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老兵回忆啃不动土豆用牙刮# ：战场上食物不足时只能吃土豆和雪】没有国，哪有家？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71周年，伴随着电影《长津湖》在国庆期间的热映，大河报记者再次把镜头对准这群“最可爱的人”。
驻马店两位老兵邹玉振、袁国章回国退伍后各自忙于各自的生活，如今生活平静。邹玉振身体相对比较健康，夫妻均在家养老，由儿子照顾，老兵自己也养了一群“扁嘴”（鸭子），平时也会帮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干些轻松的活，偶尔还会有些志愿者来看望，他总是忍不住给大家讲述曾经的烽火岁月。
2020年，记者就曾去采访过邹玉振和袁国章，两家相距不远，两位老兵不在同一个部队，没有一起打过仗，碰了面却用朝鲜语对起话来。说着说着，两位老兵的眼眶湿润了，互相拥抱着，久久不愿分开。今年随着《长津湖》的热映，记者再次与老兵们聊起了战斗岁月，电影里面美军飞机让志愿军吃了不少苦头，老兵们作为机炮连战士，他们经历的战场到底是什么样的？
大河报记者：你在朝鲜战场上吃过土豆没有？
邹玉振：吃过，吃土豆喝盐水，那时候咱们国家穷，在战场上不能像美国兵那样吃细米白面，还有啤酒、咖啡喝，咱们只能吃高梁面，供应不上就吃土豆吃雪，战争结束后回到国内才能吃饱肚子。
袁国章：吃过，（吃的时候得）再热热，粮食送不过去，冻土豆，啃也啃不动，用牙刮着吃，渴了，抓一把雪填嘴里。后期不吃冻土豆了，后方送去什么就吃什么。吃的什么多？国家那时候很穷，大米很少，有时候送去高粱米，高粱米吃的也不算很多。大河报记者：在雪地里埋伏过没有？
邹玉振：在雪地里趴过两天一夜，身体弱的冻死了，身体好的熬过来了。有冻伤的，有的人脚趾头都截了，有的腿都截了。
袁国章：经常在雪地里趴着，趴那里也不动，经常在战壕里一趴就是一天一夜，（打仗）谁敢动一下？
大河报记者：打落过美军敌机没？
邹玉振：打落过不少，在青双江大桥，打落过敌人的飞机，高炮也多，高射机枪也多。我们当时有20个高炮团，100个高炮营。
袁国章：我的部队打过，打过飞机，也用炮打下来过一架。
邹玉振：指挥战士打落美军飞机
我从小命苦，几岁时因家乡发洪水被冲走，后来被人收留才捡回一条命。
十几岁的时候参加国军，开始和日本鬼子打。日本鬼子投降之后，我投诚当了八路。
在1949年的时候，我跟着部队一路南下，有时候是后勤做饭，有时候是老百姓做饭，以米饭为主，我们步行到重庆，后来又过江，然后得到消息，朝鲜战争打起来了，我们部队又坐船三天到武汉休息了一阵子，期间我们在广播上听到领导人多次讲朝鲜战场的重要意义，美国虽然在打朝鲜，但是紧挨着朝鲜的就是我们中国，我们国家经不起折腾了，必须去支援朝鲜！
我们没休息多久又出发了，这次走了七天到东北凤凰山，然后又倒回来到沈阳歇脚，这一年我永远不会忘记，是1950年，我和我的战友们暗暗发誓，一定要守住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我们最终到了东北海城，休息了一个月，白天跟着部队训练，晚上住在老百姓家里，学习朝鲜战场的知识。直到1951年，我们开始坐车出发，这次上战场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活着回来，我让我的战友给我照了张相，寄到我养父养母家里，并且写了信告诉他们我的情况，让他们别再挂念我了。
1952年，我们到军事线待了大概两三个月，我当时所属的部队是十五军三十二师九十五团一营机炮连，负责防空，主要对付美国人的飞机，我们的武器是高射炮，带着耳机，看到飞机后，等排长下令，我们就开炮，不知道打落了多少架飞机。再后来我的部队去守下惠山打了一天一夜，战争极为惨烈，我们的排长受伤了，临时让班长顶替排长的位置。
当我当上排长职位那一刻，我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这个时候西南方向飞过来了美国兵的战斗机，我来不及学习了，赶紧去指挥，按照以前我的排长的指挥方式，对着对讲机喊道“西南五百，高度八百，放！”然后炮弹“嘟”“嘟”“嘟”“嘟”的发射了出去，目睹着这架飞机被打落，心中满满的成就感，当时激动地得我全身都在颤抖。
1953年，我们突然接到命令，两个小时以内，200里以内的重武器都得就位，要去守清川江大桥了。我们赶紧坐上汽车，前往清川江大桥，地图上都已经标好了位置，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后，天空的飞机扔下来了一个汽油桶炸弹，可把我们吓坏了，还好是个哑弹，我们的人赶紧上去把炸弹排除了，至今想起来也是一阵阵的后怕。我的部队都是高射机枪，攻击距离6里地，主要负责保护高射炮。在清川江大桥边上，我们打了7天7夜，打着打着，停战了，我们下了汽车换乘火车，去了师指挥所，守了两年的师指挥所。
虽然我是临时代理排长，但是把我的兵管理的还算可以，起码没有出意外，领导就认命我为12号指挥排长了。
袁国章：长相秀气的老乡战友在眼前牺牲
我被分配在18兵团62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然后我在榆次县学习了六七天的文化课和政治教育的知识，又跟着部队一起去解放西北，十一月的时候又去了四川，又从四川坐汽车到贵州，然后步行到长沙，到1950年的时候，我成为了文化教员。
1951年3月，我们这里听到了朝鲜战场的消息，同一时间我被调到了16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我跟随着我的部队从长沙坐火车到汉口，河北，吉林，一直到1951年年底我们到了普兰店，住在老百姓的家里，训练了四五个月，然后给我分配了步枪，被子，糯米，然后又坐火车。
一进朝鲜就是战场，那时候的条件苦啊，饱一顿饥一顿的，好在子弹分配的很多，成千成千的发，根本打不完，我们累了就挖个洞，在洞里休息，打一仗就换个地方在那待了多久，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一直到上甘岭的时候，组织让我当文化教员，从那之后，我从打美国兵的战士，变成了教文化课，教唱歌的文化教员，每天在各个部队里游走，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教大家识字唱歌的时候，时不时的会有美国兵捣乱，一直没有机会完完整整的上完一堂课，我们还根据当时的情况，编了一些顺口溜：“小鬼子，美国兵，有三怕，一怕打野战，二怕拼刺刀，三怕手榴弹把他蹦！”这个顺口溜编完，我们都笑了，笑着笑着，我发现周围的战士们眼角都湿润了，美国兵这三怕，是我们多少个战士的经验啊，美国兵为啥会有这三怕，这是我们的战士擅长的，硬生生给他们打怕的，论装备，美国兵比我们精良，论条件，美国兵比我们好太多了，但是我们不能怕啊，我们不能退，我们的背后，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亲人！这来之不易的家园，刚把日本鬼子赶走，这又来了美国兵，我们必须寸土必争！
那时候的条件也很苦啊，美国的飞机在天空飞过去的时候，我们都猫在下方，大气不敢喘一下，唯恐被飞机看到，就是做饭，都不敢有太大的炊烟，唯恐暴露位置。我有个关系特别好的战士兄弟，他叫候顺章，也是我们河南的老乡，长得很秀气，放在现在，他的长相绝对是个大明星。那天我们正在山沟里休息，美国的飞机飞过来了，飞机下方紧跟着美国兵，候顺章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给我说枪声很好听，他听愣神了，竟然站了起来，被人家一枪打死了，那场战争很惨烈，我们惨胜，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我爬着后撤，边爬边拉着他往后走，等确定安全的时候，我忍不住的留下了眼泪，就地挖个坑给他埋了，没有墓碑，我只给他插了个树枝当他的墓碑，然后匆匆撤退，我一直到下了战场，也没有机会去给他扫扫墓，我甚至都忘了我把他埋在哪里了，至今我还在想，当时是什么枪声，我都没有听清楚，这个侯顺章竟然能听敌人的枪声入迷了。
1952年开始，战争没有那么激烈了，但是前线的小摩擦还是不断，听说中国一直在和美国谈，一直到1953年，我们才开始撤军。#洞见计划#（大河报记者 朱长振）
驻马店两位老兵邹玉振、袁国章回国退伍后各自忙于各自的生活，如今生活平静。邹玉振身体相对比较健康，夫妻均在家养老，由儿子照顾，老兵自己也养了一群“扁嘴”（鸭子），平时也会帮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干些轻松的活，偶尔还会有些志愿者来看望，他总是忍不住给大家讲述曾经的烽火岁月。
2020年，记者就曾去采访过邹玉振和袁国章，两家相距不远，两位老兵不在同一个部队，没有一起打过仗，碰了面却用朝鲜语对起话来。说着说着，两位老兵的眼眶湿润了，互相拥抱着，久久不愿分开。今年随着《长津湖》的热映，记者再次与老兵们聊起了战斗岁月，电影里面美军飞机让志愿军吃了不少苦头，老兵们作为机炮连战士，他们经历的战场到底是什么样的？
大河报记者：你在朝鲜战场上吃过土豆没有？
邹玉振：吃过，吃土豆喝盐水，那时候咱们国家穷，在战场上不能像美国兵那样吃细米白面，还有啤酒、咖啡喝，咱们只能吃高梁面，供应不上就吃土豆吃雪，战争结束后回到国内才能吃饱肚子。
袁国章：吃过，（吃的时候得）再热热，粮食送不过去，冻土豆，啃也啃不动，用牙刮着吃，渴了，抓一把雪填嘴里。后期不吃冻土豆了，后方送去什么就吃什么。吃的什么多？国家那时候很穷，大米很少，有时候送去高粱米，高粱米吃的也不算很多。大河报记者：在雪地里埋伏过没有？
邹玉振：在雪地里趴过两天一夜，身体弱的冻死了，身体好的熬过来了。有冻伤的，有的人脚趾头都截了，有的腿都截了。
袁国章：经常在雪地里趴着，趴那里也不动，经常在战壕里一趴就是一天一夜，（打仗）谁敢动一下？
大河报记者：打落过美军敌机没？
邹玉振：打落过不少，在青双江大桥，打落过敌人的飞机，高炮也多，高射机枪也多。我们当时有20个高炮团，100个高炮营。
袁国章：我的部队打过，打过飞机，也用炮打下来过一架。
邹玉振：指挥战士打落美军飞机
我从小命苦，几岁时因家乡发洪水被冲走，后来被人收留才捡回一条命。
十几岁的时候参加国军，开始和日本鬼子打。日本鬼子投降之后，我投诚当了八路。
在1949年的时候，我跟着部队一路南下，有时候是后勤做饭，有时候是老百姓做饭，以米饭为主，我们步行到重庆，后来又过江，然后得到消息，朝鲜战争打起来了，我们部队又坐船三天到武汉休息了一阵子，期间我们在广播上听到领导人多次讲朝鲜战场的重要意义，美国虽然在打朝鲜，但是紧挨着朝鲜的就是我们中国，我们国家经不起折腾了，必须去支援朝鲜！
我们没休息多久又出发了，这次走了七天到东北凤凰山，然后又倒回来到沈阳歇脚，这一年我永远不会忘记，是1950年，我和我的战友们暗暗发誓，一定要守住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我们最终到了东北海城，休息了一个月，白天跟着部队训练，晚上住在老百姓家里，学习朝鲜战场的知识。直到1951年，我们开始坐车出发，这次上战场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活着回来，我让我的战友给我照了张相，寄到我养父养母家里，并且写了信告诉他们我的情况，让他们别再挂念我了。
1952年，我们到军事线待了大概两三个月，我当时所属的部队是十五军三十二师九十五团一营机炮连，负责防空，主要对付美国人的飞机，我们的武器是高射炮，带着耳机，看到飞机后，等排长下令，我们就开炮，不知道打落了多少架飞机。再后来我的部队去守下惠山打了一天一夜，战争极为惨烈，我们的排长受伤了，临时让班长顶替排长的位置。
当我当上排长职位那一刻，我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这个时候西南方向飞过来了美国兵的战斗机，我来不及学习了，赶紧去指挥，按照以前我的排长的指挥方式，对着对讲机喊道“西南五百，高度八百，放！”然后炮弹“嘟”“嘟”“嘟”“嘟”的发射了出去，目睹着这架飞机被打落，心中满满的成就感，当时激动地得我全身都在颤抖。
1953年，我们突然接到命令，两个小时以内，200里以内的重武器都得就位，要去守清川江大桥了。我们赶紧坐上汽车，前往清川江大桥，地图上都已经标好了位置，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后，天空的飞机扔下来了一个汽油桶炸弹，可把我们吓坏了，还好是个哑弹，我们的人赶紧上去把炸弹排除了，至今想起来也是一阵阵的后怕。我的部队都是高射机枪，攻击距离6里地，主要负责保护高射炮。在清川江大桥边上，我们打了7天7夜，打着打着，停战了，我们下了汽车换乘火车，去了师指挥所，守了两年的师指挥所。
虽然我是临时代理排长，但是把我的兵管理的还算可以，起码没有出意外，领导就认命我为12号指挥排长了。
袁国章：长相秀气的老乡战友在眼前牺牲
我被分配在18兵团62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然后我在榆次县学习了六七天的文化课和政治教育的知识，又跟着部队一起去解放西北，十一月的时候又去了四川，又从四川坐汽车到贵州，然后步行到长沙，到1950年的时候，我成为了文化教员。
1951年3月，我们这里听到了朝鲜战场的消息，同一时间我被调到了16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我跟随着我的部队从长沙坐火车到汉口，河北，吉林，一直到1951年年底我们到了普兰店，住在老百姓的家里，训练了四五个月，然后给我分配了步枪，被子，糯米，然后又坐火车。
一进朝鲜就是战场，那时候的条件苦啊，饱一顿饥一顿的，好在子弹分配的很多，成千成千的发，根本打不完，我们累了就挖个洞，在洞里休息，打一仗就换个地方在那待了多久，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一直到上甘岭的时候，组织让我当文化教员，从那之后，我从打美国兵的战士，变成了教文化课，教唱歌的文化教员，每天在各个部队里游走，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教大家识字唱歌的时候，时不时的会有美国兵捣乱，一直没有机会完完整整的上完一堂课，我们还根据当时的情况，编了一些顺口溜：“小鬼子，美国兵，有三怕，一怕打野战，二怕拼刺刀，三怕手榴弹把他蹦！”这个顺口溜编完，我们都笑了，笑着笑着，我发现周围的战士们眼角都湿润了，美国兵这三怕，是我们多少个战士的经验啊，美国兵为啥会有这三怕，这是我们的战士擅长的，硬生生给他们打怕的，论装备，美国兵比我们精良，论条件，美国兵比我们好太多了，但是我们不能怕啊，我们不能退，我们的背后，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亲人！这来之不易的家园，刚把日本鬼子赶走，这又来了美国兵，我们必须寸土必争！
那时候的条件也很苦啊，美国的飞机在天空飞过去的时候，我们都猫在下方，大气不敢喘一下，唯恐被飞机看到，就是做饭，都不敢有太大的炊烟，唯恐暴露位置。我有个关系特别好的战士兄弟，他叫候顺章，也是我们河南的老乡，长得很秀气，放在现在，他的长相绝对是个大明星。那天我们正在山沟里休息，美国的飞机飞过来了，飞机下方紧跟着美国兵，候顺章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给我说枪声很好听，他听愣神了，竟然站了起来，被人家一枪打死了，那场战争很惨烈，我们惨胜，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我爬着后撤，边爬边拉着他往后走，等确定安全的时候，我忍不住的留下了眼泪，就地挖个坑给他埋了，没有墓碑，我只给他插了个树枝当他的墓碑，然后匆匆撤退，我一直到下了战场，也没有机会去给他扫扫墓，我甚至都忘了我把他埋在哪里了，至今我还在想，当时是什么枪声，我都没有听清楚，这个侯顺章竟然能听敌人的枪声入迷了。
1952年开始，战争没有那么激烈了，但是前线的小摩擦还是不断，听说中国一直在和美国谈，一直到1953年，我们才开始撤军。#洞见计划#（大河报记者 朱长振）
【#抗美援朝老兵回忆啃不动土豆用牙刮# ：战场上食物不足时只能吃土豆和雪】没有国，哪有家？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71周年，伴随着电影《长津湖》在国庆期间的热映，大河报记者再次把镜头对准这群“最可爱的人”。
驻马店两位老兵邹玉振、袁国章回国退伍后各自忙于各自的生活，如今生活平静。邹玉振身体相对比较健康，夫妻均在家养老，由儿子照顾，老兵自己也养了一群“扁嘴”（鸭子），平时也会帮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干些轻松的活，偶尔还会有些志愿者来看望，他总是忍不住给大家讲述曾经的烽火岁月。
2020年，记者就曾去采访过邹玉振和袁国章，两家相距不远，两位老兵不在同一个部队，没有一起打过仗，碰了面却用朝鲜语对起话来。说着说着，两位老兵的眼眶湿润了，互相拥抱着，久久不愿分开。今年随着《长津湖》的热映，记者再次与老兵们聊起了战斗岁月，电影里面美军飞机让志愿军吃了不少苦头，老兵们作为机炮连战士，他们经历的战场到底是什么样的？
大河报记者：你在朝鲜战场上吃过土豆没有？
邹玉振：吃过，吃土豆喝盐水，那时候咱们国家穷，在战场上不能像美国兵那样吃细米白面，还有啤酒、咖啡喝，咱们只能吃高梁面，供应不上就吃土豆吃雪，战争结束后回到国内才能吃饱肚子。
袁国章：吃过，（吃的时候得）再热热，粮食送不过去，冻土豆，啃也啃不动，用牙刮着吃，渴了，抓一把雪填嘴里。后期不吃冻土豆了，后方送去什么就吃什么。吃的什么多？国家那时候很穷，大米很少，有时候送去高粱米，高粱米吃的也不算很多。大河报记者：在雪地里埋伏过没有？
邹玉振：在雪地里趴过两天一夜，身体弱的冻死了，身体好的熬过来了。有冻伤的，有的人脚趾头都截了，有的腿都截了。
袁国章：经常在雪地里趴着，趴那里也不动，经常在战壕里一趴就是一天一夜，（打仗）谁敢动一下？
大河报记者：打落过美军敌机没？
邹玉振：打落过不少，在青双江大桥，打落过敌人的飞机，高炮也多，高射机枪也多。我们当时有20个高炮团，100个高炮营。
袁国章：我的部队打过，打过飞机，也用炮打下来过一架。
邹玉振：指挥战士打落美军飞机
我从小命苦，几岁时因家乡发洪水被冲走，后来被人收留才捡回一条命。
十几岁的时候参加国军，开始和日本鬼子打。日本鬼子投降之后，我投诚当了八路。
在1949年的时候，我跟着部队一路南下，有时候是后勤做饭，有时候是老百姓做饭，以米饭为主，我们步行到重庆，后来又过江，然后得到消息，朝鲜战争打起来了，我们部队又坐船三天到武汉休息了一阵子，期间我们在广播上听到领导人多次讲朝鲜战场的重要意义，美国虽然在打朝鲜，但是紧挨着朝鲜的就是我们中国，我们国家经不起折腾了，必须去支援朝鲜！
我们没休息多久又出发了，这次走了七天到东北凤凰山，然后又倒回来到沈阳歇脚，这一年我永远不会忘记，是1950年，我和我的战友们暗暗发誓，一定要守住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我们最终到了东北海城，休息了一个月，白天跟着部队训练，晚上住在老百姓家里，学习朝鲜战场的知识。直到1951年，我们开始坐车出发，这次上战场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活着回来，我让我的战友给我照了张相，寄到我养父养母家里，并且写了信告诉他们我的情况，让他们别再挂念我了。
1952年，我们到军事线待了大概两三个月，我当时所属的部队是十五军三十二师九十五团一营机炮连，负责防空，主要对付美国人的飞机，我们的武器是高射炮，带着耳机，看到飞机后，等排长下令，我们就开炮，不知道打落了多少架飞机。再后来我的部队去守下惠山打了一天一夜，战争极为惨烈，我们的排长受伤了，临时让班长顶替排长的位置。
当我当上排长职位那一刻，我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这个时候西南方向飞过来了美国兵的战斗机，我来不及学习了，赶紧去指挥，按照以前我的排长的指挥方式，对着对讲机喊道“西南五百，高度八百，放！”然后炮弹“嘟”“嘟”“嘟”“嘟”的发射了出去，目睹着这架飞机被打落，心中满满的成就感，当时激动地得我全身都在颤抖。
1953年，我们突然接到命令，两个小时以内，200里以内的重武器都得就位，要去守清川江大桥了。我们赶紧坐上汽车，前往清川江大桥，地图上都已经标好了位置，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后，天空的飞机扔下来了一个汽油桶炸弹，可把我们吓坏了，还好是个哑弹，我们的人赶紧上去把炸弹排除了，至今想起来也是一阵阵的后怕。我的部队都是高射机枪，攻击距离6里地，主要负责保护高射炮。在清川江大桥边上，我们打了7天7夜，打着打着，停战了，我们下了汽车换乘火车，去了师指挥所，守了两年的师指挥所。
虽然我是临时代理排长，但是把我的兵管理的还算可以，起码没有出意外，领导就认命我为12号指挥排长了。
袁国章：长相秀气的老乡战友在眼前牺牲
我被分配在18兵团62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然后我在榆次县学习了六七天的文化课和政治教育的知识，又跟着部队一起去解放西北，十一月的时候又去了四川，又从四川坐汽车到贵州，然后步行到长沙，到1950年的时候，我成为了文化教员。
1951年3月，我们这里听到了朝鲜战场的消息，同一时间我被调到了16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我跟随着我的部队从长沙坐火车到汉口，河北，吉林，一直到1951年年底我们到了普兰店，住在老百姓的家里，训练了四五个月，然后给我分配了步枪，被子，糯米，然后又坐火车。
一进朝鲜就是战场，那时候的条件苦啊，饱一顿饥一顿的，好在子弹分配的很多，成千成千的发，根本打不完，我们累了就挖个洞，在洞里休息，打一仗就换个地方在那待了多久，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一直到上甘岭的时候，组织让我当文化教员，从那之后，我从打美国兵的战士，变成了教文化课，教唱歌的文化教员，每天在各个部队里游走，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教大家识字唱歌的时候，时不时的会有美国兵捣乱，一直没有机会完完整整的上完一堂课，我们还根据当时的情况，编了一些顺口溜：“小鬼子，美国兵，有三怕，一怕打野战，二怕拼刺刀，三怕手榴弹把他蹦！”这个顺口溜编完，我们都笑了，笑着笑着，我发现周围的战士们眼角都湿润了，美国兵这三怕，是我们多少个战士的经验啊，美国兵为啥会有这三怕，这是我们的战士擅长的，硬生生给他们打怕的，论装备，美国兵比我们精良，论条件，美国兵比我们好太多了，但是我们不能怕啊，我们不能退，我们的背后，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亲人！这来之不易的家园，刚把日本鬼子赶走，这又来了美国兵，我们必须寸土必争！
那时候的条件也很苦啊，美国的飞机在天空飞过去的时候，我们都猫在下方，大气不敢喘一下，唯恐被飞机看到，就是做饭，都不敢有太大的炊烟，唯恐暴露位置。我有个关系特别好的战士兄弟，他叫候顺章，也是我们河南的老乡，长得很秀气，放在现在，他的长相绝对是个大明星。那天我们正在山沟里休息，美国的飞机飞过来了，飞机下方紧跟着美国兵，候顺章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给我说枪声很好听，他听愣神了，竟然站了起来，被人家一枪打死了，那场战争很惨烈，我们惨胜，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我爬着后撤，边爬边拉着他往后走，等确定安全的时候，我忍不住的留下了眼泪，就地挖个坑给他埋了，没有墓碑，我只给他插了个树枝当他的墓碑，然后匆匆撤退，我一直到下了战场，也没有机会去给他扫扫墓，我甚至都忘了我把他埋在哪里了，至今我还在想，当时是什么枪声，我都没有听清楚，这个侯顺章竟然能听敌人的枪声入迷了。
1952年开始，战争没有那么激烈了，但是前线的小摩擦还是不断，听说中国一直在和美国谈，一直到1953年，我们才开始撤军。#洞见计划#（大河报记者 朱长振）
驻马店两位老兵邹玉振、袁国章回国退伍后各自忙于各自的生活，如今生活平静。邹玉振身体相对比较健康，夫妻均在家养老，由儿子照顾，老兵自己也养了一群“扁嘴”（鸭子），平时也会帮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干些轻松的活，偶尔还会有些志愿者来看望，他总是忍不住给大家讲述曾经的烽火岁月。
2020年，记者就曾去采访过邹玉振和袁国章，两家相距不远，两位老兵不在同一个部队，没有一起打过仗，碰了面却用朝鲜语对起话来。说着说着，两位老兵的眼眶湿润了，互相拥抱着，久久不愿分开。今年随着《长津湖》的热映，记者再次与老兵们聊起了战斗岁月，电影里面美军飞机让志愿军吃了不少苦头，老兵们作为机炮连战士，他们经历的战场到底是什么样的？
大河报记者：你在朝鲜战场上吃过土豆没有？
邹玉振：吃过，吃土豆喝盐水，那时候咱们国家穷，在战场上不能像美国兵那样吃细米白面，还有啤酒、咖啡喝，咱们只能吃高梁面，供应不上就吃土豆吃雪，战争结束后回到国内才能吃饱肚子。
袁国章：吃过，（吃的时候得）再热热，粮食送不过去，冻土豆，啃也啃不动，用牙刮着吃，渴了，抓一把雪填嘴里。后期不吃冻土豆了，后方送去什么就吃什么。吃的什么多？国家那时候很穷，大米很少，有时候送去高粱米，高粱米吃的也不算很多。大河报记者：在雪地里埋伏过没有？
邹玉振：在雪地里趴过两天一夜，身体弱的冻死了，身体好的熬过来了。有冻伤的，有的人脚趾头都截了，有的腿都截了。
袁国章：经常在雪地里趴着，趴那里也不动，经常在战壕里一趴就是一天一夜，（打仗）谁敢动一下？
大河报记者：打落过美军敌机没？
邹玉振：打落过不少，在青双江大桥，打落过敌人的飞机，高炮也多，高射机枪也多。我们当时有20个高炮团，100个高炮营。
袁国章：我的部队打过，打过飞机，也用炮打下来过一架。
邹玉振：指挥战士打落美军飞机
我从小命苦，几岁时因家乡发洪水被冲走，后来被人收留才捡回一条命。
十几岁的时候参加国军，开始和日本鬼子打。日本鬼子投降之后，我投诚当了八路。
在1949年的时候，我跟着部队一路南下，有时候是后勤做饭，有时候是老百姓做饭，以米饭为主，我们步行到重庆，后来又过江，然后得到消息，朝鲜战争打起来了，我们部队又坐船三天到武汉休息了一阵子，期间我们在广播上听到领导人多次讲朝鲜战场的重要意义，美国虽然在打朝鲜，但是紧挨着朝鲜的就是我们中国，我们国家经不起折腾了，必须去支援朝鲜！
我们没休息多久又出发了，这次走了七天到东北凤凰山，然后又倒回来到沈阳歇脚，这一年我永远不会忘记，是1950年，我和我的战友们暗暗发誓，一定要守住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我们最终到了东北海城，休息了一个月，白天跟着部队训练，晚上住在老百姓家里，学习朝鲜战场的知识。直到1951年，我们开始坐车出发，这次上战场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活着回来，我让我的战友给我照了张相，寄到我养父养母家里，并且写了信告诉他们我的情况，让他们别再挂念我了。
1952年，我们到军事线待了大概两三个月，我当时所属的部队是十五军三十二师九十五团一营机炮连，负责防空，主要对付美国人的飞机，我们的武器是高射炮，带着耳机，看到飞机后，等排长下令，我们就开炮，不知道打落了多少架飞机。再后来我的部队去守下惠山打了一天一夜，战争极为惨烈，我们的排长受伤了，临时让班长顶替排长的位置。
当我当上排长职位那一刻，我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这个时候西南方向飞过来了美国兵的战斗机，我来不及学习了，赶紧去指挥，按照以前我的排长的指挥方式，对着对讲机喊道“西南五百，高度八百，放！”然后炮弹“嘟”“嘟”“嘟”“嘟”的发射了出去，目睹着这架飞机被打落，心中满满的成就感，当时激动地得我全身都在颤抖。
1953年，我们突然接到命令，两个小时以内，200里以内的重武器都得就位，要去守清川江大桥了。我们赶紧坐上汽车，前往清川江大桥，地图上都已经标好了位置，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后，天空的飞机扔下来了一个汽油桶炸弹，可把我们吓坏了，还好是个哑弹，我们的人赶紧上去把炸弹排除了，至今想起来也是一阵阵的后怕。我的部队都是高射机枪，攻击距离6里地，主要负责保护高射炮。在清川江大桥边上，我们打了7天7夜，打着打着，停战了，我们下了汽车换乘火车，去了师指挥所，守了两年的师指挥所。
虽然我是临时代理排长，但是把我的兵管理的还算可以，起码没有出意外，领导就认命我为12号指挥排长了。
袁国章：长相秀气的老乡战友在眼前牺牲
我被分配在18兵团62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然后我在榆次县学习了六七天的文化课和政治教育的知识，又跟着部队一起去解放西北，十一月的时候又去了四川，又从四川坐汽车到贵州，然后步行到长沙，到1950年的时候，我成为了文化教员。
1951年3月，我们这里听到了朝鲜战场的消息，同一时间我被调到了16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我跟随着我的部队从长沙坐火车到汉口，河北，吉林，一直到1951年年底我们到了普兰店，住在老百姓的家里，训练了四五个月，然后给我分配了步枪，被子，糯米，然后又坐火车。
一进朝鲜就是战场，那时候的条件苦啊，饱一顿饥一顿的，好在子弹分配的很多，成千成千的发，根本打不完，我们累了就挖个洞，在洞里休息，打一仗就换个地方在那待了多久，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一直到上甘岭的时候，组织让我当文化教员，从那之后，我从打美国兵的战士，变成了教文化课，教唱歌的文化教员，每天在各个部队里游走，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教大家识字唱歌的时候，时不时的会有美国兵捣乱，一直没有机会完完整整的上完一堂课，我们还根据当时的情况，编了一些顺口溜：“小鬼子，美国兵，有三怕，一怕打野战，二怕拼刺刀，三怕手榴弹把他蹦！”这个顺口溜编完，我们都笑了，笑着笑着，我发现周围的战士们眼角都湿润了，美国兵这三怕，是我们多少个战士的经验啊，美国兵为啥会有这三怕，这是我们的战士擅长的，硬生生给他们打怕的，论装备，美国兵比我们精良，论条件，美国兵比我们好太多了，但是我们不能怕啊，我们不能退，我们的背后，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亲人！这来之不易的家园，刚把日本鬼子赶走，这又来了美国兵，我们必须寸土必争！
那时候的条件也很苦啊，美国的飞机在天空飞过去的时候，我们都猫在下方，大气不敢喘一下，唯恐被飞机看到，就是做饭，都不敢有太大的炊烟，唯恐暴露位置。我有个关系特别好的战士兄弟，他叫候顺章，也是我们河南的老乡，长得很秀气，放在现在，他的长相绝对是个大明星。那天我们正在山沟里休息，美国的飞机飞过来了，飞机下方紧跟着美国兵，候顺章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给我说枪声很好听，他听愣神了，竟然站了起来，被人家一枪打死了，那场战争很惨烈，我们惨胜，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我爬着后撤，边爬边拉着他往后走，等确定安全的时候，我忍不住的留下了眼泪，就地挖个坑给他埋了，没有墓碑，我只给他插了个树枝当他的墓碑，然后匆匆撤退，我一直到下了战场，也没有机会去给他扫扫墓，我甚至都忘了我把他埋在哪里了，至今我还在想，当时是什么枪声，我都没有听清楚，这个侯顺章竟然能听敌人的枪声入迷了。
1952年开始，战争没有那么激烈了，但是前线的小摩擦还是不断，听说中国一直在和美国谈，一直到1953年，我们才开始撤军。#洞见计划#（大河报记者 朱长振）
我一直对目前的现状有不确定的感觉，总觉得自己游走在不合规矩的边缘。
这样感觉很强烈，一度到经常怀疑自己的房子、车子和家人都不是现实，偶尔还会经常在梦中看到躲避某种权力部门检查而逃避的样子。
我猜测这种状况的产生和发展，都来自于在东北小镇上学的经历，而这种经历一直困扰了我几乎十多年的时间。北方多林区，我们当地的林区被称为林业局，直接归省上的森工总局管理。林业局有自己的工厂、也有自己的公安、检察院和法院。在镇上，林业局的局办和镇政府几乎平起平坐，我们那里的林业局局长甚至比镇长级别还要高一些。
80年代，林业局仰仗有充足的木材资源，财大气粗，小镇上有林业局的学校和镇上的学校，但因为镇上相对资金匮乏，学校的校舍、师资力量都比林业局差很多。
为了让我能得到更多的教育，虽然我的户口是镇上的，父母和亲戚费尽力气帮我找关系直接进入了林业局的小学就读。我是插班生，每天都要提醒，一定不能让同学和更多老师知道自己不是林业局户口。一旦被发现不是林业局户口，就会被除名，只有回到镇上的学校就读。因为经常被问起家在哪里，户口是什么地方等等，弄的我从小学开始对自己的身份极其敏感。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高中才彻底好转，那时全林业局有3所初中，1所高中，很多初中生考不上高中就只有走向社会。好在我初中升高中考试中，由于第一名考上了中专外地上学，我幸运的成了第一名进入高中。进入高中后，因为是第一名进入而且成绩一直还不错，就没有人在关注我到底是林业局还是镇的户口，我一直绷紧的自己关于身份的神经也放松开来。
1994年，辗转来到成都读书并就业再到2017年创业，注册了高新区的公司，为了将就在城里居住的一位年长股东，在青羊区云龙酒店租了办公室。做的人力资源行业，因为劳务派遣证要求必需注册地和营业地一致，又从青羊区辗转回到高新区理想中心租了办公室，结果办公室又是住宅性质，无法转移注册地。
为了符合法规的要求并应对劳务派遣经营许可每年年审的要求，2017年下半年把注册地转移到了朋友在高新区科园南路的公司。每年为了年审，都要在朋友公司门口粘贴我们自己的LOGO一个多月，而且还要朋友公司前台和行政面对临检人员撒谎说我们都外出帮我们隐瞒，还好连续3年都顺利过关。
麻烦朋友多次，自己也心力憔悴，每次应付检查都觉得和年少时在老家应对户口检查的经历极为相似。2021年，终于理想中心的房子到期，找到了目前距离很近在曙光国际大厦的办公室，终于，营业执照，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全部搞定。
不再有以前随时担心的身份、地址的问题，公司的事情解决，好像年轻时的身份问题记忆也逐渐远去。
期待未来的路上，顺利、进步、成长、收获！
这样感觉很强烈，一度到经常怀疑自己的房子、车子和家人都不是现实，偶尔还会经常在梦中看到躲避某种权力部门检查而逃避的样子。
我猜测这种状况的产生和发展，都来自于在东北小镇上学的经历，而这种经历一直困扰了我几乎十多年的时间。北方多林区，我们当地的林区被称为林业局，直接归省上的森工总局管理。林业局有自己的工厂、也有自己的公安、检察院和法院。在镇上，林业局的局办和镇政府几乎平起平坐，我们那里的林业局局长甚至比镇长级别还要高一些。
80年代，林业局仰仗有充足的木材资源，财大气粗，小镇上有林业局的学校和镇上的学校，但因为镇上相对资金匮乏，学校的校舍、师资力量都比林业局差很多。
为了让我能得到更多的教育，虽然我的户口是镇上的，父母和亲戚费尽力气帮我找关系直接进入了林业局的小学就读。我是插班生，每天都要提醒，一定不能让同学和更多老师知道自己不是林业局户口。一旦被发现不是林业局户口，就会被除名，只有回到镇上的学校就读。因为经常被问起家在哪里，户口是什么地方等等，弄的我从小学开始对自己的身份极其敏感。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高中才彻底好转，那时全林业局有3所初中，1所高中，很多初中生考不上高中就只有走向社会。好在我初中升高中考试中，由于第一名考上了中专外地上学，我幸运的成了第一名进入高中。进入高中后，因为是第一名进入而且成绩一直还不错，就没有人在关注我到底是林业局还是镇的户口，我一直绷紧的自己关于身份的神经也放松开来。
1994年，辗转来到成都读书并就业再到2017年创业，注册了高新区的公司，为了将就在城里居住的一位年长股东，在青羊区云龙酒店租了办公室。做的人力资源行业，因为劳务派遣证要求必需注册地和营业地一致，又从青羊区辗转回到高新区理想中心租了办公室，结果办公室又是住宅性质，无法转移注册地。
为了符合法规的要求并应对劳务派遣经营许可每年年审的要求，2017年下半年把注册地转移到了朋友在高新区科园南路的公司。每年为了年审，都要在朋友公司门口粘贴我们自己的LOGO一个多月，而且还要朋友公司前台和行政面对临检人员撒谎说我们都外出帮我们隐瞒，还好连续3年都顺利过关。
麻烦朋友多次，自己也心力憔悴，每次应付检查都觉得和年少时在老家应对户口检查的经历极为相似。2021年，终于理想中心的房子到期，找到了目前距离很近在曙光国际大厦的办公室，终于，营业执照，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全部搞定。
不再有以前随时担心的身份、地址的问题，公司的事情解决，好像年轻时的身份问题记忆也逐渐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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