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政烺一生淡泊名利，对后学提携不遗余力。据张氏的同事或学生介绍，张政烺因博闻强识，所以上门求教的人络绎不绝，以致严重影响到他的学术研究工作，但他从来都是来者不拒，细心地解答别人的提问。然而有的青年学者，向他请教问题尚且不够,还要讨材料、讨观点，常常将张氏对问题的阐发加以整理发表。于是便有人告诉张政烺的夫人，让她加以劝告与阻止。对此，张政烺说：“学问是天下公器，谁发表不一样?”现在做学问的人太少，“有的人，写出一篇文章、写成一本书，可能就走上治学的路。不然，也许一辈子都和学术无缘”。张政烺就是这样把学问当作天下公器，不计较个人名利，不在乎某个问题的发明权是谁，只要能够吸引后学走上史学研究之路，他就感到很欣慰。正如他所自述的：“几十年来登门讨论学术的人不断，我都尽其所能给予帮助，即使来讨要材料的，也尽量满足其要求。一时不能作答的，事后为来访者寻找一条材料，有时需要翻阅许多种书刊方能作答。我这样做，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切实地研究学问。”他对后学的提携与帮助，是要带动更多的人从事学术研究事业，以期形成一支精良的学术队伍，形成一种严谨求实的学术风气，这种精神同样令人景仰。

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波澜壮阔，它是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迈进，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由传播，逐渐走向中国本土化并深入人心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一些学养深厚的历史学家自觉地接受了唯物史观，以之指导史学研究工作，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历史学的研究高度。张政烺的史学道路和学术贡献正是其中具有典型性的个案，值得后来者认真研究。

在学术界，张政烺向来有“小王国维”和“活字典”的美誉，了解他的学者都佩服其学识渊博，以及研究问题中的钩稽贯串、抉幽阐微。张政烺的著述不以量多取胜，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不勤奋，而是他对学术论著立有很高的标准，故不轻易下笔。他认为，除非是某些甲骨文或金文材料难以释读，影响学术研究的进展，才有加以阐释的必要；或者是对长期以来因史料不足而未撰之文，对史料的搜集、研究已经“竭泽而渔”时方才下笔。他于新中国成立前后撰著的有关甲骨文、金文考释的篇章，均是为解决某一学术难题而发，所以其结论能够历久弥新，长期受到学界的普遍重视。仅拿他在新中国成立前所撰写的两篇小说史《〈封神演义〉的作者》和《讲史与咏史诗》而言，顾颉刚即称“其见解均精确不易”。史学界同行并不以论著数量衡量他，而是重视他撰写的每一篇文章的分量，服膺其才学与见识。20世纪50年代，童书业曾将张政烺与顾颉刚、吕思勉、陈寅恪、杨宽四位考证名家的学术风格作一比较，其见解值得我们珍视：“现在人所作历史研究文字，大都经不起复案，一复便不是这回事。其经得起复案者只五人：先生（指顾颉刚）、吕诚之、陈寅恪、杨宽、张政烺也。然吕先生有时只凭记忆，因以致误。陈先生集材，大抵只凭主要部分而忽其余，如正史中，只从《志》中搜集制度材料，而忘记《列传》中尚有许多零星材料，先生亦然，不能将细微资料搜罗净尽，以是结论有不正确者。杨宽所作，巨细无遗矣，而结论却下得粗。其无病者，仅张政烺一人而已。”顾颉刚听完童书业所言后，也说：“予之文字做得太快，故有此病，不若苑峰之谨慎与细密也。”当然，顾氏虚怀若谷不免谦辞，但二位先生对张政烺治学态度、方法与严谨求实学风的高度评价，对我们深刻认识张氏的严谨学风及对其治学的影响，实有重要意义。张政烺的文献学、目录学造诣也一向备受称赞。他曾在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讲授文献学课程，甚获好评。杨向奎曾对其研究生说：“在中国，听过张政烺的古文献课，别人的文献课就不必听了。”他的目录学名作《读〈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对《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的作者及相台本群经刊刻者进行了深入研究，长期以来为学界称道。此稿初撰于1943年，至1991年臻于完善之后才与读者见面。在这期间，他的学术观点早在学界得到普遍认可，并被赵万里编辑的《中国版刻图录》所采纳。他的广博学识与严谨学风在《宋江考》一文中同样得到充分的体现。此文撰于1953年，但几十年过去了，后人仅仅能为之增补一条史料。可见科学严谨的治史态度要求他“竭泽而渔”地搜集史料，对材料占有的充分、翔实恰恰体现了他严谨的学风。

张政烺在史语所一共工作了十年，这是他学术上成长非常重要的时期。

当时，史语所因殷墟发掘、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整理等学术活动而闻名海内外，实为全国史学研究之重要阵地。史语所丰富的文献资料与考古材料、先进的治史理念与方法、众多新历史考证学名家的汇聚，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严谨、求实学风，为张政烺的学术成长提供了极为有益的滋养，对其以后的治学思想与方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在文献学方面奠定了宽广厚重的基础。初进史语所，张政烺担任图书管理员。这一职务看似很不起眼，实际上对其学识的积累起到重大的作用。所长傅斯年对本所图书室的建设特别重视，甚至每购置一本书都要亲自过问。因为“他认为管理这些东西，不仅是长于管理'技术'方面而已，至少要对版本学、目录学、年代学以及校雠学等有丰富的知识”，所以安排张政烺担当此职，既是对他学术功底深厚的赞赏，也是对他的倚重。张政烺为了对史语所所藏12万余册中文图书做到深入、系统的了解和掌握，于是博览苦读，“从历史典籍、各家文集、笔记、天文历算、农业、气象、方志到古代戏曲、小说、俗文学等，从传统小学到甲骨、金文、碑刻、陶文、玺印、封泥、古文字、古器物图录及各家论著等等，无所不读……重点图书的内容几乎能背诵出来”。这一勤苦读书的机会，使他涉足众多学术领域，为其以后融会贯通地研究古史奠定了更雄厚的基础。受益于这一学术训练，张政烺在史语所任职内和新中国成立后所撰写的一系列考证之作，大都贯通经史子集，将各类文献参核互勘研究，又能深入发掘出土文献的真实材料，探赜索隐，从而得出学术研究的新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