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中注定要修道的人，会有这些特征！#传统文化#
如今信道的人有很多，但是信道之人，未必会修道。
很多人只是烧香拜神，以求福报，真正学道求仙的却很少；也有另一些人，哪怕遇到再多的困难，也坚持一心向道。
翻翻祖师传记，那些命中注定要修道的人，都有以下特征：
《抱朴子·塞难篇》云：“命之修短，实由所值，受气结胎，各有星宿。天道无为，任其自然，无亲无疏，无彼无此也。命属生星，其人必好仙道。好仙道者，求之亦必得也。命属死星，其人亦不信仙道，则亦不自修其事也。”
葛洪认为世人在出生的时候，受天地之间气数之影响，有的人命值生星，那么他就好仙道；有的人命属死星，那么这个人就不好仙道。
纯粹是出于天地之自然，因为天道是无为的，是无亲无疏的。
我们知道，天体运动对于人的生活还是有很多的影响的。
比如太阳之升降，会影响人一身之阳气的消长；月亮的圆缺，会影响海洋潮汐，也会影响女性的月经。
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星体运动对人的影响，那么其他的星宿，也必定会或隐或现的影响人的命运。
所以中国最早的算命，都是通过星宿来推测的，也有占星以测国运的。
西方也有星座算命，足见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古人都意识到这个问题，就不能简单的说是一种巧合了。
是故《玉枢经》也说：“学道之士，信有气数。夫风土不同，则禀受自异，故谓之气。智愚不同，则清浊自异，故谓之数。数系乎命，气系乎天，气数所囿，天命所梏，不得真道。愚可以智，浊可以清，惟命俾之。
愚昏昏，浊冥冥，亦风土禀受之移之。天地神其机，使人不知，则曰自然。使知其不知，则亦曰自然。自然之妙，虽妙于知，而所以妙，则自乎不知。然于道则未始有以愚之浊之。”
这里就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出生和成长，受四周环境之影响，也就是所谓的风土。
这是说的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有的地方自然环境好，所以人民多长寿。
还有就是星宿之气的影响，也叫天命。
有的人结胎之时，禀受清气多一点，则其人慈善忠孝、聪明智慧、乐慕仙道。
有的人禀胎气浊的，则为人凶恶，邪狞狠毒，不仁不义，也不会想着去修道。
我们每个人禀受的气不一样，这股气就给每个人画了一个圈圈，一个范围，一生的变化、穷通、夭寿，都不出这个范围。
《玉枢经》所谓“气数所囿，天命所梏。”囿是牢房，梏是枷锁。
牢房、枷锁是限制人的自由的，而气数和天命，则是无形的牢房和枷锁，这股气质会影响人的一生，所以《庄子》说：“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缘修道的。
学道修道，是很难得的事情，需要有很深的善缘，才能有机会听闻正法。
《玉皇宥罪锡福宝忏》云：“愿道根深重，夙有善缘。”
所以《北斗经》也说：“如是真君名号，不可得闻。凡有见闻，能持念者，皆道心深重，宿有善缘。”
那么如何才能培育这样的善缘呢？经文中这样告诉我们：“或先世广读经论，讲说教化，劝奖童蒙，令知善道。
或先世种植果林，道边立井，造作舟梁，济度一切。或先世大设义田，施衣及食，饥寒病苦，虫鱼鸟兽，一切贫穷，皆令饱足。
或先世建立义堂，愍念寒热，施浆及火，救助行旅，使得安居。
或先世所在发心，平等一相，广化男女，劝助道场，立观度人，写经铸像，授经传戒，礼拜烧香，然灯念诵，布施忏悔，开悟群迷。
或先世忠贞仁孝，助国兴化，正直清廉，淳和良善，不损于物，安乐众生。
或先世为君，大行慈善，卑宫菲食，怜念人民，平等万物，国土安宁，而诸恶未尽，众善未圆，功名虽着，不得迁升，随其高下来生人中，更值经法，而得出家。
或七祖积福，庆流子孙。或见世立功，名闻诸天，非起一朝而得之也。”
《北斗经》云：“人身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
有的人“虽遇经诀，怀不信心。”虽然得闻正法，但是却不肯修炼。
或者虽然想修炼，但是却魔难重重，有各种事情来阻扰，都是善缘不够，功德不足之故。所以说能有机缘修道更是难得的福报。
《神仙传》中，葛洪祖师举了很多例子：方平欲东之括苍山，过吴，往胥门蔡经家。经者，小民也，骨相当仙，方平知之，故往其家。
遂语经曰：“汝生命应得度世，故欲取汝以补仙官，然汝少不知道，今气少肉多，不得上升，当为尸解耳。尸解一剧须臾，如从狗窦中过耳。”
仙人王方平发现有一个叫蔡经的人，虽然不是好道者，也不知保养精气，修身养性上也还不如很多普通人，但就是有得道成仙的命，便自己找上门传授仙法。
再如：严青者，会稽人也。
家贫，常在山中烧炭，忽遇仙人云：“汝骨相合仙。”
乃以一卷素书与之，令以净器盛之，置高处，兼教青服石脑法。
青遂以净器盛书，置高处，便闻左右常有十数人侍之。
每载炭出，此神便为引船，他人但见船自行。后断谷入小霍山去。
这个故事中的仙人也直截了当地说出仙人教授严青的原因：“骨相合仙”。
再如：刘根自叙遇到神人的经历：“余乃流涕自抟重请，神人曰：坐，吾将告汝，汝有仙骨”。
可见得道成仙，有时仅仅需要有成仙的命，究其根源，也是累世修行，冥冥中指引。
神仙下凡的人，是一定会修道的。
李白有诗云：“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
有的仙人因为犯过错，贬谪人间，这部分谪仙人也会成为修道人。
南五祖宝诰云：“九皇降迹于天台。”说的就是这个。
当时九皇因为校勘劫运出了一些误差，谪降人间。
其中六个通过自己的努力修持，重返仙班，而另外三个则沉沦人世，迷失了本性，忘记了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就再也回不去了。
另外南宗五祖白玉蟾真人也是神霄府仙官下降，其诗云：“家在神霄九炁天，天中楼殿贮群仙，偶然来到人间世，料想神霄未一年。”
另外唐朝叶法善天师也是神仙谪降，《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叶法善》云：叶法善“尝游白马山，石室中遇三神人，皆锦衣宝冠，谓法善曰：‘我奉太上命，以密旨告子，子乃太极紫微左仙卿，以校录不勤，谪于人世。速宜立功，济人佐国，当复元任。今以正一三五之法今授于子，宜勉而行之。’言讫而去。”
神仙下凡，可能因为天庭还有一些关系，所以善缘会好一点，比如叶法善天师就得到了神仙的指点，传授秘笈。
完成任务之后，又回天庭去了。
也许有人会好奇，那我有没有修道成仙的天命呢？如果没有，是不是只能放弃？
《金莲正宗仙源像传》有：“师姓刘名处玄，字通妙、号长生子……十八年秋，迁居洛城东北云溪洞门人为凿洞室，忽得石井，众方骇异，师笑曰：不远数尺更有二井，此乃我三生前修炼处。凿之果然。”
刘长生祖师得道成仙的事迹提到，修道不是一世修成，而是累世修行，累积到这一世，终于功德圆满，得道飞升。
那么，这一世成仙的天命，自然也是累世修行得来的！
当下没有仙缘，更要开始修行，为以后成仙得道积累功德，真有仙骨仙缘，就算你不信修行，也会冥冥中指引你走上这条路。
白玉蟾祖师说：“修真之士，诚心以立其志，苦节以行其事，精思以彻其感，忘我以契其真。”
对于在世俗间修道的道徒来说，不但要接受来自外在环境的磨炼，更要接受萌发于内心深处的魔障的考验，所以更需要把握住自己，否则就会与道疏离。
无论多么险恶的环境和心魔，都是必经的磨炼，也是对救赎之路的寻求与实践。
如今信道的人有很多，但是信道之人，未必会修道。
很多人只是烧香拜神，以求福报，真正学道求仙的却很少；也有另一些人，哪怕遇到再多的困难，也坚持一心向道。
翻翻祖师传记，那些命中注定要修道的人，都有以下特征：
《抱朴子·塞难篇》云：“命之修短，实由所值，受气结胎，各有星宿。天道无为，任其自然，无亲无疏，无彼无此也。命属生星，其人必好仙道。好仙道者，求之亦必得也。命属死星，其人亦不信仙道，则亦不自修其事也。”
葛洪认为世人在出生的时候，受天地之间气数之影响，有的人命值生星，那么他就好仙道；有的人命属死星，那么这个人就不好仙道。
纯粹是出于天地之自然，因为天道是无为的，是无亲无疏的。
我们知道，天体运动对于人的生活还是有很多的影响的。
比如太阳之升降，会影响人一身之阳气的消长；月亮的圆缺，会影响海洋潮汐，也会影响女性的月经。
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星体运动对人的影响，那么其他的星宿，也必定会或隐或现的影响人的命运。
所以中国最早的算命，都是通过星宿来推测的，也有占星以测国运的。
西方也有星座算命，足见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古人都意识到这个问题，就不能简单的说是一种巧合了。
是故《玉枢经》也说：“学道之士，信有气数。夫风土不同，则禀受自异，故谓之气。智愚不同，则清浊自异，故谓之数。数系乎命，气系乎天，气数所囿，天命所梏，不得真道。愚可以智，浊可以清，惟命俾之。
愚昏昏，浊冥冥，亦风土禀受之移之。天地神其机，使人不知，则曰自然。使知其不知，则亦曰自然。自然之妙，虽妙于知，而所以妙，则自乎不知。然于道则未始有以愚之浊之。”
这里就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出生和成长，受四周环境之影响，也就是所谓的风土。
这是说的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有的地方自然环境好，所以人民多长寿。
还有就是星宿之气的影响，也叫天命。
有的人结胎之时，禀受清气多一点，则其人慈善忠孝、聪明智慧、乐慕仙道。
有的人禀胎气浊的，则为人凶恶，邪狞狠毒，不仁不义，也不会想着去修道。
我们每个人禀受的气不一样，这股气就给每个人画了一个圈圈，一个范围，一生的变化、穷通、夭寿，都不出这个范围。
《玉枢经》所谓“气数所囿，天命所梏。”囿是牢房，梏是枷锁。
牢房、枷锁是限制人的自由的，而气数和天命，则是无形的牢房和枷锁，这股气质会影响人的一生，所以《庄子》说：“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缘修道的。
学道修道，是很难得的事情，需要有很深的善缘，才能有机会听闻正法。
《玉皇宥罪锡福宝忏》云：“愿道根深重，夙有善缘。”
所以《北斗经》也说：“如是真君名号，不可得闻。凡有见闻，能持念者，皆道心深重，宿有善缘。”
那么如何才能培育这样的善缘呢？经文中这样告诉我们：“或先世广读经论，讲说教化，劝奖童蒙，令知善道。
或先世种植果林，道边立井，造作舟梁，济度一切。或先世大设义田，施衣及食，饥寒病苦，虫鱼鸟兽，一切贫穷，皆令饱足。
或先世建立义堂，愍念寒热，施浆及火，救助行旅，使得安居。
或先世所在发心，平等一相，广化男女，劝助道场，立观度人，写经铸像，授经传戒，礼拜烧香，然灯念诵，布施忏悔，开悟群迷。
或先世忠贞仁孝，助国兴化，正直清廉，淳和良善，不损于物，安乐众生。
或先世为君，大行慈善，卑宫菲食，怜念人民，平等万物，国土安宁，而诸恶未尽，众善未圆，功名虽着，不得迁升，随其高下来生人中，更值经法，而得出家。
或七祖积福，庆流子孙。或见世立功，名闻诸天，非起一朝而得之也。”
《北斗经》云：“人身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
有的人“虽遇经诀，怀不信心。”虽然得闻正法，但是却不肯修炼。
或者虽然想修炼，但是却魔难重重，有各种事情来阻扰，都是善缘不够，功德不足之故。所以说能有机缘修道更是难得的福报。
《神仙传》中，葛洪祖师举了很多例子：方平欲东之括苍山，过吴，往胥门蔡经家。经者，小民也，骨相当仙，方平知之，故往其家。
遂语经曰：“汝生命应得度世，故欲取汝以补仙官，然汝少不知道，今气少肉多，不得上升，当为尸解耳。尸解一剧须臾，如从狗窦中过耳。”
仙人王方平发现有一个叫蔡经的人，虽然不是好道者，也不知保养精气，修身养性上也还不如很多普通人，但就是有得道成仙的命，便自己找上门传授仙法。
再如：严青者，会稽人也。
家贫，常在山中烧炭，忽遇仙人云：“汝骨相合仙。”
乃以一卷素书与之，令以净器盛之，置高处，兼教青服石脑法。
青遂以净器盛书，置高处，便闻左右常有十数人侍之。
每载炭出，此神便为引船，他人但见船自行。后断谷入小霍山去。
这个故事中的仙人也直截了当地说出仙人教授严青的原因：“骨相合仙”。
再如：刘根自叙遇到神人的经历：“余乃流涕自抟重请，神人曰：坐，吾将告汝，汝有仙骨”。
可见得道成仙，有时仅仅需要有成仙的命，究其根源，也是累世修行，冥冥中指引。
神仙下凡的人，是一定会修道的。
李白有诗云：“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
有的仙人因为犯过错，贬谪人间，这部分谪仙人也会成为修道人。
南五祖宝诰云：“九皇降迹于天台。”说的就是这个。
当时九皇因为校勘劫运出了一些误差，谪降人间。
其中六个通过自己的努力修持，重返仙班，而另外三个则沉沦人世，迷失了本性，忘记了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就再也回不去了。
另外南宗五祖白玉蟾真人也是神霄府仙官下降，其诗云：“家在神霄九炁天，天中楼殿贮群仙，偶然来到人间世，料想神霄未一年。”
另外唐朝叶法善天师也是神仙谪降，《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叶法善》云：叶法善“尝游白马山，石室中遇三神人，皆锦衣宝冠，谓法善曰：‘我奉太上命，以密旨告子，子乃太极紫微左仙卿，以校录不勤，谪于人世。速宜立功，济人佐国，当复元任。今以正一三五之法今授于子，宜勉而行之。’言讫而去。”
神仙下凡，可能因为天庭还有一些关系，所以善缘会好一点，比如叶法善天师就得到了神仙的指点，传授秘笈。
完成任务之后，又回天庭去了。
也许有人会好奇，那我有没有修道成仙的天命呢？如果没有，是不是只能放弃？
《金莲正宗仙源像传》有：“师姓刘名处玄，字通妙、号长生子……十八年秋，迁居洛城东北云溪洞门人为凿洞室，忽得石井，众方骇异，师笑曰：不远数尺更有二井，此乃我三生前修炼处。凿之果然。”
刘长生祖师得道成仙的事迹提到，修道不是一世修成，而是累世修行，累积到这一世，终于功德圆满，得道飞升。
那么，这一世成仙的天命，自然也是累世修行得来的！
当下没有仙缘，更要开始修行，为以后成仙得道积累功德，真有仙骨仙缘，就算你不信修行，也会冥冥中指引你走上这条路。
白玉蟾祖师说：“修真之士，诚心以立其志，苦节以行其事，精思以彻其感，忘我以契其真。”
对于在世俗间修道的道徒来说，不但要接受来自外在环境的磨炼，更要接受萌发于内心深处的魔障的考验，所以更需要把握住自己，否则就会与道疏离。
无论多么险恶的环境和心魔，都是必经的磨炼，也是对救赎之路的寻求与实践。
【先秦文献的“夏”与《史记》的“夏”真的相同吗？】
《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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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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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道德经》第十六、十七、十八章原文及余秋雨老师译文
老子原文：
第十六章
致虚极,守静笃。
万物并作,吾以观复。
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
日明。不知常,妄作凶。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第十七章
太上,不知有之;
其次,亲而誉之;
其次,畏之;
其次,侮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第十八章
大道废,有仁义;
智慧出,有大伪;
六亲不和,有孝慈;
国家昏乱,有忠臣。
余秋雨译文：
第十六章
引导心灵虚寂,
守得心境安静。
万物活跃,
我观察它们如何回复本性。
万物纷纭,
终究会返归自身根本。
归根就会安静,
归根就是“复命”,
“命”就是本性。
“复命”就会知常,
知常就会心明。
不知常而异动,
那就会遭凶。
知常就能包容;
包容就能大公;
大公就能天下归从;
天下归从,就合乎天;
合乎天,也合乎道;
合乎道,才能长久,终身不殆。
第十七章
最好的统治,人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其次,人们给予亲近和称赞;
再次,人们产生畏惧;
更次,人们给予轻蔑。
既然不足以信任,人们就不予以信任。
最好的统治是那样悠闲,很少言语,事已办成。百姓都说:我们自然而成。
第十八章
大道废弛,才倡道义;
智巧出现,才有大伪;
家庭不和,才倡孝慈;
国家昏乱,才有忠臣。 https://t.cn/RJZwwdB
老子原文：
第十六章
致虚极,守静笃。
万物并作,吾以观复。
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
日明。不知常,妄作凶。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第十七章
太上,不知有之;
其次,亲而誉之;
其次,畏之;
其次,侮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第十八章
大道废,有仁义;
智慧出,有大伪;
六亲不和,有孝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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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译文：
第十六章
引导心灵虚寂,
守得心境安静。
万物活跃,
我观察它们如何回复本性。
万物纷纭,
终究会返归自身根本。
归根就会安静,
归根就是“复命”,
“命”就是本性。
“复命”就会知常,
知常就会心明。
不知常而异动,
那就会遭凶。
知常就能包容;
包容就能大公;
大公就能天下归从;
天下归从,就合乎天;
合乎天,也合乎道;
合乎道,才能长久,终身不殆。
第十七章
最好的统治,人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其次,人们给予亲近和称赞;
再次,人们产生畏惧;
更次,人们给予轻蔑。
既然不足以信任,人们就不予以信任。
最好的统治是那样悠闲,很少言语,事已办成。百姓都说:我们自然而成。
第十八章
大道废弛,才倡道义;
智巧出现,才有大伪;
家庭不和,才倡孝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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