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明白，你不可能让所有人喜欢你，这世间啥都少，嚼舌根的长舌妇最多，人的本性就是这样，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断章取义，空穴来风，人们只会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实和真相，没人管真正的事实究竟是什么样的，好事不出门，谣言千里行，这有时候啊，无风还真的就起浪了，一个巴掌还真她妈拍响了，你也是突然有一天从别人那才突然发现原来自己他娘的那么厉害呢。。这世道，好人最难当，坏人却通常被人理解的合情合理，多大的赞美，就有多大的诋毁。别打听我好人坏人，没坏到你身上就是好人。

掉粪坑

掉 粪 坑

人们常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后福不敢奢望，不死就很幸运了！也许所谓的“后福”，就是指劫后没死，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除了掉床，发生在我身上的还有一件稀罕事，对我本人来说也算是一个传奇。这件事也是发生在我尚未有记忆的时候，具体什么时候母亲也没有说的太具体，根据各种迹象判断，应该是发生在掉床后的几个月，大概率发生在1972年的春末夏初。整个过程都是母亲告诉我的。说的次数多了，就好像我自己的真实记忆。

那天，风和日丽，父亲被外公叫去帮着修缮房子，哥哥去了奶奶家。家里只剩下我和母亲。平时母亲教书很忙，那天刚好是个周末，母亲就想趁这个时候忙着给哥哥和我做件小衣服。前面说过，外婆去世早，家里没人教我母亲做针线活。奶奶曾是地主家的“千金”，也不会做针线活，母亲只能自己学。所以做小衣服对母亲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但母亲识字，就让我父亲从县城新华书店买了有关裁剪的书，平时没事就琢磨。外公知道母亲不会针线活，就想尽一切办法为母亲购置了一台二手缝纫机。缝纫机好像还是英国进口的，直到我上大学走，这台缝纫机就一直还在。印象当中缝纫机机头上印有一对喜鹊，台面上印有一把精美的“英尺”，姑且就叫喜鹊牌的缝纫机吧。

那时我刚会蹒跚走路，但走不稳，母亲带我的时候就用奶奶的裹脚布，系在我的腋下，我在前面走，母亲就从后面拽着，防止我摔倒。为了做活，母亲就不得不把我放下，因身边没人，母亲就找来以前亲戚送的一个“哄篮”（婴儿学步用的藤条筐，藤条编制，有一大一小两个口。使用时小口朝上，大口朝下扣在地上，把小孩子放到里面站着，刚好到小孩子腰部，小孩子可以用两只手挪着学走路，但不会摔倒，估计现在婴儿学步车就是从这种东西得到的灵感，演变来的）。因天气很好，母亲把哄篮放到院子里，把我放进哄篮，让我自己在院子里边玩边晒太阳，然后母亲就回屋踩缝纫机做衣服。

那个时代，邻里关系大多都很好，大家虽然都很穷，但谁家有点困难，能伸出援手的一定帮。自从家里有了缝纫机，村里知道我母亲手巧，能做出比较时尚的服装。村里要好的大姑娘、小媳妇都来找我母亲做衣服。当然，见我没人带，看见的村民经常顺手就把我带走了，直到吃饭时才给送回。或者干脆喂饱饭再给送回来。

那天母亲做了半天衣服，就想着出来看一眼，她出门一看，我不在院子里，就以为和平时一样，不知又被谁给抱家走了。就继续回屋踩她的缝纫机做衣服。做着做着总感觉哪不对，母亲忽然想到：孩子被抱走，哄篮应该还在啊，不可能抱孩子连哄篮一起抱走的。想到这，母亲忽然想到院子外面，有挖河的民工搭的临时做厨房用的帐篷，帐篷外有一深达一米的大坑，平时民工把刷锅水、泔水等都倒在里面，里面已积了很多脏水。想到这，我母亲发疯似的跑向泔水坑，跑到坑边，水面上什么也没有，只看到坑里在噗噗地冒泡，我母亲大叫一声就跳到了坑里，一下就用脚蹚到了哄篮，连人带哄篮把我从泔水里抱了出来。

我母亲一摸我没了气息，抱着我就嚎啕大哭。在帐篷做饭的民工也听到了我妈的哭声，大家全跑了出来，我掉进粪坑被淹死的消息一下传遍全村。先是在家的邻居全跑了过来，接着邻居们又把我的奶奶、曾祖母叫了过来，然后全村老少都往我家汇聚。

很快村支书牵来一头牛，把我肚子朝下搭在牛背上，牵着牛沿街走，边走还边喊“小路子，家来哩；小路子，家来哩。。。。。。”据说这叫喊魂！我的母亲已经哭瘫在地上，我的祖母、曾祖母掂着小脚，一路哭喊着跟在耕牛后面。没有走多远，忽然见我哇哇地吐出几摊脏水，竟然会哭了。村民们一拥而上把我抱下牛背，很多婶婶大娘的都跟着喜极而泣了。

现在想来，把我放在牛背上，牛一走动，正好起到了人工呼吸的功能，所以把我救活了。这是我一生仅有的一次轰动全村的游街。据母亲说，掉进泔水坑（村民说粪坑）这件事给我身体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一是身体里好像有杀不净的虫子，吃了各种药，打了各种针，一直瘦的像猴子似的。屁股只剩皮包着骨头，成了名副其实的猴尖屁股。不敢坐小板凳，因为一坐小板凳，骨头就会直接杵在板凳面上，疼的我嗷嗷叫。另外，两只耳朵严重中耳炎，一直到我初中毕业还没好，父亲带我走遍了我们县城的各家医院和小诊所，都没有治好。

母亲生怕我成为聋子，经常在我身后几米远处偷偷喊我名字，看我是否能听到。虽然听着声音有点小，我是能听到的。有时我也跟母亲开开小玩笑，她叫我时，我故意装听不到，母亲又叫来我的妹妹，让她们轮番喊哥哥，我同样假装听不到，我母亲一下就急哭了，哭着叫我父亲：“孩子他爹，老二真的聋了，这可怎么办”？见母亲吓坏了，我扑哧一下就笑了，赶紧安慰母亲，告诉她我能听到，只是故意吓她一下。母亲这时就会边抹眼泪，边拍打我：“你这臭小子，以后不能这样吓妈妈”！

父亲有一次去郑州出差，偶然的机会看到路边有一年纪很长的老大爷，在那摆摊卖野药，专治中耳炎，老头特倔，半个烟卷大的一小管药面，非要五元钱，少给一分钱也不卖。八十年代，五元钱对我父亲来说也是个不小的数目。有病乱投医，父亲不愿错过任何治好我中耳炎的机会。咬了咬牙，狠心买了一管药。回到家就催着我母亲给我上药，母亲半信半疑，找来一截麦秸杆，从药管中取出一点药，用麦秸杆吹进我的耳朵，您别说，就上了一次药，我耳朵中的浓水几天就消失了。耳朵中结成了一个大耳钉，但取不出来，又过了好多年，耳钉估计在耳朵中被磨小了，总感觉有东西在耳朵中晃荡着，一跑步更感觉晃荡的厉害，后来终于让母亲找了个夹子，硬是从耳朵中拽了出来。掉粪坑的后遗症才算彻底终结。

每个人活下来都不容易，希望每个人都要珍惜生命，感谢爱我的父母和所有人！

傻二哥

作者:新凤霞

我的童年是在天津度过的。那时，天津是热闹的工业城市。就是在南市贫民区，也有很多好玩爱唱的人，还有票友聚会的地方——票房。每天有人在票房吹拉弹唱，十分热闹。特别是在夏天，吃过晚饭后，人们就三三两两都到票房来了。虽然是挤在小胡同里，大人小孩却不断地拥到这里来，天津人就有这样爱玩爱唱的传统。
不只是白天常听见有人唱，深夜里也常有人在胡同里大声唱戏，有唱京剧、评剧的，有说唱曲艺的。这个天津，好像到处都有音乐声，连做小买卖的吆喝声，都是有腔有调的。比如有一个卖药糖的，他的吆喝也就很讲究：“卖药糖啊!……橘子、香蕉、痧药、仁丹、萝卜、青果、鸭梨败火。吃块糖消愁解闷儿，一块就有味儿。吃块药糖心里顺，含着药糖你不困。吃块药糖精神爽，胜似去吃‘便宜坊’。吃块药糖你快乐，比吃包子还解饿……”
这个卖药糖的，当时不过十五六岁。他顶聪明，会做木工活，会修锁、修鞋、修车、修电灯，差不多什么都会修。东西坏了，交到他手里，摆弄几下子就好了。他还有一个特点：爱帮人忙，一帮就帮到底，有股子热心的傻劲儿。从来没听说他有学名，冲他这股傻劲儿，人家忘了他的聪明，给他起了个雅号，叫傻二哥!说他“傻灵傻灵”的。
他上街卖药糖，要穿上一套专用的行头：白布中式上衣，黑色布裤。挽着袖口，留着偏分头，斜背着一个用皮带套好的、很讲究的大玻璃瓶。瓶口上有一个很亮的铜盖子，可以打开一半盖。围着瓶子，还装了些靠电池发亮的小灯泡。瓶里装满了五颜六色的药糖。瓶子旁边挂着一把电镀的长把钳子，是为了夹糖用的，不用手拿，表示卫生。
傻二哥在家里穿的破破烂烂，去卖药糖时，就把这套干干净净的衣服换上了。他每次出去卖货，总是向邻居们打招呼，“大娘、二伯、三婶子!”地叫着，“我上街了，一会儿见……”嘴里哼着小调就走了，他总是这样高高兴兴的。
傻二哥串街走巷卖药糖，最使人注意的是他的吆喝，非常认真的。看见小孩们多了，他就要作吆喝的准备了。先是伸伸腿，晃晃胳膊，咳嗽两声试试嗓子。两只脚一前一后，前腿弓，后腿蹬；一手叉腰，一手捂住耳朵，这才放声吆喝了。因为他有一副好嗓子，这时候，就像唱戏一样高低音配合，都是一套套的吆喝出来，招来很多人看他。晚上，他开亮了红绿灯泡，照着闪光的铜盖子和电镀钳子，非常显眼。大人小孩挤着来买糖，也有不少是来看热闹的。说实在话，这药糖没有什么好吃，就是五颜六色的好看罢了。比如绿色的，是薄荷的，有点凉味；金黄色的，是橘子的，有点橘子香味；大红色的，是红果的，有点山楂酸味；浅蓝色的，是香蕉的，有点香蕉清香味。傻二哥就靠着一块、两块的药糖，养家糊口，很不易呀!值得佩服的，是他那种耐心和严肃的态度，不怕麻烦。小孩们买糖，经常是为了好看；买去了，想想不好，又来换红的，换绿的，绿的又换黄的，往往要换好几次。傻二哥都是耐心地对待，一点也不嫌麻烦。
傻二哥家里很穷苦。他有一个寡妇妈妈，因为傻二哥卖药糖，我们都管他妈妈叫“糖娘”。他还有三个弟弟。他母亲给人家帮工当佣人，弟弟们就得由他照顾。他上街做买卖，都要托付好邻居们照顾他的家和他的弟弟们。我们这个院子都是穷苦人家，都是互相关心照顾的。
有一次，傻二哥和他妈妈一道出门，妈妈手里拿着一根铁链，一把锁，要把门锁上。傻二哥不让锁，说：“您锁门干吗?叫邻居们看见多不好。”妈妈说：“破家值万贯，穷家破业，丢一把柴火就没烧的。”母子俩吵起来了，大家跑去看，都说：“傻二哥就是有见识，都住在一个院子里，还信不过咱们老街旧邻的吗?”
其实，母亲帮工，也挣不了几个钱。忽然有一天，她失业回来了。说是因为主人怀疑她偷了钱，把她辞掉了。“糖娘”一肚子委屈，气得直哭，邻居们也都很气愤。傻二哥这下子可得着理了，他对妈妈说：“您看，老冤枉别人偷东西的是什么人?那是财主太太们。咱们院里住的都是穷人，您出门上锁防的是谁呀?”妈妈说：“行了，不锁就不锁，我都依你啦……”傻二哥在我们院里很有人缘，他每天卖药糖回来，都不闲着。帮邻居修鞋，装电灯，哪家有红白喜事，他帮着扫房刷浆，糊顶棚，糊窗户……帮人家搭柴灶，用旧煤油桶做煤球炉子。有时买卖做得好，剩几块药糖，他就分给同院的小孩们。阴天下雨，他帮助老年人买菜；下雪天，他必定把道路扫出来，给大家方便。傻二哥是院子里最能干的人，事事少不了他。
有时，傻二哥还到票房去唱两段，老是乐呵呵的。他妈妈因为劳累过度，又加上孩子多，生活艰苦，老病复发。傻二哥做买卖，还得照料有病的母亲。虽然肩挨肩的三个弟弟都很懂事，但是到底都太小，母亲生病全凭着邻居照料。同院人都说：“大家捧柴火焰高，大伙帮一家好办。”
不久，“糖娘”病故了。傻二哥一人带着三个弟弟，这个家就更不像样子了。邻居大娘们给孩子们缝补衣服，帮着做饭。哪家贴饼子，给他们几个；煮一锅杂合面粥，分给孩子们两碗。有一次，我回家来，看见三个孩子都坐在台阶上，等哥哥回来。天很冷了，都流着鼻涕，互相倚靠着，真是可怜!我把他们领进院子，到我家烤火，让我妈妈找点干粮给他们吃，等着哥哥回家。就这么靠邻居帮助，三个弟弟在哥哥抚养下慢慢长大，到了十一二岁，就不吃闲饭了。去做童工，干散活，捡破烂，捡煤核。学着哥哥的样子，都那么勤快、懂事、热情、善良。
解放前一年，我去青岛唱戏，离开了天津。不知这家四兄弟怎样了，时常想起卖药糖的傻二哥。
1958年，我去天津“中国大戏院”演戏，傻二哥忽然来后台看我。他在糖厂工作，还是业余演员哪!三个弟弟，也都长大成人了。他已经成家立业了，再不是当年卖药糖的苦孩子了。我谈起当年的老邻居，傻二哥说：“穷帮穷，富帮富，官面儿帮财主。全靠了穷邻居们，才熬到解放，才熬到了头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