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中，麦尔维尔如是写道：“我喜欢阳台，它兼具室内的舒适和户外的自由，而且，在阳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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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控居家的日子，阳台是我的“桃花源”》文｜读者：小毛熊

大学毕业后的三年里，我始终都与陌生人合租。由于囊中羞涩，每次确定房间时，我都倾向于选择那些价格更便宜的屋子。它们的朝向通常是朝西或北，面积都不大，且没有阳台。这样做的好处很明显，我可以省下一笔资金，用作在北京生活的其他开销。可弊端也同样突出，洗净的衣物往往只能够挂在窗帘的栏杆上——弄得满屋子潮气不说，连本来就稀缺的日光，也全部都被遮蔽掉了。

我时常暗搓搓地在心里发誓，有朝一日，等咱条件好了，一定得租个带阳台的房子。到那时候，除了晾晒衣服，我还要卯足了劲儿躺在上面晒太阳。每每这么想，我都有种即将成为暴发户的快感。

不过，这个愿望很快就实现了。去年7月，我的女朋友研究生毕业，俩人商量了一下，决定搬到一起。租房前，她问我的需求是什么，我说：“就两点，第一，要有电视，没工作的时候，我想当个无忧无虑的‘沙发土豆’；第二，得有阳台，动物当累了，我就在上面做一株植物。”

我们根据这两个条件，遴选着房源，最后，在若干备选之中，我们签下了位于东南四环的一个一居室。而之所以选它，是因为除了满足我们的需求之外，这间房还比同地段的其他房源少个三四百块钱。毕竟，追求极致的性价比，是印刻在普通“打工人”基因里的特质。

搬入的那天晚上，我穿过堆叠着的纸箱和蛇皮袋，径直走向阳台。我拉开窗，把脑袋微微向外探去，大口大口地呼吸着空气。之后，我慢慢平复下来，开始向远方眺望：楼宇、公路、树丛，尽收眼底。虽然那一刻深处暗夜，可我却能感觉到，有一束光从空中射入阳台。

这种感觉形容起来有些矫情。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心中的某些郁结也随之解开了。在那之后，阳台顺理成章地被最大化地利用着，晾衣杆、收纳架，暂时用不到的鞋盒以及杂物，都被一股脑儿地扔到了那几平米的空间当中。至于我曾经幻想的物事——在阳台上喝酒、发呆、晒太阳——却渐渐被我遗忘了。人往往就是这样，期冀得到满足后，也就不再珍惜那些过去所憧憬的东西。

就这样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我的生活里，阳台就只是阳台，它没有任何其他的功用和意涵。然而，就在四月末，因为疫情，我所在的社区被封控了。一周后，防疫政策也更变为“足不出户”。窝在家里，我每天都在社区的微信群里留意着最新的动态。面对众多的不确定，似乎只有吃饭和睡觉，才是最稳固的两项日程。因此，我在厨房和卧室里消耗了大多时间。

尽管如此，焦虑和虚无的感受还是会常常侵占我的脑袋。和管控区外的同龄人一样，我也渴望逛公园，吹初夏的风，或在河边野餐。但囿于家中的我，不得不暂别户外的一切美好。就在我深陷压抑情绪、无法自抑的时候，我蓦地反应过来，或许，我可以踏上阳台，去给闭塞的生活找到一些新的可能。

于是，一个昏昏欲睡的午后，我走上了那片落满尘粒的地方。我先是做了一番整理，把脏衣筐、晾衣架统统放置到墙角。这样一来，阳台就腾出了两平方米左右的空间。之后，我从屋里找出瑜伽垫，铺展在上面。

初步收拾完成后，我站在阳台的入口处，清晰地看见日光从窗户钻入，泻在垫子的中央。那一瞬间，我突然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纾解与宽慰。我躺了下去，身体也渐渐松弛下来。我假装自己正处在一片海滩上，头顶是一片片游荡着的云，它们不疾不徐，自由地在穹顶移动。与此同时，没人走动的社区院落里，传来了阵阵鸟的啁啾声音。在和煦与静谧当中，我安心地合上眼，睡了个饱足的午觉。

那天过后，我算是尝到了些许甜头。我意识到，在厨房与卧室之外，阳台也是一处绝佳的消磨时光的地方。吃完午饭，我会如时地夹着一本书，进入阳台。那里仿若是庸常生活之外的一个结界——我坐在瑜伽垫上，阅读着那些或真或假的故事，读着读着，文字便开始离我越来越远，当眼前变得模糊，我便睡了过去。

等醒来时，我抱起电脑，处理日常的工作。感到疲乏了，我再缓缓从垫子上起身，透过窗户，望向远方。那时，风从高处掠过，轻拂着面庞。除了产生舒爽的感觉外，我也会发出感叹：“其实窗外的世界，依旧是与我有关的。”

有好几次，我还在阳台上看到了夕阳。傍晚，太阳悄然落下，它在嵌入鳞次栉比的大楼的同时，也把橙红色的光投到了墙面之上。那是一种静默的美。如果放在平日，我可能鲜少有机会去驻足体会它的韵味，但在阳台的环境里，我却能沉浸其中。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生命体，正平等地享受着自然所给予的恩泽。

在我还没有阳台的时候，我读到过麦尔维尔的《阳台故事集》。开篇的第一个故事就叫《阳台》，讲的是男主人公去乡下，自己建了个阳台，并在阳台上幻想出了奇妙的一段经历。在文中，麦尔维尔如是写道：“我喜欢阳台，它兼具室内的舒适和户外的自由，而且，在阳台上检视寒暑也是一件极为美妙的事情；不仅如此，周围的乡间风景如画，在黑莓结果的季节，跋山涉水的小伙子总会看到支在各个角落的画板和晒得黑黝黝的画家。”

当时，我并不能完全感同身受。但我能感觉到，某种程度上，这段描写也是作者本人的心声。现在，当我置身于阳台上，并每时每刻都可以观看外面的景致时，我就常常会想起这段话。我知道，虽然不会有画家出现，但是阳台上的人，却都能从自然中汲取到幸福。这正是阳台在不同生活里共通的意义。

居家仍在继续，对我而言，这段日子就像是在做一场冗长的、不知何时醒来的梦。但好在，我又重新发掘出阳台这片“桃花源”。过去，这是“不足为外人道”的不起眼的家庭空间。但在这个时候，我想把这片“桃花源”分享给更多的人。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找一处怡然自得，并感受到治愈的地方。

此刻，我盘坐在阳台上，写着这篇文章。写至结尾，阳台外已被夜幕笼罩。入夜之后的这里，没有太多景色可言了，它就像是一座无人的小岛。但我幻想着，它会在某一刻，从房子的主体逃遁而出，漂浮到空中。如果真的可以，我会毫不犹豫地从阳台上站起来，摸一摸天边那闪耀的孤星。

（本文系读者投稿，不代表本刊立场）

#三联美食# “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从高邮到昆明，从沙岭子再到北京，汪曾祺吃了、做了一辈子顺民菜；写食物，他笔下有风土，心里是乡愁。

1950年，汪曾祺从故宫右掖门搬到东单三条，即是今天的协和医院后身儿，豫王府地。暂别了筒子河边卖艺、修头的手艺人，一下子落入北京的平民市侩。住在这里的人，始终围绕着东单菜市场奔生活，那时候的东单，是一片低矮的灰色旧砖民房，其间是几栋1949年前留下的苏式建筑，显得宏伟，又突兀。

此前的汪曾祺对北京多少是有些不适应的，他说北京寻不见葵，贸然间兴起一种叶片尖小，且带紫色的木耳菜，让没见过“世面”的北京人趋之若鹜。北方人终究是不懂得吃的，甚至从未听闻“藠头”，食品商场偶尔从南方运来些新鲜的薤，排队抢购的南方人让拎着菜篮子的老太太产生出一种莫大的好奇，凡是品尝过藠头的北方同志，闭着眼睛咀嚼不久，便会皱着眉头说：“不好吃，这哪儿有糖蒜好哇。”这会让汪曾祺感到一种失落。

汪曾祺所写的北京菜，大多是用来下饭的家常菜，小菠菜、五香烂蚕豆、扁豆、炒疙瘩、羊蹄、麻豆腐、北豆腐、臭豆腐、鲤鱼，总能让他挑出点儿刺儿来。可唯独对豌豆，他好像情有独钟。

那时的北京四九城，熏炒货摊子林立，堪比今天五步一现的咖啡馆。《异秉》里的王二，也是靠着熏烧生意发的家，炒豌豆和油炸豌豆，是老少咸宜的零嘴儿，二十文、几分钱，便可换来一小包，撒点盐花，边走边嚼，到了家门口，也就消灭干净了。

写了没几段，他便夸耀起南方的豆子来，云南的豌豆尖、四川的豌豆颠、厦门的荷兰甜豌豆是如何在汤中起到去腥提鲜的作用云云；接下来便是吴兴人与日本人画的豌豆，嫣然可爱，美不可言云云。

当然，汪曾祺对于北京豌豆的喜好，更多的是因为“宫廷豌豆黄”，豌豆熬烂，去皮，澄出细沙，加少量白糖，摊开压扁，切成长方形小块，再用刀割出四小方，装盘上桌。人们用牙签扎着吃它，仿佛老百姓也分到了这宫廷里的一杯羹一样。

上世纪80年代前后，汪家搬至甘家口，五口人挤在单元楼两间房里，睡觉要支折叠床。不爱逛街，偏爱菜市场的汪曾祺，在西四的菜市场里恢复了元气，也开始了一段长达十余年的写作高峰，数十篇关于食物的杂文，便是在那个时期创作的。

他若发现市面上没有爆肚可买，就干脆买回生牛肚自己做，手撕筋膜，洗去污物，在碱、醋里浸泡良久。不料，下锅后发现，仍然咬不烂，全家人放下筷子，唯有他自己吃得津津有味。

渐渐的，汪曾祺也迷上了北方的韭菜花。从前在科班里学戏，韭菜花、青椒糊、酱油，拿开水在大木桶里一沏，这就是菜。熬一锅虾米皮大白菜，佐以一碟韭菜花，或臭豆腐，或卤虾酱，就着窝头、贴饼子，在北京的小家户，就是一顿不错的饭食。90年代初，市面上散装的韭菜花几乎不见了，玻璃瓶装的韭菜花，要卖到一块多一瓶，即便如此，汪老认定那是吃涮羊肉必不可少的调料。

韭菜花进了玻璃瓶，便说明涮肉馆子多了起来，市面上的生肉自然也敞开供应了。在《肉食者不鄙》中，他逐一写到镇江肴蹄、淮安菜的狮子头、苏州松鹤楼的名菜腐乳肉、上海的腌笃鲜、苏杭的东坡肉，等等。

他还给《中国烹饪》投稿，自创油条塞肉：油条两股拆开，切成寸半长的小段，拌好猪肉馅，馅中加盐、葱花、姜末，如加少量榨菜末或酱瓜末、川东菜末，亦可；用手指将油条小段的窟窿捅通，将肉馅塞入，逐段下油锅炸至油条挺硬，肉馅已熟，捞出装盘。他形容这菜“嚼之酥脆，油条中有矾，略有涩味，比炸春卷味道好”，并称“这道菜是本人首创，为任何菜谱所不载。很多菜都是馋人瞎琢磨出来的”。

汪曾祺尤爱烤肉，将烤肉、烤鸭、烤白薯，聚称为“三烤”。他喜欢松木或果木的香气，又喜爱劈柴时的豪爽，当然，他也无法抵御肉的滋味，或许在烧烤之间，他更沉迷于那袅袅的烟火之气。

不出意外，他也喜欢观瞧烧烤的人。“老北京人吃烤肉都是自己动手，或焦或嫩，吃一斤还是两斤，全凭乐意。”因为炙子颇高，只能站着烤，或者一只脚踩在长凳上，若是火旺，男人就脱得只穿一件衬衫露怀，解衣盘礴，一边大口吃肉，一边大口喝酒，此情此景很是剽悍豪迈。可如今，“斯文”的烧烤店越开越多，汪曾祺笔下的“武吃者”几近灭绝，他的这一记录，可以刊登在“中国的红色美食名录”上。

汪曾祺也把北京人最常吃的面，写到了点儿上。他在101路公共汽车站旁边，结识了一位闲人老头儿，这位大爷中午吃抻面，晚上吃“拨鱼儿”，他每天的佐料，就是炸酱——只要粮店还有白面卖，而且北京的粮价长期稳定——坐在门口马扎儿上看街。

再后来，随着《闹市闲人》的刊登，汪曾祺搬到了蒲黄榆，彻底远离了胡同生活，不过他仍旧喜欢下厨，做北京菜。由文章可见，他的京菜，也是带有一点儿南方口音的。

19岁离家，直到数十载后才回到家乡，仅凭着记忆和偶尔的探望，汪曾祺写下故乡的食物。高邮的咸鸭蛋是琐碎记忆中的一篇，也是关于故乡记忆中，最活灵活现的一文：孩子兴挂“鸭蛋络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挑好了，装在络子里，挂在大襟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呢？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饰物。鸭蛋络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络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这是一种富足的象征，也是童年趣味，不似今天的咸鸭蛋，是偶尔想起的一道辅食而已。

“我走过不少地方，所食鸭蛋多矣，皆不能和高邮的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他又写道，“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高邮咸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邮鸭蛋黄炒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这叫什么咸鸭蛋呢？”

在汪曾祺的谈吃中，人们见识到了吃醋的山西人，爱吃甜食的广东人，无尽逐臭的长沙火宫殿，金华的竹叶腿，又读到了四川的叙府糟蛋，宁波的瓦楞明蚶，却远不比家乡的炒米、焦屑、咸鸭蛋、咸菜茨菇汤、河鲜、水鸟有滋味，有关马齿苋、蒌蒿、山野的菜，他试图用家乡话来表达一种有关眷恋的情愫。

从最早的科普式小品文，到最后的杂文，汪曾祺前后写了近50篇关于饮食的文章。有关面茶、豆汁的文字，大概是他人生中最后几篇关于吃的文章，刊登在《南方周末》上。所写的食物，也回归简朴。面茶、豆汁，大概是居住在北京有了些年月，才会尝试着与之和解的小吃吧。

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味道，汪曾祺锅里的菜，不卑不亢，他笔下的菜，也毫无抱怨。在今天看来，那些有关滋味的文字，也不会过时，或许那些美文都是永恒的。

话到此处，也想用一个当下流行的词儿去形容一下汪老的文字，那就是“治愈”，那些句子治愈的不只是他的读者，或许也包括三起三落的他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