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 马广奇：建设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西部高地”】中华五千年历史悠久，经济思想源远流长，经济发展曾在世界上长期领先。但现代“经济学”却是舶来品，无论是主流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现代经济学都是从西方传来的。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中国的经济学如何发展或构建，中国经济学教育如何创新和跟上，是一个急不得又慢不得的历史性战略性话题。
陕西作为高校聚集地一直是经济学教育重镇，被誉为"经济学家的摇篮”。在世界经济中心东移、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新时代，陕西高校应该有所作为，打造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西部高地“，发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西部声音"，为中国特色经济学构建和中国经济高质量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中国经济学教育的空间分布及陕西定位
从空间分布上看，新中国成立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学主要有两大中心。一是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等在京大学和科研机构为代表，包括后来的北大光华、清华经管等共同构成的经济学群体。其主要特征是，基于官方经济学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雄厚基础和传统的苏联经济学体系，以中国经济发展政策需要为导向的经济学群体，长期居于中心地位，“政策味”更浓一些。二是以上海、武汉等地，以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为主要代表，以引进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以西方范式为蓝本，解释和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所形成的经济学群体，也是一个中心，“学术味”更浓一些。无论是经济学研究成果，还是经济学大学教材来看，大体是这样的特点，呈现这样的空间格局。其他地方高校不同时期虽然也有亮点出现，但都没有形成集群，只能算是中国经济学版图里的“星星之光”。
陕西一直是中国经济学教育的重镇，尤其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名噪一时。表现在，西北大学的“理论经济学”实力超群，以何炼成为代表的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础的科研和教学成就显赫一时，培养了张维迎、张曙光、刘世锦、栗树和等一大批著名经济学家，成为中国“经济学家的摇篮”。同期，原陕西财经学院（现西安交通大学经金学院）的“应用经济学”实力不凡，以冯大麟、江其务、邢润雨等为代表的金融经济学影响很大，陕西财经学院1986年获批的“金融学”博士点，是西部最早的经济学类博士点，比西北大学还要早几年，培养的江小娟等一些经济学家以及金融、财经等主要经济行业的高层领导精英人才群星闪耀。不过，新世纪以来，随着商业化大潮的冲击和陕西区域经济实力不济，陕西高校的经济学实力也不断式微，风光不再。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西北大学的理论经济学排名A-，西安交通大学的应用经济学排名A-，分别位于全国第9、第10名，不再领先，大体处于“第一方阵”的末尾。
二、新时代陕西经济学的发展出路
在新时代，陕西经济学如何定位布局，如何调整优化，如何特色发展，能不能保持优势，成为中国经济学的西部学派，或者成为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西部高地”，发出中国经济学的“西部声音”，是我们这一代在陕经济学人的角色与责任的历史拷问和担当。
下一步怎么办？笔者认为，应该从国际全国的大视域里，宏观定位，把握方向，战略布局，扎实推进。这里抛砖引玉，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1、两个龙头，各自归队。以西北大学的“理论经济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的“应用经济学”为龙头，其他高校各自归队。这两个高校在全国排名虽然滑落，但还没有掉出“第一方阵”，依然具有传统优势，自然是“核心”和“龙头”。西北大学主要以“理论经济学”为主，在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方面，尤其是中国特色经济学的构建方面有所作为；西安交通大学主要以“应用经济学”为主，在产业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等方面起到带头作用。其他在陕高校，可以以自己现有的学科、专业为基础，立足于各自优势，自觉归队，在区域经济学、特色经济学领域精耕细作，增光添彩，群星闪耀。
2、存量优化，增量调整。陕西高校学科门类齐全，涉及经济学教育的高校很多，经济学专业全面，存量很大。应该以存量优化为主，同时注意增量调整。具体来说，陕西经济学高校中，双一流院校提质增效，双非院校拾遗补缺，三本院校注重教学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总体上，各高校存量优化，增设应以“新兴”专业为主。
3、注重“交叉”，培育新的增长点。
（1）文科与理工的交叉。经济学的数学化促进了经济学的科学化，这依然是基础；经济学的工程化，促进了经济学的应用化，扩展了经济学的领域范围。好的经济学成果一定是经济学思想与数理工具的完美结合。所以，经济学作为文科的第一显学，与理工科的交叉势不可挡。陕西高校工科基础强大，应该注意发挥这一优势。
（2）经济学与管理学的交叉。现代经济学250年，管理学大约100年，原来就没有管理学，管理学是经济学社会分工和市场竞争原理在现实商业活动和企业运行应用中的实践经验总结上升到理论而分立出来的。经济学与管理学原本不分家，我国在80年代只有经济学大类，90年代末才增加了“管理学”大类。西安交通大学的“管理学”是中国现代管理学源头，多年来全国居冠。陕西经济学可以发挥这一优势，不要人为强调经管的界限和藩篱，旗帜鲜明在全国倡导经管合流。
（3）理论与实践的交叉。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指导实践；理论是灰色的，只有与实践结合才能“长青”。西方经济学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但西方经济理论越来越解释不了中国独特的经济增长现象。所以随着世界经济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东方，尤其是转移到中国，能够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中国式经济学具有土壤，不是凭空捏造、胡思乱想，需要传统经济学理论的思考，需要有革命性的升级换代。陕西经济学人可以在这方面重点思考，有所作为，尤其是对后进国家或区域崛起的经济学理论创新方面有所贡献。
4、注重优势与特色的发挥。陕西经济学高校较多，而且各高校的特色鲜明，除了西北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外，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农林经济管理，长安大学的交通运输经济，西安财经大学的统计学，陕西科技大学的丝路金融经济，西安科技大学的能源经济，地区高校的区域经济学等等，都具有鲜明的特色和一定的强项，可以相对分工，继续强化，培育新的增长点，形成陕西经济学教育“众星捧月、群星闪耀”的局面。
5、保留个性和“单打独斗”。强调整体、鼓励合作并不是不要发挥个性。文科并不像工科那样需要实验室，必须组建学术团队，需要系统性的整体性的兵团作战；文科包括经济学是一种发散性的理性思维，需要的是灵光一闪，一支笔、一台电脑就够了，主要是有没有思想，有没有经济学思想，有没有板斧，掌握不掌握数理工具，完全可以单打独斗，炸掉碉堡。刻意组建的所谓团队只能编写教材，或者完成课题，写不出有见解的论文，形不成独创性的专著，别指望出现有价值能够存世的科研成果。陕西学界人才济济，文化基因独特，又有不回头的愣劲和精益求精的韧劲的整体地方性格，就像文学界的陕军一样，都是个人独唱逐步形成合唱的文化群落崛起。所以，陕西经济学教育和研究，应该营造有利于个性发挥的氛围，在经费支持下，给与“科研特区”，板凳坐得十年冷，期待水落石出，等待大部头的存世成果的出现。
三、结论与展望
新时代中国经济学应该崛起，也能够崛起。陕西高校的经济学教育，不能只低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既要兵团作战，也要个性发挥；不能小家子气，需要一定气场气派；不能随波逐流，而要随波逐浪；通过整体规划和学术特区，形成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西部高地”，发出中国经济学的“西部声音”，为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学教育以及经济高质量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陕西科技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陕西省高等学校经济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陕西作为高校聚集地一直是经济学教育重镇，被誉为"经济学家的摇篮”。在世界经济中心东移、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新时代，陕西高校应该有所作为，打造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西部高地“，发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西部声音"，为中国特色经济学构建和中国经济高质量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中国经济学教育的空间分布及陕西定位
从空间分布上看，新中国成立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学主要有两大中心。一是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等在京大学和科研机构为代表，包括后来的北大光华、清华经管等共同构成的经济学群体。其主要特征是，基于官方经济学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雄厚基础和传统的苏联经济学体系，以中国经济发展政策需要为导向的经济学群体，长期居于中心地位，“政策味”更浓一些。二是以上海、武汉等地，以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为主要代表，以引进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以西方范式为蓝本，解释和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所形成的经济学群体，也是一个中心，“学术味”更浓一些。无论是经济学研究成果，还是经济学大学教材来看，大体是这样的特点，呈现这样的空间格局。其他地方高校不同时期虽然也有亮点出现，但都没有形成集群，只能算是中国经济学版图里的“星星之光”。
陕西一直是中国经济学教育的重镇，尤其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名噪一时。表现在，西北大学的“理论经济学”实力超群，以何炼成为代表的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础的科研和教学成就显赫一时，培养了张维迎、张曙光、刘世锦、栗树和等一大批著名经济学家，成为中国“经济学家的摇篮”。同期，原陕西财经学院（现西安交通大学经金学院）的“应用经济学”实力不凡，以冯大麟、江其务、邢润雨等为代表的金融经济学影响很大，陕西财经学院1986年获批的“金融学”博士点，是西部最早的经济学类博士点，比西北大学还要早几年，培养的江小娟等一些经济学家以及金融、财经等主要经济行业的高层领导精英人才群星闪耀。不过，新世纪以来，随着商业化大潮的冲击和陕西区域经济实力不济，陕西高校的经济学实力也不断式微，风光不再。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西北大学的理论经济学排名A-，西安交通大学的应用经济学排名A-，分别位于全国第9、第10名，不再领先，大体处于“第一方阵”的末尾。
二、新时代陕西经济学的发展出路
在新时代，陕西经济学如何定位布局，如何调整优化，如何特色发展，能不能保持优势，成为中国经济学的西部学派，或者成为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西部高地”，发出中国经济学的“西部声音”，是我们这一代在陕经济学人的角色与责任的历史拷问和担当。
下一步怎么办？笔者认为，应该从国际全国的大视域里，宏观定位，把握方向，战略布局，扎实推进。这里抛砖引玉，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1、两个龙头，各自归队。以西北大学的“理论经济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的“应用经济学”为龙头，其他高校各自归队。这两个高校在全国排名虽然滑落，但还没有掉出“第一方阵”，依然具有传统优势，自然是“核心”和“龙头”。西北大学主要以“理论经济学”为主，在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方面，尤其是中国特色经济学的构建方面有所作为；西安交通大学主要以“应用经济学”为主，在产业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等方面起到带头作用。其他在陕高校，可以以自己现有的学科、专业为基础，立足于各自优势，自觉归队，在区域经济学、特色经济学领域精耕细作，增光添彩，群星闪耀。
2、存量优化，增量调整。陕西高校学科门类齐全，涉及经济学教育的高校很多，经济学专业全面，存量很大。应该以存量优化为主，同时注意增量调整。具体来说，陕西经济学高校中，双一流院校提质增效，双非院校拾遗补缺，三本院校注重教学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总体上，各高校存量优化，增设应以“新兴”专业为主。
3、注重“交叉”，培育新的增长点。
（1）文科与理工的交叉。经济学的数学化促进了经济学的科学化，这依然是基础；经济学的工程化，促进了经济学的应用化，扩展了经济学的领域范围。好的经济学成果一定是经济学思想与数理工具的完美结合。所以，经济学作为文科的第一显学，与理工科的交叉势不可挡。陕西高校工科基础强大，应该注意发挥这一优势。
（2）经济学与管理学的交叉。现代经济学250年，管理学大约100年，原来就没有管理学，管理学是经济学社会分工和市场竞争原理在现实商业活动和企业运行应用中的实践经验总结上升到理论而分立出来的。经济学与管理学原本不分家，我国在80年代只有经济学大类，90年代末才增加了“管理学”大类。西安交通大学的“管理学”是中国现代管理学源头，多年来全国居冠。陕西经济学可以发挥这一优势，不要人为强调经管的界限和藩篱，旗帜鲜明在全国倡导经管合流。
（3）理论与实践的交叉。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指导实践；理论是灰色的，只有与实践结合才能“长青”。西方经济学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但西方经济理论越来越解释不了中国独特的经济增长现象。所以随着世界经济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东方，尤其是转移到中国，能够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中国式经济学具有土壤，不是凭空捏造、胡思乱想，需要传统经济学理论的思考，需要有革命性的升级换代。陕西经济学人可以在这方面重点思考，有所作为，尤其是对后进国家或区域崛起的经济学理论创新方面有所贡献。
4、注重优势与特色的发挥。陕西经济学高校较多，而且各高校的特色鲜明，除了西北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外，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农林经济管理，长安大学的交通运输经济，西安财经大学的统计学，陕西科技大学的丝路金融经济，西安科技大学的能源经济，地区高校的区域经济学等等，都具有鲜明的特色和一定的强项，可以相对分工，继续强化，培育新的增长点，形成陕西经济学教育“众星捧月、群星闪耀”的局面。
5、保留个性和“单打独斗”。强调整体、鼓励合作并不是不要发挥个性。文科并不像工科那样需要实验室，必须组建学术团队，需要系统性的整体性的兵团作战；文科包括经济学是一种发散性的理性思维，需要的是灵光一闪，一支笔、一台电脑就够了，主要是有没有思想，有没有经济学思想，有没有板斧，掌握不掌握数理工具，完全可以单打独斗，炸掉碉堡。刻意组建的所谓团队只能编写教材，或者完成课题，写不出有见解的论文，形不成独创性的专著，别指望出现有价值能够存世的科研成果。陕西学界人才济济，文化基因独特，又有不回头的愣劲和精益求精的韧劲的整体地方性格，就像文学界的陕军一样，都是个人独唱逐步形成合唱的文化群落崛起。所以，陕西经济学教育和研究，应该营造有利于个性发挥的氛围，在经费支持下，给与“科研特区”，板凳坐得十年冷，期待水落石出，等待大部头的存世成果的出现。
三、结论与展望
新时代中国经济学应该崛起，也能够崛起。陕西高校的经济学教育，不能只低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既要兵团作战，也要个性发挥；不能小家子气，需要一定气场气派；不能随波逐流，而要随波逐浪；通过整体规划和学术特区，形成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西部高地”，发出中国经济学的“西部声音”，为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学教育以及经济高质量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陕西科技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陕西省高等学校经济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上交所投教】媒体视角 | 《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指引》有利传递企业价值，培育长期投资
现代投资者关系管理肇始于1953年通用公司设置投资者关系管理部门。此后的近七十年间，这一理念和实践逐步普及全球，成为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竞争的“软实力”。2005年7月，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与投资者关系工作指引》（“旧版《指引》”），为我国上市公司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提供了基本行动指南。十余年来，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对推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发挥了积极作用。
2020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对今后一个时期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进行统筹规划，将“建立董事会与投资者的良好沟通机制”作为“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一项具体举措。近日，证监会、国资委、全国工商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支持上市公司健康发展的通知》，为增进价值回归、稳定投资者预期，提出“引导上市公司积极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
新版《指引》推出意义深远
此次证监会推出《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指引》（“新版《指引》”），在维持旧版《指引》四章架构的基础上，主要修订了三方面内容。第一，结合旧版《指引》实施以来的资本市场发展情况，丰富了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内涵。第二，总结境内实践中的好做法，增加了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内容及方式。第三，通过行政监管、自律监管和声誉机制强化落实。上述修订有助于提升信息披露质量与传播效率，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深化价值投资观念。出台新版《指引》是贯彻落实新《证券法》以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的重要举措，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形成尊重投资者、敬畏投资者和回报投资者文化的有效途径。
增强信息披露有效性
信息不对称是阻碍资本市场有效运转的典型问题。对此，证券法强调信息披露制度，促进投资者在知情的基础上做出投资决策。大量行为科学研究揭示出，人们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一味追求披露更多的信息未必能让信息真正流动起来，为投资者所用。换言之，信息披露的质量不仅涉及信息输出的有效性，还需要考虑信息接收的有效性。
新《证券法》将“简明清晰，通俗易懂”擢升为与“真实、准确、完整”并列的信息披露原则，表明监管者已经关注到过于专业的年报和投资者的理解之间存在鸿沟以及可能的信息过载问题。除了增强法定信息披露的可读性外，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也是提升信息接收有效性的重要举措。例如，业绩说明会能够将财务数据等年报信息变得更加通俗、直观，帮助投资者快速准确地抓取信息披露重点，打破信息壁垒。新版《指引》在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基本原则中加入主动性原则，将旧版《指引》上市公司可以就定期报告举行业绩说明会修改为“应当按照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及时召开业绩说明会”，并授权证券交易所就业绩说明会等投资者说明会的事前公告和事后披露制定具体规则，有助于提升信息披露有效性与传播效率。
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资本市场近年的诸多变化正在改变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不断上升。机构投资者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投资经验，因持股较多，参与公司治理的动机也更强。其次，作为积极股东的投服中心的出现极大唤醒了普通投资者的股东意识。再次，新发展理念之下，投资者们沟通的话题不再局限于财务事项，而扩展到环境、社会、公司治理等非财务事项。随着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意识不断增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和公司治理活动逐渐融合。
这种融合能够给公司治理活动带来积极改变。传统上，受到代理理论的影响，公司治理难免被理解为对抗关系。然而，公司治理绝非“零和游戏”，而是基于协作。倾听投资者合理化建议，并有效转化为董事会决策依据和关切重点，是上市公司实现自我规范、自我提高和自我完善的重要途径。投资者关系管理活动的双向性和互动性有助于促进这种协作关系的形成，强化公司治理内生动力。
新版《指引》完善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内容和组织保障，顺应了这一趋势。第一，在上市公司与投资者沟通的内容方面增加“公司的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信息”“股东权利行使的方式、途径和程序”以及“投资者诉求处理信息”。第二，在维持旧版《指引》确立的董事会秘书负责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体制基础上，增加规定“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为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提供便利条件”。这些调整回应了实践中董事会秘书“低职高配”、权限较小的局限。
培育价值投资文化
金融经济学理论揭示了投资者群体的构成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密切关系，即提升一家公司在投资者中的知名程度有助于降低公司的融资成本，提升企业价值。全面注册制推动市场扩容，构建“数量大、结构优、粘性强”的长期价值投资者群体成为实现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必修课”。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有助于上市公司将产品市场的品牌溢价同步到资本市场，主动引导市场预期，增加投资者对企业价值及经营理念的认同感，提振投资者信心，从而形成长期价值投资的文化。新版《指引》新增“投资文化”条款反映出对构建长期价值投资者群体的重视，有助于促使企业整体价值的提升。(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郭雳 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后李胡兴)
来源：上交所投教
现代投资者关系管理肇始于1953年通用公司设置投资者关系管理部门。此后的近七十年间，这一理念和实践逐步普及全球，成为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竞争的“软实力”。2005年7月，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与投资者关系工作指引》（“旧版《指引》”），为我国上市公司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提供了基本行动指南。十余年来，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对推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发挥了积极作用。
2020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对今后一个时期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进行统筹规划，将“建立董事会与投资者的良好沟通机制”作为“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一项具体举措。近日，证监会、国资委、全国工商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支持上市公司健康发展的通知》，为增进价值回归、稳定投资者预期，提出“引导上市公司积极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
新版《指引》推出意义深远
此次证监会推出《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指引》（“新版《指引》”），在维持旧版《指引》四章架构的基础上，主要修订了三方面内容。第一，结合旧版《指引》实施以来的资本市场发展情况，丰富了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内涵。第二，总结境内实践中的好做法，增加了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内容及方式。第三，通过行政监管、自律监管和声誉机制强化落实。上述修订有助于提升信息披露质量与传播效率，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深化价值投资观念。出台新版《指引》是贯彻落实新《证券法》以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的重要举措，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形成尊重投资者、敬畏投资者和回报投资者文化的有效途径。
增强信息披露有效性
信息不对称是阻碍资本市场有效运转的典型问题。对此，证券法强调信息披露制度，促进投资者在知情的基础上做出投资决策。大量行为科学研究揭示出，人们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一味追求披露更多的信息未必能让信息真正流动起来，为投资者所用。换言之，信息披露的质量不仅涉及信息输出的有效性，还需要考虑信息接收的有效性。
新《证券法》将“简明清晰，通俗易懂”擢升为与“真实、准确、完整”并列的信息披露原则，表明监管者已经关注到过于专业的年报和投资者的理解之间存在鸿沟以及可能的信息过载问题。除了增强法定信息披露的可读性外，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也是提升信息接收有效性的重要举措。例如，业绩说明会能够将财务数据等年报信息变得更加通俗、直观，帮助投资者快速准确地抓取信息披露重点，打破信息壁垒。新版《指引》在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基本原则中加入主动性原则，将旧版《指引》上市公司可以就定期报告举行业绩说明会修改为“应当按照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及时召开业绩说明会”，并授权证券交易所就业绩说明会等投资者说明会的事前公告和事后披露制定具体规则，有助于提升信息披露有效性与传播效率。
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资本市场近年的诸多变化正在改变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不断上升。机构投资者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投资经验，因持股较多，参与公司治理的动机也更强。其次，作为积极股东的投服中心的出现极大唤醒了普通投资者的股东意识。再次，新发展理念之下，投资者们沟通的话题不再局限于财务事项，而扩展到环境、社会、公司治理等非财务事项。随着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意识不断增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和公司治理活动逐渐融合。
这种融合能够给公司治理活动带来积极改变。传统上，受到代理理论的影响，公司治理难免被理解为对抗关系。然而，公司治理绝非“零和游戏”，而是基于协作。倾听投资者合理化建议，并有效转化为董事会决策依据和关切重点，是上市公司实现自我规范、自我提高和自我完善的重要途径。投资者关系管理活动的双向性和互动性有助于促进这种协作关系的形成，强化公司治理内生动力。
新版《指引》完善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内容和组织保障，顺应了这一趋势。第一，在上市公司与投资者沟通的内容方面增加“公司的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信息”“股东权利行使的方式、途径和程序”以及“投资者诉求处理信息”。第二，在维持旧版《指引》确立的董事会秘书负责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体制基础上，增加规定“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为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提供便利条件”。这些调整回应了实践中董事会秘书“低职高配”、权限较小的局限。
培育价值投资文化
金融经济学理论揭示了投资者群体的构成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密切关系，即提升一家公司在投资者中的知名程度有助于降低公司的融资成本，提升企业价值。全面注册制推动市场扩容，构建“数量大、结构优、粘性强”的长期价值投资者群体成为实现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必修课”。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有助于上市公司将产品市场的品牌溢价同步到资本市场，主动引导市场预期，增加投资者对企业价值及经营理念的认同感，提振投资者信心，从而形成长期价值投资的文化。新版《指引》新增“投资文化”条款反映出对构建长期价值投资者群体的重视，有助于促使企业整体价值的提升。(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郭雳 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后李胡兴)
来源：上交所投教
【担当强师主体使命 做好协同提质文章】为全面推进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加快实现基础教育现代化，教育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了《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明确提出新时代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总体要求和具体措施。《强师计划》吹响了新时代强师兴教和强教兴国的集结号，基础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基础的基础，师范院校是基础教育教师培养的摇篮和主体，部属师范大学是师范教育的排头兵，必须要以更高的政治站位和更强的使命自觉主动回应并全面对接国家教师队伍建设的重大战略安排。
深化认识，担当主体责任
《强师计划》强化了师范院校在教师教育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强调充分发挥部属师范大学的引领示范作用，明确建立部属师范大学和地方师范院校人才培养协同机制，推动实施师范教育协同提质计划，整体提升师范院校和师范专业办学水平。
我国有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基础教育体系，基础教育教师占全国专业教师数量的86%，基础教育的质量决定着全民教育的整体水平和教育现代化的进程。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基础教育是关键；基础教育教师培养，师范教育是主体。
作为新时代教师教育振兴行动新方略，《强师计划》提出了未来两个阶段的教师队伍建设目标——强师的根本在于教师的质量，重点在于提升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和教育教学水平，强调师范院校要把办好师范教育作为第一职责，强调国家重点师范大学要有更大的担当和更多的新作为。
师范院校尤其是重点师范大学要从国家教育战略全局和教育现代化愿景出发，切实担负起强师的政治责任、主体责任和工作责任，主动围绕《强师计划》的贯彻执行做好顶层设计、优化组织结构、打造优秀团队、整合优质资源、完善行动方案，打好主动仗，持续发力培养高质量教师。
增强内功，发挥引领作用
《强师计划》对部属师范大学来说，既是重大使命又是发展机遇。一方面，部属师范大学要发挥其固有的办学水平和教育资源优势，主动对接国家教师队伍建设新的战略需要，用实际行动强化主体地位和主体责任，在教师综合素质提升、建立教师教育协同创新平台、实施高素质教师培养计划等方面要有更强的使命意识和担当作为。另一方面，《强师计划》对部属师范大学自身的改革发展也注入了新动能和赋予了新期待，部属师范大学必须以此为契机，大力推动教师教育的研究和创新，进一步汇聚整合优质教育资源，加大力度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持续聚焦师范教育和增强内功，努力创新社会服务方式和提升社会服务水平。
要当好强师计划的排头兵，发挥引领带头作用，增强内功必不可少。一要进一步从整体上打造高水平教师教育体系，优化教师教育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基础教育能力；二要系统推进专业学科和教师教育学科建设，发挥学科强师的支撑作用；三要充分凝聚和锻造教师教育师资团队，不断壮大强师的核心力量；四要着力开展新一轮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进一步探索协同育人新路径；五要注重搭建一流的教师教育平台，为教师专业发展和综合成长提供全方位服务。
担当是对责任和实力的双重考量，自身实力是引领带动的原动力和根本保障，强师是个强己强人的互动共生过程，引领是基于实力与优势的带动，引领者内在功夫不扎实，向外必然差强人意。
协同合作，强化提质实效
实施师范教育协同提质计划是《强师计划》的重点任务，旨在协调高水平师范大学以组团形式帮扶薄弱师范院校，推动不同层次师范院校间建立协作发展共同体，促进师范院校间优质教育资源交流共享，带动协同师范院校人才队伍、学科专业、服务和管理能力不断提升，进而整体提高师范教育办学水平。
师范教育协同提质计划是一项新的教育创举，其核心意义直接指向薄弱地区师范院校生血功能和教师供给源头，是新时代国家建设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的必要举措。协同提质的关键在于协同，落脚点在于提质，要将协同提质计划落到实处，体现实效，就要在科学构建协同体系、形成完善的协同工作方案、建立良性运行的协作机制和组建得力的工作团队上下功夫。
师范教育协同提质是多元协作、内外互动、综合施策的复杂工作，原有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模式难以满足新的工作要求，要谋求突破和有所超越。前期沟通交流、研究谋划越细致，后期效果便越好。如华中师范大学在研究部署协同提质计划部署落实中，坚持一家一家地碰和一个一个地盯，注重形成常态化沟通机制和倒排工期；坚持短期行动与长远目标、重点突破与特色建设、专项任务与协同行动紧密结合，凸显“共谋、共建、共赢”的协同理念，既突出重点又相互兼顾，做到组织健全、责任落实、路线清晰、事有人为、不留空当、志在长效。
《强师计划》为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发展规划出了前瞻性的宏伟蓝图，并描摹出了一幅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的未来美景。师范院校一定要乘势而上努力作为，为《强师计划》撑起一片天，为师范教育协同提质展现兴国强师大担当。
华中师范大学校长 郝芳华
《中国教育报》2022年05月30日第2版 版名：新闻·要闻
深化认识，担当主体责任
《强师计划》强化了师范院校在教师教育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强调充分发挥部属师范大学的引领示范作用，明确建立部属师范大学和地方师范院校人才培养协同机制，推动实施师范教育协同提质计划，整体提升师范院校和师范专业办学水平。
我国有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基础教育体系，基础教育教师占全国专业教师数量的86%，基础教育的质量决定着全民教育的整体水平和教育现代化的进程。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基础教育是关键；基础教育教师培养，师范教育是主体。
作为新时代教师教育振兴行动新方略，《强师计划》提出了未来两个阶段的教师队伍建设目标——强师的根本在于教师的质量，重点在于提升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和教育教学水平，强调师范院校要把办好师范教育作为第一职责，强调国家重点师范大学要有更大的担当和更多的新作为。
师范院校尤其是重点师范大学要从国家教育战略全局和教育现代化愿景出发，切实担负起强师的政治责任、主体责任和工作责任，主动围绕《强师计划》的贯彻执行做好顶层设计、优化组织结构、打造优秀团队、整合优质资源、完善行动方案，打好主动仗，持续发力培养高质量教师。
增强内功，发挥引领作用
《强师计划》对部属师范大学来说，既是重大使命又是发展机遇。一方面，部属师范大学要发挥其固有的办学水平和教育资源优势，主动对接国家教师队伍建设新的战略需要，用实际行动强化主体地位和主体责任，在教师综合素质提升、建立教师教育协同创新平台、实施高素质教师培养计划等方面要有更强的使命意识和担当作为。另一方面，《强师计划》对部属师范大学自身的改革发展也注入了新动能和赋予了新期待，部属师范大学必须以此为契机，大力推动教师教育的研究和创新，进一步汇聚整合优质教育资源，加大力度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持续聚焦师范教育和增强内功，努力创新社会服务方式和提升社会服务水平。
要当好强师计划的排头兵，发挥引领带头作用，增强内功必不可少。一要进一步从整体上打造高水平教师教育体系，优化教师教育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基础教育能力；二要系统推进专业学科和教师教育学科建设，发挥学科强师的支撑作用；三要充分凝聚和锻造教师教育师资团队，不断壮大强师的核心力量；四要着力开展新一轮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进一步探索协同育人新路径；五要注重搭建一流的教师教育平台，为教师专业发展和综合成长提供全方位服务。
担当是对责任和实力的双重考量，自身实力是引领带动的原动力和根本保障，强师是个强己强人的互动共生过程，引领是基于实力与优势的带动，引领者内在功夫不扎实，向外必然差强人意。
协同合作，强化提质实效
实施师范教育协同提质计划是《强师计划》的重点任务，旨在协调高水平师范大学以组团形式帮扶薄弱师范院校，推动不同层次师范院校间建立协作发展共同体，促进师范院校间优质教育资源交流共享，带动协同师范院校人才队伍、学科专业、服务和管理能力不断提升，进而整体提高师范教育办学水平。
师范教育协同提质计划是一项新的教育创举，其核心意义直接指向薄弱地区师范院校生血功能和教师供给源头，是新时代国家建设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的必要举措。协同提质的关键在于协同，落脚点在于提质，要将协同提质计划落到实处，体现实效，就要在科学构建协同体系、形成完善的协同工作方案、建立良性运行的协作机制和组建得力的工作团队上下功夫。
师范教育协同提质是多元协作、内外互动、综合施策的复杂工作，原有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模式难以满足新的工作要求，要谋求突破和有所超越。前期沟通交流、研究谋划越细致，后期效果便越好。如华中师范大学在研究部署协同提质计划部署落实中，坚持一家一家地碰和一个一个地盯，注重形成常态化沟通机制和倒排工期；坚持短期行动与长远目标、重点突破与特色建设、专项任务与协同行动紧密结合，凸显“共谋、共建、共赢”的协同理念，既突出重点又相互兼顾，做到组织健全、责任落实、路线清晰、事有人为、不留空当、志在长效。
《强师计划》为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发展规划出了前瞻性的宏伟蓝图，并描摹出了一幅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的未来美景。师范院校一定要乘势而上努力作为，为《强师计划》撑起一片天，为师范教育协同提质展现兴国强师大担当。
华中师范大学校长 郝芳华
《中国教育报》2022年05月30日第2版 版名：新闻·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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