城布局形态几无两样。
漫步古镇，轻轻抚摸着一块块被古镇后人寻觅而来的匾额，犹如触摸一段段历史。
圈门城匾是民俗文化中精品，融辞赋诗文、书法篆刻、建筑艺术于一体。东圈门城匾朝东是“紫气东来”，面西是“瑶池西望”。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其《秋兴八首》中也有诗句：“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南圈门的“薰风南来”“风叶薰时”，北圈门的“北阙恩光”“示我周行”在诗经上有录。透过这些，我们足以品味到先人们那种为民着想、解民之忧，以及“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思想，体会到先人们对脚下土地的真挚热爱和良好祝愿。
伍佑“通济桥”东有座“王氏家祠”，其西侧专辟祭堂“王艮祠”。王艮，东台安丰人，字汝止，号心斋。他一生倡导“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为其“泰州学派”创始人奠定了根本。伍佑南街陈氏大院砖雕“仙鹤栖彩云”“石榴子满堂”，邓氏门楣木雕“凤凰牡丹”“福到吉祥”，以及屋脊花饰“麒麟送子”等，都闪烁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其名称的协调呼应也表现得极为充分。像青龙桥对白虎桥，文斗街连着七星桥，玉带河通向珠溪河，文曲沟架上文昌桥，观音阁眺望魅星楼，等等。
漫步在伍佑的深巷老宅，自然而然陶醉在这里的通幽曲“巷”、拱桥流水、飞檐翘角的细致之中，沉浸在人文佳话之中。陈氏大院内还有两株枯枝牡丹，枯枝老态嶙峋，卞龙林说，两株枯枝牡丹其株形、花态绝不亚于便仓牡丹。主人因事外出，未能一睹芳容，留下些许遗憾。
探访古镇，内心宁静，收获满满。我们相约，待他日再探古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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