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香港经济强劲复苏 未来民生痛点将成为政策着力点】2021年，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特区政府预测全年增长有望达到6.4%。这一年，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保持稳固，国际机构最新排名较之前上升一位，重新回到第三名。这一年，香港做出了长远规划，住房问题、创新科技等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解决有望。
●经济强劲复苏 信心稳步增强
“今年香港经济堪称强劲复苏。”中银香港首席经济学家鄂志寰观点很明确，“与全球主要经济体同步，香港步入了强劲复苏的轨道，这一趋势还将延续。”
特区政府经济顾问欧锡熊称，外围因素大幅好转是香港经济复苏的主要推动力。
香港今年失业率也持续改善，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12月16日发表的最新劳动人口统计数字显示，经季节性调整失业率由2021年8月至10月的4.3%下降至2021年9月至11月的4.1%。
香港经济的另一大亮点是通胀受控，与许多经济体复苏与通胀恶化相伴不同，香港消费物价仅有轻微增长。今年前三季度基本消费物价通胀为0.4%，全年整体消费物价通胀率预测为1.6%。
近期多个调查表明，香港商界信心稳步增强。
香港总商会“商业前景问卷调查”显示，近半数受访企业预期明年营业额将较今年增加。
●住房，民生痛点将成为政策着力点
住公屋（香港廉租房）的李女士心心念念的是换到大房子住：“女儿大了，有点叛逆，时常和爸爸发生冲突，哪怕给她隔出个小空间也好呀。”
28平方米，五口人。这就是李女士一家的现状。两个大点的女儿睡双层床，挤在门后，妈妈带小女儿睡小屋。如果不是打通了阳台，爸爸睡的沙发都摆不开。
按照香港特区政府房屋署的数据，等待轮候公屋的申请现已超过25万宗，轮候时间接近6年。
住房是香港社会的最大痛点，长期以来，在如何解决上难以形成共识。
2021年，在中央的关怀和支持下，香港摆脱了社会撕裂的阴霾，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越来越把精力放在解决民生难题上。
香港的住房问题核心是土地问题。房屋署公布最新数字显示，在未来十年间已觅得约350公顷土地，可兴建约33万个公营房屋单位。房屋署表示，这是近年来的新高，特区政府多管齐下的觅地策略见到成效。
更令人鼓舞的是谋划“北部都会区”。在今年10月的施政报告中，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提出，将在香港北部建设一个占地300平方公里、宜居宜业宜游的“北部都会区”，在满足约250万人口居住需求的同时，还能与深圳形成“双城三圈”的战略性布局，为国家发挥“双引擎”作用，产生“强强联手”作用。
●无惧西方抹黑，香港依然拥有好机会
正在欧洲谈生意的丹麦商人彼得·斯坦急于回到香港，哪怕他整个圣诞假期连同元旦都要在隔离酒店度过。香港有他的生意，更有他的家人。
“我喜欢香港的自由，特别是我喜欢它融合了繁忙的城市生活和美丽的乡村。”1994年就在香港办医疗器械公司的彼得·斯坦说，“我最好的体验之一就是在山上远足，当我在大屿山徒步旅行时，我可以听到唐老鸭在迪士尼乐园里唱歌。这在世界其他地方不会有，只在香港才有。”
他发现，欧洲的人们谈论的香港跟他身处其中的香港完全不是一回事。“他们相信那些媒体上的信息，他们被误导了！”彼得·斯坦认为，“对于年轻人来说，香港是世界上拥有最好机会的地方。香港是在一个8000多万人的粤港澳大湾区，有很好的基础设施，有众多优秀公司和企业。”
消除西方媒体的抹黑需要时间，但西方商界对香港依然抱有信心。
据英国Z/Yen集团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第30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显示，中国香港的总排名较今年3月上升一位至全球第三位。
在全球IPO市场上，毕马威的报告称，截至12月5日，香港联交所2021年IPO总额为390亿美元，募集资金额排全球第四位。
2021年的香港债券市场也极为活跃。特别是人民币债券，经历了前几年的低迷，2021年先后有财政部200亿元、深圳50亿元在港发行，香港特区政府也首次发行50亿元离岸人民币绿色债券，受到热烈追捧。
债券通、“跨境理财通”等发展顺利，凸显了香港与内地的联通优势。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外国投资者最关心的还是如何更好地抓住香港和内地市场的机遇，如何加强金融科技和绿色金融等新领域的发展。随着互联互通的不断推进，香港金融业将获得更大的发展动力。
●创新、创业，在最好的时代、最好的地区
哈佛大学毕业的吴学明在香港创业，又转到佛山、江门创办创业园区。持续的疫情让吴学明远程视频指挥自己的内地企业。
“这是最好的创业时代，粤港澳大湾区是最好的创业地区。”吴学明说。
詹培勋长期在香港组织青年科创交流活动，终于按捺不住创业激情，在今年初到深圳开创自己的无人车项目。目前他的公司已拿到了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批出的第一张无人驾驶测试牌照。
粤港澳大湾区的互补优势他能数出一大串，感受深刻的还有各地对港青的扶持政策。他近日走访了广州南沙、深圳前海、福田深港合作区等地，发现各地都极力吸引港青进得来、留得住、融得入，“对于有志创业的香港青年，这里绝对是最佳落地之选”。
香港特区政府也锐意提升对创新科技的支持。2021年施政报告中，林郑月娥宣布马上研究扩容科学园，另建议将正在兴建、位于河套地区的港深创科园，联同落马洲、新田一带地方，整合“新田科技城”。
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梁海明非常看好这一区域，新田科技城与创科相关的土地约有240公顷，联同深圳创科园区组成占地约540公顷的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
香港金融管理学院客座教授杨玉川则提出，从对国家的贡献出发，香港未来要发挥特殊优势，吸引国际科研人才，让香港成为一个汇聚内外人才共同发展的创科中心。
摆脱了“泛政治化”的掣肘，香港聚精会神谋划长远发展。“以前我们没有这种胆量，没有这种见识，或者没有这个条件，可以给香港规划未来。”在10月的一个论坛中，林郑月娥表示，通过中央两大举措，包括香港国安法为我们恢复了稳定，完善选举制度令我们可以确保“爱国者治港”，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为香港谋划未来的时候了。https://t.cn/A6xDrpnh
●经济强劲复苏 信心稳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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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今年失业率也持续改善，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12月16日发表的最新劳动人口统计数字显示，经季节性调整失业率由2021年8月至10月的4.3%下降至2021年9月至11月的4.1%。
香港经济的另一大亮点是通胀受控，与许多经济体复苏与通胀恶化相伴不同，香港消费物价仅有轻微增长。今年前三季度基本消费物价通胀为0.4%，全年整体消费物价通胀率预测为1.6%。
近期多个调查表明，香港商界信心稳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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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平方米，五口人。这就是李女士一家的现状。两个大点的女儿睡双层床，挤在门后，妈妈带小女儿睡小屋。如果不是打通了阳台，爸爸睡的沙发都摆不开。
按照香港特区政府房屋署的数据，等待轮候公屋的申请现已超过25万宗，轮候时间接近6年。
住房是香港社会的最大痛点，长期以来，在如何解决上难以形成共识。
2021年，在中央的关怀和支持下，香港摆脱了社会撕裂的阴霾，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越来越把精力放在解决民生难题上。
香港的住房问题核心是土地问题。房屋署公布最新数字显示，在未来十年间已觅得约350公顷土地，可兴建约33万个公营房屋单位。房屋署表示，这是近年来的新高，特区政府多管齐下的觅地策略见到成效。
更令人鼓舞的是谋划“北部都会区”。在今年10月的施政报告中，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提出，将在香港北部建设一个占地300平方公里、宜居宜业宜游的“北部都会区”，在满足约250万人口居住需求的同时，还能与深圳形成“双城三圈”的战略性布局，为国家发挥“双引擎”作用，产生“强强联手”作用。
●无惧西方抹黑，香港依然拥有好机会
正在欧洲谈生意的丹麦商人彼得·斯坦急于回到香港，哪怕他整个圣诞假期连同元旦都要在隔离酒店度过。香港有他的生意，更有他的家人。
“我喜欢香港的自由，特别是我喜欢它融合了繁忙的城市生活和美丽的乡村。”1994年就在香港办医疗器械公司的彼得·斯坦说，“我最好的体验之一就是在山上远足，当我在大屿山徒步旅行时，我可以听到唐老鸭在迪士尼乐园里唱歌。这在世界其他地方不会有，只在香港才有。”
他发现，欧洲的人们谈论的香港跟他身处其中的香港完全不是一回事。“他们相信那些媒体上的信息，他们被误导了！”彼得·斯坦认为，“对于年轻人来说，香港是世界上拥有最好机会的地方。香港是在一个8000多万人的粤港澳大湾区，有很好的基础设施，有众多优秀公司和企业。”
消除西方媒体的抹黑需要时间，但西方商界对香港依然抱有信心。
据英国Z/Yen集团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第30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显示，中国香港的总排名较今年3月上升一位至全球第三位。
在全球IPO市场上，毕马威的报告称，截至12月5日，香港联交所2021年IPO总额为390亿美元，募集资金额排全球第四位。
2021年的香港债券市场也极为活跃。特别是人民币债券，经历了前几年的低迷，2021年先后有财政部200亿元、深圳50亿元在港发行，香港特区政府也首次发行50亿元离岸人民币绿色债券，受到热烈追捧。
债券通、“跨境理财通”等发展顺利，凸显了香港与内地的联通优势。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外国投资者最关心的还是如何更好地抓住香港和内地市场的机遇，如何加强金融科技和绿色金融等新领域的发展。随着互联互通的不断推进，香港金融业将获得更大的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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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培勋长期在香港组织青年科创交流活动，终于按捺不住创业激情，在今年初到深圳开创自己的无人车项目。目前他的公司已拿到了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批出的第一张无人驾驶测试牌照。
粤港澳大湾区的互补优势他能数出一大串，感受深刻的还有各地对港青的扶持政策。他近日走访了广州南沙、深圳前海、福田深港合作区等地，发现各地都极力吸引港青进得来、留得住、融得入，“对于有志创业的香港青年，这里绝对是最佳落地之选”。
香港特区政府也锐意提升对创新科技的支持。2021年施政报告中，林郑月娥宣布马上研究扩容科学园，另建议将正在兴建、位于河套地区的港深创科园，联同落马洲、新田一带地方，整合“新田科技城”。
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梁海明非常看好这一区域，新田科技城与创科相关的土地约有240公顷，联同深圳创科园区组成占地约540公顷的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
香港金融管理学院客座教授杨玉川则提出，从对国家的贡献出发，香港未来要发挥特殊优势，吸引国际科研人才，让香港成为一个汇聚内外人才共同发展的创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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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事
p1 收到了可爱羊咩咩。笑眼眯眯的样子好可爱
p2 今天的阳光长跑很满意 与上周形成了鲜明对比！
p3 听力终于要步入正轨了！[开学季]
p4 尝试了抹茶口味的鲜花饼，意外地觉得还可以。
p5 qjw大磨叽 ，我在床上都躺好20分钟了 她才舍得给我打电话！但是她说她想我 我就勉为其难的原谅她吧[玉兔]
p6 小鸡霸总行为 好喜欢 哈哈哈哈哈
p7新搞穿戴甲 很心水[兔子]
p8 我妈给我邮的粉嫩hello kitty电热毯（谁能想到是个电热毯啊[二哈]）
p9校外的猪蹄火锅鸡 香香[鼓掌]
p1 收到了可爱羊咩咩。笑眼眯眯的样子好可爱
p2 今天的阳光长跑很满意 与上周形成了鲜明对比！
p3 听力终于要步入正轨了！[开学季]
p4 尝试了抹茶口味的鲜花饼，意外地觉得还可以。
p5 qjw大磨叽 ，我在床上都躺好20分钟了 她才舍得给我打电话！但是她说她想我 我就勉为其难的原谅她吧[玉兔]
p6 小鸡霸总行为 好喜欢 哈哈哈哈哈
p7新搞穿戴甲 很心水[兔子]
p8 我妈给我邮的粉嫩hello kitty电热毯（谁能想到是个电热毯啊[二哈]）
p9校外的猪蹄火锅鸡 香香[鼓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诚信】
诚信：公民道德的基石
诚实守信是人类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优良道德品质。诚信既是个人道德的基石，又是社会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条件。诚信缺失的个人将失去他人的认可，诚信缺失的社会将失去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的支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加强公民的诚信品质。
1、诚信的内涵
诚信就其内涵而言，包括诚和信两方面；这两方面既有所区别，又可以互训使用。
“诚”的内容又包括两方面：一是真实，二为诚恳。真实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本来就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客观事物给人的声、光、热等刺激，二是主体对这些刺激的加工和整理。由于主体对客观事物进行了加工整理，而作为此整理基础的人的实践又受到历史条件等的制约，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之间有所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但真实要求忠于自己现阶段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不因为什么原因，特别是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去有意的歪曲它。诚恳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自己主观意图的本来面貌。人对自己的主观意图，一般有着准确的把握，但直接表达这些主观意图，可能要付出代价。但诚恳要求忠于自己，而不是由于畏惧代价而去歪曲自己。真实与诚恳结合起来，就构成了“诚”的基本内容。”信“字由人字旁加一个言字组成，指的是人说话要算数，对自己的承诺负责，要言而有复，诺而有行。在古代，信一开始指的是在祭祀时人对神灵所说的话；由于古人认为神灵支配着自然并统治着自己，因此这些祭祀的话对他们来说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必须要遵守。后来，这种意义扩展开来，不再是对神说的话要算数，而是所有的话都要算数了，言必信，行必果。诚与信有所区别：诚讲的是不能歪曲主观和客观的实际状况，更强调静态的真实；信讲的是不能违背自己的诺言，更强调动态的坚守。更深一层的，诚是一种内在的德性与修为，而信则是一种外在的确认与表达。但二者之间的联系又是一目了然的：静态的真实是动态坚守的基础，动态坚守也是静态真实的结果；内在的德性与修为会通过外在的言行加以确认，而外在的言行没有内在的涵养作为基础那也是难以持久的。正基于此，诚信经常互训连用：一方面，用诚来解释信，用信来解释诚，“诚，信也，从言从声”，“信，诚也，从人从言”；另一方面，诚信结合在一起，表示诚实无欺、恪守信用之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诚信的内涵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它需要由更高、更重要的价值来引领和统率。当诚信的要求与更高、更重要的价值相冲突时，诚信需要服从那些更高、更重要的价值。例如当诚信与爱国相冲突时，诚信就应该服从爱国。如果侵略者向公民索要事关民族利益的机密时，如果公民在这种情境中讲求诚信，那无疑是非常愚蠢的，因为这样的诚信会伤害国家利益。如果这时能够隐瞒或者骗过敌人，那就非常机智了；如果不能够隐瞒，则大义凛然地拒绝敌人，乃至舍身成仁，那就更是民族英雄了。
2、为什么要诚信
诚信是各个文明都加以珍视的基本价值，而中华民族更是把诚信作为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特点之一，认为人无信不立。西方社会步入近现代之后，由于市场经济履行契约的基本要求，开始把诚信作为最重要的个人品质加以强调。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之后，契约精神所要求的诚信维度也愈发被凸显出来。可见，中国公民的诚信品质基于两种互相融合的传统，一是中国文化中内诚外信的传统，二是市场文化中契约之信的传统。
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基本区别，就是中国人没有宗教传统，而西方人却无法想象如何在没有神的条件下设计自己的生活意义。中国人将自己的意义不是归结于上帝，而是归结于自己的家庭和种族，用近乎无限的血缘和民族的延续，以及与之相应的文明传承来彰显自己有限生命的价值所在。但家庭和种族又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自然和天道。于是，忠实于天地，顺应于自然，便成了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价值支撑之一。而正是这种价值支撑，将“诚”的品性植入了中国人的生命意义。《礼记》讲“诚者，天之道也”，以及朱熹注解的“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都是沿着这个逻辑来解释诚对于人的价值。因此，“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不是由于类似契约之信那样的外在原因进入了伦理系统，而是由于人的价值需要而内化于人性本原。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天地万物皆有其道，不为人力所变，而人作为自然的产物，也应该保存天道自然的这一特征，从而将外在的自然特征转化为了内在的德性品质。如果说在西方文化中，人无诚信还只是没有道德的话，那么在中国文化中，丧失诚信就在理论上被剥夺了做人的资格。这是相信上帝造人的基督教文明逻辑所难以企及的。既然诚是人的基本特征和内化了的德性，诚就必然要通过人的言行表现出来，并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就是信；反过来，一个人是否可信，也就成了他是否诚的判断依据与标准。如果一个人是诚的，那么他必然也是信的；反过来，一个人是信的，他必然也是诚的。孔子沿着这个思路，就得到了“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的结论。这种内诚外信并达到诚信统一的传统，向我们提示了诚信对于一个人的内在价值。只有诚信，一个人才获得了顺应自然的真诚无妄的德性，才获得了与天地一致的安宁，才获得了身心内外契合的统一。这便是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一个传统，即内诚外信的传统。
近代成为经济生活普遍组织方式的市场本质上基于契约，这又形成了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二个传统，即契约之信的传统。契约基于合同，它的前提有二：一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独立，二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就人与人之间互相独立而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并将与他人的交往视为自己收益最大化的手段，他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将其它人的福利考虑进自己的选择之内。就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而言，这些将自己与其它人区别开来的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恰恰是因为他们不是通过血缘宗法关系，而是通过商品交换关系来满足自己的一切物质需求。这个认为自己独立于社会的人，实际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的个人都更加依赖社会，从而依赖其它人。一方面，公民把自己的利益看作与其它人对立的，排斥其它人来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公民在现实中是相互依赖的，他们只有在交换合作中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利益。调节这种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赖的办法，就只能是预先规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通过彼此约束的方式来限制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冲动，签订契约。但签订契约并不能够保证双方都履行契约，因为既然假设双方都是自私的人，就必须考虑他们机会主义地逃避契约义务的可能性。只要契约一方发现逃避契约的履行能够带来比信守承诺更大的利益，他就总面临诱惑。这个时候，人们发现仅仅契约本身并无法解决自利人的相互依赖的问题，而必须引入诚信的道德维度，市场经济的运转才真正可能是平滑的。换而言之，如果没有诚信，公民生活于其中的市场经济就会陷入不可克服的混乱。正是这种必不可少的契约之信，与传统文化中的内诚外信一起，构成了今天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两种原因。
3、诚信品质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今日中国公民诚信品质的现状，可谓喜忧参半。既有很多诚实守信的楷模，也有不少无信无义的败类。前者的典型如兄债弟偿的“信义兄弟”，后者的典型则有臭名昭著的“三鹿”奶粉。普通公民中的情况也大体相似，有人一诺千金，有人言而无信。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出现时而诚信、时而失信的情况。这种现状表明，我国公民诚信品质仍然有提高的空间，需要找到问题所在并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公民诚信问题时有发生，问题出在两方面。一方面，功利主义的兴起与传统道德的失落造成了人们不再把诚信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安身立命之本，人们内心支撑结构的变化造成了诚信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契约体系不仅仅是道德要求，还是一种制度建构，而目前后者在我国尚不完善，给了违约之徒以可乘之机。
诚信问题，在中国古代主要是通过人的道德修养来解决的。作为安身立命基础的诚信，是君子生活方式的特征之一。这种诚信不需要额外的制度加以保障，也不需要专门的惩罚来加以规训；人内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和生命意义的寄托，是其最好的保证。这种价值意义体系，是与前市场社会的伦理秩序相一致的。但随着世界史发展到近现代史，封闭的小农经济为开放的市场经济所取代，个人利益的合法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公民的内心之中，便会出现理性计算与道德压力的僵持。这种僵持在古代社会是不成为问题的，因为“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正是因为他不能见利忘义。但在现代，公民的价值体系中利益的地位被抬高了，道德压力的强调减少了，终于形成了二者的僵持。当利益的算计压倒道德考虑的时候，人便表现不出诚信精神；只有道德考虑超过利益算计的时候，公民才能够表现出诚信品质来。也就是说，在功利主义与传统道德并驾齐驱的时候，在利益算计与德性思考等量齐观的时候，公民并不能保证总是表现出诚信品质来。这便是当今诚信问题时有出现却又不至于泛滥成灾的第一个原因所在。针对这一症结，没有其它办法，只能是加强宣传和教育，在增加诚信的舆论气氛的同时，适当地减少对市场经济功利主义的强调，以改变公民头脑中僵持二者的力量对比，让诚信能够稳定地战胜功利，从而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水平。
实际上，发达的市场体系也已经找到了解决自己诚信问题的方向。在传统道德受到功利主义冲击更严重的西方各国，曾经面临比今天中国更加严重的诚信危机。商品经济越是发达，人越是表现为独立的个体，他与其他人的相互依赖就更加明显，契约就越是必要。更多的契约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主义的温床。当契约的缔结者反复面对违约所带来的利益诱惑时，自然会有更多的人选择抛弃诚信。当这种行为上的短期化成为常态时，市场也就面临崩溃的风险。为了重建诚信，进而保证契约的履行和市场的平滑化，从个人主义的视角看来，真正的出路就在于让违约成本远远超过违约收益。当个人面对的理性计算的结果改变时，他的行为也就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具体的做法，是建立广泛的信用记录，而让留下不良信用记录的人在下次进入契约时面临更高的门槛和成本。比如说，让曾经没有按时还贷款的人的名单在所有银行之间共享，使其再次贷款时或者被拒绝，或者面临更高的利率。当个人意识到违约的风险很大而且长期化时，他就会改变自己对违约成本的判断，进而做出诚信的选择。在今日中国，已经有了市场化的功利主义来诱惑人们放弃诚信，却还没有制度化的惩罚机制来引导人们回归诚信，自然造成了有些公民义利不分的错误。虽然，因为惩罚机制总是少于和落后于人们订立契约的场合，西方的这一思路和实践并不能完全解决诚信问题，但是他们行之有效的制度化方式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相信在诚信记录制度建立建全之后，诚信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
一方面加强对公民的教育，从主观上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给予国人的道德感，另一方面建立对公民的制度化的引导，从客观上改变中国公民面临的利益选择。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能够基本解决中国公民当前面临的诚信问题。
诚信：公民道德的基石
诚实守信是人类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优良道德品质。诚信既是个人道德的基石，又是社会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条件。诚信缺失的个人将失去他人的认可，诚信缺失的社会将失去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的支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加强公民的诚信品质。
1、诚信的内涵
诚信就其内涵而言，包括诚和信两方面；这两方面既有所区别，又可以互训使用。
“诚”的内容又包括两方面：一是真实，二为诚恳。真实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本来就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客观事物给人的声、光、热等刺激，二是主体对这些刺激的加工和整理。由于主体对客观事物进行了加工整理，而作为此整理基础的人的实践又受到历史条件等的制约，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之间有所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但真实要求忠于自己现阶段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不因为什么原因，特别是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去有意的歪曲它。诚恳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自己主观意图的本来面貌。人对自己的主观意图，一般有着准确的把握，但直接表达这些主观意图，可能要付出代价。但诚恳要求忠于自己，而不是由于畏惧代价而去歪曲自己。真实与诚恳结合起来，就构成了“诚”的基本内容。”信“字由人字旁加一个言字组成，指的是人说话要算数，对自己的承诺负责，要言而有复，诺而有行。在古代，信一开始指的是在祭祀时人对神灵所说的话；由于古人认为神灵支配着自然并统治着自己，因此这些祭祀的话对他们来说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必须要遵守。后来，这种意义扩展开来，不再是对神说的话要算数，而是所有的话都要算数了，言必信，行必果。诚与信有所区别：诚讲的是不能歪曲主观和客观的实际状况，更强调静态的真实；信讲的是不能违背自己的诺言，更强调动态的坚守。更深一层的，诚是一种内在的德性与修为，而信则是一种外在的确认与表达。但二者之间的联系又是一目了然的：静态的真实是动态坚守的基础，动态坚守也是静态真实的结果；内在的德性与修为会通过外在的言行加以确认，而外在的言行没有内在的涵养作为基础那也是难以持久的。正基于此，诚信经常互训连用：一方面，用诚来解释信，用信来解释诚，“诚，信也，从言从声”，“信，诚也，从人从言”；另一方面，诚信结合在一起，表示诚实无欺、恪守信用之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诚信的内涵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它需要由更高、更重要的价值来引领和统率。当诚信的要求与更高、更重要的价值相冲突时，诚信需要服从那些更高、更重要的价值。例如当诚信与爱国相冲突时，诚信就应该服从爱国。如果侵略者向公民索要事关民族利益的机密时，如果公民在这种情境中讲求诚信，那无疑是非常愚蠢的，因为这样的诚信会伤害国家利益。如果这时能够隐瞒或者骗过敌人，那就非常机智了；如果不能够隐瞒，则大义凛然地拒绝敌人，乃至舍身成仁，那就更是民族英雄了。
2、为什么要诚信
诚信是各个文明都加以珍视的基本价值，而中华民族更是把诚信作为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特点之一，认为人无信不立。西方社会步入近现代之后，由于市场经济履行契约的基本要求，开始把诚信作为最重要的个人品质加以强调。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之后，契约精神所要求的诚信维度也愈发被凸显出来。可见，中国公民的诚信品质基于两种互相融合的传统，一是中国文化中内诚外信的传统，二是市场文化中契约之信的传统。
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基本区别，就是中国人没有宗教传统，而西方人却无法想象如何在没有神的条件下设计自己的生活意义。中国人将自己的意义不是归结于上帝，而是归结于自己的家庭和种族，用近乎无限的血缘和民族的延续，以及与之相应的文明传承来彰显自己有限生命的价值所在。但家庭和种族又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自然和天道。于是，忠实于天地，顺应于自然，便成了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价值支撑之一。而正是这种价值支撑，将“诚”的品性植入了中国人的生命意义。《礼记》讲“诚者，天之道也”，以及朱熹注解的“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都是沿着这个逻辑来解释诚对于人的价值。因此，“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不是由于类似契约之信那样的外在原因进入了伦理系统，而是由于人的价值需要而内化于人性本原。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天地万物皆有其道，不为人力所变，而人作为自然的产物，也应该保存天道自然的这一特征，从而将外在的自然特征转化为了内在的德性品质。如果说在西方文化中，人无诚信还只是没有道德的话，那么在中国文化中，丧失诚信就在理论上被剥夺了做人的资格。这是相信上帝造人的基督教文明逻辑所难以企及的。既然诚是人的基本特征和内化了的德性，诚就必然要通过人的言行表现出来，并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就是信；反过来，一个人是否可信，也就成了他是否诚的判断依据与标准。如果一个人是诚的，那么他必然也是信的；反过来，一个人是信的，他必然也是诚的。孔子沿着这个思路，就得到了“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的结论。这种内诚外信并达到诚信统一的传统，向我们提示了诚信对于一个人的内在价值。只有诚信，一个人才获得了顺应自然的真诚无妄的德性，才获得了与天地一致的安宁，才获得了身心内外契合的统一。这便是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一个传统，即内诚外信的传统。
近代成为经济生活普遍组织方式的市场本质上基于契约，这又形成了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二个传统，即契约之信的传统。契约基于合同，它的前提有二：一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独立，二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就人与人之间互相独立而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并将与他人的交往视为自己收益最大化的手段，他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将其它人的福利考虑进自己的选择之内。就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而言，这些将自己与其它人区别开来的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恰恰是因为他们不是通过血缘宗法关系，而是通过商品交换关系来满足自己的一切物质需求。这个认为自己独立于社会的人，实际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的个人都更加依赖社会，从而依赖其它人。一方面，公民把自己的利益看作与其它人对立的，排斥其它人来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公民在现实中是相互依赖的，他们只有在交换合作中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利益。调节这种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赖的办法，就只能是预先规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通过彼此约束的方式来限制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冲动，签订契约。但签订契约并不能够保证双方都履行契约，因为既然假设双方都是自私的人，就必须考虑他们机会主义地逃避契约义务的可能性。只要契约一方发现逃避契约的履行能够带来比信守承诺更大的利益，他就总面临诱惑。这个时候，人们发现仅仅契约本身并无法解决自利人的相互依赖的问题，而必须引入诚信的道德维度，市场经济的运转才真正可能是平滑的。换而言之，如果没有诚信，公民生活于其中的市场经济就会陷入不可克服的混乱。正是这种必不可少的契约之信，与传统文化中的内诚外信一起，构成了今天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两种原因。
3、诚信品质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今日中国公民诚信品质的现状，可谓喜忧参半。既有很多诚实守信的楷模，也有不少无信无义的败类。前者的典型如兄债弟偿的“信义兄弟”，后者的典型则有臭名昭著的“三鹿”奶粉。普通公民中的情况也大体相似，有人一诺千金，有人言而无信。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出现时而诚信、时而失信的情况。这种现状表明，我国公民诚信品质仍然有提高的空间，需要找到问题所在并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公民诚信问题时有发生，问题出在两方面。一方面，功利主义的兴起与传统道德的失落造成了人们不再把诚信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安身立命之本，人们内心支撑结构的变化造成了诚信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契约体系不仅仅是道德要求，还是一种制度建构，而目前后者在我国尚不完善，给了违约之徒以可乘之机。
诚信问题，在中国古代主要是通过人的道德修养来解决的。作为安身立命基础的诚信，是君子生活方式的特征之一。这种诚信不需要额外的制度加以保障，也不需要专门的惩罚来加以规训；人内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和生命意义的寄托，是其最好的保证。这种价值意义体系，是与前市场社会的伦理秩序相一致的。但随着世界史发展到近现代史，封闭的小农经济为开放的市场经济所取代，个人利益的合法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公民的内心之中，便会出现理性计算与道德压力的僵持。这种僵持在古代社会是不成为问题的，因为“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正是因为他不能见利忘义。但在现代，公民的价值体系中利益的地位被抬高了，道德压力的强调减少了，终于形成了二者的僵持。当利益的算计压倒道德考虑的时候，人便表现不出诚信精神；只有道德考虑超过利益算计的时候，公民才能够表现出诚信品质来。也就是说，在功利主义与传统道德并驾齐驱的时候，在利益算计与德性思考等量齐观的时候，公民并不能保证总是表现出诚信品质来。这便是当今诚信问题时有出现却又不至于泛滥成灾的第一个原因所在。针对这一症结，没有其它办法，只能是加强宣传和教育，在增加诚信的舆论气氛的同时，适当地减少对市场经济功利主义的强调，以改变公民头脑中僵持二者的力量对比，让诚信能够稳定地战胜功利，从而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水平。
实际上，发达的市场体系也已经找到了解决自己诚信问题的方向。在传统道德受到功利主义冲击更严重的西方各国，曾经面临比今天中国更加严重的诚信危机。商品经济越是发达，人越是表现为独立的个体，他与其他人的相互依赖就更加明显，契约就越是必要。更多的契约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主义的温床。当契约的缔结者反复面对违约所带来的利益诱惑时，自然会有更多的人选择抛弃诚信。当这种行为上的短期化成为常态时，市场也就面临崩溃的风险。为了重建诚信，进而保证契约的履行和市场的平滑化，从个人主义的视角看来，真正的出路就在于让违约成本远远超过违约收益。当个人面对的理性计算的结果改变时，他的行为也就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具体的做法，是建立广泛的信用记录，而让留下不良信用记录的人在下次进入契约时面临更高的门槛和成本。比如说，让曾经没有按时还贷款的人的名单在所有银行之间共享，使其再次贷款时或者被拒绝，或者面临更高的利率。当个人意识到违约的风险很大而且长期化时，他就会改变自己对违约成本的判断，进而做出诚信的选择。在今日中国，已经有了市场化的功利主义来诱惑人们放弃诚信，却还没有制度化的惩罚机制来引导人们回归诚信，自然造成了有些公民义利不分的错误。虽然，因为惩罚机制总是少于和落后于人们订立契约的场合，西方的这一思路和实践并不能完全解决诚信问题，但是他们行之有效的制度化方式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相信在诚信记录制度建立建全之后，诚信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
一方面加强对公民的教育，从主观上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给予国人的道德感，另一方面建立对公民的制度化的引导，从客观上改变中国公民面临的利益选择。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能够基本解决中国公民当前面临的诚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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