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招宝山下，三十九载人保情
“我是1980年10月份进的镇海人保，那时候镇海人保还只是挂靠在人民银行下的一个部门，到了1984年镇海人保正式成立，我这一待就待到了现在。”
——题记
张建国，原宁波镇海支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副调研员。今年年初，当镇海支公司工作人员提出要为张建国进行一次人物采访的时候，即将正式退休的他有几分惊讶和不好意思。在他看来，他的经历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如同一株海棠，经历了几度春秋，根植于这片热土，三十九载，一直守望着镇海人保。
张建国回忆道，刚参加工作时，全国只有“两行一社”，即中国银行、人民银行及农村信用合作社。由于贸易往来的需要，保险复业，刚从贵泗完成支农回城复业的张建国进入了人民银行镇海支行信贷股（镇海人保前身），对于一个此前只跟土地打交道，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支农青年而言，如何顺利适应这份新岗位，是个不小的难题。
——“摸着石头过河”的起步之路
张建国说，那时候的企业和群众，对保险行业和保险产品都没有明确的概念。他于1980年10月进入支公司，同年12月份前往杭州参加业务培训，在此之前，他也没办法准确得描述保险的相关问题。
“刚开始，大家都是一桶水不满，半桶水晃荡，只能边学边做，再根据实际问题采取对策”，张建国自嘲道。“所以大家都培养出了很强的随机应变能力，毕竟大多数时候，你都要表现出最起码的专业性，否则单子就没了。”
为了能够尽快提升综合素质，加强业务能力，张建国与同事们一道自制宣传小报，以便在印制过程中加深记忆。受限于技术原因，油墨小报的内容需要逐字刻录，往往一份小报就需要花费整个下午的时间进行刻录。这种自发性的行为很快便取得了效果，镇海人保的业务量迅速攀升至全省前列。
——谁的青春不芳华
在公司成立初期，鉴于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主要业务还是以上级文件为指引，围绕相关政策指示开展，业务范围也更多倾向于工业系统、两轻系统及供销社系统。如何在此基础上进行业务拓展，在做好老三险（家财险、企财险、车险）的前提条件下，为镇海区的政企群众提供更好更全的保险服务，成为当时公司内讨论最多的问题。
“这里必须强调一下，当年我们做业务是没有额外提成的，做好做坏工资都是固定的”，张建国微眯着眼，向工作人员说道，“大家没有什么多余的心思，就是想把这份工作做好”。
张建国介绍道，当时的保单还没有现在这么正规，大多都由业务员手抄而来，相应的保险条款与保险责任都是现场协商产生的。特别是企财险方面的展业工作，很多时候企业提出的实际需求在此之前都是没有先例的，都是在不断尝试的过程中才逐渐以明文的形式确定下来。在一场又一场的思维碰撞中，在一次又一次的实践操作中，张建国和同事们一起，走出了一条富有镇海人保特色的展业路线，农村建房险、自行车盗窃险等一系列新险种在镇海首创。
——职业最大感悟：“把客户放在心里”
被问及三十九载工作最大的感悟是什么时，张建国向工作人员说起了他的一次理赔经历。当时有一辆承保在他名下的车辆在上海发生了交通事故，虽然当时上海的同事已经前往现场处理，但张建国依旧迅速动身前往上海。
“无论你是承保端还是理赔端，只要是你的客户，出事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客户的身边”，张建国语重心长地讲道。当时去上海还需要轮渡，他就选择五等舱，到了上海就住地下室。条件的艰苦并没有影响对工作质量的不懈追求，张建国对客户的上心也赢得了客户的好感，在翌年保险到期前，客户主动联系他进行续保。
“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做业务的时候说价格说政策，这些都是客观因素，我们需要记住的是，无论保险行业发展的多好，无论公司业务增长有多么可观，我们都依旧是一个服务性的企业，这是根本。”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近几年，张建国退出管理一线，在支公司从事调研工作，同时还协助开展支公司的农险工作。每当有新员工入职的时候，他都会豪无保留地向新员工交流工作经验。他说，我们做业务要坚持以人为本，方法论有很多，但是核心思想依旧是用心服务。人与人之间的尊重与信任是相互的，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先令客户感受到我们的热情和心意。
除了强调服务态度，张建国还再三叮嘱工作人员要关注青年员工们的业务专业性。因为保险行业是一个综合性的行业，它有时还会涉及法律、财务等专业知识，如果连基础知识都三缄其口，就更不用说具体的责任和条款了。张建国举了个例子：镇海作为沿海地区，夏季间或有台风袭扰。在向客户介绍时，如何描述灾害等级，如何界定灾害范围，这是业务员们需要向客户介绍的，这些内容如果连自己都搞不清楚，又怎么去谋求客户的信任？
（张建国手把手教新人填写农险单证）
类似张建国这样的人保前辈们，用自己的双手将这地基夯实打牢，而现在就到了我们这一代平地起高楼的时候。就像是一种传承，镇海人保求真务实勇于试错的精神在时间流淌中被不断磨砺，日久弥新。
“我看着他们来来往往，有时候看的多了，就感觉自己像是一棵树，守望着镇海人保”。
“我是1980年10月份进的镇海人保，那时候镇海人保还只是挂靠在人民银行下的一个部门，到了1984年镇海人保正式成立，我这一待就待到了现在。”
——题记
张建国，原宁波镇海支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副调研员。今年年初，当镇海支公司工作人员提出要为张建国进行一次人物采访的时候，即将正式退休的他有几分惊讶和不好意思。在他看来，他的经历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如同一株海棠，经历了几度春秋，根植于这片热土，三十九载，一直守望着镇海人保。
张建国回忆道，刚参加工作时，全国只有“两行一社”，即中国银行、人民银行及农村信用合作社。由于贸易往来的需要，保险复业，刚从贵泗完成支农回城复业的张建国进入了人民银行镇海支行信贷股（镇海人保前身），对于一个此前只跟土地打交道，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支农青年而言，如何顺利适应这份新岗位，是个不小的难题。
——“摸着石头过河”的起步之路
张建国说，那时候的企业和群众，对保险行业和保险产品都没有明确的概念。他于1980年10月进入支公司，同年12月份前往杭州参加业务培训，在此之前，他也没办法准确得描述保险的相关问题。
“刚开始，大家都是一桶水不满，半桶水晃荡，只能边学边做，再根据实际问题采取对策”，张建国自嘲道。“所以大家都培养出了很强的随机应变能力，毕竟大多数时候，你都要表现出最起码的专业性，否则单子就没了。”
为了能够尽快提升综合素质，加强业务能力，张建国与同事们一道自制宣传小报，以便在印制过程中加深记忆。受限于技术原因，油墨小报的内容需要逐字刻录，往往一份小报就需要花费整个下午的时间进行刻录。这种自发性的行为很快便取得了效果，镇海人保的业务量迅速攀升至全省前列。
——谁的青春不芳华
在公司成立初期，鉴于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主要业务还是以上级文件为指引，围绕相关政策指示开展，业务范围也更多倾向于工业系统、两轻系统及供销社系统。如何在此基础上进行业务拓展，在做好老三险（家财险、企财险、车险）的前提条件下，为镇海区的政企群众提供更好更全的保险服务，成为当时公司内讨论最多的问题。
“这里必须强调一下，当年我们做业务是没有额外提成的，做好做坏工资都是固定的”，张建国微眯着眼，向工作人员说道，“大家没有什么多余的心思，就是想把这份工作做好”。
张建国介绍道，当时的保单还没有现在这么正规，大多都由业务员手抄而来，相应的保险条款与保险责任都是现场协商产生的。特别是企财险方面的展业工作，很多时候企业提出的实际需求在此之前都是没有先例的，都是在不断尝试的过程中才逐渐以明文的形式确定下来。在一场又一场的思维碰撞中，在一次又一次的实践操作中，张建国和同事们一起，走出了一条富有镇海人保特色的展业路线，农村建房险、自行车盗窃险等一系列新险种在镇海首创。
——职业最大感悟：“把客户放在心里”
被问及三十九载工作最大的感悟是什么时，张建国向工作人员说起了他的一次理赔经历。当时有一辆承保在他名下的车辆在上海发生了交通事故，虽然当时上海的同事已经前往现场处理，但张建国依旧迅速动身前往上海。
“无论你是承保端还是理赔端，只要是你的客户，出事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客户的身边”，张建国语重心长地讲道。当时去上海还需要轮渡，他就选择五等舱，到了上海就住地下室。条件的艰苦并没有影响对工作质量的不懈追求，张建国对客户的上心也赢得了客户的好感，在翌年保险到期前，客户主动联系他进行续保。
“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做业务的时候说价格说政策，这些都是客观因素，我们需要记住的是，无论保险行业发展的多好，无论公司业务增长有多么可观，我们都依旧是一个服务性的企业，这是根本。”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近几年，张建国退出管理一线，在支公司从事调研工作，同时还协助开展支公司的农险工作。每当有新员工入职的时候，他都会豪无保留地向新员工交流工作经验。他说，我们做业务要坚持以人为本，方法论有很多，但是核心思想依旧是用心服务。人与人之间的尊重与信任是相互的，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先令客户感受到我们的热情和心意。
除了强调服务态度，张建国还再三叮嘱工作人员要关注青年员工们的业务专业性。因为保险行业是一个综合性的行业，它有时还会涉及法律、财务等专业知识，如果连基础知识都三缄其口，就更不用说具体的责任和条款了。张建国举了个例子：镇海作为沿海地区，夏季间或有台风袭扰。在向客户介绍时，如何描述灾害等级，如何界定灾害范围，这是业务员们需要向客户介绍的，这些内容如果连自己都搞不清楚，又怎么去谋求客户的信任？
（张建国手把手教新人填写农险单证）
类似张建国这样的人保前辈们，用自己的双手将这地基夯实打牢，而现在就到了我们这一代平地起高楼的时候。就像是一种传承，镇海人保求真务实勇于试错的精神在时间流淌中被不断磨砺，日久弥新。
“我看着他们来来往往，有时候看的多了，就感觉自己像是一棵树，守望着镇海人保”。
钱理群：我们的大学正在培养一批不合格的人……
据给孩子最好文称：
在中国的大学里，包括最好的北大、清华，都正在培养一群20几岁就已经“油条”的学生。
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 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
一旦这些人掌握了权力，拥有了地位，带来的危害比昏官更大。
北大钱理群教授
著名学者、北大的钱理群教授退休之后，曾经义务到一些场合去讲学，钱教授是研究鲁迅的专家，讲的也是介绍鲁迅的课程。
但讲了不到一个月，从原来的座无虚席的教室，到只剩下三三两两的学生。
并不是钱教授的课不好，而是大家觉得，现在听鲁迅对于自己的升学、就业没有半点帮助，大家都很忙，哪有时间来听这些“没用”的课呢？
为此，钱教授感慨万千。
最著名的是他曾经攥文《大学里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把这种现象背后的本质揭露了出来。
他在文中警告说：“这样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其对国家、民族的损害，是大大超过那些昏官的。”
2007年有条新闻看得我毛骨悚然。
说新生未入学，家长和学生就忙成一团，通过一切途径，找各种关系以求打点、照应。
据说很多大学生，还没上大学，就开始打听：
大学英语课，是某某老师教的？
哪个给分数高？
团委和学生会哪一个比较有前途？
评奖学金是不是只看成绩还要在学生会混得很好？
还没进学校就开始打听这些消息。
据说有一个没有正式报到的新生，把学校里主要领导、团委书记、班主任都摸得清清楚楚。
这真让我目瞪口呆。
公关思维、搞关系思维，已经渗透到大学一年级学生中，这是不能不引起警戒的。
因为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
这个问题和我们北大是有关系的，人们经常说北大是全国尖子的集中地，北大要培养尖子，要培养精英。
我自己并不一般地反对精英，但是就我个人来说，我更重视非精英，更重视普通的学生。
正像鲁迅所说，可能有天才，但是没有泥土就没有天才；而且，“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
但是像北大这样的学校，培养精英是无可厚非的。
我们现在需要讨论的是，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精英，或者我们每个同学要把自己培养成为什么样的尖子？
这个问题是更加重大，也许是更加严峻的。
我现在恰好对这些尖子学生非常担心，当然不是全体。
但是相当一部分尖子学生，也包括北大的尖子，让我感到忧虑。
在我看来，真正的精英应该有独立自由创造精神，也是上次我在北大中文系演讲时所提出的，要有自我的承担，要有对自己职业的承担，要有对国家、民族、社会、人类的承担。
这是我所理解和期待的精英。
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教育，特别是我刚才说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出一批我所概括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所谓“绝对”，是指一己利益成为他们言行的唯一的绝对的直接驱动力，为他人做事，全部是一种投资。
所谓“精致”指什么呢？
他们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养，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
他们惊人地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坦白地说，我接触了很多这样的学生，甚至觉得这都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典型，是可以作为一种文学的典型来加以概括的。
下面就是我的文学概括，并不具体指某一个人。
比如说吧，一天我去上课，看到一个学生坐在第一排，他对我点头微笑很有礼貌，然后我开始讲课。
在一个老师讲课的时候，他对教学效果是有一些期待的，讲到哪里学生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等等。
因此，我很快就注意到，这个学生总能够及时地作出反应，点头、微笑，等等，就是说他听懂我的课了，我很高兴，我就注意到这个学生了。
下课后他就迫不及待地跑到我的面前来，说“钱老师，今天的课讲得真好啊！”
对这样的话，我是有警惕的，我也遇到很多人对我的课大加赞扬，但我总是有些怀疑，他是否真懂了，不过是吹捧而已。
但是，这个学生不同，他把我讲得好在哪里，说得头头是道，讲得全在点子上，说明他都听懂了，自然也就放心，不再警惕了。
而且老实说，老师讲的东西被学生听懂了，这是多大的快乐！
于是我对这个学生有了一个好感。
如此一次，两次，三次，我对他的好感与日俱增。
到第四次他来了：“钱先生，我要到美国去留学(课程)，请你给我写推荐书。”
你说我怎么办？欣然同意！
但是，写完之后，这个学生不见了，再也不出现了。
于是我就明白了，他以前那些点头微笑等等等等，全是投资！
这就是鲁迅说的“精神的资本家”，投资收获了我的推荐信，然后就“拜拜”了，因为你对他已经没用了。
这是一个绝对的利己主义者，他的一切行为，都从利益出发，而且是精心设计。
但是他是高智商、高水平，他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我能批评他吗？我能发脾气吗？
我发脾气显得我小气，一个学生请你帮忙有什么不可以？这个学生有这个水平啊。
但是，我确实有上当受骗之感，我有苦难言。
这就是今天的北大培养出来的一部分尖子学生。
问题是，这样的学生，这样的“人才”，是我们的体制所欢迎的，因为他很能迎合体制的需要，而且他是高效率、高智商，可怕就在这里。
那些笨拙的、只会吹牛拍马的人其实体制并不需要，对不对？
就这种精致的、高水平的利己主义者，体制才需要。
这样的人，正在被我们培养成接班人。
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我最担心的问题。
我讲这番话的意思，也不是要责备他们。
这也不是这些学生本身的问题，是我们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
这是我们弊端重重的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结出的恶果。
这是“罂粟花”，美丽而有毒，不能不引起警觉。
我今天讲这番话是希望在座的同学，你们应引以为戒，并且认真思考，自己究竟要追求什么，要把自己塑造成什么样的人才？
不要只注意提高自己的智力水平，而忽略了人格的塑造。
这样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的问题的要害，就在于没有信仰，没有超越一己私利的大关怀，大悲悯，责任感和承担意识，就必然将个人的私欲作为唯一的追求、目标。
这些人自以为很聪明，却恰恰“聪明反被聪明误”，从个人来说，其实是将自己套在“名缰利索”之中，是自我的庸俗化。
而这样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其对国家、民族的损害，是大大超过那些昏官的。
而我们的大学教育，我们北大的教育，培养出这样的“尖子人才”，就不仅是失职，那是会对未来国家、民族的发展带来不可预计的危害。从根本上说，是犯罪的。
问题是，我们的教育者对此毫无警戒，而我们的评价、选才机制，又恰恰最容易将这样的“有毒的罂粟花”选作接班！
老金深以为然：不仅仅是大学，首先是整个社会群体里最小的家庭单位，绝大多数家庭教育都是自私利己的，而且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害人利己的更可恶！你说在这种环境下能有`正人君子'吗？我是一个70年一直在外的打工者，很多工人自己不好好做，看到别人好好做还讥讽，排挤，还有打压的……你说中国的企业能长久生存下去吗？这不是个例！相当一部分人真可怕！怕他们这种`精神‘扩大！摧毁民族精神！……
现在会搞关系的就是精英，不是吗？只有老奸巨猾的行政才能教唆老奸巨猾的老师去培养同样的学生！
钱教授的提醒非常重要，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家庭，学校，社会的共同薰染，教育的结果！我觉得树立为国为民的大情怀要从娃娃开始抓起，从家长，幼儿园，小学老师抓起，如果不马上注意抓点紧，可不要中国的长城毁在自己手里！
您说呢？
据给孩子最好文称：
在中国的大学里，包括最好的北大、清华，都正在培养一群20几岁就已经“油条”的学生。
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 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
一旦这些人掌握了权力，拥有了地位，带来的危害比昏官更大。
北大钱理群教授
著名学者、北大的钱理群教授退休之后，曾经义务到一些场合去讲学，钱教授是研究鲁迅的专家，讲的也是介绍鲁迅的课程。
但讲了不到一个月，从原来的座无虚席的教室，到只剩下三三两两的学生。
并不是钱教授的课不好，而是大家觉得，现在听鲁迅对于自己的升学、就业没有半点帮助，大家都很忙，哪有时间来听这些“没用”的课呢？
为此，钱教授感慨万千。
最著名的是他曾经攥文《大学里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把这种现象背后的本质揭露了出来。
他在文中警告说：“这样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其对国家、民族的损害，是大大超过那些昏官的。”
2007年有条新闻看得我毛骨悚然。
说新生未入学，家长和学生就忙成一团，通过一切途径，找各种关系以求打点、照应。
据说很多大学生，还没上大学，就开始打听：
大学英语课，是某某老师教的？
哪个给分数高？
团委和学生会哪一个比较有前途？
评奖学金是不是只看成绩还要在学生会混得很好？
还没进学校就开始打听这些消息。
据说有一个没有正式报到的新生，把学校里主要领导、团委书记、班主任都摸得清清楚楚。
这真让我目瞪口呆。
公关思维、搞关系思维，已经渗透到大学一年级学生中，这是不能不引起警戒的。
因为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
这个问题和我们北大是有关系的，人们经常说北大是全国尖子的集中地，北大要培养尖子，要培养精英。
我自己并不一般地反对精英，但是就我个人来说，我更重视非精英，更重视普通的学生。
正像鲁迅所说，可能有天才，但是没有泥土就没有天才；而且，“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
但是像北大这样的学校，培养精英是无可厚非的。
我们现在需要讨论的是，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精英，或者我们每个同学要把自己培养成为什么样的尖子？
这个问题是更加重大，也许是更加严峻的。
我现在恰好对这些尖子学生非常担心，当然不是全体。
但是相当一部分尖子学生，也包括北大的尖子，让我感到忧虑。
在我看来，真正的精英应该有独立自由创造精神，也是上次我在北大中文系演讲时所提出的，要有自我的承担，要有对自己职业的承担，要有对国家、民族、社会、人类的承担。
这是我所理解和期待的精英。
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教育，特别是我刚才说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出一批我所概括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所谓“绝对”，是指一己利益成为他们言行的唯一的绝对的直接驱动力，为他人做事，全部是一种投资。
所谓“精致”指什么呢？
他们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养，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
他们惊人地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坦白地说，我接触了很多这样的学生，甚至觉得这都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典型，是可以作为一种文学的典型来加以概括的。
下面就是我的文学概括，并不具体指某一个人。
比如说吧，一天我去上课，看到一个学生坐在第一排，他对我点头微笑很有礼貌，然后我开始讲课。
在一个老师讲课的时候，他对教学效果是有一些期待的，讲到哪里学生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等等。
因此，我很快就注意到，这个学生总能够及时地作出反应，点头、微笑，等等，就是说他听懂我的课了，我很高兴，我就注意到这个学生了。
下课后他就迫不及待地跑到我的面前来，说“钱老师，今天的课讲得真好啊！”
对这样的话，我是有警惕的，我也遇到很多人对我的课大加赞扬，但我总是有些怀疑，他是否真懂了，不过是吹捧而已。
但是，这个学生不同，他把我讲得好在哪里，说得头头是道，讲得全在点子上，说明他都听懂了，自然也就放心，不再警惕了。
而且老实说，老师讲的东西被学生听懂了，这是多大的快乐！
于是我对这个学生有了一个好感。
如此一次，两次，三次，我对他的好感与日俱增。
到第四次他来了：“钱先生，我要到美国去留学(课程)，请你给我写推荐书。”
你说我怎么办？欣然同意！
但是，写完之后，这个学生不见了，再也不出现了。
于是我就明白了，他以前那些点头微笑等等等等，全是投资！
这就是鲁迅说的“精神的资本家”，投资收获了我的推荐信，然后就“拜拜”了，因为你对他已经没用了。
这是一个绝对的利己主义者，他的一切行为，都从利益出发，而且是精心设计。
但是他是高智商、高水平，他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我能批评他吗？我能发脾气吗？
我发脾气显得我小气，一个学生请你帮忙有什么不可以？这个学生有这个水平啊。
但是，我确实有上当受骗之感，我有苦难言。
这就是今天的北大培养出来的一部分尖子学生。
问题是，这样的学生，这样的“人才”，是我们的体制所欢迎的，因为他很能迎合体制的需要，而且他是高效率、高智商，可怕就在这里。
那些笨拙的、只会吹牛拍马的人其实体制并不需要，对不对？
就这种精致的、高水平的利己主义者，体制才需要。
这样的人，正在被我们培养成接班人。
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我最担心的问题。
我讲这番话的意思，也不是要责备他们。
这也不是这些学生本身的问题，是我们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
这是我们弊端重重的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结出的恶果。
这是“罂粟花”，美丽而有毒，不能不引起警觉。
我今天讲这番话是希望在座的同学，你们应引以为戒，并且认真思考，自己究竟要追求什么，要把自己塑造成什么样的人才？
不要只注意提高自己的智力水平，而忽略了人格的塑造。
这样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的问题的要害，就在于没有信仰，没有超越一己私利的大关怀，大悲悯，责任感和承担意识，就必然将个人的私欲作为唯一的追求、目标。
这些人自以为很聪明，却恰恰“聪明反被聪明误”，从个人来说，其实是将自己套在“名缰利索”之中，是自我的庸俗化。
而这样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其对国家、民族的损害，是大大超过那些昏官的。
而我们的大学教育，我们北大的教育，培养出这样的“尖子人才”，就不仅是失职，那是会对未来国家、民族的发展带来不可预计的危害。从根本上说，是犯罪的。
问题是，我们的教育者对此毫无警戒，而我们的评价、选才机制，又恰恰最容易将这样的“有毒的罂粟花”选作接班！
老金深以为然：不仅仅是大学，首先是整个社会群体里最小的家庭单位，绝大多数家庭教育都是自私利己的，而且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害人利己的更可恶！你说在这种环境下能有`正人君子'吗？我是一个70年一直在外的打工者，很多工人自己不好好做，看到别人好好做还讥讽，排挤，还有打压的……你说中国的企业能长久生存下去吗？这不是个例！相当一部分人真可怕！怕他们这种`精神‘扩大！摧毁民族精神！……
现在会搞关系的就是精英，不是吗？只有老奸巨猾的行政才能教唆老奸巨猾的老师去培养同样的学生！
钱教授的提醒非常重要，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家庭，学校，社会的共同薰染，教育的结果！我觉得树立为国为民的大情怀要从娃娃开始抓起，从家长，幼儿园，小学老师抓起，如果不马上注意抓点紧，可不要中国的长城毁在自己手里！
您说呢？
有哪些大家不说，但需要知道的社会规则？
各位读者，想象一下你正在火锅店吃火锅，我端着自助小料从你旁边路过，一个趔趄，麻酱洒在你身上了。
请问，此时我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能让你心里不那么不爽？我一直道歉？我给你出干洗的钱？我赔你一身衣服钱？（大多数情况也就做到第一条就过去了）。可以肯定的是，不论我说什么、做什么，你心里还是不爽的，你是个成年人、理智的人、文明的人，你摆摆手说算了，或者你是个社会大哥，找人打了我一顿，不论怎样，不爽就是不爽，它不会消失。那我要怎么做？首先，我必须赔你衣服，赔礼道歉，其次，我知道你不爽，但是没办法，我也只能做这么多了，我是绝不会思考怎么能让你喜笑颜开、喜欢我这个人的，那是庸人自扰。
我想说的社会规则就是：做人不要磨叽，这个社会就是存在不和谐的，哪怕大家都怀着善良的意愿，还是会存在【结构性】的利益冲突。借用一下经济学的理论，我把冲突分成结构性和摩擦性的，什么是摩擦性的？我闲着没事儿非得和你打一架，这种事情是可以避免的，就好比你搬桌子进门，横着过不去，侧着就过去了，所以这个“过不去”就是有办法避免的。但是比如咱们两个科员争一个副科长的职位，我上了你就下，这种事情就是结构性的，好比你要把大象拉进家里，横竖是“过不去”那个门的。咱们俩都是好人，咱们俩关系铁，我能力比你强，完全公平竞争，我提拔了，你没有，你高兴不高兴？你 不！高！兴！你可能很讲道理，也不会背后使绊子，也不会当面使脸色，但是不高兴就是不高兴，没道理可讲。
这对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在人群中生活，一定要有应对别人的讨厌和不高兴的心理准备，不是教你睚眦必报或者和人斗，只是说，一定要明白，有些该做的事儿你大胆去做，得罪人是不可避免的，对有些必然得罪的人，虽然你待他们也要行君子之道，但不要妄想你好言好语或者做点儿什么就能把人讨好回来。
一起进公司的同事，你在事业上先进一步，有人就是不高兴，人家不高兴也是合理的，你进一步也是必然的，既然是结构性的，就别跟他磨叽了，你请他吃饭、陪他喝酒，就能改变你“抢”了他位子的事实？光屁股玩儿大的发小，现在混得一穷二白，你过年开着奔驰回家，人家心里就是有点酸，你再低三下四，再陪着他喝酒忆旧情，能起到让他释怀的作用？我见过太多提拔了的同事讨好没提拔的同事、有钱的旧友讨好没钱的旧友、领导处分完工作出了大纰漏的下属又找下属谈心想扳回一下自己的形象、受人之托给人办事儿的人最后事儿办黄了低三下四去道歉，我只能说：场面上该做的事儿还得做，但你心里必须明白，这么做根本没用。行得正做得端是一方面，你没干坏事儿也有人要不喜欢你，是另一方面。
最后讲一个故事吧，我的一个直系师弟，工作能力超强，在一个地方干了三年，把部门带得有声有色。后来有一个更好的工作机会，就准备换工作了。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呢？他提前半年和老板说，我要走了，我慢慢和你交接工作，老板肯定不爽了，这么厉害的人走了，以后公司工作很难搞。于是一方面狠狠给他施压，讲三年里面是怎么培养他的，另一方面直接给师弟的下家打电话，倒不是说坏话，而是质问：他离职是他找的你们还是你们找的他？总之在圈子里闹出了一点动静。最后我师弟说要走，又觉得不想和老板搞得太难看，干完了半年，赶上一个大项目，又拖了三个月才走了。走了以后还和以前同事频繁联系，怕人家有交接不上的地方。我给他总结就是：离婚官司打了整整一年，打官司期间两口子还一张床睡觉一口锅里吃饭，不气死也恶心死了。我师弟错在什么地方？觉得自己走是完全正当的事儿（这是显然），所以老板不应该生气，所以自己好好把事情交接清楚了，好言好语应对了老板的质问，再踏踏实实给公司干最后一个大项目，最后肯定是客客气气，还是朋友那样分手了。这就是学生气太重了。你一个能力这么强的人，跳到对家公司了，对一个私营企业的老总来说，看见你还能不眼睛里冒火？你干什么能挽回回来？不可能的，别妄想了，这就是结构性的矛盾，千万千万千万别想着你能把人讨好回来。人家就是不高兴的，遇上小心眼的，你们就是结了梁子的，一定要正视生活中存在说起你来就恨得牙痒痒的人的现实。
我给我师弟这么复盘：按国际惯例，离职前三个月通知东家，这叫grace period（高管六到十二个月，这种小企业就别说了），这三个月，啥也别磨叽，帮忙找替你的人、交接工作，三个月以后，手续办完，原来业务一概不碰，一天也别多来。人家不恨你，这是好事儿，来日方长。人家恨你，让他恨去，你还要怎的？
同样是离职，我认识的一个销售大哥是这么和我说的：“当时公司80%销售额是我做出来的，我走的时候老板差点气死，现在老头都退休在家了，十年过去了，听说上个月还在饭局上骂我不是东西呢，哈哈”。
你看，就是这样，不是让你去和这老头儿怼，只是让你承认，你不论干得如何，这世界上总有人会觉得你不是东西。别怕结梁子，别磨叽，你讨好不了所有人的。所以说好人做人也要厉害一点，就是这个道理。
各位读者，想象一下你正在火锅店吃火锅，我端着自助小料从你旁边路过，一个趔趄，麻酱洒在你身上了。
请问，此时我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能让你心里不那么不爽？我一直道歉？我给你出干洗的钱？我赔你一身衣服钱？（大多数情况也就做到第一条就过去了）。可以肯定的是，不论我说什么、做什么，你心里还是不爽的，你是个成年人、理智的人、文明的人，你摆摆手说算了，或者你是个社会大哥，找人打了我一顿，不论怎样，不爽就是不爽，它不会消失。那我要怎么做？首先，我必须赔你衣服，赔礼道歉，其次，我知道你不爽，但是没办法，我也只能做这么多了，我是绝不会思考怎么能让你喜笑颜开、喜欢我这个人的，那是庸人自扰。
我想说的社会规则就是：做人不要磨叽，这个社会就是存在不和谐的，哪怕大家都怀着善良的意愿，还是会存在【结构性】的利益冲突。借用一下经济学的理论，我把冲突分成结构性和摩擦性的，什么是摩擦性的？我闲着没事儿非得和你打一架，这种事情是可以避免的，就好比你搬桌子进门，横着过不去，侧着就过去了，所以这个“过不去”就是有办法避免的。但是比如咱们两个科员争一个副科长的职位，我上了你就下，这种事情就是结构性的，好比你要把大象拉进家里，横竖是“过不去”那个门的。咱们俩都是好人，咱们俩关系铁，我能力比你强，完全公平竞争，我提拔了，你没有，你高兴不高兴？你 不！高！兴！你可能很讲道理，也不会背后使绊子，也不会当面使脸色，但是不高兴就是不高兴，没道理可讲。
这对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在人群中生活，一定要有应对别人的讨厌和不高兴的心理准备，不是教你睚眦必报或者和人斗，只是说，一定要明白，有些该做的事儿你大胆去做，得罪人是不可避免的，对有些必然得罪的人，虽然你待他们也要行君子之道，但不要妄想你好言好语或者做点儿什么就能把人讨好回来。
一起进公司的同事，你在事业上先进一步，有人就是不高兴，人家不高兴也是合理的，你进一步也是必然的，既然是结构性的，就别跟他磨叽了，你请他吃饭、陪他喝酒，就能改变你“抢”了他位子的事实？光屁股玩儿大的发小，现在混得一穷二白，你过年开着奔驰回家，人家心里就是有点酸，你再低三下四，再陪着他喝酒忆旧情，能起到让他释怀的作用？我见过太多提拔了的同事讨好没提拔的同事、有钱的旧友讨好没钱的旧友、领导处分完工作出了大纰漏的下属又找下属谈心想扳回一下自己的形象、受人之托给人办事儿的人最后事儿办黄了低三下四去道歉，我只能说：场面上该做的事儿还得做，但你心里必须明白，这么做根本没用。行得正做得端是一方面，你没干坏事儿也有人要不喜欢你，是另一方面。
最后讲一个故事吧，我的一个直系师弟，工作能力超强，在一个地方干了三年，把部门带得有声有色。后来有一个更好的工作机会，就准备换工作了。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呢？他提前半年和老板说，我要走了，我慢慢和你交接工作，老板肯定不爽了，这么厉害的人走了，以后公司工作很难搞。于是一方面狠狠给他施压，讲三年里面是怎么培养他的，另一方面直接给师弟的下家打电话，倒不是说坏话，而是质问：他离职是他找的你们还是你们找的他？总之在圈子里闹出了一点动静。最后我师弟说要走，又觉得不想和老板搞得太难看，干完了半年，赶上一个大项目，又拖了三个月才走了。走了以后还和以前同事频繁联系，怕人家有交接不上的地方。我给他总结就是：离婚官司打了整整一年，打官司期间两口子还一张床睡觉一口锅里吃饭，不气死也恶心死了。我师弟错在什么地方？觉得自己走是完全正当的事儿（这是显然），所以老板不应该生气，所以自己好好把事情交接清楚了，好言好语应对了老板的质问，再踏踏实实给公司干最后一个大项目，最后肯定是客客气气，还是朋友那样分手了。这就是学生气太重了。你一个能力这么强的人，跳到对家公司了，对一个私营企业的老总来说，看见你还能不眼睛里冒火？你干什么能挽回回来？不可能的，别妄想了，这就是结构性的矛盾，千万千万千万别想着你能把人讨好回来。人家就是不高兴的，遇上小心眼的，你们就是结了梁子的，一定要正视生活中存在说起你来就恨得牙痒痒的人的现实。
我给我师弟这么复盘：按国际惯例，离职前三个月通知东家，这叫grace period（高管六到十二个月，这种小企业就别说了），这三个月，啥也别磨叽，帮忙找替你的人、交接工作，三个月以后，手续办完，原来业务一概不碰，一天也别多来。人家不恨你，这是好事儿，来日方长。人家恨你，让他恨去，你还要怎的？
同样是离职，我认识的一个销售大哥是这么和我说的：“当时公司80%销售额是我做出来的，我走的时候老板差点气死，现在老头都退休在家了，十年过去了，听说上个月还在饭局上骂我不是东西呢，哈哈”。
你看，就是这样，不是让你去和这老头儿怼，只是让你承认，你不论干得如何，这世界上总有人会觉得你不是东西。别怕结梁子，别磨叽，你讨好不了所有人的。所以说好人做人也要厉害一点，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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