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水调歌头·把酒对斜日》
【宋】杨炎正
把酒对斜日，无语问西风。胭脂何事，都做颜色染芙蓉。放眼暮江千顷，中有离愁万斛，无处落征鸿。天在阑干角，人倚醉醒中。
千万里，江南北，浙西东。吾生如寄，尚想三径菊花丛。谁是中州豪杰，借我五湖舟楫，去作钓鱼翁。故国且回首，此意莫匆匆。
【赏析】
杨炎正是一位力主抗金的志士，由于统治者推行不抵抗政策，他的卓越才能、远大抱负无从施展。这首词通过对自家身世的倾诉，来表达他那忧国忧民的爱国热情。真实地表现了他那种感时抚事、郁郁不得志的心理活动。虽然这首词哀怨伤感是主要氛围，但作者并非完全消沉，一蹶不振。全词立意炼句不同一般，豪放、沉郁而又风姿卓约，艺术上有其特殊之处。
词的上片，写怀才不遇、壮志难酬之愁思，悲壮而沉郁。起首两句，轻描淡写愁态，夕阳西斜，词人手持酒杯，临风怀想，突发奇问。斜日，除了实写景物，点明时间外，同时还有虚写年华流逝之意，暗寓岁月蹉跎、青春不再的感慨。“无语问西风”，谓所问出之于心而不宣之于口。所问者西风，除了点明秋令外，也有与上句的“斜日”同一寓意。这两句是对仗，使人不觉。接下来“胭脂”两句，自然是发问的内容。
“芙蓉”是荷花，这里指秋荷。梁昭明太子《芙蓉赋》说它“初荣夏芬，晚花秋曜”。花色红艳，所以词人问西风：为什么（你把）所有的胭脂都做了颜料去染秋荷了（染得它这样红）？正如东风是春花的主宰一样，西风也是秋花的主宰，至少词人在这里是这样认为的。这一问自然是怪诞而无理。又何以有此一问？
词人来到江边，见秋江上满眼芙蓉，红艳夺目，与其时自家心境大相径庭，所以心里嘀咕，产生了这样奇怪的想头，正如伤春的人，责怪花开鸟鸣，可谓推陈出新之笔，以此暗写愁怀，颇为沉郁。“放眼暮江千顷”句，补出上文见芙蓉时己在江边，不疏不漏，“暮”字又回应“斜日”。这千顷大江，“中有离愁万斛，无处落征鸿”，转出写愁正题。以往文人写愁，方式较多：李煜以“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喻之；贺铸以“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青玉案》）喻之；李清照以“双溪舴艋舟，载不动”（《武陵春》）喻之；皆构思新颖，设想奇特。这里，词人化用庾信“谁知一寸心，乃有万斛愁”（《愁赋》）句，以“万斛”言愁之可量，量而不尽，使抽象无形之愁，化为形象具体之物，比喻妥贴、生动。紧接着“无处”一句，再次极言愁之多，强化愁情：离愁满江，竟连飞鸟立足栖息的地方都没有，何况人呢？愁之无边无际，由此可以想见，真是凄恻悲凉至极。这一句在上面两句的形象比拟基础上对愁情加以浓笔重抹，直至写足写透。以上七句，分作四层写壮志未酬之愁情。
从淡笔轻写到暗笔意写，再转为明笔直写，最后又加以浓笔重写，层层递进，层层渲染。在这淡浓、明暗的映衬中，愁情愈发显得强烈、鲜明。当时，词人已三十四岁了，仍然是一介布衣。满腹经世之才，无处施展，的确使人愁肠寸断。这种“报国欲死无战场”的悲壮沉郁之情，至此淋漓尽致，达到高潮。于是在笔墨酣畅之后，词人又出以淡笔，使语气变得平缓。
“天在阑干角，人倚醉醒中”：暮色苍茫，唯有阑干的一角还可见一线天光；倚着阑干，愁怀难遣。“醉醒中”，非醉非醒、似醉仍醒的状态，是把酒浇愁（醉）而后放眼观物（醒）情貌的捏合，与东坡《江城子》词“梦中了了醉中醒”句所说的相近。词人饮酒之所以醉，是由于内心积郁，愁肠百结；而仍醒，是因为胸中块垒难平，壮志未酬。两句一边收束上片的离愁别绪，一边又启下片的心理矛盾。结构上显得变化多端，感情上也顿挫有致，视象上又现出一幅落拓志士的绝妙画图。
下片，词人即调转笔锋，着重刻画报国与归田的心理矛盾。开合张弛，忽纵忽擒。首先是过片三句承接上片意脉，由词人自言其人生道路：客游他乡，披风戴雨，萍踪浪迹，飘泊不定；接着，由此发出人生如寄的感叹，化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的诗意，寄寓田园之思。并且紧跟问句，愤然发问：谁是国中豪杰？答语显然：国中豪杰舍我其谁！而英雄又何处可用武？词人无奈地说：“请借我浪迹江湖的舟楫”；我愿效法范蠡大夫，做个钓鱼隐士。把退隐心情表现得委婉有致而又酣畅淋漓，渲染得十分饱满。
这几句真实反映了词人遭受了人生的种种挫折，抱负未得施展，理想不能实现，从而憔悴失意，无可奈何的苦衷。
综上所述，这是一首十分明显的感怀秋日的词。作者与辛弃疾是至交。人品、气节十分相似，词品、格调也很相近。公元1178年（即淳熙五年），杨炎正与辛弃疾共同乘舟路过镇江、扬州，曾写下有名的《水调歌头·登多景楼》，抒发报国无路、虚度光阴的苦楚。《水调歌头·登多景楼》与此词内容相似，词情亦颇有相通之处，可以对照着看。
解析来自古诗文网，仅供参考。图源网络
【宋】杨炎正
把酒对斜日，无语问西风。胭脂何事，都做颜色染芙蓉。放眼暮江千顷，中有离愁万斛，无处落征鸿。天在阑干角，人倚醉醒中。
千万里，江南北，浙西东。吾生如寄，尚想三径菊花丛。谁是中州豪杰，借我五湖舟楫，去作钓鱼翁。故国且回首，此意莫匆匆。
【赏析】
杨炎正是一位力主抗金的志士，由于统治者推行不抵抗政策，他的卓越才能、远大抱负无从施展。这首词通过对自家身世的倾诉，来表达他那忧国忧民的爱国热情。真实地表现了他那种感时抚事、郁郁不得志的心理活动。虽然这首词哀怨伤感是主要氛围，但作者并非完全消沉，一蹶不振。全词立意炼句不同一般，豪放、沉郁而又风姿卓约，艺术上有其特殊之处。
词的上片，写怀才不遇、壮志难酬之愁思，悲壮而沉郁。起首两句，轻描淡写愁态，夕阳西斜，词人手持酒杯，临风怀想，突发奇问。斜日，除了实写景物，点明时间外，同时还有虚写年华流逝之意，暗寓岁月蹉跎、青春不再的感慨。“无语问西风”，谓所问出之于心而不宣之于口。所问者西风，除了点明秋令外，也有与上句的“斜日”同一寓意。这两句是对仗，使人不觉。接下来“胭脂”两句，自然是发问的内容。
“芙蓉”是荷花，这里指秋荷。梁昭明太子《芙蓉赋》说它“初荣夏芬，晚花秋曜”。花色红艳，所以词人问西风：为什么（你把）所有的胭脂都做了颜料去染秋荷了（染得它这样红）？正如东风是春花的主宰一样，西风也是秋花的主宰，至少词人在这里是这样认为的。这一问自然是怪诞而无理。又何以有此一问？
词人来到江边，见秋江上满眼芙蓉，红艳夺目，与其时自家心境大相径庭，所以心里嘀咕，产生了这样奇怪的想头，正如伤春的人，责怪花开鸟鸣，可谓推陈出新之笔，以此暗写愁怀，颇为沉郁。“放眼暮江千顷”句，补出上文见芙蓉时己在江边，不疏不漏，“暮”字又回应“斜日”。这千顷大江，“中有离愁万斛，无处落征鸿”，转出写愁正题。以往文人写愁，方式较多：李煜以“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喻之；贺铸以“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青玉案》）喻之；李清照以“双溪舴艋舟，载不动”（《武陵春》）喻之；皆构思新颖，设想奇特。这里，词人化用庾信“谁知一寸心，乃有万斛愁”（《愁赋》）句，以“万斛”言愁之可量，量而不尽，使抽象无形之愁，化为形象具体之物，比喻妥贴、生动。紧接着“无处”一句，再次极言愁之多，强化愁情：离愁满江，竟连飞鸟立足栖息的地方都没有，何况人呢？愁之无边无际，由此可以想见，真是凄恻悲凉至极。这一句在上面两句的形象比拟基础上对愁情加以浓笔重抹，直至写足写透。以上七句，分作四层写壮志未酬之愁情。
从淡笔轻写到暗笔意写，再转为明笔直写，最后又加以浓笔重写，层层递进，层层渲染。在这淡浓、明暗的映衬中，愁情愈发显得强烈、鲜明。当时，词人已三十四岁了，仍然是一介布衣。满腹经世之才，无处施展，的确使人愁肠寸断。这种“报国欲死无战场”的悲壮沉郁之情，至此淋漓尽致，达到高潮。于是在笔墨酣畅之后，词人又出以淡笔，使语气变得平缓。
“天在阑干角，人倚醉醒中”：暮色苍茫，唯有阑干的一角还可见一线天光；倚着阑干，愁怀难遣。“醉醒中”，非醉非醒、似醉仍醒的状态，是把酒浇愁（醉）而后放眼观物（醒）情貌的捏合，与东坡《江城子》词“梦中了了醉中醒”句所说的相近。词人饮酒之所以醉，是由于内心积郁，愁肠百结；而仍醒，是因为胸中块垒难平，壮志未酬。两句一边收束上片的离愁别绪，一边又启下片的心理矛盾。结构上显得变化多端，感情上也顿挫有致，视象上又现出一幅落拓志士的绝妙画图。
下片，词人即调转笔锋，着重刻画报国与归田的心理矛盾。开合张弛，忽纵忽擒。首先是过片三句承接上片意脉，由词人自言其人生道路：客游他乡，披风戴雨，萍踪浪迹，飘泊不定；接着，由此发出人生如寄的感叹，化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的诗意，寄寓田园之思。并且紧跟问句，愤然发问：谁是国中豪杰？答语显然：国中豪杰舍我其谁！而英雄又何处可用武？词人无奈地说：“请借我浪迹江湖的舟楫”；我愿效法范蠡大夫，做个钓鱼隐士。把退隐心情表现得委婉有致而又酣畅淋漓，渲染得十分饱满。
这几句真实反映了词人遭受了人生的种种挫折，抱负未得施展，理想不能实现，从而憔悴失意，无可奈何的苦衷。
综上所述，这是一首十分明显的感怀秋日的词。作者与辛弃疾是至交。人品、气节十分相似，词品、格调也很相近。公元1178年（即淳熙五年），杨炎正与辛弃疾共同乘舟路过镇江、扬州，曾写下有名的《水调歌头·登多景楼》，抒发报国无路、虚度光阴的苦楚。《水调歌头·登多景楼》与此词内容相似，词情亦颇有相通之处，可以对照着看。
解析来自古诗文网，仅供参考。图源网络
读书学典：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
“道”:通“导”，引导之意。此处译为治理。千乘(shèng)之国:乘，古代用四匹马拉的兵车。春秋时期，打仗用兵车，故车辆数目的多少往往标志着这个国家的强弱。千乘之国，即代指大国。“敬”是指对待所从事的事务要谨慎专一、兢兢业业。爱人:古代“人”的含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人”，指一切人群;狭义的“人”，仅指士大夫以上各个阶层的人。此处的“人”与“民”相对而言。“时”指农时。古代百姓以农业为主，这里是说役使百姓要按照农时，即不要误了耕作与收获。孔子说:“治理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应该恭敬谨慎地对待政事，并且讲究信用；节省费用，并且爱护人民;征用民力要尊重农时，不要耽误耕种、收获的时间。”
孔子这句话，意在告诉大家从政应该遵循的三大原则。对于一个执政者应当以什么样的态度、用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才能让下属心甘情愿地跟着自己。而且，这几个观点全都围绕着同一个对象，那就是“人”。只要执政者以“人”为本，有效团结和控制社会或组织中的人员，那他就是一个好的领导者。
南朝梁儒家学者经学家皇侃《论语义疏》：此章明为诸侯治大国法也。千乘，大国也。天子万乘，诸侯千乘。千乘尚式，则万乘可知也。导，犹治也，亦谓为之政教也，其法在下，故此张本也。此皆导千乘之国法也。为人君者，事无小大，悉须敬，故云敬事也。《曲礼》云：毋不敬是也。又与民必信，故云信也。虽富有一国之财，而不可奢侈，故云节用也。虽贵居民上，不可骄慢，故云爱人也。使民，谓治城及道路也。以时，谓出不过三日，而不妨夺民农务也。然人是有识之目，爱人则兼朝廷也。民，是瞑闇之称，使之则唯指黔黎。
宋代朱熹《论语集注》：千乘，诸侯之国，其地可出兵车千乘者也。敬者，主一无适之谓。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于民也。时，谓农隙之时。言治国之要，在此五者，亦务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浅，然当时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国矣。圣人言虽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极，尧舜之治亦不过此。若常人之言近，则浅近而已矣。”杨氏曰：“上不敬则下慢，不信则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盖侈用则伤财，伤财必至于害民，故爱民必先于节用。然使之不以其时，则力本者不获自尽，虽有爱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泽矣。然此特论其所存而已，未及为政也。苟无是心，则虽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数者，又皆以敬为主。”愚谓五者反复相因，各有次第，读者宜细推之。
南怀瑾《论语别裁》：“道”是领导的导，换句话就是孔子也教我们领导之德、领导的修养，以领导千乘之国。“敬事”，对一件事认真做为“敬事”，一项职务宁可不接受，既接受了就要认真去做。至于“而信”是使下面的人绝对信服。如何得到“信”，就要敬其事，说了的话一定要兑现。“节用而爱人”，节用指经济政策的措施，对经济要能够节省，是经济原则。节用是为什么呢？不是为我，而是为“爱人”。“使民以时”，用人要在时间上恰到好处。这样部属都听你指挥，乃至全国老百姓自然跟你走。这是道德的修养，也就是学问。这些话不但是孔子教育门人做学问的道理，同时也是孔子当时针对社会人情的弊病而指点的。
康有为说，孔子的学说是“爱人”，泛爱一切人。但本章里所说的“爱人”则非此意。他所说的“人”不是百姓，而是官吏，是有地位的人；而“民”才是百姓，是被治者役使的对象。可见，“爱人”不是爱一切人，而只是爱统治集团中的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思想是合理的，反映了孔子的社会思想。但这与“爱人”与否则无太大干系。从另一个角度说，孔子这里是为统治者治理国家、统治百姓出谋划策。
鲁迅曾经指出：“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这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看待孔子治国方略的,因而颇具尖锐性。 https://t.cn/RJwGvWJ
“道”:通“导”，引导之意。此处译为治理。千乘(shèng)之国:乘，古代用四匹马拉的兵车。春秋时期，打仗用兵车，故车辆数目的多少往往标志着这个国家的强弱。千乘之国，即代指大国。“敬”是指对待所从事的事务要谨慎专一、兢兢业业。爱人:古代“人”的含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人”，指一切人群;狭义的“人”，仅指士大夫以上各个阶层的人。此处的“人”与“民”相对而言。“时”指农时。古代百姓以农业为主，这里是说役使百姓要按照农时，即不要误了耕作与收获。孔子说:“治理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应该恭敬谨慎地对待政事，并且讲究信用；节省费用，并且爱护人民;征用民力要尊重农时，不要耽误耕种、收获的时间。”
孔子这句话，意在告诉大家从政应该遵循的三大原则。对于一个执政者应当以什么样的态度、用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才能让下属心甘情愿地跟着自己。而且，这几个观点全都围绕着同一个对象，那就是“人”。只要执政者以“人”为本，有效团结和控制社会或组织中的人员，那他就是一个好的领导者。
南朝梁儒家学者经学家皇侃《论语义疏》：此章明为诸侯治大国法也。千乘，大国也。天子万乘，诸侯千乘。千乘尚式，则万乘可知也。导，犹治也，亦谓为之政教也，其法在下，故此张本也。此皆导千乘之国法也。为人君者，事无小大，悉须敬，故云敬事也。《曲礼》云：毋不敬是也。又与民必信，故云信也。虽富有一国之财，而不可奢侈，故云节用也。虽贵居民上，不可骄慢，故云爱人也。使民，谓治城及道路也。以时，谓出不过三日，而不妨夺民农务也。然人是有识之目，爱人则兼朝廷也。民，是瞑闇之称，使之则唯指黔黎。
宋代朱熹《论语集注》：千乘，诸侯之国，其地可出兵车千乘者也。敬者，主一无适之谓。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于民也。时，谓农隙之时。言治国之要，在此五者，亦务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浅，然当时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国矣。圣人言虽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极，尧舜之治亦不过此。若常人之言近，则浅近而已矣。”杨氏曰：“上不敬则下慢，不信则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盖侈用则伤财，伤财必至于害民，故爱民必先于节用。然使之不以其时，则力本者不获自尽，虽有爱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泽矣。然此特论其所存而已，未及为政也。苟无是心，则虽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数者，又皆以敬为主。”愚谓五者反复相因，各有次第，读者宜细推之。
南怀瑾《论语别裁》：“道”是领导的导，换句话就是孔子也教我们领导之德、领导的修养，以领导千乘之国。“敬事”，对一件事认真做为“敬事”，一项职务宁可不接受，既接受了就要认真去做。至于“而信”是使下面的人绝对信服。如何得到“信”，就要敬其事，说了的话一定要兑现。“节用而爱人”，节用指经济政策的措施，对经济要能够节省，是经济原则。节用是为什么呢？不是为我，而是为“爱人”。“使民以时”，用人要在时间上恰到好处。这样部属都听你指挥，乃至全国老百姓自然跟你走。这是道德的修养，也就是学问。这些话不但是孔子教育门人做学问的道理，同时也是孔子当时针对社会人情的弊病而指点的。
康有为说，孔子的学说是“爱人”，泛爱一切人。但本章里所说的“爱人”则非此意。他所说的“人”不是百姓，而是官吏，是有地位的人；而“民”才是百姓，是被治者役使的对象。可见，“爱人”不是爱一切人，而只是爱统治集团中的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思想是合理的，反映了孔子的社会思想。但这与“爱人”与否则无太大干系。从另一个角度说，孔子这里是为统治者治理国家、统治百姓出谋划策。
鲁迅曾经指出：“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这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看待孔子治国方略的,因而颇具尖锐性。 https://t.cn/RJwGvWJ
今天河北的大名县籍籍无名，为什么历史上的大名府却很厉害？
大名府这个名字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它曾是北宋的陪都。俗话说：“一部水浒传天下，世人皆知大名府。”在《水浒传》中，“千员猛将统层城，百万黎民居上国”描绘的就是大名府。鼎鼎有名的大名府为何沦为大名县了呢？
一、从河朔四镇治所升为北宋陪都并非偶然
大名府故城现在邯郸市大名县大街乡，城处黄河北岸，地理位置优越。城市西南部土壤肥沃，东北部地势险要，向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大名府自春秋时期便已经存在，是卫国的属城。那时的大名府还不叫大名府，而是叫“五鹿城”。这个名称在历史上还是挺有名的，《左传》中记载的晋文公落难乞食野人的故事，就发生在五鹿这个地方，此后晋文公将五鹿城纳入了晋国的版图。进入战国时代，韩赵魏三家分晋，大名府很快就变成了魏国属城，还有传言说此地就是孙膑射杀庞涓之地。可能是因为曾经属于魏国，大名府在后面几个朝代的名字多带有一个魏字。北周大象二年（580年）在大名府（当时叫贵乡县）设置了一个魏州，当地的县治与州治便集于贵乡县一处。虽然隋初把魏州改为了武阳郡，但唐初又把它改了回来。
唐代前中期，魏州属于河北道，是河北道的治所所在地。当时的河北道，人口数量全国第一，辖区面积全国第七，各色米粮生产总额全国第二，是全国的经济重心，因此这一时期的魏州经济特别发达。唐广德元年（763年），魏博镇升为节度使，魏州就是魏博镇的治所。由于魏博镇发展迅速，成功跻身“河朔四镇”（其他三镇为成德、卢龙和淄青），魏博节度使也得到了唐代宗的宠爱，魏州成为了当时魏博的大都督府。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魏博节度使田悦改魏州为大名府，大名府地名即来源于此。
唐末五代时期，魏博牙兵作为魏博节度使的亲兵卫队，是当时的重要军事力量。后梁太祖朱温之所以能够称帝，与魏博节度使得帮扶密切相关。在朱温削弱了魏博镇实力后，后梁的实力也跟着被削弱，给了后唐兴起的机会。此后的后晋、后周开国皇帝在登基之前，都以天雄军节度使（唐天佑元年，魏博节度使被赐号为天雄军节度使）的身份在大名府留守过。这段任职经历让他们认识到了大名府与其所在的魏博镇的重要性，登基后都对此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由于后晋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了辽国，中原的门户洞开，游牧民族很容易就能侵扰中国北方地区。北宋初年，契丹人更是在边境集结了重兵，声言要伺机南侵，这严重威胁到了北宋的统治。宋仁宗为了构筑北方防线，采取了名相吕夷简的建议，将大名府升格为陪都，对大名府耗巨资进行改造。在吕夷简的亲自主持下，大名府被改造成了一座具有重大政治和军事意义的城市。
二、作为陪都，政绩很重要
作为一个陪都，大名府知府的政绩考察自然是不可避免的。首先来看看黄河治理方面。北宋时期黄河决堤非常频繁，仁宗庆历年间，黄河更是改道北流，纵贯大名府境内。因此大名府知府要做的主要就是治理黄河、开仓赈灾、安抚百姓等等，其中以北宋名相陈恕之子陈执中带领百姓固堤防洪和韩琦赈灾救民最为经典。陈执中任大名府知府时，深知河患对百姓生活的危害，为了不兴师动众，陈执中特意选在百姓丰年后方便之时增筑河堤二十里，减轻了河患对百姓的危害。而在神宗即位后不久，河北就发生了地震，黄河沿岸随之决堤，百姓流离失所。为此，神宗委令韩琦为河北安抚使，上任大名府。韩琦上任后，积极赈灾，使得百姓有所安生。
其次便是巩固边防。太平兴国三年至五年（978-980年），陈恕担任大名府知府。期间，陈恕受命增浚城墙与护城河，却被大名府内的富人阻拦，导致需要的工具迟迟募集不了。而陈恕不畏权贵、果敢有谋，下令捉拿阻拦者，终于在工期内完成了大名府的防御工事，使得大名府能够拒侵扰之敌于黄河以北，为大名府百姓营造了一个安全的环境。
最后是民生民计。大名府知府在任期间，还要体察民情，保证民安其乐。天禧元年至二年（1017-1018年），李士衡在权知天雄军时，有人因为偷瓜被抓获，按照当时的法律，此人当被处以死刑。这看起来是极为不合理的，因此李士衡上奏皇帝请求变通法律，给偷瓜者一个机会改过自新。皇帝接受了李士衡的建议，赦免了这个偷瓜者。这不仅仅是避免了一场因偷瓜而丧命的悲剧，也反映了大名府知府的爱民之心。
三、由盛转衰，大名府是如何变成大名县的？
大名府历史悠久，曾七次作为陪都，十分繁华。可昔日赫赫有名的大名府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衰落变成如今的大名县的？
政治上，大名府作为三省交界，四方辐射之地，发展自然是离不开中央的扶持和政策的侧重。然而在元朝建立后，首都远移大都，大名府受首都政治中心的辐射大大减弱，拱卫京师的功能丧失，之前的政策待遇自然被剥夺。到了明朝，大名府的城市等级也跟着下降，不再具有多重的城市职能。
#风起洛阳大反派有可能是奉御郎吗##二手车##铲屎官的自我修养#
而在经济发展上，大名府是凭借大运河的永济渠为依托，发挥江淮与京都之间转运站作用，经济发展迅速，商业十分繁华。但在元朝建立后，为了缩短南北距离和减少粮食损耗，修筑了从北京、通县至山东临清、济宁的大运河。这使得永济渠地位下降，大名府的经济也随之下降，济宁等具有竞争力的城市逐渐取代了大名府的地位。
至于军事方面，大名府因为是河北地区抵御外族的军事屏障而被统治者看重，在此地驻扎重兵，但到了明朝，由于边防线路北移，大名府失去了“北方锁钥”的功能，军事地位下降，府内仅剩下不足万人驻守，守备空虚，皇帝也不再派驻军事机构。
最后就是河患，由于黄河、漳河等河流季节性泛滥，洪灾频发，大名府只能多次迁城，造成当地社会动荡。再加上生态环境遭受破坏，水文条件逐渐恶劣，农业发展也受到了影响。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当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且长久没有得到改善后，大名府的衰败就在所难免。
大名府这个名字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它曾是北宋的陪都。俗话说：“一部水浒传天下，世人皆知大名府。”在《水浒传》中，“千员猛将统层城，百万黎民居上国”描绘的就是大名府。鼎鼎有名的大名府为何沦为大名县了呢？
一、从河朔四镇治所升为北宋陪都并非偶然
大名府故城现在邯郸市大名县大街乡，城处黄河北岸，地理位置优越。城市西南部土壤肥沃，东北部地势险要，向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大名府自春秋时期便已经存在，是卫国的属城。那时的大名府还不叫大名府，而是叫“五鹿城”。这个名称在历史上还是挺有名的，《左传》中记载的晋文公落难乞食野人的故事，就发生在五鹿这个地方，此后晋文公将五鹿城纳入了晋国的版图。进入战国时代，韩赵魏三家分晋，大名府很快就变成了魏国属城，还有传言说此地就是孙膑射杀庞涓之地。可能是因为曾经属于魏国，大名府在后面几个朝代的名字多带有一个魏字。北周大象二年（580年）在大名府（当时叫贵乡县）设置了一个魏州，当地的县治与州治便集于贵乡县一处。虽然隋初把魏州改为了武阳郡，但唐初又把它改了回来。
唐代前中期，魏州属于河北道，是河北道的治所所在地。当时的河北道，人口数量全国第一，辖区面积全国第七，各色米粮生产总额全国第二，是全国的经济重心，因此这一时期的魏州经济特别发达。唐广德元年（763年），魏博镇升为节度使，魏州就是魏博镇的治所。由于魏博镇发展迅速，成功跻身“河朔四镇”（其他三镇为成德、卢龙和淄青），魏博节度使也得到了唐代宗的宠爱，魏州成为了当时魏博的大都督府。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魏博节度使田悦改魏州为大名府，大名府地名即来源于此。
唐末五代时期，魏博牙兵作为魏博节度使的亲兵卫队，是当时的重要军事力量。后梁太祖朱温之所以能够称帝，与魏博节度使得帮扶密切相关。在朱温削弱了魏博镇实力后，后梁的实力也跟着被削弱，给了后唐兴起的机会。此后的后晋、后周开国皇帝在登基之前，都以天雄军节度使（唐天佑元年，魏博节度使被赐号为天雄军节度使）的身份在大名府留守过。这段任职经历让他们认识到了大名府与其所在的魏博镇的重要性，登基后都对此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由于后晋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了辽国，中原的门户洞开，游牧民族很容易就能侵扰中国北方地区。北宋初年，契丹人更是在边境集结了重兵，声言要伺机南侵，这严重威胁到了北宋的统治。宋仁宗为了构筑北方防线，采取了名相吕夷简的建议，将大名府升格为陪都，对大名府耗巨资进行改造。在吕夷简的亲自主持下，大名府被改造成了一座具有重大政治和军事意义的城市。
二、作为陪都，政绩很重要
作为一个陪都，大名府知府的政绩考察自然是不可避免的。首先来看看黄河治理方面。北宋时期黄河决堤非常频繁，仁宗庆历年间，黄河更是改道北流，纵贯大名府境内。因此大名府知府要做的主要就是治理黄河、开仓赈灾、安抚百姓等等，其中以北宋名相陈恕之子陈执中带领百姓固堤防洪和韩琦赈灾救民最为经典。陈执中任大名府知府时，深知河患对百姓生活的危害，为了不兴师动众，陈执中特意选在百姓丰年后方便之时增筑河堤二十里，减轻了河患对百姓的危害。而在神宗即位后不久，河北就发生了地震，黄河沿岸随之决堤，百姓流离失所。为此，神宗委令韩琦为河北安抚使，上任大名府。韩琦上任后，积极赈灾，使得百姓有所安生。
其次便是巩固边防。太平兴国三年至五年（978-980年），陈恕担任大名府知府。期间，陈恕受命增浚城墙与护城河，却被大名府内的富人阻拦，导致需要的工具迟迟募集不了。而陈恕不畏权贵、果敢有谋，下令捉拿阻拦者，终于在工期内完成了大名府的防御工事，使得大名府能够拒侵扰之敌于黄河以北，为大名府百姓营造了一个安全的环境。
最后是民生民计。大名府知府在任期间，还要体察民情，保证民安其乐。天禧元年至二年（1017-1018年），李士衡在权知天雄军时，有人因为偷瓜被抓获，按照当时的法律，此人当被处以死刑。这看起来是极为不合理的，因此李士衡上奏皇帝请求变通法律，给偷瓜者一个机会改过自新。皇帝接受了李士衡的建议，赦免了这个偷瓜者。这不仅仅是避免了一场因偷瓜而丧命的悲剧，也反映了大名府知府的爱民之心。
三、由盛转衰，大名府是如何变成大名县的？
大名府历史悠久，曾七次作为陪都，十分繁华。可昔日赫赫有名的大名府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衰落变成如今的大名县的？
政治上，大名府作为三省交界，四方辐射之地，发展自然是离不开中央的扶持和政策的侧重。然而在元朝建立后，首都远移大都，大名府受首都政治中心的辐射大大减弱，拱卫京师的功能丧失，之前的政策待遇自然被剥夺。到了明朝，大名府的城市等级也跟着下降，不再具有多重的城市职能。
#风起洛阳大反派有可能是奉御郎吗##二手车##铲屎官的自我修养#
而在经济发展上，大名府是凭借大运河的永济渠为依托，发挥江淮与京都之间转运站作用，经济发展迅速，商业十分繁华。但在元朝建立后，为了缩短南北距离和减少粮食损耗，修筑了从北京、通县至山东临清、济宁的大运河。这使得永济渠地位下降，大名府的经济也随之下降，济宁等具有竞争力的城市逐渐取代了大名府的地位。
至于军事方面，大名府因为是河北地区抵御外族的军事屏障而被统治者看重，在此地驻扎重兵，但到了明朝，由于边防线路北移，大名府失去了“北方锁钥”的功能，军事地位下降，府内仅剩下不足万人驻守，守备空虚，皇帝也不再派驻军事机构。
最后就是河患，由于黄河、漳河等河流季节性泛滥，洪灾频发，大名府只能多次迁城，造成当地社会动荡。再加上生态环境遭受破坏，水文条件逐渐恶劣，农业发展也受到了影响。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当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且长久没有得到改善后，大名府的衰败就在所难免。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