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玩#
文玩市场有一些“赝品”文物的主要供货基地，如江西景德镇的瓷器，河南南阳的玉器和瓷器；河南洛阳生产的青铜器与瓷器、津南石山村的唐三彩，西安仿制的铜器，河北大成的老旧家具，以及河北曲阳制作的佛像。

还有书画界造假的集中地天津以及有亚洲最大的古玩市场、国内中高端的艺术品交易中心、也是全国最大的赝品集中地的首都北京等等。

《男子花50万造赝品，拍出2.2亿高价，专家：亏了，不少于10亿》

由此，这件被认为是稀世珍品的梳妆台和凳最终被拍卖公司定价1.8亿元起拍，最终以2.2亿元成交，开创了当时玉器拍卖的记录，也是2011年拍卖界最高价值的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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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文物组老万惊恐地抱起垃圾桶，捧着同事扔掉的废纸问：“这不是王羲之的墨宝吗？怎能丢进垃圾桶？”谁知同事却说：“这幅是赝品。”没成想这幅赝品竟成了镇馆之宝。

难道说这真的是王羲之的墨宝？还真不是王羲之的亲笔，那为何又会成为镇馆之宝呢？

这还要从头说起，当时上海文物小组正在清理库房，老万从垃圾桶里发现了这张字帖，还以为是同事们不小心将它扔到垃圾桶的，紧张的问身边的同事：“怎么把王羲之的墨宝扔进垃圾桶里了？”没想到同事却笑着说：“这是副赝品所以直接扔掉就好。”

老万平日里就很喜欢字画，手捧着古娟仔细地端详，竟发现字帖的卷头有个贴条，而且还是宋徽宗瘦金体书，上面写着“晋王羲之上虞帖”，下角还有北宋徽宗的葫芦印，老王打心眼里觉得这个东西不是俗物。

老王思来想去还是不死心，于是带着它又去找专家鉴定了，然而答案还是没有变，这就是一个赝品，没有什么价值，然而老万还是不舍得将它丢弃，默默的收好带回了家。那这个东西怎么后来还成为了镇馆之宝呢？

原来老王始终坚信这是个文物，得知鉴定界的大佬沈之瑜来上海主持一项工作，老万马上带着《上虞帖》请沈馆长再给鉴定下，可惜沈馆长虽然也觉得这幅字帖不像俗物，可也无法给一个确定的答案。

不过沈馆长推荐拿到北京找书画专家谢稚柳，让他帮忙鉴定下，老万激动地赶紧动身前往，可没想到谢稚柳说：“这的确不是王羲之的亲笔。”老王一听瞬间泄气，准备打道回府。

谁知谢稚柳却开心地说：“这虽不是王羲之的亲笔，但确实难得的文物，无比珍贵。”此话怎么讲？不是王羲之的亲笔，怎么还价值连城呢？

原来它虽然是个仿品，可却是来自唐朝的摹本，经过复原，我们得知这其实是一个请假条，说当时王羲之身体不舒服，特写了这么个假条。

“得书知问。吾夜来腹 痛，不堪见卿，甚恨！想行复来。修龄来经日，今在上虞，月末当去。重熙旦便西，与别，不可言。不知安所在。未审时意云何，甚令人耿耿。”

虽然不知道究竟是谁临摹的，但可以确定他来自唐朝，还模仿得不错，足以做到以假乱真。

太史公记：王羲之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后迁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晚年隐居剡县金庭。是东晋时期有名的书法家，有着“书圣”之称。与其子王献之合称为“二王”。

他擅长隶、草、楷、行各体，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备精诸体，冶于一炉，脱离了自成一家，影响深远。风格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代表作《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

而《上虞帖》高23.5厘米，横26厘米，一共七行，58个字。体势灵动绰约，丰肌秀骨，远胜右军《如何帖》。帖前还有宋徽宗赵佶金书签题《晋王羲之上虞帖》，卷有南唐内府 “集贤院御书印”、“内合同印”以及宋内府朱文双龙圆印、“政和”、“宣和”、“御书”葫芦印、“内府图书之印”等。

现收藏在上海博物馆，几经周折它终于展示了它应有的光芒，我们也能一睹古人临摹王羲之的风采，犹如王羲之的真作就在眼前。

【安徽商人捐献600件文物给博物馆，却被质疑是赝品，结果如何？】
2005年，企业家丁仰振向杭州的南宋官窑博物馆捐献了600多件瓷器，杭州市重奖1500万元。结果6年后，专家却说镇馆之宝是赝品。

话说，这个丁仰振发迹于安徽淮北，因为恪守商道，挣得了不俗的身家，在当地颇有名望。除了是个企业家，他还是一名资深的文物收藏家。当他知道了南宋官窑博物馆正在向社会征集文物时，他选择“先小家、后大家”，主动联系博物馆表达了自己的捐献意向。

接到消息的博物馆自然喜不自胜，当即派出了四名文物专家前往淮北鉴定文物。经过鉴定，600多件瓷器被认为符合文物标准，被带回了杭州。而在这些文物中价值最大的莫过于长沙窑人物贴塑大执壶，在评选后成为了该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被称为“壶王”。

其实，当年丁仰振有两把这样的壶器，其中一把捐献了，另一把则依旧被他收藏着。据丁仰振自己的说法，这两把壶是在运河沿岸的农民从运河里挖出来的，在被文物贩子收购后，又被文物贩子以1600元一对的价格卖给了自己，这在当时也是大价钱了。

丁仰振的如此义举赢得了当地的广泛称赞，杭州市更是截止给予了他1500万元的奖金。按理说，这件事情本该如此圆满结尾，可是这时候，长沙窑人物贴塑大执壶却掀起了另外的一番波澜。

原来，2011年的时候，故宫博物馆的陶瓷专家杨静荣在看过这件镇馆之宝后产生了疑问，甚至公开质疑这件文物实际上是90年代的仿制品罢了。杨静荣倒也不是信口开河，据他的说法，长沙窑并没有生产过类似于这种造型的器具。

不仅如此，他还从壶本身的设计进行质疑，因为这个水壶在装满水后，壶把明显无法承受壶体的重量，压根无法提起来。这种设计情况断不可能是长沙窑的制作水准。

就在陶瓷专家质疑的时候，长沙的制壶高人谈志中也公开表示质疑。原来，1989年，他所在的陶瓷三厂曾经接到过一个来自澳门的订单，订单所要求制作的30件壶器和这个“镇馆之宝”极为相似。更关键的是，这30件壶器在生产后因为不符合澳门客人的要求，都被退了回来，最终仅仅以20块就打包甩卖了。

随着这两位专家的公开质疑，越来越多专家卷入其中，双方各执一词，有的人认为这就是赝品，有的人认为这就是真品，直到今天依然没有足以让众人信服的答案。

丁仰振本是一番公义之心，却不曾想自己捐献的文物反而给自己惹出了一番风波，自然内心备感委屈。毕竟，当时他提出要捐献文物时，是博物馆派来专家鉴定后确系文物才收藏到博物馆的，自己当时并不知道事后杭州会重奖他1500万元。

然而，丁仰振却依旧大度表示，若这个镇馆之宝确实被认为是赝品，那么他愿意退还1500万元的奖励。

其实，这件事情确实很值得人们思索，究竟谁能够有足够的权威来判定文物的真假，究竟当年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而对于民间捐献，是否要以文物真假与否来论英雄，更是一个难题。

当然了，个人觉得“文物或许是假的，但心却可能是真诚”，我们还是应该肯定丁仰振的无私奉献。毕竟“为善论心不论迹，论迹世上无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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