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2022年工作动员大会丨山东年初“总动员”，为何高调提“创新”？#聚焦山东省2022年工作动员大会#
一年之计在于春。
春节后开班第一天，山东举行了全省工作动员大会。然而，这次的年初“总动员”，山东鲜明提出“十大创新”，并强调“把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山东对创新的高调表态和强烈追求，让关于山东“很保守”的传统认知再度被颠覆。今年初，山东为何高调提“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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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起、慢不得，必须创新突破
毋庸置疑，近几年来“创新”一直是山东的关键词。
于山东而言，创新不是“想不想”的问题，而是“必须做”和“不得不”的问题。
从宏观背景看，山东“走在前列、全面开创”的目标定位，决定了其必须以更大的创新激发社会发展的动力活力，以确保“走在前”。
从经济走势看，自2018年启动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以来，山东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经济发展连续闯关夺隘。2021年山东生产总值超8.3万亿元，同比增长8.3%，实现了“十四五”的良好开局。2022年山东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创新”被提到了48次。不可否认，最近几年山东的确跑出了创新的“加速度”。
《中国区域创新评价能力报告2021》显示，山东的综合创新能力位居全国第六位，连续多年保持前列，在北方省份中仅次于北京。2021年GDP总量排名第一、二位的广东和江苏，创新能力分列第一位和第三位。而GDP总量与山东差距不足万亿元的浙江居第五位。不难发现，虽然山东的创新成效显著，但“前跑后追”的态势没变。
唯有创新才能持续发展，没有创新就难有更大作为。对此，山东的思路清晰而明确——无论是巩固拓展比较优势、补齐克服短板弱项，还是有效激发社会和市场的动力活力，山东都需要“强化创新、寻求突破”。
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都决定了山东必须持之以恒“搞创新、求突破”。
科技研发创新，当仁不让打前锋
在山东的“十大创新”中，居于首位的是“科技研发创新”，紧随其后的是“人才引育创新”。近年来，作为工业大省的山东，在科技研发和人才引育方面的动作频频，不仅推动山东从“制造大省”加速迈向“制造强省”，更激发了社会各领域的发展活力。
制造业广为流传的“微笑曲线”理论认为，处于曲线两端的技术研发和品牌服务应具备高附加值。虽然在物联网时代这一理论颇有争议，但在加强创新研发和创新品牌服务的产业两端发力，对于山东制造业突破“卡脖子技术”和产业链的“低端锁定”，依然极具现实意义。
随着在科技研发领域政策资金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大，山东的创新驱动能力显著增强。
2021年，山东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了多个突破——取得时速600公里磁浮交通系统、国密算法物联网安全芯片、磁悬浮离心鼓风机等一批标志性成果。
而目前正在冬奥会赛场大显身手的“山东制造”雪蜡车，更是科研创新结出的硕果，共申报专利66项，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首创、世界领先、完全国产”。
引人注目的是，在“十大创新”中的“加强文化宣传创新”方面，山东着重强调要擦亮“好客山东 好品山东”品牌。
近年来，随着观念的不断转变，山东更加注重品牌战略在实施质量强省中的重要作用。强调打响“山东好品”品牌，为山东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农业、工业、服务业、建筑业等领域构建品牌体系。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的“人”，“好品山东”的“物”，让山东的品牌势能再度升维，也折射出山东在发展理念方面的巨大转变。
是创新，让山东的“技术研发”和“品牌服务”产业两端的“微笑曲线”扬起来，发展格局拓展开。
以创新求突破，山东有满满的“获得感”
细数山东近年来的变化不难发现，营商环境的改变，数字变革的创新，产业生态的创新，带给山东的都是满满的“获得感”。
市场主体总量的变化是经济活力的晴雨表，也最能折射营商环境的优劣。数据显示，2018年山东市场主体总量为900万户，2019年突破1000万户大关。2020年，市场主体达到1185.8万户，其中，中小企业突破350万户，较2015年翻了一番多。截至2021年底，山东民营经济市场主体超过1300万户，民营工业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0%以上。
作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源泉，山东市场主体总量连续多年“百万”量的猛增，正是得益于山东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和一系列的改革创新举措。
与此同时，在持续的创新驱动下，山东的创新平台建设提速，创新主体不断壮大。2021年山东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数据显示，山东实施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工程，打造了一批在细分领域掌握独门绝技的“单打冠军”和“配套专家”。新兴动能培育中，山东“四新”经济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提升至51.2%。
山东经济“量的提升、质的突破、稳的延续”的良好态势，归根结底源于创新。
人才“引育用”，既要有真心也要有实际
科技创新的本质是人才驱动。城市求贤，人才择城。前些年，山东一度成为人才流失第一大省。人才短缺，发展的后劲就不足。
近年来，山东陆续出台人才改革22条、人才支撑新旧动能转换20条、引才用才18条、人才兴鲁行动32条等综合性政策。2021年颁布实施了《山东省人才发展促进条例》，持续优化人才来鲁创新创业的政策环境，人才回流态势初步形成。
这次大会，山东提出在“招才引智”“自主培养”“人尽其才”上出新招，从“引、育、用”三个层面推动创新，山东的人才战略逻辑正越来越清晰。
在今年的山东春晚舞台上，“院士博士合唱团”登台亮相秀才艺，在羡煞旁人的同时，也展示了山东发展的十足后劲。
从“只会组织工人”到“学会组织工程师”，对人才的重视与重用，正逐渐成为山东推动动能转换和产业升级的最强信心和底气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以“创新”为主题的大会上，山东对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家大张旗鼓予以表彰重奖，既体现了对优秀企业家人才的重视，更大力弘扬了企业家精神。
谋发展、拓新局，创新势在必行
创新的本质是突破。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走前人没走过的路，是创新最大的难度，也是创新的意义所在。
在山东的“十大创新”中，从“加强要素保障”到“加强风险防控”，从“加强文化宣传”到“加强推进落实”……创新的支撑、前提、载体、保障，均有系统谋划和顶层设计。一切发展成果，则皆以惠及民生为根本落脚点。
创新艰难但势在必行。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十四五”规划实施的关键之年，也是山东新旧动能转换“五年取得突破”的决战之年。“当前，山东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既面临难得发展机遇，也面临不少风险挑战，关键要把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持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
起步就是冲刺、开局就是决战。山东能否在一季度实现“开门稳”“开门红”并为全年工作打牢基础、争取主动，创新是关键的关键。
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一个创新驱动下更具活力的山东，正呼之欲出。
一年之计在于春。
春节后开班第一天，山东举行了全省工作动员大会。然而，这次的年初“总动员”，山东鲜明提出“十大创新”，并强调“把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山东对创新的高调表态和强烈追求，让关于山东“很保守”的传统认知再度被颠覆。今年初，山东为何高调提“创新”？
69f8a8a29879462a9dc51e0159f7882c
等不起、慢不得，必须创新突破
毋庸置疑，近几年来“创新”一直是山东的关键词。
于山东而言，创新不是“想不想”的问题，而是“必须做”和“不得不”的问题。
从宏观背景看，山东“走在前列、全面开创”的目标定位，决定了其必须以更大的创新激发社会发展的动力活力，以确保“走在前”。
从经济走势看，自2018年启动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以来，山东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经济发展连续闯关夺隘。2021年山东生产总值超8.3万亿元，同比增长8.3%，实现了“十四五”的良好开局。2022年山东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创新”被提到了48次。不可否认，最近几年山东的确跑出了创新的“加速度”。
《中国区域创新评价能力报告2021》显示，山东的综合创新能力位居全国第六位，连续多年保持前列，在北方省份中仅次于北京。2021年GDP总量排名第一、二位的广东和江苏，创新能力分列第一位和第三位。而GDP总量与山东差距不足万亿元的浙江居第五位。不难发现，虽然山东的创新成效显著，但“前跑后追”的态势没变。
唯有创新才能持续发展，没有创新就难有更大作为。对此，山东的思路清晰而明确——无论是巩固拓展比较优势、补齐克服短板弱项，还是有效激发社会和市场的动力活力，山东都需要“强化创新、寻求突破”。
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都决定了山东必须持之以恒“搞创新、求突破”。
科技研发创新，当仁不让打前锋
在山东的“十大创新”中，居于首位的是“科技研发创新”，紧随其后的是“人才引育创新”。近年来，作为工业大省的山东，在科技研发和人才引育方面的动作频频，不仅推动山东从“制造大省”加速迈向“制造强省”，更激发了社会各领域的发展活力。
制造业广为流传的“微笑曲线”理论认为，处于曲线两端的技术研发和品牌服务应具备高附加值。虽然在物联网时代这一理论颇有争议，但在加强创新研发和创新品牌服务的产业两端发力，对于山东制造业突破“卡脖子技术”和产业链的“低端锁定”，依然极具现实意义。
随着在科技研发领域政策资金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大，山东的创新驱动能力显著增强。
2021年，山东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了多个突破——取得时速600公里磁浮交通系统、国密算法物联网安全芯片、磁悬浮离心鼓风机等一批标志性成果。
而目前正在冬奥会赛场大显身手的“山东制造”雪蜡车，更是科研创新结出的硕果，共申报专利66项，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首创、世界领先、完全国产”。
引人注目的是，在“十大创新”中的“加强文化宣传创新”方面，山东着重强调要擦亮“好客山东 好品山东”品牌。
近年来，随着观念的不断转变，山东更加注重品牌战略在实施质量强省中的重要作用。强调打响“山东好品”品牌，为山东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农业、工业、服务业、建筑业等领域构建品牌体系。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的“人”，“好品山东”的“物”，让山东的品牌势能再度升维，也折射出山东在发展理念方面的巨大转变。
是创新，让山东的“技术研发”和“品牌服务”产业两端的“微笑曲线”扬起来，发展格局拓展开。
以创新求突破，山东有满满的“获得感”
细数山东近年来的变化不难发现，营商环境的改变，数字变革的创新，产业生态的创新，带给山东的都是满满的“获得感”。
市场主体总量的变化是经济活力的晴雨表，也最能折射营商环境的优劣。数据显示，2018年山东市场主体总量为900万户，2019年突破1000万户大关。2020年，市场主体达到1185.8万户，其中，中小企业突破350万户，较2015年翻了一番多。截至2021年底，山东民营经济市场主体超过1300万户，民营工业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0%以上。
作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源泉，山东市场主体总量连续多年“百万”量的猛增，正是得益于山东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和一系列的改革创新举措。
与此同时，在持续的创新驱动下，山东的创新平台建设提速，创新主体不断壮大。2021年山东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数据显示，山东实施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工程，打造了一批在细分领域掌握独门绝技的“单打冠军”和“配套专家”。新兴动能培育中，山东“四新”经济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提升至51.2%。
山东经济“量的提升、质的突破、稳的延续”的良好态势，归根结底源于创新。
人才“引育用”，既要有真心也要有实际
科技创新的本质是人才驱动。城市求贤，人才择城。前些年，山东一度成为人才流失第一大省。人才短缺，发展的后劲就不足。
近年来，山东陆续出台人才改革22条、人才支撑新旧动能转换20条、引才用才18条、人才兴鲁行动32条等综合性政策。2021年颁布实施了《山东省人才发展促进条例》，持续优化人才来鲁创新创业的政策环境，人才回流态势初步形成。
这次大会，山东提出在“招才引智”“自主培养”“人尽其才”上出新招，从“引、育、用”三个层面推动创新，山东的人才战略逻辑正越来越清晰。
在今年的山东春晚舞台上，“院士博士合唱团”登台亮相秀才艺，在羡煞旁人的同时，也展示了山东发展的十足后劲。
从“只会组织工人”到“学会组织工程师”，对人才的重视与重用，正逐渐成为山东推动动能转换和产业升级的最强信心和底气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以“创新”为主题的大会上，山东对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家大张旗鼓予以表彰重奖，既体现了对优秀企业家人才的重视，更大力弘扬了企业家精神。
谋发展、拓新局，创新势在必行
创新的本质是突破。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走前人没走过的路，是创新最大的难度，也是创新的意义所在。
在山东的“十大创新”中，从“加强要素保障”到“加强风险防控”，从“加强文化宣传”到“加强推进落实”……创新的支撑、前提、载体、保障，均有系统谋划和顶层设计。一切发展成果，则皆以惠及民生为根本落脚点。
创新艰难但势在必行。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十四五”规划实施的关键之年，也是山东新旧动能转换“五年取得突破”的决战之年。“当前，山东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既面临难得发展机遇，也面临不少风险挑战，关键要把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持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
起步就是冲刺、开局就是决战。山东能否在一季度实现“开门稳”“开门红”并为全年工作打牢基础、争取主动，创新是关键的关键。
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一个创新驱动下更具活力的山东，正呼之欲出。
【黄今言：当前秦汉史研究存在的几个问题】
中国秦汉史研究已走过很长的历程，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涌现出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研究领域扩展，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法律、社会、文化、教育、思想等方面；研究方法多样化，除实证法外，还借鉴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计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研究走向深入；研究成果颇为丰硕，论文、著作成倍增加，原创性论著多有问世。但是，毋庸讳言，当前秦汉史研究也面临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应当重视贯通性整体研究】
秦汉史研究的选题趋向细小个案，本来是学术研究走向深入的体现，有些问题也确实需要从“小”或“碎片”做起，宏观着眼，微观入手，小题大做，这是对的。但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秦汉史研究存在着将一些零散琐碎、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事情纳入研究视野的现象，视历史为没有内在联系的事件堆积，完全疏离历史的宏观叙事，不谈历史的脉络与层次变化，不讲历史发展规律；还有些选题只是对前人研究过的课题修修补补，用出土的某些简牍资料做一点一滴考证，甚至将几十年前别人已解决了的问题重复考证，缺乏对问题的总体把握和规律性阐述。
治史当重视贯通性的整体研究，这是由历史学科特点所决定的。选题不论大小，不管考证还是论说，都应该贯通。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有建树的前贤学者非常重视“通”与“专”的关系，重视在通史基础上进行断代研究，先“通”后“专”，“专”中求“通”。首先，要纵向（即时段上）前后贯通，注重历史的源流变化。例如，研究秦汉赋役制度要前后贯通，因为这一问题存在地、资、丁、户之间的复杂关系，前后变化很大；而赋税征收的依据、项目、标准及方法等，前后也有变化。若不将其源流变化搞清楚，很难得出正确结论。其次，不仅要前后贯通，横向也要贯通、做整体考察。我们研究秦汉兵制史时，就兵制论兵制是不行的，应该将兵制放在整个社会经济中进行探讨。社会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制约兵制的发展。例如，土地制度与兵役制度有密切关系。西汉时期，因农民“著地”，自耕农多，兵源充足，征兵制得以推行；东汉时期，随着大土地私有制发展，农民失地破产，征兵制失去摊派基础，乃渐行募兵。可见，土地制度变化是兵役制度变化的根源之一。
大量史实证明，只有从社会整体上进行综合考察，才能了解历史事件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若从“碎片”到“碎片”，就事论事，停留于点滴、孤立的考证，而不做贯通、整体研究，就难于使研究引向深入。要使微观实证与宏观联系相结合，当然要有学术积累，不可浮躁，要甘坐冷板凳，要有攻关克难的思想境界。
【应当重视史学理论思考】
对史学理论问题，前贤学者较为重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过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例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土地所有制形式、汉民族形成、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农民战争、历史发展动力、人物评价标准等，不少秦汉史学者参加了讨论，出现了不少成果。但是，近来有人对理论问题不那么关注了，甚至出现“淡化理论”倾向，满足于史料的排列和简单归纳，而对历史事件的背景、本质、特征缺乏深层追索和理论阐述，用堆积史料来掩饰思想理论上的贫困，缺乏问题意识和理论思考。
史学研究发展到今天，治学的功力和水平不应只体现在史料的堆积上，而主要应该反映在学术思想和理论建树方面。史料固然很重要，但不能停留在史料上。过去，研究者为查找一条史料花费时间很多。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多种信息平台的建立，对资料的收集变得很方便。当今，史学研究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应集中精力更多地独立思考，注重创新。把精力用在理论的归纳、概括、总结和提升等方面，提出新观点、新理论，采用新方法，丰富历史的学术内涵和品位，传播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以此为价值评判，作为衡量成果优劣的标准。
现在，既有许多反映社会本质特征并带规律性的重大问题值得继续研究，包括秦汉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思想文化、国家教育等问题，也有不少疑点、难点需要解决，例如秦汉国有资本的流失与变化、家庭农场的经营与管理、农民地权的流转、社会公共产品的分配、乡村基层政权的建设、社会转型时期地主制经济的特点、政府行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我们在研究这些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时，应当坚持以正确的史观为指导，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深入阐述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丰富的历史资料做出新的理论阐述，发展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史学，充分发挥历史学的功能作用。对历史不仅要努力做到“求真”、“求实”，揭示历史原貌，维护历史尊严，还要展示历史发展的缘由、演变过程和发展规律，做到“经世致用”，通过史实总结经验，为现实提供“资治”，服务社会。史学工作者的这些使命，大家都是认同的，关键在于实践中的贯彻，在行动上加强史学理论建设。为此，需要多读经典作家原著、历史哲学著作，丰富理论知识，同时要关注现实政治生活，提高洞察力和思辨力，加强自身的理论素养。
【应当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
简牍资料很宝贵，但如何处理它与传世文献的关系，目前有一些不同认识。有的研究者往往用简牍资料否定传世文献，对《史记》《汉书》的有些记载提出质疑。
简牍确实很重要，但使用时要做严格认真的审辨和分析，要注意区分它的时间与地区之别、内郡与边郡之别、国家政策与具体执行上的差异等。例如，根据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出土的木牍，南郡所属的各县道“卒更”有“三更”、“四更”、“五更”、“六更”、“七更”，当时普遍实行了“三更之制”，非一年一更，徭役很重。但《食货志》记董仲舒言“月为更卒”，即编户民每年在郡县服役一个月。于是，有人对董说提出怀疑。其实，南郡县道一年多“更”是局部地区的特例，而《食货志》所记董氏之言是讲全国“更卒”通行的一般规定，是指全国范围内的法律规定。汉代徭役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虽有统一规定，但往往存在地区差异，同时，役法的具文规定与实际执行也有距离，历代概不例外。
关于西汉农民的土地占有量，据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木牍载：西乡郑里25家农户，共有耕地617亩，平均每户有24.68亩土地，其中，少者8亩、10亩，多者54亩。而《食货志》记载晁错的话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能耕者，不过百亩。”对这两处记载的不同，也要做具体分析，不能以木牍而否认晁错之言。又，北京大学藏《赵正书竹简》记秦二世继位之事，与《史记》存在差异，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之处。那么，是否如有人所说《赵正书竹简》比《史记》更为可信？这值得认真辨析，或许司马迁之说另有所据，不应武断否定《史记》的相关记载。简牍对传世文献在某些方面虽有补缺作用，但不应轻言传世文献不可靠。我们应该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对历史事件进行综合判断和分析。
总之，秦汉史研究成就斐然，刊布了不少优秀论著，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今后秦汉史研究一定会出现新的局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0月31日 ）
中国秦汉史研究已走过很长的历程，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涌现出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研究领域扩展，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法律、社会、文化、教育、思想等方面；研究方法多样化，除实证法外，还借鉴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计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研究走向深入；研究成果颇为丰硕，论文、著作成倍增加，原创性论著多有问世。但是，毋庸讳言，当前秦汉史研究也面临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应当重视贯通性整体研究】
秦汉史研究的选题趋向细小个案，本来是学术研究走向深入的体现，有些问题也确实需要从“小”或“碎片”做起，宏观着眼，微观入手，小题大做，这是对的。但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秦汉史研究存在着将一些零散琐碎、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事情纳入研究视野的现象，视历史为没有内在联系的事件堆积，完全疏离历史的宏观叙事，不谈历史的脉络与层次变化，不讲历史发展规律；还有些选题只是对前人研究过的课题修修补补，用出土的某些简牍资料做一点一滴考证，甚至将几十年前别人已解决了的问题重复考证，缺乏对问题的总体把握和规律性阐述。
治史当重视贯通性的整体研究，这是由历史学科特点所决定的。选题不论大小，不管考证还是论说，都应该贯通。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有建树的前贤学者非常重视“通”与“专”的关系，重视在通史基础上进行断代研究，先“通”后“专”，“专”中求“通”。首先，要纵向（即时段上）前后贯通，注重历史的源流变化。例如，研究秦汉赋役制度要前后贯通，因为这一问题存在地、资、丁、户之间的复杂关系，前后变化很大；而赋税征收的依据、项目、标准及方法等，前后也有变化。若不将其源流变化搞清楚，很难得出正确结论。其次，不仅要前后贯通，横向也要贯通、做整体考察。我们研究秦汉兵制史时，就兵制论兵制是不行的，应该将兵制放在整个社会经济中进行探讨。社会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制约兵制的发展。例如，土地制度与兵役制度有密切关系。西汉时期，因农民“著地”，自耕农多，兵源充足，征兵制得以推行；东汉时期，随着大土地私有制发展，农民失地破产，征兵制失去摊派基础，乃渐行募兵。可见，土地制度变化是兵役制度变化的根源之一。
大量史实证明，只有从社会整体上进行综合考察，才能了解历史事件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若从“碎片”到“碎片”，就事论事，停留于点滴、孤立的考证，而不做贯通、整体研究，就难于使研究引向深入。要使微观实证与宏观联系相结合，当然要有学术积累，不可浮躁，要甘坐冷板凳，要有攻关克难的思想境界。
【应当重视史学理论思考】
对史学理论问题，前贤学者较为重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过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例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土地所有制形式、汉民族形成、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农民战争、历史发展动力、人物评价标准等，不少秦汉史学者参加了讨论，出现了不少成果。但是，近来有人对理论问题不那么关注了，甚至出现“淡化理论”倾向，满足于史料的排列和简单归纳，而对历史事件的背景、本质、特征缺乏深层追索和理论阐述，用堆积史料来掩饰思想理论上的贫困，缺乏问题意识和理论思考。
史学研究发展到今天，治学的功力和水平不应只体现在史料的堆积上，而主要应该反映在学术思想和理论建树方面。史料固然很重要，但不能停留在史料上。过去，研究者为查找一条史料花费时间很多。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多种信息平台的建立，对资料的收集变得很方便。当今，史学研究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应集中精力更多地独立思考，注重创新。把精力用在理论的归纳、概括、总结和提升等方面，提出新观点、新理论，采用新方法，丰富历史的学术内涵和品位，传播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以此为价值评判，作为衡量成果优劣的标准。
现在，既有许多反映社会本质特征并带规律性的重大问题值得继续研究，包括秦汉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思想文化、国家教育等问题，也有不少疑点、难点需要解决，例如秦汉国有资本的流失与变化、家庭农场的经营与管理、农民地权的流转、社会公共产品的分配、乡村基层政权的建设、社会转型时期地主制经济的特点、政府行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我们在研究这些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时，应当坚持以正确的史观为指导，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深入阐述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丰富的历史资料做出新的理论阐述，发展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史学，充分发挥历史学的功能作用。对历史不仅要努力做到“求真”、“求实”，揭示历史原貌，维护历史尊严，还要展示历史发展的缘由、演变过程和发展规律，做到“经世致用”，通过史实总结经验，为现实提供“资治”，服务社会。史学工作者的这些使命，大家都是认同的，关键在于实践中的贯彻，在行动上加强史学理论建设。为此，需要多读经典作家原著、历史哲学著作，丰富理论知识，同时要关注现实政治生活，提高洞察力和思辨力，加强自身的理论素养。
【应当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
简牍资料很宝贵，但如何处理它与传世文献的关系，目前有一些不同认识。有的研究者往往用简牍资料否定传世文献，对《史记》《汉书》的有些记载提出质疑。
简牍确实很重要，但使用时要做严格认真的审辨和分析，要注意区分它的时间与地区之别、内郡与边郡之别、国家政策与具体执行上的差异等。例如，根据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出土的木牍，南郡所属的各县道“卒更”有“三更”、“四更”、“五更”、“六更”、“七更”，当时普遍实行了“三更之制”，非一年一更，徭役很重。但《食货志》记董仲舒言“月为更卒”，即编户民每年在郡县服役一个月。于是，有人对董说提出怀疑。其实，南郡县道一年多“更”是局部地区的特例，而《食货志》所记董氏之言是讲全国“更卒”通行的一般规定，是指全国范围内的法律规定。汉代徭役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虽有统一规定，但往往存在地区差异，同时，役法的具文规定与实际执行也有距离，历代概不例外。
关于西汉农民的土地占有量，据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木牍载：西乡郑里25家农户，共有耕地617亩，平均每户有24.68亩土地，其中，少者8亩、10亩，多者54亩。而《食货志》记载晁错的话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能耕者，不过百亩。”对这两处记载的不同，也要做具体分析，不能以木牍而否认晁错之言。又，北京大学藏《赵正书竹简》记秦二世继位之事，与《史记》存在差异，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之处。那么，是否如有人所说《赵正书竹简》比《史记》更为可信？这值得认真辨析，或许司马迁之说另有所据，不应武断否定《史记》的相关记载。简牍对传世文献在某些方面虽有补缺作用，但不应轻言传世文献不可靠。我们应该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对历史事件进行综合判断和分析。
总之，秦汉史研究成就斐然，刊布了不少优秀论著，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今后秦汉史研究一定会出现新的局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0月31日 ）
【大数据专讯】
2022年1月13日 星期四
★1月11日，中国民航局西北地区管理局通过线上视频会议形式召开西北地区通航大数据联合实验室工作推进会，对“十四五”时期联合实验室的重点工作做了部署要求，主动推进通航数字化建设。
★1月9日，由新华社瞭望智库主办的“第六届中国新金融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科学技术部高新技术司副司长梅建平在发言时表示，随着大数据应用的爆发式发展，数据处理能力与效率问题已成为大数据发展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数据技术的创新式、跨越式、颠覆式的发展是现实需要，将势在必行。
★近日，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大数据建设运营分公司成功竞得杭州三江创智新城首块M1工业用地，用于打造综合型产业园区，建设国际一流的绿色大数据中心、浙江省大数据产业发展中心、5G融合应用孵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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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13日 星期四
★1月11日，中国民航局西北地区管理局通过线上视频会议形式召开西北地区通航大数据联合实验室工作推进会，对“十四五”时期联合实验室的重点工作做了部署要求，主动推进通航数字化建设。
★1月9日，由新华社瞭望智库主办的“第六届中国新金融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科学技术部高新技术司副司长梅建平在发言时表示，随着大数据应用的爆发式发展，数据处理能力与效率问题已成为大数据发展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数据技术的创新式、跨越式、颠覆式的发展是现实需要，将势在必行。
★近日，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大数据建设运营分公司成功竞得杭州三江创智新城首块M1工业用地，用于打造综合型产业园区，建设国际一流的绿色大数据中心、浙江省大数据产业发展中心、5G融合应用孵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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