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宫“尚食”的几个事 #尚食# #尚食[超话]#
本文首发于《扬子晚报》，作者胡丹（皇帝不称朕）
尚者，上也（如尚方宝剑又名上方宝剑），尚又有掌管之义（如尚书），则“尚食”既指上方之食、御食，也可以是掌领上食之机构。总归“尚食”不是民间能用的词，它是皇家的专属；说白了，尚食就是管皇帝一家子吃饭的。
一、明宫确曾有过“尚食”
“尚食”是明代内廷机构，这在《明太祖实录》里有明确记载：1365年七月，当时还是吴王的朱元璋宫里，“置尚食、尚醴二局，设大使、副使各一人”。顾名思义，尚食管饭，尚醴管酒，有酒有饭，就可以饱醉了，看起来吴王的日子很有些好过了！
开设专门的“尚食局”埋锅造饭，这是朱家王朝兴旺发达的一个微小信息；不到三年，朱元璋果然登基坐殿，当上了大明皇帝。而这个开国前设立的尚食局，很可能是明宫最早的宦官衙门。
明朝首次“定内侍诸司官制”，是在洪武二年（1369），这时尚食局不见了，而在近侍内臣60人中，有“执膳”4人，专管皇上吃饭——《皇明祖训录》记：“执膳奉御，掌监造御膳供进。”
老朱家的生活越过越好，尤其是建国后，添丁加口的速度加快，朱元璋大小老婆四十多位，皇子公主合起来也有四十多，一旦开起家宴来，坐满十桌不止，光靠4个内臣执膳，肯定兜不住。不知后宫是搭伙吃饭，一齐吃集体食堂，还是各宫自开小灶，各顾各的？
洪武五年（1372），内廷始设“六局一司”，尚食局又来了！但它作为“六尚女官”之一，由宦官衙门变成了“女官之职”。朱元璋对设立女官这事儿很重视，专门派了两名宦官前往苏、杭二州，在民间选择能写会算、愿意入宫的妇女，一共44位，送到南京，其中14人授职任事，其他人因未满二十，赐银遣送回家。尚食局既然由妇女管理，理应专门照顾妃嫔和幼年皇子女的饮食。
皇明的后宫，规模不断扩大，尚食局也随之扩编，到洪武末年，尚食局的女官首领“尚食”增为二人，正五品，下设司膳司，“掌割烹煎和之事”，而且，“凡进食先尝之”——由这个情节来看，司膳司也供办御膳。但尚食局管的事，已不止主家的饮食，它下面还设司酝、司乐、司饎三司，分掌舆辇伞扇、园苑蔬果和灯烛膏火之事，相当于宫廷的总务科，而不止“膳食科”了。同时内官衙门里增设了四品尚膳监，掌管御膳与宫中筵宴及食用之物。
明朝的内廷，从主上到大小宫奴，总在两万人上下，一到饭点儿，这么多人一起突突地开火造饭，顿时炊烟四起，可不称盛景乎？大概京人都会指皇城说，万岁爷开饭了！
皇家的后厨，如上所言，包括尚食局与尚膳监两大系统，各自服务于不同的对象。吃饭的人太多，对宫廷后勤，是很大的考验。
在这些人中，自然皇帝的吃饭问题，最为重要。而皇帝对“饭口”的重视，不妨从朱元璋对厨子的特别态度说起——
二、朱元璋父子与厨子
洪武十一年，诸皇子中，前面几个儿郎已长成大小伙子，朱元璋迫不及待地打发他们到各自的封国去，好亲自掌领他老朱家的军马。几个王子上路了，忽一日，朱元璋接到密报，说第二子秦王朱樉，在到西安就藩的路上，因为一点小不如意，鞭打了厨子。而另一路到山西太原就藩的三王子晋王朱棡，也因小事笞辱了膳夫。
厨子、膳夫，打不得！
朱元璋竟然大起惶恐，立马点灯铺纸，亲笔写了一份敕谕，令人急送至儿前，谆谆告诫小子们，侮辱“造膳者”，有多危险！
他说：“膳，立命也，非操膳其事者不得其精”。人们常说，民以食为天，朱元璋却上升到“立命”的高度。他告诫秦王：你的吃食，掌于厨子之手，你不把厨子当人，“将操膳者视以寻常，是不可也”。为何不可？不是怕他勺子一颠，饭菜分量不够，而是“（你）若频加棰楚，不测之祸，恐生于此”！直白说，就是你把他打狠了，他在你食物中下毒，你小命不保！
在给晋王的教训里，朱元璋还拿自己现身说法，他说：
“你老父我率领群雄平定祸乱，对人从未姑息过。唯独厨子徐兴祖，事我二十三年，我从未折辱过他。”
这位以屠戮功臣著名的开国皇帝，一生杀人无数，独独对一介“膳夫”坚持“群众路线”，紧密团结，不愿结怨。“怨不在大，小子识之！”他是这么总结的。
朱元璋对这些“小人”可真是好，不单常赐以白金、宝钞，还送大官给他们做。朱元璋的厨子徐兴祖、井泉，都做到光禄寺卿；剃头匠杜安道、洪尚观，做到太常寺卿，都是从三品的皇皇京卿（参见拙著《大明王朝家里事儿》）。
明初时，宫廷制度初建，宫里有一些外臣服务皇帝的饮食，是特例。后来内外隔绝，规矩大发了，就不大有外人能入宫操膳，皇家的炊事员，都是内臣。
三、大太监魏忠贤靠“办膳”起家
在《尚食》这部戏，似乎宫廷女子包揽了后宫美食。其实，做饭辛苦，对体力是不小的考验，在家里，多是妈妈下厨，女主人管起一家子吃喝。但是在以做饭为工作的岗位上，还是男子才能胜任，所以历代名厨，多为须眉。
在我所能记忆的明代史料里，反映宫女与宫廷饮食关系的材料极少，很难展开了讲，或许只有这样，才给艺术创作留下更大的想象空间吧。看美女颠勺，总强似看那太监！然而，事实上，在明宫把勺的，却都是阉宦。
宫闱深远讳密，是外人难以知悉宫廷生活的主要原因。明末太监刘若愚写了一部《酌中志》，专记宫廷之事，提供了不少珍稀材料。他在记载“圣驾御前”近侍机构时，记有御药房、御茶房，还有尚冠、尚衣、尚履、管净（出恭之事）等诸色内臣，却偏偏没有一个管皇帝吃饭的“御膳房”；倒是有一个“大庖厨”，虽然也名列“近侍”（即亲近内臣），却怎么听也像一个大厨房，可能管着皇上身边近侍的饮食，而非万岁爷的御膳。
关于御膳的情况，刘若愚也有宝贵的记载，他说：
“天启以前，凡圣驾每日所进之膳，俱司礼监掌印、秉笔、掌东厂者二、三人轮流办之。”
就是说，在熹宗天启年以前，万岁爷用膳，都是由名位最为尊显的几个大太监，即司礼监的掌印、秉笔太监和掌东厂太监轮流操办。
为万岁爷办膳，是身份的象征，虽说皇帝就一张嘴，他能吃多少？可到底是准备“天馔御食”，场面不得不大。刘若愚记道，天启年间，司礼太监王体乾、魏忠贤、李永贞连同皇帝乳母客氏四家轮流办膳，每家管事官数十员、造办酒醋酱料厨役数百人，这还是紫禁城之外的；皇上吃饭了，在乾清宫里领膳、请膳和管果酒的近侍，每家也在四、五十员以上。
皇上一顿饭，宫里宫外大几百人忙活，可见这一口饭的排场和铺张。
而皇帝是不出伙食钱的，所需费用全由办膳的大太监承担，说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也算是荣宠之累吧！崇祯帝即位后，革除前朝弊政，改由尚膳监负责御前饮食——“亦节省意”。替谁节省呢？其实受益的是那几个大老太监，他们开脱了。但据刘若愚说，崇祯十四年后，复令司礼监掌印、掌厂、秉笔太监“照先年例挨月轮流办膳，仍遵祖制也”。为什么突然又要“遵祖制”了呢？这时候明朝不行了，尤其是经费左支右绌，皇帝也穷啊！崇祯帝也在想辙开源节流，于是下令将老规矩恢复起来，让那几个大太监挨着月份，轮流办膳，管皇上吃喝，实际上是借着“遵祖制”，把饭钱甩锅给了太监，他自己倒省下啦！崇祯帝也够鸡贼的。但皇上把腰包捂紧了，可办膳太监不会自己白白往外掏钱，皇上的饭钱，归了拢齐还是要从公家抠出来。
大家都知道，厨房管事是个肥差，因为做饭先得买菜，菜钱就是出油水的地方。刘若愚就记说，魏忠贤在给熹宗的妈王才人“办膳时，便渐充裕”。熹宗的爹，当了二十多年太子，不遭待见，自然“青宫凉薄”。熹宗他妈，又不遭太子爷待见，更是阔绰不起来，直到生下熹宗，才有专人办膳，魏忠贤就是抓住机会，夤缘入宫，为王才人母子办膳，以后才靠着这层关系发达起来。想当初，主子不富裕，魏忠贤都能“充裕”起来，说明宫廷菜钱里，油水还真是不少。据说崇祯帝一次想吃城里某家糕点铺的点心，派太监去买，普通人一两银子能吃饱，太监一经手，一百两银子不止，油水全被太监揩了。太监们还常以办膳为名，宫里宫外勒索食材，也是一宗发财之路。
从《酌中志》所记几个太监的“办膳处”来看，都比较分散。这就让我想到，今天我们去紫禁城参观，见明朝皇帝住的乾清宫，四下里似乎没一个厨房，宫里全是木头宫殿，防火关节重大，也不可随便搭灶开火。为皇上办膳的太监们各自找地方为皇上做饭，饭做得了，不可能打电话请皇上移驾过来吃，还得用笼屉装好了送去，路上一经风，菜凉了，还能好吃？说实话，我感觉皇帝在吃这一口上，未必是满意的，最大的不足，应该是没法像普通人那样，家里吃腻歪了，可以随时下馆子。
皇上家有庞大的班子造办御膳，想来真是人间珍馐，可是这就跟吃食堂一样，纵然花样很多，久之必然生厌。皇上念的不是龙肉凤胆，而是变个口味，吃点花样。我曾见一本明代笔记上说，成化年间，一个很有才名的翰林老先生，不仅一手文章铺排得好，还调得一手好羹肴，他有一道菜，皇帝特别喜欢吃，太监想学了来，方便做给皇帝吃，可是向翰林老先生讨教，他却死活不肯教。原来老先生是拿这道菜当作“勾引”皇帝的饵呢！皇帝想他的菜，必然想他这个做菜之人。这个事例说明，皇帝想尝鲜儿的欲望是很强烈的。主要还是宫里规矩太大，御厨做饭有板有眼，不容许自由创新，所以菜色虽然十分丰富，可皇帝每天吃着吃着，就把胃口吃败伤了。
本文首发于《扬子晚报》，作者胡丹（皇帝不称朕）
尚者，上也（如尚方宝剑又名上方宝剑），尚又有掌管之义（如尚书），则“尚食”既指上方之食、御食，也可以是掌领上食之机构。总归“尚食”不是民间能用的词，它是皇家的专属；说白了，尚食就是管皇帝一家子吃饭的。
一、明宫确曾有过“尚食”
“尚食”是明代内廷机构，这在《明太祖实录》里有明确记载：1365年七月，当时还是吴王的朱元璋宫里，“置尚食、尚醴二局，设大使、副使各一人”。顾名思义，尚食管饭，尚醴管酒，有酒有饭，就可以饱醉了，看起来吴王的日子很有些好过了！
开设专门的“尚食局”埋锅造饭，这是朱家王朝兴旺发达的一个微小信息；不到三年，朱元璋果然登基坐殿，当上了大明皇帝。而这个开国前设立的尚食局，很可能是明宫最早的宦官衙门。
明朝首次“定内侍诸司官制”，是在洪武二年（1369），这时尚食局不见了，而在近侍内臣60人中，有“执膳”4人，专管皇上吃饭——《皇明祖训录》记：“执膳奉御，掌监造御膳供进。”
老朱家的生活越过越好，尤其是建国后，添丁加口的速度加快，朱元璋大小老婆四十多位，皇子公主合起来也有四十多，一旦开起家宴来，坐满十桌不止，光靠4个内臣执膳，肯定兜不住。不知后宫是搭伙吃饭，一齐吃集体食堂，还是各宫自开小灶，各顾各的？
洪武五年（1372），内廷始设“六局一司”，尚食局又来了！但它作为“六尚女官”之一，由宦官衙门变成了“女官之职”。朱元璋对设立女官这事儿很重视，专门派了两名宦官前往苏、杭二州，在民间选择能写会算、愿意入宫的妇女，一共44位，送到南京，其中14人授职任事，其他人因未满二十，赐银遣送回家。尚食局既然由妇女管理，理应专门照顾妃嫔和幼年皇子女的饮食。
皇明的后宫，规模不断扩大，尚食局也随之扩编，到洪武末年，尚食局的女官首领“尚食”增为二人，正五品，下设司膳司，“掌割烹煎和之事”，而且，“凡进食先尝之”——由这个情节来看，司膳司也供办御膳。但尚食局管的事，已不止主家的饮食，它下面还设司酝、司乐、司饎三司，分掌舆辇伞扇、园苑蔬果和灯烛膏火之事，相当于宫廷的总务科，而不止“膳食科”了。同时内官衙门里增设了四品尚膳监，掌管御膳与宫中筵宴及食用之物。
明朝的内廷，从主上到大小宫奴，总在两万人上下，一到饭点儿，这么多人一起突突地开火造饭，顿时炊烟四起，可不称盛景乎？大概京人都会指皇城说，万岁爷开饭了！
皇家的后厨，如上所言，包括尚食局与尚膳监两大系统，各自服务于不同的对象。吃饭的人太多，对宫廷后勤，是很大的考验。
在这些人中，自然皇帝的吃饭问题，最为重要。而皇帝对“饭口”的重视，不妨从朱元璋对厨子的特别态度说起——
二、朱元璋父子与厨子
洪武十一年，诸皇子中，前面几个儿郎已长成大小伙子，朱元璋迫不及待地打发他们到各自的封国去，好亲自掌领他老朱家的军马。几个王子上路了，忽一日，朱元璋接到密报，说第二子秦王朱樉，在到西安就藩的路上，因为一点小不如意，鞭打了厨子。而另一路到山西太原就藩的三王子晋王朱棡，也因小事笞辱了膳夫。
厨子、膳夫，打不得！
朱元璋竟然大起惶恐，立马点灯铺纸，亲笔写了一份敕谕，令人急送至儿前，谆谆告诫小子们，侮辱“造膳者”，有多危险！
他说：“膳，立命也，非操膳其事者不得其精”。人们常说，民以食为天，朱元璋却上升到“立命”的高度。他告诫秦王：你的吃食，掌于厨子之手，你不把厨子当人，“将操膳者视以寻常，是不可也”。为何不可？不是怕他勺子一颠，饭菜分量不够，而是“（你）若频加棰楚，不测之祸，恐生于此”！直白说，就是你把他打狠了，他在你食物中下毒，你小命不保！
在给晋王的教训里，朱元璋还拿自己现身说法，他说：
“你老父我率领群雄平定祸乱，对人从未姑息过。唯独厨子徐兴祖，事我二十三年，我从未折辱过他。”
这位以屠戮功臣著名的开国皇帝，一生杀人无数，独独对一介“膳夫”坚持“群众路线”，紧密团结，不愿结怨。“怨不在大，小子识之！”他是这么总结的。
朱元璋对这些“小人”可真是好，不单常赐以白金、宝钞，还送大官给他们做。朱元璋的厨子徐兴祖、井泉，都做到光禄寺卿；剃头匠杜安道、洪尚观，做到太常寺卿，都是从三品的皇皇京卿（参见拙著《大明王朝家里事儿》）。
明初时，宫廷制度初建，宫里有一些外臣服务皇帝的饮食，是特例。后来内外隔绝，规矩大发了，就不大有外人能入宫操膳，皇家的炊事员，都是内臣。
三、大太监魏忠贤靠“办膳”起家
在《尚食》这部戏，似乎宫廷女子包揽了后宫美食。其实，做饭辛苦，对体力是不小的考验，在家里，多是妈妈下厨，女主人管起一家子吃喝。但是在以做饭为工作的岗位上，还是男子才能胜任，所以历代名厨，多为须眉。
在我所能记忆的明代史料里，反映宫女与宫廷饮食关系的材料极少，很难展开了讲，或许只有这样，才给艺术创作留下更大的想象空间吧。看美女颠勺，总强似看那太监！然而，事实上，在明宫把勺的，却都是阉宦。
宫闱深远讳密，是外人难以知悉宫廷生活的主要原因。明末太监刘若愚写了一部《酌中志》，专记宫廷之事，提供了不少珍稀材料。他在记载“圣驾御前”近侍机构时，记有御药房、御茶房，还有尚冠、尚衣、尚履、管净（出恭之事）等诸色内臣，却偏偏没有一个管皇帝吃饭的“御膳房”；倒是有一个“大庖厨”，虽然也名列“近侍”（即亲近内臣），却怎么听也像一个大厨房，可能管着皇上身边近侍的饮食，而非万岁爷的御膳。
关于御膳的情况，刘若愚也有宝贵的记载，他说：
“天启以前，凡圣驾每日所进之膳，俱司礼监掌印、秉笔、掌东厂者二、三人轮流办之。”
就是说，在熹宗天启年以前，万岁爷用膳，都是由名位最为尊显的几个大太监，即司礼监的掌印、秉笔太监和掌东厂太监轮流操办。
为万岁爷办膳，是身份的象征，虽说皇帝就一张嘴，他能吃多少？可到底是准备“天馔御食”，场面不得不大。刘若愚记道，天启年间，司礼太监王体乾、魏忠贤、李永贞连同皇帝乳母客氏四家轮流办膳，每家管事官数十员、造办酒醋酱料厨役数百人，这还是紫禁城之外的；皇上吃饭了，在乾清宫里领膳、请膳和管果酒的近侍，每家也在四、五十员以上。
皇上一顿饭，宫里宫外大几百人忙活，可见这一口饭的排场和铺张。
而皇帝是不出伙食钱的，所需费用全由办膳的大太监承担，说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也算是荣宠之累吧！崇祯帝即位后，革除前朝弊政，改由尚膳监负责御前饮食——“亦节省意”。替谁节省呢？其实受益的是那几个大老太监，他们开脱了。但据刘若愚说，崇祯十四年后，复令司礼监掌印、掌厂、秉笔太监“照先年例挨月轮流办膳，仍遵祖制也”。为什么突然又要“遵祖制”了呢？这时候明朝不行了，尤其是经费左支右绌，皇帝也穷啊！崇祯帝也在想辙开源节流，于是下令将老规矩恢复起来，让那几个大太监挨着月份，轮流办膳，管皇上吃喝，实际上是借着“遵祖制”，把饭钱甩锅给了太监，他自己倒省下啦！崇祯帝也够鸡贼的。但皇上把腰包捂紧了，可办膳太监不会自己白白往外掏钱，皇上的饭钱，归了拢齐还是要从公家抠出来。
大家都知道，厨房管事是个肥差，因为做饭先得买菜，菜钱就是出油水的地方。刘若愚就记说，魏忠贤在给熹宗的妈王才人“办膳时，便渐充裕”。熹宗的爹，当了二十多年太子，不遭待见，自然“青宫凉薄”。熹宗他妈，又不遭太子爷待见，更是阔绰不起来，直到生下熹宗，才有专人办膳，魏忠贤就是抓住机会，夤缘入宫，为王才人母子办膳，以后才靠着这层关系发达起来。想当初，主子不富裕，魏忠贤都能“充裕”起来，说明宫廷菜钱里，油水还真是不少。据说崇祯帝一次想吃城里某家糕点铺的点心，派太监去买，普通人一两银子能吃饱，太监一经手，一百两银子不止，油水全被太监揩了。太监们还常以办膳为名，宫里宫外勒索食材，也是一宗发财之路。
从《酌中志》所记几个太监的“办膳处”来看，都比较分散。这就让我想到，今天我们去紫禁城参观，见明朝皇帝住的乾清宫，四下里似乎没一个厨房，宫里全是木头宫殿，防火关节重大，也不可随便搭灶开火。为皇上办膳的太监们各自找地方为皇上做饭，饭做得了，不可能打电话请皇上移驾过来吃，还得用笼屉装好了送去，路上一经风，菜凉了，还能好吃？说实话，我感觉皇帝在吃这一口上，未必是满意的，最大的不足，应该是没法像普通人那样，家里吃腻歪了，可以随时下馆子。
皇上家有庞大的班子造办御膳，想来真是人间珍馐，可是这就跟吃食堂一样，纵然花样很多，久之必然生厌。皇上念的不是龙肉凤胆，而是变个口味，吃点花样。我曾见一本明代笔记上说，成化年间，一个很有才名的翰林老先生，不仅一手文章铺排得好，还调得一手好羹肴，他有一道菜，皇帝特别喜欢吃，太监想学了来，方便做给皇帝吃，可是向翰林老先生讨教，他却死活不肯教。原来老先生是拿这道菜当作“勾引”皇帝的饵呢！皇帝想他的菜，必然想他这个做菜之人。这个事例说明，皇帝想尝鲜儿的欲望是很强烈的。主要还是宫里规矩太大，御厨做饭有板有眼，不容许自由创新，所以菜色虽然十分丰富，可皇帝每天吃着吃着，就把胃口吃败伤了。
维摩诘 [wéi mó jié]
维摩诘，维摩罗诘、毗摩罗诘、净名、无垢称、金粟如来、净名居士、维摩居士
在家的大乘佛教居士，是著名的在家菩萨。据《维摩诘经》所讲，维摩诘是古印度毗舍离地方的一位富翁，家有万贯，奴婢成群。但是，他勤于攻读，虔诚修行，能够处相而不住相，对境而不生境，得圣果成就，被称为大菩萨。这位大菩萨早已成佛，他才智超群，享尽人间富贵，又擅论佛法，深得佛祖尊重，也是诗人王维心中的楷模。
梵文里“维”是“没有”之意，“摩”是“脏”，而“诘”是“匀称”。 即为无垢。
维摩诘为诸大菩萨之代表。直心正念真如，亲证平等实相；见得一切众生心源，具足恒沙烦恼，无量功德。故起方便教化，使一切众生，除心源上之烦恼，显心源上之功德。然其为模范与标准者，须依已除已显之佛。起广大心，证如实相，则能依佛功德为功德也。
有一次，他称病在家，惊动了佛陀。佛陀特派文殊师利菩萨等去探病。佛知道维摩诘菩萨只是诈病，所以派去了被誉为智慧第一的文殊菩萨。文殊见到维摩诘后,两位菩萨互斗机锋，反复论说佛法,义理深奥，妙语连珠,使同去探访的菩萨、罗汉们都听呆了。一场论战后，文殊菩萨对维摩诘倍加推崇,人们对维摩诘菩萨也更加崇敬了。
维摩诘是音译，详称为维摩罗诘，或简称维摩，旧译净名，新译无垢称，则为意译。根据《维摩诘经》记载，维摩居士自妙喜国土化生于娑婆世界，示家居士相，辅翼佛陀教化，为法身大士。
他是毘舍离城中的一名富商长者，不仅辩才无碍，慈悲方便，而且受到城市居民们的爱戴。他的妻子貌美，名叫无垢，有一双儿女，子名善思童子，女名月上女，皆具宿世善根。一家四口，平日以法自娱。善思童子还在襁褓中时，即能与佛及诸大弟子问答妙义。
佛陀曾至毘舍离城，善思童子献花与佛，佛陀为他说法，当下就证得无生法忍。月上女出生时，不曾啼哭，且能开口道出宿世因缘，由她身上散发出的光明胜于月照，犹如金色，照耀家内。八岁大时，已长成美妙多姿的童女，引起城内诸大臣、居士、长者、婆罗门及豪门贵族的童男爱慕追求，因而展开一场神通游戏的招亲活动，最后月上女度化了诸童子入佛道，发菩提心。月上女曾以她的辩才神通，与声闻、菩萨讨论佛法妙义，并蒙佛授记。所以经中描述维摩居士“虽处居家，不着三界；示有妻子，常修梵行”。
他奉行菩萨道，为度化声闻二乘人配合文殊菩萨以及本师释迦摩尼佛，运用权巧方便，乃至示现生病，而由佛陀弟子、菩萨及文殊师利菩萨的探病过程，凸显维摩居士悲智双运的菩萨道精神。他往来于各阶层，经商讲信用，甚至出入各种声色场所，随缘度众，也都是为了要宣扬大乘佛教的教义。他教导娑婆众生，当下照见心灵净土，创造美好世界；阐说不可思议的解脱法门，强调“烦恼即菩提，不离生死、不证涅盘”的不二法门，提供修行人治病的妙药良方。
《维摩诘经》
《维摩诘经》由三国吴支谦译出后，即在我国盛行，历代以来多达七种汉译本，以鸠摩罗什所译最为流畅，评价最高，流通也最广。这部经是最长的白话诗，共两万五千言；也是一部最佳的剧本，富艺术创作价值。除了文学艺术价值之外，最重要的是，本经已经成为在家居士奉为圭臬的修行宝典。
《维摩诘所说经》（梵文：विमलकीर्ति निर्देश सूत्रVimalakīrtinirdeśa-sūtra），简称《维摩诘经》、《维摩经》，或称《不可思议解脱经》、《净名经》，是大乘佛教的佛经。该经共三卷十四品，以维摩诘居士命名。最通行的版本由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它以辩论的方式来详细说明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在教义上的分别，集中讨论不二论。
后世影响
舞台剧《维摩诘居士》由台湾金色莲花表演坊创作。整部舞台剧以2500年前的佛陀时代为背景，舞台场景的设计充满唯美富丽的古印度艺术风味。戏剧内容叙述证有菩萨果位，但示现商人的主人翁维摩诘居士，如何以游戏三昧的人生态度，与超然无碍的智慧，自由穿梭于入世与出世的各种场合中，济贫扶弱、弘法度众。维摩诘居士于佛陀十大弟子、天帝释、菩萨与魔王间除执破相、权变显空，显示出佛教的精神与特色。通过各种你来我往、犀利幽默、语带玄机的智慧对话，阐释修行修心的根本重点。
以他为主体的《维摩诘所说经》，又名《不可思议解脱经》，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此经译本共有六种，其中以鸠摩罗什译本流通最广。本经情节丰富，充满戏剧色彩，含蕴着无上智慧，历来为中国各界学人信徒所喜爱。《维摩诘所说经》是一部“弹偏斥小”、“叹大褒圆”、“耻小慕大”、“回小向大”的佛典。共十四品，每一品皆详述菩萨和罗汉的优美趣事。如维摩居士以生病为缘，广为大众说法，诸罗汉、菩萨自觉对佛法体证不够，拒往探病。文殊菩萨畅论不二法门，维摩诘以默然回应，令文殊不禁叹道“善哉！善哉！乃至无有文字语言，是真入不二法门。”《维摩诘经》对我国的文学、哲学影响甚巨，而维摩诘居士也成为僧俗及各学派、教派赞叹的对象。
维摩诘是个富有的居士，佛学修养很高，连很多菩萨都来向他请教问法。“菩萨曾问过维摩诘：‘你既是一位大菩萨，却又拖家带眷，怎会自在呢？’维摩诘回答：‘我母为智慧，我父度众生，我妻是从修行中得到的法喜。女儿代表慈悲心，儿子代表善心。我有家，但以佛性为屋舍。我的弟子就是一切众生，我的朋友是各种不同的修行法门，就连在我周围献艺的美女，也是四种摄化众生的方便。’”
维摩诘即便有妻有子过世俗生活，他也能无垢相称，自得解脱。
唐朝大诗人王维，字摩诘，便源于此。他本人更号“诗佛”。
维摩诘，维摩罗诘、毗摩罗诘、净名、无垢称、金粟如来、净名居士、维摩居士
在家的大乘佛教居士，是著名的在家菩萨。据《维摩诘经》所讲，维摩诘是古印度毗舍离地方的一位富翁，家有万贯，奴婢成群。但是，他勤于攻读，虔诚修行，能够处相而不住相，对境而不生境，得圣果成就，被称为大菩萨。这位大菩萨早已成佛，他才智超群，享尽人间富贵，又擅论佛法，深得佛祖尊重，也是诗人王维心中的楷模。
梵文里“维”是“没有”之意，“摩”是“脏”，而“诘”是“匀称”。 即为无垢。
维摩诘为诸大菩萨之代表。直心正念真如，亲证平等实相；见得一切众生心源，具足恒沙烦恼，无量功德。故起方便教化，使一切众生，除心源上之烦恼，显心源上之功德。然其为模范与标准者，须依已除已显之佛。起广大心，证如实相，则能依佛功德为功德也。
有一次，他称病在家，惊动了佛陀。佛陀特派文殊师利菩萨等去探病。佛知道维摩诘菩萨只是诈病，所以派去了被誉为智慧第一的文殊菩萨。文殊见到维摩诘后,两位菩萨互斗机锋，反复论说佛法,义理深奥，妙语连珠,使同去探访的菩萨、罗汉们都听呆了。一场论战后，文殊菩萨对维摩诘倍加推崇,人们对维摩诘菩萨也更加崇敬了。
维摩诘是音译，详称为维摩罗诘，或简称维摩，旧译净名，新译无垢称，则为意译。根据《维摩诘经》记载，维摩居士自妙喜国土化生于娑婆世界，示家居士相，辅翼佛陀教化，为法身大士。
他是毘舍离城中的一名富商长者，不仅辩才无碍，慈悲方便，而且受到城市居民们的爱戴。他的妻子貌美，名叫无垢，有一双儿女，子名善思童子，女名月上女，皆具宿世善根。一家四口，平日以法自娱。善思童子还在襁褓中时，即能与佛及诸大弟子问答妙义。
佛陀曾至毘舍离城，善思童子献花与佛，佛陀为他说法，当下就证得无生法忍。月上女出生时，不曾啼哭，且能开口道出宿世因缘，由她身上散发出的光明胜于月照，犹如金色，照耀家内。八岁大时，已长成美妙多姿的童女，引起城内诸大臣、居士、长者、婆罗门及豪门贵族的童男爱慕追求，因而展开一场神通游戏的招亲活动，最后月上女度化了诸童子入佛道，发菩提心。月上女曾以她的辩才神通，与声闻、菩萨讨论佛法妙义，并蒙佛授记。所以经中描述维摩居士“虽处居家，不着三界；示有妻子，常修梵行”。
他奉行菩萨道，为度化声闻二乘人配合文殊菩萨以及本师释迦摩尼佛，运用权巧方便，乃至示现生病，而由佛陀弟子、菩萨及文殊师利菩萨的探病过程，凸显维摩居士悲智双运的菩萨道精神。他往来于各阶层，经商讲信用，甚至出入各种声色场所，随缘度众，也都是为了要宣扬大乘佛教的教义。他教导娑婆众生，当下照见心灵净土，创造美好世界；阐说不可思议的解脱法门，强调“烦恼即菩提，不离生死、不证涅盘”的不二法门，提供修行人治病的妙药良方。
《维摩诘经》
《维摩诘经》由三国吴支谦译出后，即在我国盛行，历代以来多达七种汉译本，以鸠摩罗什所译最为流畅，评价最高，流通也最广。这部经是最长的白话诗，共两万五千言；也是一部最佳的剧本，富艺术创作价值。除了文学艺术价值之外，最重要的是，本经已经成为在家居士奉为圭臬的修行宝典。
《维摩诘所说经》（梵文：विमलकीर्ति निर्देश सूत्रVimalakīrtinirdeśa-sūtra），简称《维摩诘经》、《维摩经》，或称《不可思议解脱经》、《净名经》，是大乘佛教的佛经。该经共三卷十四品，以维摩诘居士命名。最通行的版本由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它以辩论的方式来详细说明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在教义上的分别，集中讨论不二论。
后世影响
舞台剧《维摩诘居士》由台湾金色莲花表演坊创作。整部舞台剧以2500年前的佛陀时代为背景，舞台场景的设计充满唯美富丽的古印度艺术风味。戏剧内容叙述证有菩萨果位，但示现商人的主人翁维摩诘居士，如何以游戏三昧的人生态度，与超然无碍的智慧，自由穿梭于入世与出世的各种场合中，济贫扶弱、弘法度众。维摩诘居士于佛陀十大弟子、天帝释、菩萨与魔王间除执破相、权变显空，显示出佛教的精神与特色。通过各种你来我往、犀利幽默、语带玄机的智慧对话，阐释修行修心的根本重点。
以他为主体的《维摩诘所说经》，又名《不可思议解脱经》，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此经译本共有六种，其中以鸠摩罗什译本流通最广。本经情节丰富，充满戏剧色彩，含蕴着无上智慧，历来为中国各界学人信徒所喜爱。《维摩诘所说经》是一部“弹偏斥小”、“叹大褒圆”、“耻小慕大”、“回小向大”的佛典。共十四品，每一品皆详述菩萨和罗汉的优美趣事。如维摩居士以生病为缘，广为大众说法，诸罗汉、菩萨自觉对佛法体证不够，拒往探病。文殊菩萨畅论不二法门，维摩诘以默然回应，令文殊不禁叹道“善哉！善哉！乃至无有文字语言，是真入不二法门。”《维摩诘经》对我国的文学、哲学影响甚巨，而维摩诘居士也成为僧俗及各学派、教派赞叹的对象。
维摩诘是个富有的居士，佛学修养很高，连很多菩萨都来向他请教问法。“菩萨曾问过维摩诘：‘你既是一位大菩萨，却又拖家带眷，怎会自在呢？’维摩诘回答：‘我母为智慧，我父度众生，我妻是从修行中得到的法喜。女儿代表慈悲心，儿子代表善心。我有家，但以佛性为屋舍。我的弟子就是一切众生，我的朋友是各种不同的修行法门，就连在我周围献艺的美女，也是四种摄化众生的方便。’”
维摩诘即便有妻有子过世俗生活，他也能无垢相称，自得解脱。
唐朝大诗人王维，字摩诘，便源于此。他本人更号“诗佛”。
[心] 中国最美的100首情诗[心]
君若扬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沈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曹植《明月上高楼》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
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
借问叹者谁，自云宕子妻。
夫行逾十载，贱妾常独栖。
念君过于渴，思君剧于饥。
君作高山柏，妾为浊水泥。
北风行萧萧，烈烈入吾耳。
心中念故人，泪堕不能止。
浮沈各异路，会合当何谐。
愿作东北风，吹我入君怀。
君怀常不开，贱妾当何依。
恩情中道绝，流止任东西。
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
今日乐相乐，别后莫相忘。读曹植《明月上高楼》，感受诗人心中万千愁苦。
《明月上高楼》，曹植以怨妇诗的手法来表达自己对兄长疏远排斥的苦闷，其中的伤感哀怨可见一斑。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明月高照时，妇人独倚高楼，那流光洒落在她身上，心里是对丈夫的无限思念。只浅浅一句关于景致的描写，便将妇人那缱绻忧伤的思绪渲染得十分细腻真切。由这些意象引起的遐思纷飞，使得妇人心中更加哀伤。
“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清尘水泥一浮一沉，它们永远都处于不同的位置难以相融，注定无法在一起，这一句运用“比”的手法，将丈夫比作高高在上的“清尘”，而自己则是低下尘埃的水泥，两者相差太远注定难以交汇。
最后一句“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将妇人心中的坚贞之意刻画得非常真切，为了见夫君一面，她不惜化作西南风，化入君中怀，字字句句都透露出了曹植坚定忠贞的情谊。
我想我是同情曹植的，虽然他的确犯过一些过错，但是正如《七步诗》中所言，“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兄弟如手足，如此残忍地相互斗争也确实违背了亲情的初衷。
当然关于他们兄弟俩的明争暗斗，或许只有身处其间才能真实体会到那种折磨，没有谁愿意与手足相残，除非事情的确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每个人为了自己的权利地位不惜舍弃另外一些东西，这就得看我们如何去做取舍了。
思妇被夫君遗弃，而曹植遭受兄长的遗弃，他心中郁郁难言，唯剩下西风凋残，心事残缺。我还是希望亲情是纯粹的，不会因为外界的背叛而分道扬镳，毕竟骨血之亲是无法更改的，我们都不应该擅自违背上天宿定的这份血缘。
赏析
曹植的诗歌，一般皆以建安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曹植正值年少气盛之际，以洋溢的才华令人侧目外，更因此受尽了父亲疼爱。曹操对这个「每见进难问，应声而对」的儿子，是「特见宠爱」 的。于是这个时期的曹植，过的是富贵无忧的公子哥儿的生活，诗歌里也就充满着少年人的雄心壮志及趾高气扬的意味，＜白马篇＞可作代表。而本来凭着出色的天赋与才华，曹植极有可能继承其父的霸业，只可惜他「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终于渐渐使曹操对他丧失信心。相反的，曹植的同父异母的兄长曹丕却自重自持，虽然才华光芒皆稍逊其弟，但曹操考量「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故遂定为嗣」（＜三国志＞）。
曹操的逝世，是一代风云的终结，同时也是曹植生命中的转折点。曹丕继位以后，对这个一度曾是王位准继承者的弟弟十分防备。他不只把曹植分封至京城以外，使他远离政治权力中心，甚至还设了「监国使者」，以防其弟图谋不轨，威胁本身的地位。人们耳熟能详的＜七步诗＞：「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说的正是曹植在曹丕的胁迫下，所作的一首哀泣骨肉相残的诗歌。这首诗歌真正的渊源不可考究，流传的版本亦有不同，出于曹植之手的可能性也很低，可是从这首诗里，还是得以见出曹丕兄弟间相互争斗猜忌确属事实。
曹植满腔抱负无处施展，而手足胞兄对自己处处防范，不禁令曹植心灰意懒。被压制受监视的结果，令他后期所作诗歌多倾向于感伤哀怨一类，而以弃妇自比更是其诗歌的特色之一。除了这首＜七哀＞，其他如＜浮萍篇＞、＜杂诗＞等诗里皆有怨妇形象的运用。怨妇形象的运用，可以追溯至《诗经》。《诗经》里的女性有两种形象，一是窈窕贤淑的美女如＜关雎＞；另一类则是现实中的弃妇，例如＜卫风．氓＞。到了楚辞，女子常常是一种美好的象征，用来代指美好的品性又或是借喻君主。此后的《古诗十九首》里，怨妇的形象更是运用得很普遍，如＜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等，但这里面的思妇怨妇以写实居多。而发展到建安时期，诗文里的女子形象则是真实的弃妇形象与用作托讽的象喻两者兼而有之。曹植这首＜七哀＞里的弃妇，就是用作象喻的。
曹植一直是有政治野心、期盼成就丰功事业的，他在＜与杨德祖书＞中就说：「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应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这种致君为国的理想，不仅是曹植个人的志向，同时也是当时整个时代的风气反映。建安时代时局动荡不安，曹操的雄才豪行、英伟气势，在当时的建安文士间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带动了一股求取建功立业的风潮。曹植就是如此深受乃父与整个时代风潮的熏染，汲汲渴望能「名编壮士籍」、「捐躯赴国难」（＜白马篇＞）。
可是抱着成就功名期盼的臣子，如果不能获得君主的赏识任用，那便全无施展才能抱负之机，没有办法实现自我的价值。这样的君臣关系，就彷佛那个时代全心托靠男性的女子，一朝被夫君离弃，那就是没了依傍的怨妇，失去生存的价值以及生命的重心。曹植此时已自知功名无望，于是将满腔哀怨寄托在和他具备相同情感的怨妇的愁苦里。
刘履评＜七哀诗＞道「子建与文帝同母骨肉，今乃浮沉异势，不相亲与，故特以孤妾自喻，而切切哀虑也」 。此话实在总括了＜七哀＞此诗的内容思想。七哀，李冶《古今注》谓人有七情，今哀戚太盛，喜、怒、乐、哀、恶、欲皆无，唯有一哀，故谓之七哀 。这样阐释七哀题旨的旨意，可说非常确切合适。七情失其六，唯余一哀，这份哀伤弥漫整体，本来应有七情之别如今同为一哀，十分突显了哀伤之厚重。《文选》就将本篇归入哀伤一类，而本诗的确是笼罩在浓浓的哀戚伤痛里。
＜七哀＞开头两句用的是托物起兴的手法。明月在中国诗歌传统里，往往起着触发怀想相思的作用 ，比如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月光月夜，常常会撩起诗人绵绵不尽的思绪，勾起心中思念怪挂怀的人或事。所以当皎洁的明月照着高楼，清澄的月光如徘徊不止的流水轻轻晃动着，伫立在高楼上登高望远的思妇，在月光的沐浴下伤叹着无尽哀愁。曹植接着采用自问自答的形式，牵引出怨妇幽幽地叙述悲苦的身世，这同时也是曹植牵动了对自己崎岖境遇的感慨。从明月撩动心事到引述内心苦闷，曹植写得流畅自然，不着痕迹，难怪能成为「建安绝唱」。
君若扬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沈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曹植《明月上高楼》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
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
借问叹者谁，自云宕子妻。
夫行逾十载，贱妾常独栖。
念君过于渴，思君剧于饥。
君作高山柏，妾为浊水泥。
北风行萧萧，烈烈入吾耳。
心中念故人，泪堕不能止。
浮沈各异路，会合当何谐。
愿作东北风，吹我入君怀。
君怀常不开，贱妾当何依。
恩情中道绝，流止任东西。
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
今日乐相乐，别后莫相忘。读曹植《明月上高楼》，感受诗人心中万千愁苦。
《明月上高楼》，曹植以怨妇诗的手法来表达自己对兄长疏远排斥的苦闷，其中的伤感哀怨可见一斑。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明月高照时，妇人独倚高楼，那流光洒落在她身上，心里是对丈夫的无限思念。只浅浅一句关于景致的描写，便将妇人那缱绻忧伤的思绪渲染得十分细腻真切。由这些意象引起的遐思纷飞，使得妇人心中更加哀伤。
“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清尘水泥一浮一沉，它们永远都处于不同的位置难以相融，注定无法在一起，这一句运用“比”的手法，将丈夫比作高高在上的“清尘”，而自己则是低下尘埃的水泥，两者相差太远注定难以交汇。
最后一句“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将妇人心中的坚贞之意刻画得非常真切，为了见夫君一面，她不惜化作西南风，化入君中怀，字字句句都透露出了曹植坚定忠贞的情谊。
我想我是同情曹植的，虽然他的确犯过一些过错，但是正如《七步诗》中所言，“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兄弟如手足，如此残忍地相互斗争也确实违背了亲情的初衷。
当然关于他们兄弟俩的明争暗斗，或许只有身处其间才能真实体会到那种折磨，没有谁愿意与手足相残，除非事情的确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每个人为了自己的权利地位不惜舍弃另外一些东西，这就得看我们如何去做取舍了。
思妇被夫君遗弃，而曹植遭受兄长的遗弃，他心中郁郁难言，唯剩下西风凋残，心事残缺。我还是希望亲情是纯粹的，不会因为外界的背叛而分道扬镳，毕竟骨血之亲是无法更改的，我们都不应该擅自违背上天宿定的这份血缘。
赏析
曹植的诗歌，一般皆以建安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曹植正值年少气盛之际，以洋溢的才华令人侧目外，更因此受尽了父亲疼爱。曹操对这个「每见进难问，应声而对」的儿子，是「特见宠爱」 的。于是这个时期的曹植，过的是富贵无忧的公子哥儿的生活，诗歌里也就充满着少年人的雄心壮志及趾高气扬的意味，＜白马篇＞可作代表。而本来凭着出色的天赋与才华，曹植极有可能继承其父的霸业，只可惜他「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终于渐渐使曹操对他丧失信心。相反的，曹植的同父异母的兄长曹丕却自重自持，虽然才华光芒皆稍逊其弟，但曹操考量「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故遂定为嗣」（＜三国志＞）。
曹操的逝世，是一代风云的终结，同时也是曹植生命中的转折点。曹丕继位以后，对这个一度曾是王位准继承者的弟弟十分防备。他不只把曹植分封至京城以外，使他远离政治权力中心，甚至还设了「监国使者」，以防其弟图谋不轨，威胁本身的地位。人们耳熟能详的＜七步诗＞：「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说的正是曹植在曹丕的胁迫下，所作的一首哀泣骨肉相残的诗歌。这首诗歌真正的渊源不可考究，流传的版本亦有不同，出于曹植之手的可能性也很低，可是从这首诗里，还是得以见出曹丕兄弟间相互争斗猜忌确属事实。
曹植满腔抱负无处施展，而手足胞兄对自己处处防范，不禁令曹植心灰意懒。被压制受监视的结果，令他后期所作诗歌多倾向于感伤哀怨一类，而以弃妇自比更是其诗歌的特色之一。除了这首＜七哀＞，其他如＜浮萍篇＞、＜杂诗＞等诗里皆有怨妇形象的运用。怨妇形象的运用，可以追溯至《诗经》。《诗经》里的女性有两种形象，一是窈窕贤淑的美女如＜关雎＞；另一类则是现实中的弃妇，例如＜卫风．氓＞。到了楚辞，女子常常是一种美好的象征，用来代指美好的品性又或是借喻君主。此后的《古诗十九首》里，怨妇的形象更是运用得很普遍，如＜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等，但这里面的思妇怨妇以写实居多。而发展到建安时期，诗文里的女子形象则是真实的弃妇形象与用作托讽的象喻两者兼而有之。曹植这首＜七哀＞里的弃妇，就是用作象喻的。
曹植一直是有政治野心、期盼成就丰功事业的，他在＜与杨德祖书＞中就说：「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应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这种致君为国的理想，不仅是曹植个人的志向，同时也是当时整个时代的风气反映。建安时代时局动荡不安，曹操的雄才豪行、英伟气势，在当时的建安文士间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带动了一股求取建功立业的风潮。曹植就是如此深受乃父与整个时代风潮的熏染，汲汲渴望能「名编壮士籍」、「捐躯赴国难」（＜白马篇＞）。
可是抱着成就功名期盼的臣子，如果不能获得君主的赏识任用，那便全无施展才能抱负之机，没有办法实现自我的价值。这样的君臣关系，就彷佛那个时代全心托靠男性的女子，一朝被夫君离弃，那就是没了依傍的怨妇，失去生存的价值以及生命的重心。曹植此时已自知功名无望，于是将满腔哀怨寄托在和他具备相同情感的怨妇的愁苦里。
刘履评＜七哀诗＞道「子建与文帝同母骨肉，今乃浮沉异势，不相亲与，故特以孤妾自喻，而切切哀虑也」 。此话实在总括了＜七哀＞此诗的内容思想。七哀，李冶《古今注》谓人有七情，今哀戚太盛，喜、怒、乐、哀、恶、欲皆无，唯有一哀，故谓之七哀 。这样阐释七哀题旨的旨意，可说非常确切合适。七情失其六，唯余一哀，这份哀伤弥漫整体，本来应有七情之别如今同为一哀，十分突显了哀伤之厚重。《文选》就将本篇归入哀伤一类，而本诗的确是笼罩在浓浓的哀戚伤痛里。
＜七哀＞开头两句用的是托物起兴的手法。明月在中国诗歌传统里，往往起着触发怀想相思的作用 ，比如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月光月夜，常常会撩起诗人绵绵不尽的思绪，勾起心中思念怪挂怀的人或事。所以当皎洁的明月照着高楼，清澄的月光如徘徊不止的流水轻轻晃动着，伫立在高楼上登高望远的思妇，在月光的沐浴下伤叹着无尽哀愁。曹植接着采用自问自答的形式，牵引出怨妇幽幽地叙述悲苦的身世，这同时也是曹植牵动了对自己崎岖境遇的感慨。从明月撩动心事到引述内心苦闷，曹植写得流畅自然，不着痕迹，难怪能成为「建安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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