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反映:西安#奔驰漏油事件# 维权当事人薛春艳在西安的企业（西安守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和股东日前发生了变动。网友提供的截图显示:4月25日，西安守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和股东发生了变更，徐亮（网传薛春艳的男友）不再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时，薛春艳本人也退出了股东，并从该公司主要人员里移除。也就是说，从4月25日开始，薛春艳、徐亮就和西安守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不再有法律上的任何关系。#子午评论# :高，实在是高！厉害，真特么的厉害[赞][坏笑]！如此以来，上海的债权人就无理由去西安守仁公司讨债了。更重要的是，这样无疑给下一步法院的执行带来了困难。即便上海商户们状告薛春艳的官司打赢了又能怎样，法院如何执行，法院根本就无法冻结西安守仁公司的银行账户。薛春艳，算你狠[赞][阴险]！@一个有点理想的记者 @向奔驰女车主讨债的人@澎湃新闻 @界面新闻 #奔驰维权女车主被催债#
【近200亿身家"一夜清零"!这家油企突然破产，老板离任所有职务！】中国“第四桶油”光汇石油发布公告称，因被香港高等法院裁定破产，公司董事会主席薛光林“不得不离任了在香港上市公司光汇石油（00933，HK）的所有职务。薛光林本人是香港居民，按照香港法律，如果被裁定破产，意味着他无法继续担任公司管理层和无法离境，直至四年之后期满。当然，四年之后，他的债务也可以一笔勾销。（中国基金报）https://t.cn/EX1wIDB
#历史[超话]# 【古代社会的“退休制度”——汉代的“去官”！】在我国古代社会，社会阶层之间不是完全固化的，而是有一定的流动性，两汉社会也是这样。民可以“当官”，官员自然也有“去官”一说。从先秦的世卿世禄制瓦解之后，各级官吏和统治者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一种“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雇佣关系。既然官位不再是世袭的，那么有做官的阶层上升，自然也就会有去官的阶层下降。所以本节将简要的介绍一下两汉时期去官的主要方式，以及官吏阶层在去官后的生活状态。
一、获罪免官
由民而官的渠道很多，但归根到底，官吏的权力身份还是得自皇帝。一旦皇帝不悦，也随时可能收回，轻者降职，重者重新回到民的阶层甚至丢掉自己和家人的性命。
被免官的具体原因很多。主要的有以下几种：
1、犯罪
汉代对于官吏的犯罪行为制定了严苛的律法，在吏治清明的时候也执行的不错。许多官员因为职务犯罪被降职、贬为庶民甚至处死。如孝景帝时，御史大夫晁错，“使吏案袁盎受吴王财物，抵罪，诏赦以为庶人”。
2、不能胜任职务
汉代对于官吏有严格的上计考课制度，如果考核不合格，或者是身体残病，也可能被免官。如王尊“子伯为京兆尹，坐耎弱不胜任免”。《二年律令·逋律》规定：“一岁中盗贼发而令、丞、尉所不觉智（知），三发以上，皆为不胜任，免之”。
二、年老致仕
所谓致仕，是指官吏到达一定的年龄或者因病交还官职的一项制度，即现在讲的退休。致仕之后，官吏的社会阶层就由官下降为民。致仕的现象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如《尚书》中说：“大夫七十而致仕，老于乡里”，但正式形成一项制度，是从汉代开始的。
汉代的致仕数量，在不同时期有较大差异。西汉初期主要的官职都是由和刘邦一起打天下的功臣集团担任，如萧何、曹参、周勃等人，这些人的任职都是终身制，没有致仕的情况。一直到西汉中后期，致仕的现象才多了起来。沈星棣认为这与当时的大臣主要由儒者担任有关：“而儒学是强调君臣大礼的，这就使一些官吏在年届七十致仕时，以‘乞骸骨’的方式提出请求。在朝廷的大力赞扬下，一股退休热潮袭来了。”至平帝元始元年，中央开始制定关于致仕的相关政策：“天下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三分故禄，以一与之,终其身。”这也是我国古代正式建立致仕制度的开始。东汉建立之初，光武帝以柔道治国，开国功臣多“委而勿用”，臣下猜度圣意，也适时的交出权柄。如贾复“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乃与高密侯邓禹并剽甲兵，敦儒学。”所以东汉初致仕的人数较前有了明显的增加。到东汉中后期从和帝开始，致仕的数量又开始减少了，这应该与政治环境日趋黑暗有关。
三、无道而隐
有条件出仕的人，或者是在朝为官的人，由于各种原因拒绝出仕或挂印辞官，规避政治活动的行为，在我国古代十分常见。梁漱溟先生将这种隐逸的行为视作我国古代文化的一大特征。放弃“官”的身份，或委身于江湖，或委身于市集之中，从社会阶层的角度来说，也不失为一种向下移动的渠道。
导致辞官归隐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其中“无道”是重要的一种。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所谓无道，即吏治腐败、天下动荡。这种归隐一般多见于王朝后期。
如西汉元帝时人朱云，因直谏与行事风格在政争中失利，之后“不复仕，常居鄠田，时出乘牛车从诸生，所过皆敬事焉。”新莽时期，更有大批西汉官吏辞官而去，如胡刚“值王莽居摄，刚解其衣冠，县府门而去，遂亡命交趾，隐于屠肆之间。”
东汉中期以后政治逐步黑暗，至220年曹丕废汉献帝大约经历了130余年的“黑暗时代”，远胜前朝。这一时期因邦无道而归隐的官吏数量也大大增加。如东汉后期外戚梁冀跋扈，许多人避之而弃官。略举几例：
颖川人荀淑：
对策，讥切贵幸，为梁冀所忌……弃官隐居，以寿终。
新都人杨厚：
时大将军梁冀威权倾朝，遣弟侍中不疑以车马、珍玩致遗于厚，欲与相见。厚不荅，固称病求退。帝许之，赐车马钱帛归家。修黄老，教授门生，上名录者三千余人。
四、官员“去官”后的生活状态
由官向民的流动，带来的是身份和权力的下降，而物质层面的生活状态，却不一定是同向变动的。尤其是品级较高的官吏，他们在为官时期往往积累了较多的财富。后世讲“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实际上历朝历代莫不如此，权与钱往往是一体两面的关系，这实际上也是吸引着社会资源向上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汉代贡禹“以明经洁行著闻”，但积累财富依然可观。做官以前，他“家赀不满万钱，妻子糠豆不赡，短褐不完”，去京师当官还要卖田百亩买车马。到京师做了谏大夫以后，“秩八百石，俸钱月九千二百，廪食太官，又蒙赏赐四时杂缯、棉絮、衣服、酒肉、诸果物”，后来官至光禄大夫，更是“秩二千石，俸月钱万二千”。贡禹本人对这种财富的获得也非常高兴，“禄赐愈多，家日以益富，身日以益尊”。这还是为官清廉的邓禹，至于不肖者，财富更是不可计数。
随着社会阶层的下降和权力的丧失，也有一些官员可能晚景比较凄凉。如酷吏宁成，去官后虽风光一时，最终却被义纵“破碎其家”；但也有许多官员凭借其在朝在野多年形成的人脉资源，即便手中没有了直接的权力，但政治影响力却没有完全失去，去官后依然受到郡县乡里的尊重。如薛广德是沛郡人，致仕后“东归沛，太守迎之界上。沛以为荣，县其安车传子孙。”又如哀帝时期的太山太守龚舍致仕，“舍既归乡里，郡二千石长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师弟子之礼。”
汉代官员经商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当官的时候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去官之后这些资本的运作形态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继续进行资本的周转和增殖；另一种则是逐渐的退出流通领域，仅仅作为一种身份和财富的代表暂时被静置起来。
第一种情况如前述宁成，他去官后“贳貣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致产数千万，为任侠，持吏长短，出从数十骑。”又如太史公的外孙杨恽，做官时也曾“位在列卿，爵位通侯”，后来遭人陷害而免为庶人。此后他“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园治产……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此贾竖之事，污辱之处，恽亲行之”。
第二种情况主要是指有一些官员在去官后或醉心田园、或潜心著述教授。这种情况以东汉时居多，如杨伦辞官“讲授于大泽中，弟子至千余人”；郑玄隐居乡里讲学，“弟子河内赵商等自远方至者数千”[21]；郅恽“又免归，避地教授，著书八篇”等等。这些人在为官时积累的财富未见得少，然去官后志不在此，为理想、为情怀，其资本自然也就暂时的静置起来。https://t.cn/E7x8wMS
一、获罪免官
由民而官的渠道很多，但归根到底，官吏的权力身份还是得自皇帝。一旦皇帝不悦，也随时可能收回，轻者降职，重者重新回到民的阶层甚至丢掉自己和家人的性命。
被免官的具体原因很多。主要的有以下几种：
1、犯罪
汉代对于官吏的犯罪行为制定了严苛的律法，在吏治清明的时候也执行的不错。许多官员因为职务犯罪被降职、贬为庶民甚至处死。如孝景帝时，御史大夫晁错，“使吏案袁盎受吴王财物，抵罪，诏赦以为庶人”。
2、不能胜任职务
汉代对于官吏有严格的上计考课制度，如果考核不合格，或者是身体残病，也可能被免官。如王尊“子伯为京兆尹，坐耎弱不胜任免”。《二年律令·逋律》规定：“一岁中盗贼发而令、丞、尉所不觉智（知），三发以上，皆为不胜任，免之”。
二、年老致仕
所谓致仕，是指官吏到达一定的年龄或者因病交还官职的一项制度，即现在讲的退休。致仕之后，官吏的社会阶层就由官下降为民。致仕的现象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如《尚书》中说：“大夫七十而致仕，老于乡里”，但正式形成一项制度，是从汉代开始的。
汉代的致仕数量，在不同时期有较大差异。西汉初期主要的官职都是由和刘邦一起打天下的功臣集团担任，如萧何、曹参、周勃等人，这些人的任职都是终身制，没有致仕的情况。一直到西汉中后期，致仕的现象才多了起来。沈星棣认为这与当时的大臣主要由儒者担任有关：“而儒学是强调君臣大礼的，这就使一些官吏在年届七十致仕时，以‘乞骸骨’的方式提出请求。在朝廷的大力赞扬下，一股退休热潮袭来了。”至平帝元始元年，中央开始制定关于致仕的相关政策：“天下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三分故禄，以一与之,终其身。”这也是我国古代正式建立致仕制度的开始。东汉建立之初，光武帝以柔道治国，开国功臣多“委而勿用”，臣下猜度圣意，也适时的交出权柄。如贾复“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乃与高密侯邓禹并剽甲兵，敦儒学。”所以东汉初致仕的人数较前有了明显的增加。到东汉中后期从和帝开始，致仕的数量又开始减少了，这应该与政治环境日趋黑暗有关。
三、无道而隐
有条件出仕的人，或者是在朝为官的人，由于各种原因拒绝出仕或挂印辞官，规避政治活动的行为，在我国古代十分常见。梁漱溟先生将这种隐逸的行为视作我国古代文化的一大特征。放弃“官”的身份，或委身于江湖，或委身于市集之中，从社会阶层的角度来说，也不失为一种向下移动的渠道。
导致辞官归隐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其中“无道”是重要的一种。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所谓无道，即吏治腐败、天下动荡。这种归隐一般多见于王朝后期。
如西汉元帝时人朱云，因直谏与行事风格在政争中失利，之后“不复仕，常居鄠田，时出乘牛车从诸生，所过皆敬事焉。”新莽时期，更有大批西汉官吏辞官而去，如胡刚“值王莽居摄，刚解其衣冠，县府门而去，遂亡命交趾，隐于屠肆之间。”
东汉中期以后政治逐步黑暗，至220年曹丕废汉献帝大约经历了130余年的“黑暗时代”，远胜前朝。这一时期因邦无道而归隐的官吏数量也大大增加。如东汉后期外戚梁冀跋扈，许多人避之而弃官。略举几例：
颖川人荀淑：
对策，讥切贵幸，为梁冀所忌……弃官隐居，以寿终。
新都人杨厚：
时大将军梁冀威权倾朝，遣弟侍中不疑以车马、珍玩致遗于厚，欲与相见。厚不荅，固称病求退。帝许之，赐车马钱帛归家。修黄老，教授门生，上名录者三千余人。
四、官员“去官”后的生活状态
由官向民的流动，带来的是身份和权力的下降，而物质层面的生活状态，却不一定是同向变动的。尤其是品级较高的官吏，他们在为官时期往往积累了较多的财富。后世讲“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实际上历朝历代莫不如此，权与钱往往是一体两面的关系，这实际上也是吸引着社会资源向上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汉代贡禹“以明经洁行著闻”，但积累财富依然可观。做官以前，他“家赀不满万钱，妻子糠豆不赡，短褐不完”，去京师当官还要卖田百亩买车马。到京师做了谏大夫以后，“秩八百石，俸钱月九千二百，廪食太官，又蒙赏赐四时杂缯、棉絮、衣服、酒肉、诸果物”，后来官至光禄大夫，更是“秩二千石，俸月钱万二千”。贡禹本人对这种财富的获得也非常高兴，“禄赐愈多，家日以益富，身日以益尊”。这还是为官清廉的邓禹，至于不肖者，财富更是不可计数。
随着社会阶层的下降和权力的丧失，也有一些官员可能晚景比较凄凉。如酷吏宁成，去官后虽风光一时，最终却被义纵“破碎其家”；但也有许多官员凭借其在朝在野多年形成的人脉资源，即便手中没有了直接的权力，但政治影响力却没有完全失去，去官后依然受到郡县乡里的尊重。如薛广德是沛郡人，致仕后“东归沛，太守迎之界上。沛以为荣，县其安车传子孙。”又如哀帝时期的太山太守龚舍致仕，“舍既归乡里，郡二千石长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师弟子之礼。”
汉代官员经商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当官的时候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去官之后这些资本的运作形态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继续进行资本的周转和增殖；另一种则是逐渐的退出流通领域，仅仅作为一种身份和财富的代表暂时被静置起来。
第一种情况如前述宁成，他去官后“贳貣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致产数千万，为任侠，持吏长短，出从数十骑。”又如太史公的外孙杨恽，做官时也曾“位在列卿，爵位通侯”，后来遭人陷害而免为庶人。此后他“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园治产……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此贾竖之事，污辱之处，恽亲行之”。
第二种情况主要是指有一些官员在去官后或醉心田园、或潜心著述教授。这种情况以东汉时居多，如杨伦辞官“讲授于大泽中，弟子至千余人”；郑玄隐居乡里讲学，“弟子河内赵商等自远方至者数千”[21]；郅恽“又免归，避地教授，著书八篇”等等。这些人在为官时积累的财富未见得少，然去官后志不在此，为理想、为情怀，其资本自然也就暂时的静置起来。https://t.cn/E7x8w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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