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日打卡， 畅行RCEP大市场】https://t.cn/A66m5ZvI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于今年1月1日正式生效，4月10日正好满“百天”。全国各地和广大企业反响热烈，积极利用协定中的市场开放承诺和规则，扩大对RCEP成员国进出口贸易，深入参与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推动我国产业提质升级。根据我国海关统计，1-2月，我与RCEP国家进出口总额达2900.7亿美元，同比增长12.7%，与东盟、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进出口额同比增长分别为13.1%、7.2%、17.5%、6.0%、22.8%。RCEP实施为今年我国外贸“开门稳”提供了重要支撑，对区域贸易的促进作用已初步显现。
一、商务部等有关部门
着力指导高质量实施RCEP
（一）印发《关于高质量实施RCEP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经国务院批准，商务部、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民银行、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6部门联合出台了《指导意见》，要求全面落实协定规定的市场开放承诺和规则，为各地方、各行业和企业积极把握RCEP机遇、分享优惠政策红利提供了指导。
（二）完善协定原产地规则实施配套文件。海关总署在2021年年底公布《RCEP项下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和《经核准出口商管理办法》的基础上，陆续出台4项配套文件，为全面实施原产地规则和协定税率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
（三）强化自贸协定实施公共服务平台的作用。商务部在前期建立和完善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平台功能，全面提供中国自贸区关税查询，纳入自贸伙伴投资合作国别指南，并会同海关总署等部门提供协定规则和政策的咨询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在实际利用协定中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受到企业广泛欢迎。
（四）持续开展面向企业的RCEP专题培训。商务部制订了详细工作方案，计划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在全国分片区开展面向企业的RCEP专题培训。目前，商务部已会同海关总署等部门编辑近10万字的培训教材，培训工作在做好规则解读的同时，注重实际操作方面的讲解，提升企业利用协定的能力和本领。同时，支持各地方、各部门和各行业开展针对性培训，指导企业不断提升质量标准，促进产业升级，增强国际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各地抢抓RCEP生效机遇
促进产业企业发展
（一）因地制宜制定出台对接RCEP行动计划。各地根据自身禀赋条件和优势，结合本地发展规划，出台对接RCEP的行动计划或工作方案。为积极落实《指导意见》，多地纷纷出台了细化工作举措。其中，有些地方在与RCEP成员国开展货物贸易、承接服务外包、对外投资和实际利用RCEP外资等方面明确了重点任务。有些地方立足本地经济发展实际，着力深化对外开放合作，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打造高水平开放示范平台。
（二）积极加强营商环境建设，全力提升对企业的服务水平。有关地方持续举办RCEP系列培训，根据本地特点和实际需要设计培训课程，提升培训落地效果，增强企业的获得感。一些地方建设自贸协定公共服务平台，提供RCEP手机端一站式便捷咨询，协助企业挖掘协定关税减让利好。还有一些地方建立RCEP企业服务中心，提供经贸合作、项目引进、市场拓展、原产地认证、法律援助、涉外人才等多方面服务。各地的好实践、好做法为企业充分挖掘RCEP机遇提供了助力。
三、企业积极利用RCEP
分享优惠政策红利
（一）RCEP成员国关税优惠为我国出口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提供了重要机遇。RCEP生效后，区域内90%的货物将逐步实现零关税，我国还通过RCEP新增日本作为自贸伙伴，协定货物关税减让安排显著降低出口企业税负，大大提升出口产品竞争力，为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提供了有利条件。根据海关统计，我国企业通过申领RCEP原产地证书，在有机化学品、纺织制品、塑料及其制品等领域已获得大幅关税减免，明显降低了生产成本，出口业务量显著增长。
（二）我国履行RCEP降税承诺，显著降低企业进口成本。RCEP成员国是我国许多企业原材料和零部件的重要来源地，关税减让有助于降低商品采购成本和制造业生产成本。例如，在RCEP项下，我将对日本产大部分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汽车零部件、机械设备、仪器仪表等产品逐步实施零关税，外贸企业利用关税优惠进口所需产品，可有效减低采购和生产成本，也有利于增强我下游汽车整车、电子产品、成套设备等出口竞争力。
（三）RCEP原产地规则助推企业积极参与区域产业链布局和供应链合作。RCEP原产地区域累积规则有助于显著降低企业利用关税优惠的门槛，扩大区域内中间品生产和贸易，同时有利于吸引更多RCEP区域外跨国公司加大对域内产业布局，这为更多企业更深层次参与区域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汽车、轻纺、集成电路等多行业企业均表示，已着手利用原产地区域累积规则加强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培育多元化全球供应链网络，提高产品质量和公司整体竞争力。
（四）RCEP贸易便利化措施助力企业享惠。RCEP简化了海关通关程序，允许经核准出口商自主出具原产地声明，还规定了电子商务无纸化贸易等便利化规则，可大大缩短货物整体通关时间，显著降低企业通关成本。如一家工程机械公司表示，在RCEP项下自韩国进口产品时，利用韩国出口商自主出具的原产地声明享受优惠关税，单证准备时间大幅压缩，预计使公司每年新增享惠货值近亿元，降低税负成本约400万元。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表示，将依托RCEP优惠政策完善其在区域内跨境电商供应链体系，加快海外仓升级建设，搭建一体化海外仓服务平台，提升跨境电商服务效率及业务量。
四、帮助和推动企业深入挖掘RCEP机遇，获得更高水平发展
随着协定实施的深入，关税减让进一步到位，RCEP的贸易红利还将得到持续释放，也将为RCEP成员国之间进一步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提供持久动力。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署，做好高质量实施RCEP相关工作，积极倾听企业诉求，帮助指导企业解决享惠受阻等问题。同时，建议企业从以下几方面持续发力：
一是尽快熟悉RCEP成员国关税优惠承诺和贸易便利化举措，扩大优势产品出口和优质商品进口。企业要根据自身经营发展方向，认真研究我国与RCEP成员国间的国别关税减让情况，因国施策、取长补短，着力扩大重点产品的进出口。同时，要密切关注RCEP各国海关程序、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承诺的落地情况，借助区域物流通关效率提升，实现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的持续增长。
二是吃透用好原产地区域累积规则，深度参与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企业要充分认识RCEP原产地区域累积规则的商业价值，用好RCEP原产享惠门槛更低的优势，积极扩大中间产品生产规模，吸引更多投资者开展合作，参与本地区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将企业生产和服务推向价值链的中高端。同时，要培养掌握原产地规则的专业人员，熟悉证书申领、自主声明、经核准出口商认证等各项业务，将高质量实施RCEP全面纳入企业的国际化经营策略。
三是努力挖掘服务业和投资扩大开放带来的商机。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和提供跨境服务时，可以抓住RCEP成员国开放的机遇，推动设计研发、信息、物流、电子商务、贸易融资等服务业发展，推动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融合发展，提升在价值链中的地位。特别是，协定有利于发展贸易新业态，包括打造跨境电商供应链体系、开展海外仓建设等。企业要积极把握这些发展动向，进一步开拓发展空间。
四是借助RCEP完善营商环境带来的利好，增强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本领。RCEP在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竞争政策等领域均提供了制度保障和良好的政策环境。企业要积极行动，在“走出去”中“测水温”，努力探索与区域各国开展贸易投资合作，在更广阔国际环境中参与竞争，提升产品质量，提高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能力和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
五是提高竞争意识，妥善应对挑战。在RCEP统一大市场中，机遇与挑战并存。协定更高水平开放在为企业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将为部分行业和部分企业带来竞争压力和风险挑战。对此，企业要注重科学论证和风险防控，制定更合理的国际化经营策略，加快技术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如确实遇到不公平竞争，企业也要善于依法利用贸易救济等协定允许的措施，维护自身合法利益。（转载国际商报）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于今年1月1日正式生效，4月10日正好满“百天”。全国各地和广大企业反响热烈，积极利用协定中的市场开放承诺和规则，扩大对RCEP成员国进出口贸易，深入参与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推动我国产业提质升级。根据我国海关统计，1-2月，我与RCEP国家进出口总额达2900.7亿美元，同比增长12.7%，与东盟、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进出口额同比增长分别为13.1%、7.2%、17.5%、6.0%、22.8%。RCEP实施为今年我国外贸“开门稳”提供了重要支撑，对区域贸易的促进作用已初步显现。
一、商务部等有关部门
着力指导高质量实施RCEP
（一）印发《关于高质量实施RCEP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经国务院批准，商务部、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民银行、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6部门联合出台了《指导意见》，要求全面落实协定规定的市场开放承诺和规则，为各地方、各行业和企业积极把握RCEP机遇、分享优惠政策红利提供了指导。
（二）完善协定原产地规则实施配套文件。海关总署在2021年年底公布《RCEP项下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和《经核准出口商管理办法》的基础上，陆续出台4项配套文件，为全面实施原产地规则和协定税率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
（三）强化自贸协定实施公共服务平台的作用。商务部在前期建立和完善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平台功能，全面提供中国自贸区关税查询，纳入自贸伙伴投资合作国别指南，并会同海关总署等部门提供协定规则和政策的咨询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在实际利用协定中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受到企业广泛欢迎。
（四）持续开展面向企业的RCEP专题培训。商务部制订了详细工作方案，计划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在全国分片区开展面向企业的RCEP专题培训。目前，商务部已会同海关总署等部门编辑近10万字的培训教材，培训工作在做好规则解读的同时，注重实际操作方面的讲解，提升企业利用协定的能力和本领。同时，支持各地方、各部门和各行业开展针对性培训，指导企业不断提升质量标准，促进产业升级，增强国际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各地抢抓RCEP生效机遇
促进产业企业发展
（一）因地制宜制定出台对接RCEP行动计划。各地根据自身禀赋条件和优势，结合本地发展规划，出台对接RCEP的行动计划或工作方案。为积极落实《指导意见》，多地纷纷出台了细化工作举措。其中，有些地方在与RCEP成员国开展货物贸易、承接服务外包、对外投资和实际利用RCEP外资等方面明确了重点任务。有些地方立足本地经济发展实际，着力深化对外开放合作，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打造高水平开放示范平台。
（二）积极加强营商环境建设，全力提升对企业的服务水平。有关地方持续举办RCEP系列培训，根据本地特点和实际需要设计培训课程，提升培训落地效果，增强企业的获得感。一些地方建设自贸协定公共服务平台，提供RCEP手机端一站式便捷咨询，协助企业挖掘协定关税减让利好。还有一些地方建立RCEP企业服务中心，提供经贸合作、项目引进、市场拓展、原产地认证、法律援助、涉外人才等多方面服务。各地的好实践、好做法为企业充分挖掘RCEP机遇提供了助力。
三、企业积极利用RCEP
分享优惠政策红利
（一）RCEP成员国关税优惠为我国出口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提供了重要机遇。RCEP生效后，区域内90%的货物将逐步实现零关税，我国还通过RCEP新增日本作为自贸伙伴，协定货物关税减让安排显著降低出口企业税负，大大提升出口产品竞争力，为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提供了有利条件。根据海关统计，我国企业通过申领RCEP原产地证书，在有机化学品、纺织制品、塑料及其制品等领域已获得大幅关税减免，明显降低了生产成本，出口业务量显著增长。
（二）我国履行RCEP降税承诺，显著降低企业进口成本。RCEP成员国是我国许多企业原材料和零部件的重要来源地，关税减让有助于降低商品采购成本和制造业生产成本。例如，在RCEP项下，我将对日本产大部分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汽车零部件、机械设备、仪器仪表等产品逐步实施零关税，外贸企业利用关税优惠进口所需产品，可有效减低采购和生产成本，也有利于增强我下游汽车整车、电子产品、成套设备等出口竞争力。
（三）RCEP原产地规则助推企业积极参与区域产业链布局和供应链合作。RCEP原产地区域累积规则有助于显著降低企业利用关税优惠的门槛，扩大区域内中间品生产和贸易，同时有利于吸引更多RCEP区域外跨国公司加大对域内产业布局，这为更多企业更深层次参与区域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汽车、轻纺、集成电路等多行业企业均表示，已着手利用原产地区域累积规则加强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培育多元化全球供应链网络，提高产品质量和公司整体竞争力。
（四）RCEP贸易便利化措施助力企业享惠。RCEP简化了海关通关程序，允许经核准出口商自主出具原产地声明，还规定了电子商务无纸化贸易等便利化规则，可大大缩短货物整体通关时间，显著降低企业通关成本。如一家工程机械公司表示，在RCEP项下自韩国进口产品时，利用韩国出口商自主出具的原产地声明享受优惠关税，单证准备时间大幅压缩，预计使公司每年新增享惠货值近亿元，降低税负成本约400万元。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表示，将依托RCEP优惠政策完善其在区域内跨境电商供应链体系，加快海外仓升级建设，搭建一体化海外仓服务平台，提升跨境电商服务效率及业务量。
四、帮助和推动企业深入挖掘RCEP机遇，获得更高水平发展
随着协定实施的深入，关税减让进一步到位，RCEP的贸易红利还将得到持续释放，也将为RCEP成员国之间进一步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提供持久动力。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署，做好高质量实施RCEP相关工作，积极倾听企业诉求，帮助指导企业解决享惠受阻等问题。同时，建议企业从以下几方面持续发力：
一是尽快熟悉RCEP成员国关税优惠承诺和贸易便利化举措，扩大优势产品出口和优质商品进口。企业要根据自身经营发展方向，认真研究我国与RCEP成员国间的国别关税减让情况，因国施策、取长补短，着力扩大重点产品的进出口。同时，要密切关注RCEP各国海关程序、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承诺的落地情况，借助区域物流通关效率提升，实现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的持续增长。
二是吃透用好原产地区域累积规则，深度参与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企业要充分认识RCEP原产地区域累积规则的商业价值，用好RCEP原产享惠门槛更低的优势，积极扩大中间产品生产规模，吸引更多投资者开展合作，参与本地区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将企业生产和服务推向价值链的中高端。同时，要培养掌握原产地规则的专业人员，熟悉证书申领、自主声明、经核准出口商认证等各项业务，将高质量实施RCEP全面纳入企业的国际化经营策略。
三是努力挖掘服务业和投资扩大开放带来的商机。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和提供跨境服务时，可以抓住RCEP成员国开放的机遇，推动设计研发、信息、物流、电子商务、贸易融资等服务业发展，推动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融合发展，提升在价值链中的地位。特别是，协定有利于发展贸易新业态，包括打造跨境电商供应链体系、开展海外仓建设等。企业要积极把握这些发展动向，进一步开拓发展空间。
四是借助RCEP完善营商环境带来的利好，增强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本领。RCEP在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竞争政策等领域均提供了制度保障和良好的政策环境。企业要积极行动，在“走出去”中“测水温”，努力探索与区域各国开展贸易投资合作，在更广阔国际环境中参与竞争，提升产品质量，提高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能力和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
五是提高竞争意识，妥善应对挑战。在RCEP统一大市场中，机遇与挑战并存。协定更高水平开放在为企业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将为部分行业和部分企业带来竞争压力和风险挑战。对此，企业要注重科学论证和风险防控，制定更合理的国际化经营策略，加快技术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如确实遇到不公平竞争，企业也要善于依法利用贸易救济等协定允许的措施，维护自身合法利益。（转载国际商报）
社会应当承认，谁都没有超极能力不在工作上犯错误，关键是要善于吸取工作不足的教训，借鉴并改变管理策略。虽然上海拥有2500万人口的国际性大都市，要把无孔不入、传播神速的奥密克戎完全堵住封控是任何人都无法做到的事。从2019年年底爆发新冠疫情以来，上海市采取的精准防空措施，非常适合上海作为国际经济大都市的社会体系地运营，因而这几年上海的社会经济发展都有可圈可点的骄人成就。
由于新冠病毒毒株不断变化，特别是奥密克戎传播特别迅速，突破了上海精准防控的方法与措施，让全上海措手不及，因而造成某些管控工作跟不上，出现了一些管控漏洞和工作瑕疵。这也是上海人应该吸取的教训。
让人期待的是，上海市能够迅速转变疫情管控方法，推进工作有效且迅速，让中国社会缓了一口气。上海市副市长能够哽咽承认管理工作上的不足，说明上海市看清了存在的问题，相信上海市后续管控工作将会更加务实有效。
上海加油！中国加油！ https://t.cn/RXnjSlc
由于新冠病毒毒株不断变化，特别是奥密克戎传播特别迅速，突破了上海精准防控的方法与措施，让全上海措手不及，因而造成某些管控工作跟不上，出现了一些管控漏洞和工作瑕疵。这也是上海人应该吸取的教训。
让人期待的是，上海市能够迅速转变疫情管控方法，推进工作有效且迅速，让中国社会缓了一口气。上海市副市长能够哽咽承认管理工作上的不足，说明上海市看清了存在的问题，相信上海市后续管控工作将会更加务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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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国伸向世界的黑手# 【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军事帝国”伸向世界的黑手】#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拥有遍布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700-1000个海外军事基地。从一开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就和战争活动密切相关。在相关地区部署军队之前，美国会在当地建设生物实验室以获取医疗情报，从而采取预防措施，降低士兵的非战伤发病率。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环球网）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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