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有些青年，仅仅在嘴上大讲其信仰三民主义，或者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是不算数的。#五四青年节#
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中批判了“惟科学主义”，一种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于社会科学中的方法。遗憾的是，在防疫中，我们也看到了这种“惟科学主义”思维，其特征是盯着感染数据，把降低感染人数作为目标。它是一种整体主义的防疫观，与个体主义、主观主义的原理相悖，在经济学上不能成立，在实践上更是有害，因为追求感染人数的下降，导致了以阻断交易的方式来防疫。真正的“科学防疫”，恰恰是反对“惟科学主义”，尊重个体自发的行动过程。
防疫是个体自己的需求，但个体对此有不同的迫切性。只有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大多数人都把防止被感染放到首位的目标，而且病毒的传染性非常强时，把防疫作为一项公共品，由政府来提供，才有其合理性。这时用强制力来阻断病毒传播，一般来说是更有效率的。如不满足这个条件，比如个体对防疫的需求并不是如此迫切，或有不同的迫切程度，那么就应该允许个体选择，使交易有可能发生。
防疫作为一项服务，不同人对此项服务愿意支付的代价不同，这样就产生了交易机会，如胆小、害怕被感染的人自愿躲在家里，而那些年轻的外卖员刚好不那么惧怕被感染，他们更想赚钱，当后者为前者提供服务，如送外卖时，双方的需求都得到满足，实现了双赢。如是一刀切，阻止双方交易，那么双方的需求都得不到满足，如躲在家里的人挨饿，送外卖的赚不到钱，双方因疫情受到的损失要比没有交易的情况下更大。所以，让交易尽可能地发生，才能降低疫情的危害。当交易得以可能的时候，防疫的代价最小。
交易的增多确实会增加感染的机会，但是，就如市场中总是存在风险一样，风险本身并不意味着交易必然减少，经济活动水平的下降。恰恰相反，市场本身是对付风险的手段。当事人会评估这个风险，而且这个评估只能由他自己做出，不能由他人代劳。当个体拥有风险的评估权之后，他会做出判断，究竟是选择风险大的交易活动还是风险低的交易活动，这样，个体的选择就为风险确定了价格，它体现在服务的价格中。不同个体通过交易的方式，为自己愿意支付的风险水平买单。所以，就如市场中存在对付风险的保险市场一样，切不可认为，感染风险的存在必然意味着需要阻断交易。
另外，只有存在交易机会的情况下，个体才能评估感染的风险，这个风险在经济学上就是他放弃的交易机会。所以，“感染的风险”不应该简单地从医学角度理解，而应该理解为经济学上的“代价”。个体的选择机会越多，他感染的机会成本就越高。当个体认识到这种代价之后，他会更“自觉”地防疫，并进行治疗，以减少其成本。当然，个体也会意识到，如感染了他人，也会减少他自己的交易机会。这也会使他更好地自我防护。
“惟科学主义”假设能够直接从数据大小中推出社会成本的大小，而没有考虑到上述交易过程的存在。让这个交易过程更好地展开，才是应该追求的目标，因为正是这个过程，给包括感染者在内的所有人带来了便利。感染的数据是根据自然科学的标准确定的，它不能说明交易过程中个体的选择，包括他们的需求和他们愿意支付的代价等等。这种代价无法被观察到，如一个人没有感染，但他害怕被感染而不敢行动，这说明病毒已经对他产生了影响。相反，另一个人虽然被感染，但他意识到感染对他的身体没有影响，并且也确实没有影响，他照常行动，这时他虽然被统计在了感染数据中，但感染对他不意味着成本。个体的自愿行动，会产生某个结果，这个结果可以被统计，被用于科学研究。但根据数据去决定个体是否应该行动（交易），则是本末倒置，因为作为结果的数据不能说明每个个体在行动过程中应该做出什么选择才是合理的。个体的行动由他自己的目的和法律决定，不能由这个数据决定，并且，如前所述，也只有允许个体交易时，防疫的代价才会降低。
由于交易的自发性质，而防疫是在交易过程中展开的，因此，防疫也应该被视为一个自发的适应过程，它不存在数据上的最优值。防疫的成绩体现在交易活动的不断恢复上，而不是感染数据的下降上。在保护个体产权的基础上，个体行动（交易）所产生的结果，不论其数据大小，都应该被视为一种“改善”。或者说，没有客观的数据标准可以宣布防疫取得“成功”。只要做“对”了，情况总是在不断的改善。在法治化防疫的过程中，那个自然而然出现的可接受的水平，就是防疫的合理水平。
公共政策的目标，不是追求感染人数的下降，以阻断交易的方式来防疫，而是为个体更好地实现自我防疫创造条件，如为没有支付能力的人提供疫苗与药物。当个体能够更好地自我防护时，交易就进一步扩展。当交易得以促进时，也为个体更好防疫创造了条件。
——朱海就
防疫是个体自己的需求，但个体对此有不同的迫切性。只有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大多数人都把防止被感染放到首位的目标，而且病毒的传染性非常强时，把防疫作为一项公共品，由政府来提供，才有其合理性。这时用强制力来阻断病毒传播，一般来说是更有效率的。如不满足这个条件，比如个体对防疫的需求并不是如此迫切，或有不同的迫切程度，那么就应该允许个体选择，使交易有可能发生。
防疫作为一项服务，不同人对此项服务愿意支付的代价不同，这样就产生了交易机会，如胆小、害怕被感染的人自愿躲在家里，而那些年轻的外卖员刚好不那么惧怕被感染，他们更想赚钱，当后者为前者提供服务，如送外卖时，双方的需求都得到满足，实现了双赢。如是一刀切，阻止双方交易，那么双方的需求都得不到满足，如躲在家里的人挨饿，送外卖的赚不到钱，双方因疫情受到的损失要比没有交易的情况下更大。所以，让交易尽可能地发生，才能降低疫情的危害。当交易得以可能的时候，防疫的代价最小。
交易的增多确实会增加感染的机会，但是，就如市场中总是存在风险一样，风险本身并不意味着交易必然减少，经济活动水平的下降。恰恰相反，市场本身是对付风险的手段。当事人会评估这个风险，而且这个评估只能由他自己做出，不能由他人代劳。当个体拥有风险的评估权之后，他会做出判断，究竟是选择风险大的交易活动还是风险低的交易活动，这样，个体的选择就为风险确定了价格，它体现在服务的价格中。不同个体通过交易的方式，为自己愿意支付的风险水平买单。所以，就如市场中存在对付风险的保险市场一样，切不可认为，感染风险的存在必然意味着需要阻断交易。
另外，只有存在交易机会的情况下，个体才能评估感染的风险，这个风险在经济学上就是他放弃的交易机会。所以，“感染的风险”不应该简单地从医学角度理解，而应该理解为经济学上的“代价”。个体的选择机会越多，他感染的机会成本就越高。当个体认识到这种代价之后，他会更“自觉”地防疫，并进行治疗，以减少其成本。当然，个体也会意识到，如感染了他人，也会减少他自己的交易机会。这也会使他更好地自我防护。
“惟科学主义”假设能够直接从数据大小中推出社会成本的大小，而没有考虑到上述交易过程的存在。让这个交易过程更好地展开，才是应该追求的目标，因为正是这个过程，给包括感染者在内的所有人带来了便利。感染的数据是根据自然科学的标准确定的，它不能说明交易过程中个体的选择，包括他们的需求和他们愿意支付的代价等等。这种代价无法被观察到，如一个人没有感染，但他害怕被感染而不敢行动，这说明病毒已经对他产生了影响。相反，另一个人虽然被感染，但他意识到感染对他的身体没有影响，并且也确实没有影响，他照常行动，这时他虽然被统计在了感染数据中，但感染对他不意味着成本。个体的自愿行动，会产生某个结果，这个结果可以被统计，被用于科学研究。但根据数据去决定个体是否应该行动（交易），则是本末倒置，因为作为结果的数据不能说明每个个体在行动过程中应该做出什么选择才是合理的。个体的行动由他自己的目的和法律决定，不能由这个数据决定，并且，如前所述，也只有允许个体交易时，防疫的代价才会降低。
由于交易的自发性质，而防疫是在交易过程中展开的，因此，防疫也应该被视为一个自发的适应过程，它不存在数据上的最优值。防疫的成绩体现在交易活动的不断恢复上，而不是感染数据的下降上。在保护个体产权的基础上，个体行动（交易）所产生的结果，不论其数据大小，都应该被视为一种“改善”。或者说，没有客观的数据标准可以宣布防疫取得“成功”。只要做“对”了，情况总是在不断的改善。在法治化防疫的过程中，那个自然而然出现的可接受的水平，就是防疫的合理水平。
公共政策的目标，不是追求感染人数的下降，以阻断交易的方式来防疫，而是为个体更好地实现自我防疫创造条件，如为没有支付能力的人提供疫苗与药物。当个体能够更好地自我防护时，交易就进一步扩展。当交易得以促进时，也为个体更好防疫创造了条件。
——朱海就
由于智人的发达大脑和认知革命，人类的想象力则给原始宗教注入了更多的活力。
比如，在寒冷地区，许多小孩被冻死，或者因为受冻而染病，这时，人类的母亲就乞求太阳的出现，并奉太阳为神灵。
又比如，在炎热地区，许多孩子因炎热而纷纷病倒，人类的母亲就乞求风的到来，并奉风为神灵。
总之，原始宗教与地理气候有很大的关系，后羿射日的神话一定出现在干旱地区或南方。 https://t.cn/AigLnCzg
比如，在寒冷地区，许多小孩被冻死，或者因为受冻而染病，这时，人类的母亲就乞求太阳的出现，并奉太阳为神灵。
又比如，在炎热地区，许多孩子因炎热而纷纷病倒，人类的母亲就乞求风的到来，并奉风为神灵。
总之，原始宗教与地理气候有很大的关系，后羿射日的神话一定出现在干旱地区或南方。 https://t.cn/AigLnCz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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