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省甘孜州金川县观音桥地区，有一座非常著名的寺庙，名字叫做观音寺，这座寺庙是阿坝州重点开放寺庙，是当地藏民主要的弘教信教场所。
观音寺坐落在海拔3685米纳勒山半山腰，寺庙始建于公元1806年（清嘉庆十年），寺院内供奉着非常著名的四臂观音。
寺庙隶属于藏传佛教宁玛派（红教）白玉支法王嘎旺尼玛仁波切的直属管辖寺庙，在藏区有“第二拉萨”“第二普陀圣地”之称的美誉。 https://t.cn/A6IgtmSp
观音寺坐落在海拔3685米纳勒山半山腰，寺庙始建于公元1806年（清嘉庆十年），寺院内供奉着非常著名的四臂观音。
寺庙隶属于藏传佛教宁玛派（红教）白玉支法王嘎旺尼玛仁波切的直属管辖寺庙，在藏区有“第二拉萨”“第二普陀圣地”之称的美誉。 https://t.cn/A6IgtmSp
（转）本文即将介绍的炉钧釉，唐英（1682-1756）在《陶成纪事碑记》（雍正十三年，1735）中述：“色在广东窑与宜兴挂釉之间，而花纹流淌过之”，即所谓景德镇官窑烧造的炉钧釉，虽与广东窑、宜兴窑（宜兴挂釉）的施釉陶相类似，但相较两者，釉的流动感更加显著。那么，当时唐英亲眼所见的广东窑与宜兴窑的作品究竟样貌如何呢？
碑文记载的“广东窑”毋庸置疑是说明位于广东省的窑口，指明清时期石湾窑的产品。自古以来，广东省窑业兴盛，宋代就已烧造各式器物并远销海外（注 1）。同时，位于河南省的钧窑，于北宋至金代期间烧造成功了天蓝釉，风靡一时。包括华北地区各窑，以及南方浙江省的金华铁店窑、四川省的西坝窑等诸窑，都曾积极模仿天蓝釉的烧造技术。由于这种蓝白混合釉色由钧窑首创，人们一般称其为“钧釉”。时间推移，据传广东省的石湾窑也在明代中期开始大量生产钧釉器物，即所谓的“广钧”。
广钧的年代确实能够追溯到明末清初的十七世纪以前，但唐英所亲见的器物具体是何面貌实际上仍不为人知。窑址调查的滞后是一个原因之外，传世器物如故宫博物院等的相关藏品虽标记为明代，但都是以器物的样式风格作为年代判断的依据。另外，“可松”、“祖唐居”等铭文，据传早至明代晚期，然而并无确凿的根据。（注 2）
关于石湾窑，近年在遗址调查中取得了重要发现。位于河南省开封市的明代永宁王府遗址出土了两件动物形花器（图 1），据粗制胎体等特征被定为石湾窑产品（注 3）。永宁王隶属于明代的藩王系统，可追溯至明初的永乐年间（1402-1424）。根据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调查，该遗址出土了包括原王府内所悬挂的“昭代贤宗”匾额、石湾窑花器以及大量的金属器等丰富的遗物。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此遗迹的年代下限非常明确。开封城是在崇祯十五年（1642）九月被李自成的军队掘开黄河水攻开封，使繁华古都毁于一旦。
在此发现的两件动物形花器，分别是兔子和大象的形象，置于承盘之上，整体施釉，背上留有孔洞。器物表面通体施天蓝色钧釉，具有明显的广钧釉色特征。
调查博物馆藏品，我们发现两岸故宫博物院都收藏有类似的石湾窑动物形花器。（图 2）台北故宫曾举办以花之器为主的特别展——“花事·闲情”（2018-2019年展期）中，介绍有同类的犬形花器。作品解说中提到，根据高濂所著《遵生八笺》（万历十九年刊行，1591）中的记述“（花盆）有烧成兔子、蟾蜍、刘海、荔枝……中开一孔种蒲”，据此可知这是栽培菖蒲的花盆，并且还有诸多器形（注 4）。
接下来，笔者想就唐英所见“宜兴挂釉”，即宜兴窑烧造的“宜钧”进行探究。
宜兴窑因其器物独特的市场定位而崭露头角，始于明代中后期。宜兴窑依托当地丰富的紫泥矿资源，以量产素烧茶具为主打商品而开拓销路。时至明末清初，产品不仅面对中国国内，还大量远销欧洲。而其中施钧釉烧成的那部分产品就是本文讨论的“宜钧”，同时也是清代档案中记录的“宜兴挂釉”。
那么，明末清初的“宜兴挂釉”的样貌究竟如何？笔者想先从文献入手：
近年新烧此窑，皆以宜兴沙土为骨，泑水微似，制有佳者，但不耐用，俱无足取。（《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 万历十八年）
为宜兴挂釉的三足大乳炉制作紫檀的木座。(《活计档》，雍正元年十二月）
按照宜兴挂釉的罐制作木样，将该木样送交年希尧，命令烧成官窑瓷器。（《活计档》，雍正四年八月）
养心殿中的各种古董，共计643件，分类漆匣使之收纳。清单中包含了几种器物，如宜兴挂釉的鹅形瓶。（《活计档》，雍正六年九月）
为宜兴挂釉的葫芦瓶、鼎形的香炉等制作台座。（《活计档》，乾隆六年十一月）
近年，北京故宫博物院所公布的宜钧窑藏品中，一件呈现天蓝色钧釉的鹅颈瓶（图 3），与上述《活计档》中记载的“宜兴挂釉鹅形瓶”当为同物。另外，口沿部刻有“祥符”铭的一件葫芦瓶（图 4）也为传世清宫旧藏，根据档案可知其长期置于紫禁城的乐寿堂用以装饰（图 5）。
此外，从明末版画当中也能得到有关宜钧器的线索。北京故宫传世有一件宜钧七孔瓶（图 6），对比可知其是以明代著名制墨家方于鲁图集《方氏墨谱》（万历十五年刊行 ，1587）中的“宝露台”为原型烧造的（注 6）。
更进一步，能否从纹样、技法层面对宜钧确定年代呢？其中令人瞩目的是运用了贴花技法的作品。图7所示葫芦瓶的圈足无釉，能够清晰地看见胎土使用的紫泥。纹样也是精心制作，表面贴花螭龙样的动物贴塑，极具立体感。（图 7）宜兴窑运用贴花技法的器物，流行于十八世纪前半叶，特别是多用于销往欧洲的作品，因其特有的装饰性在海外受到欢迎。德国德雷斯顿宫殿所收藏的螭龙纹贴花紫砂茶叶罐（图 8），在1721年（康熙六十年）所编撰的藏品目录中被加以记载。因此，采用这种工艺的宜兴窑可以大致推断时代为十八世纪前半（注 7），笔者认为宜钧的年份也可以此为依据加以排比。
https://t.cn/A6XS17Cw
碑文记载的“广东窑”毋庸置疑是说明位于广东省的窑口，指明清时期石湾窑的产品。自古以来，广东省窑业兴盛，宋代就已烧造各式器物并远销海外（注 1）。同时，位于河南省的钧窑，于北宋至金代期间烧造成功了天蓝釉，风靡一时。包括华北地区各窑，以及南方浙江省的金华铁店窑、四川省的西坝窑等诸窑，都曾积极模仿天蓝釉的烧造技术。由于这种蓝白混合釉色由钧窑首创，人们一般称其为“钧釉”。时间推移，据传广东省的石湾窑也在明代中期开始大量生产钧釉器物，即所谓的“广钧”。
广钧的年代确实能够追溯到明末清初的十七世纪以前，但唐英所亲见的器物具体是何面貌实际上仍不为人知。窑址调查的滞后是一个原因之外，传世器物如故宫博物院等的相关藏品虽标记为明代，但都是以器物的样式风格作为年代判断的依据。另外，“可松”、“祖唐居”等铭文，据传早至明代晚期，然而并无确凿的根据。（注 2）
关于石湾窑，近年在遗址调查中取得了重要发现。位于河南省开封市的明代永宁王府遗址出土了两件动物形花器（图 1），据粗制胎体等特征被定为石湾窑产品（注 3）。永宁王隶属于明代的藩王系统，可追溯至明初的永乐年间（1402-1424）。根据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调查，该遗址出土了包括原王府内所悬挂的“昭代贤宗”匾额、石湾窑花器以及大量的金属器等丰富的遗物。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此遗迹的年代下限非常明确。开封城是在崇祯十五年（1642）九月被李自成的军队掘开黄河水攻开封，使繁华古都毁于一旦。
在此发现的两件动物形花器，分别是兔子和大象的形象，置于承盘之上，整体施釉，背上留有孔洞。器物表面通体施天蓝色钧釉，具有明显的广钧釉色特征。
调查博物馆藏品，我们发现两岸故宫博物院都收藏有类似的石湾窑动物形花器。（图 2）台北故宫曾举办以花之器为主的特别展——“花事·闲情”（2018-2019年展期）中，介绍有同类的犬形花器。作品解说中提到，根据高濂所著《遵生八笺》（万历十九年刊行，1591）中的记述“（花盆）有烧成兔子、蟾蜍、刘海、荔枝……中开一孔种蒲”，据此可知这是栽培菖蒲的花盆，并且还有诸多器形（注 4）。
接下来，笔者想就唐英所见“宜兴挂釉”，即宜兴窑烧造的“宜钧”进行探究。
宜兴窑因其器物独特的市场定位而崭露头角，始于明代中后期。宜兴窑依托当地丰富的紫泥矿资源，以量产素烧茶具为主打商品而开拓销路。时至明末清初，产品不仅面对中国国内，还大量远销欧洲。而其中施钧釉烧成的那部分产品就是本文讨论的“宜钧”，同时也是清代档案中记录的“宜兴挂釉”。
那么，明末清初的“宜兴挂釉”的样貌究竟如何？笔者想先从文献入手：
近年新烧此窑，皆以宜兴沙土为骨，泑水微似，制有佳者，但不耐用，俱无足取。（《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 万历十八年）
为宜兴挂釉的三足大乳炉制作紫檀的木座。(《活计档》，雍正元年十二月）
按照宜兴挂釉的罐制作木样，将该木样送交年希尧，命令烧成官窑瓷器。（《活计档》，雍正四年八月）
养心殿中的各种古董，共计643件，分类漆匣使之收纳。清单中包含了几种器物，如宜兴挂釉的鹅形瓶。（《活计档》，雍正六年九月）
为宜兴挂釉的葫芦瓶、鼎形的香炉等制作台座。（《活计档》，乾隆六年十一月）
近年，北京故宫博物院所公布的宜钧窑藏品中，一件呈现天蓝色钧釉的鹅颈瓶（图 3），与上述《活计档》中记载的“宜兴挂釉鹅形瓶”当为同物。另外，口沿部刻有“祥符”铭的一件葫芦瓶（图 4）也为传世清宫旧藏，根据档案可知其长期置于紫禁城的乐寿堂用以装饰（图 5）。
此外，从明末版画当中也能得到有关宜钧器的线索。北京故宫传世有一件宜钧七孔瓶（图 6），对比可知其是以明代著名制墨家方于鲁图集《方氏墨谱》（万历十五年刊行 ，1587）中的“宝露台”为原型烧造的（注 6）。
更进一步，能否从纹样、技法层面对宜钧确定年代呢？其中令人瞩目的是运用了贴花技法的作品。图7所示葫芦瓶的圈足无釉，能够清晰地看见胎土使用的紫泥。纹样也是精心制作，表面贴花螭龙样的动物贴塑，极具立体感。（图 7）宜兴窑运用贴花技法的器物，流行于十八世纪前半叶，特别是多用于销往欧洲的作品，因其特有的装饰性在海外受到欢迎。德国德雷斯顿宫殿所收藏的螭龙纹贴花紫砂茶叶罐（图 8），在1721年（康熙六十年）所编撰的藏品目录中被加以记载。因此，采用这种工艺的宜兴窑可以大致推断时代为十八世纪前半（注 7），笔者认为宜钧的年份也可以此为依据加以排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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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牌档起诉两家餐饮店商标侵权#【合淝大牌档遭索赔300万 律师解读】#大牌档是行业用语还是注册商标#？近日，合肥两家餐饮店“合淝大牌档”“巢州大牌档”接连收到法院传票。原来，这两家餐馆被“南京大牌档”以侵犯其商标权、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告上了法庭。对此，合淝大牌档相关负责人表示不能接受。
大惠公司起诉：两家餐饮店实施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
“南京大牌档”创立于1994年，是一家南京本地的老字号餐饮店，隶属于南京大惠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惠公司”）。店内装潢很有特色，木质的桌椅，木质的门窗，一切都充满了金陵的韵味。
大惠公司为了保护自己的商标权，在2001年11月1日和2012年5月9日分别申请了“大牌档”和“大牌檔”的商标，并获得了商标专用权。
在起诉书中，大惠公司指出“合淝大牌档”“巢州大牌档”在其经营的餐馆门店的招牌、餐厅装潢、名片、宣传海报等多处大量使用了“大牌档”和“大牌檔”等被控侵权标识，侵犯了“南京大牌档”就涉案商标所享有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同时，“合淝大牌档”“巢州大牌档”擅自注册并使用与原告涉案商标高度近似的个体工商户字号，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于是，大惠公司将“合淝大牌档”“巢州大牌档”这两家餐饮店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令其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立即停止侵犯大惠公司享有一定影响力的装饰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就侵权行为要求两家餐饮店赔偿经济损失及诉讼合理支出共计200万元和300万元。
“合淝大牌档”负责人：“大牌档”是餐饮行业通用名词
接到法院传票后，“合淝大牌档”餐饮店相关负责人高先锋表示不能接受，“南京大牌档这次在合肥起诉了两家餐饮店，一个是我们合淝大牌档，另一个是巢州大牌档，起诉理由就是商标侵权，我们饭店名字里含有‘大牌档’这三个字，对此我们不能接受。”
高先锋认为，大牌档是餐饮行业的通用名词，“合淝大牌档”除了名字中带有“大牌档”这三个字以外，很多方面都是与南京大牌档不一样的。
“普通老百姓谁没有吃过大牌档呢，我们用‘大牌档’这三个字作为店名，就是想告诉老百姓，我们的店菜品丰富、物美价廉，如同‘大牌档’般接地气。”高先锋拿出《语言文字规范手册》告诉记者，“书上明确表述，大排档原称‘大牌档’，是指设在路边或广场上的成列的餐饮摊点，因摊点须将有关部门发放的大号牌照裱装悬挂而得名，此种经营方式始于香港地区。”
“就跟前不久的‘逍遥镇胡辣汤’‘潼关肉夹馍’‘青花椒’维权事件一样，从法律法规来说，人家商标证拿到手了确实有权利维权，但从实际角度来看，对于餐饮行业来说，打击面太大，有失公平秩序。”高先锋坦言。
在他看来，南京大牌档虽然在二十多年前注册了商标，然而随着社会发展，全国目前已经有400多家含有“大牌档”名字的餐饮企业，“这已经不是我们两家企业之间的矛盾，而是整个餐饮行业矛盾的焦点。接下来，我们将积极应诉，等待最后的结果。”#大牌档算不算通用语#
律师观点：
“大牌档”应属于《商标法》规定的“缺乏显著特征”
针对“南京大牌档”起诉“合淝大牌档”“巢州大牌档”一事，北京京师（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黄剑勇给出了他的看法。
黄剑勇表示，此次事件目前主要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大惠公司作为“大牌档”等商标专用权持有人，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受法律保护，被告使用了“大牌档”字样招牌，并且使用商品为同种，应当认定为《商标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的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大牌档”是指一种在街边提供饮食的露天熟食档口，是属于某种餐饮服务模式的通用名称，该经营模式并非大惠公司独有，不应被私权注册，形成独占商标和垄断，大惠公司的该“维权”行为属于对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滥用。
黄剑勇认为，2022年4月26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的《餐饮行业商标注册申请与使用指引（试行）》第四条第（二）款之规定，“餐厅”“中餐馆”“大排档”“小馆”等标志仅有餐饮服务的通用名称，属于商标法第十一条所规定的“缺乏显著特征”。
虽然“大牌档”与“大排档”之间有一字之差，但从“大牌档”称呼的溯源来看，二者之间属于同一含义，因此，“大牌档”属于《商标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不得作为商标注册的情形，对于已经取得的餐饮类商标，权利人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和权利不得滥用原则，依法规范使用并合理行使权利，否则，可能面临被商标局或商标评审委员会宣告该注册商标无效的结果。
黄剑勇表示，由于大惠公司同时以侵害商标权与不正当竞争纠纷起诉，如果“合淝大牌档”“巢州大牌档”等使用“大牌档”字样招牌的餐馆在室内装饰、员工服饰以及营造的空间氛围等构成的具有独特风格的整体营业形象与“南京大牌档”相似，或足以使相关公众对市场主体和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大惠公司依然有权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的规定，要求不正当经营者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其损失。（合报深一度融媒体工作室 合报全媒体记者/王晓峰）
大惠公司起诉：两家餐饮店实施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
“南京大牌档”创立于1994年，是一家南京本地的老字号餐饮店，隶属于南京大惠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惠公司”）。店内装潢很有特色，木质的桌椅，木质的门窗，一切都充满了金陵的韵味。
大惠公司为了保护自己的商标权，在2001年11月1日和2012年5月9日分别申请了“大牌档”和“大牌檔”的商标，并获得了商标专用权。
在起诉书中，大惠公司指出“合淝大牌档”“巢州大牌档”在其经营的餐馆门店的招牌、餐厅装潢、名片、宣传海报等多处大量使用了“大牌档”和“大牌檔”等被控侵权标识，侵犯了“南京大牌档”就涉案商标所享有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同时，“合淝大牌档”“巢州大牌档”擅自注册并使用与原告涉案商标高度近似的个体工商户字号，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于是，大惠公司将“合淝大牌档”“巢州大牌档”这两家餐饮店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令其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立即停止侵犯大惠公司享有一定影响力的装饰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就侵权行为要求两家餐饮店赔偿经济损失及诉讼合理支出共计200万元和300万元。
“合淝大牌档”负责人：“大牌档”是餐饮行业通用名词
接到法院传票后，“合淝大牌档”餐饮店相关负责人高先锋表示不能接受，“南京大牌档这次在合肥起诉了两家餐饮店，一个是我们合淝大牌档，另一个是巢州大牌档，起诉理由就是商标侵权，我们饭店名字里含有‘大牌档’这三个字，对此我们不能接受。”
高先锋认为，大牌档是餐饮行业的通用名词，“合淝大牌档”除了名字中带有“大牌档”这三个字以外，很多方面都是与南京大牌档不一样的。
“普通老百姓谁没有吃过大牌档呢，我们用‘大牌档’这三个字作为店名，就是想告诉老百姓，我们的店菜品丰富、物美价廉，如同‘大牌档’般接地气。”高先锋拿出《语言文字规范手册》告诉记者，“书上明确表述，大排档原称‘大牌档’，是指设在路边或广场上的成列的餐饮摊点，因摊点须将有关部门发放的大号牌照裱装悬挂而得名，此种经营方式始于香港地区。”
“就跟前不久的‘逍遥镇胡辣汤’‘潼关肉夹馍’‘青花椒’维权事件一样，从法律法规来说，人家商标证拿到手了确实有权利维权，但从实际角度来看，对于餐饮行业来说，打击面太大，有失公平秩序。”高先锋坦言。
在他看来，南京大牌档虽然在二十多年前注册了商标，然而随着社会发展，全国目前已经有400多家含有“大牌档”名字的餐饮企业，“这已经不是我们两家企业之间的矛盾，而是整个餐饮行业矛盾的焦点。接下来，我们将积极应诉，等待最后的结果。”#大牌档算不算通用语#
律师观点：
“大牌档”应属于《商标法》规定的“缺乏显著特征”
针对“南京大牌档”起诉“合淝大牌档”“巢州大牌档”一事，北京京师（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黄剑勇给出了他的看法。
黄剑勇表示，此次事件目前主要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大惠公司作为“大牌档”等商标专用权持有人，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受法律保护，被告使用了“大牌档”字样招牌，并且使用商品为同种，应当认定为《商标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的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大牌档”是指一种在街边提供饮食的露天熟食档口，是属于某种餐饮服务模式的通用名称，该经营模式并非大惠公司独有，不应被私权注册，形成独占商标和垄断，大惠公司的该“维权”行为属于对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滥用。
黄剑勇认为，2022年4月26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的《餐饮行业商标注册申请与使用指引（试行）》第四条第（二）款之规定，“餐厅”“中餐馆”“大排档”“小馆”等标志仅有餐饮服务的通用名称，属于商标法第十一条所规定的“缺乏显著特征”。
虽然“大牌档”与“大排档”之间有一字之差，但从“大牌档”称呼的溯源来看，二者之间属于同一含义，因此，“大牌档”属于《商标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不得作为商标注册的情形，对于已经取得的餐饮类商标，权利人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和权利不得滥用原则，依法规范使用并合理行使权利，否则，可能面临被商标局或商标评审委员会宣告该注册商标无效的结果。
黄剑勇表示，由于大惠公司同时以侵害商标权与不正当竞争纠纷起诉，如果“合淝大牌档”“巢州大牌档”等使用“大牌档”字样招牌的餐馆在室内装饰、员工服饰以及营造的空间氛围等构成的具有独特风格的整体营业形象与“南京大牌档”相似，或足以使相关公众对市场主体和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大惠公司依然有权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的规定，要求不正当经营者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其损失。（合报深一度融媒体工作室 合报全媒体记者/王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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