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21
期中结课考试，数值计算考试前老师强调要带计算器。过去一看好家伙，大题第一道，二分法算根算八次。第二道线性/指数拟合十个数据你们慢慢按计算器算去吧……。我就搞不懂了，出这种Excel10秒钟安计算器半小时不可能手算的题作为结课考试有什么意义吗……
然后非线性期中开卷限时作业更是重量级，60分一个字不改的答案原话，和40分没讲过（确认多个大佬）的复杂题，挑明了拉大家区分度。俺寻思出个难点的计算我算不出来我菜鸡，你直接出个没讲过的算什么意思呢。
不过期中假期也要结束了，周日补下下周二的实验课，然后过一天周二又要上实验课，简直灾难。
【图文无关】
期中结课考试，数值计算考试前老师强调要带计算器。过去一看好家伙，大题第一道，二分法算根算八次。第二道线性/指数拟合十个数据你们慢慢按计算器算去吧……。我就搞不懂了，出这种Excel10秒钟安计算器半小时不可能手算的题作为结课考试有什么意义吗……
然后非线性期中开卷限时作业更是重量级，60分一个字不改的答案原话，和40分没讲过（确认多个大佬）的复杂题，挑明了拉大家区分度。俺寻思出个难点的计算我算不出来我菜鸡，你直接出个没讲过的算什么意思呢。
不过期中假期也要结束了，周日补下下周二的实验课，然后过一天周二又要上实验课，简直灾难。
【图文无关】
【7家国企整合成1家，一年后营收规模翻番，武汉城建集团——“化学融合”锻造头部企业】2020年9月，武汉市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启动，原武汉地产集团等7家市属国企整合成立新的武汉城建集团。此番重组涉及近万名员工，未发生业绩滑坡和上访投诉，实现“物理整合”零震荡，继而催生“化学反应”——
2021年，该集团预计年营收突破500亿元大关，实现规模倍增；利润总额由25亿元增至36亿元，同比预计增长44%，有望首次入选中国企业500强。
武汉城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付明贵表示，国有企业改革涉及方方面面，关键是市场化机制。重组后，集团在实现零震荡基础上，迅速变“物理整合”为“化学反应”，激发加快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活力。
国企改革取得这样的成绩，离不开党建引领、产业重构、体制创新、企业文化、人才激励等诸多方面。湖北日报全媒记者从武汉城建集团撷选三个改革试点举措，希望借此管窥国企改革密码。
企业竞标：11家房企内部比选激发鲶鱼效应
“在武汉房地产市场，民营企业项目管理层跟投项目很常见。但在市属国企里，我们试行风险抵押金制度，风险共担，在武汉绝对算头一份！”武汉城建集团总经理应志刚表示。风险抵押金正是城建集团在综合开发板块推行的机制创新之举。
综合开发板块，是该集团整合后的三大主导产业之一，也是重要利润来源。整合前，7家市属国企管理8家房地产企业，业绩、实力、规模参差不齐，品牌较为分散。
重组后，正逢“房住不炒”大调控，房地产行业走集约化、品质化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迫在眉睫。武汉城建集团顺势成立新的全资子集团——武汉地产集团，统筹管理旗下11家开发企业（含新成立3家），建立统一的业务标准、管理体系、制度流程。
这样一来，对外，新的地产集团业务专一、实力雄厚，能提升整体竞争力；对内，原各企业减少了不必要的外部竞争，缩减了运营成本。
数据显示，去年以来，武汉城建集团在全市多轮集中供地中斩获13个地块，权益面积201万平方米，规模排名武汉房企之首。这些地块“入库”后，交由哪家开发公司如何开发，不再由集团指派、分配，而是由11家开发公司进行市场化的内部比选、竞争。
各公司根据规划条件，编制设计方案等，公开比选、综合评分，谁的方案优、效益好、周期短、成本低，就交给谁实施。
为保证实现预期收益，集团还与开发企业领导班子和项目团队签订责任书，交付风险抵押金。若不能实现预期收益，风险金自动扣除；若超过预期收益，抵押金退还并给予奖励。
“在集团内部，我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1月12日，回想起武汉归元C地块“明镜台”项目的落地经过，武汉城建集团江北公司董事长王继兵难掩激动。
2020年底，在汉阳归元C地块的内部比选中，王继兵带领团队充分调研，最终提出颠覆性方案——放弃原本设定的高密度定位，改为低密度、高品质定位，项目预估利润翻了1倍多。
最终，该方案经过十余轮上会讨论、打磨，成功打动评委会，顺利中标。
王继兵说，正因为对方案有自信，他和团队对缴纳百万元风险抵押金没有丝毫犹豫，“原计划100万元的风险抵押金由公司班子成员分摊，没想到普通员工都主动要求参与，最终近30人仅花两天时间就缴清了。”
王继兵坦言，与同行市场化企业而言，自己认缴的20万元风险金，额度、风险与回报率并不算高，但充分激发了自己和员工干事创业的热情，“大家都是项目股东，个个干劲满满”。
类似的创新之举，还发生在集团综合开发板块的各环节。在克而瑞武汉市2021年房企销售榜中，武汉城建集团全口径商品房销售额415亿元、商品住宅销售389亿元，连续两年夺得武汉市场“双第一”，排名中国房地产销售百强第57名，较去年进位11位。
干部竞位：不能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睡大觉
武汉城建集团由7家企业重组而成，各家企业都有自己的班子成员，就有7套班子，重组后集团的班子成员多达19人。
如何调动领导干部积极性？
武汉城建集团采取交叉任职方式。
吴克军，原来是武汉园发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重组后，他担任集团党委委员、董事。通过交叉任职，他又任中央商务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一年时间，商务区集团干成了多年想干而没干成的事：整合集团资源，成立武汉城建置业公司。一年间，销售额由10多亿元攀升到60亿元，有力助推武汉城建集团拿下“双第一”；完成拆迁4万平方米，包括一栋拖了13年之久的老楼；完成供地280.95亩，实现土地收入30.2亿元，而一年前，这两项数据均为零；注册成立武汉城市服务集团，将整合原来7家物业公司，谋划尽快上市。
从“水杉树”到“法桐树”，吴克军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他说，重组之前，7家企业各自都发展不错，就像一棵棵“水杉树”，挺拔、向上，但水杉树有一个特点，长到一定时候会“枯梢”，越长越小，越长越窄。
重组之后，呼应集团发展，整合资源，城建集团成为一棵枝繁叶茂的“法桐树”——根深叶茂，树大荫浓，是城市行道树中遮阳面积最大的树，能给市民和城市带来最大实惠。他之前任职的园发集团，原来行业排名全国第13位，重组后跃升全国前三。
今年39岁的李景龙，也是体制机制创新的获益者。此前，他级别不高，是建工集团一名骨干员工。如今，通过选拔，他既是武汉建工新兴建材绿色产业科技公司总经理，又是湖北绿缘新兴材料科技公司董事长。
担任两家公司主要领导，李景龙忙得不亦乐乎，经常武汉、黄冈两地跑，干劲十足。据悉，他的年度考核，主要是合同额、销售额、利润三大指标。
李景龙说，身兼两职，从企业来说，有利于装配式产业发展，起到“1+1＞2”效果；从个人来说，若目标完成，收入在原基础上增加三分之一。
“李景龙的岗位，是按处级领导来考核的。”武汉城建集团人力资源部总经理陈颖解释，集团大力推行内部“去行政化”，创新实行职级与岗位分离，由体制内“管身份”转向市场化“管岗位”，将一批有能力、责任心强但职级较低的干部，选用到高一层级岗位，出现了不少“高职低就”“低职高就”现象，极大促进了企业发展。
人才竞岗：用市场导向创造脱颖而出的机会
高崇博被派去“操盘”甘露山项目了！
在武汉城建集团，这项人事任命曾“一石激起千层浪”。
有人惊讶，有人不解，甚至有人质疑，因为——
甘露山项目太重要了。这个投资超过700亿元的项目，不仅是重组后武汉城建集团最大的项目，还是武汉疫后重启当天签约的第一批项目，具有标志性意义。
34岁，高崇博太年轻了。这个2012年从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毕业才进入武汉城建的小伙子，上班没几年，就能扛下这么重的担子？
但短短6个月后，甘露山项目就实现当年签约、当年开工。这一重量级项目，创下武汉城建速度新纪录。该集团曾有个同类项目，用了3年时间才开工。
让干事者得益，让担当者出彩。武汉城建集团在全集团发出表扬通报，同时给予甘露山项目团队40万元重奖。
2021年11月，高崇博被破格提拔为武汉城建集团下属文旅城公司的副总经理。
高崇博的故事背后，是国企年轻人才和专业人才的选拔、任用和激励问题。
2021年6月4日，武汉城建集团总部大厦大会议室。
包括武汉城建集团班子成员在内的多名面试官一字排开，每人手中拿着一张有10多个打分项的表格。
当天上午，从43份来自全国的简历中筛选出来的4人参加面试，角逐武汉城建集团建设管理公司副总经理一职。
这个职务要求高，其中一条是近5年操盘的市政公建项目累计产值达30亿元以上。
最终，时任武汉汇泽荣翊市政工程公司董事长周继勇竞聘成功。
这是武汉城建集团全方位打造现代企业制度，聘请职业经理人的生动案例。去年，该集团通过市场化方式，选聘了5名职业经理人。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坚持市场化转型。35岁的王兴园成了“吃螃蟹”的首批人员之一。
2009年，王兴园毕业后进入武汉建工集团，一路成长为项目经理。2021年，他拿出31.46万元购买公司原始股。他说，每年有固定收益，享受了企业发展的红利，同时对企业认同感、责任感更强了。
原来，2021年，武汉建工集团推行员工持股，确定178名核心骨干员工参与持股，最终8796万元入股资金全部实缴到位。同时，根据严格标准，量化员工持股资格，灵活开展持股人员梯队管理。
这最大程度调动了员工积极性，推动企业效益不断提升。2021年，武汉建工集团实现营收240亿元，同比增长101%，营收规模实现翻番。
2021年，该集团预计年营收突破500亿元大关，实现规模倍增；利润总额由25亿元增至36亿元，同比预计增长44%，有望首次入选中国企业500强。
武汉城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付明贵表示，国有企业改革涉及方方面面，关键是市场化机制。重组后，集团在实现零震荡基础上，迅速变“物理整合”为“化学反应”，激发加快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活力。
国企改革取得这样的成绩，离不开党建引领、产业重构、体制创新、企业文化、人才激励等诸多方面。湖北日报全媒记者从武汉城建集团撷选三个改革试点举措，希望借此管窥国企改革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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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房地产市场，民营企业项目管理层跟投项目很常见。但在市属国企里，我们试行风险抵押金制度，风险共担，在武汉绝对算头一份！”武汉城建集团总经理应志刚表示。风险抵押金正是城建集团在综合开发板块推行的机制创新之举。
综合开发板块，是该集团整合后的三大主导产业之一，也是重要利润来源。整合前，7家市属国企管理8家房地产企业，业绩、实力、规模参差不齐，品牌较为分散。
重组后，正逢“房住不炒”大调控，房地产行业走集约化、品质化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迫在眉睫。武汉城建集团顺势成立新的全资子集团——武汉地产集团，统筹管理旗下11家开发企业（含新成立3家），建立统一的业务标准、管理体系、制度流程。
这样一来，对外，新的地产集团业务专一、实力雄厚，能提升整体竞争力；对内，原各企业减少了不必要的外部竞争，缩减了运营成本。
数据显示，去年以来，武汉城建集团在全市多轮集中供地中斩获13个地块，权益面积201万平方米，规模排名武汉房企之首。这些地块“入库”后，交由哪家开发公司如何开发，不再由集团指派、分配，而是由11家开发公司进行市场化的内部比选、竞争。
各公司根据规划条件，编制设计方案等，公开比选、综合评分，谁的方案优、效益好、周期短、成本低，就交给谁实施。
为保证实现预期收益，集团还与开发企业领导班子和项目团队签订责任书，交付风险抵押金。若不能实现预期收益，风险金自动扣除；若超过预期收益，抵押金退还并给予奖励。
“在集团内部，我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1月12日，回想起武汉归元C地块“明镜台”项目的落地经过，武汉城建集团江北公司董事长王继兵难掩激动。
2020年底，在汉阳归元C地块的内部比选中，王继兵带领团队充分调研，最终提出颠覆性方案——放弃原本设定的高密度定位，改为低密度、高品质定位，项目预估利润翻了1倍多。
最终，该方案经过十余轮上会讨论、打磨，成功打动评委会，顺利中标。
王继兵说，正因为对方案有自信，他和团队对缴纳百万元风险抵押金没有丝毫犹豫，“原计划100万元的风险抵押金由公司班子成员分摊，没想到普通员工都主动要求参与，最终近30人仅花两天时间就缴清了。”
王继兵坦言，与同行市场化企业而言，自己认缴的20万元风险金，额度、风险与回报率并不算高，但充分激发了自己和员工干事创业的热情，“大家都是项目股东，个个干劲满满”。
类似的创新之举，还发生在集团综合开发板块的各环节。在克而瑞武汉市2021年房企销售榜中，武汉城建集团全口径商品房销售额415亿元、商品住宅销售389亿元，连续两年夺得武汉市场“双第一”，排名中国房地产销售百强第57名，较去年进位11位。
干部竞位：不能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睡大觉
武汉城建集团由7家企业重组而成，各家企业都有自己的班子成员，就有7套班子，重组后集团的班子成员多达19人。
如何调动领导干部积极性？
武汉城建集团采取交叉任职方式。
吴克军，原来是武汉园发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重组后，他担任集团党委委员、董事。通过交叉任职，他又任中央商务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一年时间，商务区集团干成了多年想干而没干成的事：整合集团资源，成立武汉城建置业公司。一年间，销售额由10多亿元攀升到60亿元，有力助推武汉城建集团拿下“双第一”；完成拆迁4万平方米，包括一栋拖了13年之久的老楼；完成供地280.95亩，实现土地收入30.2亿元，而一年前，这两项数据均为零；注册成立武汉城市服务集团，将整合原来7家物业公司，谋划尽快上市。
从“水杉树”到“法桐树”，吴克军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他说，重组之前，7家企业各自都发展不错，就像一棵棵“水杉树”，挺拔、向上，但水杉树有一个特点，长到一定时候会“枯梢”，越长越小，越长越窄。
重组之后，呼应集团发展，整合资源，城建集团成为一棵枝繁叶茂的“法桐树”——根深叶茂，树大荫浓，是城市行道树中遮阳面积最大的树，能给市民和城市带来最大实惠。他之前任职的园发集团，原来行业排名全国第13位，重组后跃升全国前三。
今年39岁的李景龙，也是体制机制创新的获益者。此前，他级别不高，是建工集团一名骨干员工。如今，通过选拔，他既是武汉建工新兴建材绿色产业科技公司总经理，又是湖北绿缘新兴材料科技公司董事长。
担任两家公司主要领导，李景龙忙得不亦乐乎，经常武汉、黄冈两地跑，干劲十足。据悉，他的年度考核，主要是合同额、销售额、利润三大指标。
李景龙说，身兼两职，从企业来说，有利于装配式产业发展，起到“1+1＞2”效果；从个人来说，若目标完成，收入在原基础上增加三分之一。
“李景龙的岗位，是按处级领导来考核的。”武汉城建集团人力资源部总经理陈颖解释，集团大力推行内部“去行政化”，创新实行职级与岗位分离，由体制内“管身份”转向市场化“管岗位”，将一批有能力、责任心强但职级较低的干部，选用到高一层级岗位，出现了不少“高职低就”“低职高就”现象，极大促进了企业发展。
人才竞岗：用市场导向创造脱颖而出的机会
高崇博被派去“操盘”甘露山项目了！
在武汉城建集团，这项人事任命曾“一石激起千层浪”。
有人惊讶，有人不解，甚至有人质疑，因为——
甘露山项目太重要了。这个投资超过700亿元的项目，不仅是重组后武汉城建集团最大的项目，还是武汉疫后重启当天签约的第一批项目，具有标志性意义。
34岁，高崇博太年轻了。这个2012年从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毕业才进入武汉城建的小伙子，上班没几年，就能扛下这么重的担子？
但短短6个月后，甘露山项目就实现当年签约、当年开工。这一重量级项目，创下武汉城建速度新纪录。该集团曾有个同类项目，用了3年时间才开工。
让干事者得益，让担当者出彩。武汉城建集团在全集团发出表扬通报，同时给予甘露山项目团队40万元重奖。
2021年11月，高崇博被破格提拔为武汉城建集团下属文旅城公司的副总经理。
高崇博的故事背后，是国企年轻人才和专业人才的选拔、任用和激励问题。
2021年6月4日，武汉城建集团总部大厦大会议室。
包括武汉城建集团班子成员在内的多名面试官一字排开，每人手中拿着一张有10多个打分项的表格。
当天上午，从43份来自全国的简历中筛选出来的4人参加面试，角逐武汉城建集团建设管理公司副总经理一职。
这个职务要求高，其中一条是近5年操盘的市政公建项目累计产值达30亿元以上。
最终，时任武汉汇泽荣翊市政工程公司董事长周继勇竞聘成功。
这是武汉城建集团全方位打造现代企业制度，聘请职业经理人的生动案例。去年，该集团通过市场化方式，选聘了5名职业经理人。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坚持市场化转型。35岁的王兴园成了“吃螃蟹”的首批人员之一。
2009年，王兴园毕业后进入武汉建工集团，一路成长为项目经理。2021年，他拿出31.46万元购买公司原始股。他说，每年有固定收益，享受了企业发展的红利，同时对企业认同感、责任感更强了。
原来，2021年，武汉建工集团推行员工持股，确定178名核心骨干员工参与持股，最终8796万元入股资金全部实缴到位。同时，根据严格标准，量化员工持股资格，灵活开展持股人员梯队管理。
这最大程度调动了员工积极性，推动企业效益不断提升。2021年，武汉建工集团实现营收240亿元，同比增长101%，营收规模实现翻番。
【日媒反思：我们的“智慧大脑”为何流向中国？】近年来，多位日本科学界重量级人物选择加盟中国大学。日媒发现，对于他们来说，除了“想要继续研究”之外，中国优秀的科研环境也是其作出选择的重要原因之一。
《每日新闻》、TBS新闻等日媒反思称，伴随着资金与经费不足等原因，日本国内学术研究环境逐渐恶化。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研发费用在20年间增长了约13倍，但日本的研究经费几乎不变，仅为中国三分之一。
多位日本科学界权威“出走”中国
11月7日，日本“TBS新闻”刊登了一篇题为《为什么科学界重量级人物都流向中国？“人才流失”一词无法概括的现状》的文章。
文章列举，8月，日本著名光化学家，东京理科大学原校长藤岛昭，正式加盟上海理工大学。
藤岛昭今年79岁，是研究“光触媒”（也称光催化剂）的领军人物，一直被认为是诺贝尔化学奖的有力竞争者。他长期致力于半导体电化学研究，包括光与无机材料及有机材料的相互关系、光诱导的亲水性的相关现象、光功能性质的纳米结构材料等，是具有国际声誉的知名学者，2006年至2008年，担任日本化学会会长，2003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
在与中国持续交流的40年间，藤岛昭培育了38名中国留学生，他在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交流方面起到了桥梁的作用，更因此荣获2019年度的中国政府友谊奖。
此前，《每日新闻》报道此事时曾提到，上海理工大学预计将围绕藤岛昭新建研究所。新研究所的资金规模预计将为数十亿日元（折合数亿人民币）左右。
点击查看大图
日本著名光化学家藤岛昭 图自上海理工大学
此外，2019年，日本脑神经研究专家，御子柴克彦也选择成为了上海科技大学免疫化学研究所的教授。御子柴克彦现年76岁，被视为日本冲刺诺尔贝生理学奖的有力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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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脑神经研究专家 御子柴克彦 视频截图
同年，日本北海道大学名誉教授，日本土木工程专家上田多门也选择了前往深圳大学工作。上田多门现年67岁，专攻混凝土研究，是日本土木界的泰斗人物，也是日本土木工程学会下一届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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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土木工程专家上田多门 图自TBS电视台
为何选择中国？
文章称，近些年，选择前往中国的日本学者都是日本国内顶尖专家，是日本人赖以自豪的“智慧头脑”。那么，这些人为何会选择前往中国？
首先是因为想要继续研究。“我在北海道大学快到65岁的退休年龄了。”上田多门说，他想继续他的研究。但是，日本大学并不具备退休后继续开展研究的环境。
其次，科研环境也是作出决定的重要因素。上田多门说，当时他接到了深圳大学和泰国大学的邀请，但他认为，深圳大学的研究环境非常突出。上田多门说，在土木工程领域，中国大学的设施比日本的先进20年，而且研究也在进步。现在，上田多门拥有在日本的大学内买不到的实验设备，以及在日本买不起的昂贵设备。他身边的研究团队的素质也非常高。
文章还将中国和日本的科研现状作出了比较。文章称，中国明确提出了“科技强国”的目标，日本却只有模糊的“科学技术立国”。
文章称，正如上田多门所说，中国大学的优良设施和人才资源足以吸引日本等海外科学家。中国不断上升的研发费用也为其提供了优越的研究环境。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直属研究机构的数据，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研发费用在20年间增长了约13倍，居主要国家之首。另一方面，日本的研发费用几乎持平，没有显著增长，2019年约为19万亿日元，约为中国的三分之一。
并且，日本博士生数量还在不断减少。在中国，学校和导师会为博士提供资金，但在日本，博士生还需要给学校缴纳学费。
此前，日本《每日新闻》在9月报道藤岛昭出走的文章中也称，这背后反映了日本科研人员面临资金与经费不足窘境，表明日本国内学术研究环境逐渐恶化。
中国、美国、日本2000年-2019年的科研经费变化 图自TBS新闻
此外，日本论文影响力近年来也不断下滑。日本《日经新闻》8月10日发布文章称，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下属的研究所10日发布的最新报告，在全球被引次数排名前10%的科学类论文中，中国论文的数量2018年首次超越美国，位列世界第一。而日本的衰退则在进一步恶化，相关论文的数量已被印度超越，退居第10位。在论文被引数排名前1%的顶尖论文中，中国2018年也占据了25%，紧逼美国（27.2%），日本则排在世界第9位。与20年前的第4位相比，排名大幅下降。
《日经新闻》称，很多观点认为，在不远的将来，日本将难以获得诺贝尔奖。
世界主要国家论文总数变化 图自日本文部科学省下属的科学技术·学术政策研究所
各国被引次数全球排名前10%的论文占比 图自日经新闻
《日经新闻》10月9日也在报道中提到了日本“人才外流”的现象。获得20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真锅淑郎早已出走美国，加入美国国籍。在被问及日本科学技术的现状时，真锅淑郎指出，“受好奇心驱使的研究正在减少”。在日本国内，由于缺乏稳定的资金和职位，研究一线学者日趋感到前途渺茫，越来越难以产出划时代的成果。
10月5日，有记者询问真锅淑郎为何要改为美国籍，他说，“我不想回日本，是因为没有在‘协调’中生存的能力”。
真锅淑郎指出，“日本人会为了不打扰他人而互相协调”，而“在美国不需要太在意别人的感受”。他说，自己适合呆在美国。
另外，作为结构性问题，真锅淑郎指出，日本的科学家和政策决定者之间缺乏沟通。研究者与日本的政策决定部门的距离很远。
日本政府：为大学提供10万亿日元资金
当然，这些选择中国的日本教授，也在日本国内受到了“人才流失”等批评。此前，上田多门在竞选日本土木工程学会会长时，就曾面对过此类质疑。当时，上田多门回应称：“日本土木工程学会的基本立场是，我们需要与中国、印度这样亚洲领先的大国保持亲密。”
“比起为中国做研究的说法，不如说是和中国合作，掌握日本没有的技术，实现日本无法做到的工作。”上田多门在接受TBS新闻采访时回应说：“回过头来看，我也可以继续反馈日本。”
日本政府也感到了危机。为了缓解经费不足的窘境，日本政府近期开始发力。日本首相岸田文雄8月承诺，将扩大对科研的投入，为日本大学提供10万亿日元（约881亿美元）的基金，旨在建立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
对此，TBS新闻表示，日本今后是否能吸引优秀学者，建成具有全球吸引力的研究机构，还需要看接下来具体的政策。
《每日新闻》、TBS新闻等日媒反思称，伴随着资金与经费不足等原因，日本国内学术研究环境逐渐恶化。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研发费用在20年间增长了约13倍，但日本的研究经费几乎不变，仅为中国三分之一。
多位日本科学界权威“出走”中国
11月7日，日本“TBS新闻”刊登了一篇题为《为什么科学界重量级人物都流向中国？“人才流失”一词无法概括的现状》的文章。
文章列举，8月，日本著名光化学家，东京理科大学原校长藤岛昭，正式加盟上海理工大学。
藤岛昭今年79岁，是研究“光触媒”（也称光催化剂）的领军人物，一直被认为是诺贝尔化学奖的有力竞争者。他长期致力于半导体电化学研究，包括光与无机材料及有机材料的相互关系、光诱导的亲水性的相关现象、光功能性质的纳米结构材料等，是具有国际声誉的知名学者，2006年至2008年，担任日本化学会会长，2003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
在与中国持续交流的40年间，藤岛昭培育了38名中国留学生，他在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交流方面起到了桥梁的作用，更因此荣获2019年度的中国政府友谊奖。
此前，《每日新闻》报道此事时曾提到，上海理工大学预计将围绕藤岛昭新建研究所。新研究所的资金规模预计将为数十亿日元（折合数亿人民币）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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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著名光化学家藤岛昭 图自上海理工大学
此外，2019年，日本脑神经研究专家，御子柴克彦也选择成为了上海科技大学免疫化学研究所的教授。御子柴克彦现年76岁，被视为日本冲刺诺尔贝生理学奖的有力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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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脑神经研究专家 御子柴克彦 视频截图
同年，日本北海道大学名誉教授，日本土木工程专家上田多门也选择了前往深圳大学工作。上田多门现年67岁，专攻混凝土研究，是日本土木界的泰斗人物，也是日本土木工程学会下一届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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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土木工程专家上田多门 图自TBS电视台
为何选择中国？
文章称，近些年，选择前往中国的日本学者都是日本国内顶尖专家，是日本人赖以自豪的“智慧头脑”。那么，这些人为何会选择前往中国？
首先是因为想要继续研究。“我在北海道大学快到65岁的退休年龄了。”上田多门说，他想继续他的研究。但是，日本大学并不具备退休后继续开展研究的环境。
其次，科研环境也是作出决定的重要因素。上田多门说，当时他接到了深圳大学和泰国大学的邀请，但他认为，深圳大学的研究环境非常突出。上田多门说，在土木工程领域，中国大学的设施比日本的先进20年，而且研究也在进步。现在，上田多门拥有在日本的大学内买不到的实验设备，以及在日本买不起的昂贵设备。他身边的研究团队的素质也非常高。
文章还将中国和日本的科研现状作出了比较。文章称，中国明确提出了“科技强国”的目标，日本却只有模糊的“科学技术立国”。
文章称，正如上田多门所说，中国大学的优良设施和人才资源足以吸引日本等海外科学家。中国不断上升的研发费用也为其提供了优越的研究环境。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直属研究机构的数据，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研发费用在20年间增长了约13倍，居主要国家之首。另一方面，日本的研发费用几乎持平，没有显著增长，2019年约为19万亿日元，约为中国的三分之一。
并且，日本博士生数量还在不断减少。在中国，学校和导师会为博士提供资金，但在日本，博士生还需要给学校缴纳学费。
此前，日本《每日新闻》在9月报道藤岛昭出走的文章中也称，这背后反映了日本科研人员面临资金与经费不足窘境，表明日本国内学术研究环境逐渐恶化。
中国、美国、日本2000年-2019年的科研经费变化 图自TBS新闻
此外，日本论文影响力近年来也不断下滑。日本《日经新闻》8月10日发布文章称，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下属的研究所10日发布的最新报告，在全球被引次数排名前10%的科学类论文中，中国论文的数量2018年首次超越美国，位列世界第一。而日本的衰退则在进一步恶化，相关论文的数量已被印度超越，退居第10位。在论文被引数排名前1%的顶尖论文中，中国2018年也占据了25%，紧逼美国（27.2%），日本则排在世界第9位。与20年前的第4位相比，排名大幅下降。
《日经新闻》称，很多观点认为，在不远的将来，日本将难以获得诺贝尔奖。
世界主要国家论文总数变化 图自日本文部科学省下属的科学技术·学术政策研究所
各国被引次数全球排名前10%的论文占比 图自日经新闻
《日经新闻》10月9日也在报道中提到了日本“人才外流”的现象。获得20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真锅淑郎早已出走美国，加入美国国籍。在被问及日本科学技术的现状时，真锅淑郎指出，“受好奇心驱使的研究正在减少”。在日本国内，由于缺乏稳定的资金和职位，研究一线学者日趋感到前途渺茫，越来越难以产出划时代的成果。
10月5日，有记者询问真锅淑郎为何要改为美国籍，他说，“我不想回日本，是因为没有在‘协调’中生存的能力”。
真锅淑郎指出，“日本人会为了不打扰他人而互相协调”，而“在美国不需要太在意别人的感受”。他说，自己适合呆在美国。
另外，作为结构性问题，真锅淑郎指出，日本的科学家和政策决定者之间缺乏沟通。研究者与日本的政策决定部门的距离很远。
日本政府：为大学提供10万亿日元资金
当然，这些选择中国的日本教授，也在日本国内受到了“人才流失”等批评。此前，上田多门在竞选日本土木工程学会会长时，就曾面对过此类质疑。当时，上田多门回应称：“日本土木工程学会的基本立场是，我们需要与中国、印度这样亚洲领先的大国保持亲密。”
“比起为中国做研究的说法，不如说是和中国合作，掌握日本没有的技术，实现日本无法做到的工作。”上田多门在接受TBS新闻采访时回应说：“回过头来看，我也可以继续反馈日本。”
日本政府也感到了危机。为了缓解经费不足的窘境，日本政府近期开始发力。日本首相岸田文雄8月承诺，将扩大对科研的投入，为日本大学提供10万亿日元（约881亿美元）的基金，旨在建立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
对此，TBS新闻表示，日本今后是否能吸引优秀学者，建成具有全球吸引力的研究机构，还需要看接下来具体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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