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传奇诗人槟郎
作者：张梦如
这学期有幸选了李槟老师比较诗歌这一门课，被李槟老师的教学方式与人格魅力深深吸引。
李槟老师笔名槟郎，安徽巢湖人士，早早的离开了家乡，最终在南京定居。现任教于南京晓庄学院，教授比较诗歌、新诗赏析、旅游文学多门选修课，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知识之渊博。
第一次上李槟老师的课，就被他独特的教学方式所吸引。每次上课前，李槟老师都会对我们说先抛砖再引玉，待他说完他的观点之后，他便会认真的听我们的发言，并且给我们一些建设性的评价。这种教学方式是我长这么大以来从未见过的。在我们刻板的印象中，老师是一副威严、严肃、高高在上的样子，但是李槟老师不一样，他的这种“先抛砖再引玉”的教学方式，让我们感觉他好像不是我们的老师，而更多的，像是我们的一位朋友。于是在情感上，我们跟李槟老师好像亲近了许多，在李槟老师的课堂上我们也不会像在其他课上那么拘束，更加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了。
每次上课的时候，李槟老师都会一脸骄傲地向我们展示他近期写的一些新诗作品，那开心的样子啊，可爱得就像个孩子。李槟老师真的是一位非常热爱诗歌的诗人，这么多年以来，他每天都坚持写一首诗，到目前为止已经写了好几千首了，他的这份热爱与坚持真的很是让我感动。李槟老师曾经对我们说过，有些诗歌是他在梦中所写，灵感一来，就要立即把诗记下来，不然会忘。于是夜里突然醒来后，李槟老师就会立即披衣把诗记下来。俗话说的好，“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也许正是因为李槟老师整天都想着诗歌，所以连夜里都会梦到它吧。
在我的印象里，李槟老师是个可爱而又淡泊宁静的人。他的可爱之处让人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却又能通过他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真切地感受到。记得有一次早早的到行知组团上课，正好碰到了前来上课的李槟老师，李槟老师当时没注意到我。只见他背着个硕大的书包，一路小跑，好像生怕来不及上课似的。可我打开手机看一下时间，明明离上课还有近二十分钟的时间，李槟老师这被书包压得左摇右晃的样子实在是可爱极了。后来我到了教室里，李槟老师正坐在讲台上，一言不发，好像是在沉思。也许诗人就是这样吧，脑子里充满了许多浪漫的想象，给他把椅子就能安静地坐在那里思考一个下午。李槟老师的这副模样也不禁让我想起了“思考者”这个雕塑，先生当时的神态举止跟它相比，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实，这也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观察到李槟老师。只见他圆圆的脸上挂着个圆圆的黑框眼镜，皮肤黝黑，个子不是很高，略微有点胖，平时最爱把手背在后面，低头行走，还时不时的眺望一下远方的天空，目光时而幽怨，时而感伤。这正是一个诗人该有的模样。李槟老师的这个样子就让我想起了民国时期著名的诗人徐志摩，后来我渐渐的发现，李槟老师与徐志摩有许多相似之处。
首先在外观上，他们都有着诗人独有的气质—纯净、浪漫、真实、热情。其次在诗歌的艺术特色上，他们也有着许多共通之处。在形式方面，李槟老师跟徐志摩一样，作诗不拘一格，敢于突破古典的抒情方式，大胆创造新的体式，敢为新诗开拓新的格律，意境优美。李槟老师最近的一首新诗就很好的印证了这一点，诗里这样写到“人啊莫自大，看不见不是没有，听不见不是无声。环境的奥妙，我们都不了解。对了，人死后，可见的肉体没了，不可见的灵魂还在。就在这个世界里，有未知的世界。”在意境方面，他们的诗都有着美轮美奂的意境。而李槟老师的诗歌不单单是所谓古代诗歌中的情景交融和虚实相生，而更多的是掺进了一种抒情，其有很强的抒情感染力，读后韵味无穷。李槟老师的那首《驻步桃花扇亭》，是我最爱的一首诗。诗中这样写到“桃花和扇形的花窗里，露出素馨玉洁的秦淮女子，腮边的泪滴里映着南明的兴亡。一把喋血的纸扇半遮了，亡国里的碧血丹心的红妆”“我驻步栖霞山的桃花涧景区，寻不见卞玉京的葆贞庵堂。却看到素馨玉洁的本家李香君，一把喋血的纸扇扑风而来，抚慰我兴亡国里的痛创。”在这首诗里，槟郎刻画了李香君这样一个英姿飒爽、视死如归的鲜活的形象，传达了对李香君的敬意，引起了读者极大的共鸣。在诗歌的气质和内蕴上，李槟老师和徐志摩一样都讲求“性灵”。往往诗人头脑中的灵光一闪，经过诗人的加工之后，便会成为额一首绝唱。李槟老师同徐志摩一样崇尚性灵。李槟老师的性灵还体现在他的文章冥冥中像是个预言，让人感到惊讶。死亡是每个诗人都深深思考过的一个永恒话题，但是像李槟老师这样能绘声绘色的描写死亡的人，还是不曾见到过的。他曾在《生命中的阴影》中这样写到“生与死相伴。生从死里出来，一路有死跟随。随时有死亡的危险，最终又必然死去。”“为了逃避阴影，可能将死亡忘却，活在浮华的幻象里。如追逐金钱和权利，或者纸醉与金迷。”在这首诗里，槟郎以一种淡定从容的笔调，书写着自己对死亡的理解，他放佛是一个参透生死的智者，以一种从容而又忧伤的语调向我们缓缓地诉说着他的心声：“我已经老了。对欲望用减法，对艺术更专注精力。赶紧做，尽可能多做，直到被阴影吞没。”
跟许多有思想的现代诗人一样，李槟老师也是个孤独的诗人，他的诗歌中总能有意无意的透露出一种孤独感。这可能是跟他早早的离开了家乡巢湖，定居在南京的经历有关。在槟郎的许多诗歌中，他都表达了对故乡的思念以及对童年的回忆。比如那首《故乡的山里红》，诗中这样写到“多美的名字，山里红山里红，故乡的青山红了。小红果如玛瑙，点缀在我的童年。日落西山后，悠然放牛归村。放牛娃嘴里嚼着，口袋里满盛着，香香的山里红”。这首诗歌就是诗人在孤独情境下所写，由旅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感联想到自己的童年生活，表达了对童年那如诗般生活的向往，以及对故乡深切的思念。再比如《拒绝长大的男孩》中，诗人这样写到“过早地看到了，成人的争名夺利。虚伪和欺骗，伪善与阴笑啊。小男孩拒绝长大”。在这首诗中，诗人以冷酷的笔调，心酸的自嘲，写出了成人世界的虚伪和欺骗，明争与暗斗，表达出了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愿景。然而，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傲姿态活在世上的人注定是孤独的。因为没人能理解，没人能明白，没人能真正的感同深受。
其实诗人身上最让我佩服的地方，还是他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也许生不逢时，也许一腔孤傲无人理解，也许经历了人生的许多风风雨雨，受尽许多的冷嘲与热讽，但是诗人依旧不骄不躁，谦逊沉稳，积极乐观。他寄情山水，在山水之间寻找心灵的澄澈与空明；他以笔为戈，在诗歌诗中抒发自己生不逢时、无人理解的孤独与苦闷；他沉迷于学术，在学术上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他热爱书籍，在书海里陶冶身心……也许诗人经历了许多我们所不知道的苦痛与忧伤，但是在他的许多诗歌作品里，我们从未看到任何消极的情绪，反而他以一位长者的身份，在诗歌中耐心的教导我们“对欲望用减法，对艺术更专注精力。赶紧做，尽可能多做，直到被阴影吞没。”
李槟，这位才华横溢却又生不逢时的老师，就是我喜欢的诗人，我所喜欢的槟郎。
2020-12-21
作者：张梦如
这学期有幸选了李槟老师比较诗歌这一门课，被李槟老师的教学方式与人格魅力深深吸引。
李槟老师笔名槟郎，安徽巢湖人士，早早的离开了家乡，最终在南京定居。现任教于南京晓庄学院，教授比较诗歌、新诗赏析、旅游文学多门选修课，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知识之渊博。
第一次上李槟老师的课，就被他独特的教学方式所吸引。每次上课前，李槟老师都会对我们说先抛砖再引玉，待他说完他的观点之后，他便会认真的听我们的发言，并且给我们一些建设性的评价。这种教学方式是我长这么大以来从未见过的。在我们刻板的印象中，老师是一副威严、严肃、高高在上的样子，但是李槟老师不一样，他的这种“先抛砖再引玉”的教学方式，让我们感觉他好像不是我们的老师，而更多的，像是我们的一位朋友。于是在情感上，我们跟李槟老师好像亲近了许多，在李槟老师的课堂上我们也不会像在其他课上那么拘束，更加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了。
每次上课的时候，李槟老师都会一脸骄傲地向我们展示他近期写的一些新诗作品，那开心的样子啊，可爱得就像个孩子。李槟老师真的是一位非常热爱诗歌的诗人，这么多年以来，他每天都坚持写一首诗，到目前为止已经写了好几千首了，他的这份热爱与坚持真的很是让我感动。李槟老师曾经对我们说过，有些诗歌是他在梦中所写，灵感一来，就要立即把诗记下来，不然会忘。于是夜里突然醒来后，李槟老师就会立即披衣把诗记下来。俗话说的好，“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也许正是因为李槟老师整天都想着诗歌，所以连夜里都会梦到它吧。
在我的印象里，李槟老师是个可爱而又淡泊宁静的人。他的可爱之处让人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却又能通过他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真切地感受到。记得有一次早早的到行知组团上课，正好碰到了前来上课的李槟老师，李槟老师当时没注意到我。只见他背着个硕大的书包，一路小跑，好像生怕来不及上课似的。可我打开手机看一下时间，明明离上课还有近二十分钟的时间，李槟老师这被书包压得左摇右晃的样子实在是可爱极了。后来我到了教室里，李槟老师正坐在讲台上，一言不发，好像是在沉思。也许诗人就是这样吧，脑子里充满了许多浪漫的想象，给他把椅子就能安静地坐在那里思考一个下午。李槟老师的这副模样也不禁让我想起了“思考者”这个雕塑，先生当时的神态举止跟它相比，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实，这也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观察到李槟老师。只见他圆圆的脸上挂着个圆圆的黑框眼镜，皮肤黝黑，个子不是很高，略微有点胖，平时最爱把手背在后面，低头行走，还时不时的眺望一下远方的天空，目光时而幽怨，时而感伤。这正是一个诗人该有的模样。李槟老师的这个样子就让我想起了民国时期著名的诗人徐志摩，后来我渐渐的发现，李槟老师与徐志摩有许多相似之处。
首先在外观上，他们都有着诗人独有的气质—纯净、浪漫、真实、热情。其次在诗歌的艺术特色上，他们也有着许多共通之处。在形式方面，李槟老师跟徐志摩一样，作诗不拘一格，敢于突破古典的抒情方式，大胆创造新的体式，敢为新诗开拓新的格律，意境优美。李槟老师最近的一首新诗就很好的印证了这一点，诗里这样写到“人啊莫自大，看不见不是没有，听不见不是无声。环境的奥妙，我们都不了解。对了，人死后，可见的肉体没了，不可见的灵魂还在。就在这个世界里，有未知的世界。”在意境方面，他们的诗都有着美轮美奂的意境。而李槟老师的诗歌不单单是所谓古代诗歌中的情景交融和虚实相生，而更多的是掺进了一种抒情，其有很强的抒情感染力，读后韵味无穷。李槟老师的那首《驻步桃花扇亭》，是我最爱的一首诗。诗中这样写到“桃花和扇形的花窗里，露出素馨玉洁的秦淮女子，腮边的泪滴里映着南明的兴亡。一把喋血的纸扇半遮了，亡国里的碧血丹心的红妆”“我驻步栖霞山的桃花涧景区，寻不见卞玉京的葆贞庵堂。却看到素馨玉洁的本家李香君，一把喋血的纸扇扑风而来，抚慰我兴亡国里的痛创。”在这首诗里，槟郎刻画了李香君这样一个英姿飒爽、视死如归的鲜活的形象，传达了对李香君的敬意，引起了读者极大的共鸣。在诗歌的气质和内蕴上，李槟老师和徐志摩一样都讲求“性灵”。往往诗人头脑中的灵光一闪，经过诗人的加工之后，便会成为额一首绝唱。李槟老师同徐志摩一样崇尚性灵。李槟老师的性灵还体现在他的文章冥冥中像是个预言，让人感到惊讶。死亡是每个诗人都深深思考过的一个永恒话题，但是像李槟老师这样能绘声绘色的描写死亡的人，还是不曾见到过的。他曾在《生命中的阴影》中这样写到“生与死相伴。生从死里出来，一路有死跟随。随时有死亡的危险，最终又必然死去。”“为了逃避阴影，可能将死亡忘却，活在浮华的幻象里。如追逐金钱和权利，或者纸醉与金迷。”在这首诗里，槟郎以一种淡定从容的笔调，书写着自己对死亡的理解，他放佛是一个参透生死的智者，以一种从容而又忧伤的语调向我们缓缓地诉说着他的心声：“我已经老了。对欲望用减法，对艺术更专注精力。赶紧做，尽可能多做，直到被阴影吞没。”
跟许多有思想的现代诗人一样，李槟老师也是个孤独的诗人，他的诗歌中总能有意无意的透露出一种孤独感。这可能是跟他早早的离开了家乡巢湖，定居在南京的经历有关。在槟郎的许多诗歌中，他都表达了对故乡的思念以及对童年的回忆。比如那首《故乡的山里红》，诗中这样写到“多美的名字，山里红山里红，故乡的青山红了。小红果如玛瑙，点缀在我的童年。日落西山后，悠然放牛归村。放牛娃嘴里嚼着，口袋里满盛着，香香的山里红”。这首诗歌就是诗人在孤独情境下所写，由旅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感联想到自己的童年生活，表达了对童年那如诗般生活的向往，以及对故乡深切的思念。再比如《拒绝长大的男孩》中，诗人这样写到“过早地看到了，成人的争名夺利。虚伪和欺骗，伪善与阴笑啊。小男孩拒绝长大”。在这首诗中，诗人以冷酷的笔调，心酸的自嘲，写出了成人世界的虚伪和欺骗，明争与暗斗，表达出了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愿景。然而，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傲姿态活在世上的人注定是孤独的。因为没人能理解，没人能明白，没人能真正的感同深受。
其实诗人身上最让我佩服的地方，还是他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也许生不逢时，也许一腔孤傲无人理解，也许经历了人生的许多风风雨雨，受尽许多的冷嘲与热讽，但是诗人依旧不骄不躁，谦逊沉稳，积极乐观。他寄情山水，在山水之间寻找心灵的澄澈与空明；他以笔为戈，在诗歌诗中抒发自己生不逢时、无人理解的孤独与苦闷；他沉迷于学术，在学术上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他热爱书籍，在书海里陶冶身心……也许诗人经历了许多我们所不知道的苦痛与忧伤，但是在他的许多诗歌作品里，我们从未看到任何消极的情绪，反而他以一位长者的身份，在诗歌中耐心的教导我们“对欲望用减法，对艺术更专注精力。赶紧做，尽可能多做，直到被阴影吞没。”
李槟，这位才华横溢却又生不逢时的老师，就是我喜欢的诗人，我所喜欢的槟郎。
2020-12-21
西川：苏轼韩愈都爱的“石鼓”，藏着怎样的千古秘密？
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
文｜西川
我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件清中期官僚、学者阮元据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拓本翻刻的石鼓文旧拓。阮元所据拓本原为元代画家、书法家赵孟頫所藏，后归宁波天一阁，但终毁于太平天国兵燹。阮元曾两回摹刻石鼓，一次在嘉庆二年（1797），一次在嘉庆十二年（1807）。前者置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后者置扬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岐山石鼓天下摹刻颇多，以阮氏摹刻为佳；两回摹刻，以杭州府学本为精。书法家尹秉绶尝赞阮元翻刻石鼓文曰：“大儒好古，嘉惠艺林，洵盛事也。”
应该是五六年前，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偶见此拓本。所拓古字，我多不识，但直觉以为其字高古，猜想是某青铜器铭文的清代翻刻拓本（因为其上有“北平翁方纲观；男 树培、树崑 侍”字样）。而售卖者亦不识此为何物，遂低价卖我。回家一查，竟是石鼓文的阮元翻刻拓本，而且是杭州府学本。拓片上的文字属大篆类，介乎西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又称“籀书”，相传为周宣王太史籀所创。据说在唐代，石鼓原存465字，到北宋大观年间剩余432字，到元代大德年间剩余386字，就是今天石鼓原石上文字呈现的样貌。15、16世纪之交的明代收藏家安国曾藏有十种石鼓文拓本，因自号家门“十鼓斋”。其中最佳者为北宋三拓，他仿照军兵三阵名之为《先锋》《中权》《后劲》。这些拓本，世上保存石鼓文字数最多，后流传到日本，藏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我这件翻刻拓片或许意义不大，但依然让我领略到石鼓文字浑劲的笔画、规矩的结体，感受到其庄重圆融、古茂丰雄的神秘乃至神圣。正是这件翻刻拓片将我带向了石鼓、石鼓文、石鼓诗。
石鼓又称“猎碣”，我这件拓片为第二碣。其诗曰：（见图一）
这段诗被研究者命名为《汧殹篇》，记述的是秦国君臣兵士的一次捕鱼活动；诗后段也记述了做饭加工的场景。郭沫若对本诗有清楚的解读，网上可以查到。当我能够试着读下它来，而且感受到它的韵脚，我心生莫大欢愉，不免好奇若此诗当初被孔夫子收入《诗经》，该入《风》还是《雅》还是《颂》？——当然孔夫子也许不收，那是他老人家的事。韩愈说：“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荐士》）《汧殹篇》所叙与秦国君臣有关，它被费劲地、正式地，甚至庄严地凿刻于石鼓，在当时肯定不是小事。那么一般说来，它应该有一种场面化的庄重腔调，然此诗却传达出日常、温暖、活泼、乐观的感觉。当作者说到“濿（漫）有小魚，其游散散”的时候，他表现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而他这种兴致似乎在示范后人：古今同心。对上古生活、上古政治、上古经济，《汧殹篇》开我眼界。
猎碣石鼓一共十面（今存九碣半）。每鼓一诗，诗皆四言。因为这些诗作的启首用语，学者们将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汧殹）、田车、銮车、霝雨。这些诗作所叙所咏涉及征旅、修路、渔猎、收获、操练，以及发生在出征或狩猎归途中的遇雨、涉水、行舟之事。被称作《吾车篇》的这一首石鼓诗也很完整：
吾车既工，吾马既同。
吾车既好，吾马既阜。
君子员猎，员猎员游。
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
此诗有类《诗经·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渊博的孔夫子“西行不到秦”，没能对秦地诗做现场调查，他肯定是没见过、没听到过《吾车篇》。
上古华夏究竟有多少诗篇泯然无迹？《墨子·公孟》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合当古诗一千二百首。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篇。或谓孔子前本仅三百篇，孔子自言‘诗三百’是也。然《周礼》言九德、六诗之歌。九德者，《左传》所谓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谓之‘九歌’。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九德、六诗合十五种，今《诗》仅存三种，已有三百篇之多，则十五种当有一千五百篇。”对虽事先锋又自诩好古的我来说，识得《诗经》之外的上古诗篇，感觉更多拥有了一个文化秘密，好像贸然得福，独占了什么，私心以为在知识和精神的台阶上又登高了一级。
土于凤翔府天兴县（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人称之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韦应物、韩愈皆以之为周宣王时代的故物。宋人郑樵《通志略》以为石鼓作于秦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近现代罗振玉、马叙伦均认其出自秦文公时代。据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前770）。金石学家唐兰考证以为，石鼓刻凿时代当在秦献公十一年（前374）。今人刘星、刘牧则确认石鼓文当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前219～前213）之间。若此，则与李斯小篆勒石几乎同时。但石鼓文与李斯小篆何其异类！——学者们的莫衷一是，更增添了石鼓的神秘。
出土以后，石鼓最早被存放在凤翔孔庙。做《石鼓歌》的韩愈见到的是好友张藉持来的拓本。遇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置放于凤翔学府。参与寻找石鼓的人中包括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将其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学。逢“靖康之难”，石鼓被金人北掠，因不知其价值，中途被弃置荒野。后石鼓又流落到北京。有文化的清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都对石鼓呵护有加。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南迁，兜兜转转，险象迭出，但最终完好无损返回北京。解放战争后期，石鼓本在运送台湾之列，但因其太沉，上不了飞机，没能被运走。1956年石鼓在北京故宫展出。展馆原在皇极殿东庑房。2004年重新开展，展馆移至宁寿宫。
2019年秋，我因参与拍摄纪录片《与古为友》，与摄制组一起进入故宫。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每石高约90厘米，直径约67厘米，重约1吨。那冰凉的石头，曾经颠沛流离的石头，被康有为称作“中华第一古物”的石头，作为古文明核心象征的石头，其暗沉的色泽、斑驳的石皮、号称“汉字之祖”的残存的古字、不见于《诗经》而又为我熟知的古诗歌，令我晕眩穿越。我胸中涌起日星出没的洪波，仿佛得见秦国的君臣、狩猎捕鱼的士兵、烟尘与猎猎旌旗，仿佛听见士兵们的呼喊与石匠们叮叮的凿刻声。我当时真有跪拜之心，但没好意思。按捺流连之后，我假装平静地走出宁寿宫，望着旧朝的黄瓦红墙、新时代的四海游人，投入纪录片拍摄，但内心里排列着如大星陨石的石鼓。
如果这些石鼓上仅镌刻着实用的纪实纪事文字，而不是《诗经》之外的诗篇，如果这些石鼓和石鼓文字不是被张九龄、杜甫、岑参、韦应物、韩愈、梅尧臣、欧阳修、苏轼、苏辙、张耒、张养浩、揭傒斯、李东阳、董其昌、朱彝尊、王士祯、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沈德潜、姚鼐、翁方纲、曾国藩等高人吟咏过或者写到过，我在亲眼见到它们时不会荡胸波涌。石鼓所系之诗文、之文化记忆，自唐世以来形成了一个宏硕的系列。这个诗文系列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中非比寻常。
韦应物《石鼓歌》曰：
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
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
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
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
喘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寞。
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
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此殊悬隔。
如果没有略晚出的韩愈《石鼓歌》，韦应物的“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也应算雄蒙大语，为人牢记。但是论影响，在石鼓歌书写系列，当然首推韩愈韩退之的不朽杰作《石鼓歌》。该诗创作于元和六年（811）。诗中韩愈建议将石鼓从荒野运回，免受风霜与人为破坏，应置放并保护于太学，供诸生讲解切磋。其诗如此开篇：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
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灸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
……
这里韩愈用七言，并未袭用石鼓诗四言作句的形式。其诗启句平实，然后荡荡铺开，高追远古，将石鼓置于万世之中。按照中国古诗的一般体量，韩愈《石鼓歌》就算长诗了。不避我出，不化物我，纵横叙事，以文为诗，营语排奡，行文厚密，有时佶屈聱牙，却回肠荡气，仿佛对应着石鼓的古、硬、重、奥，以及风霜，以及文武合体之质。不知道是否有人说过，韩愈《石鼓歌》其实开创了一种诗歌的风格传统，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石鼓歌传统”。韩愈身后虽亦有诗家以飘逸之语、短小形式吟咏石鼓——如清代王士祯作五言律诗《石鼓山》“遥忆岐阳狩，来过石鼓山。韩苏今地下，星斗尚人间……”，但大多数后代诗人咏石鼓好像都是在续写韩愈的《石鼓歌》。约略说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写作风格，唐诗是唐诗，宋诗是宋诗，但要书写石鼓，宋、元、明、清的诗人们多取韩愈为模范。绝了！而且天下古物、古迹数不胜数，但为什么不同时代、朝代的诗人们并不使用统一风格书写例如杭州苏堤或者洞庭湖岳阳楼？石鼓歌书写系列堪称独有！我们由此看出韩愈的魔力，或者说是石鼓与韩愈共谋的魔力，将后代诗人中的不少人编入了同一个队列。
站在这个队列前头的除了梅尧臣，就是嬉笑怒骂又元气淋漓的苏轼苏东坡。但他“续写”《石鼓歌》时收起了自己常用的语调而改用韩愈的语调，仿佛韩公附体。北宋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到凤翔签判任。十六日，谒当地孔庙，抚石鼓，作《石鼓》诗。该诗为组诗《凤翔八观》之一。苏轼《石鼓》诗如此开篇：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
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箝在口。
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
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
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维鱮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
模糊半已似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
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
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
……
与韩诗一样，苏诗也是启句平实，但随后进入大开大合的表述，且用仄韵，写得比韩愈更像韩愈，等于把韩愈又发明了一遍。他首先把他的弟弟苏辙带进了这个石鼓歌队列。苏辙写有《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其一石鼓》：“岐山之阳石为鼓，叩之不鸣悬无虞。以为无用百无直，以为有用万物祖。置身无用有用间，自托周宣谁敢侮。宣王没后坟垅平，秦野苍茫不知处……”再后来的诗人们好像不加入这个队列就难称“诗人”：元代王冕，明代王维桢、董其昌、吴宽、李东阳，清代沈德潜等人纷纷入场，搞得连乾隆皇帝都摩拳擦掌地入列〔乾隆五十五年（1790），曾特令仿刻石鼓，置之辟雍。仿鼓现存北京孔庙〕。乾隆《石鼓歌》可能是老皇帝比较上档次的诗作之一：不仅韩公附体，苏公也附体，或者说是韩、苏化作了石鼓幽灵，附在了乾隆皇帝的身上。他的《石鼓歌》虽用到成语、套话，但写得像模像样，也是以纪事开始：
石鼓之数符天干，千秋法物世已少。
况乎辟雍所罗列，多士藉以资探讨。
韩苏杰作遥唱和，近者德潜诗亦好。
濡笔将吟复屡停，蛇足今添笑绝倒。
昌黎建议虽不行，至竟如言见诚蚤。
东坡寓意良独深，新法当时实滋扰。
德潜力欲追二公，横盘硬语抒文藻。
……
韩苏石鼓幽灵飘荡到清晚，曾国藩下场作《太学石鼓歌》，在石鼓歌书写传统上认祖归宗，风格潇洒纵横，铺排八荒，与韩苏的石鼓歌样式不差毫厘：
韩公不鸣老坡谢，世间神物霾寒灰。
我来北雍抚石鼓，坐卧其下三徘徊。
周宣秉旄奠八柱，岐阳大狩鞭风雷。
四山罝罦币天布，群后冠带如云来。
东征北伐荡膻秽，方召Image何雄哉！
铭功镌石告无极，欲镇后土康八垓。
……
王羲之、谢安为中国斯文贡献了“兰亭修禊”；苏轼、黄庭坚、王诜、李公麟、米芾贡献了“西园雅集”。这都是具体特定空间、时间里的神话。而韩愈、苏轼、乾隆皇帝、曾国藩等在时间的维度上“雅集”于石鼓，堪称“千古雅集”。而这个雅集，千百年来不断赋予石鼓、石鼓文、石鼓诗以更多的文化含义。过而言之，嬉而言之，不入“石鼓歌队列”就是不入斯文队列；在古代，中唐以下，那些号称诗人但无能入此列者，庶几不足与论。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1期，原标题为《石鼓，石鼓文，石鼓歌》）
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
文｜西川
我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件清中期官僚、学者阮元据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拓本翻刻的石鼓文旧拓。阮元所据拓本原为元代画家、书法家赵孟頫所藏，后归宁波天一阁，但终毁于太平天国兵燹。阮元曾两回摹刻石鼓，一次在嘉庆二年（1797），一次在嘉庆十二年（1807）。前者置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后者置扬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岐山石鼓天下摹刻颇多，以阮氏摹刻为佳；两回摹刻，以杭州府学本为精。书法家尹秉绶尝赞阮元翻刻石鼓文曰：“大儒好古，嘉惠艺林，洵盛事也。”
应该是五六年前，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偶见此拓本。所拓古字，我多不识，但直觉以为其字高古，猜想是某青铜器铭文的清代翻刻拓本（因为其上有“北平翁方纲观；男 树培、树崑 侍”字样）。而售卖者亦不识此为何物，遂低价卖我。回家一查，竟是石鼓文的阮元翻刻拓本，而且是杭州府学本。拓片上的文字属大篆类，介乎西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又称“籀书”，相传为周宣王太史籀所创。据说在唐代，石鼓原存465字，到北宋大观年间剩余432字，到元代大德年间剩余386字，就是今天石鼓原石上文字呈现的样貌。15、16世纪之交的明代收藏家安国曾藏有十种石鼓文拓本，因自号家门“十鼓斋”。其中最佳者为北宋三拓，他仿照军兵三阵名之为《先锋》《中权》《后劲》。这些拓本，世上保存石鼓文字数最多，后流传到日本，藏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我这件翻刻拓片或许意义不大，但依然让我领略到石鼓文字浑劲的笔画、规矩的结体，感受到其庄重圆融、古茂丰雄的神秘乃至神圣。正是这件翻刻拓片将我带向了石鼓、石鼓文、石鼓诗。
石鼓又称“猎碣”，我这件拓片为第二碣。其诗曰：（见图一）
这段诗被研究者命名为《汧殹篇》，记述的是秦国君臣兵士的一次捕鱼活动；诗后段也记述了做饭加工的场景。郭沫若对本诗有清楚的解读，网上可以查到。当我能够试着读下它来，而且感受到它的韵脚，我心生莫大欢愉，不免好奇若此诗当初被孔夫子收入《诗经》，该入《风》还是《雅》还是《颂》？——当然孔夫子也许不收，那是他老人家的事。韩愈说：“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荐士》）《汧殹篇》所叙与秦国君臣有关，它被费劲地、正式地，甚至庄严地凿刻于石鼓，在当时肯定不是小事。那么一般说来，它应该有一种场面化的庄重腔调，然此诗却传达出日常、温暖、活泼、乐观的感觉。当作者说到“濿（漫）有小魚，其游散散”的时候，他表现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而他这种兴致似乎在示范后人：古今同心。对上古生活、上古政治、上古经济，《汧殹篇》开我眼界。
猎碣石鼓一共十面（今存九碣半）。每鼓一诗，诗皆四言。因为这些诗作的启首用语，学者们将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汧殹）、田车、銮车、霝雨。这些诗作所叙所咏涉及征旅、修路、渔猎、收获、操练，以及发生在出征或狩猎归途中的遇雨、涉水、行舟之事。被称作《吾车篇》的这一首石鼓诗也很完整：
吾车既工，吾马既同。
吾车既好，吾马既阜。
君子员猎，员猎员游。
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
此诗有类《诗经·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渊博的孔夫子“西行不到秦”，没能对秦地诗做现场调查，他肯定是没见过、没听到过《吾车篇》。
上古华夏究竟有多少诗篇泯然无迹？《墨子·公孟》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合当古诗一千二百首。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篇。或谓孔子前本仅三百篇，孔子自言‘诗三百’是也。然《周礼》言九德、六诗之歌。九德者，《左传》所谓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谓之‘九歌’。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九德、六诗合十五种，今《诗》仅存三种，已有三百篇之多，则十五种当有一千五百篇。”对虽事先锋又自诩好古的我来说，识得《诗经》之外的上古诗篇，感觉更多拥有了一个文化秘密，好像贸然得福，独占了什么，私心以为在知识和精神的台阶上又登高了一级。
土于凤翔府天兴县（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人称之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韦应物、韩愈皆以之为周宣王时代的故物。宋人郑樵《通志略》以为石鼓作于秦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近现代罗振玉、马叙伦均认其出自秦文公时代。据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前770）。金石学家唐兰考证以为，石鼓刻凿时代当在秦献公十一年（前374）。今人刘星、刘牧则确认石鼓文当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前219～前213）之间。若此，则与李斯小篆勒石几乎同时。但石鼓文与李斯小篆何其异类！——学者们的莫衷一是，更增添了石鼓的神秘。
出土以后，石鼓最早被存放在凤翔孔庙。做《石鼓歌》的韩愈见到的是好友张藉持来的拓本。遇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置放于凤翔学府。参与寻找石鼓的人中包括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将其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学。逢“靖康之难”，石鼓被金人北掠，因不知其价值，中途被弃置荒野。后石鼓又流落到北京。有文化的清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都对石鼓呵护有加。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南迁，兜兜转转，险象迭出，但最终完好无损返回北京。解放战争后期，石鼓本在运送台湾之列，但因其太沉，上不了飞机，没能被运走。1956年石鼓在北京故宫展出。展馆原在皇极殿东庑房。2004年重新开展，展馆移至宁寿宫。
2019年秋，我因参与拍摄纪录片《与古为友》，与摄制组一起进入故宫。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每石高约90厘米，直径约67厘米，重约1吨。那冰凉的石头，曾经颠沛流离的石头，被康有为称作“中华第一古物”的石头，作为古文明核心象征的石头，其暗沉的色泽、斑驳的石皮、号称“汉字之祖”的残存的古字、不见于《诗经》而又为我熟知的古诗歌，令我晕眩穿越。我胸中涌起日星出没的洪波，仿佛得见秦国的君臣、狩猎捕鱼的士兵、烟尘与猎猎旌旗，仿佛听见士兵们的呼喊与石匠们叮叮的凿刻声。我当时真有跪拜之心，但没好意思。按捺流连之后，我假装平静地走出宁寿宫，望着旧朝的黄瓦红墙、新时代的四海游人，投入纪录片拍摄，但内心里排列着如大星陨石的石鼓。
如果这些石鼓上仅镌刻着实用的纪实纪事文字，而不是《诗经》之外的诗篇，如果这些石鼓和石鼓文字不是被张九龄、杜甫、岑参、韦应物、韩愈、梅尧臣、欧阳修、苏轼、苏辙、张耒、张养浩、揭傒斯、李东阳、董其昌、朱彝尊、王士祯、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沈德潜、姚鼐、翁方纲、曾国藩等高人吟咏过或者写到过，我在亲眼见到它们时不会荡胸波涌。石鼓所系之诗文、之文化记忆，自唐世以来形成了一个宏硕的系列。这个诗文系列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中非比寻常。
韦应物《石鼓歌》曰：
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
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
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
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
喘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寞。
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
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此殊悬隔。
如果没有略晚出的韩愈《石鼓歌》，韦应物的“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也应算雄蒙大语，为人牢记。但是论影响，在石鼓歌书写系列，当然首推韩愈韩退之的不朽杰作《石鼓歌》。该诗创作于元和六年（811）。诗中韩愈建议将石鼓从荒野运回，免受风霜与人为破坏，应置放并保护于太学，供诸生讲解切磋。其诗如此开篇：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
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灸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
……
这里韩愈用七言，并未袭用石鼓诗四言作句的形式。其诗启句平实，然后荡荡铺开，高追远古，将石鼓置于万世之中。按照中国古诗的一般体量，韩愈《石鼓歌》就算长诗了。不避我出，不化物我，纵横叙事，以文为诗，营语排奡，行文厚密，有时佶屈聱牙，却回肠荡气，仿佛对应着石鼓的古、硬、重、奥，以及风霜，以及文武合体之质。不知道是否有人说过，韩愈《石鼓歌》其实开创了一种诗歌的风格传统，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石鼓歌传统”。韩愈身后虽亦有诗家以飘逸之语、短小形式吟咏石鼓——如清代王士祯作五言律诗《石鼓山》“遥忆岐阳狩，来过石鼓山。韩苏今地下，星斗尚人间……”，但大多数后代诗人咏石鼓好像都是在续写韩愈的《石鼓歌》。约略说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写作风格，唐诗是唐诗，宋诗是宋诗，但要书写石鼓，宋、元、明、清的诗人们多取韩愈为模范。绝了！而且天下古物、古迹数不胜数，但为什么不同时代、朝代的诗人们并不使用统一风格书写例如杭州苏堤或者洞庭湖岳阳楼？石鼓歌书写系列堪称独有！我们由此看出韩愈的魔力，或者说是石鼓与韩愈共谋的魔力，将后代诗人中的不少人编入了同一个队列。
站在这个队列前头的除了梅尧臣，就是嬉笑怒骂又元气淋漓的苏轼苏东坡。但他“续写”《石鼓歌》时收起了自己常用的语调而改用韩愈的语调，仿佛韩公附体。北宋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到凤翔签判任。十六日，谒当地孔庙，抚石鼓，作《石鼓》诗。该诗为组诗《凤翔八观》之一。苏轼《石鼓》诗如此开篇：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
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箝在口。
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
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
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维鱮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
模糊半已似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
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
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
……
与韩诗一样，苏诗也是启句平实，但随后进入大开大合的表述，且用仄韵，写得比韩愈更像韩愈，等于把韩愈又发明了一遍。他首先把他的弟弟苏辙带进了这个石鼓歌队列。苏辙写有《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其一石鼓》：“岐山之阳石为鼓，叩之不鸣悬无虞。以为无用百无直，以为有用万物祖。置身无用有用间，自托周宣谁敢侮。宣王没后坟垅平，秦野苍茫不知处……”再后来的诗人们好像不加入这个队列就难称“诗人”：元代王冕，明代王维桢、董其昌、吴宽、李东阳，清代沈德潜等人纷纷入场，搞得连乾隆皇帝都摩拳擦掌地入列〔乾隆五十五年（1790），曾特令仿刻石鼓，置之辟雍。仿鼓现存北京孔庙〕。乾隆《石鼓歌》可能是老皇帝比较上档次的诗作之一：不仅韩公附体，苏公也附体，或者说是韩、苏化作了石鼓幽灵，附在了乾隆皇帝的身上。他的《石鼓歌》虽用到成语、套话，但写得像模像样，也是以纪事开始：
石鼓之数符天干，千秋法物世已少。
况乎辟雍所罗列，多士藉以资探讨。
韩苏杰作遥唱和，近者德潜诗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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