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芯片的想法。
#芯片##华为#
关于芯片我有一个自认为是事实的看法。就是芯片的精密度和计算力的总量并没有太直接的相关性，比如如果用5纳米技术制造一块286的芯片，和用28纳米技术制造一块i7芯片，应该还是28纳米的i7计算力更强吧。这个看法对不对，希望有专业人士评判一下这个观点。
如果上面的看法是对的，那我认为计算力主要是由芯片里计算单元的数量以及芯片设计能力的高低所决定的，而精密度决定的只是性价比和能耗的高低。也就是说中国并不是不能生产计算力强的系统，只是我们的性价比偏低。
性价比偏低是可以弥补的，这并不是超车，而是弥补，比如靠更多的芯片数量来弥补芯片精度或性价比的不足。仅在芯片领域的商业意义上，这样的弥补毫无意义，但是在整个国家的经济和整体实力的意义上来说，这样的弥补是很有意义的。
或者说以其他方式来弥补芯片差距只是在计算力总量上超过美国而不是在计算力质量上超过美国。而在我看来计算力总量上超过美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必须要达到的事，个人觉得这件事是可以实现的。而计算力质量，只要我们的差距不太大，就可以接受，就可以慢慢追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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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觉得计算力总量是一个很关键的事。以前有写过微博：
说一点点芯片的想法。
是由电力而起的。中国第四代核电站临界成功过两个月就可以并网发电了。世界领先。我就想，如果我们的电很多，又很便宜，而美国的电网又比较脆弱，那我们可以用比美国多几倍数量的国产芯片来计算，有可能我们的计算力比他们强啊。当然只是可能性之一。中国的超算能和美国一样好，如果以后的计算是以云计算超算来作为主要的计算方式，如果中美的整体硬件的计算力总量相当的时候，他们的电力不如我们，他们的计算力不就比不上中国了吗？
我觉得中美斗争，计算力会是最重要的物质因素，计算力相当于核弹当年的意义。计算力未来会在生产力方面占有最大的份额，计算力应该是一种生产力的质变，就像化石燃料和核能的本质区别。计算力突破某个数值后，就会推动制造业的大突破，制造业的突破又会再引起计算力的大突破，如此就像核裂变一样爆发出无法想象的进步。所以现在无论怎样大的力度去推动中国计算力的发展都是不过分的。而且未来计算力所需要的电力应该也是占电力总量的大头。所以电力优势应该也是有不小作用的。
计算力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芯片只是其中一个重要部分，但不是唯一重要的部分，从中美超算的并驾齐驱就能证明这一点。所以中国不必芯片焦虑，唯芯片论绝对是错的。只要中国在所有科研领域都按部就班的加强自己，就像核电领域一样，就会大有希望，所有科学研究应该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整体系统，只要我们总的能力超过美国，就不必担心芯片差距。以中国的人口优势，工程师数量优势，社会组织优势，绝对有希望在计算力方面超过美国，首先引发生产力的核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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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是以前的微博。
我总的看法是，计算力总量是很关键的要素，一旦我们的计算力总量大到可以加速制造业的明显进步，那我们的芯片制造精密度计算力质量的差距就比较容易赶上并超过美国了。所以计算总量才是决定性的那个指标。
#芯片##华为#
关于芯片我有一个自认为是事实的看法。就是芯片的精密度和计算力的总量并没有太直接的相关性，比如如果用5纳米技术制造一块286的芯片，和用28纳米技术制造一块i7芯片，应该还是28纳米的i7计算力更强吧。这个看法对不对，希望有专业人士评判一下这个观点。
如果上面的看法是对的，那我认为计算力主要是由芯片里计算单元的数量以及芯片设计能力的高低所决定的，而精密度决定的只是性价比和能耗的高低。也就是说中国并不是不能生产计算力强的系统，只是我们的性价比偏低。
性价比偏低是可以弥补的，这并不是超车，而是弥补，比如靠更多的芯片数量来弥补芯片精度或性价比的不足。仅在芯片领域的商业意义上，这样的弥补毫无意义，但是在整个国家的经济和整体实力的意义上来说，这样的弥补是很有意义的。
或者说以其他方式来弥补芯片差距只是在计算力总量上超过美国而不是在计算力质量上超过美国。而在我看来计算力总量上超过美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必须要达到的事，个人觉得这件事是可以实现的。而计算力质量，只要我们的差距不太大，就可以接受，就可以慢慢追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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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觉得计算力总量是一个很关键的事。以前有写过微博：
说一点点芯片的想法。
是由电力而起的。中国第四代核电站临界成功过两个月就可以并网发电了。世界领先。我就想，如果我们的电很多，又很便宜，而美国的电网又比较脆弱，那我们可以用比美国多几倍数量的国产芯片来计算，有可能我们的计算力比他们强啊。当然只是可能性之一。中国的超算能和美国一样好，如果以后的计算是以云计算超算来作为主要的计算方式，如果中美的整体硬件的计算力总量相当的时候，他们的电力不如我们，他们的计算力不就比不上中国了吗？
我觉得中美斗争，计算力会是最重要的物质因素，计算力相当于核弹当年的意义。计算力未来会在生产力方面占有最大的份额，计算力应该是一种生产力的质变，就像化石燃料和核能的本质区别。计算力突破某个数值后，就会推动制造业的大突破，制造业的突破又会再引起计算力的大突破，如此就像核裂变一样爆发出无法想象的进步。所以现在无论怎样大的力度去推动中国计算力的发展都是不过分的。而且未来计算力所需要的电力应该也是占电力总量的大头。所以电力优势应该也是有不小作用的。
计算力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芯片只是其中一个重要部分，但不是唯一重要的部分，从中美超算的并驾齐驱就能证明这一点。所以中国不必芯片焦虑，唯芯片论绝对是错的。只要中国在所有科研领域都按部就班的加强自己，就像核电领域一样，就会大有希望，所有科学研究应该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整体系统，只要我们总的能力超过美国，就不必担心芯片差距。以中国的人口优势，工程师数量优势，社会组织优势，绝对有希望在计算力方面超过美国，首先引发生产力的核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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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是以前的微博。
我总的看法是，计算力总量是很关键的要素，一旦我们的计算力总量大到可以加速制造业的明显进步，那我们的芯片制造精密度计算力质量的差距就比较容易赶上并超过美国了。所以计算总量才是决定性的那个指标。
#专精特新##小巨人##十四五培育万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资金申请# 申报专精特新的好处及新三板专精特新企业总体特征，补贴20-100万
华夏泰科小编了解到申报专精特新，每户给予一次性20-100万奖补（以各地方具体奖补金额为准）。关于新三板专精特新企业，北交所、全国股转公司发布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明确了北交所、创新层、基础层投资者门槛分别为50万元、100万元、200万元，机构投资者准入不设资金门槛。相比原来精选层100万元、创新层150万元、基础层200万元的门槛有了大幅下降。未来，新三板的流动性将发生质的转变，更多优质的潜在标的亟待市场挖掘。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代表了北交所的市场定位和发展方向，新三板专精特新企业将获得市场更多关注。以下是华夏泰科（专业政策咨询、政策补贴申报）小编带来的申报专精特新的好处及新三板专精特新企业总体特征，希望有所帮助。
（一）申报专精特新的好处
1.每户给予一次性20-100万奖补（以各地方具体奖补金额为准）。
2.纳入“专精特新”培育库的入库企业可申报“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奖励项目；还可根据挂牌相关政策给予奖励；在人才培训、技术创新、市场开拓、品牌建设、管理提升、融资服务等方面，“专精特新”培育库中小企业可获得优先服务。
3.专精特新“小巨人”不但享有政策优惠，更有强有力的市场竞争力。国家级“小巨人”企业，更是全国中小企业评定工作中的最高等级、最具权威的荣誉称号。
4.政府鼓励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挂牌上市，加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上市辅导，为相关企业开辟新的融资渠道。鼓励有实力的企业登陆创业板、科创板、新三板等。
5.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工业和信息化部受理的项目，这个资助对中小企业来说，含金量是很高的，后期对企业在企业金融服务上有倾斜。此外获得此荣誉，后期在企业技改项目，培育项目资助申请上也会有政策倾斜。
（二）新三板专精特新企业总体特征
1.新三板专精特新企业多集中在东部省份和装备制造业，北京市尚未挂牌的专精特新企业数量居全国前列，未来将更大程度受益于北交所。
（1）新三板专精特新挂牌企业多位于东部，中部次之，西部最少。挂牌企业数量排名前十的省份中，东部、中部分别占8席和2席。
（2）广东省专精特新挂牌企业数量“一骑绝尘”。广东省以37家专精特新挂牌企业位列第一，同时省内也有41家A股专精特新企业，位列第二。
（3）北京市专精特新挂牌企业数量与其挂牌企业总量、专精特新企业总量不相匹配。北京市挂牌企业共958家，占比居第二，同时也拥有数量较多的专精特新企业（250家），但其中选择新三板挂牌的企业并不多，仅16家。随着北交所设立，区位优势将辐射更多北京专精特新企业，或是价值洼地。
（4）新三板专精特新企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中游，以机械、电子等装备制造业为“绝对主力”；上游制造业次之，集中在化工领域；下游制造业则集中在医药行业。专精特新挂牌企业中有312家为制造业企业，占比85.5%，其中九成以上属于统计局口径下的装备制造业。
2.新三板专精特新企业中近四成位于精选层和创新层，更易登陆北交所；市值规模和流动性水平明显低于A股同类企业，具备较大的增长空间。
（1）专精特新挂牌企业中精选层和创新层占比高于新三板整体，且多数满足北交所上市的先决条件。专精特新企业中精选层、创新层、基础层企业分别有12家、131家、222家。精选层12家企业中，除2家正在转板进程中，其余10家可“无缝衔接”平移至北交所。创新层专精特新企业均满足上市北交所的先决条件，即连续挂牌满12个月的创新层挂牌公司。
（2）专精特新挂牌企业市值规模高于市场平均水平，但较A股而言差距显著。新三板样本企业的参考市值均值为6.0亿元，是市场均值的1.9倍。市值超2亿元（北交所上市最低市值标准）的企业占比63.2%。而A股专精特新企业平均市值为99.1亿元，是新三板专精特新企业平均市值的16倍。
3.与A股同类企业相比，新三板专精特新企业成长性、盈利性、研发能力突出，但运营能力略显不足。
（1）新三板专精特新企业成长性较高，增速较快。2019和2020年新三板专精特新企业净利润同比增速分别为17.5%和26.4%，疫情冲击下依然高速增长。
（2）新三板专精特新企业盈利面高，盈利能力强；且盈利能力主要源于高附加值率、高营业净利率。2020年，专精特新挂牌企业盈利面为94.2%，远高于新三板市场平均水平的69.2%。2019年加权ROE与A股基本持平，2020年高于A股专精特新企业1.9个百分点。通过杜邦分析发现，主因营业净利率较高所致，说明新三板专精特新企业产品附加值率较高。
（3）新三板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扩张意愿更强，研发投入力度更大。2018-2020年平均研发强度为5.6%，高于A股专精特新企业0.4个百分点。
（4）新三板专精特新企业对下游企业议价能力较低，运营能力较弱，资金回收较慢。2020年新三板专精特新企业平均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分别为3.2和3.8次，显著低于A股专精特新企业的3.6和4.1次。
（三）新三板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方向
根据我们梳理，364家专精特新挂牌企业（剔除ST苏力）中有154家企业满足北交所上市条件，占比42.3%，其中精选层12家、创新层95家、基础层47家。（具体名单见文末）
满足标准一（盈利能力）的企业居多，共140家，说明新三板专精特新企业在盈利性上有所保障。其中不乏部分企业同时满足多条上市标准，兼备了盈利性、成长性、以及较高的研发创新能力。
https://t.cn/A6M49V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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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报专精特新的好处
1.每户给予一次性20-100万奖补（以各地方具体奖补金额为准）。
2.纳入“专精特新”培育库的入库企业可申报“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奖励项目；还可根据挂牌相关政策给予奖励；在人才培训、技术创新、市场开拓、品牌建设、管理提升、融资服务等方面，“专精特新”培育库中小企业可获得优先服务。
3.专精特新“小巨人”不但享有政策优惠，更有强有力的市场竞争力。国家级“小巨人”企业，更是全国中小企业评定工作中的最高等级、最具权威的荣誉称号。
4.政府鼓励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挂牌上市，加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上市辅导，为相关企业开辟新的融资渠道。鼓励有实力的企业登陆创业板、科创板、新三板等。
5.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工业和信息化部受理的项目，这个资助对中小企业来说，含金量是很高的，后期对企业在企业金融服务上有倾斜。此外获得此荣誉，后期在企业技改项目，培育项目资助申请上也会有政策倾斜。
（二）新三板专精特新企业总体特征
1.新三板专精特新企业多集中在东部省份和装备制造业，北京市尚未挂牌的专精特新企业数量居全国前列，未来将更大程度受益于北交所。
（1）新三板专精特新挂牌企业多位于东部，中部次之，西部最少。挂牌企业数量排名前十的省份中，东部、中部分别占8席和2席。
（2）广东省专精特新挂牌企业数量“一骑绝尘”。广东省以37家专精特新挂牌企业位列第一，同时省内也有41家A股专精特新企业，位列第二。
（3）北京市专精特新挂牌企业数量与其挂牌企业总量、专精特新企业总量不相匹配。北京市挂牌企业共958家，占比居第二，同时也拥有数量较多的专精特新企业（250家），但其中选择新三板挂牌的企业并不多，仅16家。随着北交所设立，区位优势将辐射更多北京专精特新企业，或是价值洼地。
（4）新三板专精特新企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中游，以机械、电子等装备制造业为“绝对主力”；上游制造业次之，集中在化工领域；下游制造业则集中在医药行业。专精特新挂牌企业中有312家为制造业企业，占比85.5%，其中九成以上属于统计局口径下的装备制造业。
2.新三板专精特新企业中近四成位于精选层和创新层，更易登陆北交所；市值规模和流动性水平明显低于A股同类企业，具备较大的增长空间。
（1）专精特新挂牌企业中精选层和创新层占比高于新三板整体，且多数满足北交所上市的先决条件。专精特新企业中精选层、创新层、基础层企业分别有12家、131家、222家。精选层12家企业中，除2家正在转板进程中，其余10家可“无缝衔接”平移至北交所。创新层专精特新企业均满足上市北交所的先决条件，即连续挂牌满12个月的创新层挂牌公司。
（2）专精特新挂牌企业市值规模高于市场平均水平，但较A股而言差距显著。新三板样本企业的参考市值均值为6.0亿元，是市场均值的1.9倍。市值超2亿元（北交所上市最低市值标准）的企业占比63.2%。而A股专精特新企业平均市值为99.1亿元，是新三板专精特新企业平均市值的16倍。
3.与A股同类企业相比，新三板专精特新企业成长性、盈利性、研发能力突出，但运营能力略显不足。
（1）新三板专精特新企业成长性较高，增速较快。2019和2020年新三板专精特新企业净利润同比增速分别为17.5%和26.4%，疫情冲击下依然高速增长。
（2）新三板专精特新企业盈利面高，盈利能力强；且盈利能力主要源于高附加值率、高营业净利率。2020年，专精特新挂牌企业盈利面为94.2%，远高于新三板市场平均水平的69.2%。2019年加权ROE与A股基本持平，2020年高于A股专精特新企业1.9个百分点。通过杜邦分析发现，主因营业净利率较高所致，说明新三板专精特新企业产品附加值率较高。
（3）新三板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扩张意愿更强，研发投入力度更大。2018-2020年平均研发强度为5.6%，高于A股专精特新企业0.4个百分点。
（4）新三板专精特新企业对下游企业议价能力较低，运营能力较弱，资金回收较慢。2020年新三板专精特新企业平均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分别为3.2和3.8次，显著低于A股专精特新企业的3.6和4.1次。
（三）新三板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方向
根据我们梳理，364家专精特新挂牌企业（剔除ST苏力）中有154家企业满足北交所上市条件，占比42.3%，其中精选层12家、创新层95家、基础层47家。（具体名单见文末）
满足标准一（盈利能力）的企业居多，共140家，说明新三板专精特新企业在盈利性上有所保障。其中不乏部分企业同时满足多条上市标准，兼备了盈利性、成长性、以及较高的研发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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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爆发90周年# 【人类正义的胜利——#探访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街77号，一幢古式斜檐闷顶二层小楼，金色琉璃瓦的屋顶，四根红漆立柱，显得庄严肃穆。
65年前，这幢小楼曾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作为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审理了36名日本战犯。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将会如何处理这批日本战犯？
65年后，参考消息记者辗转采访到三位亲历者，讲述历史轮廓背后的细节故事。#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
1956年4月，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中国政府成立特别军事法庭，于当年6至7月分别在辽宁省的沈阳市和山西省的太原市两地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沈阳是这次审判的主审地。包括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36名战犯均在沈阳受审。1956年6月9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首次开庭。
“这是二战结束后最后一次对战犯罪行的法律清算，也是东京审判的延续。”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满7年，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新生的中国会如何处置这批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
89岁的权德源是亲历者之一，作为法庭的书记员亲历了审判全程。1954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权德源，被分配到地处沈阳的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当一名普通教员。
“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还懂一些日语。”权德源觉得这些条件是他最终被选为特别军事法庭书记员的原因。
庭审人员当时的着装让权德源至今印象深刻。法官一律穿当时的法官服，公诉人穿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服，律师穿着深色西服佩戴领带，穿黑皮鞋，提黑色皮包。
“这是正义的审判，也是非常严肃的审判，要从每个细节做起。”他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在审判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时候，“溥仪从法庭西南门进入法庭，全场的目光和摄影师的镜头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他细高的个子、长脖子，穿一套深蓝色衣服……”时隔65年，法庭上的场景对权德源来说仍历历在目。
这些日本战犯都是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的，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经审判，对其中职务较高、罪行较重的45名战犯分别判处8年至20年有期徒刑，对其他战犯全部免予起诉，遣返回国。
中方为战犯提供辩护律师
89岁的廉希圣退休前是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65年前，他是藤原广之进、小林喜一和西永彰治三名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
“中国人怎么能为日本战犯辩护？想不通！”廉希圣说，“开展这项工作时压力不小，国内有很多反对、不理解的声音，说我们律师团是‘吃中国人饭，不干中国人事’。但是，如果审判过程中没有律师辩护这一环节，审判就不完整了，程序就欠缺了。”
这次审判参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国内的审判程序，为充分保障被告人权利，法庭为45名被告指定了辩护律师。
面对这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犯罪事实确凿的日本战犯，辩护词应该怎么写？
90岁的韩凤路离休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副教授。65年前，他担任为731部队支队长榊原秀夫辩护的律师，参与了审判。
65年过去了，韩凤路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榊原秀夫时的情景：他话很少，但逻辑很缜密。他没想到中国能派一名律师给他辩护，悔罪的态度也比较真诚。
“我的罪行蹂躏了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神圣的国际公法，完全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我愿在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面前深致歉意。”榊原秀夫在庭审上说。
据榊原秀夫在法庭上交代，他在制造细菌武器的过程中，向4名中国百姓注射霍乱菌等细菌并致4人死亡。在1945年，他的支队生产了870支试管的霍乱菌、伤寒菌等细菌，并捕获繁殖了大量老鼠和跳蚤，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
韩凤路说，战犯们犯下的罪行，人证、物证俱全，为战犯们的罪行辩护绝无可能，律师团从认罪态度方面入手进行辩护。
与国际社会对法西斯战犯审判有显著区别的是，沈阳审判中所有战犯对罪行供认不讳，甚至有人哭倒在地要求对自己处以死刑。
在特别军事法庭上，侵华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供述了自己下令杀害大量俘虏和把士兵作为“活靶”杀掉的罪行。
他在法庭上忏悔说：“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认罪是一辈子的事情。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牢牢记住被害者们诉自心里的话……侵略战争，绝对不能允许再度发生，也不能让后一代人再走这一条错误的道路。”
整个审判过程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原则和程序，重证据、重事实、重程序。
例如，对28名伪满战犯的犯罪事实，法庭就审查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控诉书642件，证人的书证407件，有关档案、书刊等物证315件，有48人出庭作证。
对于这些受审战犯，每一项犯罪事实必须有五个方面共同佐证：一是审讯笔录，二是战犯的罪行交代材料，三是经过确认的证人材料，四是档案材料，五是同案犯的检举揭发。
韩凤路说，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就是要让这些受审战犯的罪行板上钉钉，记入历史。
曾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表示，这次审判对日本战争罪犯十分宽大，但做出的这些判决却是十分郑重的，它们都是经过缜密侦查、公正审讯的。不但人证物证俱全，而且被告人都有充分辩护的机会。这样的审判程序是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准则的。
战犯跪倒在地请求严惩
昔日的特别军事法庭，今天已经成为一家历史陈列馆。正厅上方的大屏幕播放着当年审判日本战犯时的纪录片。其中，就有古海忠之的镜头。
他在法庭上低着头，表情凝重，深深鞠了一躬，说道：“我认识到自己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自己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要求迅速判决我死刑。”
“这次审判创造了世界审判法西斯战犯的纪录。”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副主任宋苗说，每一个日本战犯都认罪服法，甚至跪倒在地请求严惩自己。这是二战战犯审判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新中国是如何做到的？这曾经是海内外历史学者心中的一个谜团。
在宋苗看来，背后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人道主义对待战犯、感化战犯；二是通过耐心反复的改造教育，这些曾被日本军国主义洗脑的战犯们，从思想根源上认识到侵略之罪。
有一件事令权德源终生难忘。“战犯们回国路上，在沈阳开往天津的火车上，他们想到不久就能见到离别多年的妻子儿女，有说有笑。”
但列车过锦州不久，有一个日本战犯望着窗外低头流泪，权德源问他：“大家都高兴，你怎么哭了？”
他说：“前边那座小山底下，原来有一个村子。20多年前，我们日本军人进村杀了不少无辜百姓。他们死去回不来了，可是杀人的战犯还能活着回家。想起他们我心里很难受，我的泪是流给他们谢罪的泪。”
这些日本战犯获释回国后大部分成为推动日中友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积极分子。
如今，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里，一张晶莹欲滴的牵牛花照片，讲述着一段特别的故事。
战犯副岛进回国前，管教人员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种子，对他说：“下次再来中国，不要带着武器来，要带着鲜花来。”
宋苗说，回到日本的副岛进把牵牛花种子种在自家院子里，每当看到盛开的牵牛花就会想到中国，想到在中国得到的人道主义对待。
2007年9月17日，中日民间友好团体日本抚顺奇迹继承会到访中国。在访问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由关西支部事务长野津加代子，把这幅后来取名为“和平之花”的照片送给了曾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护士长的赵毓英。
“副岛进将牵牛花拍照保存下来，希望‘和平之花’永远盛开在中日人民心间。”宋苗说。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王建学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向世人昭示，无论侵略者有多么凶残和强大，最终的宿命是接受历史与人民的审判。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距离当年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地不到3公里。“这不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历史的必然。”王建学说，侵略者的宿命是失败，人类正义是不可战胜的。https://t.cn/A6M7nQSi
65年前，这幢小楼曾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作为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审理了36名日本战犯。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将会如何处理这批日本战犯？
65年后，参考消息记者辗转采访到三位亲历者，讲述历史轮廓背后的细节故事。#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
1956年4月，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中国政府成立特别军事法庭，于当年6至7月分别在辽宁省的沈阳市和山西省的太原市两地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沈阳是这次审判的主审地。包括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36名战犯均在沈阳受审。1956年6月9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首次开庭。
“这是二战结束后最后一次对战犯罪行的法律清算，也是东京审判的延续。”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满7年，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新生的中国会如何处置这批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
89岁的权德源是亲历者之一，作为法庭的书记员亲历了审判全程。1954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权德源，被分配到地处沈阳的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当一名普通教员。
“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还懂一些日语。”权德源觉得这些条件是他最终被选为特别军事法庭书记员的原因。
庭审人员当时的着装让权德源至今印象深刻。法官一律穿当时的法官服，公诉人穿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服，律师穿着深色西服佩戴领带，穿黑皮鞋，提黑色皮包。
“这是正义的审判，也是非常严肃的审判，要从每个细节做起。”他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在审判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时候，“溥仪从法庭西南门进入法庭，全场的目光和摄影师的镜头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他细高的个子、长脖子，穿一套深蓝色衣服……”时隔65年，法庭上的场景对权德源来说仍历历在目。
这些日本战犯都是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的，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经审判，对其中职务较高、罪行较重的45名战犯分别判处8年至20年有期徒刑，对其他战犯全部免予起诉，遣返回国。
中方为战犯提供辩护律师
89岁的廉希圣退休前是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65年前，他是藤原广之进、小林喜一和西永彰治三名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
“中国人怎么能为日本战犯辩护？想不通！”廉希圣说，“开展这项工作时压力不小，国内有很多反对、不理解的声音，说我们律师团是‘吃中国人饭，不干中国人事’。但是，如果审判过程中没有律师辩护这一环节，审判就不完整了，程序就欠缺了。”
这次审判参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国内的审判程序，为充分保障被告人权利，法庭为45名被告指定了辩护律师。
面对这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犯罪事实确凿的日本战犯，辩护词应该怎么写？
90岁的韩凤路离休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副教授。65年前，他担任为731部队支队长榊原秀夫辩护的律师，参与了审判。
65年过去了，韩凤路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榊原秀夫时的情景：他话很少，但逻辑很缜密。他没想到中国能派一名律师给他辩护，悔罪的态度也比较真诚。
“我的罪行蹂躏了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神圣的国际公法，完全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我愿在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面前深致歉意。”榊原秀夫在庭审上说。
据榊原秀夫在法庭上交代，他在制造细菌武器的过程中，向4名中国百姓注射霍乱菌等细菌并致4人死亡。在1945年，他的支队生产了870支试管的霍乱菌、伤寒菌等细菌，并捕获繁殖了大量老鼠和跳蚤，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
韩凤路说，战犯们犯下的罪行，人证、物证俱全，为战犯们的罪行辩护绝无可能，律师团从认罪态度方面入手进行辩护。
与国际社会对法西斯战犯审判有显著区别的是，沈阳审判中所有战犯对罪行供认不讳，甚至有人哭倒在地要求对自己处以死刑。
在特别军事法庭上，侵华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供述了自己下令杀害大量俘虏和把士兵作为“活靶”杀掉的罪行。
他在法庭上忏悔说：“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认罪是一辈子的事情。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牢牢记住被害者们诉自心里的话……侵略战争，绝对不能允许再度发生，也不能让后一代人再走这一条错误的道路。”
整个审判过程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原则和程序，重证据、重事实、重程序。
例如，对28名伪满战犯的犯罪事实，法庭就审查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控诉书642件，证人的书证407件，有关档案、书刊等物证315件，有48人出庭作证。
对于这些受审战犯，每一项犯罪事实必须有五个方面共同佐证：一是审讯笔录，二是战犯的罪行交代材料，三是经过确认的证人材料，四是档案材料，五是同案犯的检举揭发。
韩凤路说，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就是要让这些受审战犯的罪行板上钉钉，记入历史。
曾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表示，这次审判对日本战争罪犯十分宽大，但做出的这些判决却是十分郑重的，它们都是经过缜密侦查、公正审讯的。不但人证物证俱全，而且被告人都有充分辩护的机会。这样的审判程序是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准则的。
战犯跪倒在地请求严惩
昔日的特别军事法庭，今天已经成为一家历史陈列馆。正厅上方的大屏幕播放着当年审判日本战犯时的纪录片。其中，就有古海忠之的镜头。
他在法庭上低着头，表情凝重，深深鞠了一躬，说道：“我认识到自己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自己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要求迅速判决我死刑。”
“这次审判创造了世界审判法西斯战犯的纪录。”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副主任宋苗说，每一个日本战犯都认罪服法，甚至跪倒在地请求严惩自己。这是二战战犯审判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新中国是如何做到的？这曾经是海内外历史学者心中的一个谜团。
在宋苗看来，背后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人道主义对待战犯、感化战犯；二是通过耐心反复的改造教育，这些曾被日本军国主义洗脑的战犯们，从思想根源上认识到侵略之罪。
有一件事令权德源终生难忘。“战犯们回国路上，在沈阳开往天津的火车上，他们想到不久就能见到离别多年的妻子儿女，有说有笑。”
但列车过锦州不久，有一个日本战犯望着窗外低头流泪，权德源问他：“大家都高兴，你怎么哭了？”
他说：“前边那座小山底下，原来有一个村子。20多年前，我们日本军人进村杀了不少无辜百姓。他们死去回不来了，可是杀人的战犯还能活着回家。想起他们我心里很难受，我的泪是流给他们谢罪的泪。”
这些日本战犯获释回国后大部分成为推动日中友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积极分子。
如今，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里，一张晶莹欲滴的牵牛花照片，讲述着一段特别的故事。
战犯副岛进回国前，管教人员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种子，对他说：“下次再来中国，不要带着武器来，要带着鲜花来。”
宋苗说，回到日本的副岛进把牵牛花种子种在自家院子里，每当看到盛开的牵牛花就会想到中国，想到在中国得到的人道主义对待。
2007年9月17日，中日民间友好团体日本抚顺奇迹继承会到访中国。在访问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由关西支部事务长野津加代子，把这幅后来取名为“和平之花”的照片送给了曾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护士长的赵毓英。
“副岛进将牵牛花拍照保存下来，希望‘和平之花’永远盛开在中日人民心间。”宋苗说。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王建学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向世人昭示，无论侵略者有多么凶残和强大，最终的宿命是接受历史与人民的审判。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距离当年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地不到3公里。“这不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历史的必然。”王建学说，侵略者的宿命是失败，人类正义是不可战胜的。https://t.cn/A6M7nQ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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