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经微言》选
歧伯天师传、陈士铎述
《阴阳颠倒篇》
黄帝闻广成子“窈窈冥冥”之旨，叹广成子之谓天矣。退而夜思，尚有未获。遣鬼臾区问于岐伯天师曰：
帝问至道于广成子，广成子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无思虑营营，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汝形，形乃长生。慎汝内，闭汝外，多知为败。我为汝遂于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阳之原也。为汝入于窈冥之门矣，至彼至阴之原也。天地有官，阴阳有藏，慎守汝身，物将自壮。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故身可以不老也。”
天师必知厥义，幸明晰之？
岐伯稽首奏曰：
大哉言乎，非吾圣帝安克闻至道哉！帝明知故问，岂欲传旨于万祀乎，何心之仁也！臣愚，何足知之。然仁圣明问，敢备述以闻。
窈冥者，阴阳之谓也。昏默者，内外之词也。视听者，耳目之语也。
至道无形而有形，有形而实无形。无形藏于有形之中，有形化于无形之内，始能形与神全，精与神合乎。
鬼臾区曰：诺，虽然，师言微矣，未及其妙也。
岐伯曰：
乾坤之道，不外男女。男女之道，不外阴阳。阴阳之道，不外顺逆。顺则生，逆则死也。阴阳之原，即颠倒之术也。世人皆顺生，不知顺之有死，皆逆死；不知逆之有生，故未老先衰矣。广成子之教示帝行颠倒之术也。
鬼臾区赞曰：何言之神乎！虽然，请示其原。
岐伯曰：
颠倒之术，即探阴阳之原乎。窈冥之中有神也，昏默之中有神也，视听之中有神也。探其原而守神，精不摇矣。探其原而保精，神不驰矣。精固神全，形安能敝乎。
鬼臾区覆奏帝前。帝曰：
俞哉，载之《外经》，传示臣工，使共闻至道，同游于无极之野也。
陈士铎曰：此篇帝问而天师答之，乃首篇之论也。问不止黄帝，而答止天师者，帝引天师之论也。帝非不知阴阳颠倒之术，明知故问，亦欲尽人皆知广成子之教也。
《天人寿夭篇》
伯高太师问岐伯曰：
余闻形有缓急，气有盛衰，骨有大小，肉有坚脆，皮有厚薄，可分寿天然乎?
岐伯曰：
人有形则有气，有气则有骨，有骨则有肉，有肉则有皮。形必与气相合也，皮必与肉相称也，气血经络必与形相配也。
形充而皮肤缓者寿，形充而皮肤急者夭。
形充而脉坚大者，气血之顺也，顺则寿。形充而脉小弱者，气血之衰也，衰则危。
形充而颧不起者，肉胜于骨也，骨大则寿，骨小则夭。
形充而大肉䐃坚有分理者，皮胜于肉也，肉疏则夭，肉坚则寿。
形充而大肉无分理者，皮仅包乎肉也，肉厚寿，肉脆夭。此天生，人不可强也，故见则定人寿夭，即可测人生死矣。
少师问曰：诚若师言，人之寿夭、天定之矣，无豫于人乎?
岐伯曰：
寿夭定于天，挽回天命者人也。寿夭听于天，戕贼其形骸，泻泄其精髓，耗散其气血，不必至天数而先夭者，天不任咎也。
少师曰：天可回乎?
岐伯曰：
天不可回，而夭可节也。节天之有余，补人之不足，不亦善全其天命乎。
伯高太师闻之曰：
岐天师真善言天也。世人贼天之不足，乌能留人之有余哉。
少师曰：
伯高非知在人之夭者乎。在天之夭，难回也。在人之夭，易延也。吾亦修吾之天，以全天命乎。
陈远公曰：
天之夭难延，人之夭易延。亦训世延人之夭也。伯高之论，因天师之教而推广之，不可轻天师而重伯高也。
红铅损益篇》
容成问曰：方士采红铅接命，可为训乎？
岐天师曰：慎欲者采之，服食延寿；纵欲者釆之，服食丧躯。
容成曰：人能慎欲，命自可延，何藉红铅乎？
岐伯曰：红铅延景丹也。
容成曰：
红铅者，天癸水也。虽包阴阳之水火，溢满于外则水火之气尽消矣，何以接命乎？
岐伯曰：
公之言，论天癸则可，非论首经之红铅也。经水甫出户辄色变，独首经之色不遽变者，全其阴阳之气也。男子阳在外，阴在内；女子阴在外，阳在内。首经者，坎中之阳也。以坎中之阳补离中之阴，益乎、不益乎？独补男有益，补女有损。补男者，阳以济阴也；补女者，阳以亢阳也。
容成曰：善。
陈远公曰：
红铅何益于人，讲无益而成有益者，辨其既济之理也。谁谓方士非恃之以接命哉。
骨阴篇》
鸟师问于岐伯曰：婴儿初生，无膝盖骨，何也？
岐伯曰：婴儿初生，不止无膝盖骨也，囟骨、耳后完骨皆无之。
鸟师曰：何故也？
岐伯曰：
阴气不足也。阴气者，真阴之气也。婴儿纯阳无阴，食母乳而阴乃生，阴生而囟骨，耳后完骨、膝盖骨生矣。生则儿寿，不生则天。
鸟师曰：其不生何也？
岐伯曰：
三骨属阴，得阴则生，然亦必阳旺而长也。婴儿阳气不足，食母乳而三骨不生，其先天之阳气亏也。阳气先漓，先天已居于缺陷，食母之乳补后天而无余，此三骨之所以不生也。三骨不生又焉能延龄乎!
鸟师曰：三骨缺一，亦能生乎?
岐伯曰：缺一则不全乎其人矣。
鸟师曰：请悉言之。
岐伯曰：
囟门不合则脑髓空也；完骨不长则肾宫虚也；膝盖不生则双足软也。脑髓空则风易入矣；肾宫虚则听失聪矣；双足软则颠仆多矣。
鸟师曰：吾见三骨不全亦有延龄者，又何故欤？
岐伯曰：
三者之中，惟耳无完骨者亦有延龄，然而疾病不能无也。若囟门不合、膝盖不生，吾未见有生者。盖孤阳无阴也。
陈远公曰：
孤阳无阴，人则不生，则阴为阳之天也。无阴者，无阳也。阳生于阴之中，阴长于阳之外，有三骨者，得阴阳之全也。
歧伯天师传、陈士铎述
《阴阳颠倒篇》
黄帝闻广成子“窈窈冥冥”之旨，叹广成子之谓天矣。退而夜思，尚有未获。遣鬼臾区问于岐伯天师曰：
帝问至道于广成子，广成子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无思虑营营，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汝形，形乃长生。慎汝内，闭汝外，多知为败。我为汝遂于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阳之原也。为汝入于窈冥之门矣，至彼至阴之原也。天地有官，阴阳有藏，慎守汝身，物将自壮。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故身可以不老也。”
天师必知厥义，幸明晰之？
岐伯稽首奏曰：
大哉言乎，非吾圣帝安克闻至道哉！帝明知故问，岂欲传旨于万祀乎，何心之仁也！臣愚，何足知之。然仁圣明问，敢备述以闻。
窈冥者，阴阳之谓也。昏默者，内外之词也。视听者，耳目之语也。
至道无形而有形，有形而实无形。无形藏于有形之中，有形化于无形之内，始能形与神全，精与神合乎。
鬼臾区曰：诺，虽然，师言微矣，未及其妙也。
岐伯曰：
乾坤之道，不外男女。男女之道，不外阴阳。阴阳之道，不外顺逆。顺则生，逆则死也。阴阳之原，即颠倒之术也。世人皆顺生，不知顺之有死，皆逆死；不知逆之有生，故未老先衰矣。广成子之教示帝行颠倒之术也。
鬼臾区赞曰：何言之神乎！虽然，请示其原。
岐伯曰：
颠倒之术，即探阴阳之原乎。窈冥之中有神也，昏默之中有神也，视听之中有神也。探其原而守神，精不摇矣。探其原而保精，神不驰矣。精固神全，形安能敝乎。
鬼臾区覆奏帝前。帝曰：
俞哉，载之《外经》，传示臣工，使共闻至道，同游于无极之野也。
陈士铎曰：此篇帝问而天师答之，乃首篇之论也。问不止黄帝，而答止天师者，帝引天师之论也。帝非不知阴阳颠倒之术，明知故问，亦欲尽人皆知广成子之教也。
《天人寿夭篇》
伯高太师问岐伯曰：
余闻形有缓急，气有盛衰，骨有大小，肉有坚脆，皮有厚薄，可分寿天然乎?
岐伯曰：
人有形则有气，有气则有骨，有骨则有肉，有肉则有皮。形必与气相合也，皮必与肉相称也，气血经络必与形相配也。
形充而皮肤缓者寿，形充而皮肤急者夭。
形充而脉坚大者，气血之顺也，顺则寿。形充而脉小弱者，气血之衰也，衰则危。
形充而颧不起者，肉胜于骨也，骨大则寿，骨小则夭。
形充而大肉䐃坚有分理者，皮胜于肉也，肉疏则夭，肉坚则寿。
形充而大肉无分理者，皮仅包乎肉也，肉厚寿，肉脆夭。此天生，人不可强也，故见则定人寿夭，即可测人生死矣。
少师问曰：诚若师言，人之寿夭、天定之矣，无豫于人乎?
岐伯曰：
寿夭定于天，挽回天命者人也。寿夭听于天，戕贼其形骸，泻泄其精髓，耗散其气血，不必至天数而先夭者，天不任咎也。
少师曰：天可回乎?
岐伯曰：
天不可回，而夭可节也。节天之有余，补人之不足，不亦善全其天命乎。
伯高太师闻之曰：
岐天师真善言天也。世人贼天之不足，乌能留人之有余哉。
少师曰：
伯高非知在人之夭者乎。在天之夭，难回也。在人之夭，易延也。吾亦修吾之天，以全天命乎。
陈远公曰：
天之夭难延，人之夭易延。亦训世延人之夭也。伯高之论，因天师之教而推广之，不可轻天师而重伯高也。
红铅损益篇》
容成问曰：方士采红铅接命，可为训乎？
岐天师曰：慎欲者采之，服食延寿；纵欲者釆之，服食丧躯。
容成曰：人能慎欲，命自可延，何藉红铅乎？
岐伯曰：红铅延景丹也。
容成曰：
红铅者，天癸水也。虽包阴阳之水火，溢满于外则水火之气尽消矣，何以接命乎？
岐伯曰：
公之言，论天癸则可，非论首经之红铅也。经水甫出户辄色变，独首经之色不遽变者，全其阴阳之气也。男子阳在外，阴在内；女子阴在外，阳在内。首经者，坎中之阳也。以坎中之阳补离中之阴，益乎、不益乎？独补男有益，补女有损。补男者，阳以济阴也；补女者，阳以亢阳也。
容成曰：善。
陈远公曰：
红铅何益于人，讲无益而成有益者，辨其既济之理也。谁谓方士非恃之以接命哉。
骨阴篇》
鸟师问于岐伯曰：婴儿初生，无膝盖骨，何也？
岐伯曰：婴儿初生，不止无膝盖骨也，囟骨、耳后完骨皆无之。
鸟师曰：何故也？
岐伯曰：
阴气不足也。阴气者，真阴之气也。婴儿纯阳无阴，食母乳而阴乃生，阴生而囟骨，耳后完骨、膝盖骨生矣。生则儿寿，不生则天。
鸟师曰：其不生何也？
岐伯曰：
三骨属阴，得阴则生，然亦必阳旺而长也。婴儿阳气不足，食母乳而三骨不生，其先天之阳气亏也。阳气先漓，先天已居于缺陷，食母之乳补后天而无余，此三骨之所以不生也。三骨不生又焉能延龄乎!
鸟师曰：三骨缺一，亦能生乎?
岐伯曰：缺一则不全乎其人矣。
鸟师曰：请悉言之。
岐伯曰：
囟门不合则脑髓空也；完骨不长则肾宫虚也；膝盖不生则双足软也。脑髓空则风易入矣；肾宫虚则听失聪矣；双足软则颠仆多矣。
鸟师曰：吾见三骨不全亦有延龄者，又何故欤？
岐伯曰：
三者之中，惟耳无完骨者亦有延龄，然而疾病不能无也。若囟门不合、膝盖不生，吾未见有生者。盖孤阳无阴也。
陈远公曰：
孤阳无阴，人则不生，则阴为阳之天也。无阴者，无阳也。阳生于阴之中，阴长于阳之外，有三骨者，得阴阳之全也。
【姜燕：《论语》的曾用名、别名及简称】
两千多年来研究《论语》的著作不计其数，而《论语》书名问题却很少有人深究。其实，《论语》书名的复杂性，远超任何一部经典。《论语》书名有曾用名、别名以及全称、简称，不下十余种；循名责实，还牵涉《论语》的版本和流传问题，确实值得探讨。
《论语》书名最早见之于《礼记·坊记》。《坊记》传说为孔子的孙子子思（孔伋）所辑录，如果此说成立，则可证孔子去世后不久《论语》即已成书并被命名。这大致合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班固点明了《论语》的编纂者也是命名者，而命名“论语”的理由是对“弟子各有所记”的文本资料做了一番“论纂”的工作。这看上去很有道理，考诸事实又并非如此。
《论语》书名在战国时期的传世文献以及出土文献中仅《坊记》一见，按孤证不立的原则，这还不能完全证明战国时期已有《论语》这个书名。《论语》的编纂，不是一人完成的，而是由多人组成的编纂团队完成的。《论语》的编纂团队，多数学者认为是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组成，而领衔主编的又有仲弓、子游、子夏、曾子、子思等数种说法；此外，这个编纂团队，还有战国时期的邹鲁学人和西汉文景时期的博士两种说法。这反映了《论语》成书的复杂性。无论是哪个编纂团队完成的，也无论是谁领衔主编的，都无证据表明《论语》甫一成书即被赋予《论语》书名，否则，以战国时期儒墨的“显学”地位，以孔子“声名洋溢乎中国”的背景，孔子编撰的六经连书带名广为人知，而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其书名又岂能默默无闻而仅在《坊记》中有一见？
周秦古书的命名，有成书之时随即命名之例，也有成书甚久之后命名之例。《论语》属于哪种情况？东汉王充在《论衡·正说》中给出了一个《论语》第一次命名的时间，即：汉武帝时期在孔安国那里“始曰《论语》”。此说显然有违事实。且不说《坊记》提及《论语》书名，比孔安国年长二十几岁的董仲舒在其著名的“贤良对策”中已经提到了《论语》其书其名，并且引用了《论语》原文。在这里，似乎不能说王充犯了一个孤陋寡闻的低级错误，而只能说另有原因，即：孔安国以前，《论语》书名鲜有人知，自然也就几乎无人提及，以至于连王充也不得与闻。孔安国之后，《论语》书名开始广为流传。汉昭帝、汉宣帝都学过《论语》。司马迁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引用了大量的《论语》原文，并且注明孔子弟子的名姓采用《论语》的说法。
从《论语》编纂成书到西汉孔安国时代大约近三百年时间，《论语》书名极其罕见，人们不禁要问一个为什么，是不是因为《论语》另有书名而不被人知？
清代学者翟灏对《论语》书名颇有研究，他认为《论语》一成书就题写了《论语》这个书名，除此以外，《论语》还有一个曾用名《孔子》，一如孟子之书称《孟子》。翟灏此说在清代乾嘉考据学盛行的时代似乎没有引起什么重视，直到二百余年后，才被现代学者赵纪彬发现、附和、引申、发挥。他在其《〈论语新论〉导言》（载《中国哲学》第十辑，三联书店1983年版）中进一步断言“《孔子》为先秦的旧名，《论语》乃汉代所新创”，换言之，“今名《论语》之书，在先秦本名《孔子》”。为了证明《论语》又名《孔子》，翟灏、赵纪彬前赴后继，二人合计搜集了三十七条文献证据。据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论语》的确有一个曾用名《孔子》。
但是，赵纪彬提供的十九条证据中，竟无一条能够证明“《孔子》为先秦旧名”。这说明赵纪彬言过其“实”，“实”是全部证据都是两汉的，无一条是先秦的，从证据上说，《孔子》作为《论语》的曾用名，不是出现在先秦而是出现在两汉。《论语》书名的考据，应该把握精准的时间节点，赵纪彬在这点上有所疏忽。
晚周诸子书命名似无定例。大多数的诸子书是以作者的姓氏加子的方式命名，如老子书称《老子》、墨子书称《墨子》之类；也有以作者姓名命名的，如《李克》；以号命名的，如《商君》；以字加子命名的，如《子思子》；以姓名加子命名的，如《韩非子》《公孙龙子》等。以上几种命名情况都与作者的姓、氏、名、字、号有相应的关联，让人一看书名即推知作者。当然，也有例外。老子五千言既称《老子》又称《道德经》，一书两名，这和翟灏、赵纪彬所说的《论语》《孔子》同为一书的情况类似，而命名方式又有差别：《道德经》是根据书的上下部分“道经”“德经”合在一起命名的，《论语》是根据编纂者分析梳理“弟子各有所记”使其整齐有条理的工作命名的。
《论语》取材于孔子弟子的随侍见闻记录。弟子各有所记，汇集起来数量相当可观，据说有“数十百篇”之多。后来，这“数十百篇”的原始记录，由于某些今人不得详知的原因，形成了若干个不同的文本，以篇或书的形式流传于世，只是这些篇或书的名称不可详考而已。
到了汉代，早先的原始《论语》演变成几个大致固定的传本，广为人知的有《齐论》《鲁论》《古论》，鲜为人知的是《河间论》。《河间论》发现于河间献王刘德征收的民间藏书。这几个传本当时各有其名，刘向、王充、班固有时指其简称，如《论》《齐》《齐论》《鲁》《鲁论》《古论》《河间》等；有时言其全称，如《论语》《鲁论语》《齐论语》之类。除此以外，《论语》还有别名，被研究者经常提及的有《经》《传》《语》《记》四种；这四种别名能否成立，还要做些具体考察与分析。
检索战国至两汉文献，以“经”“传”“语”“记”的名义引用的名言名句，其例达数百处；其中，以“经”的名义引用的，出自《尚书》《诗经》《春秋》《周易》《论语》等；以“传”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老子》《孟子》《荀子》《孝经》《公羊传》等；以“语”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尚书》《孟子》《慎子》《黄帝四经》等；以“记”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礼记》《管子》《史记》《三略》等。古人对于“经”“传”“语”“记”的区分不是十分严格，经常混用，两汉文献引用《论语》语句，分别称“《经》曰”“《语》曰”“《传》曰”“《记》曰”，就出现了混用的现象。这种现象足以证明“经”“传”“语”“记”不是《论语》一书专用的别名，而是若干经、子、史一类的典籍共用的别名。就共名而言，认为《论语》在汉代有《经》《传》《语》《记》的别名，自然可以成立，因为《论语》毕竟分享了这些共名；而从严格区分共名与专名的意义上说，认为《论语》在汉代并无《经》《传》《语》《记》的别名，亦有理可据，因为《论语》并没有独享这些专名。在这里，做全面的、综合的考察分析，不做攻其一点、不顾其余的简单化处理，是十分必要的。
（撰文：姜燕；来自：《光明日报》）https://t.cn/A6XGCodq
两千多年来研究《论语》的著作不计其数，而《论语》书名问题却很少有人深究。其实，《论语》书名的复杂性，远超任何一部经典。《论语》书名有曾用名、别名以及全称、简称，不下十余种；循名责实，还牵涉《论语》的版本和流传问题，确实值得探讨。
《论语》书名最早见之于《礼记·坊记》。《坊记》传说为孔子的孙子子思（孔伋）所辑录，如果此说成立，则可证孔子去世后不久《论语》即已成书并被命名。这大致合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班固点明了《论语》的编纂者也是命名者，而命名“论语”的理由是对“弟子各有所记”的文本资料做了一番“论纂”的工作。这看上去很有道理，考诸事实又并非如此。
《论语》书名在战国时期的传世文献以及出土文献中仅《坊记》一见，按孤证不立的原则，这还不能完全证明战国时期已有《论语》这个书名。《论语》的编纂，不是一人完成的，而是由多人组成的编纂团队完成的。《论语》的编纂团队，多数学者认为是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组成，而领衔主编的又有仲弓、子游、子夏、曾子、子思等数种说法；此外，这个编纂团队，还有战国时期的邹鲁学人和西汉文景时期的博士两种说法。这反映了《论语》成书的复杂性。无论是哪个编纂团队完成的，也无论是谁领衔主编的，都无证据表明《论语》甫一成书即被赋予《论语》书名，否则，以战国时期儒墨的“显学”地位，以孔子“声名洋溢乎中国”的背景，孔子编撰的六经连书带名广为人知，而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其书名又岂能默默无闻而仅在《坊记》中有一见？
周秦古书的命名，有成书之时随即命名之例，也有成书甚久之后命名之例。《论语》属于哪种情况？东汉王充在《论衡·正说》中给出了一个《论语》第一次命名的时间，即：汉武帝时期在孔安国那里“始曰《论语》”。此说显然有违事实。且不说《坊记》提及《论语》书名，比孔安国年长二十几岁的董仲舒在其著名的“贤良对策”中已经提到了《论语》其书其名，并且引用了《论语》原文。在这里，似乎不能说王充犯了一个孤陋寡闻的低级错误，而只能说另有原因，即：孔安国以前，《论语》书名鲜有人知，自然也就几乎无人提及，以至于连王充也不得与闻。孔安国之后，《论语》书名开始广为流传。汉昭帝、汉宣帝都学过《论语》。司马迁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引用了大量的《论语》原文，并且注明孔子弟子的名姓采用《论语》的说法。
从《论语》编纂成书到西汉孔安国时代大约近三百年时间，《论语》书名极其罕见，人们不禁要问一个为什么，是不是因为《论语》另有书名而不被人知？
清代学者翟灏对《论语》书名颇有研究，他认为《论语》一成书就题写了《论语》这个书名，除此以外，《论语》还有一个曾用名《孔子》，一如孟子之书称《孟子》。翟灏此说在清代乾嘉考据学盛行的时代似乎没有引起什么重视，直到二百余年后，才被现代学者赵纪彬发现、附和、引申、发挥。他在其《〈论语新论〉导言》（载《中国哲学》第十辑，三联书店1983年版）中进一步断言“《孔子》为先秦的旧名，《论语》乃汉代所新创”，换言之，“今名《论语》之书，在先秦本名《孔子》”。为了证明《论语》又名《孔子》，翟灏、赵纪彬前赴后继，二人合计搜集了三十七条文献证据。据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论语》的确有一个曾用名《孔子》。
但是，赵纪彬提供的十九条证据中，竟无一条能够证明“《孔子》为先秦旧名”。这说明赵纪彬言过其“实”，“实”是全部证据都是两汉的，无一条是先秦的，从证据上说，《孔子》作为《论语》的曾用名，不是出现在先秦而是出现在两汉。《论语》书名的考据，应该把握精准的时间节点，赵纪彬在这点上有所疏忽。
晚周诸子书命名似无定例。大多数的诸子书是以作者的姓氏加子的方式命名，如老子书称《老子》、墨子书称《墨子》之类；也有以作者姓名命名的，如《李克》；以号命名的，如《商君》；以字加子命名的，如《子思子》；以姓名加子命名的，如《韩非子》《公孙龙子》等。以上几种命名情况都与作者的姓、氏、名、字、号有相应的关联，让人一看书名即推知作者。当然，也有例外。老子五千言既称《老子》又称《道德经》，一书两名，这和翟灏、赵纪彬所说的《论语》《孔子》同为一书的情况类似，而命名方式又有差别：《道德经》是根据书的上下部分“道经”“德经”合在一起命名的，《论语》是根据编纂者分析梳理“弟子各有所记”使其整齐有条理的工作命名的。
《论语》取材于孔子弟子的随侍见闻记录。弟子各有所记，汇集起来数量相当可观，据说有“数十百篇”之多。后来，这“数十百篇”的原始记录，由于某些今人不得详知的原因，形成了若干个不同的文本，以篇或书的形式流传于世，只是这些篇或书的名称不可详考而已。
到了汉代，早先的原始《论语》演变成几个大致固定的传本，广为人知的有《齐论》《鲁论》《古论》，鲜为人知的是《河间论》。《河间论》发现于河间献王刘德征收的民间藏书。这几个传本当时各有其名，刘向、王充、班固有时指其简称，如《论》《齐》《齐论》《鲁》《鲁论》《古论》《河间》等；有时言其全称，如《论语》《鲁论语》《齐论语》之类。除此以外，《论语》还有别名，被研究者经常提及的有《经》《传》《语》《记》四种；这四种别名能否成立，还要做些具体考察与分析。
检索战国至两汉文献，以“经”“传”“语”“记”的名义引用的名言名句，其例达数百处；其中，以“经”的名义引用的，出自《尚书》《诗经》《春秋》《周易》《论语》等；以“传”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老子》《孟子》《荀子》《孝经》《公羊传》等；以“语”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尚书》《孟子》《慎子》《黄帝四经》等；以“记”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礼记》《管子》《史记》《三略》等。古人对于“经”“传”“语”“记”的区分不是十分严格，经常混用，两汉文献引用《论语》语句，分别称“《经》曰”“《语》曰”“《传》曰”“《记》曰”，就出现了混用的现象。这种现象足以证明“经”“传”“语”“记”不是《论语》一书专用的别名，而是若干经、子、史一类的典籍共用的别名。就共名而言，认为《论语》在汉代有《经》《传》《语》《记》的别名，自然可以成立，因为《论语》毕竟分享了这些共名；而从严格区分共名与专名的意义上说，认为《论语》在汉代并无《经》《传》《语》《记》的别名，亦有理可据，因为《论语》并没有独享这些专名。在这里，做全面的、综合的考察分析，不做攻其一点、不顾其余的简单化处理，是十分必要的。
（撰文：姜燕；来自：《光明日报》）https://t.cn/A6XGCodq
#姑妄言# 论文中说《姑妄言》中的“川中犬百姓眼”“虎撲兒百姓眼”令人費解。其實“百姓眼”即民之目，為“眠”字“川中犬”即蜀之犬，為“獨”字；“虎撲兒”即虎爪子，為“孤”字。這類拆字式隱語不僅利用漢字字形的可拆分性，也利用字義 “川中”“百姓”“虎撲”分别取其同義的單音節詞“蜀”“民”“爪”。“孤”拆成“子”“瓜”。瓜，《漢語大字典》第2840頁列有字形“爪★”，而“瓜”“爪”等是“瓜”變後的常用字體。從字形演變來看，“瓜”與“爪”字形相似，極易混用。“眼”“兒”則是換用為“目”“子”，“犭”“犬”系兩種寫法。此類情況從“謎面”到“謎底”之間有些難度，這就使得此類隱語隱晦曲折，具有隱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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