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Spacex公司的兴起看世界航天格局演变（三）
航天发射的国家队
从航天时代开始之后各国的航天竞赛以及火箭发动机的演变，可知人类航天发展到21世纪初基本进入了一个火箭技术总体上停滞而卫星技术利用各学科的发展而进步更明显的状态，但由于火箭的发射成本始终居高不下，不得不把每一颗卫星都做得又大又强，当然也就越贵。显然用一枚一亿美元的火箭把只有几千万美元的卫星或者深空探测器送上太空不是可以持续的做法，但一颗几亿美元的卫星加上一枚一亿美元的火箭，这种生意又不是一般的公司或者小国能随便做的——直到现在还有些小国和穷国在为自己的第一颗卫星而努力。长期以来航天这个圈子都很小，参与者只有寥寥几个，在部分程度上可以说，这种局面的瓶颈就是因为火箭发射费用的高昂。直到马斯克之前，各国普遍都对解决这个问题不抱太大希望，因而也就没有明确的计划和时间表。
在SpaceX公司之前，世界上能提供航天发射服务的只有这么几个：首屈一指的是欧洲阿里亚娜公司，这实际上是欧空局的一个商业手套，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趁着美国航天飞机失事以及随后的一连串火箭事故，欧洲人趁机以“阿里亚娜”4型火箭席卷世界商业航天发射市场，除了美国自己被集中爆发的事故搞得焦头烂额外，最主要原因一个是其价格比美国火箭便宜，按理说欧洲的人均生活水平和美国差别不大，但欧洲人一向善于利用各种政府补贴加强重要产业的竞争力，再加上法国正好在南美洲赤道附近有一个海外省也就是法属圭亚那，在这里建设的发射场最大限度地靠近赤道，从而可以充分利用地球自转带来的初始速度去执行GTO卫星任务。相比之下，俄国人从拜克努尔发射场执行GTO轨道发射任务就面对很大的困难，既不能充分利用地球的自转速度，还需要具备多次点火变轨以改变轨道面的能力，在为“质子”火箭研发了成熟的上面级后，苏联人才最终在1974年用“质子”火箭发射通信卫星进入了GTO轨道，距离其发射人类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已经过去了17年，比美国也晚了10年。可以说苏联在发射卫星方面虽然起了个大早，但是在通信卫星方面却赶了个晚集。欧洲人在尝到市场甜头后自然不肯放弃，投入大笔资源开发了“阿里亚娜”5型火箭以巩固其市场地位，这款芯级火箭采用液氢液氧发动机，而助推器是固体火箭的模式，从之前的分析可知，这种构型在技术上属于较好的组合，固体助推火箭比冲低推力大，最适合干助推的活，而液氢液氧发动机的比冲最高，在地面就点火还可以增加可靠性，这款火箭的市场目标就是定位在GTO轨道上进行优化，早期型可以将6吨载荷送入GTO，而后期的ECA改型提高到了10吨，从而可以采取将2枚5吨以下的卫星“拼车”的模式发射入轨，从而更加提高了市场竞争力。而在实际运营中“阿里亚娜”5火箭展示了另一个强悍的竞争力要素，那就是高可靠性，在火箭试射初期的几次失败后，这款重型火箭实现了连续80多次发射成功的成绩，成功率只有美国肩负国防卫星发射重任的两款重型火箭“德尔塔”4和“宇宙神”5可与之相比。成功率高则保险公司的保险费就会低，从而更加强化其竞争优势。
欧洲人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竞争对手，运载火箭发射能力的技术和资金成本太高，在20世纪70年代就形成了美、苏、欧、中、日五个主要玩家的格局，到80年代这个圈子又增加了一个印度，参与者依然很少，这其中苏联作为和美国对标的航天大国无疑在运载火箭技术上没有问题，但此时冷战正酣，苏联东欧阵营以外的国家不可能把从美国订购的卫星运到苏联去发射，而在卫星技术上美国拥有比火箭更大的技术优势。因此苏联直到1991年冷战结束之前还不能入场。再往下数的话就只有中国和日本了，中国的“长征”2号和3号火箭经过十几年低频度发射的摸索已经相对成熟，可以参与到国际发射服务中去，而且此时中国和西方关系较为亲密，并不排斥中国加入竞争。因此中国也借着美国人暂时退出航天商业发射的机会进入到这个市场，从1990年以发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开始，逐步接单这类发射合同。因为中国的特殊情况，定价在国际市场上最具竞争力，不过要注意的是，此时中国火箭的发射能力仍然只能涵盖部分市场，比如一开始接GTO发射合同的“长征”3号火箭的运力当时只有1.6吨。不过随着中国技术的快速发展，这个能力在迅速增强，到现在的主力“长征”3号乙时，已经提高到了5.5吨。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开始禁止所有采用美国零部件的卫星由中国火箭发射，这看上去只是美国的问题，但美国长期积淀的技术优势使得世界上不采用美国技术的先进卫星少之又少，这就基本把中国的“长征”火箭摒除在国际发射市场之外了。
相反，西方世界曾经的敌人苏联在解体后，继承其衣钵的俄罗斯拿出了可以发射GTO的“质子”火箭加入到这一市场的争夺，这款火箭的GTO发射能力超过5吨，已经可以直接将比较重的通信卫星送入轨道。不过其成功率不是很理想，保险费高还是其次，关键在于总是稳定在十射一炸的水平上，让客户实在有些提心吊胆，因此其只能瓜分一定的市场份额，但无法占据优势。至于苏联发射数量最多也最可靠的“联盟”火箭，因为运载能力太小，再从苏联高纬度发射场发射根本吃不下GTO商用卫星的发射任务，在早期反倒是比较边缘化。直到后来俄罗斯加入国际空间站计划后，“联盟”火箭才有了用武之地，被用来发射载人和货运飞船。值得一提的是，俄国人为了克服自身发射场纬度高的问题，还曾经与乌克兰及美国联手，搞了一个海上发射公司，将一座石油钻井平台改造为火箭发射平台，在一条支援船的配合下，跑到赤道海洋上用“天顶”火箭来发射商业载荷，也曾经拿下了不少的发射订单。“天顶”火箭其实就是用当年大名鼎鼎的“能源”号运载火箭的助推器改造的，装有一台高压补燃的RD-170液氧煤油发动机，不过这个公司经营不善，破产过一次，虽然后来重组，但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小。
至于日本和印度，虽然也具备火箭发射能力，但日本的这类产品太贵，印度的火箭则太弱，很长时间里都成不了气候。所以在十几年的时间内，世界商业发射市场基本就是俄国和欧洲的竞争。其它国家属于第二梯队，相对有些成绩的反而是印度，其依靠大数量搭载小微卫星的模式占据了一定的市场。
航天发射的国家队
从航天时代开始之后各国的航天竞赛以及火箭发动机的演变，可知人类航天发展到21世纪初基本进入了一个火箭技术总体上停滞而卫星技术利用各学科的发展而进步更明显的状态，但由于火箭的发射成本始终居高不下，不得不把每一颗卫星都做得又大又强，当然也就越贵。显然用一枚一亿美元的火箭把只有几千万美元的卫星或者深空探测器送上太空不是可以持续的做法，但一颗几亿美元的卫星加上一枚一亿美元的火箭，这种生意又不是一般的公司或者小国能随便做的——直到现在还有些小国和穷国在为自己的第一颗卫星而努力。长期以来航天这个圈子都很小，参与者只有寥寥几个，在部分程度上可以说，这种局面的瓶颈就是因为火箭发射费用的高昂。直到马斯克之前，各国普遍都对解决这个问题不抱太大希望，因而也就没有明确的计划和时间表。
在SpaceX公司之前，世界上能提供航天发射服务的只有这么几个：首屈一指的是欧洲阿里亚娜公司，这实际上是欧空局的一个商业手套，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趁着美国航天飞机失事以及随后的一连串火箭事故，欧洲人趁机以“阿里亚娜”4型火箭席卷世界商业航天发射市场，除了美国自己被集中爆发的事故搞得焦头烂额外，最主要原因一个是其价格比美国火箭便宜，按理说欧洲的人均生活水平和美国差别不大，但欧洲人一向善于利用各种政府补贴加强重要产业的竞争力，再加上法国正好在南美洲赤道附近有一个海外省也就是法属圭亚那，在这里建设的发射场最大限度地靠近赤道，从而可以充分利用地球自转带来的初始速度去执行GTO卫星任务。相比之下，俄国人从拜克努尔发射场执行GTO轨道发射任务就面对很大的困难，既不能充分利用地球的自转速度，还需要具备多次点火变轨以改变轨道面的能力，在为“质子”火箭研发了成熟的上面级后，苏联人才最终在1974年用“质子”火箭发射通信卫星进入了GTO轨道，距离其发射人类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已经过去了17年，比美国也晚了10年。可以说苏联在发射卫星方面虽然起了个大早，但是在通信卫星方面却赶了个晚集。欧洲人在尝到市场甜头后自然不肯放弃，投入大笔资源开发了“阿里亚娜”5型火箭以巩固其市场地位，这款芯级火箭采用液氢液氧发动机，而助推器是固体火箭的模式，从之前的分析可知，这种构型在技术上属于较好的组合，固体助推火箭比冲低推力大，最适合干助推的活，而液氢液氧发动机的比冲最高，在地面就点火还可以增加可靠性，这款火箭的市场目标就是定位在GTO轨道上进行优化，早期型可以将6吨载荷送入GTO，而后期的ECA改型提高到了10吨，从而可以采取将2枚5吨以下的卫星“拼车”的模式发射入轨，从而更加提高了市场竞争力。而在实际运营中“阿里亚娜”5火箭展示了另一个强悍的竞争力要素，那就是高可靠性，在火箭试射初期的几次失败后，这款重型火箭实现了连续80多次发射成功的成绩，成功率只有美国肩负国防卫星发射重任的两款重型火箭“德尔塔”4和“宇宙神”5可与之相比。成功率高则保险公司的保险费就会低，从而更加强化其竞争优势。
欧洲人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竞争对手，运载火箭发射能力的技术和资金成本太高，在20世纪70年代就形成了美、苏、欧、中、日五个主要玩家的格局，到80年代这个圈子又增加了一个印度，参与者依然很少，这其中苏联作为和美国对标的航天大国无疑在运载火箭技术上没有问题，但此时冷战正酣，苏联东欧阵营以外的国家不可能把从美国订购的卫星运到苏联去发射，而在卫星技术上美国拥有比火箭更大的技术优势。因此苏联直到1991年冷战结束之前还不能入场。再往下数的话就只有中国和日本了，中国的“长征”2号和3号火箭经过十几年低频度发射的摸索已经相对成熟，可以参与到国际发射服务中去，而且此时中国和西方关系较为亲密，并不排斥中国加入竞争。因此中国也借着美国人暂时退出航天商业发射的机会进入到这个市场，从1990年以发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开始，逐步接单这类发射合同。因为中国的特殊情况，定价在国际市场上最具竞争力，不过要注意的是，此时中国火箭的发射能力仍然只能涵盖部分市场，比如一开始接GTO发射合同的“长征”3号火箭的运力当时只有1.6吨。不过随着中国技术的快速发展，这个能力在迅速增强，到现在的主力“长征”3号乙时，已经提高到了5.5吨。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开始禁止所有采用美国零部件的卫星由中国火箭发射，这看上去只是美国的问题，但美国长期积淀的技术优势使得世界上不采用美国技术的先进卫星少之又少，这就基本把中国的“长征”火箭摒除在国际发射市场之外了。
相反，西方世界曾经的敌人苏联在解体后，继承其衣钵的俄罗斯拿出了可以发射GTO的“质子”火箭加入到这一市场的争夺，这款火箭的GTO发射能力超过5吨，已经可以直接将比较重的通信卫星送入轨道。不过其成功率不是很理想，保险费高还是其次，关键在于总是稳定在十射一炸的水平上，让客户实在有些提心吊胆，因此其只能瓜分一定的市场份额，但无法占据优势。至于苏联发射数量最多也最可靠的“联盟”火箭，因为运载能力太小，再从苏联高纬度发射场发射根本吃不下GTO商用卫星的发射任务，在早期反倒是比较边缘化。直到后来俄罗斯加入国际空间站计划后，“联盟”火箭才有了用武之地，被用来发射载人和货运飞船。值得一提的是，俄国人为了克服自身发射场纬度高的问题，还曾经与乌克兰及美国联手，搞了一个海上发射公司，将一座石油钻井平台改造为火箭发射平台，在一条支援船的配合下，跑到赤道海洋上用“天顶”火箭来发射商业载荷，也曾经拿下了不少的发射订单。“天顶”火箭其实就是用当年大名鼎鼎的“能源”号运载火箭的助推器改造的，装有一台高压补燃的RD-170液氧煤油发动机，不过这个公司经营不善，破产过一次，虽然后来重组，但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小。
至于日本和印度，虽然也具备火箭发射能力，但日本的这类产品太贵，印度的火箭则太弱，很长时间里都成不了气候。所以在十几年的时间内，世界商业发射市场基本就是俄国和欧洲的竞争。其它国家属于第二梯队，相对有些成绩的反而是印度，其依靠大数量搭载小微卫星的模式占据了一定的市场。
【新石化大道 “链”起千亿级产业集群】
在天津的经济版图中，石化产业占据着“压舱石”的位置。“十四五”期间，瞄准世界一流绿色化工新材料基地的发展定位，我市启动实施绿色石化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围绕龙头企业，继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基于此，如何让产业链更长、体系更完善、技术更先进、贡献更突出，成为天津市石化企业共同追求的目标。
道路通则百业兴。一条路，融贯交通，承载发展；一条路，产城相依，绘就蓝图。
前不久，我市将南港工业区先期开发的一条主干道命名为“新石化大道”，连通津石高速、天津主城区及雄安新区，成为串连起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条“动脉”。这条路是天津与中国石化一道，续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的重要象征；是天津着力打造石化产业链的基础保障；是一个企业带动一个产业、全面融入天津经济建设的有力见证。
企地共建 扎根天津
这条烙印着“石化”基因的道路，可谓内涵丰富、寓意深刻。“新”有新的使命、新的期望。
“新石化大道”作为城市Ⅰ级主干路，总长9.43千米，是南港工业区集疏运体系的重要节点。南港工业区地处渤海湾中心、京津冀核心区，作为我市未来石化产业发展的唯一承载地，《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给予南港工业区建设“世界一流石化产业基地”的定位。从盐碱荒滩到九通一平，从屈指可数到项目林立，南港工业区如今已构筑起上下游项目互为支撑、耦合联动的发展格局。聚焦这一优势，中国石化将南港工业区作为北方最重要的石化基地，带动中国石化天津LNG接收站、商储库、催化剂新材料生产基地、海上光伏、润滑油特种油脂和中沙石化聚碳酸酯等项目纷至沓来。
中国石化天津分公司代表、党委书记王百森表示，“‘新石化大道’的‘诞生’是天津与中国石化良好合作的具体体现，彰显了天津集聚央企的能力和中国石化扎根天津的信心。路名中的这个‘新’字，蕴含着我们共同的期望，让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在天津落地生根、枝繁叶茂。”
“十四五”期间，中国石化计划在天津投资超过700亿元，选定南港工业区，以南港120万吨/年乙烯及下游高端新材料产业集群项目为龙头，推动传统石化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2021年，南港乙烯项目落地获批，南港高端新材料产业集群项目启动。王百森说，“基于这一背景，在南港工业区落地、延伸的‘新石化大道’意义深远、责任重大，它将给南港乙烯项目建设提供便利条件，成为南港工业区联络津石高速、通达天津主城区和雄安新区最便捷的线路。”
外联内通 产业重塑
天津市石化产业主要分布在滨海新区，包括南港工业区、大港片区和保税区临港片区。三个园区的化工产值之和占全市化工产业总产值的比例（不含油气开采）超过90%。
驱车驶入南港工业区，记者注意到，“新石化大道”打通了南港工业区、石化装置区和能源储备区，与周边路网相交织，筑起外联内通、高效便捷的交通运输网络。目前，新路牌已经“上岗”，不时有货车、轿车在这条南北走向的道路穿梭而行。
城无产不兴，产无城不立。产业是一座城市的“筋骨”和核心竞争力。循着“新石化大道”延伸的方向望去，仿佛感受到一幅助力区域协同发展、产业链持续延展的“蓝图”就此铺开……
当前，在“双碳”目标背景下，绿色化工成为全球能源化工行业重要发展方向。经开区绿色石化产业促进局副局长王义珠介绍，“十四五”时期正值我国石化行业的“大转型和大重构”时期，也是我市构建“1+3+4”现代工业产业体系、打造绿色石化产业链的关键阶段，南港工业区将迎来石化产业做大做强的“爆发期”。“依托南港工业区承接大型石化项目的承载平台和配套设施，我们也在瞄准实体项目开发‘龙头带动+串链补链强链’的模式。”
眼下，南港高端新材料产业集群的“龙头”──南港乙烯项目土建和地管部分正在紧张施工。记者在现场看到，上百台大型挖掘机、推土机等工程设备同时作业，机器轰鸣、焊花闪烁，3000多名参建者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争分夺秒地“奋战”着，确保今年底完成土建工程。
南港乙烯项目施工管理部经理李金峰介绍，“南港乙烯项目建成投产后，将给天津带来诸多‘附加值’，增加绿色供给，比如氢能、冷能、绿色能源的利用，助力南港工业区实现产业集聚、增强下游带动能力。”
“南港乙烯项目建设受到天津各方的高度关注。项目从酝酿筹备、研究论证，到报批核准、启动施工，跑出了‘天津速度’。这份支持，我们很感动。天津石化一定要发挥央企优势，与天津同频共振。”谈及这一项目，天津石化发展规划部副经理安煜坦言，他们将主动融入天津“一基地三区”功能定位，依托南港工业区，打造新战略增长点：以南港乙烯项目建设为核心，在下游布局精细化工装置集群，启动下游细分领域的合资合作，聚焦“专精特新”、培育“单项冠军”、构建产业“生态圈”。
以商招商 聚链成群
一条公路，穿越一座城，承载着属于它的使命。一家企业，心系一座城，饱含着属于它的深情。
瞄准南港工业区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的目标，本着“引进一家企业，带活一个产业”的思路，天津石化立足南港，深耕天津，于这片充满活力的热土，大手笔谋篇布局。
“围绕产业龙头，我们探索企地联合招商，发挥企业‘以商招商’的带动作用，与外企、民企、市属国企展开多种模式的合资合作，拉动下游投资，延伸产业链，聚链成群，实现‘化工原料不出园区’、创建‘前厂后院’的产研平台。”安煜透露，与外企合资，他们采用世界领先技术，生产高端新材料产品，顶替进口、填补空白；与民企合资，侧重联合行业“专精特新”，延链、强链、补链，建设甘氨酸、碳酸乙烯酯等项目，生产高附加值产品；与市属国企合资，配套建设工业水处理厂、轻烃基地，逐步参与南港基础设施、公用工程系统建设。
采访中，王百森告诉记者，“近期天津出台‘稳经济35条’，从供需两端发力，支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为我们下一步扩大招商合作增添了信心！”
既为一域争光，又为全局添彩。天津石化紧扣天津“制造业立市”战略，用“3个5年”，实施“三步走”，带动天津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当好拉动天津高端制造业走在全国前列的“火车头”。
“‘三步走’的第一步必须走稳走实，我们要用5年时间，统筹布局大港和南港，建设世界一流环渤海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王百森介绍，具体来说，未来构建起战略资源储备区、洁净能源和基础化工保障区、精细化工示范区、合成材料研创区。其中，储备区巩固能源安全、保障区供给优质原料、研创区孵育成熟技术、示范区推动应用转化。
以路为媒，产业筑梦。这是“新石化大道”的发展密码，更是天津石化产业持续向前的动力之源。（记者 王睿）
在天津的经济版图中，石化产业占据着“压舱石”的位置。“十四五”期间，瞄准世界一流绿色化工新材料基地的发展定位，我市启动实施绿色石化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围绕龙头企业，继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基于此，如何让产业链更长、体系更完善、技术更先进、贡献更突出，成为天津市石化企业共同追求的目标。
道路通则百业兴。一条路，融贯交通，承载发展；一条路，产城相依，绘就蓝图。
前不久，我市将南港工业区先期开发的一条主干道命名为“新石化大道”，连通津石高速、天津主城区及雄安新区，成为串连起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条“动脉”。这条路是天津与中国石化一道，续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的重要象征；是天津着力打造石化产业链的基础保障；是一个企业带动一个产业、全面融入天津经济建设的有力见证。
企地共建 扎根天津
这条烙印着“石化”基因的道路，可谓内涵丰富、寓意深刻。“新”有新的使命、新的期望。
“新石化大道”作为城市Ⅰ级主干路，总长9.43千米，是南港工业区集疏运体系的重要节点。南港工业区地处渤海湾中心、京津冀核心区，作为我市未来石化产业发展的唯一承载地，《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给予南港工业区建设“世界一流石化产业基地”的定位。从盐碱荒滩到九通一平，从屈指可数到项目林立，南港工业区如今已构筑起上下游项目互为支撑、耦合联动的发展格局。聚焦这一优势，中国石化将南港工业区作为北方最重要的石化基地，带动中国石化天津LNG接收站、商储库、催化剂新材料生产基地、海上光伏、润滑油特种油脂和中沙石化聚碳酸酯等项目纷至沓来。
中国石化天津分公司代表、党委书记王百森表示，“‘新石化大道’的‘诞生’是天津与中国石化良好合作的具体体现，彰显了天津集聚央企的能力和中国石化扎根天津的信心。路名中的这个‘新’字，蕴含着我们共同的期望，让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在天津落地生根、枝繁叶茂。”
“十四五”期间，中国石化计划在天津投资超过700亿元，选定南港工业区，以南港120万吨/年乙烯及下游高端新材料产业集群项目为龙头，推动传统石化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2021年，南港乙烯项目落地获批，南港高端新材料产业集群项目启动。王百森说，“基于这一背景，在南港工业区落地、延伸的‘新石化大道’意义深远、责任重大，它将给南港乙烯项目建设提供便利条件，成为南港工业区联络津石高速、通达天津主城区和雄安新区最便捷的线路。”
外联内通 产业重塑
天津市石化产业主要分布在滨海新区，包括南港工业区、大港片区和保税区临港片区。三个园区的化工产值之和占全市化工产业总产值的比例（不含油气开采）超过90%。
驱车驶入南港工业区，记者注意到，“新石化大道”打通了南港工业区、石化装置区和能源储备区，与周边路网相交织，筑起外联内通、高效便捷的交通运输网络。目前，新路牌已经“上岗”，不时有货车、轿车在这条南北走向的道路穿梭而行。
城无产不兴，产无城不立。产业是一座城市的“筋骨”和核心竞争力。循着“新石化大道”延伸的方向望去，仿佛感受到一幅助力区域协同发展、产业链持续延展的“蓝图”就此铺开……
当前，在“双碳”目标背景下，绿色化工成为全球能源化工行业重要发展方向。经开区绿色石化产业促进局副局长王义珠介绍，“十四五”时期正值我国石化行业的“大转型和大重构”时期，也是我市构建“1+3+4”现代工业产业体系、打造绿色石化产业链的关键阶段，南港工业区将迎来石化产业做大做强的“爆发期”。“依托南港工业区承接大型石化项目的承载平台和配套设施，我们也在瞄准实体项目开发‘龙头带动+串链补链强链’的模式。”
眼下，南港高端新材料产业集群的“龙头”──南港乙烯项目土建和地管部分正在紧张施工。记者在现场看到，上百台大型挖掘机、推土机等工程设备同时作业，机器轰鸣、焊花闪烁，3000多名参建者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争分夺秒地“奋战”着，确保今年底完成土建工程。
南港乙烯项目施工管理部经理李金峰介绍，“南港乙烯项目建成投产后，将给天津带来诸多‘附加值’，增加绿色供给，比如氢能、冷能、绿色能源的利用，助力南港工业区实现产业集聚、增强下游带动能力。”
“南港乙烯项目建设受到天津各方的高度关注。项目从酝酿筹备、研究论证，到报批核准、启动施工，跑出了‘天津速度’。这份支持，我们很感动。天津石化一定要发挥央企优势，与天津同频共振。”谈及这一项目，天津石化发展规划部副经理安煜坦言，他们将主动融入天津“一基地三区”功能定位，依托南港工业区，打造新战略增长点：以南港乙烯项目建设为核心，在下游布局精细化工装置集群，启动下游细分领域的合资合作，聚焦“专精特新”、培育“单项冠军”、构建产业“生态圈”。
以商招商 聚链成群
一条公路，穿越一座城，承载着属于它的使命。一家企业，心系一座城，饱含着属于它的深情。
瞄准南港工业区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的目标，本着“引进一家企业，带活一个产业”的思路，天津石化立足南港，深耕天津，于这片充满活力的热土，大手笔谋篇布局。
“围绕产业龙头，我们探索企地联合招商，发挥企业‘以商招商’的带动作用，与外企、民企、市属国企展开多种模式的合资合作，拉动下游投资，延伸产业链，聚链成群，实现‘化工原料不出园区’、创建‘前厂后院’的产研平台。”安煜透露，与外企合资，他们采用世界领先技术，生产高端新材料产品，顶替进口、填补空白；与民企合资，侧重联合行业“专精特新”，延链、强链、补链，建设甘氨酸、碳酸乙烯酯等项目，生产高附加值产品；与市属国企合资，配套建设工业水处理厂、轻烃基地，逐步参与南港基础设施、公用工程系统建设。
采访中，王百森告诉记者，“近期天津出台‘稳经济35条’，从供需两端发力，支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为我们下一步扩大招商合作增添了信心！”
既为一域争光，又为全局添彩。天津石化紧扣天津“制造业立市”战略，用“3个5年”，实施“三步走”，带动天津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当好拉动天津高端制造业走在全国前列的“火车头”。
“‘三步走’的第一步必须走稳走实，我们要用5年时间，统筹布局大港和南港，建设世界一流环渤海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王百森介绍，具体来说，未来构建起战略资源储备区、洁净能源和基础化工保障区、精细化工示范区、合成材料研创区。其中，储备区巩固能源安全、保障区供给优质原料、研创区孵育成熟技术、示范区推动应用转化。
以路为媒，产业筑梦。这是“新石化大道”的发展密码，更是天津石化产业持续向前的动力之源。（记者 王睿）
#好品山东#【乳山牡蛎上榜“好品山东” 养殖带动百亿级产业链】 近年来,山东立足“大粮食”理念,大力实施“海上粮仓”建设,2020年海洋产业产值达1.32万亿元,占到全国海洋总产值的近20%。其中牡蛎是传统优势产品,养殖面积和产量稳居全国前列,成为全国牡蛎版图中的重要板块。乳山牡蛎更是长成蚝门“白富美”,乳山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牡蛎之乡”,养殖面积、产量和产值均居全国县级单位首位,牡蛎鲜品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山东省政府发布第一批223家“好品山东”品牌,乳山牡蛎榜上有名。
品牌效应——
市场占有率全国居首
冬春是牡蛎最为肥硕的季节,每年11月到次年4月是集中大量上市的时节,也是当地渔民最忙的时候。
3月春寒料峭,在“江北牡蛎第一镇”山东省威海市乳山市海阳所镇,一批批牡蛎经过净化、分拣和包装处理,销往全国各地。
乳山牡蛎的半数以上来自海阳所镇,2021年11月,海阳所镇(牡蛎)入选全国“一村一品”示范镇。
乳山人王志刚是远近闻名的“牡蛎大王”。2017年,他成立了润丰牡蛎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全村50多名养殖户参与养殖牡蛎,统一采苗、育苗、养殖和销售,目前整个合作社的养殖面积已经超过两万亩,每年牡蛎出货量在800万斤到1000万斤,参股的养殖户每年的收益少则五六十万元,多则上百万元。
“最近一天出货两三万斤,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卖四五万斤,发往广东、福建、上海、苏州、南京等,冷链物流整车直送。”王志刚说。
在生产车间内不断有新鲜牡蛎运来,自动分拣分类流水线24小时快速运转。牡蛎打捞上岸分拣好后,直接运到净化加工车间。牡蛎被清洗干净后,再通过自动分拣机,按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级,最后工人们再进行称重分级、套袋打包处理。
从早到晚,一箱箱贴着防伪溯源标签的乳山牡蛎,被运送到全国各地,快的当天就可以被端上餐桌。
在我国众多地域牡蛎中,山东乳山牡蛎、广东湛江生蚝、福建霞美牡蛎、辽宁大连生蚝、广西钦州大蚝等较为知名。近年来,乳山牡蛎又似乎凭借更高的美誉,长成蚝门“白富美”。
乳山位于北纬37°的山东半岛黄金南海岸,拥有近200公里的海岸线,一类海水水质可利用海域170万亩,是世界顶级牡蛎产区之一。洁净的水质、适宜的温度盐度以及丰富的基础饵料,造就了乳山牡蛎独一无二的优良品质。
个大肥美、肉质爽滑、味道鲜甜,成品乳山牡蛎壳长能够达到15厘米至18厘米,肥满度能够达到18%至20%,相较国内其他地区牡蛎高出5到8个百分点。
目前,乳山牡蛎鲜品销售覆盖国内32个省市区的大中城市和发达地区中小县城,270余家牡蛎初级加工企业年销售洗净及净化鲜品牡蛎达7亿斤,鲜品销售额50亿元以上,市场占有率居全国第一位。单冻牡蛎肉、半壳牡蛎、牡蛎肽等产品畅销日本、韩国等15个国家和地区。
种业突破——
培育“三倍体牡蛎”
海洋种业是海水养殖的上游产业,有好的种苗才能养出好的产品。
随着传统二倍体牡蛎养殖规模的不断攀升,逐渐呈现个体小型化、生产速度慢、出肉率低等现象,养殖效益逐年下降。同时还存在繁殖期大量排卵对海域的生态造成污染,已经影响到牡蛎养殖的可持续发展。
山东贝类体系专家刘广斌解释说,传统养殖的二倍体长牡蛎每年5到8月是性腺发育及繁殖期,在性腺发育期间因为营养成分的变化特别是糖原含量的降低,牡蛎肉会非常瘦小,导致品质下降、口感变差。
为了把牡蛎吃得更爽,填补供应空当期,科研人员想方设法阻止生蚝“谈恋爱”。天然牡蛎有两套染色体(二倍体),科学家人工培育出四倍体牡蛎,让两者杂交,诞生出三倍体。三倍体牡蛎拥有三套染色体,无法正常减数分裂,所以不能繁殖后代,性腺不会正常发育。没了“后顾之忧”,三倍体努力一年四季专心长肉,长得更快、更大、更肥,口感也更好。
在山东,青岛前沿海洋种业公司突破贝类遗传育种关键技术,用四倍体牡蛎和二倍体牡蛎杂交培育出三倍体牡蛎,并实现苗种规模化、产业化供应,填补了国内高端生蚝自主品种的空白。
“2022年度三倍体牡蛎苗种订单已达19亿,订单规模再创历史新高。”3月18日,青岛前沿海洋种业对外发布信息,苗种生产已全面启动,莱州、大连等地苗种生产进度已经过半。
“三倍体牡蛎能长到成人手掌这么大,肉质更肥美,一只新品种牡蛎抵得上普通两倍体牡蛎一斤的价钱。”乳山牡蛎养殖大户王志刚2014年率先试养“三倍体牡蛎”,多年实践发现,三倍体牡蛎较普通牡蛎生长速度可以提高30%,增产达50%以上,单个价格能卖到几十元。
从“春播秋收”到“秋播春收”,从前只能论堆卖的牡蛎,到论斤甚至论个销售,身价涨了好几倍。
凭借优良特性,三倍体牡蛎养殖遍布山东、辽宁、福建、广东、江苏等沿海省份,实现了牡蛎主产区全覆盖。乳山牡蛎主要养殖物种是长牡蛎,先后引进推广了“海蛎1号”“海大1号”“海大2号”“海大3号”长牡蛎新品种,以及三倍体长牡蛎,牡蛎良种覆盖率达90%。
产业崛起——
“互联网+”打开新销路
过去,牡蛎交易主要是“大宗交易”,几辆大卡车就决定了牡蛎一天的销量,牡蛎直接供应给餐饮,再由餐饮供应给消费者。这样的操作模式既限制了企业的收入模式,也不利于品牌的建立发展。“互联网+”为牡蛎打开了新的销路,让优质牡蛎产品直面消费者。
作为少数早期入驻电商平台的灯塔水母,创建了乳山牡蛎电商品牌“贝司令”,仅用48天的时间就成为电商同品类第一的品牌。
乳山牡蛎打破了传统销售模式,扩展线上销售渠道,运作了金谷之园电子商务产业园、智创电子商务产业基地等项目,打造“互联网+电商+牡蛎产业园”的新模式,带动涌现出了贝司令、南泓村等一批海产品电商销售龙头企业。据统计数据显示,牡蛎集中上市期间,乳山牡蛎的网络搜索量、排名、订单量均远超福建、广东、广西等国内牡蛎知名产地,线上市场占有率超过70%。
随着乳山牡蛎名头的打响,冒牌产品也纷纷冒头。吃到的牡蛎真的是乳山牡蛎吗?出自哪片海?谁家产的?乳山市在牡蛎的品牌建设上做起了大文章。
2009年,“乳山牡蛎”注册为中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021年8月,乳山市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筹建首批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全国仅批准50家,乳山牡蛎成为山东省仅有的两家示范区之一。乳山市还被授予“中国牡蛎之乡”并入选“首批山东省特色农产品(牡蛎)优势区”。
好产品,必须从源头把控质量。2020年,国内牡蛎行业首部产品标准《地理标志产品 乳山牡蛎》正式发布为山东省地方标准,将生鲜牡蛎升级为标准化产品,确保乳山牡蛎标准一致、品质如一。打造统一“乳山牡蛎”品牌形象标识,规范授权和使用。建设了全国首个牡蛎防伪溯源体系,让每一件牡蛎产品带上可溯源查询的唯一身份标签,实现来源可查询,去向可跟踪,真假可辨识,责任可认定。
牡蛎产业是一个产业链条比较完整的产业,从育苗、养殖到采收、加工,再到精深加工及副产物的综合利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乳山市建设了南黄镇西浪暖、海阳所镇南泓北村牡蛎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已有100多家养殖企业入园。示范区采用“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一标准、统一运营”的方式,可以进行牡蛎暂养、冲洗、加工、出售一体化运营,实现了牡蛎产销“一站式”服务。
2021年乳山牡蛎养殖海域面积60万亩,养殖产量50万吨,养殖产值50亿元,养殖面积、产量和产值均居全国县级单位首位,已初步形成牡蛎育苗育种、养殖、加工、销售、废弃物利用、包装辅料、文化旅游七大关键环节产业链,全产业链产值过百亿元,产业上下游有效带动2万余名从业者年均增收近12亿元。“乳山牡蛎”已在全国形成了品牌领先优势,是中国牡蛎产业一张亮丽的名片。
乳山牡蛎养殖规模 山东省内遥遥领先
“一个衣服褴褛的年老水手拿小刀一下撬开牡蛎,递给两位先生,再由他们递给两位太太。她们的吃法很文雅,用一方小巧的手帕托着牡蛎,头稍向前伸,免得弄脏长袍；然后嘴很快地微微一动,就把汁水吸进去,蛎壳扔到海里。”
这段出自中学语文课本中的《我的叔叔于勒》,法国作家莫泊桑笔下的牡蛎高贵而且诱人,寥寥几笔,让人对汁水饱满的牡蛎充满了渴望。
牡蛎,又名生蚝、海蛎子,它在世界上分布极为广泛,濒临沿海国家几乎都有牡蛎的分布,目前已发现的品种多达100余种。
牡蛎也是我国第一大海水养殖贝类,在我国沿海地区养殖规模巨大,并且我国养殖牡蛎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早在汉代就有牡蛎养殖的记载,是世界上人工养殖牡蛎首先成功的国家。
目前世界生产牡蛎的国家与地区中,中国牡蛎产量最大。根据渔业统计年鉴数据,2020年我国牡蛎总产量达542.46万吨,约占全国海水养殖产量的1/4、占贝类产量的37%。
从省份看,福建、广东、山东和广西产量最高,分别为206.9万吨、112.5万吨、97.1万吨和66.2万吨,分别占比38.1%、20.7%、17.9%和12.2%。
养殖面积前三省份分别为山东(54459公顷)、福建(36564公顷)和广东(28145公顷),分别占比33%、22.2%和17.1%。
作为全国牡蛎版图中的重要部分,近些年来,山东省牡蛎养殖年产量和面积呈增加趋势。
山东地处东部沿海、黄河下游,陆域面积15.79万平方公里,海洋面积15.96万平方公里,拥有中国六分之一的海岸线。山东省牡蛎养殖主要集中在半岛地区。威海、青岛、烟台、日照、滨州、东营等沿海城市均有牡蛎产出,其中威海市养殖规模最大,2020年养殖产量53.87万吨,占山东全省的55.46%。
2020年山东渔业统计年鉴显示,山东省沿海有20多个县(市、区)养殖牡蛎,其中乳山市规模遥遥领先,达到38万吨,长岛县、城阳区、荣成市、黄岛区、即墨区、文登区在5万吨以上。
来自乳山市的统计,到2021年,乳山牡蛎养殖海域面积60万亩,养殖产量50万吨,养殖产值50亿元,居全国县级单位首位。（新华网山东频道）
品牌效应——
市场占有率全国居首
冬春是牡蛎最为肥硕的季节,每年11月到次年4月是集中大量上市的时节,也是当地渔民最忙的时候。
3月春寒料峭,在“江北牡蛎第一镇”山东省威海市乳山市海阳所镇,一批批牡蛎经过净化、分拣和包装处理,销往全国各地。
乳山牡蛎的半数以上来自海阳所镇,2021年11月,海阳所镇(牡蛎)入选全国“一村一品”示范镇。
乳山人王志刚是远近闻名的“牡蛎大王”。2017年,他成立了润丰牡蛎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全村50多名养殖户参与养殖牡蛎,统一采苗、育苗、养殖和销售,目前整个合作社的养殖面积已经超过两万亩,每年牡蛎出货量在800万斤到1000万斤,参股的养殖户每年的收益少则五六十万元,多则上百万元。
“最近一天出货两三万斤,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卖四五万斤,发往广东、福建、上海、苏州、南京等,冷链物流整车直送。”王志刚说。
在生产车间内不断有新鲜牡蛎运来,自动分拣分类流水线24小时快速运转。牡蛎打捞上岸分拣好后,直接运到净化加工车间。牡蛎被清洗干净后,再通过自动分拣机,按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级,最后工人们再进行称重分级、套袋打包处理。
从早到晚,一箱箱贴着防伪溯源标签的乳山牡蛎,被运送到全国各地,快的当天就可以被端上餐桌。
在我国众多地域牡蛎中,山东乳山牡蛎、广东湛江生蚝、福建霞美牡蛎、辽宁大连生蚝、广西钦州大蚝等较为知名。近年来,乳山牡蛎又似乎凭借更高的美誉,长成蚝门“白富美”。
乳山位于北纬37°的山东半岛黄金南海岸,拥有近200公里的海岸线,一类海水水质可利用海域170万亩,是世界顶级牡蛎产区之一。洁净的水质、适宜的温度盐度以及丰富的基础饵料,造就了乳山牡蛎独一无二的优良品质。
个大肥美、肉质爽滑、味道鲜甜,成品乳山牡蛎壳长能够达到15厘米至18厘米,肥满度能够达到18%至20%,相较国内其他地区牡蛎高出5到8个百分点。
目前,乳山牡蛎鲜品销售覆盖国内32个省市区的大中城市和发达地区中小县城,270余家牡蛎初级加工企业年销售洗净及净化鲜品牡蛎达7亿斤,鲜品销售额50亿元以上,市场占有率居全国第一位。单冻牡蛎肉、半壳牡蛎、牡蛎肽等产品畅销日本、韩国等15个国家和地区。
种业突破——
培育“三倍体牡蛎”
海洋种业是海水养殖的上游产业,有好的种苗才能养出好的产品。
随着传统二倍体牡蛎养殖规模的不断攀升,逐渐呈现个体小型化、生产速度慢、出肉率低等现象,养殖效益逐年下降。同时还存在繁殖期大量排卵对海域的生态造成污染,已经影响到牡蛎养殖的可持续发展。
山东贝类体系专家刘广斌解释说,传统养殖的二倍体长牡蛎每年5到8月是性腺发育及繁殖期,在性腺发育期间因为营养成分的变化特别是糖原含量的降低,牡蛎肉会非常瘦小,导致品质下降、口感变差。
为了把牡蛎吃得更爽,填补供应空当期,科研人员想方设法阻止生蚝“谈恋爱”。天然牡蛎有两套染色体(二倍体),科学家人工培育出四倍体牡蛎,让两者杂交,诞生出三倍体。三倍体牡蛎拥有三套染色体,无法正常减数分裂,所以不能繁殖后代,性腺不会正常发育。没了“后顾之忧”,三倍体努力一年四季专心长肉,长得更快、更大、更肥,口感也更好。
在山东,青岛前沿海洋种业公司突破贝类遗传育种关键技术,用四倍体牡蛎和二倍体牡蛎杂交培育出三倍体牡蛎,并实现苗种规模化、产业化供应,填补了国内高端生蚝自主品种的空白。
“2022年度三倍体牡蛎苗种订单已达19亿,订单规模再创历史新高。”3月18日,青岛前沿海洋种业对外发布信息,苗种生产已全面启动,莱州、大连等地苗种生产进度已经过半。
“三倍体牡蛎能长到成人手掌这么大,肉质更肥美,一只新品种牡蛎抵得上普通两倍体牡蛎一斤的价钱。”乳山牡蛎养殖大户王志刚2014年率先试养“三倍体牡蛎”,多年实践发现,三倍体牡蛎较普通牡蛎生长速度可以提高30%,增产达50%以上,单个价格能卖到几十元。
从“春播秋收”到“秋播春收”,从前只能论堆卖的牡蛎,到论斤甚至论个销售,身价涨了好几倍。
凭借优良特性,三倍体牡蛎养殖遍布山东、辽宁、福建、广东、江苏等沿海省份,实现了牡蛎主产区全覆盖。乳山牡蛎主要养殖物种是长牡蛎,先后引进推广了“海蛎1号”“海大1号”“海大2号”“海大3号”长牡蛎新品种,以及三倍体长牡蛎,牡蛎良种覆盖率达90%。
产业崛起——
“互联网+”打开新销路
过去,牡蛎交易主要是“大宗交易”,几辆大卡车就决定了牡蛎一天的销量,牡蛎直接供应给餐饮,再由餐饮供应给消费者。这样的操作模式既限制了企业的收入模式,也不利于品牌的建立发展。“互联网+”为牡蛎打开了新的销路,让优质牡蛎产品直面消费者。
作为少数早期入驻电商平台的灯塔水母,创建了乳山牡蛎电商品牌“贝司令”,仅用48天的时间就成为电商同品类第一的品牌。
乳山牡蛎打破了传统销售模式,扩展线上销售渠道,运作了金谷之园电子商务产业园、智创电子商务产业基地等项目,打造“互联网+电商+牡蛎产业园”的新模式,带动涌现出了贝司令、南泓村等一批海产品电商销售龙头企业。据统计数据显示,牡蛎集中上市期间,乳山牡蛎的网络搜索量、排名、订单量均远超福建、广东、广西等国内牡蛎知名产地,线上市场占有率超过70%。
随着乳山牡蛎名头的打响,冒牌产品也纷纷冒头。吃到的牡蛎真的是乳山牡蛎吗?出自哪片海?谁家产的?乳山市在牡蛎的品牌建设上做起了大文章。
2009年,“乳山牡蛎”注册为中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021年8月,乳山市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筹建首批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全国仅批准50家,乳山牡蛎成为山东省仅有的两家示范区之一。乳山市还被授予“中国牡蛎之乡”并入选“首批山东省特色农产品(牡蛎)优势区”。
好产品,必须从源头把控质量。2020年,国内牡蛎行业首部产品标准《地理标志产品 乳山牡蛎》正式发布为山东省地方标准,将生鲜牡蛎升级为标准化产品,确保乳山牡蛎标准一致、品质如一。打造统一“乳山牡蛎”品牌形象标识,规范授权和使用。建设了全国首个牡蛎防伪溯源体系,让每一件牡蛎产品带上可溯源查询的唯一身份标签,实现来源可查询,去向可跟踪,真假可辨识,责任可认定。
牡蛎产业是一个产业链条比较完整的产业,从育苗、养殖到采收、加工,再到精深加工及副产物的综合利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乳山市建设了南黄镇西浪暖、海阳所镇南泓北村牡蛎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已有100多家养殖企业入园。示范区采用“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一标准、统一运营”的方式,可以进行牡蛎暂养、冲洗、加工、出售一体化运营,实现了牡蛎产销“一站式”服务。
2021年乳山牡蛎养殖海域面积60万亩,养殖产量50万吨,养殖产值50亿元,养殖面积、产量和产值均居全国县级单位首位,已初步形成牡蛎育苗育种、养殖、加工、销售、废弃物利用、包装辅料、文化旅游七大关键环节产业链,全产业链产值过百亿元,产业上下游有效带动2万余名从业者年均增收近12亿元。“乳山牡蛎”已在全国形成了品牌领先优势,是中国牡蛎产业一张亮丽的名片。
乳山牡蛎养殖规模 山东省内遥遥领先
“一个衣服褴褛的年老水手拿小刀一下撬开牡蛎,递给两位先生,再由他们递给两位太太。她们的吃法很文雅,用一方小巧的手帕托着牡蛎,头稍向前伸,免得弄脏长袍；然后嘴很快地微微一动,就把汁水吸进去,蛎壳扔到海里。”
这段出自中学语文课本中的《我的叔叔于勒》,法国作家莫泊桑笔下的牡蛎高贵而且诱人,寥寥几笔,让人对汁水饱满的牡蛎充满了渴望。
牡蛎,又名生蚝、海蛎子,它在世界上分布极为广泛,濒临沿海国家几乎都有牡蛎的分布,目前已发现的品种多达100余种。
牡蛎也是我国第一大海水养殖贝类,在我国沿海地区养殖规模巨大,并且我国养殖牡蛎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早在汉代就有牡蛎养殖的记载,是世界上人工养殖牡蛎首先成功的国家。
目前世界生产牡蛎的国家与地区中,中国牡蛎产量最大。根据渔业统计年鉴数据,2020年我国牡蛎总产量达542.46万吨,约占全国海水养殖产量的1/4、占贝类产量的37%。
从省份看,福建、广东、山东和广西产量最高,分别为206.9万吨、112.5万吨、97.1万吨和66.2万吨,分别占比38.1%、20.7%、17.9%和12.2%。
养殖面积前三省份分别为山东(54459公顷)、福建(36564公顷)和广东(28145公顷),分别占比33%、22.2%和17.1%。
作为全国牡蛎版图中的重要部分,近些年来,山东省牡蛎养殖年产量和面积呈增加趋势。
山东地处东部沿海、黄河下游,陆域面积15.79万平方公里,海洋面积15.96万平方公里,拥有中国六分之一的海岸线。山东省牡蛎养殖主要集中在半岛地区。威海、青岛、烟台、日照、滨州、东营等沿海城市均有牡蛎产出,其中威海市养殖规模最大,2020年养殖产量53.87万吨,占山东全省的55.46%。
2020年山东渔业统计年鉴显示,山东省沿海有20多个县(市、区)养殖牡蛎,其中乳山市规模遥遥领先,达到38万吨,长岛县、城阳区、荣成市、黄岛区、即墨区、文登区在5万吨以上。
来自乳山市的统计,到2021年,乳山牡蛎养殖海域面积60万亩,养殖产量50万吨,养殖产值50亿元,居全国县级单位首位。（新华网山东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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